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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 農民來錢速度更快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12/4730349.html

社科院:地區間居民收入差距縮小 農民來錢速度更快

一財網 章軻 2015-12-24 15:17:00

中國社會科學院24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各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居民收入繼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居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24日發布的研究報告顯示,我國各地區居民收入差距逐漸縮小,居民收入繼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增速持續快於城鎮居民。

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當日共同在京發布《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所長陳光金介紹,2015年國民經濟穩中求進,結構調整取得新成效,全年可保GDP增速7%左右。社會領域的發展更加註重提升質量,常住人口城鎮化率超過55%,戶籍改革全面提速;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就業結構繼續優化;居民收入增長維持較高水平,收入分配格局繼續改善;居民消費物價指數回落,人民生活消費水平繼續提高。

國家統計局統計科學研究所統計監測研究室主任、高級統計師呂慶喆介紹,2015年,我國也出現了制約居民收入和消費的因素,如經濟增速下行制約居民收入增長、農民工就業遇到困難、農村消費環境相對滯後、社會保障體系還不夠健全進而影響居民消費信心等。

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31個省(區、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為上海,達45966元,而最低的為西藏,為10730元,最高是最低的4.28倍。其中,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均為上海,分別達48841元和21192元,而最低的均為甘肅,分別為21804元和6277元,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分別是最低的2.24倍和3.38倍。從全國31個省(區、市)城鎮和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異系數來看,自2006年開始逐年縮小,也就是說各地區城鎮居民之間和農村居民之間收入差距有所縮小。

藍皮書稱,城鄉居民收入一直保持較快增長。2014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29381元,是2000年的4.7倍,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年均增長9.2%;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9892元,是2000年的4.4倍,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年均增長7.9%。

截至2015年前三季度,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6367元,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增長7.7%,高於同期GDP的增長速度。其中,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512元,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增長6.8%;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297元,剔除價格因素影響,增長8.1%,農村居民收入增速快於城鎮居民。

2015年,隨著城鄉居民的就業方式和經營方式的日益多元化,收入構成出現了變化。2014年,城鎮居民家庭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70%左右下降到62.2%,經營凈收入、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比2000年有所提高;農村居民家庭工資性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由2000年的不足30%快速上升到39.6%,經營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持續下降,而財產凈收入和轉移凈收入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均有所上升。

社科院調查發現,新常態下,我國居民的消費特征從模仿型、排浪式轉為個性化、多樣化,新的消費活力不斷釋放,信息消費、網購消費、旅遊休閑消費等正在成為新的消費熱點。

其中,信息消費成為最大熱點。藍皮書稱,信息消費的增速已遠遠超過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平均增速,成為2015年消費的最大亮點和消費增長的主要引擎。

呂慶喆介紹,信息消費增長的亮點主要在兩個方面:一個是智能手機、智能家電,以及與信息硬件相關的產品消費出現高增長;另一個是類似手機遊戲、手機文學這樣的信息內容和信息載體的消費也出現了高增長。2015年1~10月份,全國限額以上單位商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7.6%,而其中通信器材增長高達35.9%。

調查發現,隨著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信息產業的迅速發展帶動了城鄉居民生活方式的轉變,移動電話和家用電腦迅速普及,購物類互聯網平臺逐漸成熟,越來越多的居民選擇在網上購買商品或服務,網絡消費成攀升態勢。2015年1~10月份,全國網上零售額29484億元,同比增長34.6%。

此外,居民休閑度假旅遊消費也快速增長。2014年,國內遊客達36.11億人次,比上年增長10.7%;人均花費839.7元,比上年增長4.2%。出國遊已成為越來越多家庭的旅遊選擇,2014年,國內居民出境人數達10727.55萬人次,比上年增長9.3%。

社科院上述報告建議,2016年努力穩定城鄉居民收入增長,全面實施精準扶貧戰略。尤其要關註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的穩定問題,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要采取措施穩定糧價。繼續推進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和利益關系的調節,不僅要加快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還要加快縮小不同社會群體和階層之間的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

社科院報告認為當前需重點關註農村居民收入增速的穩定問題。攝影/章軻

2016年社會藍皮書發布會現場。攝影/章軻

編輯:李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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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掘金A股探秘:股票比演戲來錢

“不參與上市公司資本運作的演員不是好演員,沒有影視明星參與資本運作的上市公司不是好的公司。”

這是一句戲言,也是資本與影視文化融合大背景下一個縮影的形象描述。梳理近兩年來或是擬上市公司的IPO、或是上市公司的並購重組,影視明星參與其中已屢見不鮮,可謂是“蔚然成風”。

至少從公開資料看到,影視明星通過資本運作的收入遠遠比演戲來得多且容易。在上市公司的收購中,動輒出現10倍、幾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溢價,而有些被收購的標的,要不總資產很少、要不就是剛剛成立沒多久。

監管層對影視娛樂行業存在的過高估值及由此而生的泡沫沒有視而不見,並采取了雷霆措施進行監管與制約。

深交所最新修訂的《創業板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1號——上市公司從事廣播電影電視業務》明確指出,創業板上市公司涉及收購演職人員及其關聯方公司股權的,應當披露演職人員及其關聯方出資作價的依據、與其他投資者作價是否存在差異。

炒股更來錢

影視明星介入資本市場,最初方式比較簡單,就是作為原始股東從IPO中獲得股權的溢價。走在行業前面的影視公司,便是華誼兄弟(300027.SZ)。

2009年10月30日,華誼兄弟登陸資本市場,包括李冰冰、任泉、黃曉明等明星股東掘到在資本市場的第一桶金,這些明星們,首次感受到資本的魅力。

幾年過去,影視明星參股擬上市公司並積極尋求在資本市場的上市或掛牌機會已經屢見不鮮。

去年IPO的公司中,唐德影視(300426.SZ)頗受關註,一個重要原因是公司有很多影視明星的原始股東,包括範冰冰、趙薇等知名演員。在唐德影視的敲鐘現場,範冰冰與趙薇同時出現,這一幕,為當時的資本圈所刷屏。

今年6月8日,星美聯合(000892.SZ)發布重大資產重組公告,擬非公開發行股票購買歡瑞世紀100%的股權,這次交易,構成了歡瑞世紀的借殼上市。公開資料顯示,34名自然人股東中出現了杜淳、李易峰、賈乃亮等影視明星的名字。其中,杜淳持有歡瑞世紀40萬股、李易峰和賈乃亮各持有20萬股。

早在2014年,星美聯合曾希望借殼泰亞股份,但最終以失敗告終。在此後的第十二次股權轉讓、也就是2015年7月30日,楊冪將手中最後的20萬股轉讓給浙江歡瑞,最多時,楊冪持有歡瑞世紀50萬股。1年後,歡瑞世紀借殼成功。

彼時,杜淳、楊冪等人作為歡瑞世紀第一次增資的認繳對象,他們的成本是每股1.2元。也就是說,杜淳的40萬股歡瑞世紀只花了48萬。截至8月3日,星美聯合40萬股的市值大約為658萬。

當然,也有影視明星作為大股東的上市公司謀求上市未果的。較為出名的一個是孫儷所在的海潤影視。海潤影業在2013年籌劃借殼*ST申科登陸資本市場,一旦借殼成功,孫儷將持有的股份市值將超過2億。但最終借殼失敗。

此前有消息稱,孫儷的片酬大概在50萬∕集,按照其出演《羋月傳》80集計算,也就是說孫儷在《羋月傳》的收入約4000萬。《羋月傳》於2014年9月6日開機,2015年1月29日在橫店殺青,歷時近5個月。

在目前的一線女星中,最為吸金的當屬範冰冰。據悉,目前“範爺”的電影片酬大概在1000萬的水平。但如此高的片酬與她在唐德影視的收益相比,也是“小巫見大巫”。

截至8月4日收盤,範冰冰持有唐德影視的市值已經高達9300多萬,相比當時入股時僅用的300萬元,投資收益高達30倍。

除了有孫儷,郭濤、劉詩詩、趙麗穎等影視明星都是海潤影業的前二十大股東。今年3月,海潤影業在新三板掛牌。

但並不代表,成為上市公司原始股東就一定意味著資產的翻番,更重要的還是要看資金的成本。

8月1日,幸福藍海(300528.SZ)公告了新股認購統計情況,等待了5年後,“國民大叔”吳秀波終於等來了幸福藍海的上市。而作為戰略投資者,吳秀波的認購價是每股9.67元,認購數量約是466萬。吳秀波的4503.84萬元認購資金中,1503.84萬元為自有資金、其余3000萬元為借款。

也就是說,吳秀波需要等到3年解禁期到期後才能賣股償還借款並支付相關利息。

並購生財術

影視明星的玩法已經不限於做原始股東等待IPO,並購、借殼越來越多的資本市場玩法被“範爺們”熟稔掌握並應用。

被上市公司收購最為常見。從過往公告來看,華誼兄弟也非常樂意去收購影視明星的公司,盡管這些公司可能剛剛成立或者並無多少資產。

2013年9月,華誼兄弟出資2.5億元收購了張國立名下的“浙江常升”的相應股權,當時這家公司剛成立3個月;2年後的2015年10月22日,華誼兄弟又公告稱擬以7.56億元收購浙江東陽浩瀚70%的股權。東陽浩瀚的主要股東包括李晨、杜淳、陳赫等藝人。值得註意的是,東陽浩瀚的工商成立日期為2015年10月21日。

同時,在收購發生時東陽浩瀚的賬面資產總額為1000萬,也就是說,上市公司給了東陽浩瀚百倍的增值率。

沒過多久,華誼兄弟又以10.5億元收購浙江東陽美拉傳媒有限公司70%的股權,其中著名導演馮小剛持有東陽美拉99%股權。在收購發生時,東陽美拉的資產總額只有人民幣1.36萬元。

本報了解到,華誼兄弟的這兩次交易價格均是依據明星股東承諾的目標公司年度經審計稅後凈利潤的12-15倍為公司的估值,並以此估值為計算基礎。

上市公司收購影視公司不乏先例。2年前,道博股份(600136.SH)發布重組預案,擬7.8億元收購強視傳媒,而杜淳也是強視傳媒的股東。交易發生時,標的資產的賬面資產是2.6億,溢價近2倍。

距離時間較近的一次上市公司並購影視公司來自於唐德影視擬收購範冰冰名下註冊資本為300萬的無錫愛美神,在這次收購方案中獲得了高達8億到14億的估值。顯然,盡管“範爺”拍攝一部《武則天》的打包價高達3000萬,但她要拍攝40部《武則天》才能達到這樣的收益。

今年以來,監管層對影視、VR、遊戲等領域的跨界並購監管從嚴。3月中旬,暴風集團(300431.SZ)公告擬收購劉詩詩、趙麗穎等持有的稻草熊影視60%股權,交易金額高達10.8億,而劉詩詩的持股成本則只有200萬,但該方案最終被證監會所否決。

相較“範爺”,劉詩詩的片酬就沒有那麽高,平均每部電影的片酬也在200萬的水平,而上述方案一旦成行,劉詩詩的資本收益遠遠超過她做演員的收益。

在證監會否決暴風收購稻草熊的方案後,唐德影視也主動終止了與無錫愛美神的方案。

今年4月11日,深交所向唐德影視發出問詢函,要求唐德影視就收購無錫愛美神影視文化公司一事作出說明。

“自從暴風收購稻草熊被否後,上市公司並購影視公司估值不再像之前那麽虛高了,這樣的玩法也不適用了。”一位資深投行人士指出。

5月6日晚間,樂視網公告合計作價98億元收購樂視影業100%股權。交易方案顯示,2014年、2015年,樂視影業引入了眾多制片人、導演、演員,其獲取標的公司股份的價格相對於本次收購對價較低。

本報不完全統計後發現,2013年上市公司並購電影娛樂類標的的增值率不超過10倍,而到了2015年,捷成股份(300182.SZ)收購華視網聚80%股權的增值率超過了1300%。

重點關註估值合理性

在唐德影視對無錫愛美神的並購中,愛美神的估值在短期內增幅巨大,深交所對此表示關註,並要求唐德影視在披露重大資產重組方案時,重點對愛美神的估值情況進行分析說明及進行重大風險提示。

8月2日,在寧波富邦(600768.SH)重大資產重組媒體說明會上,投服中心提出的一個疑問是,主要標的資產對象天象互娛100%股權預估值為37.53億元,而截至2016年3月31日,天象互娛資產合計7.16億元,股東權益合計5.33億元,預估增值率高達604.67%。若拋去今年3月20日增資的4億元貨幣資金,預估增值率約為29倍。

“這麽高的增值率基於假設未來營收能力很強,經我們研究發現,標的資產存在較大的瑕疵,未來持續盈利能力存在波動性和不確定性,使評估在時點、方法身上都存在一定問題,一些重大風險未予以考慮,影響了估值的合理性。”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指出。

高估值背後對應的則是標的公司要做出的高業績的承諾。以華誼兄弟收購馮小剛持股99%總資產為1.36萬元的東陽美拉為例,對賭要求東陽美拉2016年度承諾的業績目標為該公司當年經審計的稅後凈利潤不低於人民幣1億元,並且自2017年度起,每個年度的業績目標為在上一個年度承諾的凈利潤目標基礎上增長15%。

隨著上市公司與影視明星在業務、資本等方面的合作方式不斷創新,明星證券化也逐漸成為市場熱點。同時,上市公司與演職人員的合作及業績對賭事項對上市公司經營有重大影響。

而對於影視明星的並購重組可能引發的高估值泡沫,深交所針對性地出臺了修規。7月14日,深交所發布最新修訂的《創業板行業行業信息披露指引第1號——上市公司從事廣播電影電視業務(2016 年修訂)》。

其中第八條規定:涉及收購演職人員及其關聯方公司股權的,應當披露演職人員及其關聯方出資作價的依據、與其他投資者作價是否存在差異等要求。

“這主要是細化了創業板收購影視公司的信披。今年,影視概念不像之前那麽好使。有些時候其實不是影視公司漫天要價,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於市場對這些概念在不斷追逐所致。”上述資深投行人士也向《第一財經日報》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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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臺灣式電信詐騙”:冒充公檢法 騙不來錢要罰抄“劇本”

來源: http://www.nbd.com.cn/articles/2016-11-11/105213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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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公安機關工作人員,某某(人名),知道公安局為什麽要找你嗎?之前我們寄發協查公文,通知你來進行到案說明,你怎麽沒有出面處理……”這樣的電話,或許你也曾接到過。冒充公檢法詐騙,多被稱為“臺灣式電信詐騙”案件,由於此類案件的服務器、窩點及犯罪嫌疑人在國外,具有非接觸性和隱蔽性等特點,打擊抓捕難度不小。

近日,公安部指揮浙江等地公安機關成功破獲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案件,涉及3個特大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團夥,共抓獲冒充公檢法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嫌疑人101人(大陸76人,臺灣25人),涉及案件135起,涉案金額達2000余萬元。

“臺灣式電信詐騙”的團夥是如何構成的?詐騙窩點是如何運轉的?為何這類詐騙如此猖狂?記者采訪了辦案民警和在押的部分電信詐騙犯罪嫌疑人。

團夥如何形成?

各類團夥組成“公司”,3個月轉移窩點

在溫州市甌海區看守所,記者見到了在押的部分犯罪嫌疑人。

現年39歲的臺灣籍男子董某某,是此次專案被押解回國的一名團夥管理者,與他一起在柬埔寨窩點被抓的還有其他26名人員。作為詐騙窩點的組織管理人員,董某某不僅負責人員管理、與臺灣轉賬窩點等的聯系,同時也負責境外窩點人員的生活采購等工作。

詐騙分子往往將話務行騙窩點稱為“公司”,董某某被抓時,其所在“公司”就設在柬埔寨某地一棟三層的別墅內。

“臺灣式電信詐騙是集團化運作的犯罪產業,這樣一個‘公司’的運轉,需要多個分工明確的分團夥支撐,它們之間可能是隸屬關系,也可能為互利關系,還有可能是單項服務關系。”溫州市公安局刑偵支隊一大隊副大隊長盧立錕說,“詐騙話務窩點的實際出資人為‘金主’,通常是臺灣人,依據所騙錢款數額獲取提成;撥打電話實施詐騙的是‘話務員’,具體分為一線、二線、三線;在話務窩點負責網絡線路和設備維護的是‘鍵盤手’或稱為‘電腦手’;轉賬窩點稱為‘水房’,一般設在臺灣;提供銀行卡的人稱為‘車商’,取款人員為‘車手’……”

為逃避打擊,這種團夥過一段時間就會換人換點。“第一個窩點在金邊,從2016年3月初開始,到5月下旬結束。第二個窩點從今年6月初開始,也是在金邊,距離第一個窩點有20分鐘左右車程。”犯罪嫌疑人莊某說。

“3個月是比較劃算和安全的周期,‘公司’人員也要替換。”已經有近兩年詐騙經驗的董某某說,“除了支付房租、吃住等日常費用,還要給線路提供者、收販銀行卡的團夥等付費。一般來說,‘公司’組建的第一個月需要詐騙200萬元人民幣左右的業績,收支才能打平;第二、三個月則需要170萬元至180萬元人民幣的詐騙業績來維持收支平衡。”

窩點如何運轉?

每晚都開會總結,幾天騙不來錢要罰背“劇本”

“臺灣式電信詐騙”分工明確、流程清晰:一線話務員使用網絡電話,並根據被害人信息直接撥打電話,冒充公安機關來核實身份,告知其名下銀行卡涉嫌洗黑錢,待受害人上鉤再轉到二線話務員;二線話務員則聲稱為專案組辦案人員,告知受害人涉嫌洗錢,核實受害人的銀行卡賬號和余額;三線話務員則假冒最高檢工作人員騙取密碼,並與“水房”對接,由“水房”將受害人銀行賬戶內的錢轉走。

“我們按照北京的工作時間實施詐騙,‘公司’電腦等設備也都按北京時間進行設置。每天北京時間8點半柬埔寨時間7點半開始撥打受害人的電話,柬埔寨時間下午4點半結束。”董某某介紹。

“在話務人員實施電話詐騙前,需要有幾方面的準備工作。”辦案民警陳豐向記者介紹,“‘菜單’就是所說的‘料’,即受害者信息,一般包括受害者的姓名、性別、身份證號、具體地址,需要臺灣‘金主’提前提供給話務窩點;根據‘菜單’涉及的地域信息,話務窩點的‘鍵盤手’聯系改號平臺提供者,使得受害人手機顯示的號碼為當地公安的號碼;‘鍵盤手’還要時時與線路提供者保持聯系,保障通話質量。”

戴某某是被押解回國的一名“鍵盤手”,同時也負責做窩點詐騙人員的業績:“一線話務員能提成5%,二三線分別提取8%,車商提取15%—20%……每天晚上,窩點都會開總結會,一二三線分別召開,對於騙術比較‘高明’的錄音還會分享學習,同時也會分析沒有詐騙成功的案例;對於連續多天沒有詐騙成功的人員,還會罰背‘劇本’或者手抄。”

據犯罪嫌疑人介紹,一線人員多為大陸人員,二三線以及管理者一般都是臺灣人員。一般情況下,詐騙分子不能自己離開別墅,這是為了防止引起當地居民註意而被舉報,窩點人員需要的生活用品等由管理者代為購買。

為何猖狂難禁?

線路租借、呼叫改號、信息泄露,監管還須合力

當前境外詐騙窩點並非傳統意義上的“聚人施騙”,各個分團夥通過即時聊天工具、網絡電話專用分機等工具相互溝通,導致被害人被騙時深信不疑、錢款被快速多次轉移提現,也導致警方在擴人擴線方面難以突破。但本次專案在線路商環節、改號平臺環節抓獲了嫌疑人。

胡某,從事線路出租業務,主要提供境外線路接入服務。“我手上有5條國際線路,從上家以每分鐘0.2元—0.3元的價格租入,以每分鐘0.25元—0.32元的價格租出,獲利20%左右,兩年間共賺了40余萬元。”胡某說,“這些線路多是從國外公司租來的,當這些公司租用運營商的線路出現剩余時,我們就可以轉租到。但是其源頭還在三大運營商,因為運營商通過技術改進,就可以強制顯示國際代碼或未知代碼,從而防止詐騙分子利用漏洞改號。”

胡某告訴記者,很大比例的線路提供商存在“灰線”產業,雖然不清楚買家的具體工作,但是由於買家提供的價格比正常服務高出很多,線路提供者對買家從事的活動往往心知肚明,在客觀上給詐騙行為提供了渠道。

記者了解到,被用於改變呼叫號碼的VOS軟件,具備“呼叫控制功能”,可以進行改號。被詐騙團夥利用的多是盜版版本,其獲取非常容易,而且通過認證技術可以防止對盜版軟件的攻擊,價格在幾百元不等。

此外,公民信息泄露問題值得關註。詐騙分子口中的“料”,多來源於金融、電商平臺及快遞行業,銀行流出的信息更“優質”。

公民信息屢遭泄露,線路租借監管不力,呼叫改號操作簡單,為電信詐騙提供了便利。改變這些情況,單靠公安部門的打擊遠遠不夠,更需要工信部門進一步加強監管,運營商履行職責、嚴格內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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