來自捷克的三十二歲靚仔男神Tomas,擁有四個碩士學位,曾在十五個國家留學。兩年前,他為爸爸整理遺物時,發現爸爸生前無交保費導致保單過期,又過了索償期限未能取回賠償金,保險費即是白供。為此他一六年來港,創立首個「保險錢包」應用程式CoverGo,一方面針對「孤兒單」、即無經紀跟進的客戶,統一管理手頭所有保單;另一方面讓經紀提供顧問服務,達到matching效果。現時CoverGo有四名投資者,曾做過銀行及保險顧問的Tomas,幾經考慮,決定跨越歐洲隻身來到香港創業,全因看準香港地小市場大,「其實香港人很叻,很多人都了解保險運作並會投資,適應新事物能力高,我們只需幫助他們管理。」我點sell?化繁為簡 CoverGo設用戶版及保險經紀版,前者用戶上載保單照片或輸入資料至app,就會自動分析其內容、保障範圍及計算保費等,即使手持不同公司保單亦可在同一介面總覽;後者保險經紀透過登記用戶,便可成為保險顧問。這時用戶可選擇任何一位保險顧問,為其保單提供專業意見和銷售產品,亦即是matching。今年二月發行至今,CoverGo有一千人下載,五百名登記用戶,其中有五十人登記成為保險顧問,算在起步階段。CoverGo另一特點,是涵蓋廿四個保障範圍,供客戶就相對保單諮詢顧問,除了一般的醫療危疾保,它亦包含藝術、船隻、高爾夫球、寵物等特別保險資料。「我發現香港人,每個用戶平均持三份保單,亦有用戶持超過二十份保單!根據應用程式數據,超過六成用戶上載人壽保單,包括養老金、退休金和投資,約一成用戶對藝術保險等特別有興趣!」營運CoverGo頭六個月,Tomas只是食老本,從過往工作積蓄中投資十萬美元,與同伴共同開發。創業團隊八人,包括本地和外國員工各三名,Tomas要馬不停蹄、與不同保險公司及創業人士見面,「香港的金融科技比歐洲好,銀行公司亦會主動投資相關發展,可見未來發展潛力,因此現在是最好時機推出程式。」 有關係就沒關係 Tomas識講八種語言唯獨中文除外,言語不通,加上跨越中亞隻身來港,無人無物的Tomas直言,沒有想過香港保險業如此重視關係,因此他決心貼地「靠關係」,「現在已有五十個保險顧問登記成為CoverGo用戶,他們多由保險公司或朋友介紹,我每月亦會跟他們定期面談,聽取對CoverGo的意見。」不過並非所有經紀登記後都能成為顧問,Tomas會在面談時,從經紀的言行、業務實踐理念及過往經驗等,篩選信譽良好的合作夥伴。顧問必須提供詳細資料包括保險登記號碼、所屬保險公司等,確保不會濫sell保險。 「其中有一位登記顧問不經轉介直接與我們聯絡,但見面後我們決定不與他合作,因為他似乎只着重銷售保險。」若同一間保險公司太多經紀申請加入CoverGo顧問團隊時,會篩選平衡利益。曾經有某公司經理跟他會面後,帶整個團隊使用CoverGo以表支持。CoverGo現在有免費及繳費版(繳費版分一百或二百元),功能相對增加,如不限客戶及保單數量及與客戶對談等。Tomas為應用程式加裝銀行加密技術,只有保險經紀和客戶對資料有控制權,例如改動或刪除資料,而在任何情況也不可分享或洩露予第三方,以保障私隱。從試驗到正式推出,CoverGo雖然未有競爭對手,亦非一帆風順,「不同階段面對的困難有所不同,最大的挑戰就是尋找夥伴。」他續說:「歐洲人較勇於冒險。」生於東歐的Tomas也勇於挑戰,想同步發展馬來西亞、台灣和香港。應用程式年頭在港推出,本月亦將於台灣及馬來西亞推出。那會否重返歐洲?他就說未想過,「歐洲保險市場很成熟,並有不少應用程式協助處理保單,競爭較大。」相反東南亞的保險市場潛力大,增長亦較歐洲快,因此先以香港為據點。作為本港首創保險錢包應用程式,CoverGo正準備申請專利,保障技術和概念。Tomas又指,現在正研發自動索償功能,即是在app按個掣即可接駁保險公司索償,他希望未來加入更多功能,令應用程式更全面。 專家點評 K金融達人葉浩文博士(Kirk) T:CoverGo創辦人Tomas Holub K:平台最大的特點是把保單數碼化,偏向人工智能方面發展,那會否威脅並取代保險經紀? T:CoverGo不是要取代他們,反而給予經紀更多自由度和時間接觸客戶。因為客戶喜歡實際與經紀溝通,加上經紀的意見複雜,人工智能難以做到。 K:作為金融科技公司,關鍵在於技術,你多有信心產品最終能在行業中佔據主導地位?CoverGo有申請專利嗎? T:我們是科技創業,員工有超過十年保險及科技經驗,因此對他們很有信心。雖然CoverGo沒有專利,但我認為速度對於科技發展很重要,現在CoverGo是全港首創科技,市場上獨一無二的地位,因此這是最大的優勢。 K:我很意外,因為很多創業公司都以中國市場為目標,為何你們選擇東南亞? T:CoverGo有很大的擴展潛力,而香港的保險市場很大,加上地方小方便溝通和容易得到反饋。我們沒有作任何宣傳,因此發展較緩慢。 終極談判 十分滿分我會給七分。因為現時保險業的金融科技較為落後,而保單持有人都面對不少問題,如手續繁複等,CoverGo就能把這個痛點解決。加上它使用大數據和運用數碼化元素,是很受投資公司和基金歡迎,所以將來若繼續融資能令其走得更遠。我認為在未來一年至年半,對CoverGo來說是重要的時限,讓用戶感受這個產品是否能幫助生意上的進展,和提高利潤。 專家錦囊 Tomas提過CoverGo並沒有專利,我擔心會有競爭對手抄襲。當然他們是First Mover(先行者)有優勢,但之後的競爭者只要改良產品,就能把他們現有用戶轉移。因此最好有專利,確保用戶忠誠度,並不斷優化產品,保持競爭力。至於未來發展方向,就視乎用戶和行內業界認同,可能有傳統保險經紀不接受新事物,因此推廣及教育工作很重要,未來才能做大做遠。 撰文:李海澄 攝影、攝錄:關永浩 |
11日,由紫光集團聯合國家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湖北集成電路產業投資基金、湖北科投共同投資建設的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芯片生產機臺正式進場安裝。
這標誌著國家存儲器基地從廠房建設階段進入量產準備階段,中國首批擁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32層三維NAND閃存芯片將於年內量產。這亦為武漢市以及東湖高新區打造以芯片-顯示-智能終端為核心的萬億級高端消費電子產業集群目標邁出的關鍵性一步。
據悉,國家存儲器基地於去年成功研發中國首顆32層三維NAND閃存芯片,並榮獲中國電子信息博覽會(CITE2018)金獎。這顆耗資10億美元、由1000人團隊歷時2年自主研發的芯片,是我國在制造工藝上最接近國際高端水平的主流芯片,將有望使中國進入全球存儲芯片第一梯隊,有力提升“中國芯”在國際市場的地位。
為填補國內主流存儲器領域空白,保障國家信息安全,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於2016年12月30日在武漢未來科技城正式開工建設。
該項目一期規劃投資240億美元,占地面積1968畝,將建設3座全球單座潔凈面積最大的三維NAND Flash生產廠房,其核心生產廠房和設備每平方米的投資強度超過3萬美元。其中一號生產及動力廠房已於去年9月提前封頂,年內即將投入使用。項目(一期)達產後,總產能將達到30萬片/月,年產值將超過100億美元,有望解決我國受制於他人的“工業糧食”痛點問題,並帶動國產設備等產業鏈上下遊企業迅猛發展。
據了解,目前東湖高新區已聚集以長江存儲、武漢新芯為龍頭的集成電路企業百余家,2017年實現主營業務收入135億元,專業從業人員近萬人。未來,在加快實現存儲器芯片量產的同時,東湖高新區還將加大設計、設備、材料、封測、存儲控制等企業的招引力度,打造存儲器全產業鏈。
在發展集成電路產業的同時,武漢東湖高新區還以武漢天馬、武漢華星光電為龍頭,推動新型顯示領域發展,以華為、聯想 MOTO、小米為龍頭,推動智能終端領域發展,目標是在“芯片-顯示-終端”核心領域,聚集一批龍頭企業和優質中小企業,形成產業創新發展策源地,打造完整產業生態,形成萬億產業集群。
32年前,想借改革開放的春風賺取第一桶金的耿萬喜,因詐騙罪鋃鐺入獄。當年,只有36歲的他,被迫和家人一起走上了鳴冤之路。如今,已經68歲的耿萬喜,終於盼來了無罪判決。在接受第一財經1℃記者采訪時,雖然精神矍鑠,但對於往事,耿萬喜依舊不想回首。
6月5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三巡回法庭對耿萬喜詐騙案重審宣判,認定江蘇省濱海縣人耿萬喜無罪。
6月8日,第一財經1℃記者來到江蘇省濱海縣,見到了耿萬喜。據他介紹,案發至今32年,他沒有停止過申訴鳴冤的腳步。這起案件實際是一起經濟糾紛,辦案人員在當年就曾認為他不構成犯罪,但由於某些地方領導幹預,釀成了最終的錯案。這起錯案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
耿萬喜案在已知的已獲糾正的案件中,成為時間跨度最大的一起。
2016年11月以來,中央層面出臺專門意見,加大產權保護力度,並甄別糾正一批重大產權糾紛申訴案件,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以發展眼光客觀看待和依法妥善處理改革開放以來各類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經營過程中存在的不規範問題。在這一背景下,耿萬喜案終被平反。
代購水果遇糾紛終獲解決
6月8日下午,江蘇省鹽城市濱海縣坎東社區的一棟2層民房內,68歲的耿萬喜的電話不斷。打來電話的多是親朋好友,大家向他表示祝賀和問候。
32年前,36歲的耿萬喜年富力強,又有過人的經商頭腦,意氣風發的他準備在商海里闖出一片天地。但正是這起冤假錯案,徹底改變了他的一生。
1982年,改革開放之初,民間商業和貿易逐漸紅火起來。濱海縣位於蘇北,雖然經濟發展程度不如蘇南,但商業頭腦發達的人們也紛紛開始下海。當時30多歲的耿萬喜也投入到經商大潮中。一開始,他和妻子陳素林在濱海縣的鄉鎮上開了一個小賣部,取名為東平貨鋪。1984年,耿萬喜到附近的阜寧縣進貨,偶遇多年的老友田某。當時的田某是阜寧縣總工會成立的一家商業公司——阜寧縣綜合貿易服務部(以下簡稱“阜寧服務部”)的經理。阜寧服務部當時由田某承包,每年上交承包費後,剩余的收益全都歸服務部。這種經營模式在當時還是很先進和靈活的。
田某邀請耿萬喜到服務部當會計。全家都支持耿萬喜去阜寧去上班,因為在當時,從農村搬到縣城生活工作,是很多人的夢想。
來到新崗位的耿萬喜工作很賣力,特別是自己會做生意的特長有了更大的用場。他一年時間內就為公司創造利潤2萬元。一系列的表現下來,耿萬喜在當地及周邊已經小有名氣。1985年,當時的濱海縣土產果品公司(以下簡稱“濱海土產”)慕名找到耿萬喜,希望他能幫忙到四川購買3萬元的橘子罐頭。耿萬喜也正在準備為服務部到當時的四川省江津縣(現為重慶市江津區)采購橘子。對於來自老家的公司的幫忙請求,耿萬喜沒有推辭。
經過商談,雙方確定了合作方式,由濱海土產將3萬元貨款匯給江津的供貨方。耿萬喜回憶,他沒有接觸這筆貨款,只是負責聯絡貨源,“但是沒想到罐頭價格上漲,濱海土產最終決定不買了”。雙方的這次合作沒能成功,由於是耿萬喜負責聯絡組織貨源,濱海土產希望由他繼續出面,把3萬元貨款要回來。耿萬喜與濱海土產商量後,決定把罐頭換為橘子,由阜寧服務部購買,賣完後再把3萬元返給濱海土產。很快,耿萬喜組織到價值3萬多元的橘子,準備從江津運回。
但當年的交通、倉儲條件都還很落後,加之對方發貨也出現拖延,原計劃當年11月中旬運抵阜寧的橘子,直到12月中旬才抵達阜寧。當時已經是深冬,位於蘇北的阜寧也開始上凍。耿萬喜回憶,橘子凍壞了不少,想盡各種辦法銷售,也只賣出1.05萬元,“這個情況很突然,之前確實沒有想到,賣了橘子返貨款的想法等於失敗了”。由於不能按照原有的想法返還貨款,耿萬喜只能和濱海土產協商其他解決辦法。經過商量後,耿萬喜又籌集9000元現金,外加1.05萬元的白酒,這樣才湊足3萬元返還給濱海土產。耿萬喜對此印象深刻,當時已經到了1986年3月,為了免除後續麻煩,雙方還在法院見證下進行調解,“當時打開公司倉庫,里面有奶粉、白酒等各種商品,濱海土產看中了白酒”。
歸還貨款仍被認定詐騙罪
耿萬喜與濱海土產的合作並不算成功,但在他看來,這也算是搞活經濟的一種嘗試。當他經手這次合作時,身邊不少朋友誇獎他有魄力,“當時的3萬元不是小錢,不是誰都敢輕易嘗試,很多人當時就說我膽子大”。耿萬喜最後用靈活的方式解決了突發的爭議,他以為這個失敗的嘗試已經過去,但僅不到一個月後,厄運突襲,並完全改變了他的人生。
1986年4月,濱海縣檢察院的辦案人員來到阜寧縣,以涉嫌詐騙罪將正在阜寧工作的耿萬喜帶回了濱海,羈押在濱海縣看守所。在被訊問時,耿萬喜被告知,在與濱海土產的合作中,他用濱海土產的3萬元購買橘子用於自己售賣,已經構成詐騙罪。對此,耿萬喜予以了明確否認,“我反複解釋了,這是個經濟糾紛,錢已經還完了,對方沒有損失”。
在被抓後,耿萬喜還獲悉,他所涉及的案件被列入進鹽城的十大經濟犯罪案件,名列第三位。家人為耿萬喜請了辯護律師,耿萬喜清楚記得,在一審、二審中,辯護律師雖然不是同一人,但這兩名律師都為他做了無罪辯護,“兩位律師的辯護意見是非常明確的,我也一直堅持自己的觀點,這就是一起經濟糾紛”。直到宣判前,耿萬喜還一直相信自己會最終無罪,因為他把貨款歸還給濱海土產,而且在法院見證下與對方達成調解,這個民事問題是已經解決了的。
1986年10月初,濱海縣法院作出一審判決,認定耿萬喜構成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法院在一審判決中認定,1985年10月21日至26日,耿萬喜以代購橘子為由,先後兩次將濱海縣土產果品公司的3萬元騙到四川省江津縣果品公司,作為自己販賣橘子的資金,使濱海縣土產果品公司遭受一定損失。經多方追款,直至1986年3月才追回贓款。
面對一審判決,耿萬喜一度絕望,但堅信自己無罪的他,立即向鹽城市中級法院提出上訴。當年11月,鹽城中院維持了原判。耿萬喜被轉到監獄服刑。由於這一變故,耿萬喜的家庭幾乎無法撐下去,兒子只有5歲,女兒剛剛出生不久,父母已年過7旬,“可以說是上有老下有小,家庭重擔全都壓到妻子一個人身上”。耿萬喜後來還聽說,在他被抓走並判刑後,位於阜寧的服務部也一直經營不善。
被錯案徹底改變的人生
在監獄服刑期間 ,耿萬喜沒有停止申訴,每隔半個月就會寫一份申訴信到法院或檢察院,陳述自己的觀點。但這些申訴全部如泥牛入海。1990年9月,耿萬喜獲得假釋,回到了濱海。他之後找到了當年“十大案件”中其他案件的幾名當事人。通過深入交談,耿萬喜得知,有的當事人比他幸運,雖然當時也被抓捕,但獲得了取保候審,最終以撤銷案件結尾。
耿萬喜始終堅信自己無罪,回到濱海後重新開始了申訴。但此時,他的人生軌跡已經徹底改變。耿萬喜告訴1℃記者,當時家中的困難他已經不想再回憶,每當想起那段往事就無法平靜。整個家庭需要他養活,但再讓他去重拾出事前的生意,已經完全沒有了心氣,“就感覺這幾年的經歷太打擊信心,本來是靈活做點生意,卻換來牢獄之災”。此外,自從背上罪犯這一精神負擔,他也覺得信譽被摧垮,“到了外面讓別人知道是勞改釋放犯,做生意都沒人信你”。
自此,從前有魄力的店鋪老板耿萬喜,只能變成了遊走於街頭賣水果的普通商販。耿萬喜從微薄的收入中擠出部分錢,用於繼續申訴。出獄後的20多年中,耿萬喜一直在鹽城、南京,甚至北京之間來回跑,為自己伸冤。妻子也在照顧孩子的同時,外出打工掙些錢,用於支撐耿萬喜的申訴。當時的交通、通訊都不發達,從濱海縣到南京,最少也要幾個小時,去趟北京更加不易。耿萬喜伸冤的腳步始終沒有間斷,但20多年的時間里,耿萬喜的申訴沒有任何進展。
在耿萬喜看來,轉機是從2013年到2014年之間開始出現的。這兩年中,浙江張氏叔侄案等一批重大冤假錯案得以糾正。耿萬喜似乎也看到了自己可以獲得平反的機會。耿萬喜向1℃記者回憶,他當時最關註冤案平反的消息,包括聶樹斌案、呼格案等。他尤其關註這些案件申訴的程序問題,在耿萬喜看來,這些案件的案情都重大且複雜,而他的案件並不大,事實也比較簡單。在多年的申訴中,他咨詢過律師,更多時間是自己研究,“我也屬於俗話說的久病成醫,申訴了20多年,也把涉及的程序和實體問題都研究得很熟悉了”。
2014年,耿萬喜的申訴被鹽城中院駁回,他隨即向江蘇高院申訴。2014年12月,江蘇高院再度駁回他的申訴。耿萬喜再次前往北京,向最高人民法院遞交了申訴材料。這一次,耿萬喜終於迎來了一次大的轉機。2015年11月,耿萬喜接到濱海法院的通知,讓他到濱海法院參加視頻接訪,最高法的工作人員將通過視頻向他詢問案件的相關問題。對於這次視頻詢問,耿萬喜印象最深刻的是,最高法工作人員在詢問案情中聚焦兩個關鍵問題:當年與濱海土產的合作,是耿萬喜的個人行為還是公司行為?歸還3萬元貨款,是在被抓捕之前還是被抓捕之後?耿萬喜明確回答,當年是阜寧服務部與濱海土產合作,屬於公司行為。在被抓前,就已經歸還了3萬元貨款。
申訴艱辛一波三折
2016年3月3日,最高法作出再審決定,指令由江蘇高院對此案進行再審。耿萬喜當時覺得,這次肯定可以獲得平反了,在他看來,最高法工作人員在視頻詢問中最關註的兩個問題,是案件的核心所在。他也已經研究了20多年,已經爛熟於心。最高法點出了核心問題,應該也是看清楚了案件的核心實質。但2016年12月,江蘇高院經過再審作出裁定,再度駁回了申訴,維持原判。
剛剛看到的一線曙光,又很快消失。但耿萬喜沒有選擇放棄。2017年年初,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在南京開始辦公。耿萬喜這次不用再到北京申訴,他將申訴材料遞交到這里。同時,耿萬喜又找到江蘇省檢察院,也提交了申訴材料,希望可以由江蘇省檢察院提出抗訴。很快,江蘇省檢察院詢問耿萬喜,是否同步向別處提交過申訴材料。耿萬喜表示,也已經向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提交了申訴材料。
江蘇省檢察院的工作人員告訴耿萬喜,由於案卷只有一套,如果檢方啟動程序調閱案卷,那麽第三巡回法庭需要調閱時,就出現了沖突。因此建議耿萬喜從檢方和法院選擇一處進行申訴。經過考慮,耿萬喜撤回了在江蘇省檢察院的申訴材料。就在耿萬喜這一系列申訴的過程中,2016年1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完善產權保護制度依法保護產權的意見》出臺,該《意見》旨在加強各種所有制經濟產權保護、妥善處理歷史形成的產權案件、嚴格規範涉案財產處置的法律程序、審慎把握處理產權和經濟糾紛的司法政策。隨後,最高法、最高檢也陸續出臺文件,明確要甄別糾正一批社會反映強烈的產權糾紛申訴案件。
耿萬喜告訴1℃記者,由於掌握的信息和知識有限,他在當時註意到了這個意見,但並不理解深入的意義,一度還以為是關於知識產權的保護措施。有律師告訴他,這一系列新政策將有利於他的申訴。耿萬喜說,這也再次堅定了他申訴的信心,“後來聽說了張文中、顧雛軍的案子獲得再審,跟這些政策有關”。在耿萬喜看來,如果不是當年的案子,即使成不了張文中、顧雛軍這樣的全國級別的大企業家,他也有信心在本地發展出一個大企業。
2018年1月底的一天,耿萬喜接到一個電話,打來電話的是第三巡回法庭的辦案人員。辦案人員通知耿萬喜,找時間來一下第三巡回法庭,一是談一下案子的事,二是有司法文書要向他送達。
經過準備,耿萬喜一個人來到第三巡回法庭。接待他的辦案人員再次和他詳細了解了案情,聽取了他的介紹和意見。辦案人員把一份司法文書送達給耿萬喜,耿萬喜清楚記得,這份文書是再審決定書,他尤為印象深刻的是,決定書正文的最後寫著,案件由本院提審。已經是半個法律專業人士的耿萬喜明白,最高法提審案件,就意味著不論最終是什麽判決結果,都是終審判決,不會再有其他結論。耿萬喜說,那一刻他覺得天亮了。在這次見面中,辦案人員也向耿萬喜建議,畢竟是專業的法律程序,最好要有個律師來提供幫助。
二十多年的申訴,耿萬喜的經濟條件雖沒有達到拮據的程度,但也並不寬裕。此時,妻子又患上重病,剛剛做過手術,花費了不少錢。濱海縣一名律師為耿萬喜提供了法律援助。2018年3月末的一天,耿萬喜又接到最高人民檢察院辦案人員的電話,約他見面談一下案情。讓耿萬喜感到溫暖的是,為了給他節省交通費,最高檢的辦案人員將見面地點選在了南京的江蘇省檢察院。這次見面中,辦案人員也詳細向耿萬喜了解了案情,交談持續了半天多。交談結束前,辦案人員還叮囑耿萬喜,一定要好好保重身體。
要搞清楚冤案是怎麽形成的
耿萬喜和律師一直忙於準備案件材料。6月1日,耿萬喜接到第三巡回法庭的通知,開庭時間初定在6月5日或6日,讓他詢問律師能否協調好時間參加庭審。律師毫不猶豫地告訴耿萬喜,推掉其他所有工作安排,一切服從最高法的開庭安排。
6月5日,最高法第三巡回法庭在南京開庭審理這起案件。耿萬喜告訴1℃記者,他和律師提前一天到了南京,開庭的前一晚,他的心情一直是激動的,差點失眠,在他看來,等待這一天,已經花去了自己32年的大好時光。歷經32年,當年正值年富力強的耿萬喜,已經頭發花白。
在當天的庭審中,耿萬喜的辯護人的辯護意見與當年案發時辯護人的意見一致,耿萬喜的行為不是詐騙,這是一起經濟糾紛,貨款返還給了對方,沒有給對方造成損失。因此,耿萬喜不構成詐騙罪,原審判決錯誤,應當宣告耿萬喜無罪。出庭履行職務的最高檢檢察員認為,在客觀上,耿萬喜沒有實施虛構事實和隱瞞真相的行為;在主觀上,耿萬喜沒有詐騙故意和非法占有濱海土產財產的目的;在後果上,耿萬喜沒有實際占有、控制濱海土產的款項,在合同不能履行後耿萬喜積極采取措施予以補救,濱海土產沒有實際損失;在社會效果上,法院以經濟合同糾紛調解結案後,再以詐騙罪追究刑事責任不妥。所以,原審裁判認定耿萬喜構成詐騙罪屬於認定事實錯誤,應當予以糾正。
最高法審理後認為,耿萬喜在代表其單位為濱海公司代購橘子罐頭中,確有誇大履約能力、擅自將貨款挪作他用的過錯。但其並未實施刑法上的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行為,亦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產的目的,其具有一定履約能力,也為履行合同作出努力,涉案款項也已於案發前返還,濱海土產並未遭受經濟損失。因此,原審認定耿萬喜犯詐騙罪的證據不足,適用法律錯誤,應當予以糾正。最高法當庭宣判,耿萬喜無罪。
時間定格在6月5日下午4點多,歷經32年的申訴,耿萬喜終於獲得了清白。耿萬喜向1℃記者表示,當聽到最終的宣判後,他難掩心中的激動,但是他沒有落淚,“眼淚已經哭幹了”。
宣判後,耿萬喜連夜返回了濱海。如今,他的生活已經回歸平靜。這樣一起並不複雜的案子,從案發到最終平反,整整歷經了32年。這起案子當年是如何發生並宣判的?耿萬喜向1℃記者回憶,在他出獄回到濱海後,有朋友告訴他,濱海法院在審案期間,辦案人員是明確認為詐騙罪不成立的,但最終還是判決了他有罪。耿萬喜說,下一步他將開始著手辦理國家賠償的事情,也希望啟動追責,“搞清楚這起冤案是怎麽出現的,也可以還全社會一個公平正義”。
面臨歐盟50億美元的天價罰單,谷歌的在線廣告收入持續增長,又一次交出了搶眼的成績單。
北京時間7月24日,谷歌母公司Alphabet發布了2018年第二季度業績。報告顯示,Alphabet第二季度總營收為326.57億美元,同比增長26%。凈利潤為31.95億美元,主要計入了歐盟43.4億歐元(約合50.7億美元)的罰款;若不計入罰款,Alphabet二季度凈利潤為82.66億美元,同比增長32%。
谷歌仍不斷從廣告商那里獲取大量營銷資金。盡管面臨歐盟高額罰款,這一在線搜索巨頭二季度業績表現仍非常強勁。
在Alphabet第二季度326.6億美元的營收中,其中有86%來自谷歌的廣告業務。谷歌的廣告營收為280.87億美元,較上年同期增加23.9%。
谷歌繼續為手機上的搜索廣告提供更加突出的空間,以促進銷售增長。數字營銷公司Merkle研究副總裁Mark Ballard表示,“越來越多地使用數據,以及營銷人員發起在線搜索營銷活動,聚焦以人為本的營銷策略都對谷歌搜索廣告的整體表現產生了積極影響”,他進一步指出,“我們預計這一趨勢將持續下去。”
谷歌CEO桑達爾·皮查伊(Sundar Pichai)周一指出,投資人工智能軟件可以更好地預測廣告的投放位置,使其服務對廣告商更具吸引力。
此外,該公司有機會在Google Home智能揚聲器和Google地圖上展示廣告,並且正在確定最佳方式展示這些廣告。
但谷歌在線廣告業務的主導地位受到了反壟斷的挑戰。繼去年指責谷歌在線購物搜索服務違反“反壟斷”條款並開出24.2億歐元(約合27億美元)罰款後,歐盟本月又對谷歌Android手機軟件開出一張43億歐元(約合50億美元)的罰單,這也是反壟斷執法史上最大的一張罰單。
歐盟委員會稱,谷歌濫用其安卓手機系統(Android)中在市場上的主導地位,強制推廣公司的搜索引擎和瀏覽器。對此,皮查伊發布聲明稱,安卓提供了更多選擇,而非更少,谷歌將對歐盟的決定提出上訴。他說,公司已經“表態願意做出改變”。
但從目前看,歐盟的裁決對谷歌的業務未造成很大影響。露絲·波拉特在隨後的財報會議中表示,在AdMob和程序化廣告的帶動下,網絡廣告業務保持了健康增長。包括其他收入在內的業務,即雲計算業務、Play商店和硬件銷售等再次實現了大幅增長。
隨著谷歌增加數據中心和員工去支持這些新業務,這些業務也正在吸引投資。此前,她指出,公司將專註於在中長期內在谷歌內部建設第二波增長,其中包括雲計算,硬件和YouTube等領域快速增長的業務在谷歌業務之外的其他業務(Other Bets)收入為1.45億美元,主要由Fiber和Verily產生;營業虧損為7.32億美元。
在2017年四季度財報會上,谷歌首次披露了雲計算相關的收入。皮查伊表示,其雲計算平臺和工作應用G套件(G Suite)現在每季度能帶來超10億美元的收入,相當於每年40億美元。雖然,目前谷歌的雲服務仍落後於亞馬遜和微軟,但是皮查伊稱,2017年谷歌雲服務平臺是全球擴張最快的主要公共雲服務平臺。
不過,谷歌未進一步披露雲業務的具體情況。
一方面營收不斷增長,但成本和費用也在增加。二季度,總的營收成本為139億美元,同比增加34%;其他業務的營收成本為75億美元,同比增加41%。露絲指出,成本上升最主要的推動力是數據中心和其他運營相關業務。
運營費用的增加主要是受歐盟罰款的影響。不過,露絲指出,增幅最大的是研發費用,“反映了我們對技術人才的持續投資”。 銷售和營銷費用的增長反映了銷售和營銷人員的增加,主要是雲計算,其次是雲和AI語音助手的廣告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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