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幾年來,私募基金高速發展,成為資本市場重要組成力量。截至2018年4月底,在基金業協會登記的私募機構2.36萬家,備案的私募基金7.25萬只,管理資產規模12.48萬億元;其中,私募證券投資基金管理人0.87萬家,占比37.1%,管理基金3.6萬只,占比49.7%,管理資產規模2.56萬億元,占比20.5%。
不過,目前我國私募基金還遠遠沒有充分發揮潛力,融資體系高度依賴銀行的格局尚未改變。1992至2017年,IPO和各類再融資累計融資總額僅為11.23萬億元。截至2018年3月末,非金融企業國內股票融資額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3.8%,包括非金融企業境內股票融資和企業債券融資在內的直接融資規模僅占社會融資規模存量的14.2%。
“直接融資不發達,權益資本形成能力嚴重不足。發揮私募基金功能作用,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實現從間接融資體系到直接融資體系的轉變,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基金業協會會長洪磊表示。
長期以來,我國資本市場以散戶為主,缺乏長期資金,短期、投機主義盛行,無法對資本市場形成有效支撐。
因此,洪磊指出,在發展絕對收益私募基金,為市場提供充足流動性的同時,也必須大力發展追求相對收益的投資產品和堅持專業長期價值投資的機構投資者,建設有利於長期資本形成的多層次有機生態。
目前,我國資產管理業缺少從大類資產配置到專業投資工具到基礎資產多層次有機體系,無法匹配養老金、理財資金、保險資金的跨期資產配置需求,無法滿足實體經濟不斷增長產生的持續融資需求。
洪磊建議,應當在《基金法》框架下制定大類資產配置管理辦法,構建資產管理業三層架構,形成主業清晰、專業規範、優勢互補的制度設計。
“一是將基礎資產的創設交給資本市場的賣方——投資銀行;二是從基礎資產到組合投資交給提供專業化投資工具的資本市場買方——基金管理人;三是對組合投資工具的選擇交給養老金、理財資金和保險資金(FOF)管理人進行大類資產配置,通過目標日期基金和目標風險基金等配置型工具,專註於長周期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洪磊表示。
在這個有機生態中,通過投資工具的分散投資可以化解非系統風險,通過大類資產配置可以化解系統性風險。
洪磊建議,充分借鑒國際成熟的監管經驗,積極回應現實訴求,細化《基金法》管理人、托管人職責,區分承擔募集職責的管理人和承擔投資管理功能的管理人,允許其各自獨立存在並進行市場化分工合作,將各類主體的活動置於清晰的規則之下,消除監管套利機會。
他指出,通過制定大類資產配置管理辦法,允許機構投資者申請大類資產配置牌照並核準其發行相關產品,為銀行、保險等機構投資者提供規範的資產管理與資金運用渠道,推動銀行理財、養老金、保險資金、公私募基金等各類資金有序參與、專業分工,共建資本市場良性生態。
在過去的一個周末,歐盟史上最嚴厲隱私保護法GDPR正式生效,GDPR是二十年來數據隱私規則領域發生的最重要變化,給歐盟、乃至全世界的企業都將帶來重大影響。無論企業是否在歐盟境內,只要與歐盟企業發生業務往來,或涉及存儲、處理、交換任何歐盟公民的數據,都必須嚴格遵守該條例。
對此,小米首席架構師、人工智能與雲平臺副總裁崔寶秋博士在中國國際大數據博覽會期間接受第一財經記者獨家采訪時表示:“整個行業都需要全力提升數據安全和隱私保護的意識,加大設計和研發時的投入,以加速符合GDPR的要求。”
小米已完成隱私保護整改工作
崔寶秋博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小米非常重視用戶的隱私保護。他說道:“隱私在小米是一個很大的話題,我們的投入也很大。早在2014年,小米就成立了隱私委員會,和全球最大的隱私認證方案提供商、美國加州的TRUSTe(現更名為TrustArc)公司合作展開隱私保護相關業務。到2016年,小米公司MIUI操作系統和小米網(Mi.com)的國內版和國際版都得到了TRUSTe隱私認證,提高了小米在安全和隱私上的整體水平。”
TRUSTe全面審核小米的隱私操作,意味著小米所收集的移動應用敏感信息都是被加密的,所有的支付頁面都有合適的加密程序以保護用戶的私人敏感信息,並且限制相關應用在用戶手機上獲取敏感信息的請求(除非該請求是必要的)。
崔寶秋博士向第一財經記者解釋道:“小米為了符合GDPR條例已經在幾年前就開始進行多方位的投入,從法律規定的研究到雲計算基礎設施的布局,從大數據技術措施到組織措施,在所有業務中全面落實GDPR的要求。”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目前GDPR的規定雖然強調了用戶的知情權、訪問權和被遺忘權,用戶可以要求被告知公司掌握了自己的哪些數據並要求對其進行刪除,然而,大多數企業在修改GDPR的用戶隱私政策時,措辭仍然比較寬泛模糊。
比如矽谷科技巨頭谷歌和Facebook都已經修改了他們的用戶政策條款,其中Facebook主要強調了人臉識別技術的應用應獲得用戶的準許。目前用戶上傳照片時,系統會自動通過人臉識別技術標識出照片中的人物,采取的是用戶默認同意的條款,除非用戶自己提出異議。
崔寶秋博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違反GDPR罰款很高,有一定的威懾力,企業只有三種選擇,要麽退出歐洲市場;要麽努力合規;還有一種就是承擔被罰款的風險。我想最後一個選項不是任何一家負責任的公司願意選擇的,所以真正的選擇就只有前兩個。小米選擇的顯然是努力合規。”根據規定,GDPR大大增加了數據保護的強制性和責任性,對違規的處罰提高到了2000萬歐元或企業全球年營業額的4%(二者取較高值)。
中企國際化繞不開“合規性”
針對企業如何更好地進行GDPR的合規,崔寶秋博士主張從設計著手的隱私保護理念。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這項新規對於用戶而言是好事,用戶需要對自己的數據有一定的控制權。任何一家公司如果能夠做到遵循隱私保護的原則,就應該在做任何產品之前,從用戶的角度出發來設計產品。在公司內部我們一直對所有業務部門強調,要不斷自主地進行隱私意識和安全保護技術的提升,不斷地加大投入,當然有些地方難度比較大,技術要求很高。”
崔寶秋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移動互聯網高速發展,大量的隱私以及個人數據會存儲在移動設備端,這也使得用戶對移動設備的個人數據以及隱私資料保護非常重視。“目前市場上的智能設備大多數是與個人相關的產品,因此面臨很高的個人信息被泄露的風險。一個設備如果存在漏洞,可能被利用把用戶的視頻、音頻、日常對話等私密的信息發送出去,所以一定要引入嚴格的安全與隱私標準,進行嚴格安全檢測。”他說道。
據了解,小米操作系統MIUI在全球有超過2億用戶,小米網電商平臺甚至擁有更多用戶。崔寶秋向第一財經記者透露,小米手機已經進入多個歐洲國家,最近幾天也剛剛進入了法國和意大利,IoT產品也在歐洲市場迅速擴張。
隨著中國企業國際化的加速發展,隱私保護也受到越來越密切的關註。科大訊飛執行總裁胡郁早些時候在談到中國企業走向海外面臨的數據保護問題時,他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數據保護是每個企業所必須遵守的。到一個國家就要遵守一個國家的規矩,數據的安全性和所在地的數據擁有權是必須遵守的,國外公司如果在中國做生意,服務器必須放在中國,數據就像基因,對於任何一個國家都是非常寶貴的財富,是不能被隨便挪用的。”
科大訊飛除了擁有強大的智能語音平臺以外,硬件產品智能語音翻譯機第二代已經在國內預售。在國內,科大訊飛與中國移動展開合作,掌握了大量的用戶數據。胡郁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公司在國際化方面,除了在日本等亞洲市場進行布局以外,也計劃進軍歐美等市場。
根據數據分析公司SAS的調研,全球僅有不到一半的企業(49%)表示他們能按期達到GDPR的合規要求。不少小公司由於缺乏資源和指導,仍然處於觀望狀態。
對此,埃森哲大中華區首席創新官劉東在中國大數據博覽會上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GDPR是一個比較好的契機,讓我們的企業審視自己的隱私保護政策,倒逼我們去努力合規。拒絕或者存有僥幸心理都是不對的。這一過程中需要數據公司的服務和技術上的支持,會增加客戶成本,但同時也能令企業的價值得到提升。”
“登高以望遠,見微以知著。”隨著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內涵亦不斷豐富。若只盯住技術層面討論貨幣政策,難免一葉障目;跳出窠臼,著眼於全局的宏觀架構和深層的微觀基礎,才能對貨幣政策形成準確洞見。作為工銀國際“新時代中國貨幣政策宏觀架構與微觀基礎”研究系列的首篇報告,本文梳理了新時代中國貨幣政策的宏觀架構,其中,“貨幣匹配經濟”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核心邏輯,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財政政策、匯率政策、金融監管的新關系,共同決定了貨幣政策取向的預調微調。基於此,可以構建四維度的宏觀坐標系,預判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邊際松緊變化。在本系列的下篇報告中,我們將探討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進一步健全貨幣政策的“宏觀—微觀”坐標系。
2018年,中國經濟步入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同時開啟了四十年量級的改革開放再出發。無論是宏觀經濟環境,還是微觀市場機制,均正在發生系統性、歷史性的變革。位於這些變革的交匯點,中國貨幣政策既是顯示器,又是推進器。局限於技術層面討論貨幣政策本身,難免一葉障目。有鑒於此,我們在本系列研究中,將從兩個方向拓展分析框架,構建新時代貨幣政策的“宏觀—微觀”坐標系。第一,向上理清貨幣政策的宏觀架構,借助貨幣政策與宏觀因子的關系,定位貨幣政策立場的演變。第二,向下探究貨幣政策的微觀基礎,把握政策信號傳導的機制,進而洞悉政策落地效果的強弱。
貨幣政策與四大宏觀因子
作為本系列的首篇研究,本文聚焦於上述貨幣政策坐標系的宏觀部分,通過梳理貨幣政策與四大宏觀因子的關系架構,為定位貨幣政策立場提供有效工具:
關系一: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歸根結底,實體經濟是決定中國貨幣政策立場的根本因素。兩者的新關系塑造了貨幣政策的新邏輯。以2018年為起點,一方面,全球開啟同步複蘇,中國貨幣政策的重心從擺脫危機余波,轉向消解寬松遺患、呵護經濟長周期複蘇;另一方面,伴隨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中國經濟對增速放緩的容忍度漸次提高。因此,中國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從“貨幣驅動經濟”,轉向“貨幣匹配經濟”,奠定了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宏觀邏輯。由此出發,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立場本質上包含“變”與“不變”的雙層內涵。在“不變”的層面,穩健中性意味著:貨幣政策要始終精準匹配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長期保持絕對松緊的不松不緊(即學術意義上的中性)。在“變”的層面,由於實體經濟的運行狀態不斷改變,因此為了與之匹配,貨幣政策也需要加強前瞻性的預調微調,適時調整邊際松緊(與前期水平相比)。有鑒於此,在解讀新時代中國貨幣政策時,要明辨“變”與“不變”:既不能將“穩健中性”理解為一成不變、放棄邊際調整,也不能根據邊際松緊的變化,誤認為“穩健中性”發生了動搖。例如,6月27日,央行宣布堅持“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同時將流動性供給從“合理穩定”調整為“合理充裕”,正是“絕對松緊不變+邊際松緊變化”的體現。
具體到政策實踐,央行如何用邊際松緊的“變”實現絕對松緊的“不變”?我們認為,有兩大標準。從數量信號來看,貨幣供給的規模增速,包括M2增速和社融增速,要趨近於GDP增速與CPI增速之和。從價格信號來看,政策利率要趨近於名義自然利率(自然利率+通脹率)。值得註意的是,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框架正從數量型為主轉向價格型為主,所以目前政策層主要依據數量型標準來維持“穩健中性”的政策立場,而在未來(尤其是利率並軌之後),價格型標準有望逐漸發揮主導作用。
關系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圍繞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的搭配,目前存在著兩組相互矛盾的關系。一方面,從合意角度看,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開放,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需要形成“互補替代”的協同關系。即遵循“雙向指派法則”:無論是對於內部均衡(經濟增長、充分就業、促進改革、物價穩定和內部協調),還是外部均衡(國際收支平衡、匯率穩定和外部協調),都需要靈活構建“貨幣—財政”的政策搭配,共同進行調節。另一方面,在長期政策實踐中,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內生紐帶”。正如我們2017年的研究所指出,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階段的“地方GDP錦標賽”,現行財稅體制下地方“事多錢少”的困境,以及預算軟約束下地方政府對借貸成本的不敏感,導致地方政府傾向於過度加杠桿,倒逼金融機構過度提供流動性。這不僅削弱貨幣政策的調節功能,亦助長地方財政的無序擴張。
2018年,在中國經濟步入新時代之際,把握好結構性去杠桿的力度和節奏,是當前“貨幣—財政”政策搭配的核心出發點。2017年以來,通過樹立正確政績觀、規範地方政府舉債融資行為、嚴控地方債務規模等舉措,地方政府的加杠桿沖動得到有效約束。由此,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的關系逐步跳出“內生紐帶”,加速邁向更為合理的“互補替代”,能夠提供更為靈活的政策搭配。例如,從2018年下半年開始,以處置地方債風險為重心,財政政策的去杠桿有望大幅加碼。在“互補替代”關系下,財政政策在去杠桿領域的“發力”,意味著貨幣政策需要相應地“留力”。因此,流動性供給從“合理穩定”調整為“合理充裕”,能夠避免政策同向共振導致去杠桿力度失控、觸發債務通縮,從而呵護實體經濟的複蘇勢頭。
關系三:貨幣政策與匯率政策。以“8·11匯改”為轉折點,中國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的關系發生了歷史性變革,從“相互沖突”轉變為“榮損與共”。“8·11匯改”前,人民幣與美元之間存在實質上的聯系匯率制,匯率靈活性不足導致調節功能缺失,迫使貨幣政策對其進行功能代償,因此對外的匯率穩定和對內的貨幣政策獨立性產生沖突,難以兼顧。“8·11匯改”後,在“雙錨”機制下,有效匯率緊密貼近均衡匯率,切實反映了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相對強弱。至此,匯率政策和貨幣政策均由中國經濟基本面驅動,形成了“榮損與共”的新關系。
展望未來,隨著匯改進一步深化,匯率制度將繼續從“中間解”邁向“角點解”,上述的新關系有望不斷增強。有鑒於此,面對外部風險壓力,犧牲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中的一方,將損害而非挽救另一方。“保匯率VS保利率(保樓市)”的爭論,本質上已是偽命題。相反,協同運用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夯實中國經濟基本面,從根本上同時穩固匯率和利率,才是真正的破局之道。例如,在2018年美聯儲加速加息的情況下,中國放棄貨幣政策獨立性、盲目地政策跟隨並非良策,堅持以我為主、通過定向降準加速新舊動能轉換,才能縮小中美經濟周期的差距,同時捍衛外部匯率和內部金融市場的穩定性。
關系四:貨幣政策與金融監管。十九大以來,貨幣政策與宏觀審慎政策、金融監管的關系正在呈現兩大新特征。第一,長期來看,貨幣政策獨立性將持續提高。“一行”的宏觀審慎監管,疊加“兩會”不斷推進的穿透式監管,將針對性地治理金融順周期性和跨市場風險傳染,填補貨幣政策維護金融穩定的功能短板,進而釋放貨幣政策服務實體經濟的政策空間。第二,短期來看,貨幣政策需要考慮階段性的“監管沖擊”。監管制度的重大改革,將對市場流動性的規模、流向、結構等諸多方面產生深度沖擊,貨幣政策需要對此進行適度對沖。
基於上述分析,在中國經濟新時代,貨幣政策主要用於從“正門”調節流動性,而宏觀審慎政策和金融監管則用於堵住“偏門”的流量,雙方長期有分工、短期需協同。隨著中國金融創新的高速發展,當新的偏門暴露、尚未堵上之際,由於市場逐利性驅動,信貸內生地傾向於過度擴張。“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將邊際趨緊,避免流動性大量從偏門溢出、造成系統性風險,同時也利於延緩監管套利和利益藩籬的形成,降低“堵偏門”的監管改革阻力。當監管跟上、堵住偏門後,貨幣政策將邊際趨松,從正門補充流動性,緩解“堵偏門”造成的短期沖擊,避免信貸過度萎縮、壓抑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
新時代中國貨幣政策的宏觀架構
宏觀架構定位中國貨幣政策立場。基於貨幣政策與上述四大宏觀因子的關系,可以理清新時代中國貨幣政策的宏觀架構:
第一,貨幣政策與實體經濟的關系居於主導地位,賦予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基本內涵。“貨幣匹配經濟”成為核心邏輯,並且決定了穩健中性貨幣政策的“變”與“不變”。在“不變”的層面,貨幣政策要始終精準匹配實體經濟的發展需求,長期保持絕對松緊的不松不緊。在“變”的層面,為了匹配不斷變化的實體經濟,貨幣政策也需要加強前瞻性的預調微調,適時調整邊際松緊。
第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匯率政策和金融監管的關系處於次要地位,對邊際松緊的變動施加重要影響。為此,我們構建了多維度的宏觀坐標系,以綜合分析這些宏觀因子的影響,進而定位貨幣政策的邊際立場(見圖)。在穩健中性貨幣政策保持不變的基層上,這一坐標系反映了四大宏觀因子對貨幣政策邊際松緊的影響。影響的數值範圍為{-2,-1,0,1,2},依次表示邊際從緊、邊際偏從緊、邊際中性、邊際偏寬松、邊際寬松。坐標系中的陰影面積越大,表明貨幣政策越可能邊際趨松,反之則趨緊。
利用上述宏觀坐標系,可以展望2018年下半年的貨幣政策立場演變。相較於上半年,下半年實體經濟複蘇對流動性的需求擴大,且財政去杠桿有望加速發力,而資管新規的監管沖擊尚在釋放,均要求貨幣政策轉向邊際趨松。同時,鑒於匯率政策與貨幣政策的“榮損與共”新關系,貨幣政策在部分響應美聯儲加息提速的同時,將更多地關切經濟基本面的內部穩固,不會制約邊際上的適度趨松。由此,我們判斷,2018年下半年,央行將通過“上調市場利率+定向降準”的政策搭配,實現穩健中性基調下的貨幣政策邊際偏寬松。下半年,央行有望再進行一次定向降準,每次幅度預計為50個基點。此外,考慮到今年1月以來,M2增速持續向下偏離GDP增速與通脹率之和,已經積蓄了向上回歸的動力,因此下半年M2增速有望小幅回升。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董事總經理、研究部主管,錢智俊系工銀國際高級經濟學家)
8月16日晚,紅芯時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發布聲明稱:紅芯瀏覽器內核是基於通用的瀏覽器內核架構(即Chromium開源項目,但不是Chrome瀏覽器)的基礎上進行技術創新的;區別於傳統的瀏覽器,紅芯瀏覽器是專門針對企業辦公場景設計的國際上瀏覽器內核技術是不斷叠代更新的,紅芯瀏覽器內核 Redcore是基於 Chromium/Bnk。
已經紅芯時代第二次回應質疑了,紅芯時代創始人CEO陳本峰首次回應質疑也承認紅芯瀏覽器(RedCore)確實是基於谷歌Chrome瀏覽器內核開發,但他強調:“紅芯在內核層面也有自主創新,適用於中國企業用戶的辦公上網需求。”
而此前,紅芯瀏覽器一直宣傳自己的核心瀏覽器產品自主可控、自主研發。
天眼查顯示,紅芯時代(北京)科技有限公司,2012年註冊成立,是一家中外合資企業,其股東列表包括晨興、達晨等投資機構,也包括森馬集團有限公司、安徽訊飛產業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等。8月15日,紅芯宣布完成2.5億元C輪系列戰略融資。據稱,這輪融資投資方主要來源於紅芯的客戶——大型上市公司及政府客戶。同時,晨興資本、達晨創投、IDG資本繼續跟進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