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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手機爭奪戰:銷售遇冷 搶入口成偽概念

http://news.cyzone.cn/news/2012/07/30/230390.html

7月30日消息,用「雷聲大雨點小」來形容目前互聯網企業在手機領域的表現並不冤枉。儘管小米、360、百度、盛大、阿里等互聯網巨頭紛紛涉水手機行業,但換來的似乎只是眼球上的刺激,而不是銷售量上的猛增。

就目前入局的互聯網企業而言,除了小米手機和盛大竹手機自產自銷外,多數互聯網企業採取與其他硬件廠商合作的模式:阿里巴巴與天語和海爾合作、百度與戴爾長虹合作、360則選擇了分別與華為、海爾和阿爾卡特等合作。

互聯網公司這種接連涉足手機市場的行為,最初被媒體解讀為移動互聯網入口大戰。但時至今日,越來越多行業人士對這一說法心存懷疑。

來自賽諾、易觀國際、艾媒諮詢的中國手機市場排名細節雖然各有不同,但出奇一致的是都沒有互聯網手機的身影。

雖然目前就判斷互聯網手機沒戲可能為時尚早,但如何提高銷量正成為涉水手機領域的互聯網公司的核心命題。邏輯很簡單,沒有足夠大的銷量,又從何談起在移動互聯網領域圈地和佈局?

手機銷量是首要問題:沒有銷量,就沒有入口

據國內第三方市場調研公司賽諾發佈的6月份國內手機市場佔有率數據報告顯示,中國智能手機市場份額最高的為三星、其次為聯想和華為,第四至第十分別是酷派、中興、HTC、諾基亞、蘋果、摩托羅拉和天語。

其中除了天語與阿里巴巴合作推出過手機外(華為與360合作特供機目前並未上市),與互聯網企業有合作的手機廠商均榜上無名。在互聯網評論人士洪波看來,現有互聯網企業手機的銷量都不及格,因此更無從談入口的搶奪,「目前還沒有哪家互聯網公司宣稱在移動終端掙錢。」

在賽諾發佈的6月份國內手機市場佔有率數據中,排名第二的聯想智能手機佔有率為13.10%,儘管聯想當月銷售具體數字尚未公佈,但根據聯想全年 2000萬台智能手機的銷售目標來看,平均單月銷量也僅160萬台左右。以次推算,6月市場佔有率僅為3.11%的天語銷量僅為幾十萬台,其中還包含了大 量的非阿里云手機,互聯網企業推出手機的實際銷量可見一斑。

即便是擅長互聯網營銷的小米手機,其官方宣佈的最新出貨量也僅為300萬台,在國內智能手機廠商的銷量排名中不值一提。而達到這一銷量數字,小米至少花了一年多時間,並且還無法保證小米二代能否在日益激烈的手機市場中存活。

小米號稱互聯網直銷,但也沒有放棄運營商渠道,可見這一渠道的重要性。據悉,小米官網共舉行過9輪開放購買,總銷量約為175萬部,這意味著小米手機在聯通和電信兩大運營商渠道售出百萬台左右的產品。但這與華為等廠商從運營商走的量還相去甚遠。

一位運營商內部人士向騰訊科技表示,消費者選購手機時往往不願意選擇上市半年以前的機型,而更願意選擇新款產品,小米在運營商渠道並不如想像中順利,小米的定價遠高於運營商主推的千元機。這也意味著,互聯網公司要從運營商渠道獲得大額銷量,並非易事。

對於互聯網公司做手機,噹噹網CEO李國慶認為,對百度阿里這種數億用戶的公司而言,幾百萬台的互聯網手機所帶來的入口並不算什麼。他判定,互聯網公司做手機就是扯淡,所謂搶奪入口的說法根本不成立,「建議這些做手機的互聯網公司練好內功以爭取更多用戶」。

綁架用戶難獲認可 入口無法決定應用勝負

搜狐CEO張朝陽曾公開表示,蘋果公司在智能手機市場的空前成功很難複製,要想成功必須是歷史上具備硬件、軟件結合基因的公司才能做到。「只找一個廠商貼牌生產,要想創造完美的用戶體驗不太可能。」

小米目前的狀況或許可以印證張朝陽的觀點。雖然小米手機最近一年聲名鵲起,但隨著使用時間變長,其硬件問題也開始暴露,接聽聲音不清晰、頻繁重啟等 成為小米用戶心中之痛。在軟件層面,米聊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小米旗下的迷人瀏覽器、小米讀書、小米分享和小米便簽卻一樣沒能成為各自領域的前幾位。這 互聯網這個只認第一不認第二的行業,沒有成為前幾名則意味著潛力的喪失。

以瀏覽器為例。根據易觀智庫《2012年第2季度中國第三方手機瀏覽器市場季度監測報告》數據顯示,手機瀏覽器排名騰訊手機QQ、UC及Opera 歐朋仍然佔據前三坐席,市場份額分別為40.3%、37.4%和11.6%。其後幾位分別是海豚、天天和百度瀏覽器,迷人瀏覽器則不見蹤影。

正如雷軍)所言,要做好互聯網手機必須是硬件+軟件+服務鐵人三項,三項都必須做好。具有先發優勢的雷軍和小米手機尚在為此而奮鬥,其他互聯網企業希望通過合作生產來解決這一問題,更是難上加難。

不僅如此,智能手機時代的用戶習慣正發生明顯改變。由於安卓系統的開放性,相較於功能及時代,用戶擁有更高的自主選擇性,即便是互聯網企業捆綁的服務,一旦產品和服務跟不上,用戶就會用腳投票。

騰訊移動互聯網事業群總裁劉成敏認為,智能手機時代,用戶並不會被手機終端廠商「劫持」,大家都會選擇自己認為最好的移動互聯網應用。

這一說法與宜搜CEO汪溪公佈的調查數據不謀而和。根據宜搜的調查,即使某個品牌的手機靠定製機佔據了一部分用戶,也解決不了用戶遷徙的問題,用戶還是會根據自己的需要進行刷機,其逃離的速度不超過3個月。

合作模式潛藏矛盾:互聯網與手機企業理念大相逕庭

互聯網企業在手機業務上的障礙並不僅僅在於銷售渠道等問題,目前百度、阿里巴巴和360等互聯網企業廣泛採用的與傳統手機廠商合作的模式,也暗藏著不穩定因素。

知名互聯網評論家洪波認為,互聯網公司與傳統手機企業目前的合作模式談不上穩固,「兩方的利益訴求點並不統一,這將有可能最終導致分道揚鑣」。

這種說法並非空穴來風。以360與華為為例,知情人士曾向騰訊科技透露,華為終端公司8月中旬發佈的「閃耀」手機可能並不涉及360相關軟件,因為 華為內部對與360合作是否有助於銷售增長仍有懷疑。雖然360單方面發公告否認此事,但華為方面卻長期保持沉默。華為內部人士表示,與360的博弈仍將 長期保持,不到發佈會正式召開,很難確定是否與360合作下去。

實際上,互聯網企業與手機企業之間不穩定的合作並非個案。在與天語成立合資公司後,阿里巴巴還與海爾共同推出了阿里云手機,而海爾也是360特供機 的合作夥伴;百度在與戴爾長虹展開了系列合作後,仍在尋找其他手機合作夥伴,並已經與華為展開了合作。這種多個競爭企業之間的交叉合作,如何平衡關係、有 效溝通和快速執行無疑是互聯網企業面臨的重大問題。

一位參與合作互聯網手機的內部人士向騰訊科技表示,互聯網企業與手機公司合作時往往各自心懷鬼胎,前者在合作中無法參與硬件製造等核心流程,總是害 怕手機銷量不高或者質量出現問題後影響自身品牌;後者也僅是想利用互聯網企業在營銷方面的經驗擴大影響力,但同時也會極力避免自身品牌被合作方掩蓋,並為 前者是否有助於銷售而擔心。

此外,手機企業對互聯網企業試圖扮演的「手機行業改革者」形象也頗有微詞。在360和百度看來,手機硬件製造未來會無限趨近「免費」,手機行業未來將依靠互聯網服務向用戶收費。

一位拒絕與互聯網企業合作的手機公司高層向騰訊科技表示,「這套說法已經成為互聯網公司說服手機企業合作的標準話術,而且每個相關PPT裡的例子都是亞馬遜,明明是互聯網公司至今無法在移動互聯網上盈利,還在為圈地苦惱,卻非要說成來拯救手機企業」。

他表示,互聯網企業現有盈利模式均依託PC平台,如果服務補貼硬件模式那麼容易複製,為何互聯網巨頭不率先實現PC免費,互聯網服務補貼的商業模 式。他對互聯網企業唯一的贊同就是營銷理念更多元,更接地氣。他透露,目前互聯網企業與手機公司的合作,大多數都還是停留在「我預裝你,你宣傳我」的合作 模式,還沒有更深層的模式。

模仿不了的亞馬遜:提前佈局的全服務平台

國內互聯網企業在涉水手機市場時,總是熱衷炒作亞馬遜Kindle內容補貼硬件的概念。但面對手機市場,擁有電商平台、Kindle電紙書和平板成 功經驗,且在電子閱讀上一家獨大的亞馬遜卻長期保持了克制,這家擁有多個追隨者的互聯網公司清楚的明白進軍手機市場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

來自《華爾街日報》的消息稱,亞馬遜公司正與亞洲零件供應商測試一款4到5英吋屏幕的智能手機。有媒體分析稱,亞馬遜擁有自己的 Whispernet,可以像移動虛擬網絡運營商一樣,和擁有基礎設施的運營商談判獲得更有價格競爭力的數據和語音使用量,再整合自己的內容服務,以捆綁 銷售的方式提供給終端用戶。

從亞馬遜最近的一次收購可以看出,儘管Kindle手機依然如Kindle fire一樣採用谷歌的安卓系統,亞馬遜依然希望提供更好的體驗。7月初,亞馬遜正式宣佈收購三維地圖新創公司UpNext,打造自己的地圖服務,再次之 前的去年9月,亞馬遜已經收購了美國語音技術公司Yap,以打造出與蘋果Siri和谷歌Google now類似的語音服務。

美國科技博客網站ReadWriteWeb總編輯曾預測,亞馬遜今年將推出以媒體內容為中心的社交網絡,用戶可以在該網絡上基於自己的閱讀、音樂和 瀏覽開展社交。這種猜測並不意外,因為亞馬遜早就能夠根據購物習慣徹底挖掘出用戶的各種需求,提供各類定製化的服務,而這種大數據挖掘能力,國內互聯網巨 頭尚不具備。

正如貝索斯對Steven Levy所說,亞馬遜的決心是構建最好的服務,然後將價格定在客戶無法進行對比的水平上,即使他們願意使用更加差勁的產品。

國內互聯網企業根本無從模仿亞馬遜,在Kindle電紙書火熱的年代,中國市場上也曾有一家叫做漢王的模仿者想要照搬亞馬遜模式到中國,試圖整合版 權與電紙書硬件成為中國的亞馬遜,但最終無法照搬亞馬遜那龐雜高效,卻僅依靠低毛利就能運營的營業模式,以股價腰斬後再次腰斬而告終。

若對照亞馬遜,國內的互聯網公司如百度、阿里、盛大、360、小米等更像是洞穴裡居住的原始人,不僅無法提供完整的各類服務,更無法通過對自己用戶賬戶的深度挖掘來滿足消費者的需求。單單依靠對安卓操作系統進行簡單的UI修改,就妄談亞馬遜模式,很難成功。

可借鑑的模式:聯想手機異軍突起的機海戰術

與亞馬遜相比,聯想在手機市場的表現更充滿戲劇性,儘管傳統PC企業聯想推出樂phone的時間是2010年5月,比眾多的互聯網企業進軍手機市場整整早了一年,但聯想樂phone第一年的銷量卻不到100萬台,與今天在中國智能手機市場僅次於三星的市場地位完全不同。

聯想移動互聯和數字家庭業務集團(MIDH)總裁劉軍在接受騰訊科技採訪時承認,蘋果iPhone的市場定位更加高端,聯想更關注各個細分的市場和人群。這與柳傳志2010年最初發佈樂phone時要與蘋果背水一戰,視其為敵的心態完全不同。

劉軍承認,今天的聯想已經不再試圖依靠一款樂Phone去打天下,曾經視為聯想手機核心競爭力的深度定製的Andriod系統——樂OS,已經不再 是宣傳重點。今天聯想手機的優勢一是研發速度,二是供應鏈速度:2010年聯想僅有一款樂Phone,而到2011年系列產品數量猛增至19款,而 2012年聯想將有40餘款新機型面世。

他透露,7月中旬聯想樂商店下載次數超過了1億次,一位聯想樂商店工作人員向騰訊科技透露,實際上聯想今年在樂商店的投入並無明顯變化,下載量的增長還是源於聯想手機絕對數量的增長。

國內互聯網企業與其仰望亞馬遜曲高和寡的戰略佈局,還不如更多關心聯想手機屌絲變精英的轉身,一款互聯網手機永遠難以適應不同的人群,機海戰術看似低端卻行之有效,只有提升手機終端的絕對數量,才顯然更有利於在移動互聯領域的圈地運動。

機海戰術需要對硬件供應鏈有著高度的熟悉和控制力,需要對渠道節奏有著相當高的敏銳度,聯想劉軍曾經坦言,聯想在智能手機業務上最寶貴的財富之一,就是多年來在毛利率只有5%的PC領域保持盈利和增長的經驗。這在互聯網企業看來完全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

這是一個全新的挑戰,中國的互聯網企業如果不在用玩票的心裡去做手機,能否真正的影響或者顛覆智能手機產業?這又是一個新的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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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綠茵場

http://www.cbnweek.com/yuedu/ydpage/?raid=1968
一個據說是現代足球127年歷史上最偉大的技術進步就要出現了。


  按照國際足聯(FIFA)的規劃,足球場門線技術最快將於2012年年底在日本舉行的國際足聯世界俱樂部杯上開始使用。接著,它將用於2013年的巴西聯合會杯以及2014年的巴西世界盃上。除了這些國際賽會制比賽,英超、德甲等歐洲頂級聯賽也對該技術張開了懷抱。


  這多少會讓那些熟悉足球比賽歷史的人感到一點驚訝。


  從1966年的那場世界盃決賽起,球是否過門線就一直是困擾足球比賽的「羅生門」問題。除了一些糾纏不清的利益,還有一種聲音認為,裁判誤判等人為因素,應該是足球比賽最大的魅力之一,國際足聯主席布拉特也是這一觀點的堅定擁護者。


  所以當變化到來之時,我們應該來看看這期間到底發生了什麼。2012年7月初,專門討論和決定修改足球規則的國際足球協會理事會 (International Football Association Board,以下簡稱IFAB)在一次會議上,首次通過了在比賽中使用門線技術(Goal-line Technology)的方案。


  轉變的關鍵其實發生在2010年,在IFAB擱置了關於是否使用門線技術的會議的3個月之後,當年的世界盃1/8決賽上,英格蘭球員蘭帕德一記無論慢鏡頭重放多少次都不會有異議的遠射進球被吹成無效。賽後漫天的爭議也終於讓FIFA不得不開始考慮門線技術。


  這回,連布拉特也頂不住了。


  2011年11月,FIFA宣佈門線高科技測試正式啟動。FIFA委託獨立機構瑞士材料科學和技術研究所進行這次測試,共有9家歐洲公司報名參加測 試。經過兩輪測試之後,兩種門線技術受到了青睞:由英國鷹眼創新(Hawk-Eye Innovations)公司研發的門線鷹眼技術(Hawk-Eye),以及由德國Fraunhofer集成電路研究所IIS與丹麥公司Select共同 研發的進球裁判技術(GoalRef)。


  鷹眼創新公司其實就是那家一直為網球比賽提供鷹眼系統的公司。鷹眼技術最早被用於幫助板球比賽的判罰。板球和網球是目前該系統的兩大客戶。目前全球已有230個體育場安裝了鷹眼設備。2011年,索尼收購了這家公司。


  在技術上,足球門線鷹眼與網球鷹眼系統相似。它會在足球場的兩邊球門後上方及側上方各安放7個高清攝像機,以每秒拍攝200張圖像的速度對球進行跟蹤 拍攝,並通過計算機將影像生成一個3D進球軌跡。由場外能看到3D回放的助理裁判做出判罰,將判罰在1秒內發送到場上裁判的手錶型接收器上。如果球進,該 手錶會顯示「GOAL」字樣並進行震動提示。手錶型接收器與提示規範都由FIFA事先制定了標準。


  將鷹眼技術佈置在足球場上,對技術精度提出了更高要求,因為足球比賽中會發生門柱或者多名球員遮擋住攝影機視野的情況,這是網球比賽所沒有的。鷹眼技術要求足球至少要有25%的可視面積被拍下,否則準確度就會大減。


  對此鷹眼創新公司總經理Steve Carter對《第一財經週刊》表示,25%只是理論上的概率。為了減小拍攝不到的機率,足球門線鷹眼比網球鷹眼多增加4台攝像機。鷹眼創新為此做過了數千次的測試,沒有一次出現拍攝被遮擋的情況。


  相比鷹眼技術,同樣通過測試的「進球裁判」技術名氣則要小了許多。這項技術應用的是磁力感應原理。它在球門門柱及橫樑位置安裝感應器,這些感應器會發 送電磁波,當安裝了電子探針的足球越過白線時,信號發射器發出的無線電信號就會以比1/10秒更快的速度,傳送到裁判手上的手錶型接收器上。


  FIFA並未強制要求其所屬會員國足協引入門線技術的哪一種,誰是最佳的門線技術解決方案的爭論也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鷹眼技術最大的優勢在於它可以回放和保存進球錄像。而在Fraunhofer集成電路研究所IIS的GoalRef項目組,技術營銷負責人Rene Dunkler列舉了這種技術的四大優點:可自動感應、安裝簡潔(只需要一個足球和一個特殊的球門以及裁判員的手錶)、體育場的安裝費用低以及維修成本 低。另外也不會出現磁場被門線上的球員干擾的問題。


  根據FIFA的測試,兩種技術的正確識別率超過了90%,但還沒達到100%。這種情況下,能回放的技術似乎才能給人更大的信心。假設有一天FIFA迫於輿論壓力,需要在電視屏幕前向觀眾呈現出實際發生的情況時,鷹眼技術可以起作用,但進球裁判技術則不可以。


  眼下在選擇採用何種技術時,各國足協考慮到的另一個問題是成本。


  據德國《圖片報》報導稱,從成本和能向低級別聯賽推廣的角度考慮,在2013年至2014年賽季的德甲聯賽中,德國足協將會選擇使用進球裁判技術。


  在足球上植入芯片,在門柱上安裝傳感器,每家德甲俱樂部的成本大約在12.5萬歐元左右,這一價格還不到門線鷹眼技術的50%。在設備成本上,改造過的門柱和球門,也要低於14台索尼工業攝像機以及相關回放計算設備的價格。它的維護和維修等費用也較為經濟。


  德甲聯賽和英超聯賽是足球世界裡積極擁抱變化和新技術的代表。可你別指望所有人都那麼想。就在FIFA宣佈採用門線技術沒幾天,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便 宣佈自己是一個門線技術的「抵制派」;布拉特也並沒有完全投降。他表示引入的門線技術僅限於判定球是否過門線以及一些特定的環節,不會擴大到越位或者其他 領域裡面。他本人也不希望再引入其他高科技,而是堅持足球應該以「人」為最重要的元素。


  所以你看,這些足球界的核心、掌握大權的「老古董」們,其實是技術普及、足球進步的最大障礙—當然,這也只是技術樂天派們的想法;除去那些足協官員不 談,誤判是足球比賽的魅力之一的說法,在球迷當中也不佔少數。正因如此,綠茵場上才誕生了那許多悲情英雄,比賽才更容易令人動容,久久回味。


  無論是鷹眼技術和進球裁判技術對市場的爭奪、還是技術進步與「魅力至上論」之間的爭吵,綠茵場上的這個永恆話題看起來還遠沒有到結束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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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的爭奪戰

http://www.cbnweek.com/yuedu/ydpage/?raid=2265
在巴爾的摩港,四台近14層樓高的起重機赫然矗立。這些機器價值4000萬美元,剛乘船漂洋過海從中國來此。巴爾的摩市決定放手一搏—2015年巴拿馬運河拓寬後,將允許超大型集裝箱船通過,屆時,巴爾的摩將成為美國東海岸為數不多已經準備妥當迎接它們的港口之一。


  「我們相信,那會是一項重大的勝利。」馬里蘭州港務局局長詹姆斯·懷特(James White)說。


  巴拿馬運河目前在建的一系列新水閘完工後,超級巨輪將不再被限制。這一變化所帶來的經濟利益輻射範圍可遍及以北1600公里(甚至更遠),令東海岸和 墨西哥灣周邊各地區政府官員和各行業受益。為此,他們近年來投入數千萬乃至數十億美元,進行港口項目建設。奧巴馬政府正在加速流程,審核多個港口的開發與 加深計劃,其中包括紐約和新澤西(兩州的港務局由雙方聯合設立)、邁阿密、南卡羅來納州萊卡斯頓、喬治亞州薩凡納以及佛羅里達州傑克遜維爾。


  奧巴馬在7月時表示,這些項目「將有助於推動就業增長,加速經濟發展」。


  然而,熱潮之中亦有人開始懷疑把所有希望寄託在挖污泥建工程上是否明智。眾多港口爭搶同一個蛋糕的份額,但蛋糕究竟能有多大?


  「每個人都希望分一杯羹,但可能最終沒有贏家。」紐約新澤西州港務局前官員、路易斯安那州交通部前部長威廉·安科納(William Ankner)說。


  美國陸軍工程師兵團在今年7月發佈的報告顯示,被稱為「超巴拿馬型船」或者「特超巴拿馬型船」的巨輪目前在全球應用普遍,儘管數量只佔集裝箱船總數的16%,運載量卻佔到總運載量的45%。


  在發佈報告時,兵團副司令邁克爾·沃爾什(Michael Walsh)說:「未來20年內,那些數據將大幅上?升。」


  自2006年巴拿馬運河拓寬計劃宣佈以來,競爭各方中有些選手領先一步。位於諾福克的弗吉尼亞港如今已經能夠承接巨輪。而歸功於13年來的大規模疏濬項目,紐約也準備就緒了。


  然而,幾乎每個港口都面對著艱巨挑戰,承受著巨額支出。比如,紐約新澤西港務局計劃投資10億美元,將巴約納大橋(Bayonne Bridge)橋面升高20米,令巨輪可以經此去新澤西州的諾瓦克和伊麗莎白市。


  巴爾的摩儘管已經有一條15米的航道,但在陸地上卻遭受著瓶頸:霍華德隧道。作為火車通往港口的必經之路,該隧道卻很小,無法容下日漸成為鐵路運輸新 標準的雙層集裝箱車。CSX鐵路公司公佈的解決方案是在隧道上建一個新堆場,由卡車把集裝箱運至堆場,然後由火車運載著單層安放的集裝箱來往於港口和堆場 之間。這一方案將耗資數億美元。


  邁阿密為改善港口投入了20億美元。疏濬項目在今年4月得到陸軍工程師兵團批准,同時總成本約為10億美元的隧道也正在建設中,完工後將在港口和州際高速公路網之間建起重要的通路。


  那麼,水路交通的擴張究竟會產生怎樣的影響?是否會帶來實際的好處呢?


  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港務諮詢顧問約翰·馬丁(John Martin)表示,當以巨輪運送數量眾多的集裝箱時,水路運輸通常比陸路運輸成本更低。但美國西海岸港口堆場、高速公路和鐵路基礎設施完備,這方面的優 勢可能會壓倒東海岸。同時,如果速度和可靠性考量勝過價格時,結果也可能不同。


  此外,他還補充道,巴拿馬可能會調漲運河通行費,鐵路也不會坐以待斃任由水路搶走生意。


  工程諮詢公司顧問斯庫德·史密斯(Scudder Smith)說:「假如其他條件均等,則通過水路運輸可以削減成本—但其他條件不可能完全等同,所以,現在很難做出任何預測。」


  也許正是基於此,加利福尼亞州長灘市港務局局長克里斯托弗·萊特爾(Christopher Lytle)並不擔心位於東海岸的競爭者。


  「不可能發生船運目的地大規模從西部移到東部的情況。」他治下的港口以及洛杉磯港目前不僅承接著最大的輪船—可運載1.3萬個集裝箱,同時擁有連通高速公路和鐵路的通道,可以在碼頭卸貨後迅速運往全國各地。


  狂熱鼓吹港口項目後,一些官員開始漸漸消停了。


  卡特裡娜颶風後,密西西比州州長哈里·巴伯(Haley Barbour)從聯邦救助資金中撥出6億美元,雄心勃勃要在格爾夫波特建立一個擁有15米深航道的「未來之港」。他聲稱,這個項目會刺激經濟發展,創造 大量就業崗位。當時,有位州官員甚至把它稱為「州歷史上最大的經濟發展項目」,並預計未來之港會超過洛杉磯。


  到如今,密西西比和它的港口都低調多了。由於維護不力,航道實際深度甚至不到11米。港口現在將重心從擴張轉移到改善現有條件上,並希望更多地吸引被大輪船擠出大港口的小輪船。


  布魯金斯學會交通運輸專家羅伯特·彭特(Robert Puentes)認為,港口是否因巴拿馬運河擴張而過度建設的問題,實際上是規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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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頂光伏爭奪戰 電站上屋頂,號角吹響,「錢」景不明

http://www.infzm.com/content/83870

在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號角下,曾經一文不值的屋頂變成了稀缺資源。身處困境的中國光伏企業四處尋找屋頂建電站,甚至用最原始的「百度地圖」排查可用的城市屋頂,然而轟轟烈烈的「尋找屋頂運動」背後實則隱憂重重。

瓜分屋頂

屋頂,在中國也成了稀缺資源。

過去半年,為尋得優質屋頂,商人們把各個城市「翻得底朝天」。從哈爾濱到海南島,從工業廠房、大賣場、體育場到部隊營房、監獄監舍,他們甚至坐在屏幕前用最原始的「百度地圖」逐個城市排查,不放走任何一個希望。

這並非拜中國房地產市場所賜,而是當下搞得熱火朝天的分佈式能源。

所謂分佈式能源,是相對於傳統的集中供電方式而言,是一種靠近用戶端的能源供給形式。隨著「第三次工業革命」風靡國際,分佈式能源在2012年得到了中國政府、學界和商界的高度關注。

簡單來說,第三次工業革命概念認為,分佈式發電將與互聯網技術緊密結合,今後,每個建築物都會變為一座發電主體。目前應用最為廣泛的分佈式能源,是建在城市建築物屋頂的太陽能光伏發電項目。

然而,要在中國的城市中找到適合建設光伏發電系統的屋頂,用阿特斯太陽能國內項目總監謝其紅的話說,是「難,真的難」。

過去半年,謝其紅手下二十多個人的團隊光去現場考察過的屋頂就在100萬平方米以上,把各個城市「地毯式」搜索一遍後,謝其紅收穫的屋頂不到十分之一。

這支尋找屋頂的大軍以新能源企業為主,華能、國電、中電投等五大發電集團,中廣核、中節能、南方電網等央企亦是領頭兵。「僅江浙一帶就被我們篩選過好幾遍了,除了自己找,還發動下面的供應商幫著找。」中廣核集團一位內部人士對南方週末記者說,他一個人看過的屋頂就不下100萬平方米。

而在河北保定,民企英利綠色能源董事長苗連生甚至將「找屋頂」這項任務從銷售部擴展至整個集團上下,連行政後勤員工都被動員起來為公司貢獻屋頂信息。

「到各個開發區開推介會,通過當地的物業公司,甚至用百度地圖放大每個城市的每個角落。」英利廣東分公司總經理武振磊說,他這半年的工作就是帶領團隊到每個工業園區挨家挨戶談屋頂。

國電龍源的一位項目開發經理甚至說,他現在已經開始關注未來規劃建設的大面積屋頂了,「要在建設之前就下手」,他說,現有的優質屋頂已基本被各大企業瓜分完畢。

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號角

光伏行業掀起這場「屋頂爭奪戰」的起因,來自於2012年下半年以來,「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大熱以及國內多項分佈式能源政策的啟動。

2012年9月底,醞釀已久的分佈式發電首次變成紅頭文件,國家能源局發佈了《關於申報分佈式光伏發電規模化應用示範區的通知》,鼓勵光伏企業積極申報分佈式光伏發電規模化應用示範區項目。

隨之,國家電網公司也一改往日對新能源的強硬作風,在10月底出台了《關於做好分佈式光伏發電並網服務工作的意見》,表示將通過一系列措施「歡迎、支持、服務」分佈式光伏發電並網。

財政部也不失時機地推出了第一批和第二批高達近4GW(1GW即1000MW)的「金太陽示範工程」。「金太陽示範工程」是中國自2009年開始實施的一項光伏產業扶持政策,計劃在2-3年內,採取財政補助方式支持光伏發電示範項目。

按上述政策預期,中國光伏將新增近15GW的市場空間。據業內測算,製造企業如果能夠佔有其中1/10的市場份額,按照10%的利潤率、20年的使用期計算,約有30億元的長期利潤預期。

高回報的誘惑讓本身處於經營困境中的光伏企業開始拚命申報項目,而申報的前提則是,先要在城市裡找到適合建設光伏發電系統的屋頂。

曾經一文不值的屋頂一時洛陽紙貴。

整個產業界的「尋找屋頂運動」讓原先「閒著也是閒著」的屋頂資源變得稀缺起來,那些屋頂資源的擁有者也頓時變成企業爭奪最激烈的客戶。

然而,讓飽受《第三次工業革命》一書鼓舞的新能源從業者感到失望的是,中國的建築物擁有者並不像美國人Jeremy Rifkin在書中描寫的那麼歡迎環保,那麼試圖降低建築物的碳排放。這些業主對新能源的漠不關心、猶豫不決以及待價而沽,讓轟轟烈烈的「尋找屋頂運動」變得進退兩難。

「做電站還不如賣廢紙箱賺錢」

過去半年,武振磊的團隊找過的屋頂包括工業廠房、物流中心、家具城、大賣場、體育場、學校等等。幾乎所有的屋頂尋找者都認為,最優質的光伏屋頂至少需要滿足三個條件:業主同意在屋頂建設發電系統;屋頂面積足夠大以確保規模效益;發的電可以賣出去以確保收入。

絕大多數優質的屋頂在第一個條件「說服業主」上就失敗了。無錫二泉太陽能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小型光伏企業,創業者陳華最近拿下了當地一個10MW的光伏屋頂項目,或將成為無錫市第一個光伏電站項目。為了湊齊10MW項目所需的屋頂面積,陳華經歷了一場跟十多家當地企業老闆的艱苦談判過程。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找到工廠負責人,做項目介紹,告訴他為什麼要在他屋頂上做太陽能發電,他將得到什麼好處。」陳華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得到的回覆往往是三個字,「不需要」。

目前,中國大多數分佈式發電項目都是採用合同能源管理(EMC)模式,這種上世紀70年代興起於西方的商業模式是一種以減少的能源費用來支付節能項目全部成本的投資方式,近年來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大力支持,但實際運行時卻面臨業主缺乏節能動力的尷尬——大多數中國業主對節約的能源成本「毫不在乎」。越是大型企業,對節能回報越不在乎,而看重經濟回報的小企業,對屋頂的尋找者來說又意味著風險。

協鑫光伏系統有限公司曾找到過一個屋頂面積非常大的物流園,當物流園的業主聽完企業介紹說一年能為他節約近100萬元電費時笑了,這位業主說:「你知道我每年光賣廢紙箱能賣多少錢嗎?300萬,就是賣從廢紙箱上剪下來的塑料帶都不止幾十萬,何必要費這麼大勁在屋頂做什麼分佈式能源?」

屋頂業主的一連串問題讓很多談判的銷售代表無言以對。

項目火熱,隱憂重重

更讓光伏企業擔憂的是屋頂電站項目操作中的後續風險。比如,企業與屋頂業主簽訂的購電協議長達25年,而這家企業能否存活25年,能否保證25年都會照付電費就成為最大的不確定性。這讓光伏企業傾向於挑選國有企業、大型企業。在廣東,廣州本田、格力空調、比亞迪等大型企業的屋頂就成為爭奪最激烈的資源。

由於競爭者眾多,屋頂業主坐地漲價,項目開建之後提出各種不合理的附加條件等情況層出不窮,這導致2012年第一批「金太陽示範工程」的大量項目在開建時臨時更換地點或縮小規模,投資者損失慘重。

另一潛在隱憂在於,由於大量工業廠房屋頂都採用彩鋼結構而非混凝土結構,這讓屋頂的承重量和使用年限大打折扣。「彩鋼結構的屋頂使用壽命只有十多年,而光伏發電簽訂的協議卻是25年,兩者完全不匹配。」一位業內人士說,目前已經獲批的分佈式發電項目大都是彩鋼結構屋頂。

在「尋找屋頂行動」中,企業還發現,相對鋼鐵、汽車等用電量極大的行業而言,學校、醫院等機構用電量相對較少,即便有大面積屋頂,也難以產生經濟效益。「我們曾在江蘇的一個光電產業園屋頂上有項目,但現在LED行業蕭條,工廠停產,發的電沒人用,電費也收不上來。」一位要求匿名的企業界人士說。

為了拿下看中的屋頂,企業往往會借助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又以企業在當地投資太陽能電池組件廠、解決用工指標或承諾納稅額作為交換條件。一些企業雖然一口答應,但心裡卻清楚在現有產能過剩的環境下絕不可能做任何投資,這也為未來的糾紛埋下了隱患。

一面是近在咫尺的肥肉,一面是可預見的風險,大量屋頂尋找者一籌莫展。他們有的好不容易申請到超過60MW的「金太陽示範工程項目,」但如今能落實屋頂的寥寥無幾;有的因為面對眾多業主,已陷入一場曠日持久的討價還價中。

未來怎麼辦,「大家不是不想,是想了就沒法幹了。」一位尋找屋頂的光伏企業人士慨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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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微貸爭奪戰

http://www.xcf.cn/newfortune/qianyan/201212/t20121218_388135.htm

趙俊/文

 

2012年8月,27歲的許建文辭掉了他在中信證券的機構銷售工作,專心經營自己創辦的人人聚財網。人人聚財做的是網上小額借貸的生意,在互聯網上撮合有資金需要的人和有閒散資金的人達成借貸。從2011年底網站上線到2012年11月,人人聚財的交易額已經超過了7000萬元,公司規模則從最初的3名員工擴展到了20名。

 

人人聚財的小額信貸模式

 

一筆金額10萬元的借款,對銀行來說缺乏服務動力,卻恰恰是類似人人聚財這樣的小額借貸網站所主攻的對象。借款人在網站註冊會員,上傳資料進行實名認證,然後就可以發佈借款標的,有閒散資金的投資人則以競標方式參與投標,將錢借給有需要的人。整個流程也比銀行貸款來得簡單。

 

當然,為了保證貸出方的利益,借款人需要出示的證明材料涉及個人身份信息、資產負債情況,央行的個人信用報告也是必不可少的文件之一,如果是深圳本地的客戶,主營信用資訊和產品的鵬元徵信還可以提供額外的個人信用報告。企業客戶則需提供企業流水和經營狀況相關的證明資料。資料備齊提交以後,通常需要1天的審核時間,隨即貸款即可發放。


一筆借貸順利完成後,人人聚財會從投資人處收取利息的10%作為佣金,另外再從借款人處收取成交額的2%-3%作為手續費,再加上每月收取借款額的1%作為管理費,據許建文介紹,人人聚財的收益水平可達交易額的16%-17%。目前,人人聚財的企業客戶比例高達9成,借款上限是50萬元,另外不足1成則是以工薪階層為主的個人客戶,借款金額通常是月工資的7-10倍。

 

與國外P2P(個人對個人借貸,也稱人人貸)多採取單一的線上模式不同,在人人聚財,2萬元以下的借款,同樣採用純線上形式,即借貸流程和風控完全通過互聯網進行,而一旦涉及金額超過2萬元,則採取線下模式,以更方便對風控進行把關。線上線下並行,這也是目前中國最主流的P2P模式。



據許建文介紹,P2P不僅對需要小微貸的借款人具有吸引力,對希望獲得相對高收益的投資人同樣如此。「人人貸對於投資者不設門檻,50元就可以起投,投資人以1975-1985年出生的人群為主,他們瞭解互聯網,願意嘗試新事物並尋求高收益的投資渠道。」在人人聚財,還款期限一般是6個月到1年,投資者的收益率最高可達20%,而央行最新調整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僅為3%。

 

不過,高達20%的收益率並不是普遍情況,兩成甚至以上的高收益主要集中在新平台—初創期的P2P公司品牌難敵傳統大平台,只能以高回報招攬客戶。大型平台的收益率逐漸回歸正常水平,例如,宜信信貸理財的年化收益率大概為12%,紅嶺創投和證大集團旗下證大E貸借款收益在15%左右,拍拍貸和人人貸出借人平均年收益率則保持在13.5%。

 

中國式P2P衍化

 

2005年2月,第一個針對個人小額融資的貸款網站Zopa 在倫敦正式營運,它通過互聯網的介入無限放大可貸款人群的範圍和數量,並使借貸雙方的匹配過程更加透明有效率(詳見本刊2009年5月號《個人小額貸款的網絡生存模式》)。Zopa以及後來的Prosper和Lending Club等網絡借貸平台的成功,讓國內的P2P金融也開始萌芽。

 

不過,由於中國信用體系尚不健全,大多數本土P2P公司對舶來的線上信貸進行了修正,採用了線上和線下並行的運營模式,中介參與制定利率和風險控制,承擔壞賬風險並給予保障本金,甚至利息的承諾。如果出現壞賬,網站會先行墊付本金給出借人,然後將壞賬劃入自己名下,這對公司的風控能力要求變高。對於風控,P2P行業的法則是要有足夠多的項目,運用大數定律,控制單筆交易的金額,分散風險。

 

目前,國內碩果僅存仍然採用單一線上交易的小額貸款平台僅剩下成立於2007年的拍拍貸一家。拍拍貸的利息由網上競價方式形成,利低者得。這種完全依靠網絡的P2P,規範透明是其優勢。拍拍貸的創始人都是資深的互聯網從業人士,對公司定位也更接近於互聯網產品。在拍拍貸,出借人的資金被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寶、財付通等)上,與公司資金賬號隔離。並且,在交易過程中拍拍貸是單純的中介,並不承擔壞賬風險。2012年,拍拍貸成為國內P2P網絡借貸行業內首家拿到金融信息服務資質的公司。不過,因為延續了海外P2P的不保本模式,拍拍貸近年來一直未能做大規模。作為國內第一家P2P公司,其卻眼睜睜看著紅嶺創投、宜信等競爭對手後來居上,不斷跑馬圈地,擴張服務網絡。

 

保本模式最先來自紅嶺創投。成立於2009年的紅嶺創投,初期成績平平,自公司在2011年推出保本計劃後,公司成交量和知名度迅速提升,一時間網站上放貸人多於借款人,「常常一個標一分鐘就拍掉了」。保本模式提高了行業進入門檻,以至於在紅嶺創投之後,新進入者不保本難以生存。

 

宜信是P2P行業內的一個異類。它的官網上並沒有小額借貸平台常見的「我要投資」和「我要貸款」鏈接,而是變身成為「宜信財富(財富管理)」和「普惠金融(個人信用借款)」。既不存在競標的形式,投資者也不知道錢投到了什麼項目、借給了什麼人。取而代之的則是宜信設計的債權轉讓模式—先以總裁唐寧的名義把錢借給借款人,然後從時間和金額上拆分債權,轉讓給出借人。宜信主要發展線下業務,目前已經在全國60多個城市和20多個農村地區建立了協同服務網絡,員工超過1萬人,規模足以與城商行媲美。

 

爭搶小微貸盛宴

 

2011年以來,銀根收緊,從銀行貸款難度增加,另一方面,股市、樓市的不振致使老百姓投資收益率下滑,有吸引力的投資渠道寥寥無幾。這樣的環境為民間小額信貸提供了發展的沃土。由於准入門檻較低,通常只要拉兩三個人,註冊一家公司,上線P2P網站,就可以經營網上信貸中介業務。網貸之家的不完全統計數據顯示,僅2012年,P2P網絡借貸平台的數量就從數十家大幅增長到300家以上,其中不乏一年的交易額過億者。

 

除了像人人聚財這樣的草根企業,為數不少的大型機構也看中了小微貸的商機。阿里巴巴謀劃在小額貸款公司基礎上成立阿里巴巴「網商銀行」,進而打造阿里金融開放平台。成立於2011年9月的陸金所,則是平安集團旗下的網絡投融資平台,目標同樣對準中小企業融資和個人理財客戶。電商和金融企業之外,看似不沾邊的中興通訊也來插足,旗下中興微貸推出了針對上班族和中小企業的貸款服務。

 

行業的迅猛發展自然引起了風投的關注。2011年,線下P2P王者宜信得到了來自IDG資本、摩根士丹利亞洲投資基金與凱鵬華盈的聯合投資,規模高達數千萬美元。2012年10月,專注於線上的拍拍網也完成了A輪融資,投資方是紅杉中國。

 

在東方富海投資總監吳忠煒看來,金融自由化和利率市場化給中國P2P市場帶來了發展空間,P2P如果僅做線上中介平台,收取微薄的佣金,很難實現盈利,可一旦拓展線下,又有可能觸及是否規範運營的高壓線。事實上,2011年8月,銀監會下發了《關於人人貸有關風險提示的通知》,指出由於行業門檻低,且無強有力的外部監管,人人貸有可能突破資金不進賬戶的底線,演變為吸收存款、發放貸款的非法金融機構,甚至變成非法集資。

 

目前,游離在金融監管體系之外的P2P行業仍處在野蠻成長階段,大多數公司都未拿到金融信息服務牌照。在監管缺位的情況下,P2P公司希望仿照第三方支付的路徑,借由業務規模擴大的既成事實,逐漸換取法律認可。在許建文眼裡,一旦第三方支付開發出相應產品,P2P的運作有望進一步規範—交易資金不再放在自身的支付寶賬戶,而是會放在第三方支付平台,由第三方進行監管—風控能力突出者有望率先拿到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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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估土地” 之二招遠承包地爭奪戰

2013-02-18  NCW
 
 

 

東城子村的分地亂象, 是中國農村承包地產權關係內在矛盾的一枚標本。 公平確權

為正解

◎ 本刊記者 汪蘇?任波 文1月28日清晨,山東煙台招遠市飄起了雪花。8點,畢郭鎮東城子村65歲的李克剛和其他村民一共5人就冒雪擠上村頭的大巴,趕赴招遠市政府上訪。他們在市政府大門口守候,要求市領導做主,幫他們拿回被收走重分的承包地。

李克剛已經記不清這是第幾次上訪。早在2005年, 《農村土地承包法》頒佈兩年後,按中央政府要求,招遠市也發文要求各村鎮貫徹落實,儘快完成二輪土地延包,已完成延包的則必須按法律要求重新規範承包地分配,同時簽 訂規範的土地承包合同和頒發權證。但直到2012年4月,東城子村才真正落實完善二輪延包工作。就在這輪土地整治風暴中,李克剛等村民承包的土地被收回重新分配。他們從此開始了漫長的上訪維權之旅,至今不交出耕種多年的土地。秋播時,村里已經展開了一場爭地戰,涉及土地調整的雙方互拱種下的麥子,衝突中有人受傷。此後,李克剛等人攜40余村民簽字的請願書在當地各級政府聯名上訪幾十次無果後,又兩度到北京上訪,後被有關部門截回山東。

“只要是我們的地,就不能強行均分。 ”李克剛對財新記者表示,地一天不拿回來,就要抗爭一天。

上訪村民們認為,這次“完善二輪延包”實質上是隨意調整和強分農民承包地,違反《農村土地承包法》等法律法規精神。

所謂二輪延包,是針對首輪承包而言的。1978年安徽小崗村分田到戶基層試驗被中央政府首肯後,中國確立了土地集體所有、家庭承包經營的農地制度,以農村集體向農民均田承包農地為基本形式。1984年中央“一號文件”規定第一輪承包期為15年。1993年,最早承包的一批土地到期。當年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11號文件,規定“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後,再延長30年不變” ,這就是俗稱的二輪延包。此後,中央政府強調穩定農民土地承包關係,不少學者呼籲讓承包權成為農民可交易的產權。最終承包經營權30年的期限被寫入農村土地承包法》 ,政策更強調承包期內“增人不增地,減人不減地” ,承包地不可隨意調整。2007年頒佈的《物權法》則明確承包權為一種“用益物權” (即農地所有權歸村集體的前提下,農民作為承包人對承包地享有的佔有、使用、收益的排他性的權利——編者注) , 且期滿由承包經營權人依法繼續承包。李克剛等人告訴財新記者,自己此前耕作的土地正是村里二輪延包時獲得的。

東城子村僅有175戶村民,至2012 年共有485人,農地1395畝,在地少人多的山東省,算是少有的地多人少的微型村落,村民大部分務農。這個村所在的畢郭鎮,共有44個行政村,總人口近4萬,面積約96平方公里。這個地處膠東半島招遠、萊陽、棲霞、萊西四市交匯點的鎮子,出產著名的煙台紅富士蘋果,土地七成種蘋果,三成種小麥、玉米等糧食。

畢郭鎮早年稅賦沉重,農地一度被農民視為負擔。近年政府免除農業稅,還提供種糧補貼; 隨著機械化程度提高,務農的投入產出比提升,農地又“值錢”了。這也是中國農村的普遍趨勢。擁有承包權但不願種地的農民,還可將土地每年每畝作價數百元轉包他人耕種。

隨著農地增值,各地在重賦時退地以及家里有了新增人口的村民紛紛希望對承包地作出調整。就在畢郭鎮落實完善土地二輪延包政策的同時,圍繞是否調整土地,各村矛盾的種子早已埋下。

據山東省農業廳統計,2003年-2008年,山東省農業廳統計的信訪中,土地承包問題占比年年升高,從37%躍至72%。

重分土地

東城子村的平靜早在幾年前就被打破。

當時,十幾名村民曾開著拖拉機集體去畢郭鎮政府要地。他們多數在當年賦稅 重時向村集體退交了一些承包地,如今又想收回。雖然當時鎮政府並未作出任何承諾,但此後執著的村民們便時常三倆結伴去鎮里申訴。

他們陳述的理由,都是指認村里承包地分配苦樂不均。尤其是二輪延包後,一些村民退地不種,另一些願意務農的村民從村集體手中以招標方式獲得了承包權,村民手中的土地數量由此拉開差距,爭議也主要集中于此。56歲的村民紀明剛多年外出打工,家中4口人只留下不到5畝口糧田,其餘都退給村里。

他說,退地時原想以後隨時可以種,不料2004年左右回村務農時耕地全沒了,“太不公平” 。他認為,自己作為村民,無論何時都有權拿到均分的承包地。

目前東城子村土地的分配方案,經歷了複雜的演化過程。

1395畝地根據地況,大體可分三部分,約600畝窪地種植糧食,600多畝低矮山地種植經濟作物的經濟田,還有100畝村里多年的老果園地,目前主要種植糧食。1983年,村里包幹到戶,將屬村集體所有的農地分兩類對農民分配經營權。窪地、經濟田都按人頭均分,承包到戶,窪地人均1畝,經濟田人均約1.2畝。和以前人民公社時期“吃大鍋飯”不同,大包幹之後,每戶村民只要按承包地畝數上交農業稅、鄉統籌、村提留,剩餘產品便可自留,農民一度熱情支持。百畝老果園地進行招標承包,當地稱“叫行” ,由農民自願承包,畝數不限,但需按合同向村集體繳納承包費,價高者得。承包費收入用于供養村里老人等公共支出。也就是說,當時全村近600人除享有人均2.2畝承包地外,還可自願叫行承包老果園機動地。這種模式在山東較為普遍, 後來也被稱為“兩田制” 。

1999年,第一輪承包即將到期,村里著手按中央政策搞二輪延包。雖然大包幹政策實施前期對中國農村發展的激勵作用十分顯著,但據李克剛介紹,二輪延包時當地農業稅賦早已層層加碼,農民不堪重負,有人甚至想方設法把戶口從農村遷出以避稅,更多的農民外出打工謀生,陸續將承包地退給村集體。

東城子村亦不例外。這些地又被村里招標承包出去,和村民訂立合同,期限不一。二輪延包時,東城子村繼續執行這些合同。二輪延包模式仍延續首輪承包的做法,把土地分為承包地和叫行地。

窪地按當時人口人均延包1畝,共承包土地488畝,沒簽訂合同,但給每戶村民頒發了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至2029年到期。因退地和人口減少,承包畝數已低於首輪承包。經濟田雖也有人退地,但由於種著果樹調整不便,時任村支書李克勤表示,自己在村民大會上口頭宣佈了村“兩委”的決定,即經濟田不動,延包30年。不過,之後既未簽訂合同也沒有頒發權證,只是發放農業稅、農業特產稅、鄉、村、公益事業金核定證書,村民據此繳納稅費直到國家免除稅費。

此外,剩餘土地則進行叫行發包,其中包括因退地由承包地轉化的叫行地,加上2001年繼續叫行承包的百畝老果園地,數量比首輪承包時大大增加。2006 年,村集體又從機動地里拿出42畝地均分給38名新增人口。

二輪延包劃定了新一輪分地前東城子村的土地格局。此後仍有農民退地。

因退地重分形成少地村民和多地村民兩大群體。他們之間的利益差距逐漸凸顯。

比如,李克剛家1985年叫行承包4畝地,二輪承包時合同延續,和另5畝多承包地一起種蘋果,另有3畝窪地種糧食,近年來好年景年收入有六七萬元。紀明剛家則只有不到5畝地,僅因退地損失的流轉收入和農業補貼也有上千元。

此後,據畢郭鎮農業辦公室主任楊金葉介紹,隨著村民要地增多,鎮政府決定把2005年招遠市要求落實的完善二輪承包工作推進下去。這意味著,政府將組織各村重分土地。

雖然多地農民並不情願,但2011 年8月,東城子村還是公佈了分地方案。

這個方案雖說是以村民自治的方式,由村民選出的承包領導小組制定,但楊金葉此前接受記者電話採訪時曾表示,為了防止矛盾激化,鎮里是相當謹慎的,“找專家制定了方案。 ”1395畝土地,除1999年二輪延包時人均1畝分掉並發證的480余畝窪地及2006年分給新增人口的42畝地,其餘860余畝土地,全部按村里有資格分地的戶籍人口474人均分,每人1.4標準畝(以十級地的1畝為標準畝) ,新增人口還可補分1999年分的窪地,共得兩份地。種著果樹的地村民之間可以相互抵頂,白板地都要交出來統一分配。根據方案,多地農民利益受損。李克剛家12畝地要交出約7畝。當年10月第一次分地因李克剛等村民阻止被迫中斷。由於“地分不下去” ,兩屆村委主任先後辭職。最終鎮政府下了 “死命令”2012年4月12日,警力督陣下,政府專人現場拍錄像,東城子村將分地計劃落實。分地當日,大部分村民都來抓鬮據村委會稱也曾張榜公佈分地結果,參與分地的農戶大都簽訂了承包合同。

但李克剛等村民仍拒絕交出土地另有一批村民坐著兩輛拖拉機到鎮里市里緊急上訪。

產權之爭

據財新記者瞭解,之所以畢郭鎮政府在2011年加速完善二輪延包,其實和中央政府要求儘快完成農村土地確權有關。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實質上是一種物權登記手續,由地方主管農地的部門登記承包地的地塊、面積、空間位置等地籍信息,並頒發土地承包經營權證書。也就是說,確權將真正在法律意義上明確農民承包經營權的物權歸 屬。不少經濟學家認為這意義重大,可更好保護土地承包經營權人權利,而未來隨著農村人口減少,農地流轉交易成為趨勢,這又必須以確權為基礎。

但全國絕大部分承包地尚未確權據農業部要求,確權是在二輪延包和後續完善後形成的現有土地關係上進行目前,全國的承包地確權工作剛剛展開2011年,中央確定了50個縣 ( 市、區確權試點。2012年全國農業工作會議要求,擴大試點範圍,爭取用5年基本完成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2013 年山東省“一號文件”強調,今年每個縣都要開展試點,爭取用3年時間基本完成確權工作。畢郭鎮村民們非常清楚,確權後的承包地就是自己長久不變的財產。對他們而言,政府的信號已相當緊 迫。楊金葉介紹說,全鎮二輪延包的完善工作之所以拖延至今,乃是因為此前鎮里想平穩過渡。但“農民一看要確權了, 都跑去要地” , 所以現在要抓緊推動。

顯然,畢郭鎮未來計劃按新一輪重分土地後的方案進行確權。但在李克剛等村民眼中,已明確為自家承包地的土地要被收回,這是斷然不可接受的。

對此,畢郭鎮農業辦公室原副主任李洪軍表示,東城子村分地是畢郭鎮二輪延包整治的一部分。 《土地承包法》實施後,鎮里就依據此法和山東省實施細則逐步對所轄44個村的土地進行整理。

東城子村二輪承包時大部分地沒有合同權證,其權屬現在難以得到一致認可,此外還存在國家早已喊停的“兩田制” 。

畢郭鎮政府在2012年10月招遠市政府組織的聽證會上陳述稱,這次分地,很大程度上是為化解人地矛盾,根據中央“消滅兩田制”精神,對轄區內未均分土地重新發包。但這正是村民與鎮政府最大的爭議所在。實際上,部分地均分、部分地招標的“兩田”起于山東平度,曾在全國廣泛推開。這在當時背景下有利於平衡農民均田與多種田不同訴求的矛盾,也有利於籌集集體公共事業收入。但此後,出現村幹部控制的村集體權力過大、為實現規模經營等而隨意收回農民承包地搞招標現象,1997年被中央叫停。山東省“兩田制”推行範圍較廣,2003年省里又發文要求加大清理力度,改“兩田”為“均田” 。而東城子村的問題在於,爭議雙方對於重新發包土地的數額無法達成共識。據畢郭鎮政府提供給財新記者的資料,算上百畝“老果園” ,只有共約470畝招標地。但村民上訪後,畢郭鎮方面向招遠市和上級政府回應稱,重分土地時均分的860 畝土地都是招標承包地,符合政策。李克剛、李克剛曾當過村幹部的二弟李克強等提及此非常氣憤: “如果經濟田是‘兩田制’ ,我們需要交土地承包費,可是交的稅費里也沒有承包費。 ”村民認為,東城子村二輪延包的土地不應和招標地一樣收回重分。李克強說,經濟田在村民大會上宣佈延包30年,村里五六十歲以上的都知道, “都承包30年了,為什麼要變呢?” “沒有合同權證是鎮政府的錯,不是農民的錯。 ”村民在上訪信中稱,依據《土地承包法》 ,承包期內不能調整農民承包地。

現有法律和政策都規定, 農村承包地“大穩定、 小調整” , 鎮政府的行為是違法的。

他們表示,即便村內的土地是“兩田制”沒整頓完,按山東省內政策,村內按人按戶均分的土地也不應再調整。對外出農戶回來要地,政策也有規定。據2004 年《國務院辦公廳關於妥善解決當前農村土地承包糾紛的緊急通知》 ,解決方式是使用機動地和通過土地流轉提供土地。 “絕不應通過收回農民的合法承包地進行二次平均分配的方式予以解決。 ”不過,李洪軍表示,口頭延包一事鎮里去問了, “有的村民說知道,有的村民說不知道” 。紀明剛當時在外打工,也表示自己不知道這回事。雙方在村里土地“是否兩田” “是否延包”等基本的土地權屬狀況上各執一詞,無法溝通。

呼喚公平確權

東城子村的分地僵局至今未了。鎮政府限期要求村民在2012年秋末交出土地,但共有46戶村民拒不交地並聯名上訪。

衝突之土地荒蕪。

2012年,一條高速公路要從畢郭鎮通過、徵地將獲補償的消息更是傳遍鄉間。上訪村民和當地政府之間的矛盾更加尖銳。上訪村民甚至懷疑,大規模調地目標可能就在於調地騰挪出的耕地有補償款,有關方面想借此中飽私囊。

衝突不僅發生在東城子村。 “全鎮一共40多個村,七八個村在重新分地,已至少有上萬畝土地強收強分,每個村都有上訪的人。 ”李克強等村民們反映。

李克剛等人到招遠市政府上訪的當日,同在畢郭鎮的6位嶺上村村民,亦為土地被調整之事堵在市政府門口上訪。

不過,在鎮政府看來,村民的說法有些“誇大其詞” 。一位鎮政府工作負責人告訴財新記者,全鎮44個村,從2012年以來,包括東城子村只動了七八個村,但大動的只有2個村。重分承包地是為了滿足無地村民要求承包土地的要求,也是有群衆基礎的, “總不能讓這些人沒有飯吃” 。

但村民們堅持,中央的政策是農村承包地“長久不變” ,村委會大面積撕毀農村土地承包合同、全鎮強收強分上萬畝承包地並嚴格“按人均分” ,都已經嚴重違法。村民在聯名信中要求,考慮到東城子村“地多人少、果樹投入產出周期長” ,希望收回重分農地的決定。

李克強告訴財新記者,村里家家種蘋果,蘋果樹需要5年才能結果,鎮政府突然而至的分地政策,恐讓那些果樹未結果的農戶血本無歸、果樹已結果的農戶的前期投入變成泡沫。

他說,在農村稅費較重、交公糧、攤集資又承擔村內義工、孩子多且學費重的年代,村民們咬牙負重堅持種地,沒有像現在要求分地的人那樣,為了少攤、逃避稅費而退地,但現在不收農業稅、種地有補貼後,這些人卻又回來搶 地, “兩頭佔便宜” 。

上訪之外,村民的司法維權途徑被堵死。2012年年中,他們曾兩次去招遠市人民法院,狀告東城子村委會強分土地,但法院不予受理。他們隨後又去煙台市中院,但因沒有招遠市人民法院的不予受理單,煙台市中院也無法受理。

以東城子村為代表的招遠地區分地亂象,正是全國農村農地產權矛盾的縮影。據最高法院2008年底通報,由於土地經濟效益提升,農村土地資源糾紛案件增多。當年前十個月,全國法院共審理這類案件48396件。這些案子包括許多棄地農民工回鄉要地,在二輪土地承包中未能分得土地和被強行收回土地的農民也急於要地,甚至強佔、強種土地。

在學者們看來,這些糾紛的根源與農村土地產權結構集體所有,承包經營的特性有關,必須以確權形式明確和強化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地位。深度介入成都農地確權的學者周其仁曾指出,要讓老百姓用更多的精力投入生產和交易,就得先幫助農民完成確權,否則老有沒完沒了的糾紛。他說,界定產權最重要的意義就是止紛定爭,減少人們之間無謂的糾紛和爭鬥。

但農地確權並非易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副部長劉守英認為,找到一個可操作的模式至關重要。

在先行試點的四川、江西、廣東,確權都產生不少糾紛。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研究人員伍振軍調 研,黑龍江綏化市土地(農地)所有權確權基本完成,糾紛大概170宗,預計 農地承包經營權糾紛會有1000宗以上。

媒體報道稱,一些基層幹部聲稱開展確權如入雷區。劉守英說,解決東城子村此類問題根本上應讓農村事務回歸鄉村自治,政府不應直接干預。

“我們一直要求,反對割地的也好,要地的也好,咱坐到一塊,把領導幹部、過去的書記、老農民都叫上。把村里的地弄清楚。 ”李克強說。他表示,這一要求一直未得到回應。春播將至,新的衝突正在發酵之中。

(“重估土地”之一,詳見本刊2013年第4期)本刊特約記者張豔玲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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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奪千億醫保主管權

2013-05-06  NCW
 
 

 

涉及數千億元資金的醫保管理權,如何管比誰來管更重要,關鍵是要建立對參保

人負責的制度安排

◎ 本刊記者 王晨 特約作者 昝馨 文wangchen.blog.caixin.com|zanxin.blog.caixin.com 近幾個月,就醫療保險管理權歸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下稱人社部)和國家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下稱衛計委)之間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奪。

多年來,醫保處於分疆而治的局面,人社部管理城鎮職工和居民醫療保險,衛生部則負責覆蓋8億農民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下稱新農合)的管理。分治局面導致管理制度條塊分割、管理成本高昂。三保合一是大勢所趨:今年的大部制改革方案中,明確提出整合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農合的職責,由一個部門承擔。

整合時間緊迫,國務院辦公廳規定了三保合一日程表,要求2013年6月底前完成三保合一整合工作。但涉及千億元資金的醫保管理權,究竟是歸人社部還是衛計委管理,仍爭論不休。4月以來,兩部委先後召開專家研討會論證各自管理的合理性,原定醫保管理權歸人社部也面臨膠著。

管理權歸屬起爭議

醫保由兩個部門管理的格局,起源於新農合創立之時的特殊安排。中國上世紀末開始社保制度轉軌,1998年開始建立的城鎮職工醫保、2007年啓動的城鎮居民醫保均由人社部主管,此外,在五險一金領域,與醫療相關的工傷險和生育險也由人社部主管。但農民最初並無專門的社保制度。

新農合制度建立前,為農民提供就醫保障的是由農民和村集體共同籌資的老合作醫療制度。2000年前後,該合作醫療制度在全國的覆蓋率已不足10%。

即便在仍然保留的地區,主要依靠個人投入,保障水平偏低,加之其管理混亂,資金難以為繼,難以抵禦疾病風險。為農民建立更有效醫保制度這件事,最終由衛計委的前身衛生部牽頭承擔。正式創立于2003年的新農合就此由衛生部主管,新農合從無到有並不斷完善,與衛生部門的投入密切相關。

2002年,新農合系統初步建立,每人籌資額不足20元,參保人數7000萬左右,總籌資額並不多。十年來,在國家的投入下,新農合的籌資額大幅上漲,已由不足14億元的總盤子增長100多倍,總額多達2000億元。目前,衛計委在新農合管理方面約有5.54萬人,其中,鄉鎮部分由衛生院代管,專職人員有2萬人。三項醫保制度分治局面也逐漸顯現 弊端。由於衛生部門既是供方醫療機構的管理者,又是買方新農合的管理者,“一手賺錢,一手花錢” ,難免缺乏監管和制衡。

據官方公開數據,過去四年中,新農合參合人住院率直線上升,從5% 上升至全國平均12%,部分地區甚至達到17%-18%。這有新農合的籌資和報銷額 度提高,讓一些無錢治療的人得到治療的積極一面,但在地方醫療機構,的確存在大量虛掛病床、騙保套保的現象。

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朱恒鵬指出,平均每六個新農合參合者就有一人每年住院一次, 這樣的住院率也未免太高了。朱恒鵬分析,這是明顯的虛掛病床。他們的調研顯示: 2010年,子長縣醫院住院人次9943人,2011年更達到1.4萬人,而該醫院僅有病床210 張,經測算,實際住院人次一年不會超過7500人。該縣新農合基金壓力巨大。

2012年1月至4月四個月間,當地縣醫院及衛生院已經用去當年新農合基金的60%,由此可見醫療服務和醫保同時由衛生部門管理帶來的巨大基金風險。部分地區調研甚至顯示,地方衛生行政部門鼓勵公立醫療機構盡可能多地獲取新農合基金,轉而負擔其“三公”支出。

三保合一是大勢所趨,醫療保險管理權歸屬在“兩會”期間內部討論中,傾向于劃歸人社部。

據朱恒鵬的成本測算數據,新農合劃歸人社部的改革成本更低。如果劃歸人社部,那麼需要動的人員僅有2萬余人 ;反之,衛計委主管醫保,則涉及19.2萬人的重新歸屬。

但衛計委認為自己管理醫保更有專業優勢。2013年全國“兩會”後,衛計委的建議傳達到高層,原定醫保管理權進入人社部的計劃暫時陷入膠著。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鐘東波公開對媒體表示,三大醫保體系交由衛生部門整合,可以為下一步制度演變奠定組織基礎。

衛計委新農合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汪早立在接受財新記者採訪時表示,在社會保險體制下,醫療保障制度事實上具有雙重屬性,既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醫藥衛生體系的組成部分。

當醫療保障制度處於社會保障部門管理時,其制度定位是社會保障體系的一部分,沒有支持醫改其他方面工作的動力,甚至經辦機構可能會因為影響基金安全而予以拒絕賠付。她進一步指出,只有當醫療保障制度處於衛生行政部門管理時,其制度定位才是醫藥衛生體系的組成部分,醫療保障制度才能真正與醫改的其他方面工作協調推進。

支持人社部的主流觀點認為,人社部主管醫保,可與衛生部門主管的醫療服務供方系統形成有效制衡。況且,十幾年來,人社部管理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醫保已有一套成熟的經驗。更有統計顯示,在全球建立醫保制度的114個國家中,醫保交由社保部門管理的國家數量超過由衛生部門管理的數量。

多位業內專家認為 : “發達國家只有在公立醫療機構管辦分開的情況下,才會將醫療保險和醫療服務監管交由衛生部門統一管理。 ”在醫院管辦不分的情況下,將新農合與城鎮職工醫保、城鎮居民醫保整合後交由人社部門管理,與衛生部門形成制衡顯然十分重要。 “這樣為未來醫保經辦和醫療機構走向管辦分開留下了通道。 ”朱恒鵬說。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鄭功成認為,醫保交由人社部管理,有助于社會保障體系統一,醫療保險管理體制調整應當與工傷保險、生育保險及未來需要建立的護理保險管理保持一致性。在社會保險行政部門管理工傷、生育及未來的護理保險的情形下,單純將醫療保險事務切割出去,必定直接影響到這些有內在關聯的制度的有機銜接與管理效率,結果將損害其整體功能正常發揮。

政策制定權爭議再起

事實上,大部分專業人士更傾向于醫保管理權由人社部收攏。

針對此,衛計委提出新的動議,即醫保管理權和醫保政策制定權應當分離,如果醫保管理權歸人社部,那麼衛生部門應該享有醫保政策制定權。其中,應該包括醫保目錄的制定權。這也是醫保數千億元規模基金管理權之外,另一個利益聚集點。

以往,藥物目錄的制定包含在醫保政策管理權之中。人社部在管理城鎮居民和城鎮職工醫保的同時,也承擔藥物目錄制定權。衛生部門掌握的是新農合藥物目錄和基本藥物目錄制定權。

在三保合一之後,藥品目錄也應統一制定。

九州通醫藥總裁耿鴻武認為 : “藥品目錄越多,意味著企業准入的環節越複雜,不正當的公關行為和機會就越多,還增加了流通成本,這些成本最終可能轉嫁給患者,所以,基藥目錄和醫保目錄的統一是民心所向。 ”衛計委方面持有的觀點則是,制定藥品目錄必然要求極高的專業性,而這正是衛生部門的優勢所在。

多位業內專家認為,在醫保藥品目錄的制定上,只要是行政制定,不管是人社部還是衛計委,都會有權力尋租和不專業的風險。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專家舉例,2013年全國“兩會”剛結束,衛生部公佈了新版《國家基本藥物目錄》 (共計520種) 。但在這個目錄中,竟然有種藥品近些年來既沒有企業生產,也沒有醫療機構使用,更沒有醫療機構提到過這 種藥品短缺問題。

“根本沒有生產和使用的藥品竟然被納入了新版目錄,可見制定目錄時多麼草率。 ”這位專家說。

多位專家認為,如果管辦分開,包括醫保目錄的制定也應委托第三方,政府部門只負責政策制定,這是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在發達國家,或者是由公立的法人機構,比如研究所或者私立機構提供政策建議。專業的研究機構會進行藥物經濟學分析,分析藥物療效和經濟性,提出是否將其納入醫保的建議。

難解管辦不分

即便醫保基金管理權花落人社部,仍要面對醫保管理機構管辦不分的問題。

人社部在以往的醫保管理中,採取總額控制等粗放式的控費方式,試圖對 醫療費用予以控制,但很多醫院都出現院長將總額分配至科室乃至分配至醫生個人的情況。控費壓力下,醫生推諉病人頻發,醫患衝突愈演愈烈。

衛計委的相關人士認為,人社部通過總額控制對醫保基金控費的做法有失精細, “如果交給衛生部門管理,會在控費的同時兼顧醫療服務質量,更好地推進公立醫院分配和管理制度改革,調動醫生控費的積極性。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認為: “大部制改革的核心,是要把決策運營分開,去年政府基金5000多億元。都是不公開透明的。 “三公”消費都是從政府基金出來的。幾乎沒法監管。 ”從表面上的制度架構來看,醫保是管辦分開的,政策制定和行業監管在人社部以及下屬的地方廳局,是政府部門,其工作人員是公務員編制 ;而經辦是醫保局或醫保中心,雖然各地名稱不同,有稱醫保局、有稱醫保中心的,但都是事業單位。但在學者們看來,醫保事實上是管辦不分的,人社局直接負責醫保局領導任命和員工聘任等等,兩家其實就是一家。

“基本醫保歸哪個部門管理,其實沒有明顯差異。對一般參保人而言,兩個部門管理的差別,體現在醫保基金的使用效率和對醫院浪費醫保資金行為的管理上,作用是通過醫生和醫院的行為傳遞給患者的。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保險經濟學院教授于保榮說,關鍵是建立獨立運行的醫保經辦機構,可在市場化機制下,對醫院進行契約管理。

于保榮分析,公立醫院走向獨立的法人化治理是大勢所趨,在基本醫保由獨立經辦機構運作的情況下,具體報銷 結算在各級醫療機構間進行,從行政成本角度或從管理的宏觀效率來看,並無明顯差別。

“管理手段應該是市場經濟下的經濟激勵,屬於契約管理,兩個機構間也應該是平等的市場主體關係。 ”于保榮特別指出,在單獨的醫保經辦機構體制下, “如果有管理效率不高的現象,也是由大的行政體製造成的,而非某個部門的問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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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云攜「菜鳥」回歸:為什麼要爭奪物流地產?

http://www.yicai.com/news/2013/05/2740389.html
夏之交的深圳天氣悶熱,但是當深圳市的市長許勤、副市長陳彪以及包括馬云、沈國軍、郭廣昌、張國彪、三通一達的董事長等眾多政商名人出現在洲際酒店會場時,鎂光燈閃耀令現場的溫度比外面的天氣還要再熱上幾分。

馬云這天穿著一襲藍色改良唐裝,姿態舒展。18天前的淘寶十週年紀念日,他宣佈了毫無懸念的退休計劃。但是現在他又復出了,擔任新成立的「菜鳥網絡」董事長,希望用5-8年的時間打造一個中國的智能物流骨幹網(簡稱CSN),中國的銀泰集團的董事長沈國軍任「菜鳥網絡」的CEO。馬云將這個項目命名為「菜鳥」的出發點,是希望不斷提醒「我們要為對社會有敬畏之心,對未來有敬畏之心」,他希望這會是一隻「對未來有敬畏、對昨天有感恩」的鳥。

不過名為「菜鳥網絡」,其實是「高富帥」軍團。與淘寶當年的草根創業不同,這一次馬云的合作夥伴包括銀泰集團、復星集團、富春集團,而且這條戰船上還包括目前中國最大的幾家物流快遞公司順豐、申通、圓通、中通、韻達。中國人壽集團、中信銀行將為項目提供資金支持。公司的首期投資額約1000億元,二期投資約3000億元,總部註冊在在前海。為了這個項目,深圳市的市長許勤以及分管經貿及信息化的副市長陳彪,曾經數次到杭州與馬云面談。工商資料顯示,菜鳥網絡完成公司註冊的時間為2013年5月16日,註冊資本50億元人民幣。

有傳聞稱,股東結構上,浙江天貓技術有限公司出資21.5億,佔股43%,在董事會擁有三個席位;浙江銀泰集團投資16億,佔股32%,在董事會擁有兩席;富春集團和上海復星集團則各投資5億,分別佔股10%,其中復星擁有一個董事會席位,富春集團則在公司派駐一名監事;此外,圓通、順豐、中通、韻達、申通各出資5000萬,各佔股1%。但是阿里集團的工作人員對此並未作出回應,只表示一切細節還在研究中。

阿里集團的工作人員表示,菜鳥網絡定位於「開放的社會化倉儲設施網絡」。CSN計劃通過自建、共建、合作、改造等多種模式,在5-8年內建立一張能支撐日均300億網絡零售額的智能物流骨幹網絡。

日均300億的零售額相當於年度10萬億元的規模,而去年淘寶與天貓的銷售額已經超過1.35萬億元。馬云表示現在中國內地電商每天發出的包裹約2500萬個,而十年後預計每天2億個,快遞從業員會從目前的100萬人增加到1000萬人,他希望利用互聯網及電子商務的技術,通過數據、倉儲、配送平台的整合,把中國的投資數十萬億的基礎設施從各自為政到協調利用,令未來全國2000個城市的消費者在網購後24小時內就能收到貨物。

在阿里內部,CSN的代號是「地網」。與「天網「物流寶的區別在於,「物流寶」核心在於物流倉儲資源的數據化分析和管理能力,調配第三方物流資源。而CSN主要在於建設倉儲設施網絡,其中包括自建模式。CSN初期倉儲設施的選址主要在靠近生產基地、交通設施的地區。馬云將這個全國網絡分為「八大軍區」,各地區分步部署,以北京、華南為先。

從阿里巴巴到淘寶再到支付寶,阿里系一直堅持「平台型」的電商思維,其在物流上的嘗試同樣如此。馬云再次強調,「阿里巴巴不會自己去做快遞公司,這不是我們擅長做的事情。」他只是把產業鏈上下游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打造一個社會化的基礎設施平台。

這種輕資產模式的特點是阿里免去了實體物流的建設成本,而馬云選擇的合作圈子以房地產為主營業務大型集團為主,這能令他們在物流地產的選擇方面能更精準地把握地塊的綜合便利性以及升值潛力,而且無論是前期拿地還是後期開發、招租運營都更容易借鑑以往的經驗而迅速上手。

據戴德梁行的研究報告顯示,目前現代物流倉庫設施的供應只佔全中國倉庫面積總數的2%,大部分倉儲設施均屬中端或低端的物流物業,建築質量粗糙,多有層高不夠丶缺乏裝卸貨物的設備丶運貨車輛往來不便等缺點。在一線城市,物流倉庫的短缺推高了該類物業的租金增長,過去一年間上海部分區域的物流園租金就上升了85%。

戴德梁行認為,與普通地產不同,中國的工業物業通常能在經濟不明朗時期提供穩定的現金流。隨著中國大陸零售行業,特別是電子商務領域繼續擴張,有助抵銷出口需求下降,預期工業物業在未來亦會繼續受惠。市場將湧現大量發展和投資機遇。

在菜鳥網絡的成立大會上,沈國軍也透露,萊鳥網絡從確定註冊地為深圳到完成註冊的時間非常快,初創階段的團隊只有十幾人,但目前同時啟動的拿地建倉項目已經包括十幾個城市。今年1月剛一對外宣佈公司進入籌備期,全國各地的很多地方政府都主動伸出橄欖枝,希望菜鳥網絡可以去當地落地。

北京、天津、廣州增城、廣州開發區、武漢、金華、海寧等都傳出過與阿里集團合作的消息。比如廣州增城在去年6月曾經宣佈阿里選址增城開發區建設物流配送分揀中心,首期投資10億元;廣州開發區與阿里簽訂合作協議,簽約金額69億元,打造華南物流網絡節點。

菜鳥網絡的出世,意味著電商的物流地產的進一步白熱化。自2011年開始,京東宣佈圈地1400畝落戶5城自建大型物流中心,而今年底京東投資35億元的物流中心「亞洲一號」將投入使用。而易迅網今年將在全國新建10餘個倉儲配送基地。蘇寧未來三年計劃投入200億建設物流。京東、蘇寧都計劃將自建物流建設發展成平台型業務,即向第三方商家或者快遞開放配送、倉儲的能力。

雖然馬云說,建設中國智能骨幹網也許會是一個耗時長達10年的「理想主義項目」,沈國軍也說,將在5-8年時間不計短期回報完成骨幹網搭建,支持1000萬家「菜鳥」企業發展。

但是就短期效果而言,在一二線城市中升值空間比商業地產還大,普通開發商或廠商拿地困難,而且平均年投資收益率高達8-8.5%的情況下,如果像阿里巴巴、京東、蘇寧易購等電子商務公司上市時,這種優質資產很可能將成為財務報表中最為吸引投資人的一欄。

以下為馬云演講全文:

我本來以為當了董事長以後就不需要再出來,但是沒想到當董事長最主要職責就是出台和走秀。但是今天這個走秀是我期待了很多年的,這是一個我們阿里巴巴集團思考了4、5年一直希望建立的事,籌劃了很久,但是很遺憾這個是在我不當CEO後才正式把這麼大一個項目落地。

4、5年來我們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我們到底能為中國物流做什麼?其實國家在整個物流建設上投入了幾十萬億,但是效益並不是很高,隨著電子商務高速發展,我們必須在中國提升整個國家社會的效益,生產製造、小企業,如何能夠幫所有的貨達天下、貨運天下。

今天中國物流高速發展離不開我們在座的三通一達,順豐以及不在的所有物流公司的發展,我記得去年淘寶雙十一節做了191億,這是一個奇蹟,但是更大奇蹟居然在一天內運出7800萬件包裹,這個數字背後是無數人把自己全家老小發動起來,把這些貨送出去,沒有讓中國物流搞癱。

但是長此以往中國未來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因為現在中國每天2500萬包裹左右,十年後預計每年2億包,今天中國的物流體系沒有辦法支撐未來2億。所以我們有一個大膽設想通過建設中國智能骨幹網,讓全中國2000個城市在任何一個地方能夠24小時,只要你上網購物,24小時貨一定送到你們家,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四年來我們一直不敢下手,這個理想太大,沒有人幹過,甚至想都不敢想,我們覺得這是一個國家項目。我們去考察了日本、歐洲、美國,今天在歐洲、美國、日本都沒有這樣的先例,日本的物流發展非常好,美國物流發展也非常好,但是他們基於IT。

在中國基於互聯網、基於電子商務,如何把國家已經投下的基礎設施能夠發揮作用,如何能夠把今天全中國100多萬快遞人員能夠支撐未來再增加的1000萬快遞人員。從小的來講,我希望更多的快遞人員有尊嚴,這是一個很好的工作,我希望中國的物流、中國的效率,大家知道中國整個GDP中18%來自物流。但是發達國家在12%,這6個點如果降下來對整個國家經濟效益是非常高。

這是一個理想主義項目,這個項目我們不是一年兩年做出來,而是準備花十年時間,淘寶花了十年,支付寶花了9年,阿里巴巴花了14年,任何一個有理想色彩的公司必須花十年才能做下來。所以我特別高興。

我跟快遞公司交流過程中,這張網絡起來,我們不會搶快遞公司的生意,阿里巴巴永遠不會做快遞,因為我們沒有這個能力,我們相信中國有很多快遞公司做快遞可以做得比我們好。但是這個物流網起來可能會影響所有快遞公司以後的商業模式,以前我們認為對的東西可能不對了,因為它完全基於互聯網思考。

所以這是我們希望做的,是人們沒有做過的。直到今天為止到底是什麼產品、方向怎麼樣、模式怎麼樣,一直爭論不休,但是我們不爭論的是這是一個理想主義項目,不僅僅對我們有影響,最主要對社會有影響,對十年以後消費有巨大影響。這是我的看法。

為什麼取菜鳥的名字?我剛剛做互聯網的時候,很多人說我是一隻菜鳥,但是正因為我們這批菜鳥,馬化騰、李彥宏,所有這些菜鳥今天變成不一樣的鳥,今天700萬淘寶賣家,中國無數小的賣家,所有在網上做電子商務的都是菜鳥,只有菜鳥才能飛向千家萬戶。笨鳥先飛,飛了半天還是笨鳥,而菜鳥還有機會變成好鳥。我們取這個名字不斷提醒自己我們要為對社會有敬畏之心,對未來有敬畏之心,我們希望自己成為一隻勤奮、努力、不斷學習、對未來有敬畏、對昨天有感恩的鳥。

我們希望通過1000、2000億的投資能夠翹動幾十萬億中國已經有的基礎設施,能夠把國家基礎設施發揮出效應。讓我們高速公路、機場、碼頭充分利用,承擔起本來應該有的責任。昨天在股東會上講也許十年裡我們失敗,誰都不能保證你一定不失敗。但是萬一被我們搞成了,我覺得今生無悔,終於作為民營企業參與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和建設。這是劃時代意義。一直以來基礎設施是國有企業做,今天我們這些民營企業聯合起來希望為這個時代、為這個社會做,今天我們也看到很多國有企業,很多大型企業,像中國人壽、中信,很多金融機構對我們展示出了巨大信心和支持,在這兒表示衷心感謝,後面加入的企業會越來越多,因為這不是為一家企業做,這是為一個時代做。

再次謝謝大家,我還是做董事長,網上說我復出了,做社會化物流不是今天的想法,而是四五年前的想法,只是今天選擇了這個秀、今天的出台,這是我們一代人的理想、夢想,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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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女首富龔如心千億遺產爭奪案落定 陳振聰偽造遺囑被判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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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亞洲女首富龔如心遺囑案7月5日塵埃落定。據中新網報導,香港風水師陳振聰被控偽造及使用華懋已故主席、「亞洲女首富」龔如心遺囑,被裁定罪名成立,法官判處其監禁12年。

法官斥陳振聰「無恥邪惡」

香港高等法院8人陪審團在經過20小時的退庭商議後,於7月4日晚最終大比數裁決陳偽造及使用虛假文書的罪名成立。陳振聰被通宵還押至5日開庭。

7月5日上午十點,大批記者和市民守候在法庭等待判決。坐在犯人欄內的陳振聰頭髮稍亂,頻頻望向旁聽席的妻子。其妻戴著太陽鏡不時低頭用紙巾擦淚,其女亦在一旁哭泣。

香港高等法院法官表示,陳振聰從龔如心身上取得30億元港幣仍未滿足,竟想佔有其生意王國,精心策劃偽造遺囑,可見陳「極之貪婪」。

法官指,陳振聰在龔如心死前兩天,還收取龔3000萬英鎊,說明陳是「一個聰明及懂得哄人的大騙子」。法官斥陳利用龔如心的寂寞、哀傷,背叛了她的友誼和信任,玷辱了她的名譽,還意圖侵吞她用作慈善的遺產,令真正受益人華懋慈善基金花巨款打官司,是「無恥邪惡」。

法官以最高判刑作為量刑起點,判處陳振聰監禁12年,並要求其支付控方200萬訟費和8萬多元DNA測試費。

爭遺產牽出刑事案

綜合南方週末網中新網和香港《文匯報》報導,現年53歲的陳振聰本是風水師,因以「情夫」身份捲入已故亞洲女首富龔如心遺產案而受人關注。

原本是風水師的陳振聰,1992年透過前立法局議員兼他的客人梁錦濠認識龔如心,當時龔的丈夫王德輝已遭綁架而且下落不明,陳振聰聲稱知道王德輝身處香港東面一個島,且受了傷,使龔如心對他另眼相看,龔如心初期希望透過風水尋夫,2004年證實患癌後希望祈求健康長壽。陳振聰於1992至2007年間,叫龔如心在華懋集團旗下發展項目挖洞,作為風水陣,並不斷獲龔支付巨額風水費,總數高達27億元,包括2005至2006年間3筆分別6.88億元巨款。

龔如心於2007年4月3日去世,留下千億遺產。此後,陳振聰以龔如心「情夫」名義,聲稱持有龔如心2006年簽署的遺囑(也即下文提到的2006年遺囑),是「唯一繼承人」。而華懋慈善基金則持有龔如心2002年簽署的遺囑,該遺囑聲明將絕大部份遺產撥入基金會用作慈善。

據華懋老臣子吳崇武及律師王永祥稱,2006年10月16日曾被龔召見到華懋總部的會議廳,見證及簽署一份不完整遺囑,將超過1,000萬元款項餽贈一名姓陳人士。

但該份不完整遺囑已下落不明。政府鑑證專家則指出,2006年遺囑上的龔如心及王永祥簽名,很大可能是偽冒。

陳振聰則辯稱與龔如心認識後,便迅速發展成為戀人及有性關係,他只是偽裝風水師,目的是掩飾與龔如心的親密關係,又否認所收到的款項是風水費,解釋全部是「愛的餽贈」。陳又指2006年10月16日早上龔約他到華懋集團尖沙咀總部見面,然後將一個信封交給他,內有2006年遺囑及一份遺囑草稿,龔向他千叮萬囑不可留下指模。

2010年2月2日,香港高等法院就已故華懋集團主席龔如心的世紀爭產案作出裁決,表示不相信陳振聰與龔如心的情人關係,認為2006年遺矚是偽造,龔如心在2002年所立的遺囑才是有效。裁定陳振聰敗訴,龔如心的龐大遺產,撥歸華懋慈善基金。而後陳振聰上訴至終審法院,如今也以失敗告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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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張牌照,兩地政府 三方爭鬥,五易其主 搶食山東沂星 一家電動車公司的離奇股權爭奪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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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新能源車產業的崛起,以及地方政府採購市場的誘惑,山東沂星這家瀕臨倒閉的國有客車製造公司身價倍增。各路人馬粉墨登場,對其展開股權爭奪。四年間,山東沂星五易其主,至今仍在資本與權力的漩渦中沉浮。

「我代表單位向你道歉!」2013年7月16日下午6點左右,李肖霖律師接到山東省臨沂市羅莊區人民法院一位審判長的電話,原定第二天上午10點開庭審理的賈秉成涉嫌挪用資金、虛假出資一案,臨時取消開庭。

對方表示,原定的開庭日期已經通知不能隨便更改,但這是上級領導開會決定的,自己也是剛剛才接到通知。

現年40歲的賈秉成是來自內蒙古的一位投資者。四年前,這位做農副產品貿易起家的內蒙古商人,一腳跨進了新能源車領域。

2009年,賈秉成發起的一樁收購案使他的命運與山東臨沂市綁在了一起——臨沂市政府當時將山東沂星電動汽車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山東沂星)的100%國有股權掛牌出售,賈秉成以6.89萬元的承債價格拿下。山東沂星當時資不抵債,除去資產,尚欠債務近4000萬元。

這是一樁皆大歡喜的交易。臨沂市政府甩掉了一個「正在融化的冰棒」,卻獲得了一個冉冉升起的新興產業所帶來的好處;賈秉成以最小的代價買到了政府允諾的地方市場,為他野心勃勃的未來上市之路奠定了一個重要基礎。

但蜜月僅僅持續了兩年就宣告結束。賈秉成迅速從地方政府的座上賓變成了階下囚。2011年末,賈秉成因涉嫌挪用資金、虛假出資,被臨沂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賈秉成所擁有的山東沂星100%股權,也因為一系列的變故,而成了擊鼓傳花的對象。2013年6月22日,武漢東湖產業基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湖基金)宣佈整體收購山東沂星,成為其四年內第五任大股東。

而賈案延宕至今,始終未能作出一審判決,第四次開庭又宣告臨時取消。在這四年間,圍繞著山東沂星的股權,究竟發生了哪些故事?

轉戰新能源車

囿於高昂的定價,剛剛勃興的新能源車企業難以贏得私人消費者的青睞,只能寄望於政府和國企採購。地方政府常常以本地市場為誘餌,來換取外來資本投資發展本地的新能源車產業。當賈秉成意識到這一點時,他發現了山東沂星這家待價而沽的國有汽車製造公司。

賈秉成出生於內蒙古自治區巴彥淖爾市杭錦後旗。據賈秉成的一個姐姐說,家裡有兄弟姐妹七人,賈秉成排行老三,小名仨兒。

在起訴書上,賈秉成的學歷是初中文化。但在賈對外宣傳的材料上,寫有「清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賈秉成原來一直在內蒙古從事農副產品生意,主要銷售瓜子、玉米、小麥、化肥等。生意做得不錯,他開始有了多元化的想法。2005年,他和妻子共同出資3000萬元投資成立了內蒙古恆德礦業開發有限公司。雖然後來這家公司轉手他人,但其涉嫌虛假出資的問題為賈日後被抓埋下了伏筆。

三年後,賈秉成看中了新能源車領域的商機。那一年,電動汽車在奧運會期間走上了北京街頭;股神巴菲特也購入了比亞迪汽車10%的股票。電動車市場一片喧囂。

轉向一開始賈秉成就做了一筆好買賣。警方筆錄顯示,2008年到2009年間,他僅以500萬元就從北京德秋宏投資有限公司李長德手中,買下了廣州新美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廣州新美景)的兩家控股公司——香港新美景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香港新美景)和香港巨鷹巴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巨鷹巴士)。2009年9月28日,賈秉成控制下的泰安市金龍住房置業擔保有限責任公司又以人民幣1元在廣州產權交易所拍得廣州市第二公共汽車公司佔廣州新美景10.2%的合作權益。

廣州新美景前身是成立於1993年的穗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最早是由廣州市第二公共汽車公司與香港新美景汽車製造(集團)有限公司合資設立,引進英國亞歷山大客車製造技術,生產巨鷹牌豪華客車。雖然尚未獲得電動車生產牌照,但該公司已經擁有了電動車生產技術——2008年12月之後,接連推出一款全鋁車身的油電混合動力雙層客車和一款純電動雙層客車。

但賈秉成在獲得廣州新美景控制權之後才發現,廣州新美景無法在市場上與同城對手廣汽相匹敵。廣汽乘用車公司生產的混合動力公交車,獲得了不少當地公交公司的訂單。

在中國,囿於高昂的定價,剛剛勃興的新能源車難以贏得私人消費者的青睞,只能寄望於政府和國企採購。地方政府顯然看到了這一點,所以常常以地方保護下的市場為誘餌,來換取外來資本投資發展本地的新能源車產業。

當賈秉成意識到這一點時,他發現了山東沂星這家待價而沽的國有汽車製造公司。他從工信部查到,山東沂星有9座以上客車生產資質。更重要的是,這是山東臨沂唯一一家客車製造企業。

短暫的「蜜月期」

山東沂星下線試運行當天,臨沂市公共交通總公司定購了30台車。截至目前,山東沂星總共不到300輛的銷量中,就有145輛來自臨沂市公共交通總公司。

山東沂星的前身,叫做山東中通飛燕汽車有限公司,是臨沂運輸集團旗下的一家汽車改裝廠。類似這樣的汽車改裝廠在全國各地有很多,它們都有客車生產資質,但並未形成生產規模,多數都難逃倒閉、破產的命運。

山東沂星的日子也不好過,負債過億元,以至於不得不廉價出售,掛牌出售價格是6.89萬元。賈秉成在警方筆錄中稱,這一定價是因為當時有一名職工去世,需要支付6.89萬元的撫卹金。

在掛牌之前,賈秉成代表廣州新美景與當時山東沂星的所有人臨沂發展投資有限公司簽署了《山東沂星電動汽車項目投資重組框架協議》。隨後,山東沂星掛牌公告中對受讓方技術條件的要求,幾乎是為廣州新美景量身定製。

在為期20天的掛牌公示期內,也只有廣州新美景一家報名。2009年10月27日,廣州新美景以底價6.89萬元收購了山東沂星100%股權,除了承擔其所有債權債務,還接受安置其全部在冊123名職工。

僅僅不到兩個月,賈秉成就在英國亞歷山大客車廠亞裔專家唐盛朗、北京科技大學退休教授余達太的幫助下,借助廣州新美景的配件,造出了沂星電動客車。

2009年12月19日,山東沂星下線試運行。當天,臨沂市公共交通總公司定購了30台車。截至目前,山東沂星總共不到300輛的銷量中,就有145輛來自臨沂市公共交通總公司。這些淺藍色的大巴車,如今在臨沂街頭很常見。

沂星獲得純電動客車生產資質卻是遲至2010年8月1日。此前,賈秉成還以個人名義向國家知識產權局申請了16項有關電動車技術的專利,其中10項通過。

美中不足的是,臨沂市一直未能入圍四部委發起的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示範推廣應用「十城千輛」工程,拿不到來自中央財政的購車補貼。但臨沂市政府創造性地拿出了所謂的「臨沂模式」,即由臨沂市政府籌資購買沂星電動汽車,交由公交公司替代燃油公交車運營,並對供電公司建設充電設施給予一定的政策優惠,以此帶動當地電動車產業。

企業拿得出像樣的產品,再加上政府的支持,山東沂星從「包袱」變成了「名片」,成為造訪臨沂市政府的客人們必去參觀的一站。當時的臨沂市副市長甚至在山東沂星有專門的辦公室,用於指導工作。

作為「功臣」的賈秉成,也有了第二張身份證,成為臨沂市民。但受到如此優待的賈秉成卻並不滿足,他在2010年6月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現在我們已經在A股市場找到一個乾淨的殼,希望將沂星電動汽車的資源裝入這一殼中上市。」

為了上市,必須挖掘更多市場。河南成為賈秉成的下一個目標。

擴張陷阱

賈秉成在臨沂尚未站穩,便四處擴張,顯然沒有考慮到山東臨沂市政府的感受。更何況,賈秉成在收購山東沂星之後,並沒有全部兌現其對政府的承諾。除了臨沂市政府日益加劇的不滿,河南新美景又因汽車生產資質問題陷入停頓。

河南平頂山市的一個開發商成了賈秉成進軍河南市場的引路人。

2010年5月,在廣州新美景、山東沂星的技術顧問余達太的引薦下,賈秉成與比自己小一歲的張孝陽相識。張既是地產開發商,也是汽車零配件生產商。

當年5月15日,在河南襄城縣縣長、縣委書記等人見證下,張孝陽和賈秉成分別代表金潤新動力科技發展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金潤新動力)和廣州新美景,簽訂合作意向書,計劃成立「河南新美景電動汽車股份有限公司」,建設年產5000輛客車生產項目。

金潤新動力是由張孝陽、余達太2009年共同投資設立的新能源汽車及零配件研發製造公司。

對賈秉成來說,這次合作非常划算。在新成立的河南新美景公司,佔股49%的金潤新動力提供土地、廠房和設備,而廣州新美景只需提供9座以上客車生產資質和生產技術即佔51%的股份。同時,賈秉成還因此在地方政府照顧下,獲得本地的市場。

雙方在合作意向書里約定,廣州新美景遷至河南襄城縣產業聚集區;金潤新動力在6個月內完成6萬平方米廠房建設並交付使用。

到了當年10月份,賈秉成又與四川樂山天龍汽車製造有限公司簽署框架協議,計劃投資20億元,打造西部最大純電動客車產業基地,但後來不了了之。

不過,這家新公司最後並未成立。但蹊蹺的是,當年11月,廣州新美景如約遷址河南襄城縣,更名為「河南新美景客車製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河南新美景),並在余、張的要求下,將法定代表人變更為張孝陽,同時還委任他為董事長,以方便在當地開展工作。這一身份,後來確實給張孝陽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也給後來的一系列離奇爭端埋下伏筆。

廣州新美景的實際控制人賈秉成為什麼會同意這一變化,他與張孝陽之間是否就此有過怎樣的約定,外界不得而知。

有了山東臨沂和河南襄城的市場,賈秉成此時顯得志得意滿。2010年11月,在深圳舉行的第25屆世界電動車大會上,山東沂星這家名不見經傳的小企業,和豐田、大眾汽車並列大會鑽石贊助商,賈秉成與比亞迪汽車董事長王傳福一起,作為僅有的兩個副主席並坐主席台。

但賈秉成在臨沂尚未站穩,便四處擴張,顯然沒有考慮到山東臨沂市政府的感受。更何況,賈秉成在收購山東沂星之後,並沒有全部兌現其對政府的承諾。

賈秉成在後來的警方詢問筆錄中承認,廣州新美景和臨沂市發展投資公司簽署的《山東沂星電動汽車項目投資重組框架協議》約定:在產權摘牌或沂星汽車公司取得《國家新能源汽車准入目錄》之日起的兩者之中最後一個日期開始的第一年內投資5000萬元;三到五年投資1.6億元。一年內實現在臨沂對外銷售不少於500輛,第二年度在臨沂不低於1000輛。

在山東沂星總經理於振聲的警方筆錄中,這份協議約定2011年8月要投資2億元,第一年賣1000輛車,第二年賣2000輛車。而山東沂星第一年所售客車不足300輛,賈秉成所承諾的投資也遲遲不能到位。

事實上,四處擴張之際,賈秉成不免囊中匱乏。他也在尋找新的投資人加入進來。當年賣廣州新美景給他的李長德,2011年年初回頭投資山東沂星,約定以1億元佔未來上市公司10%股權,第一期到賬3000萬元。

另一家北京安控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也有意向投資2億元。但其執行董事王世渝對南方週末記者表示,他後來因為不看好賈秉成其人,而放棄了投資。在他眼裡,賈秉成是個「充滿激情,但難以兌現承諾的人」。

除了臨沂政府日益加劇的不滿,河南新美景方面又因汽車生產資質問題陷入停頓。賈秉成此時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

兩面夾擊

在山東和河南兩地,爭奪沂星控制權的行動都在悄悄進行。

2011年6月的一天,臨沂市政府領導人找賈秉成談話,拋出一個「四三二一」計劃,政府擬引進上海銘源公司、北京福田公司入股山東沂星40%,北京科技大學余達太教授佔30%,賈秉成佔20%,市政府佔10%。

顯然,山東沂星做大之後,臨沂市政府不僅擔心賈秉成轉移沂星至河南,也希望自己多一點股份和控制力。

賈秉成沒有答應,但不敢直接拒絕,而是選擇了逃避。從此,他很少出現在臨沂,以免被市政府請去談話。他不知道的是,另一場爭奪山東沂星控股公司控股權的行動也在河南悄悄進行。

雖然廣州新美景已經遷至河南襄城縣,法定代表人也變為了張孝陽,但其和金潤新動力約定的合資公司卻最終沒有成立。賈秉成稱在將廣州新美景遷往河南後,發現張孝陽許諾投入的800畝土地和廠房當時處於抵押狀態,並不能用於出資。而在後來臨沂警方詢問張孝陽的筆錄上,張指責賈秉成「沒有把廣州新美景的生產資質辦好」。

南方週末記者在工信部《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中沒有發現河南新美景的名字。

工信部產業司一位負責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原本進入工信部《車輛生產企業及產品公告》目錄的企業,在工商註冊地及工廠搬遷之後,要重新做准入審查,只有審查通過才能重新拿到資質。

就在廣州新美景和金潤新動力簽署合作意向的四個月後,中國國務院將新能源汽車列入七大戰略新興產業之一,有意增加中央財政投入,同時推進私人購買新能源車補貼試點。各地政府都迫不及待地上馬相關項目,展開招商引資。

事實上,顧不上合資公司尚未正式成立,2011年元旦,河南新美景舉行了首批20輛中文牌純電動客車下線儀式,在金潤新動力位於襄城縣產業聚集區的工廠內正式投產,號稱是當時國內最大的純電動客車製造基地。河南省和許昌市相關領導出席了儀式。

河南新美景也成為河南重點項目,在2012年2月末發佈的《河南省工業轉型升級「十二五」規劃》中,點名指出要以鄭州宇通、河南少林、河南新美景整車企業為龍頭,重點發展純電動客車及公交車。

這樁不清不楚的合作變得騎虎難下。張孝陽與賈秉成的衝突,隨後終於以一紙離奇的支付令揭幕了。

2011年6月11日,一家名為襄城金達貿易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襄城金達)向襄城縣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稱河南新美景應支付為其墊付工資和材料費的3000萬元。

申請人襄城金達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代表簽名是趙潦。但在這家公司的工商登記註冊資料中,襄城金達的法定代表人在2011年3月已變更為張孝陽,而且是該公司的唯一股東。

張孝陽同時也是河南新美景的法定代表人。這其實成了一場張孝陽告張孝陽的遊戲。最後,兩家公司在2011年8月簽署「和解協議」,河南新美景自願將山東沂星100%的股權(廣州新美景持有山東沂星,更名為河南新美景之後,依然持有這部分股權)以1500萬元抵償給襄城金達。

2011年7月19日,襄城縣人民法院下達支付令,一個月後又發出執行裁定書,憑著這份裁定書,張孝陽不聲不響地成為了山東沂星的主人。

2011年8月25日,山東沂星的工商登記資料顯示,其100%的股權從河南新美景變成了襄城金達。這一天,河南新美景派駐山東沂星的法定代表人、高管被趕出公司。

互相報案

「山東沂星這個案例前前後後的戲劇性故事,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賈秉成此時不得不全力以赴,欲拿回山東沂星的股權。

2011年7月19日,賈所控制的持有河南新美景100%股權的三家股東(巨鷹巴士、香港新美景、泰安金龍)召開臨時股東會;當年7月22日在《許昌日報》刊登聲明稱河南新美景營業執照和印章作廢;8月20日在《法制日報》刊登公告免去張孝陽的董事長、法定代表人職務,並委任新董事長、法定代表人。

但股東們的決定,在許昌市工商局受阻。目前,河南新美景工商資料中,張孝陽仍然是法定代表人,持有公司營業執照和印章。

接下來,河南新美景的三家股東向許昌市中級人民法院和襄城縣人民法院提出異議。2011年9月26日,襄城縣人民法院將山東沂星100%的股權凍結,凍結期限為6個月。11月26日,襄城縣法院作出裁定,糾正了上一次的支付令,要求對山東沂星股權(進行)執行回轉。

賈秉成眼看著就要拿回股權,但山東臨沂市工商局卻拒不執行法院的凍結令和回轉令。為此,2012年10月17日,襄城縣人民法院對臨沂市工商局做出罰款30萬元的決定。

就在這段時間內,掌握在張孝陽手中的山東沂星的股權已經易主,轉給了臨沂當地一家國有汽車經銷商。

2011年11月2日,張孝陽與臨沂富華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臨沂富華)簽訂增資擴股協議,約定將山東沂星註冊資本由原來的3000萬元變更為1億元,使臨沂富華成為山東沂星的大股東,佔股70%;11月24日,他將持有山東沂星30%股份的襄城金達以4000萬價格賣給了臨沂康達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臨沂康達)和崔紹偉,其中臨沂康達出資3200萬,受讓股權80%,崔紹偉出資800萬,受讓股權20%。

在襄城縣法院的回轉令下達前兩天,11月24日,山東沂星再次增資到3億元,其中臨沂富華出資2.7億元,持有山東沂星90%的股權。

臨沂富華和臨沂康達都屬於山東遠通汽車銷售集團(以下簡稱遠通集團)。也就是說,遠通集團成為山東沂星的實際控制人。遠通集團是臨沂當地一家國有汽車經銷商集團。

2011年12月8日,賈秉成涉嫌挪用資金、虛假出資,被警方拘捕。

此前,河南新美景的三家股東也針對張孝陽報了案。2011年11月9日,張孝陽以涉嫌職務侵佔罪被河南省許昌市公安局立案偵查,可許昌市人民檢察院卻認為他是「採用非法方法拿回自己的投資」,不予批捕。

臨沂市公安局經偵大隊委託會計事務所對山東沂星的審計顯示,2009年12月-2011年7月間,賈秉成通過關聯公司和個人進入山東沂星的資金有1.23億元。公訴機關同時指出,賈秉成從山東沂星轉出去資金約1.5億元,兩者相差約2743萬元。

在賈案的代理律師李肖霖看來,在河南新美景100%控股山東沂星期間,賈秉成作為公司實際控制人對公司資金的調動不屬於挪用;如果不承認賈秉成作為公司實際控制人,則賈秉成不能作為犯罪主體,因為賈秉成在公司並不擔任職務,也就當然不可能利用職務便利挪用。

此後,賈案開庭三次仍無法作出一審判決。而山東沂星的股權仍在繼續流轉,2013年6月22日,來自武漢的東湖產業基金投資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東湖基金)整體收購山東沂星暨建設臨沂電動汽車產業園項目,舉行了一個盛大的簽約儀式。

除了接手山東沂星,東湖基金還將和山東省臨沂高新區建設產值超過500億元的電動汽車產業園。東湖基金的主要發起人,是武漢經濟發展投資(集團)有限公司這家大型國有投資公司。

北京安控投資有限公司執行董事王世渝是國內資深投資者,他對南方週末記者談及這件事時表示,政府想引進投資人,可以把國有資產低價出售,甚至不要錢,只要你能幫我把事情做成;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往往又翻老底子,說你違規,把你搞走,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山東沂星這個案例前前後後的戲劇性故事,可以說明很多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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