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美國媒體Recode報道,微軟全球執行副總裁陸奇已因為健康問題離職。他和微軟另一位全球執行副總裁沈向洋是目前美國科技行業中擔任最高管理職位的華人。
微軟一位不願具名的內部人士也向媒體確認了這一消息,但官方尚未發布正式聲明。
據報道,陸奇是因為之前自行車運動受傷,傷情加劇而被迫離職的。
在微軟高層管理圈中,陸奇直接向CEO納德拉(Satya Nadella)報告,他的職位是應用和服務工程部執行副總裁。在微軟數次高層調整中,陸奇的地位始終非常鞏固,負責著微軟的應用和服務部門,領導Office、Office 365、Skype、Bing、Yammer等諸多業務的研發,為微軟的搜索、生產力、通訊全線業務提供技術支持。
陸奇出生於1961年,畢業於複旦大學和美國卡內基梅隆大學,擁有計算機博士學位,隨後先後工作於IBM和雅虎,擔任雅虎高級副總裁職位。2007年,陸奇加入微軟,負責微軟互聯網業務,親手打造了微軟必應搜索引擎。
別人在虧錢,他在賺錢,別人收縮業務,他卻又贏得巨額投資
生鮮電商號稱電商的最後一片藍海,國內如此,在美國也不例外。在經歷先行者Webvan的失敗案例後,美國生鮮電商的發展變得更為謹慎,但依然是資本和創業者熱衷的領域。
目前,美國的生鮮電商市場上既有新興的創業公司,如Instacart、Good Eggs、Farmigo等,也有大的電商巨頭,如Amazon和Google。
最近,由華人創立的生鮮電商Grubmarket成了媒體關註的焦點,理由很簡單:今年生鮮電商的大環境不好,有倒閉的,有裁員的,也有縮減業務的,而Grubmarket卻在保持盈利的情況下不斷增長。
除了創業者本人的特質外,是什麽幫助這家公司在矽谷殺出重圍?
逆流而上的生鮮電商
Grubmarket成立於2014年2月,總部位於矽谷,創始人叫徐敏毅,是一位美籍華人。2016年8月則剛剛獲得2000萬美元的B輪融資,投資方包括複興集團等8家知名投資公司,加上此前1000萬的A輪融資200萬的種子基金,目前共融資3200萬美元。
而同時期,大部分的生鮮電商是下滑趨勢:
Farmigo:2016年7月停止生鮮配送業務,僅做農場管理系統;
Farmstr:2015年2月停業;
Instacart:2015年底裁員12人;2016.3月宣布同時降低對配送員的運費補貼以及營銷費用。
Good Eggs:2015年8月關閉除舊金山以外的業務,裁員140人。
分析Grubmarket在這個時期的“逆天”表現,既有模式上的差異,也有華人創業者的勤勞務實和節儉。
怎樣的商業模式更具優勢?
(競爭激烈的美國生鮮電商,左起:GoodEggs, Google Express, Instacart)
Grubmarket的Slogan是The Farm HasNever Been Closer(農場從未離你這麽近),其模式是搭建在線平臺,連接中小有機生態農場和都市中的消費者。這種模式類似Good Eggs和Farmigo,不同點在於,Grubmarket幾乎不設倉儲,訂單來自客戶的預定和集中訂購,然後從農場直接發貨到客戶那里,Grubmarket從中收取15-25%的傭金。
Instacart的模式同樣不設倉儲,不過其模式是跟線下商超合作,把Whole Foods、Costco等線下商超搬到線上,客戶在網上下單,Instacart則負責跑腿去超市采購,然後送到客戶家中,收取一定的服務費。Google Express也是類似的模式,不同的是Google Express最早主要服裝、家電等產品,最近兩年才開始把產品拓展到生鮮農產品。
相比之下,Grubmarket和Good Eggs的模式在商業本質上更具優勢,Instacart的O2O模式雖然新穎,一度估值超過20億美元,但在創造價值、提升效率和降低成本方面並無優勢。Instacart的模式在產品、定價、促銷等方面均無主動權,此外,非標產品多環節操作易出問題,更主要的是模式的盈利能力有限。國內不乏Instacart模式的模仿者,比如京東到家、愛鮮蜂和Dmall等,這些企業近期發展都不順暢,原因可能在於模式本身的缺陷。
務實的運營風格
除了商業模式的差異, Grubmarket還更務實,拓展了自己的2B業務。
有過生鮮電商實操經驗的人都知道, 2B業務可以帶來穩定的現金流和利潤,因為它是存在了幾十年上百年的傳統業務,只是配合現在信息化的電商,讓行業效率更高,成本更低。Grubmarket在初期就積極拓展餐館和公司等B端客戶,這些都是批量的訂購業務,成為公司主要的利潤來源。
Grubmarket的務實風格不只體現在這里,當公司獲得B輪2000萬融資後,對外宣布發展的計劃居然是戰略收縮,暫停舊金山地區以外的業務。創始人徐敏毅說:“我們必須先做好本地加州市場。美國食品市場是一個幾千億美元的市場,電商化比例又相當低,我們做好加州市場都能做到一年幾億美元。”
Grubmarket的另外一個特點是節儉,嚴格控制營銷成本和行政成本。
同行業在營銷上通常的做法是在各類網站投放廣告,比如Google和Facebook,這種方式獲取用戶的成本高達60-70 美元/每人。而Grubmarket現在營銷還是以傳統的電郵推薦為主,提供用戶推薦傭金,實際用戶獲取成本只有9-15美元,每月廣告投放量只有幾百美元。
(左為Instacart辦公室,右為Grubmarket辦公室)
Grubmarket年營業額達2500萬美元,而員工只有20多名,包括倉庫工人和卡車司機,配送人員則是采用眾包的模式,由社會閑散勞動力解決。Grubmarket的辦公室相比於同行業有點簡陋,辦公桌就是一個餐桌,辦公室的門口帖子“每塊錢都重要”的標語。
其實Grubmarket的成功經驗可以總結為模式上設計對了,然後就是開源節流,這是我們傳統的商業智慧,並不會被互聯網思維顛覆。
潛伏著的挑戰
Grubmarket大部分訂單是用戶預定,不做庫存,農場直接發貨。這種模式使得Grubmarket的很多產品相比其它平臺和商超等渠道有價格優勢。但是這種模式並不是所有品類的商品都有價格優勢,同時這種服務模式對看重購物便捷性的客戶群體缺乏吸引力。
為了比較產品和價格方面的不同,筆者對比了Grubmarket、Instacart、Good Eggs三家電商和Whole Foods超市部分產品的價格。大體而言,Grubmarket在水果、蔬菜等產品方面具備明顯的價格優勢,但是在一些相對標準化和易倉儲的產品方面價格並沒有優勢,有的還略貴。比如當地知名農場Clover旗下的有機牛奶和散養雞蛋,牛奶價格相差無幾,而同規格的散養蛋,Grubmarket卻略貴一點。
其實仔細思考一下這幾家公司的模式很容易理解這一點,因為Grubmarket是直接對接中小農場和客戶,無中間商,無中間倉儲,自然流通成本比其他家的低,而且這些中小農場的優勢產品也正是這些新鮮的本地水果和蔬菜。但是,如果是標準化大型供應商的產品,還有那些倉儲運輸方便的產品,這種模式就不在有優勢了。
另外,預定模式無法吸引那些尋求購物便利的客戶群體。Grubmarket目前也在考慮擴大一些商品的倉儲來提供次日送達的服務,但是增加這些固定成本之後,原有的價格優勢是否就不具備了呢?畢竟這種模式下,訂單量大的商家更有優勢。
在Grubmarket看似一帆風順的發展路徑中,這些問題都成為她不得不面對的挑戰。
據新華社10月17日報道,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近日表示,菲律賓期待同中國加強經濟和貿易合作,進一步提升兩國間傳統友好關系。
應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杜特爾特將於18日至21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他行前在總統府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菲中兩國是友好鄰邦,他希望通過此行進一步加深對中國的了解。
杜特爾特對中國給予菲律賓掃毒行動的支持表示感謝(資料圖)
杜特爾特對中國政府和人民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在中國,人民勤勞、政令暢通。中國得到國際社會一致尊重,可謂實至名歸。
杜特爾特盛贊中國有著大國擔當,慷慨助人,在實現自身發展的同時,還不忘幫助其他貧窮落後國家。中國幫助非洲和東南亞國家發展就是很好的例子。
談到菲中兩國在經貿領域的合作,杜特爾特表示,菲律賓有著豐富的旅遊、礦產和農副產品資源,中國市場巨大,兩國在這些方面可以實現優勢互補,合作潛力巨大。
杜特爾特說,菲律賓需要同中國保持友好關系,學習中國的成功經驗。在世界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經濟和貿易運行平穩,中國的經驗值得借鑒。
談到南海問題,杜特爾特表示,在對抗和談判面前,菲律賓選擇談判。為一片水域而起刀兵,毫不足取。他說:“多談友誼,多談經貿合作,少談分歧。戰爭不是出路。”
杜特爾特明確表示,反對他國插手南海事務。他說:“我沒有興趣讓其他國家參與南海問題談判。我只願跟中國談。”他表示願意同中國共同開發這一水域。
杜特爾特對中國給予菲律賓掃毒行動的支持表示感謝。他說,與某些西方國家不同,中國不僅在口頭上對菲律賓的掃毒政策表示支持,而且付諸行動。中國幫助修建的戒毒所即將投入使用。
“有些國家只知道批評我們,明知道我們沒錢,也不願幫我們一把。中國人則不同。他們默默地幫我們建了一個戒毒所,大家卻還不知道。這就是中國人的真誠,”他說。
杜特爾特還表達了菲律賓加入中國倡導的“一帶一路”建設的迫切願望。他說,菲律賓目前百業待興,鐵路、港口等基礎設施建設亟須加強,但菲方缺少必要的資金支持。
“沒有鐵路,任何國家都難以實現快速發展。菲律賓需要鐵路,希望中國能給我們提供軟貸款。給我們一點時間,我們慢慢還,”他說。
談到此次中國之行,杜特爾特說,盡管以前曾多次去過中國,但這次是他擔任總統以來首次訪華。他將利用這個機會同中方開展對話,以期增進了解、加強合作。
“我這次去中國就是要開展對話,爭取得到堅定支持。我們願意同中方開展合作,希望中方幫助建設我們的國家和經濟,希望中國能助菲律賓一臂之力。”杜特爾特說。
菲律賓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邦,兩國有著悠久的傳統友好關系。目前在菲約有200萬華僑華人。杜特爾特說:“幫助菲律賓,也是在幫自己的華人兄弟。”
“我外公就是華人,只有中國才會幫助我們,”杜特爾特很誠懇地說。
在曼哈頓公園大道見到Alger資產管理公司(Alger Asset Management)CEO Dan Chung的時候,他坐在咖啡廳里,指著一張風格獨特的原木長桌笑著說道:“這是我和朋友一起設計的。”
Dan Chung出身世家,父親是世界一流的數學家。Dan從小天資聰穎,擅長學習新事物,早年投身法律,在哈佛法學院畢業後成為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助理,這是美國法學院畢業生所能夢想到的最高榮譽,最後輾轉進入Alger資產管理公司,成為華爾街上大型資產管理公司中少見的華人CEO。
Alger資產管理公司是華爾街成長股基金的先驅,掌管240億美元資金。《Barron's》雜誌評論Alger對市場的影響力遠遠超過其規模。從開創至今50年來,Alger以其獨特的投資風格在華爾街留下了印記。
Dan從小在斯坦福長大,父親鐘開萊是世界聞名的數學家,概率專家,人稱“概率學界學術教父”。1944年考取第六屆庚子賠款公費留美獎學金到普林斯頓攻讀數學博士。60年代初Dan出生的時候,鐘開萊已經在學界名聞遐邇,在斯坦福大學任教。
“那時候斯坦福大學正在從一個區域性大學快速上升為全美和國際一流大學,周圍是一片欣欣向榮的氛圍。”
Dan從小就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長大,不僅家學淵源,周圍的朋友和鄰居也多是斯坦福的教授家庭。
“我記得有兩個好朋友的父親都得了諾貝爾獎,”Dan說,“那天傍晚,我們就騎著單車直接到他們家里,周圍的鄰居都過來向他們祝賀,那一個小型的家庭酒會一直持續到淩晨,每個人都很開心。”
對Dan來說,這些經歷始終在塑造著他在成為什麽樣的人。做學問需要功夫紮實,質量過硬而且具有創造力和獨立見解,這在投資的世界和任何商業領域,要求是一樣的。
不過Dan並沒有投身學界,最初吸引他的是法律。哈佛法學院打開了他的眼界,讓他明白法律系統和政治,商業如何交匯融合。尤其讓他感興趣的是商業方面的法律。他在法學院就讀時,第一夫人米歇爾·奧巴馬比他低一個年級。法學院畢業後,Dan為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尼·肯尼迪(Anthony Kennedy)當助理,這是一個法學院學生所能得到的最高榮譽,基本上奠定了法學之路的成功。
然而,Dan最終選擇了商業投資。
“這是我做的最出人意料的選擇,我還是希望在真實的世界里驗證自己。也許有些想法能行得通,有些不能。這給我極大的挑戰和成就感。”
Dan加入Alger已經20多年了,是Alger的第三任CEO,Alger的創始人Fred Alger非常欣賞Dan。在投資界浸淫日久,Dan的投資理念也越發成熟。
“在Alger,我們所有的研究都是在追求投資的動態變化(Investing Dynamic Changes),在尋找哪個行業在經歷最重大的變化。”變化在這里意味著行業的最高增長在哪里,或者哪個企業在經歷重大困難但依然很有潛力,商業世界及其複雜充滿各種不確定性,Alger的投資哲學實際上就是在尋覓在一個行業中快速成長的產品或者服務。比如娛樂業就是數字化和互聯網,汽車業就是電動車以及無人駕駛技術,醫療行業就是新的醫療器械,在美國最讓人興奮的就是機器人醫生進行精確的手術。
而經歷重大困難的企業是Alger關註的焦點。當企業經歷重大危機時,他們的利潤率降低,甚至有可能在虧錢,競爭極其激烈。面對未來有很多風險和恐慌。這時也蘊藏著機會。這些公司很有可能會冒險開發新產品並進入新的市場。有些公司在這個過程中失敗了,Alger盡量避免這些公司。但是那些能夠作出艱難改變,適應新環境的企業,也會是成功的投資。
Dan舉例,蘋果公司在30年前最開始時就是很成功的公司。但是在90年代,蘋果公司各方面都在下滑,在業界被競爭對手遠遠超過,在2000年初,生存都面臨嚴峻挑戰,後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喬布斯重回蘋果,完全改變了企業發展策略。進入新市場以iPod,iTunes使蘋果起死回生。蘋果從來沒有進入過消費電器市場,當時市面上已經有各種Mp3播放器。但是因為iPod的獨創性,蘋果改變了整個產業。
“Alger在80年代的時候持有蘋果的股份,在90年代清出,在2000年初又重新持有一直到現在,”Dan說。對變化的發現和判斷就需要對行業有非常強的研究能力,這也是Alger的實力所在。Alger的研究團隊也關註宏觀經濟,但是更關註各個產業的整體態勢,據此作出投資的判斷。也正因為如此,雖然美國經濟增長緩慢,但是Dan對美國股票市場依然充滿信心。他認為能源,材料,商品等行業陷入困境,而在電商,互聯網和先進醫療器械行業增長率達到10%~15%左右。
“如果能夠掌握行業的動態,發現動態的企業變化,依然能在緩慢增長甚至是劇烈變化的市場動態下找到帶來豐厚回報的企業。”Dan 說。
“我現在最擔心的就是H-1B(美國最主要工作簽證類別)申請難度可能會加大。”美國大選結果公布次日,矽谷一位創業者在第一時間對第一財經記者表達了上述擔憂。
在最近結束的這場歷史性美國大選中,特朗普獲勝成了矽谷最不情願看見的結果。不管是移民政策還是貿易主張,亦不論是對創新的支持或是對平等的爭取,矽谷與特朗普似乎都不在同一個世界,更難說享有同一個夢想。
2016年大選中,特朗普在整個加州的支持率僅有33%,而在矽谷覆蓋的幾個核心城市,這個數字更是難堪。特朗普在移民等方面的政策將阻礙矽谷吸引和留住全球最優秀的人才,基於這樣的推測,在第三屆互聯網世界大會企業家論壇上,百度總裁兼CEO李彥宏公開呼籲,邀請矽谷人才“搬家”。他說:“非常希望各國人才都能移民到中國來,讓中國能夠在全球創新的舞臺上扮演一個更加重要的角色。”
“墻上的一扇門”
不過,這個繡球或許拋之過早。
“我才不擔心美國不給我辦H-1B。”美國大選夜之後的首個周末,在一個由矽谷科技公司華人工程師組成的飯局上,第一財經記者聽到了不止一個這樣的聲音。這個飯局上的工程師任職於矽谷體量最大的幾個著名科技公司,目前即將開始申請或已經持有H-1B身份。對他們來說,特朗普上臺可能導致矽谷高科技人才流失並不是一個完全站得住腳的推測。甚至,可能相反。
絕大多數人都知道特朗普可能會修一道墻,但很少有人知道,他還會在墻上留一扇門。
大選一周前,特朗普在佛羅里達州的一場公開講話中明確表示希望更多人來美國,並強調說“會在修建的墻上建一個巨大的、漂亮的門”,這個門是為了告訴大家“我們歡迎你來,但你得合法地走程序”。這個表述極其形象又精確地闡釋了特朗普在移民問題上的核心主張,這也是他所在的共和黨陣營在移民政策方面的一貫理念——支持高科技移民反對低技術移民。從這個角度來看,特朗普的移民政策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對於矽谷高科技人才來說,是個利好。
對於頂尖計算機人才,矽谷正求賢若渴。盡管當前矽谷資金環境欠佳,一些公司早就削減了對碩士及以下學歷應屆畢業生的招聘力度,但包括谷歌、臉書在內的大型科技公司仍在全球範圍內不遺余力地網羅人才。美國IT雇傭追蹤領域的非營利性機構CompTIA在今年11月初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美國IT行業新增就業連續第四個月保持增長。美國科技行業的巨大需求與本土科技人才的培養與供給之間存在巨大缺口,目前,高科技移民已經成了矽谷最主要的人才來源,這其中相當大一部分雇員得以在美合法工作的主要依托即H-1B簽證,這也是絕大多數外國公民獲得美國綠卡的必經階段。
收緊H1-B和限制非法移民一直以來都是特朗普競選綱要中的兩大關鍵詞,這也成了部分人認為其上臺可能導致矽谷人才流失的主要依據。不過,這與矽谷華人工程師們的真實想法似乎相去甚遠。特朗普移民政策兩大核心詞之一的“非法移民”或許是離矽谷最遙遠的詞匯,這里是美國移民局著重優待的STEM——科學(Science)、技術(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數學(Mathematics)——專業人才集聚地,遣返或控制非法移民對矽谷的直接影響微乎其微,限制H1-B對矽谷高精尖人才的實際影響也並不像大多人想象中的那麽糟糕。
據哈佛大學政治系教授Ron Hira觀察,今年是H-1B第一次進入美國總統大選的主要議題範疇。一方面,產業結構調整導致美國本土居民就業情況遲遲難以獲得實質性改善;另一方面,美國大型公司海外用工量日益提升進一步壓縮了本土勞動力的就業機會。2015年,迪士尼遣散250員工,其工作改由印度外包公司利用H1-B簽證引進的外籍勞工取代,進一步將H1-B濫用問題推上了風口浪尖。
華人“挺川”者不少
隨著美國經濟走出危機逐漸向好,H-1B簽證名額與實際需求之間的矛盾已日趨激烈。美國移民局(USCIS)每年向外國公民發放8.5萬個H-1B簽證名額,其中,2萬個僅向碩士及以上學歷開放。但在今年4月,美國移民局開始接受H-1B簽證申請後不到兩周時間內就收到23.6萬份申請,創下歷史最高記錄水平。為此,矽谷科技界大佬紛紛致信希望美國國會提高H-1B簽證發放名額,不過,這個提議遭到了獲選總統川普特朗普以及獲其提名將可能擔任美國司法部部長的參議員Jeff Sessions的公開反對。
特朗普主張限制H-1B簽證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這一制度已經破裂(broken)。美國移民局在H1-B簽證發放條款中明確要求,美國公司雇傭“特殊專業性”外國員工並為他們發放H1-B工作簽證的基本前提是這些外國員工必須在專業領域擁有同等條件下美國員工無法達到的技能高度。但在矽谷,由印度人開設的IT外包公司(ICC, Indian Consulting Company)則用低廉的價格為美國公司雇傭海外勞工,並且走上法律灰色地帶,通過不同公司為同一雇員重複申請,占據大量H1-B簽證名額。
統計數據顯示,在美國移民局2016年接收到的總計23.6萬份H1-B申請中,數量最高的兩家公司均為上述ICC公司——Infosys和Tata Consultancy Services,兩者合計約5萬份,占全美H1-B申請總量的比率接近四分之一。矽谷大型科技公司中,IBM排名第3,微軟排名第9,谷歌、亞馬遜、蘋果、Facebook等要求提高H1-B配額的公司均在前10名開外。
對於絕大多數通過正規渠道獲得高學歷、選擇留在矽谷的華人工程師們來說,清除H1-B簽證發放的現存漏洞其意義並不亞於擴大H1-B簽證配額,而特朗普所主張的“限制/提高獲取H1-B的簽證難度”則被大多數矽谷華人工程師們視作對真正高精尖技術人才的另一種保護。
“川普(特朗普)獲勝其實我挺開心的。”一位供職於矽谷某大型科技公司的華人工程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但我不敢在公司表現出來。”在這一次的總統競選中,包括Facebook、谷歌、蘋果、亞馬遜等在內的絕大多數矽谷大型科技公司高管都曾在選前公開站隊希拉里,反對特朗普。在這樣的氛圍下,一些矽谷華人工程師們也成了“沈默的大多數”。
不過,像矽谷著名風險投資人、PayPal和Palantir聯合創始人、Facebook董事彼得·提爾(Peter Thiel)這樣敢於力排眾議公開“挺川”的也不在少數。矽谷華人協會發起人、Broadcom公司工程師、畢業於清華大學的陳誌華(Alex Chen)在此次大選中成了特朗普在北加州地區的競選旗手,在他看來,特朗普當選甚至比希拉里當選要讓人更願意留在美國。
移民政策不是美國吸引人才的唯一因素,國家安全、經濟形勢、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將影響矽谷高科技人才的去留決議。以黑馬姿態殺出重圍入主白宮的特朗普,剛剛在組建他的幕僚團隊,無論最終的結果如何,商人出身的他應該明白,對於國家的富強來說,人才不可不守、經濟不可不振,畢竟他的競選口號是“Make America Great Again”而不是“Fake America Great Again”。目前看來,說矽谷人才“搬家”尚早,且等四年再說。
朱民是史上首位進入IMF管理層的中國人,推動了IMF年會改革、經濟政策督導改革、人民幣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南方周末記者 翁洹/圖)
消息回到IMF後,IMF內部打得一塌糊塗。至於SDR貨幣中的百分比調整,IMF內部也是打得一塌糊塗,打到最後一分鐘。
這是第一次有一個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加入SDR,是一個里程碑,把發達國家俱樂部的門推開了,這就是了不得的歷史,任何有歷史感的人都應該看到這一點。
我們做了數據分析,然後拿著數據報告去找美聯儲主席耶倫,做了無數次溝通。最後,耶倫終於承認美國對世界經濟波動有影響。這是國際治理機制上的一個進步,挺不容易的。
2016年6月21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宣布,IMF副總裁朱民在2016年7月任期結束時將離開IMF。
IMF官方文稿如此評價:“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失業問題因經濟複蘇乏力而成為各方關註焦點時,朱民先生領導了基金組織在就業和經濟增長方面的工作。”
朱民是史上首位進入IMF管理層的中國人。他1985年赴美國留學,1991年任世界銀行總部政策局經濟學家,1996年回國供職於中國銀行、中國人民銀行,2009年任央行副行長。2011年7月,被任命為IMF副總裁。之前一年,他在IMF擔任總裁特別顧問。六年的IMF工作生涯中,他推動了IMF年會改革、經濟政策督導改革、人民幣加入SDR等里程碑事件。
2016年12月19日,朱民應邀出席南方周末N-Talk年度盛典活動,並接受南方周末記者專訪,第一次向外界講述他的IMF任職經歷、IMF的工作機制,以及人民幣加入SDR的艱難內幕。
南方周末:你是如何進入IMF的?
朱民:這是個極具戲劇性的故事。2009年10月,我還在中國銀行任職,正在歐洲出差時,忽然接到通知,讓我作為人民銀行代表去參加IMF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年會,大意是赴IMF任職的機會來了,讓我先去和IMF高層接觸。
這件事情的前因是,IMF首位日本副總裁曾有過承諾,任期滿後將把位置讓出來。當時IMF正在改革,考慮在亞洲國家任命一位副總裁,我是人選之一。
我落地伊斯坦布爾當晚,得知日本人改變主意了,事情變得撲朔迷離。第二天上午見到當時IMF總裁多米尼克·卡恩時,他也覺得很尷尬。這天下午,卡恩宣布繼續由日本人擔任IMF副總裁。我的伊斯坦布爾之行好像就這麽結束了。這件事還沒開始,門已經關上了。
任命公布後,也有人認為,中國應該參與國際經濟組織改革,也認為我是合格的人選,所以有人繼續推動這件事情。
南方周末:當時很多人認為你去央行任職,就是為去IMF鋪路的。
朱民:當國內輿論吵得熱火朝天的時候,這門已經關了。我是從伊斯坦布爾回國之後,才到人民銀行任職的。當時人行行長周小川非常明確,中國人去IMF任職是世界的大事,也是中國的大事。
日本人再任,IMF有它的考量,這是歷史的延續,日本對IMF的資金支持很大,是IMF第二大股東,IMF也有為難之處。所以我們決定換個戰略談這個問題,找IMF的慣例,發現日本人任副總裁之前當了三年的顧問,它有這個先例。
2009年10月-2010年2月,經過4個月反複溝通和博弈,最後IMF認為,中國加入IMF是世界經濟大勢的需要,為此改變了IMF制度,在原來傳統的一正三副(總裁)之外,領導班子多加了一個特別顧問。所以歸根結底,我能夠進IMF工作,與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擴大、國際地位提升是一致的。
回頭看,這是歷史大潮不可逆,中國也抓住了機會,有機會就勇敢去爭取,周小川行長在這里面起了特別關鍵的作用,這是很不容易的。
南方周末:1991年,你怎麽選擇去世界銀行的呢?
朱民:出國前,我是青年經濟學家,參加過很多改革討論會議,介入改革政策,做很多調查研究,覺得改革開放是中國大事,而世界銀行做的事情,和中國是最接近的。
1980年,世界銀行行長麥克納馬拉訪華,與鄧小平會面。鄧小平說,中國搞改革,我們需要資金,也需要經驗。麥克納馬拉說,我們能不能給你錢、能給多少錢,我也不知道,需要回去研究,定位中國地位。鄧小平說,錢重要也不重要,更重要的是我們需要世界銀行的經驗和政策。麥克納馬拉很感動,回去之後就開始推動中國加入世界銀行。
世界銀行當時在中國影響力很大,我覺得中國特別需要宏觀發展政策和戰略,我是沖著這個去世界銀行的。回國後,我的工資減掉90%都不止,拿一千塊人民幣就回來了。
南方周末:1996年你離開世界銀行回到中國,2010年再從中國去往IMF,這兩段經歷比照來看也頗有戲劇性。
朱民:回國又出國,其實是同一個故事,反映了中國國運的昌盛、中國走強的趨勢,我的經歷只是其中一個小小事件、一個表象。我出去讀書,有了一點工作經驗,中國改革開放方興未艾,有很多機會,把我吸引回來了。2010年,又是改革開放的大潮把我送出去了。
其實再出去,我一開始也很猶豫,因為IMF的專業性、嚴謹性、政治複雜性,我是知道的,到了那個舞臺能不能把工作做下來,我也不是很有把握,畢竟離開世界舞臺都十多年了。
南方周末:作為第一個進入IMF管理層的中國人,你是如何站穩的?作為IMF總裁特別顧問,2011年卡恩因醜聞辭職事件對你是否有影響?
朱民:剛進入IMF確實很難,不過卡恩出事時,我已經站穩了腳跟。此前從來沒有一個中國人做過IMF管理層,人家不知道你能力夠不夠,很多人對你有敵意。
我去了之後就很坦然,作為特別顧問可以參加所有公開會議,但是不能主持董事會議,不可以分管國家,只把一些邊角工作交給我。比如要我管年會,IMF每年開年會,從安全、到飲食,甚至廁所用紙都要管。風險也是沒人要管的事情,都讓我管。既然來了,讓我做的我就認認真真做。
過去IMF年會很強調保密性,會期5天,太官方,我覺得這是一個溝通、透明的時代,就把會期縮短,以前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們都要排隊致辭,很冗長。我們把這個流程改成做視頻錄像,或者書面文件,節省時間。
IMF應該要增加與世界的溝通,我是世界經濟論壇董事會成員十多年了,把達沃斯論壇經驗搬過來了,IMF也開始辦論壇,把傳媒引進來,增加透明度,加大溝通和交流,把內部外部專家都請來。這樣一試,年會改得還不錯,一下把局面打開了。
作為顧問,我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從外圍開始做工作,主要部門頭頭都很牛,不跟我聊,我就找邊緣部門的人聊,加深了解,逐步對核心問題、重大問題發表觀點。卡恩出事時,很多人主動來安慰我,勸我不要擔心,卡恩的事情和你沒關系。
拉加德上任後,中國國際地位、作用上升,大家越來越認識到IMF需要中國加入。大家對我工作的認可,她很難有理由拒絕。所以IMF又一次破例,加了一個副總裁職位。
南方周末:你參與並見證了人民幣加入SDR(特別提款權)的過程,能否講講更多細節?
朱民:IMF每五年對SDR一攬子貨幣進行調整,2010年剛提出評估人民幣加入SDR,被美國否定了,說人民幣不符合條件。中國能加入SDR,三件事很重要:首先,中國主動向IMF提出,希望對人民幣做評估。中國並不是說你要把我加進去,當然也不可以這麽說,但是我可以要求你對我進行評估。這引起IMF管理層高度重視。接到這個要求之後,IMF決定集中精力,只評估人民幣,不考慮其他貨幣。
其次,中央決策後,馬凱副總理與IMF代表團溝通時明確態度:中國政府是認真的,配合評估,結果聽你的。
消息回到IMF後,IMF內部打得一塌糊塗。一是人民幣在各項指標中是否達到了前五位,如比例、技術指標、衍生產品、交易等,很多統計不全面;二是人民幣資本賬戶沒有開放,人民幣加入SDR以後,作為市場貨幣每天交易,要滿足對沖、利率水平等要求,能否做到?很多人覺得人民幣不夠資格,還有一些別有用心的國家,提出可以根據中國修改標準。這個說法貌似很好,但是後面意義深刻,因為國際組織修改標準,必須70%成員通過等一堆條件,很花時間,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了。
最後,IMF決定:第一,只評估人民幣,不做別的,目標明確;第二,規則不能變。分兩步:第一步是搜集數據,實事求是看基礎。第二步是假設IMF已經接受人民幣了,看看人民幣必須滿足哪些SDR運營要求。這種倒推法,是IMF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
兩件事、兩個團隊,緊鑼密鼓。一個團隊全世界搜集數據;一個團隊把方案拿到北京,問中國技術上能不能做到建立三月利率水平坐標、資本市場流通、匯率機制能否調整等等。周小川改革意識非常強,承諾可以。
於是,IMF列了個時間表,以2015年10月30日倒推,當時已經是5月,時間非常緊張。IMF也很小心,董事會開會討論人民幣納入SDR能不能延期?延幾個月?因為很多國家不相信中國能做到,還有些國家將信將疑,於是最後出了份模模糊糊的董事會決議。等到10月份,中國改革完全滿足要求、數據接近,所有人都沒得話說了。至於SDR貨幣中的百分比調整,IMF內部也是打得一塌糊塗,打到最後一分鐘。
這期間,還發生了中國股市波動,整個過程,風雨滿樓。最終中國政府、央行,堅定不移推進改革,IMF也堅定不移迎合世界潮流,克服了無數阻力。
南方周末:對人民幣加入SDR的意義,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和你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朱民:伯南克認為這只有象征意義,但是我完全不同意。
人民幣加入SDR,這是一個歷史性的事情,這是第一次有一個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加入SDR。這就是一個里程碑,把發達國家俱樂部的門推開了,這是了不得的歷史,任何有歷史感的人都應該看到這一點。
SDR反映了世界金融治理機制的一個重要方面,反映了金融治理機制一個根本性的變革和改變,使得新興經濟話語權進一步加大,而且籃子貨幣更多元、平衡化,有助於穩定,對國際貨幣金融機制是一個巨大推進。這對中國也是一個巨大推進,因為中國對最重要的貨幣政策框架進行了改革。所有改革中,貨幣政策框架改革是最主要的。我們過去講金融改革,講銀行、股市、債市改革,但是從來都不談貨幣政策框架改革,人民幣加入SDR,恰恰是做了這件事。加入SDR讓中國貨幣政策框架大大向前發展,比如三個月利率水平坐標,中國以前沒有,現在建立起來了。
SDR的未來實際應用前景非常寬廣。G20重新提SDR發債,要IMF和G20進一步研究合作擴大SDR作用,現在我們已經發了SDR債,這是很重要的歷史突破,意味著在公共市場上,人民幣成為可直接兌換貨幣了。這會引起公共市場往私人市場延伸,對中國至關重要,等同於人民幣可自由兌換。人民幣在國際公共市場上的需求、流通會有非常大的增加,這是很大事情。比如,一個非洲國家借了IMF的錢,還款難、沒有美元,它可以用人民幣來還。持有人民幣的流動性和持有美元的流動性完全不一樣,世界規則就變了。因為你要用美元,你必須要有頭寸。你用人民幣,也必須要有人民幣頭寸。這是制度變化,是中國經濟和金融走向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1998年,馬來西亞前首相馬哈蒂爾和索羅斯在香港召開的國際金融年會上有一場隔空對話,馬哈蒂爾的大意是,索羅斯你憑什麽沖擊我的經濟?我辛辛苦苦20年,一個金融危機把我GDP搞掉50%?索羅斯說,這是你的宏觀有錯誤,你的負債結構不對,你為什麽要那麽多美元?
我對此印象特別深,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起來後,它的貨幣、金融必須跟上,否則它的實體經濟在全球化的今天是保不住的。人民幣加入SDR,在任何時候都是歷史事件,這是規則制度的改變,深遠的歷史意義甚至不是我們這一代人能說的,讓後人去說吧。
南方周末:很多人擔心,人民幣盯住SDR一籃子貨幣之後,這些貨幣兌美元的弱勢會自動轉化為人民幣貶值的預期,甚至形成一種惡行循環,你怎麽看?
朱民:加入SDR對人民幣匯率水平沒有任何約束,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一點。市場預期對不對,是另外一回事。其實也很簡單,人民幣匯率機制變了,以前只釘美元,現在是釘住一籃子貨幣。美元強,一籃子貨幣走軟,這是基本事實,人們對此會有不同預期、產生不同行為,同時監管部門也有一定的管理幅度,管理是針對市場反應來的,也很正常。我不覺得這里面有什麽特別的東西。問題的核心是,人民幣匯率機制變了,這才是最根本的。我們也可以做更多的溝通,無數人問我這個問題,我跟他們講清楚之後,沒有任何人再跟我繼續討論,我覺得這個事情是很直觀、簡單的。
南方周末:IMF共189個成員國,為什麽你要負責其中一半多數國家的宏觀政策督導?
朱民:原則上,IMF副總裁每個人管三攤:第一,管國家,就是撰寫國家的宏觀政策督導報告,我最多時候管97個國家,走的時候管93個;第二,管政策,管政策壓力也很大,工作量也很大。因為政策都是鬥爭,背後都是利益,因為制定規則是最重要的;第三,管部門、管對外合作。
一開始我管七十多個國家,因為我來自發展中國家,我對發展中國家情況很有體會,也有感情,我提的政策、與他們的談判,比較在一個點子上,他們比較能接受,所以很多國家願意我來管。很多國家都提了這個要求,所以幾次調整,越調越多。當然,管得多也很辛苦,我離開IMF的時候,他們給我統計了一下,我平均一年出差一百天,幾乎每天都在倒時差。這也是中國的榮譽和責任,我只能這樣扛住,認真把事情做好,這是一個挑戰,也是榮譽,因為人家信任你。
管政策,如金融部門評估,對一個國家所有金融部門進行全面評估(FSAP),這是一個特別花時間和力氣的複雜的工作,包括銀行市場、債券市場、股票市場、金融設施、聯動壓力測試、法律合規、法律制度等一共13個大項,一次要來很多人做幾個月。一個國家三五年做一次,以前中國、美國從來沒做過,G20出於全球金融穩定的考慮,要求所有G20國家都做,所以2011年中國、美國第一次做了。2016年第二次做。我還管一些其他政策,如低收入國家政策、小國政策、窮國政策,我還挺樂意的,因為以前國際組織對他們關註不夠。
最大的壓力是管IMF對所有對外組織機構的合作,如聯合國、世界銀行、WTO等所有國際組織,我也經常參加聯合國會議,涉及環保、收入分配等。
南方周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批評世界銀行、IMF強加於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調整項目經常帶來災難性後果,你加入IMF這幾年,IMF也在進行內部改革,這些改革是怎麽進行的?
朱民:這牽涉到對“華盛頓共識”的修正問題。“華盛頓共識”就那麽十條,主要涉及財政、金融市場自由流動,金融自由化,結果引發了包括拉美危機、亞洲危機在內的一系列危機。
這一共識基於這樣的假設:完全相信市場理性,認為市場會自動調整達到均衡,認為所有國家都有一個有效市場,用發達國家經驗來套發展中國家。其實是用另外一種方式,為發達國家打開了這個市場。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世界得到最清楚的一個教訓是:對資本市場完全開放,並不見得完全合理,所以還是要修正。
作為新興經濟體國家的人,我對這方面感觸很深。所以,2011年我力推增長與就業政策。當時我參加達沃斯年會回來,發現大家最關註的是增長,但是在IMF框架下對增長重視不夠,IMF就講宏觀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增長從來不在工作範圍之內。但是從中國經驗來看,增長是硬道理,增長不一定能在某個參數之內,因為市場是不完善的。
我在IMF內部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遭到反對,因為IMF憲章里沒有這一條,當時我們不具備條件,也沒有人員有關於增長的知識去指導新興國家。我知道增長是很多新興國家的需要,與他們溝通後獲得他們的支持,作為成員國,他們的要求對IMF內部產生了壓力。於是應成員國要求,增長與就業政策納入了IMF宏觀政策督導內容,後來很多歐洲國家也加入了。
當然,政策推進也很謹慎,首先我出了一份董事會文件,講增長的重要性,把增長作為督導報告的重要一部分,這是IMF督導政策的一個重大變化。一年後,又出了一份對於員工的指導方針;第三,建網站把很多工具放進去,做模型,可以計算出增長率,做大量培訓、辯論。
不是說我就想著要去改革,而是看到了問題,要對世界經濟實際情況進行反應,應對新變化、新挑戰你要有擔當,不能來了(IMF)躲在後面、做些循規蹈矩的事就行了,既然在這個位置上,就要盡這個責任。
南方周末:針對成員國的政策督導具體是怎麽進行的?
朱民:IMF的經濟督導是多層面的,包括宏觀督導報告、金融部門評估,解決危機、培訓、區域問題會議等,以多種形式保持與會員國的溝通。
IMF每年都要對每個成員國出一份督導報告,IMF有1500名博士經濟學家,其中700-800人負責國家,其他負責政策、宏觀。每個國家都有一個團隊,大國如美國可能10人,小國可能1人管兩個國家,但是真正組代表團的時候,人就多了,要把產業政策專家、貨幣政策專家、統計專家等等都請進來,IMF所有人都來支持。
首先,IMF內部分析這個國家會有什麽問題,討論宏觀穩或者不穩,要發現問題,降低風險。開會時,全系統所有部門都參加,公開、坦率討論。然後,代表團去走訪具體國家,跟財政部長、央行行長商量方案。認可後,派出大團隊去搜集資料,跟政府談,走訪財政部、央行、經濟發展部等,見私人企業、NGO,聽他們對政府的看法,批評聲音都聽,而且見私人企業、NGO時政府官員不能在場,以保證客觀中立。
回來後,撰寫報告。結論中,IMF的觀點可能和政府不一致,有分歧沒關系,兩者都會同時寫入報告中。政府可以選擇不披露這個報告,但是不披露的話,很多人會懷疑你是不是有什麽問題。
如果有危機了,就很緊張,馬上派團隊去。派代表團進駐當地,制定危機計劃,開始談判,你要借多少錢、怎麽用,怎麽還。IMF的最大麻煩是,沒有錢是免費的,拿錢就要根據IMF的政策進行改革,所以工作強度特別大,涉及政治談判、債務重組、免除債務等。如果資金不夠,除了IMF資金,可能還需要其他國家資金。
如果天下太平,沒有危機,IMF還會為成員國提供培訓。IMF有一個巨大的培訓部門,提供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統計等培訓服務。培訓預算占IMF總預算的四分之一左右,只要會員國有要求,免費為發展中國家培訓。2008年危機後,發達國家也要求培訓,但發達國家要付費。
針對區域問題,IMF也會組織召開區域會議,有公開的、閉門的。比如兩年前,我們在科威特召集海灣國家開會,建議他們多元化發展。請了全世界專家,以非洲為例,講石油國家多元化怎麽走,模擬油價變化對財政有什麽影響,有人願意聽,有人不願意。
南方周末:這樣看來,讓成員國接受IMF宏觀政策督導,其實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朱民:舉個例子,我做的關聯性研究,研究一國政策的“溢出效應”,這也是在傳統“華盛頓共識”之外的東西。溢出效應,對我們發展中國家是很普遍的事情。美國打個噴嚏,全世界市場都要動。但是美國很固執,認為美國政策只對美國國內宏觀負責。2013年5月,美聯儲談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我在現場。我當時提問,你有沒有考慮這個政策對世界的影響?得到的回答是,美國貨幣政策只對美國國內負責。結果,這個講話之後,全世界市場產生了自2008年危機以後最大的波動。
美聯儲決策很嚴謹,如果只是基於國內的決策,能夠說得很清楚:實業多少、庫存多少、增長多少等等,如果要考慮對外影響,變量太大、太複雜,就要分析國外什麽因素影響它的決策,這個在技術上很難。也不能否認,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心態上也不在意這些。
為此,我們對波動做了數據分析,然後拿著數據報告去找美聯儲主席耶倫,做了無數次溝通,特別跟他們技術專家溝通很多次。除了溢出(spill off),我們還發明了一個新詞“溢回”(spill back),這個波動對美國也是有影響的,形成了一個不斷的循環、返回沖擊,這樣不好。最後,耶倫終於承認美國對世界經濟波動有影響。這是國際治理機制上的一個進步,挺不容易的。
已經投資了多家文化企業的國內最大文化基金公司華人文化突然宣布入股一家整合營銷公司。
近日,華人文化控股集團(下稱“華人文化”或“CMC”)正式宣布戰略投資入股艾特@comm公司,開啟華人文化全產業鏈整合營銷的全新運作。本是一個很小的入股合作,這在華人文化幾乎每個月都會有,但是華人文化卻拉出了旗下電影、劇集、綜藝、體育、互聯網、生活方式六大板塊和相關企業,分享了各自領域總計超過40個頂尖內容和創新渠道,華人文化董事長黎瑞剛也親自出席。
黎瑞剛向第一財經記者坦言,雖然華人文化並不急於追求回報,但作為一個投資基金,推動所投資公司有好的盈利能力以及基金變現退出是最終目的,投資了這麽多公司,華人文化也承受了不小的壓力,其希望通過入股整合營銷公司,能夠為旗下公司開拓變現渠道,開啟華人文化全產業鏈整合營銷的運作。
華人文化成立於2009年,作為一個投資基金為主業的公司,華人文化已經在文化投資領域運作了七年,但是真正退出變現卻很少。雖然黎瑞剛曾多次表示,華人文化的投資理念並不是急於變現,希望能夠投資更長久,幫助企業成長。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黎瑞剛也坦言有一定壓力,希望能夠更好地推動所投資的公司能夠更好的盈利。這也是黎瑞剛特別看重此次戰略入股艾特的主要原因。
黎瑞剛表示:“打造創新傳媒娛樂生態,需要突破性的整合營銷模式。艾特@comm跨界的內容整合營銷和傳播能力,使他們受到眾多世界500強企業與國內領導品牌的青睞,獲得了不俗的業績和業內口碑。近年來,華人文化一直致力於通過品牌化、數據化、社群化投資與運營,打通華人文化旗下的眾多優質內容資源、發布平臺和線下活動。希望未來艾特@comm作為華人文化的營銷專家,能夠銜接華人文化集團旗下傳媒與娛樂、互聯網與移動、生活方式三大領域的產業鏈公司,進一步強化華人文化整體‘內容+渠道’多元優質資源體系,推動旗下公司各類資源營銷潛力的開發。”
艾特@comm創始人、總裁金霞表示:“與華人文化的戰略合作,將通過策略思考和IP資源,專業策劃團隊主導與內容、渠道、傳播資源組合,打造以內容為導向的整合營銷新形態生態鏈。這個新形態整合營銷生態鏈將通過內容鑒別、內容創新、內容滲透和內容集成整合聚力,為品牌帶來實效和生命力。”
雖然在黎瑞剛眼里,華人文化投資的很多公司具有很好的發展潛力,將來會做到很大規模。但短期內,受到多方限制,很多文化企業盈利能力相對較弱,黎瑞剛希望通過在營銷上的創新,突破傳統廣告營銷模式,迎合目前整合營銷產業的變化趨勢,幫助企業提高變現能力。
事實上,在內容整合營銷領域,簡單的後端營銷介入已經無法滿足廣告主的需求,很多營銷手段在內容初期就已經介入。金霞表示,以目前一些綜藝、影視內容為例,很多營銷在這些節目或影視內容策劃初期就已經介入,這需要跟內容公司有深度合作才能實現。
黎瑞剛也表示:“如今的營銷面臨很大的挑戰,原來的傳播工具在早期的互聯網產業也許還管用,今天則很難使用,如今,內容傳播更多是以分享的方式傳播。而品牌是附著與內容之上,品牌需要在內容源頭就結合在一起,互聯網已經對媒體基礎結構進行顛覆,內容渠道傳播方式開始變成蜂窩狀,內容體驗的提升將加快。”
正因為意識到營銷方式的轉變,華人文化基於與整合營銷公司合作,幫助旗下文化企業能夠轉變營銷方式,開拓變現渠道。據悉,此次入股後,華人文化將聯手艾特@comm繼續完善並落實華人文化在集團整體品牌化、數據化、社群化的戰略構想,對華人文化線下線上全渠道進行深度整合,助力華人文化旗下各品牌之間進行跨界合作,並搭建華人文化與艾特@comm客戶之間在內容變現和渠道增值方面的合作,最終實現以內容和渠道為導向的新形態整合營銷。
對於目前文化投資市場狀況,黎瑞剛表示:“無論是投資技術還是渠道,資本永遠是很重要的推手,但資本也會擾亂我們的視線,今天有很多公司為了獲得資本的關註,弄虛作假,票房、用戶數大量數據造假,某種意義上這是資本的負面影響導致的,華人文化希望能夠帶來更多正面影響,扶持有情懷、理想主義的企業發展,我也看到目前很多堅持專業主義精神、做頭部頂端內容的公司依舊是最賺錢的公司,遠遠超過那些浮誇風盛行的公司。因此,在文化投資領域,包括華人文化,希望把資金和資源聚焦於能夠夠生產頭部內容、在所屬領域內數一數二的公司。”
剛剛過去的這個春節,紐約雖然沒有很濃的節日氣氛,華人的慶祝活動也是一波接著一波。從去年春節開始,紐約的公立學校開始在春節正式放假一天。這是繼舊金山、新澤西洲坦納佛萊後,第三個農歷放假的城市。
在一個多種族國家,各個族群的節日是否是公立節日,學校是否放假是衡量一個族群影響力的準確標桿。新澤西和紐約地區的公立學校近乎任何一個猶太節日都放假,每年最少在五天以上。猶太人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既然是比較少數族裔在美國混得好不好,那華裔肯定要與背景相似的印度裔比一比了。筆者想起最近一篇在網上很火的文章,說的是“在百度陸奇歸國的背後,是印度幫在矽谷的全面崛起。華人,正在失去在矽谷立足和升遷的根基。‘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華裔,正在失去在美國高科技領域的位置。”
印度裔比華人在美國混得好這是不爭的事實,不管是在矽谷還是華爾街,他們都比華人更能出人頭地。財富500強里已經不乏印度人的CEO,這確實和他們的團隊精神有關系。眾所周知印度人愛抱團,最愛提拔自己人。一個部門有了印度老板後,幾年過去整個部門差不多都是印度人了。
不過,這里面也有不少客觀原因,而未來20~30年後華裔未必不能在美國社會展露頭角。
首先是語言問題。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印度留學生來美後雖然口音很重,華人一般覺得聽起來困難很大,但對美國人不是問題。在公司混,華人即便英語很好,但是因為母語不是英文,緊要處總是差些。拍馬屁、求提升這種精微細妙的意思就不好表達。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數據,雖然到2013年華裔人口總數已經超過印度人,成為亞裔中人口最多的族群,但其中60%為旅美華人,1/7是2010年後來美的新移民。這就意味著對於很多華人來說,語言文化可能還是事業進一步提升的障礙。
現在正當壯年的ABC(在美國出生的華人),他們的父母多是以前的老移民、老華僑。那時華人在美國多為勞工階層,聚居在唐人街。人微言輕,以生存為要務,很難為孩子提供良好的學習和事業發展機會。而中國第一代留學生的子女在美國才剛剛走上工作崗位。
80年代末、90年代來美的留學生極具競爭力,他們在美國大多完成了碩士或者以上學位,並在美國的大公司任職,處在領導崗位的也不乏其人。他們的子女在重教育的氛圍中長大,和同齡的美國孩子相比往往出類拔萃。
筆者的一個朋友90年代初來美國,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在讀博士時生下女兒。如今她在新澤西的一個大藥廠管理新藥測試的大型項目。三年前她的女兒被幾乎所有的常青藤大學錄取,最後選擇了普林斯頓。如今這位20歲出頭、正值大四的亞裔女孩正在選擇到摩根大通還是谷歌上班,為在華爾街還是矽谷發展舉棋不定。
這樣的ABC在美國不是少數。他們學習優異、深諳美國文化、自信朝氣。如今剛剛步入職場,10年、20年後很有可能會出現各行各業的傑出人物。風物長宜放眼量,華裔在美國的嶄露頭角來日方長。
新華網援引韓聯社消息稱,韓國政府消息人士14日表示,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長兄金正男(46歲)13日上午在馬來西亞遇刺身亡。
在日華人、日本亞洲通訊社社長徐靜波對第一財經表示,他與金正男有過一面之緣。2011年5月,他在澳門一家酒店的走廊里,偶然遇到了金正男。因為金正男使用別國護照,化名帶著家人去過日本多次。最後一次,他帶妻兒秘密到東京迪士尼樂園遊玩被日本警察發現,全家被“禮送”出境。當時,金正男在東京成田機場那種無所謂的神情,在日本電視新聞節目中多次播放,給徐靜波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金正男迎面走來時,徐靜波一下子認出了他。目光接觸之下,金正男並未躲避或轉身離開,而是沖徐靜波笑了笑。
徐靜波說,他當時迎了上去,用中文向金正男打招呼:“金先生,你好!”之所以用中文,是因為他知道金正男懂中文。
意外的是,金正男一點都不緊張,而是停下腳步和徐靜波握手。
徐靜波作了自我介紹,並遞給他一張名片。金正男用標準流利的中文讀出了徐靜波的名字,並問他:“那你是從東京來的?”徐說:“是的。我記得你和家人去過東京,還去迪斯尼樂園玩過?”
金正男笑了笑說:“是啊,去過。日本最後還是不歡迎我啊。”
徐靜波問:“你為什麽會在澳門?”金正男答道:“我的家在這里。”
徐靜波又問了一個敏感的問題,但金正男拒絕回答,並忙與他道再見。
徐靜波忙說:“能不能跟你拍一張照?”金正男搖搖頭,沖他笑了笑,走了。
徐靜波回憶說,當時金正男身邊沒有保鏢。金正男給他的印象,是一個誠懇敦厚的男人。
2017年3月13日,由紅杉資本中國基金與華人文化控股集團聯合發起的“健盛體育專項基金”正式宣告成立,一期已募集完成。
日前,“健盛體育專項基金”已A輪領投國內領先的搏擊賽事運營商及視頻內容提供商-萬名揚傳媒,其傾力打造的“勇士的榮耀”系列賽事致力於成為搏擊版的“NBA”。與此同時,該基金也完成了對中國知名電競賽事運營商-英雄體育的投資。
在政策利好、消費升級大背景下,中國體育產業有望迎來黃金十年。2014年,中國體育產業增加值超過4200億元,但對GDP的貢獻率僅0.6%,低於全球貢獻率的2.1%及美國的2.9%,產業存在巨大發展空間。
2014年10月發布的《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體育產業促進體育消費的若幹意見》曾明確提出:到2025年,中國體育產業總規模將超過5萬億元。面對這一歷史性機遇,紅杉中國與華人文化瞄準了中國體育產業整體升級的新消費紅利。
在業內人士看來,體育產業的大熱有其歷史性的機遇。一方面是中國人口紅利與消費升級對體育產業的促進和發展,COA(中國戶外品牌聯盟)統計數據顯示,2014年我國運動人口達3.8億,約占總人口數的27.79%,運動人口基數龐大。尤其是近年來,中產階層和80後群體的興起,都使得體育娛樂消費呈不斷攀升之勢。另一方面,隨著新技術的快速發展,體育產業又迎來互聯網+熱潮,技術革新大大促使體育產業的不斷升級,湧現出了VR、移動端直播等多種呈現形式,這都為整個體育產業帶來更多利好,成為資本關註的一個重要風口。
從2015年起,華人文化就開始加速布局體育產業,並深入提升核心價值環節的運營。至此,華人文化在體育產業的投資和布局已覆蓋賽事版權開發、內容生產、媒體運營、賽事及活動管理、賽場管理、運動員經紀、體育營銷、數據服務等環節。
作為中國最早的專業投資機構之一,紅杉中國自創立十二年以來已投資企業300余家,而體育產業是紅杉中國重點關註領域之一。
“健盛體育專項基金”設立後,將通過嫁接國際和國內的產業資源,發揮“投資+運營”的優勢,推動海外優質項目全球化布局,同時也將進一步加速引進頂級海外項目在中國市場的價值釋放,以推動國內體育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