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經濟變化也影響著人口的流動。過去五年,廣東人口增量最多,天津增幅最高,而東北的遼寧和吉林無論是增量還是增速均居末尾。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了30個省份 2015年全國1%人口抽樣調查數據,比對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得出了上述結論。需要說明的是,黑龍江因數據未公布沒有納入統計。
廣東5年增加418萬
根據慣例,人口普查10年一次,全國13億人口,進行一次逐家逐戶的“點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人口情況又不斷變化,為及時掌握這些變化情況,有必要在兩次普查之間進行一次較大規模的人口調查,俗稱“人口小普查”。
統計數據顯示,近5年人口增量超過100萬的共有17個省份,其中,超過200萬的共有7個,分別是廣東、山東、天津、河北、重慶、北京和湖南。
這其中,廣東不僅人口總數高居全國第一,增量也是全國最多,5年增加了418萬,人口總數達到了10849萬。從廣東省各地市來看,深圳人口增加最多,5年增加了102萬,廣州增加了80萬。另外兩個制造業大市佛山和東莞相對較少,佛山增加了23.63萬,東莞增加了3.41萬。
除了廣東,其他省份近5年增加的人口都在300萬以下。其中,排名第二位的山東增加了267.8萬,考慮到山東的人口基數,這樣的增幅不算大。排名第三的是直轄市天津,5年間增加了247萬。此外,河北、重慶、北京和湖南5年間新增人口也都超過了200萬。
表1、近5年人口各省份人口變化(單位:萬人)
(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黑龍江數據未公布故沒有納入統計)
相比增量,增速更能反映各地人口增長的變化。統計顯示,增速超過4%的省份共有11個,包括天津、北京、重慶和上海四大直轄市,這也說明大城市仍是人口匯聚的重點區域。
這其中,增速最高的是天津,5年增幅達到了19.15%,考慮到天津增量也排在第三,因此,天津可謂是近五年人口最為迅速的省份。其主要原因在於,從2006年開始,天津成為又一顆“耀眼的明星”。在一系列大項目、大投資帶動下,天津從2007年後開始高速增長。從2010年後,天津取代內蒙古,連續四年增速領跑全國。只是在2014年以後,增速第一的位置才被重慶取代。經濟高速增長也吸引了大量的人才和產業工人進入。
直轄市之外,增速比較靠前的還有新疆、西藏、寧夏、海南、青海、廣西這些西部、南部邊疆區域。這些省份大多是少數民族地區,人口密度較小,生育政策相對寬松,人口增長較快。
表2 近5年各省份人口增速
(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制作,黑龍江數據未公布故沒有納入統計)
此外,廣東的增長率也達到了4.01%,增速位居第11位。因為廣東坐擁兩座一線城市,是人口進入的重點區域。此外,廣東不少區域的出生率也一直比較高。相似情況的還有福建,福建過去5年的人口增長率也達到了3.93%。
不過,同樣是在沿海發達省份,江浙和閩粵的差距就比較遠,近5年,浙江人口增長率只有1.77%,江蘇更是只有1.36%,位列倒數第4。江浙人口增速之所以緩慢,除了近年來的產業轉型升級外,也跟這兩個地方的受教育水平比較高、城鎮化率較高、計劃生育政策執行更徹底有關。
而在一個省份內部,不同城市的增速差別也很大。以福建為例,雖然該省5年人口增長了3.93%,但是沿海的廈門、福州和泉州增長較快,占全省的比重明顯提高,而幾個山區地市如三明、南平等增速緩慢,占比明顯下降。例如,南平市2015年抽樣調查數據顯示,全市常住人口為264萬人。同第六次人口普查2010年11月1日零時的264.55萬人相比,五年共減少0.55萬人,下降0.21%。
長江中上遊人口回流明顯
值得註意的是,如果參考進入新世紀後的前十年,即2000至2010年來看,長江中上遊的幾個省份如湖南、湖北、重慶、貴州、安徽以及鄰近廣東的廣西,近5年無論是人口增量還是增幅都比前10年更大,這說明自2008年之後,隨著沿海產業向中西部的轉移,這些地方的人口也呈現了明顯的回流態勢。
比如重慶新世紀後的前10年常住人口負增長6.67%,但近五年增加了7.7%。這其中的一大原因,在於重慶雖然是直轄市,但總面積達到了8.24萬平方公里,人口達到了3000多萬,相當於一個中等省份,這其中郊縣的人口就占了至少三分之二。過去郊縣的人口除了流向主城區外,更多的是流向了東南沿海發達地區。但近幾年,隨著一系列電子巨頭的落戶、重慶經濟的高速增長,郊區縣人口很多就不再流向沿海,而是選擇留在重慶,進入重慶主城區工作。
與重慶類似,湖北前10年常住人口負增長5%,但近5年增長了2.23%;四川前10年負增長3.45%,近5年增長了2.01%。而像貴州、安徽、湖南近5年的人口增幅也大多比前10年提高了不少。
與東北、華北、西北等地過於依賴能源、重化等傳統產業,產業結構老化不同,長江中上遊地區的產業結構更為豐富,能源與經濟體系的構建比較完備,受能源價格下行的沖擊也比較小。尤其是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2008年之後,這些地區吸引了珠三角、長三角大量企業轉移落地。比如制造業里面,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發展都比較不錯。因此很多外出人口也選擇了留在家鄉省份,就近就業。
表3 部分省份近5年增速與前10年增速比較
相比之下,近5年常住人口增幅最低的省份則包括了吉林、遼寧、河南等地。尤其是東北的遼寧和吉林近5年的人口增量分別只有10.8萬和8萬,增幅只有0.24%和0.29%。近幾年隨著能源價格的走低,這些省份的經濟受到很大影響。東北等地產業結構不太合理,重工業多、輕工業少,導致東北就業不足,人口南下。
數據顯示,相比2014年,2015年遼寧常住人口減少9萬人。這是17年來,遼寧常住人口總量首次出現負增長。事實上,從2012年開始,遼寧常住人口增速就已呈現出下滑態勢。在隨後的三年間,每年的新增人口數量都保持在1萬~1.4萬。
在人口外流的同時,這些省份的老齡化也在加劇。吉林省2015年的人口抽樣調查數據顯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相比,該省0~14歲人口比重基本持平;15~64歲人口比重下降2.5個百分點;65歲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個百分點。
時值8月,東北的水稻正處於灌漿期。這是影響稻谷籽粒成熟的關鍵時期。置身於郁郁蔥蔥的稻田中,忍不住極目遠眺,滿眼的翠綠,舒適的清風不時迎面拂來,四溢的稻香徐徐送至,甚是怡人。
離9月下旬的人工收割還有一個多月的時候,“煮飯仙人”村嶋(dǎo)孟來到了吉林省永吉縣。這位耄耋之年的日本老人希望在東北這片白山黑水間尋找最好的東北大米,並親手煮出最好吃的可以媲美日版味道的“銀飯”。這在近年來國人紛紛湧向日本高價購買日本大米、電飯煲的背景下,似乎顯得有些反常。
其實,在村嶋孟以及諸多國內大米業內人士看來,中國並不缺乏好的大米,哪怕是跟國際上的高端大米相比,也毫不失色。遺憾的是,整個產業缺乏有效整合,尤其是品牌,導致市場的價格發現機制較弱,“信任成本”較高,追求品質的國內消費者才不得不轉投國外。並且,伴隨這部分群體的日益壯大,正在逐步倒逼著大米產業鏈各個環節的革新,以適應國內已經產生分化的需求。
“銀飯”的倒逼
在日本,村嶋孟被譽為“煮飯仙人”。
得此稱號,在於其神采奕奕、仙風道骨,酷似日本動漫人物龜仙人的外形,更重要的是,半個多世紀來,他精益求精,只專註於煮飯這一件事。對於日本人的主食——米飯,他認為,只有純正美味的米飯才堪稱“銀飯”。
出生於1930年的村嶋孟,曾經歷過戰爭,當時物資匱乏,能吃上一碗熱氣騰騰的白米飯,在他看來就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這也是他煮出“銀飯”的初衷。
由於對米飯有特殊感情,從1963年他在大阪開始經營“銀飯屋”以來,就堅持沿用古法,不用電飯煲,而是用竈臺蒸煮米飯。在半個多世紀的探索中,老人也逐漸形成了一套精細複雜而又流暢連貫、堪與“茶道”相媲美的做飯工藝,其烹制的米飯,也因好吃而備受顧客推崇。他也被認為是日本稻米文化與料理傳統的捍衛者,成為當下“匠人精神”的代表。
業內認為,正是國內大米行業“匠人精神”的缺乏,才有近年來國人湧向日本高價購買大米、電飯煲的消費行為。
促成“煮飯仙人”中國行的全球商品采購中心主任許京認為,振興中國大米產業是系統工程,而“銀飯”是破題的關鍵。只有煮出適合國人口感的“銀飯”,才能籍此倒逼大米產業上遊乃至整個產業鏈,不論是大米,還是電飯煲。
大食品網創始人韋三水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表示,消費者對高端的米和電飯煲的需求外溢,源於生態環境和商業環境的亟待改善。一方面有些糧食主產區的水、土壤被汙染,以及受近年來食品安全事件的影響,高端消費者傾向於國外農產品;另一方面即便認可中國也有好的大米,但是存在假冒偽劣的商業環境造成消費者“信任成本”過高,與其遍尋好米而不得,還不如到日本購買質量放心且有保證的大米。
當然,也有業內人士分析,赴日購買米與鍋的行為,大部分消費者的心態是追隨或體驗式購買,很難實現常態。
盡管日本大米的進口量僅占大米進口總量的很小一部分,但是海關數據顯示的近年來日本對華大米出口猛增也是不爭的事實。農業部官方曾對此解釋為,適量進口一些特色品質大米,可以調劑不同消費群體的需要。
好米與好鍋
在中國,水稻主要分為秈稻和粳稻。這是在人類馴化水稻的過程中,由於南北氣候的差異,亞洲栽培稻分化出來的兩個亞種。
從外形來看,秈稻粒型長而尖,粳稻粒型短而圓;從地理分布來看,秈稻主產區主要分布在兩湖、兩廣等南方省份,粳稻主產區在東北和江淮;從生長周期來看,秈稻從90天-120天不等,取決於品種,有早中晚稻的區別,一年兩熟或三熟,粳稻一般為180天左右,根據播種期、生長期和成熟期的不同,也分為早粳稻、中粳稻和晚粳稻三類,一年一熟。
口感上,秈稻米粘性較差,米飯偏硬,粳稻米粘性較好,米飯較軟。除了品種差別外,業內也認為,口感還與產地的地理環境密切相關。比如同樣是粳米,東北生產的粳米也與江浙一帶生產的粳米存在差別。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各地生產的稻米有各自的擁躉。一般來說,粳米常用於做主食的米飯或煲粥,而秈稻因為粘性低,適合做最具廣東特色的“煲仔飯”。當然,饕餮客們也多會根據各自口味選擇食用。
值得關註的是,從全國範圍來看,出現了“北粳南運”的流通格局。東北粳稻特別是黑龍江粳稻產大於需,屬於調出區,呈現由北到南、由東北到全國的流通特點。而蘇皖等粳稻流向江蘇、浙江、上海、廣東等省份。目前,粳米的消費群體有擴大趨勢,不僅東北、華北、京津滬、江浙大部分地區以粳米為主食,就連中南、華南等地的大城市也出現了這種趨向,尤其是東北大米,盡管價格偏高,但以其口感好、飯味香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
黑龍江臻美農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付慧子對此解釋說,一方面在於東北人口向內地、南方遷徙,稻米需求隨之進入遷徙地,並逐漸為當地人所接受。另一方面國家也出臺相應政策,支持東北三省之外的其他28個省份到東北地區采購粳稻和玉米,運回本省銷售、加工或轉為儲備的,財政給予每噸140元一次性費用補貼,促進了北糧南運,形成全國糧食一盤棋。
好米無疑是種出來和管理出來的。
就自然生長環境而言,作物需要氣候、土壤、水資源等條件的配合。以“煮飯仙人”所到訪的永吉縣為例,永吉縣縣長尚忠誠對本報記者表示,優良的自然資源是生產優質稻米的基礎。以當地所產“萬昌大米”主產區為例,土壤主要是沖積型和草甸型水稻土,灌溉水源水質優良達到生活飲用水標準。為保證水土環境,政府強化水源涵養與水土保持等工作,嚴格項目準入制度,凡涉及汙染水源等方面的項目,在萬昌大米產區一律不予審批。
除了自然環境以外,產業鏈上還有優良品種的選育、生長期管理以及成熟後的加工、儲藏、包裝、銷售等諸多環節,再經過電飯煲煮出米飯,最後才能盛上餐桌。許京認為,要想煮出適合中國人口感的“銀飯”,好米是基礎。而以米的品質為導向,將會革新當前整個大米產業鏈。中國不缺好的產地,也不缺好的大米,只是缺乏好產品的發現機制。當前市場的定價機制並不能給予種植好大米的農民合理的經濟效益,挫傷了他們的積極性,導致他們要麽不願意種,要麽不願意賣。
好的電飯煲也是關鍵。盡管“煮飯仙人”沿用古法蒸煮米飯,但是對於大部分都市消費者而言,仍然需要一口好的電飯煲。主糧同樣是大米的日本,在上世紀50年代最早發明了電飯煲。
許京坦稱,在電飯煲制作方面,日本人的匠心再次體現。產品功能穩定,不僅能把飯做得更好吃,而且能讓高端電飯煲更智能,根據不同地區、不同口味實時雲端控制,真正做到“眾口能調”。當然,消費者的認可也尤為重要。從外溢的需求來看,這一點絲毫不用擔心。盡管相較國產品牌的電飯煲,日本品牌的價格會高出一大截,仍然有為數眾多的國人願意赴日購買。
正視大米全產業鏈
對比日本,如果要說中國沒有好大米,恐怕沒有從業者會表示認同的。不過,他們也毫不諱言這個產業鏈上存在的問題需要正視。暫且將之分為三個環節,種植加工、倉儲包裝、電飯煲。
許京分析說,在第一個環節,從育種來看,日本人投入非常大,會保護好的品種,不讓胡來,而且種植的品種一般不會超過4年,就會更新一次,防止稻種品質退化,這一點中國就存在差距。在生長期管理方面,對施肥噴藥,日本都有嚴格要求,但中國小農經營的模式難以標準化,不過近年來土地流轉規模化經營後,情況有所好轉。在脫殼加工方面,日本采用低溫加工,中國則是高溫加工,溫度過高,導致水分大量流失。
在第二個環節,加工成精米後,日本采用低溫儲藏,包裝方面也要求透氣包裝,而且是小袋包裝,以保證大米自身的口味和新鮮度。但中國采用的是真空包裝,大袋包裝。
在第三個環節,中國不缺資金,技術上也能達到,只是缺乏“匠心精神”,不能沖破產品價格導向的思維定式。
他舉例說,根據廠家反映,為避免增加成本,電飯煲中控制米飯質量很關鍵的電阻,國內普遍都用幾毛錢的,而不敢用幾塊錢的好的元器件,模具也是不敢用好的。日本一套好的模具需要500萬,而國產只需要120萬。這就使得中國制造陷入一個怪圈:廠家越是不敢下大力度去投入,始終用低廉的產品、工藝配合低價去打市場,消費者就越是對中國制造的產品不滿意,從而轉向去國外購買,導致需求外溢,那麽中國制造就始終沒有出路。
韋三水對此表示認同。他認為,因為國內企業仍然在襲用低價競爭策略,一味地省成本降低工藝,在日本激發出消費者能夠為高質量產品埋單的信心後,才轉而再去做精品電飯煲進行銷售,實際上技術上早已經成熟。
除此之外,在稻米文化上中日也有較大差異。
村嶋孟說,在日本,米飯始終是主角,其它配菜很少,比如配點鹹菜,一碗姜湯,頂多一條小魚。正是因為對“銀飯”的極致追求,才倒逼整個產業鏈的嚴格要求,才最終有了“樂在一碗中”的享受。但是在中國,桌子上滿滿的一桌菜,米飯已經很少有人去吃了。
據他觀察,中國男性的肚子越來越大,就是因為脂肪太多。相對來說,多食米飯的人身材就比較好。
本應該是主食的米飯,如今,在中國人的餐飲中卻退居配角。這不能不說是令人遺憾的事情。不過,隨著中產階層的崛起,尤其是新生一代,對品質、對健康有著更高的要求,就不會再像以前那樣補償性得去攝入食物。這種習慣的改變,也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東北熟,天下足。在東北謀求再次振興的大背景下,說出這句話,東北人還是有底氣的。
從東北糧食主產區成為中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到2011年,黑龍江省糧食產量首次超過傳統糧食大省河南,坐上全國產糧大省頭把交椅的時候,“東北熟,天下足”的跡象更加明顯。梳理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15年東三省糧食總產量占全國的比重為19.3%。跟實現“十二連增”起始年份2004年,東三省糧食總產量占全國15.7%相比,增加了將近4個百分點。
這也意味著,中國糧食生產格局調整中又一次出現了標誌性的變化。從宋朝的“江浙熟,天下足”,到明朝中後期的“湖廣熟,天下足”,以及此前的“中原熟,天下足”,到如今已經演變成“東北熟,天下足”。作為全國最大的商品糧基地,平均糧食商品率達70%以上的東北糧食主產區,也讓“南糧北調”成為歷史,代之以“北糧南運”。
其實,伴隨國內中產階層群體崛起,一股日益壯大不容小覷的購買實力正在全球購,比如鄰國日本的大米和電飯煲。對於這部分群體來說,需求已經不僅僅是“吃飽”,而是需求“吃好”,他們有實力也願意為真正的好產品埋單。這傳遞到供給側端,就亟待改變當前國內低價競爭的模式,需要用匠人精神,以追求極致產品作為導向,進行全產業鏈的改革,從而滿足消費者的個性化需求。
梳理東北三省公布的官方數據,三省常住總人口為1.09億,農村人口為4231.8萬,約占38.8%,也就意味著有將近四成的農民,從事農業生產,如果他們能夠認識到需求側已經發生變化這一點,需要進行供給側改革,對於尋求轉型之路的東北來說,意義就不可謂小。
大糧倉的形成
據新華網報道,從我國糧食生產歷史和當前國家為糧食安全所做的各項舉措來看,東北地區始終處在一個極為重要的戰略位置,作為我國最大的玉米、優質粳稻和大豆產區,東北地區一直是我國重要的商品糧生產、糧食調運和商品糧儲備基地。
按照糧食總產量排名,黑龍江糧食總產量居全國第一,吉林省第四,內蒙古第十位。數據表明,2015年全國糧食總產量比2014年增加1440.8萬噸,增長2.4%。東北四省區的糧食總產量比2014年增加519.5萬噸,占全國糧食增加量的36%以上。
東北地區的糧食除了供本地使用外,大部分銷往華東、華南和華北等地區,中國糧食行業協會玉米分會副秘書長劉笑然說,中國目前糧食調出省(區)只有5個,而東北地區占3個。這個區域已經成為中國“北糧南運”的粳稻、玉米等商品糧的供應地,東北的糧食外調量占到全國的60%以上。
產量的大量增加,在於玉米、水稻種植面積的擴大,極大提升了糧食產量。
數據顯示,2000-2015年,我國玉米播種面積增長65.3%,單產增長28.2%,總產提高111.9%,年均分別遞增3.4%、1.7%、5.1%。玉米面積占全國糧食面積的比重由21.3%上升到33.6%,產量占糧食總產的比重由22.9%上升到36.1%,玉米對全國糧食增產的貢獻率達74.5%。
值得關註的是,生產持續超常規增長的政策因素——臨時收儲政策。
價格支持政策的大幅度提高,與大豆等競爭性作物比較,玉米的比較收益明顯提高。在2012年,糧食總產量第9次連增的時候,玉米產量首次超過稻谷,躍居我國第一大糧食作物品種。據農業部農村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習銀生提供的數據,執行玉米臨時收儲政策的東北三省和內蒙古,2007-2014年,玉米面積增加了38.1%,產量增加了69.5%,分別比全國快12.3、27.9個百分點;占全國玉米面積和總產的比重分別由36.5%、36.5%上升到40.0%、43.7%,主產區的地位更加突出。
至於水稻,雖然也有最低收購價,但是市場給予的信號更強,直接影響著農民種植的積極性。以吉林為例,該省有大米這一“白金名片”,由於吉林大米的品質已經得到市場認可,價格遠高於最低收購價,90%的粳稻都選擇流向市場,政策性粳稻收購不到12億斤。順著這個思路,吉林省準備通過3到5年的時間,將“吉林大米”打造成中高端大米的品牌。吉林省糧食局局長韓福春曾對本報表示,吉林大米的市場均價比國家托市收購價格還要高。依靠品質走向市場,既減輕了國家收儲的負擔,還能賣個好價錢,促進農民增收。
從重視產量到重視品質
從全國範圍來看,“北糧南運”的流通格局也是“北粳南運”。東北粳稻特別是黑龍江粳稻產大於需,屬於調出區,呈現由北到南、由東北到全國的流通特點。
目前,粳米的消費群體有擴大趨勢,不僅東北、華北、京津滬、江浙大部分地區以粳米為主食,就連中南、華南等地的大城市也出現了這種趨向,尤其是東北大米,盡管價格偏高,但以其口感好、飯味香贏得了越來越多的市場。
全球商品采購中心主任許京認為,要振興國產大米,首先就要煮出好吃的“銀飯”,這是日本“煮飯仙人”村嶋(dǎo)孟對純正美味的米飯的稱謂。
許京說,過去吃飯是為了填飽肚子,現在是為了好吃,為了健康。所以應該以“飯”為導向來進行破題,而非圍繞“米”。必須讓消費者覺得米飯是真的好吃,哪怕是白飯,也願意吃下去。這樣才會去重視,然後給予價格信號,刺激農民去種植。他說,一切都要讓市場來決定。只有讓種出好米的農民先富起來,才會讓更多的農民,願意犧牲產量去提高品質。
歷史上,考慮到國家糧食安全,大米作為國民主食,是以產量為導向,總是擔心不夠吃,其次才關心品質。反觀日本,也曾經歷過這一時期。從二戰以前到戰爭中、戰爭後的糧食困難時代,主要以高產為最重要目標,直到1970年前後,進入稻米過剩時代,於是市場才開始評價好與不好為開端,日本農民開始把品質作為最重要目標。正是因為追求極致的“匠人精神”,讓日本不斷改良大米品質、提高栽培技術,從而成就了不一般的日本大米。
目前,國內也正在重複日本當年走過的道路,從重視產量向重視品質轉變。
許京稱,這是產業鏈的重塑,也是一個系統工程。比如,要有專業技術人員給予農民品種選擇上的建議,當然還要推行大面積土地流轉,在田間管理上以方便管理控制質量。如果能夠組織全產業鏈上的合作社,讓農民全程入股深度參與終端利益的分配,就會調動他們的積極性,從而更加重視產品質量。
其次,在評級標準和品牌建設方面,中國也需要進步。
大食品網創始人韋三水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表示,在評級標準方面,仍然屬於溫飽時期的標準,早已不能滿足從“吃飽”過渡到“吃好”市場要求。對於標準,需要更細、更專業化。對比日本谷物鑒定協會創立的一套將“好吃”付諸量化的大米評級系統,從物化實驗和感官體驗雙重入手,包括蛋白質、鏈澱粉、新鮮度、硬度、彈性等一系列指標,而反觀中國現行的大米標準,則顯得過於粗糙,指標範疇也僅僅局限在蛋白質、硬度等基礎指標。
另外,即便是雜質這種評價大米的基礎指標,中國現在的大米標準,參照日本也仍然存在很大的可細化的空間。比如:日本特A級大米要求零雜質,中國一級大米的雜質上限是0.25%。日本一等大米中碎米含量上限5%,中國一級粳米碎米含量上限是7.5%。日本大米中雜色粒上限是0.2%,中國則是1%。
不過,業內也建議,制定標準是一方面,更多的是要落實到執行層面。比如,現在渠道商掌握著主動權,就會拼配不同產地的、陳化米和當季米、深拋的和碎粒的,從而拉低整體行業的標準。這是需要政府部門及行業引起關註的情況。
還有,在品牌建設方面,韋三水建議,做小做精。不應該用兩個地域品牌進行對比,因為地域是個過於宏大的概念,而且很難統一標準和監管。應該以具體的個體品牌進行對比,讓品牌具有人格化,更要能夠實現溢價。“慢工出細活,這是一個大工程。”
許京認為,以品牌引領產品,很重要的是找到它的特定消費群體,通過連續的宣傳和評級,慢慢的粉絲就會出現,最後形成口感依賴。之所以要評級以及進入市場後的監管,在於農產品的品質會受到雨水、光照等自然因素的影響。現在消費正在從共性化逐步走向多樣化、個性化。農業的供給側改革不能不註意到這一點變化。
東北特鋼集團公司在上清所網站公告稱,因公司未能籌措足額償債資金,“13東特鋼PPN002”不能按期足額償付,已構成實質性違約。該債券發行總額3億元人民幣,兌付日為9月6日,應償付本息金額3.249億元。
本期債券發行規模3億元,利率8.30%,本期應償付利息金額2490萬元。
東北特鋼8月初表示,不會單方面對未兌付的債務融資工具采取債轉股行為。
習近平主席9月4日在G20杭州峰會的主旨演講中談及世界形勢時說,“主要經濟體先後進入老齡化社會,人口增長率下降,給各國經濟社會帶來壓力。”這一對世界人口形勢的判斷可謂精辟到位。就國內來說,東北就是一個代表性地區,老齡化嚴重,人口增長率低。第一財經從即日起陸續推出透視東北人口系列報道,從經濟、文化等層面透析東北人口的核心問題,探求東北振興的人口對策。
筆者上個月去哈爾濱參加東北振興論壇,在街頭采訪了幾位普通市民,從他們的家族樹中可以窺見東北人口狀況的一斑。
三棵家族樹
家族樹一:老朱,出租車司機,1958年出生,土生土長的哈爾濱人。曾經是利稅大戶哈爾濱電纜廠的技術員,1998年下崗。其父親兄弟姐妹五個,老朱自己兄弟姐妹四個,目前四家全都是只有一個孩子。老朱的兒子今年30歲,未婚。
雖然老朱盼望獨子早點結婚,但兒子堅持要事業有成再結婚,戀愛了好幾年的女友也是同樣的態度。老朱內心有點著急,他希望兒子快點結婚,婚後最好能生兩個孩子,但是他自己心里也明白,這只是自己的想法,兒子媳婦不一定會聽自己的。
家族樹二:小陳,公司員工,1980年生,哈爾濱人。他有一個弟弟,1989年出生,屬超生,當年陳家曾因此被罰款,幸虧父親在集體企業工作,未被開除。“要是在國企,鐵定開除了,那我估計他們可能也不敢生了。”父親兄弟姐妹五個,除了小陳家,各家也是只有一個孩子。小陳有一個女兒,弟弟還沒結婚。
小陳覺得有個弟弟很好,今年父親腦溢血住院,哥倆輪流照顧父親,讓小陳覺得還算應付得過來。他不敢想象,如果只有他一個,父母生病該如何照顧。盡管如此,盡管按照今年放開的全面二孩政策,小陳可以再生一個,但是他和妻子都很堅決,一定不能要第二胎。
“不想生,也養不起。光說教育吧,補課費一個小時最低也得50元。再生一個,老婆又得幾年不工作,一個人養兩個人都夠嗆,再生一個的話,養仨,怎麽可能?人這一生,不能總為孩子活對吧。”小陳說。
家族樹三:小趙,公司員工,1991年出生,獨子。父親兄弟姐妹四人,四家都是只有一個孩子。小趙有女朋友,但是最近兩年並沒有結婚的打算。
“怎麽也得等到30歲再結吧?一結了婚,我的幸福日子就到頭了。生幾個孩子?要我說啊,一個都是多的!現在養個孩子多難啊。再說了,不是有養老保險嗎?交養老保險總比養個孩子輕松吧?”
隨機采訪的三位市民為我們描畫了三棵高度相似的家族樹:第一代生育數量4到5個,第二代以1個為主,極少數2個,第三代普遍晚婚,且生育意願不到一個。
東北人口:更老vs更小
個案如此,東北總體人口情況如何呢?概況來說就是家庭規模更小,老人更多,孩子更少。我們來看一組數據。根據第六次人口普查,黑龍江省平均家庭戶規模為2.85人,明顯低於全國3.1的水平。
從老齡化程度看,東北2015年的中位年齡為43歲,比全國的38歲高5歲,相當於全國2027年的水平。這導致東北養老負擔沈重。據國家開發銀行原副行長劉克崮介紹,2015年全國的中位年齡38歲,東北43歲,相當於全國2027年的水平。2015年東北地區企業養老保險撫養比(參保職工與領取養老保險人數之比)為1.55,遠低於2.88的全國平均水平。其中遼寧為1.79,吉林為1.53,黑龍江省為1.33,全國最低。
再看生育率情況。東北由於國企多,獨生子女政策執行到位,違規超生的現象比較少。老朱介紹,當時人們都以進國企大廠為榮,在大集體工作的連對象都不好找。在國企里,只要是超生就開除,所以他的同事同學親朋,沒有一個超生的。
即使是在農村,由於國有林場眾多,為保住鐵飯碗,很少人敢於違規生育。
有人口學者計算,東北生育率在1980年就開始低於2.1的世代更替水平,比全國要早11年。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東北的總和生育率只有0.75。
低生育帶來了嚴重的少子化。有人口學者統計,東北20-39歲青壯年勞動力占全國比例已經從1982年的10.0%下降到2010年的8.1%。而2010年的0-19歲人口只占全國的6.0%,這意味著到2030年東北的20-39歲青壯年勞動力只占全國的6.0%。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認為,這個年齡段的人口屬於經濟主力人口,這部分人口數量的減少將從勞動力供應、消費、投資等方面對經濟產生巨大影響。
目前東北正在想法設法實現再振興,在諸多對策當中,如何改善人口結構是一個不容忽視的要點。
東北三省總和生育率排名全國倒數,僅僅比北京和上海略高;生育意願調查中,東北人生育意願全國最低,而且是最不願意生二胎的。這樣的生育現實,直接導致了東北人口結構更加突出的高齡少子化,並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先來看兩組數據: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將全國各省級行政區按總和生育率從低到高排序,遼寧、黑龍江、吉林三省僅次於北京市、上海市,列三到五名,總和生育率分別僅為0.74、0.75、0.76。而根據《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華中南地區育齡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08個,西南區、華東區和華北區都在1.94-1.95個,而東北地區的生育意願僅為1.76個,顯著低於其他地區。
那麽,到底是哪些原因讓東北人如此不樂意生娃呢?
生育政策的壓力
在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看來,東北人生育意願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東北工業化早、計劃經濟比重大、計劃生育推行力度大,從而導致微觀生育行為國家化、一致化和管制化。
東北作為“共和國的長子”,工業化比全國其他地方早,程度高。遍布東北三省的大型國企給東北人提供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也帶來更加嚴格的生育管制。58歲的哈爾濱出租車司機老朱告訴第一財經,當年在國有企業工作收入相對高,福利相對好,很有面子,找對象都比大集體的更有底氣。大家都很看重在國企的工作,極少有人會願意為超生而丟了“鐵飯碗”。
“這麽多年,我的同事、親戚、朋友里面,沒有一個超生的。超生了就得失業,誰敢?”老朱說。
除了生育政策外,城鎮化水平較高是壓低生育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根據研究,生育率往往與城鎮率水平呈反比,城鎮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
東北的城鎮化率比全國要早幾十年。根據統計,1975年全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而東北已經達到35%;1990年全國城鎮化率只有26%,東北為48%;2010年全國城鎮化為50%,而東北已經達到58%。
人口學者郭誌剛、王豐、蔡泳等在《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一書中提出,在現行戶籍制度及管理體制下,不同的人口在城鎮化進程中表現出很強的選擇性。當前人口城鎮化速度最快的是農村青壯年人口。而農業戶籍的流動婦女不僅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年齡大大推遲,其生育率也明顯低於非流動婦女。
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麽東北人口的生育率隨著城鎮率的提高而明顯下降,也跟第一財經所做的實地調研相符合。
在黑龍江、遼寧等不少鄉村,空心化程度已經非常嚴重。留在農村靠務農為生的青壯年人口已經非常稀少,出沒在村頭的更多是留守老人和兒童。
問題:生不起和不想生
壓低東北人生意意願的第三個因素是相對收入水平來說較高的養育成本。有媒體在今年初所做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報告》,不願意生二孩的理由中,高達44%是時間精力不足、經濟狀況不允許。
“養不起”的問題在全國普遍存在,但就東北來說,還存在一些特別因素。東北盡管城鎮化水平較高,但是經濟並不算發達,尤其是近年來,東北經濟整體疲軟,經濟增速下行明顯,在全國各省市居於後列。
東北整體的工資水平不高。根據智聯招聘的在線監測數據,2016年春季全國32個城市的崗位招聘平均薪酬中,長春位列倒數第一,其次是沈陽、哈爾濱。
哈爾濱市80後獨生子小陳告訴第一財經,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他心里明白自己應該再要一個孩子,但是實在不敢要,因為養不起。
“過去養四五個,也就這樣了,用老人的話說不就是添張嘴添雙筷子嗎?現在怎麽就兩個都養不了了呢?我覺得啊,時代變了,現在養孩子太貴了,尿不濕、奶粉不說,一上學,又是補課費又是課外班,錢嘩嘩地流走!”小陳說。
東北人生意意願不高的第四個原因是傳統生育文化傳承較差。“闖關東”使得東北成為“移民社會”,東北人整體宗族意識非常淡薄。相比較南方和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人們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不強烈。尤其是80、90後人群,不僅普遍結婚更晚,而且生育意願更低。
《2013-2014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查報告》顯示,東北人最不想要二胎。2014年底,吉林省87000余對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夫婦中,僅有6225對提出再生育申請,僅有7%左右。
針對東北地區離婚狀況的社會學研究則表明,城鎮化、飲酒和低生育率三者共同推高了東北地區的離婚率,反之又進一步壓低生育意願和生育率。
穆光宗認為,要振興東北經濟,最關鍵地是要重建已經被破壞的人口生態。而重建東北人口生態任重道遠,要重建人口和生育的價值,跳出超低生育率陷阱;要重建生育的文化和環境,倡導2-3個孩子的合適之家;要調整生育政策,鼓勵和獎勵生育。同時,要打造聚集人才、人盡其才的包容性經濟環境,為東北經濟振興提供持續動力。
東北三省總和生育率排名全國倒數,僅僅比北京和上海略高;生育意願調查中,東北人生育意願全國最低,而且是最不願意生二胎的。這樣的生育現實,直接導致了東北人口結構更加突出的高齡少子化,並進而影響到經濟的發展。
先來看兩組數據:根據 2010 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結果,將全國各省級行政區按總和生育率從低到高排序,遼寧、黑龍江、吉林三省僅次於北京市、上海市,列三到五名,總和生育率分別僅為0.74、0.75、0.76。而根據《社會藍皮書:2016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華中南地區育齡人群的平均理想子女數為2.08個,西南區、華東區和華北區都在1.94-1.95個,而東北地區的生育意願僅為1.76個,顯著低於其他地區。
那麽,到底是哪些原因讓東北人如此不樂意生娃呢?
生育政策的壓力
在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穆光宗看來,東北人生育意願低下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東北工業化早、計劃經濟比重大、計劃生育推行力度大,從而導致微觀生育行為國家化、一致化和管制化。
東北作為“共和國的長子”,工業化比全國其他地方早,程度高。遍布東北三省的大型國企給東北人提供了令人羨慕的鐵飯碗,也帶來更加嚴格的生育管制。58歲的哈爾濱出租車司機老朱告訴第一財經,當年在國有企業工作收入相對高,福利相對好,很有面子,找對象都比大集體的更有底氣。大家都很看重在國企的工作,極少有人會願意為超生而丟了“鐵飯碗”。
“這麽多年,我的同事、親戚、朋友里面,沒有一個超生的。超生了就得失業,誰敢?”老朱說。
除了生育政策外,城鎮化水平較高是壓低生育率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根據研究,生育率往往與城鎮率水平呈反比,城鎮率越高,生育率就越低。
東北的城鎮化率比全國要早幾十年。根據統計,1975年全國的城鎮化率只有17%,而東北已經達到35%;1990年全國城鎮化率只有26%,東北為48%;2010年全國城鎮化為50%,而東北已經達到58%。
人口學者郭誌剛、王豐、蔡泳等在《中國的低生育率與人口可持續發展》一書中提出,在現行戶籍制度及管理體制下,不同的人口在城鎮化進程中表現出很強的選擇性。當前人口城鎮化速度最快的是農村青壯年人口。而農業戶籍的流動婦女不僅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年齡大大推遲,其生育率也明顯低於非流動婦女。
這可以部分解釋為什麽東北人口的生育率隨著城鎮率的提高而明顯下降,也跟第一財經所做的實地調研相符合。
在黑龍江、遼寧等不少鄉村,空心化程度已經非常嚴重。留在農村靠務農為生的青壯年人口已經非常稀少,出沒在村頭的更多是留守老人和兒童。
問題:生不起和不想生
壓低東北人生意意願的第三個因素是相對收入水平來說較高的養育成本。有媒體在今年初所做的《二孩生育意願調查報告》,不願意生二孩的理由中,高達44%是時間精力不足、經濟狀況不允許。
“養不起”的問題在全國普遍存在,但就東北來說,還存在一些特別因素。東北盡管城鎮化水平較高,但是經濟並不算發達,尤其是近年來,東北經濟整體疲軟,經濟增速下行明顯,在全國各省市居於後列。
東北整體的工資水平不高。根據智聯招聘的在線監測數據,2016年春季全國32個城市的崗位招聘平均薪酬中,長春位列倒數第一,其次是沈陽、哈爾濱。
哈爾濱市80後獨生子小陳告訴第一財經,全面二孩政策放開後,他心里明白自己應該再要一個孩子,但是實在不敢要,因為養不起。
“過去養四五個,也就這樣了,用老人的話說不就是添張嘴添雙筷子嗎?現在怎麽就兩個都養不了了呢?我覺得啊,時代變了,現在養孩子太貴了,尿不濕、奶粉不說,一上學,又是補課費又是課外班,錢嘩嘩地流走!”小陳說。
東北人生意意願不高的第四個原因是傳統生育文化傳承較差。“闖關東”使得東北成為“移民社會”,東北人整體宗族意識非常淡薄。相比較南方和中西部地區,東北地區人們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不強烈。尤其是80、90後人群,不僅普遍結婚更晚,而且生育意願更低。
《2013-2014年中國男女婚戀觀調查報告》顯示,東北人最不想要二胎。2014年底,吉林省87000余對符合單獨二孩政策的夫婦中,僅有6225對提出再生育申請,僅有7%左右。
針對東北地區離婚狀況的社會學研究則表明,城鎮化、飲酒和低生育率三者共同推高了東北地區的離婚率,反之又進一步壓低生育意願和生育率。
穆光宗認為,要振興東北經濟,最關鍵地是要重建已經被破壞的人口生態。而重建東北人口生態任重道遠,要重建人口和生育的價值,跳出超低生育率陷阱;要重建生育的文化和環境,倡導2-3個孩子的合適之家;要調整生育政策,鼓勵和獎勵生育。同時,要打造聚集人才、人盡其才的包容性經濟環境,為東北經濟振興提供持續動力。
上清所9月26日發布公告稱,東北特鋼2015年度第三期短期融資券應於2016年9月24日兌付本息。截止到期兌付日日終,公司未能按照約定籌措足額償債資金,15東特鋼CP003未按期足額兌付,已構成實質性違約。
公告顯示,債券發行總額7億元,本計息期債券利率為6.3%。
撫順特鋼9月29日晚間發布公告回複上交所稱,債權人已對控股股東東北特鋼集團及下屬公司進行破產重整,但根據債權人提出申請的破產重整範圍,其中並不包括撫順特鋼。
同時,東北特鋼集團將會竭力保證撫順特鋼的國有控制地位和穩定發展,最大限度減輕沖擊和影響。東北特鋼集團不會主動將公司推向破產重整,同時也並未知悉有債權人擬申請對公司進行破產重整。
對於前期媒體有關東北特鋼集團破產重整的報道事項,東北特鋼集團認為存在失實內容。
截至目前,東北特鋼集團持有公司股份 496,876,444 股,占公司總股本的 35.22%,上述股份已經全部被凍結和輪候凍結。
東北的人口外流正在陷入一種惡性循環:經濟不景氣,對人口的吸引力不足,於是更多人口外流;人口尤其是勞動年齡人口的凈流出反過來又繼續拖累經濟的發展。
凈流出的人口流動現狀,再加上長期超低生育率導致的青壯年人口比例下降,成為東北振興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難題之一。
從凈流入到凈流出
東北曾經是重要的人口流入地,“闖關東”至今仍是許多人心中深刻的記憶。但人口凈流入如今已成為歷史。根據遼寧省社科院公布的《遼寧藍皮書:2016年遼寧經濟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時東北三省人口凈流入為36萬,十年後的“六普”則顯示,東北人口凈流出200萬人。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學者王廣州所做的測算也顯示了東北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在減弱。
王廣州采用了外來人口滲透率這個指標,當滲透率為1時,意味著在全國人口流動的格局中該地區處於與本地人口規模相當的人口凈流入水平。滲透率越高,意味著該地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越大。根據測算,2000年黑龍江省的省外流動人口滲透率為0.32,吉林為0.35,遼寧為0.7。而到2010年時,這組數據分別下降為0.21、0.26和0.63。
當一個地區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下降,同時意味著,它對本地人口的吸引力也在下降,這就直接表現為人口的外流。黑龍江省社科院社會學所助理研究員羅丹丹根據多年跟蹤調查結果介紹,東三省人口流出近年來呈現加速態勢,已成為凈人口流出地。
羅丹丹認為,和平時期人口流動的主要動力是經濟因素,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導致勞動力流向就業機會更好、收入水平更高的地區。根據國家統計局《全國城鎮就業人員2015年平均工資》,2015年東北地區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57319元,低於全國62029元的平均水平。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32176元,低於全國39589元的平均水平,位列東部、西部、中部等地區之後。
這樣明顯的收入水平落差使得很多青年人和技術人才選擇了“孔雀東南飛”。據黑龍江省一位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系統幹部介紹,大學生的外流情況令他發愁。每年一到五六月份的畢業季,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大學附近賓館就住滿了從浙江等沿海省份前來招聘的人員。
具體到各市,人口凈流出的趨勢也非常明顯。齊齊哈爾市統計局數據顯示,2014年全市凈遷出37779人,2013年這一數字為25381人,流出速度呈加快趨勢。
東北人口外流首要方向是北京
東北人口外流情況引起各界關註。去年11月,國家衛計委流動人口司司長王謙稱,衛計委目前正在部署東北三省的人口遷移流動調研。“東北這些年,據我們了解是人口往外遷,往外流。什麽人往外流,這種流動對當地的經濟社會發展究竟產生怎樣的影響,是我們今年調查研究的內容。”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這一報告目前已經完成,預計將作為流動人口報告的一部分,於十月份公布。
盡管這一報告尚未出爐,黑龍江社科院、中國社科院等機構的調研基本勾勒了東北人口外流的路線圖。王廣州介紹,人口流動受三大因素影響,包括收入水平、社會融入和距離等。基於這三個因素,東北人口外流的首要方向是北京。北京市的人口集聚力在持續增長。2015年北京市職工社會平均工資為85038元,遠遠高出東北三省。
根據羅丹丹的研究,東北人口的外流方向主要是珠三角、長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圈。
據第一財經記者調查,除了外出就業之外,東北人口外流出現一個新的趨勢:南下養老。東北地區相對緯度較高,冬季寒冷,越來越多的老年人,尤其是患有心腦血管疾病的老年人選擇了南下養老。根據三亞異地養老老年人協會2014年的統計,在三亞養老的哈爾濱老人近20萬人。在廣西防城港市,記者也看到不少東北老人在當地買房或者租房居住,有的甚至是舉家遷移。
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學者鄭真真分析,從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開始,東北的生育率就在全國最低了。東北人口面臨的問題一方面是年輕人口外流,一方面是生育率超低,這已經給經濟帶來很大的負面影響。
一位長期關註東北的人口學者認為,東北面臨的人口困境,與其說是人口外流,不如說是出生率過低導致的青年人口比例過低。如果是本地年輕人外出打工,他們會寄錢回家,以各種方式貢獻家鄉內需和經濟。但本身青壯年人口的減少導致東北不會出現四川那樣的外出打工人口寄錢回家以及經濟格局變化後的人口回流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