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代言的高端8848鈦金手機被曝涉嫌虛假宣傳,經過幾天的醞釀,8848官方回複稱:“我司自行翻譯不夠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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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央視還有什麽值得觀看的頻道,一定非CCTV9莫屬。
該頻道多年來憑借各種高品質、多題材的精品紀錄片,贏得了廣大電視觀眾的口碑。即便在電視行業世風日下,言情、綜藝泛濫的今天,依舊擁有不少忠實的粉絲。
我一直以為它是電視媒體最後的一塊凈土,直到它開始播放一則叫做“8848鈦金手機”的廣告。
01
這兩年,8848手機名聲鵲起,請來萬科王石代言,胡潤、吳曉波、馮小剛都為其站臺,立誌做“中國第一機”的廣告也是鋪天蓋地。
其實,8848這個品牌出生時間不久,2015年由壹人壹本創始人杜國楹創立,第一代8848由壹人壹本開發,當年售價就達到土豪的6000+。
壹人壹本名頭最響的就是E人E本平板電腦,馮小剛和葛優兩位大咖代言,花費據稱達到了2600萬,電視廣告風靡一時。除了E人E本,杜國楹最大的成就是流行於90年代末的“背背佳”矯姿帶和“好記星”學習機。
那時候,報紙、電視、百貨商場鋪天蓋地都是它們的廣告,讓所有的中國父母為之瘋狂。同樣的營銷套路又出現在8848身上。
廣告中一個長相酷似孟非的光頭反複出現在畫面中,一身成功人士的行頭和充滿磁性的男低音著實為其形象塑造加分不少。
除了介紹這款手機“隱形撥號、加密通話、無痕跡溝通”等一系列特殊功能外,廣告詞還充斥著例如“成功並不是高瞻遠矚,而是你本來就站在高處”這樣充滿成功學色彩的語句。我相信,即便將之前的“腦白金”算在內,央視也沒有任何廣告像它一樣,看得讓人渾身一顫。
作為一款成功人士專用手機,8848擁有一切奢侈品所應該具有的特點:精選北歐荷蘭小牛皮、18k金按鍵、鈦合金機身……當然,還包括其9999元~19999元的高昂售價。
當你還在質疑為什麽會有人為這樣的手機買單時,8848交出了其2016年的銷售成績單——10萬部。即使按照最低的價格計算,依然收獲了1億元的銷售額,據說利潤能抵得上1000萬臺紅米手機呢。
你不買,是因為你還不是他們口中的“成功人士”。
壹人壹本、背背佳、好記星和8848創始人杜國楹
02
8848手機其廣告語“向成功的人生致敬”似乎在告訴它的潛在消費者,這是一款成功人士才配擁有的手機。畢竟,在地大物博的中國,從來都不缺少人傻錢多的主兒。
既然是成功人士,就需要一些表現其與眾不同的特質的元素,這才有了荷蘭小牛皮和18k鈦合金的故事。
這種做法邏輯是,消費者願意為成本更高、更稀缺的商品支付高價,因為這可以給他們帶來面子和形象提升。有業內人士曾分析,一般的用戶,都不是這手機的受眾,那些真高端人士也看不上這玩意,所以8848主要面對那些戴著大金鏈子、穿著大貂皮衣的中年暴發戶群體。
此外,除了成功的體面之外,安全屬性自然也是草根企業家所焦慮的另一個點。
很難想象,在手機進入中國的第30個年頭,還會有手機廠商刻意強調手機的安全屬性,因為絕大部分人似乎都覺得安全已經成為一個手機所必須具備硬性條件,無需刻意提起。
但8848顯然不這麽認為,“雙系統、雙微信、加密通話“等常見的手機功能被反複在廣告中提起。
作為普通人來說,我們很難想象信息安全在商業社會中占有怎樣的權重,況且絕對涉密的內容也絕不會以一個手機作為載體來呈現。那麽這里的信息安全,自然也就只剩下了不懷好意的揣測。
“8848的定位就是給那些(職位)上升太快但心里有鬼的人使用的,也是給那些包小三的土老板用的”,一位知乎用戶在有關8848手機的問題下這樣回答道。答案下過百數的點贊可以印證,許多網友對於這款手機的使用者都抱有同樣的猜忌。
不論真相是否如這位網友所言,我們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掩蓋一些不為人知的小秘密的確是這些“成功人士”的顯性剛需。
王石代言的高端8848鈦金手機被曝涉嫌虛假宣傳,經過幾天的醞釀,8848官方回複稱:“我司自行翻譯不夠準確。”
03
我們無意討論8848的營銷手段多麽高明,相反,中國人對於成功的焦慮反而更值得社會深思。
伴隨著互聯網的迅速發展,曾經令無數人瞻仰的傳統企業家已失去光芒,取而代之的是像馬雲這樣被網友戲稱為“國民爸爸”的互聯網行業大佬。但更替的遠不止是人這麽簡單,其更深層次的是價值觀的革新與升級。
如今的商業社會早已不再將名車、豪宅作為彰顯自己實力的唯一證據,連曾經老板們標誌性富態體型也成為了潛在心血管疾病的另一種體現。讀書、健身、旅遊和慈善越來越多的出現在成功企業家的日常生活中,比起外部因素,他們似乎更加註重內在品質的提升。
這樣的變化顯然讓一部分尚處於財務積累期的草根企業家措手不及,他們絕大部分處於產業鏈的下遊,早期通過信息不對稱積累了可觀的財富,生活也看似有滋有味,擁有名車豪宅無數,但始終少一張通往“上層”的門票,眼看主流社會離自己越來越遠,心中的焦慮也越發濃重。
焦慮只不過一種表象,本質上是應對快速變化的新時代和新規則時,所造成的無所適從的挫敗感。在這樣不可調和的矛盾中,物質消費顯然成為其步入更高成功層次的捷徑,8848便是這樣情境下的產物。
誠然,8848鈦金手機的幕後策劃顯然比一般人更會經營草根企業家們的焦慮。
04
2016年7月19日,新款8848鈦金手機在北京發布。相比之前“販賣成功焦慮+安全焦慮”的傳統模式,8848這次徹底改變了策略,通過“人”的元素的引入,妄圖將品牌形象改頭換面,這次他們下了重金,邀請王石、胡潤、吳曉波和馮小剛等商界大咖站臺。
收了站臺費的吳曉波在發布會上這樣說道:比起“我比別人都便宜”,我更看好“我比別人都貴”,因為好的商品就應該有好的價格,這是最樸實的經濟規律。
彼時,王石剛剛從萬科寶能的股權爭端旋渦中跳出,差點失去萬科的他被塑造為看破紅塵、不註重個人財富的形象。這樣低調而奢華的形象,或許正是8848手機所急需的。
通過人物關系的傳遞,可以實現對產品價值的加持,讓消費者將代言人和自己畫上等號,8848顯然諳得此道。
與華麗大咖站臺相對的是,新款8848在功能上無任何更新。
這不禁讓人質疑,8848號稱每年1億元的研發資金到底花到哪里去了。
手機始終是屬於制造業的東西,不論擁有怎樣華麗外表,終究逃不開技術升級所面臨的挑戰。
8848的頂層設計早已在初期被固化,營銷方法與技術水平相比,擁有技術的品牌才可能走的更遠,8848顯然不在其中。
如果我們拋開所有的情懷和身份認同感,8848手機的樣子便清晰起來。本質上,它不過是一個披著奢華外表的千元手機,僅此而已。
一個賣手機的,非要教你怎麽做人。
“無論這個時代怎樣,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身體上克服這個時代”。
來源 | 筆記俠(ID:Notesman)
作者 |
筆記君說——
俠客們,晚上好!新商業路上,筆記俠與你守望相助。
吳曉波說:“世界是平的,改革會自動發生。企業家們要勇於試錯,勇於生活企業家必須要試錯、犯錯誤,要有人去付出、犧牲。要改善我們企業的面貌,要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個好東西是不會自己發生的。”
那麽我們該如何創變呢?
在中國這個功名社會中,改革開放39年來,企業家的崛起和出現是一個開天辟地的事情。1978年中國沒有一個私營企業,今天1600萬的規模以上私營企業主、4500萬的個體工商戶,加上一起幾乎等於法國人口,而且比韓國人口還要多。所有的物質變化都比不上人的自我解放。
一、世界是平的,改革會自動發生
今天的主題叫做“創變者年會”,我談我對創變、變化的看法。
我曾經是一個“變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有時候想想,我跟100年前搞“五四運動”的那撥人非常像,要砸爛一個舊世界,現在所有的東西都壞的、都是錯誤的。所以對變化的擁抱和追求,甚至對年輕人的獻媚,很可能是我們這代人與生俱來的東西。
因為我們總覺得我們跑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跟猴子一樣,總有一根尾巴在後面。這根尾巴可以說是舊機制,也可以說是集體主義的舊的價值觀。所以面對年輕人的時候,我總覺得他們是未來,對於所有的變化,我們都應該積極的擁抱。
我是1990年開始進入到商業世界的,我第一個工作就是去溫州做調查研究,一直20多年幹到今天。所以20多年來,我是在不斷地面對變化。同時我覺得這20多年來,我對變化的理解有很大的改變。我們怎麽理解“創變”、變化這件事情?變化在我們的價值觀里面到底是一個什麽東西?
我講幾個跟變化有關的小故事。
1、改革會自動發生
九十年代初的時候,我得到領導的指示去溫州做調研。說有一個人在溫州蒼南縣傲江邊圈了一塊地,把它定名為中國第一個農民城,他自己畫了一張地圖,拿了這張地圖到溫州去招商。給你一塊兒地允許你建一間房子,當然你要給我地皮的錢,還有修路的錢。
我去調查的時候,他已經把2000多人忽悠到里面了,非常熱鬧。九十年代初,重慶火鍋已經開始賣到全中國來了,所以溫州人就開始在那個地方做重慶火鍋,已經是全中國最大的搞銅皮火鍋的地方了。
我那時候是在新華社寫內參的,我之所以去做調研,是因為有人舉報他,說這個兄弟幹的所有的事兒都是違法的。我去看了之後發現果然從土地的審批到城市的規劃、房屋的出售、工商註冊……十件事兒有八件事兒都是違法的。
我調查完了以後,第二天得走,晚上他請我吃飯,我們倆就在龍港邊上喝白酒。他知道我內參寫完以後,這個農民城可能就沒有了,他的下場是什麽也不好說。喝到一半的時候他突然跟我講了一句話,說吳同誌你知道嗎?“一切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你得支持我”。
我當時說你這個違法亂紀分子還跟我講改革?但是後來仔細想想,溫州人多地少(人均只有兩分地),私營企業是全中國發展最快的、投機倒把是最快的,早期的實體企業發展是最多的。全中國最早的一批專業市場是在溫州搞起來的,他圈那塊兒地就解決了一件事兒,解決了農村的富余勞動力,讓那些個體工商戶有一個地方可以做集約化的生產。
所以我回去寫內參的時候,就把這個事兒認認真真地寫了一遍,但是我換了一個角度,我把他那句話也寫到里面去了。這個事兒是當時的副總理朱镕基批示的,中央派調查組去調查,最後肯定了龍港的經驗,再後來變成了中國第一個農民城。2008年溫州搞十大經濟年度人物評選,這個人現在已經80多歲了,他被選為第二名。
2、互聯網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第二件事兒是關於互聯網的,我剛剛寫完《騰訊傳》,我對互聯網有了很多新的理解。互聯網是從邊緣開始起來的,起初每個人都看不起它。慢慢地到了2008年,弗里德曼寫了一本書《世界是平的》,說世界的千山萬水都被互聯網一刀削平了。
互聯網的原教旨主義是讓這個世界沒有信息的不平等,任何一個信息可以無障礙、免費的到達任何地方,我們每一個人變成世界大同中的一部分。紮克伯格上上個月生日的時候做了一個演講,說Facebook的理想是讓這個世界變成統一的社區。
我在幾年前聽到這些話也是熱血沸騰的,可能今天很多朋友聽到我剛才講這句話的時候還是熱血沸騰。但是你們想想看,這個世界上有哪些人曾經把這個世界的山川大河全部抹平,用一種意識形態、用一種權利來統治這個世界呢?兩類人:第一類人:宗教領袖。第二類人:政治家。現在有一類叫互聯網家。
宗教家沒有實現,政治家也沒有實現,互聯網家會實現嗎?如果互聯網真的像弗里德曼所說的世界是平的,真的像紮克伯格所說的全世界是一個社區的話,那各位你想,我們背後就站著一個老大哥,人類的多樣性在哪里?人類對自我追求的沖突性在哪里?
我在北京采訪去哪兒網的領導,叫莊辰超,我去見他的時候,去哪兒還沒有被攜程收掉。他跟我講,你知道嗎?中國在線旅遊行業會有1萬億的規模,我去哪兒到2016年底可以做到1000億,攜程可以做到2000億,我們兩家每年保持50%的增長,可以占到80%的市場份額。
我說如果你們兩家占到10000億中的8000億,剩下2000億給兄弟們分口粥吃吃,那個時候的世界會是怎樣呢?一定會出現一件事情,有一戶人家會控制這個行業的定價權。他掌握了所有的信息,他會掌握這個行業的定價權。
第二件事兒是,全中國很多的票務公司、旅行社去哪里了?會造成一些人的失業。
第三件事兒,那麽你這家公司註冊在哪里?你這個統治中國在線旅遊市場80%份額的公司在哪里註冊?北京、上海、深圳?那麽這個城市的地方稅務局,會統治這個行業幾乎所有的稅收。那你說世界是平的嗎?
20多年來,互聯網以革命者的名義改變了我們很多的東西。但是同時在某種意義上,它也露出了另外一面。比如壟斷的一面、拒絕開放的一面、攫取利潤的一面。所以你看互聯網長得並不像天使,它一半像天使、一半像魔鬼。
二、所有的變化都要努力去爭取
2010年的時候,我寫了一本書,那個時候吳敬璉老師80多歲,我在上海陪了他3個多月,寫了一本《吳敬璉傳》。我問他說你是一九五幾年大學畢業研究中國經濟到今天,你對中國改革是怎麽看的。他說1978年開始搞改革開放,我們認為中國是一個手腳被綁住的巨人。只要把繩子解開,讓手腳舒展開來就可以了,所以所有的變化都是對的。
到了2000年左右的時候,我們這批經濟學家的自信心到達了頂點。因為1998年中國搞了一次國有企業的產權改造,1998年以後中國的房地產行業起來了、中國的外貿行業起來了、中國的產業轉型花了三年時間完成了(這個要感謝朱镕基)。另外一方面2000年中國加入WTO了。
吳老說我們從1978年到2000年花了20多年的時間,終於把這個巨人的繩子都解開來了,現在不但解開來了,我們還加入全球化了,中國的法律即將跟國際的商業法律全部接軌。內部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外部又來了一批文明人。中國的改革會自動實現。
今天2017年,中國的改革自動實現了嗎?甚至有些地方還出現了倒退。為什麽那麽多企業家移民?我最近在寫企業史,2000年時,那麽多老板聚在一起,有哪個人會討論移民的事兒?移民是什麽時候開始的?是在2009年開始的。
我到今天已經由相信變化的原教旨主義者,慢慢開始變成了變化的理性主義者。伴隨著我個人對“變化”認識的改變,其實這也是中國改革發展到了這一步了。當年一切以發展為硬道理、以速度為契機和榮耀的時代已經結束了。
我們在座的企業家朋友已經不是那些當年洗腳上田的人了,也不是上到田以後,那個田是一馬平川,任何法律都可以讓你違反的時候了。如果今天有一個人拿“一切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理念去經商的話,他是會被抓起來的。
所以,到今天我對變化有了新的理解,我認為變化是有好有壞的。我寫完《吳敬璉傳》以後,我請吳老寫一個題記,吳老寫說“呼喚法制的市場經濟”。市場經濟這個詞兒是1994年出現的,到了2010年的時候吳老說要呼喚法制的市場經濟,因為這個世界上有兩種市場經濟:第一種市場經濟:好的市場經濟。第二種市場經濟:壞的市場經濟。
我們要摒棄壞的市場經濟,我們原來說用市場經濟替代計劃經濟就是一次革命的成功了,後來發覺沒有成功,因為有好的市場經濟、有壞的市場經濟,有好的互聯網、有壞的互聯網。吳老說有法制的市場經濟是好的市場經濟。所以,變化是有好有壞的。
第二,我認為好的變化是不會自動發生的,咱們都是做企業的,今天要轉型升級。企業家必須要試錯、犯錯誤,要有人去付出、犧牲。要改善我們企業的面貌,要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這個好東西是不會自己發生的。
中午的時候,東華兄開了一個小型的閉門會,討論“關於企業家精神”。這個事情按道理來講應該是大學的商學院或者說哲學系的老師們做的。但是今天來到現場的很多都是企業家朋友,有很多企業家朋友表態,我願意全力支持這件事情,因為這件事情是跟我們這個階層有關的一件事情。你是誰,你從哪里來,你有怎樣的價值觀、你有怎樣的願景,這些東西是不會從天上掉下來的。
天上除了掉刀子什麽都不會掉。所以,所有的變化都要去努力爭取。
第三件事兒,我認為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和壞。我三年前提把世界交給80後,80後就特別高興。沒有那麽簡單。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價值,各有各的好。但是每一個人站在地上都有一個陰影,各有各的壞。所以今天有很多60後、70後朋友們,跟我是一代人,我們也沒有必要獻媚那些年輕人。
我是1993年開始寫專欄的,我現在每個禮拜還得寫一篇專欄。有些朋友是我吳曉波頻道的用戶,你去看我的頻道。如果你了解我的話,你把我現在寫的專欄和十多年前寫的專欄比較一下,會發覺我在談不同的事情,但是在文本創作方面我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有兩個原因:
原因一:我老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麽變了。80後、90後的語言方式我完全不能理解。
原因二:我也不願意變。我覺得堅持我自己,做得挺好的。我有我文本寫作的優美,我為什麽要把我的文章變得那麽口水話呢?你看得懂、認真看。我在這個行業27年了,你不願意看,快點兒走。中國是一個有圈層的社會。
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自信,中國這個國家好在於五世同堂,每個人都覺得這個世界是他的,這是一件最好的事情。
三、為什麽要變化?今天的中國魚大水大
剛才陳總講50歲創業、70歲二次創業,你90後牛嗎?你先給我活到70歲再說。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毛病。所以,我們面對變化的時候,我現在更願意用理性的方式去看待這些變化。
我最近在寫書:《2008年到2017年的中國企業史》,寫這個書的時候我有一個非常大的焦慮。我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我用兩個字來形容過去的30年,叫做激蕩。為什麽很容易形容呢?因為那就是一個創世記,從零到一跑過來的都是英雄,沒跑過來的都是狗熊。現在從1到N我怎麽來形容2008年到2017年的中國呢?有沒有一個詞匯。
上個月在杭州舉辦互聯網+大會,北大的周其仁老師坐在我邊上,吃飯的時候我就問他,周老師,如果讓你定義剛剛過去的10年,你會用什麽詞?周老師當過獵人、當過農民,他不是一個從書房到書房的書呆子。周老師想了兩秒鐘就跟我說“水大魚大”。
這個十年中國經濟規模很大,我們超過了法國、德國、英國、日本……我們的貨幣總量都大了三倍了。水大魚大,規模變得越來越大、越來越恐懼。水大了以後這里面的魚就變大了,出現了鯨魚、鯊魚、深海魚,這里面出現了水與水之間發生了重大的沖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政府和民間、有錢的企業家和門口站隊的那些無產階級。中國社會各大階層的矛盾空前激化。
魚大了,小魚變成大魚,魚本身面臨轉型升級,魚和魚之間(行業之間)出現了跨界。今天全世界的十大銀行,第一名是中國工商銀行、第二名中國農業銀行、第三名中國建設銀行、第四名中國銀行、第五名花旗銀行、第六名匯豐銀行。你去采訪六大銀行,你們問他未來的敵人是誰,他們的敵人一定不在這個名單上,他們的敵人很可能是那個杭州人。魚的跨界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我覺得周老師講得非常好。
所以為什麽要創變呢?就是因為你原來的東西都是錯的,你原來的既得利益就跟沙子一樣,你捏得越緊,它流得越快,因此必須要面臨一個大的變化。這個大的變化(水大魚大的變化)已經不是一個一窮二白的景象。我們一窮二白的時候用馬克思的話來講,我在這場革命中失去的是鎖鏈,得到的是整個世界。
今天你可能失去的是很多資產,是你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物質。所以今天我們參加完正和島大會以後,出了門響應東華兄的號召要去創變的時候,已經不能像當年傻小子一樣什麽都沒有,那已經不行了。我們已經變成一個文明社會了,我們要會妥協。
所以,我覺得創變的意義在今天可能跟原來理解的有很大的區別。
這些年我跑得最多的是傳統企業,我們兩年前做過一個活動叫做“轉型之戰”,那時候剛剛提出企業轉型升級這個概念,第一次會議是在上海開的,有1000人的規模。6月初我們在上海開了第七次轉型之戰,大概有六七千個人參加過我們的課,全部都是傳統的制造業企業。
四、面向未來變化的三個關鍵詞
這波是正在面臨巨大自身變革和變化的一代人,這個時候變已經不能亂變了。因為我們都是有資產的人,我們都是有產階級。所以今天面向未來的變化(包括我自己也是做文化產業的,我自己有做企業、基金)我有三個關鍵詞跟大家做分享:
關鍵詞一:歸零。
我們每個人要想清楚一件事兒,過去30年來走到今天,企業所形成的很多能力,面向未來可能都會變成負資產。要以一種歸零的心態來幹這件事兒。
關鍵詞二:不適。
保持不適感,我曾經問過一個醫生,人死掉之前大概是什麽樣的。說人死了以後是非常舒服的,就躺在那兒覺得天上飄過一朵雲,雲上面有一個天使就把你接走了。我聽完他那段話之後常常警告自己,就是如果我覺得我那時候很舒服、很舒坦的時候,可能就是天使要接我的時候了(要死的時候了)。
做企業每天都要有一種不適感,總覺得這個世界上發生的很多事情是我不知道的,總覺得這個世界上有人跑得比我快,總覺得有一種更好的模式。我寫《騰訊傳》用了八個字“小步叠代、試錯快跑”,這是互聯網的精神。就是用一種實時應對變化的心態,去面對種種的不確定性。
在面對不確定性的過程中,同時把我們的企業也變得非常地不確定。所謂的灰度管理、生態型組織。所謂的灰度管理、生態性組織,其實都是一個面對不適性的企業的自我應對能力。
關鍵詞三:必死。
當我們離開這個會場擁抱這個創變的時代的時候,我們要告訴自己變化是會讓我們死的。今天中國每年有100萬個年輕人創業(97%的死亡率),我們要抱著必死的心去改革。
歸零不是必死,我認為是我們這一代人面對未來的一種姿態和一種心態。
我並不認為過去的10年我過得非常愉快,其實我過得非常糾結,而且我認為未來10年中國轉型的速度會比我們想象的還要慢一點。但是,我們是企業家,我們是一些對自己負責任的人。所以最後用尼采的這句話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無論這個時代怎樣,我們必須在自己的身體上克服這個時代”。
當你需要用商業邏輯來看待你熱愛的事,風險尤為巨大。
來源 | 創業家(ID:chuangyejia)
口述 |
當吳曉波從一名財經作家變成一個內容創業者,他歷經了這種身份變化帶來的沖突。他用三年的內容創業經驗提醒內容創業者,當你需要用商業邏輯來看待你熱愛的事,風險尤為巨大。本文系吳曉波在“2017年大頭CEO-Club夏季私享會”上的分享,經創業家&i黑馬編輯。
以下為吳曉波的分享節選。
內容創業這三年,我比以前十幾年都要辛苦。(創業家&i黑馬註:2014年5月,吳曉波頻道上線)
很多人說內容創業變成了新風口,是頭豬都能飛起來。但你要知道當踏上第一步,你已慢慢變為一個創業者,一個企業家。這種職業化的身份將慢慢替代你愛好者的身份。而當我們需要用商業邏輯來看待你熱愛的事時,風險就非常大。
四件事越做越難
內容創業,有四件事越往後面走就越難。
第一件事,你要有持續生產的能力。寫一篇點擊量10萬+、100萬+的文章並不特別難,難的是你每天都幹。當任何事變成每天都要做的時候,你就會發現非常寂寞和枯燥。
德魯克曾說過,真正卓越的企業往往是波瀾不驚、枯燥和乏味的。沒有任何一家企業能永遠保持亢奮,那些造就了偉大企業的企業家每天都愁眉苦臉,埋頭做一些很枯燥的事。而很多人卻總想歡快地把事辦了,這不靠譜。當你需要在一個特別窄的小門類中每天持續提供內容,這時內容的結構化能力已大於你的寫作和內容創造能力。
第二件事,內容的產品化能力。單純一個好文章、好視頻、好音頻並不構成變現能力,你需要把這些內容變成產品,這就是所謂的產品化能力。
變現大於天。內容本身並不具有商業的變現性。它最早的變現能力就是廣告變現,而當有了互聯網,特別是過去一年多所謂的知識付費興起後,內容創業便煥發出新的可能性。但這種產品化能力對一些傳統媒體或者傳統文化產業出身的人而言,極其陌生。
第三件事,一個單品的億級化能力。前兩天有人撰文稱,內容創業市場大概有200億-300億元規模。但我感覺應該不會有這麽大。
2016年,內地總票房大約400多億元,這僅相當於2017年全國排名第26位的房地產公司的銷售額。那家公司叫金科,它今年銷售目標是400多億。
我們可以對比電影業來看內容付費行業。中國電影業票房收入超過100億是在2012年,那時票房最高的電影叫《泰囧》,12.6億元。當市場規模在100億時,單品收入到10個億左右才能形成市場化結構。而且我發現,各行業幾乎都是如此。
我估算了一下,自去年7月5日至今年7月5日,《每天聽見吳曉波》這個單品的營收大約4000萬元,這應該是全國最大的單品了。若按照這個單品收入來計算,中國的知識付費市場規模估計在8億-10億元。我不知道未來會不會有幾何級增長,如果它能以每年200%或者300%的複合增長,那就會變得非常大。
很多人說,內容創業是特別大的風口,它符合移動互聯網圈層化及中產階級緩解知識焦慮的趨勢。不過,它今天還是地上的小芽,這顆小芽能長多大還是未知數,我們不知道它未來會成為森林還是盆景。
第四件事是抗政策風險能力。內容創業涉及政策上的制約,雖然它是很小的行業,但它與意識形態有關,而凡是跟意識形態有關的東西都具有非常大的風險。
與過去二十年前相比,全球的文化產業格局有非常大的變化。2010年前,北美地區所有的報紙、好萊塢的四大電影公司,沒一家上市的。它們跟資本沒有任何關系,保持著非常獨立的姿態。2010年後,報業、電影、電視開始接受風險投資,而後又大量上市或並購。它們變成了資本市場中的標的。
文化行業的穿透能力變得越來越強。這時若進入這個行業,對政策環境和宏觀環境的理性判斷及把持就變得異常重要。
長板和短板
商業中有個理論叫木桶理論。創業者往往都有一塊特別長的板,接下來的事便是花5年,10年,甚至20年把別的板補齊,變成一個木桶。
作為內容創業者,我們要非常清醒地認識到,我們不是天生的好企業家。真正天生的好企業家很少是做內容出身的,因為他們只做一件事——賺錢。
做內容的人往往會有一些執著,你過往所有的成功都會成為屁股後面的尾巴。我們是長板特別長、短板又特別短的人。第一我們有創意能力;第二我們有整合能力,有非常廣泛的人脈關系,過去的積累讓你比別人能更快獲得資源。而我們的第一個短板則是管理能力;第二個短板是技術能力;第三個短板是產品化能力;第四個是馬拉松長跑能力。
所以,我們是一群個性特別鮮明的人。我們在某方面具有特別的稟賦,早期跑得比其他領域的人更快,但缺點也非常明顯。
過去三年,我做吳曉波頻道最大的體會是:怎麽能由一個寫作者變為產品經理,怎麽能由一個註重文本的人變為註重技術的人。一家文化公司如果不是用技術來驅動,它便無法跑得遠。這是我踩過的大坑。
從一個愛好者變成創業者,從創業者變成企業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做內容創業的人往往能快速到達某個市場領域。如果該地出現“大油田”的話,他們通常是第一批到達的人。但到了之後,能不能挖到最大的油井,這是個問題。
回頭看過往二十年的互聯網,並不是所有早到的人都能找到大油田。挖到大油井的人,往往是那些更沈靜的人,更有毅力的人,更兇猛的人,而不是誇誇其談、騎著快馬到處亂跑的人。
對於內容創業者而言,能不能挖到大油井取決於這幾點。第一,你能不能把一個行業垂直地打穿。我們要用新方式“破壞”原有的產業格局和形態,這個過程不是多元化、多點化的過程,而是在破壞的過程中能用新方式整合資源。這是一件特別困難的事,也是企業家的基本素質。
第二,社群能力探索。之所以有內容創業這件事,就是因為流量分發能力不見了,世界不再是平的,或者說在平的世界的前提下出現很多圈層和社群。當圈層和社群出現,支付和交付就有了可能。這也是為什麽內容突然由免費變成了收費。在定義的前提下,把這些人交互早一起,通過工具化的方式完成互動,這件事在今天的中國,尚未有人真正成功過。
四年前,小米曾獲得一次爆發式的成功。但是小米發展到今年要過1000億,也已不再是四年前的社群化模式。所以,社群能量的爆發需要內容創業者探索。
第三,團隊高效執行。我見證過很多擁有彗星般能力的人,他在短期之內成功,但18個月以後再也找不到他,或者他變成很平凡的人。
第四,生意變成商業模式,營收持續放大。這是從發現油田到打到油井的過程,這是一個特別需要關註的事。
總而言之,對我們這些長期以碼字為生的人來說,內容創業是巨大的福音,我們不再需要拜托任何人,我們只要靠自己的努力,就能獲得世俗意義上的成功。
為什麽要做內容創業?很簡單,我們有一門手藝,能幹好一件事,我們希望通過商業化的方式讓更多的人購買我們的東西。它可能是一件器皿,抑或一段文字,也可能是一部電影。然後,讓我們過上體面生活,養活一個團隊,這大抵是我們內容創業的初心。
當開始進入這個行當時,你要意識到一件事:並不是每個人都能成為獨角獸,也並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成為獨角獸,公司大有大的好,小有小的美。
而有一件事不能或缺:無論你創業多久,無論你走到哪里,你是不是依然喜歡現在的自己?
我們被時代改變的部分,一定大於我們改變時代的那一部分,這很難說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來源|吳曉波頻道(ID:wuxiaobopd)
文|吳曉波
1
今天(8月10日),創業黑馬上市了,牛文文到深交所去敲鐘,我去不了,就寫一篇小文,在這里祝賀一下。
2
文文有一張照片,側身舉著一本卷起來的雜誌,做吶喊的樣子。
他好像看見了未來,那個東西,不管你喜歡還是不喜歡,總歸會如期而至。我一直在想,任何一種姿態的背後,都有著多重解讀,約翰·伯格曾評論說,“與其說人們利用照片成為事實的一部分,不如說,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試圖借助照片來說服自己。”
從90年代中期開始,文文當過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企業家》主編,正是有了他和劉東華,這本雜誌才成為商業界的一個標桿式的存在,而那也應該是商業開始征服這個國家的黃金時代,企業家從邊緣地帶向核心進發,一開始小心翼翼,繼而肆無忌憚,他們一度以為自己已經掌握了社會進步的話語權,如彼得·德魯克所描述的,中國即將進入一個“企業家的時代”。
如今看來,那當然是一個錯覺。
《中國企業家》雜誌負責報道那個階層的生意和生活。劉東華和牛文文那一代中國雜誌人,並沒有亨利·盧斯創辦《時代》和《財富》時的那種精英主義立場,相反,他們對商業抱持了更為現實和同情的態度。中國經濟變革的巨大不確定性,讓企業家階層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從一開始就不是以勞工階層的對立面而存在的,相反,企業家對體制的突破及因此而衍變的命運,構成了主要的報道內容和沖突核心。
事實上,中國所有關註商業世界的知識分子,都在內心有若幹道相互沖突的暗流,它們在政府公權力、公眾利益、商業崛起、弱勢群體訴求等方面折回沖撞,迄今未有平息和澄清的跡象。
在十多年前,我一直為《經濟觀察報》撰寫專欄,那張橙色報紙有一個“觀察家”周刊,專門刊登商業邊緣的、偏人文方向的長文,也可以說是中國商業社會中與“有用”比較遙遠的那一部分,而在我的創作和研究中,牛文文在《中國企業家》所組織的很多報道,則成為我的最重要的創作素材。我記得,為文文寫的第一篇比較重要的文章,是在2008年,《中國企業家》出一個30年特刊,我受囑寫了一篇關於企業家使命的萬字長文。
3
沒過兩年,牛文文就出走創業了。
他是這一代財經媒體人中,最早獨立出來的主編。現在很多人羨慕他,而在當時看起來,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這只能說明,他是一個很敏感的人,在過去的這些年里,傳媒人全體無所作為,度過了一個令人沮喪而碌碌無為的、失去的十年。
我記得文文跟我說,他要做一本《創業家》時,是暗暗的吃了一驚。說實在的,在當時,我沒有把從商者以創業、守業的維度來劃分,對風險投資領域的知識也很少。文文長期所浸淫的商業精英人群,似乎離年輕的創業者群體也相當的遙遠,事後再一次證明,文文抓到一副年輕的好牌,甚至對於他這樣的出身的人而言,是一次“避險性創業”。
過去的八年,對文文來說,並不容易。
《創業家》的定位很年輕而清晰,但雜誌的媒體業態卻無疑是老化了,他又用了幾年的時間“脫媒”,把原本的一個子產品“黑馬營”轉型為公司的主營業務。
所有在媒體業界工作的人都有這樣的感覺:媒體從業的經歷,將在一個人的身上註入一劑依賴型基因,它在本質上,對所謂的互聯網草根精神有著相當的排異性,所以,你會發現,近年來以新型媒體業態對傳統媒體構成攻擊的明星創業項目,如新聞客戶端市場的今日頭條,或創業傳播領域的36氪,都非媒體從業者所創立,他們所具有的顛覆意義是根本性的,或者說是反傳統意義上的媒體倫理的。
文文的黑馬營,在過去的幾年里,對此次“雙創熱”起到了助推的作用,數百家創業公司通過黑馬營實現了融資,他的創業家教育課程是當今中國同業中最具體系性的。
不過他做得最成功的,其實還是媒體和啟蒙的工作,創業家和黑馬營幾乎定義了中國式創業的集訓、路演和傳播模式,它們有時候更像一場熱烈的、無所畏懼的群眾運動。
如果說牛文文是一個創業蠱惑者,那麽,有趣的是,他首先把自己給蠱惑了進去。這些年,我好多次被他拉去給創業者講課,而與他的每一次見面都是行色匆匆。他在用全部力氣做一件自己喜歡的事情。
4
今天,文文的創業黑馬要在深交所上市。而他的很多朋友,有的還在堅守,有的已經退隱,有的在當公關VP,還有的創辦了自己的自媒體,上周,《新京報》的戴自更也辭職了。
其實,一個時代結束了。去中心及去精英化的中國財經媒體市場,已經變得越來越乏味,“看門狗”及報時人的集體失蹤,將讓這個以理性和獨立性為標榜的輿論領域幾乎失去存在的意義。
就如同我有時候會問自己的那樣,我不知道文文是否喜歡現在的自己。我們被時代改變的部分,一定大於我們改變時代的那一部分,這很難說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我們註定無法成為的那個人,也許,真的是一個應該被拋棄的幻覺。
不過,無論如何,文文的八年是值得的,他以另外的身份和方式參與了商業變革,並獲得了讓朋友們為他驕傲的成功。對於今天的很多人來說,創業及扶持、投資創業者,也許是最具有道德和商業意義的存在方式了。
文文去敲鐘了,那鐘聲一深一淺,有力而讓人百感交集。
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
整理 | 朱丹
編輯 | 王根旺
在過去四十年里,西方學者們多次認為中國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終秀,中國經濟還是沒有垮。那麽問題來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獨特性是什麽?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麽?”
吳曉波認為,中國經濟變革有四大動力:一、制度創新,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二、容忍非均衡,中國從集體貧窮到讓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三、巨國效應,中國的人口紅利讓很多企業形成了巨大優勢;四、技術破壁,技術革命不可逆,是一種新動力。
此外,吳曉波還攜手吳伯凡、沈曉衛、劉加隆、管清友四位專家,從人、技術、資本、經濟四大維度進行了的預測。
以下為吳曉波演講節選,經創業家&i黑馬精編,未經其本人審閱:
人生有各種各樣的相遇方式,有一種叫偶遇,人生的拐角處,突然遇到你;有一種叫奔赴,雖千里萬里,你一定要找到那個人。還有一種是等待,我在這片草地下、這片星空下,一定要等你出現。第四種相遇就是年終秀,此時此刻在靈山·梵宮遇見大家,非常感恩。
這是我的第三場年終秀,前兩場都在上海舉辦的。年終秀的常規節目是兩個預見:預見過去的一年以及預見即將到來的一年。今年的年終秀有點特殊,因為我們處在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周年。
我是一個寫作者,也和中國一起成長的親歷者。今天我們讓一起回顧一下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四十年——1978到2018。
一
激蕩四十年
1978年,中國的經濟總量全占球1.8%,當時的中國是一個極其貧窮和微不足道的國家。今年中國是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經濟總量占到全球14.8%。
1978年,中國人均GDP只有384美元,在全球200多個國家排在倒數第七位。今年中國人均GDP將達到9281美元,這個數字代表中國是一個如假包換的中等收入國家。
再來看恩格爾系數,1978年,老百姓賺100元錢有60元錢是拿來買食品。今年中國老百姓每月39%的收入用於購買食品,61%用於購買提高美好生活的商品。
1978年,中國高樓沒有超過200米,今天全世界10幢最高的大樓中有8幢在中國。
1978年,中國沒有一家私營企業,全都是國營企業且在世界五百強中微不足道。2017年,世界五百強企業中,中國企業數量已經達到了115家,其中有超過25家是民營企業。
1978年,全中國人民一樣窮。中產階層在1978年是一個要被鎮壓和被鄙視的名詞。今天中國中產階級數量從0增加到2.3億人口。這是除美國以外,比所有發達國家的人口都要多。
此外,目前全世界70%奢侈品被中國年輕人消費掉的,而且這些消費者的平均年齡是39歲。美國購買奢侈品消費者的年齡要比中國老15歲,而美國網民平均年齡比中國大5歲。在這個意義來談,中國要比美國年輕10歲。
1978年,中國一年的汽車產銷是10萬輛。今天中國是全世界第一大汽車產銷國。2017年中國的汽車產銷量將達到2940萬輛,汽車成為了很多中產階級家庭的標配。同時,所有和農業文明、工業文明相關的基礎生產資料,中國都是最大的消耗國。
二
水大魚大?
為了今天的年終秀,我專門翻了TIME(創業家&i黑馬註:《時代周刊》)。
40年前鄧小平帶領中國擺脫了階級鬥爭,被TIME定義為當年的年代人物。
1984年,TIME有一期封面是一位中國年輕人拿著可樂站在長城上,封面標題是《中國的新面孔》。1984年中國開始了城市體制改革,中國的馬路上出現了很多的廣告牌、出現可口可樂、中國城市的圍墻開始一堵一堵消失、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個體戶和民營企業……
2013年,TIME出版了以《中國的今天非常危險》為封面標題,孩子吹泡泡為配圖的雜誌。但僅僅四年之後,TIME刊發了一篇文章《中國贏了》的文章——因為美國總統要訪問中國,為了拿我們2000億美金的訂單,不得不討好我們一下。
通過這一本西方的雜誌,我們就會發覺中國的變化並非一天發生。如果靜態來觀察,我們發現所有的變化都非常陌生。中國“這只船”這麽大,但每天都面對著巨大的不確定性。
改革開發四十周年來中國的每一條街道、每一個家庭都發生了巨大變化。這個變化是如何發生的呢?怎麽解釋?幾乎所有的歷史學家都無法作答。
20多歲的費正清(創業家&i黑馬註:歷史學家、漢學家)博士畢業後來到了中國,他在1940年代中期寫了《美國與中國》這本書。這是西方學者第一次把中美對照起來的一本書。當時費正清認為中國正在發生一場現代化運動。這場現代化運動最基本的特征是中國決定放棄自己所有的傳統和制度,並將西方的文明和制度以及語言作為一個對應體。他認為中國所有的變革是對西方文明不斷沖擊後作出的反應。在很長時間里,這個沖擊反應模式是西方學者對中國的現代化的共識。
1990年代初,在費正清去世之前,他寫了《中國簡史》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他說“對不起,我錯了。”在經過50年的閱歷和觀察後,費正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的發展不是一個沖擊反應的結果,而是自身內在的基因變革和發展沖動的結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道路具有自身的內在性和動力源。但很可惜,他寫完這本書6個月後就去世了。他很不負責任,中國的動力源是什麽?內在動力和需求是什麽?他沒來得及的解釋,那時中國還不像今天這樣發展的讓人恐懼。
199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是羅納德·科斯(創業家&i黑馬註:制度經濟學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去世前的最後四年寫了《變革中國》這本書。在這本書中他有三個結論:一、1978年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戰以後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經濟改革運動;二、中國的經濟總量在未來十幾年內超過美國是一個大概率事件;三、中國經濟的發展無法用西方的制度經濟學來解釋,中國改革的成功是人類行為的意外後果。
布熱津斯基(創業家&i黑馬註:美國著名地緣戰略理論家)曾經對中國講過一句話——“西方人關於中國的認識有一半是無法理解的,另外一半我理解了,但對不起,我理解錯了。”這是一個美國最傑出的戰略頭腦對中國的看法。
這些聰明的大腦對中國的發展都有一個巨大的不確定性和模糊的認知。在過去四十年里,起碼五次西方學者們認為中國就要垮了。但直到今天的年終秀,中國經濟還是沒有垮。那麽問題來了,中國改革開放四十年的獨特性是什麽?我們究竟做對了什麽?
我問著名經濟學家周其仁老師,我說我在寫一本關於2008年到2018年中國十年的經濟史,如果你用一個詞來形容這十年的話會是哪個詞?周老師說是“水大魚大”。上個禮拜周其仁在演講中提了一個有趣的設問——今天中國變成了全球的第二大經濟體,“水大魚大”。
水是指經濟環境、制度環境;魚是企業。他問如果說“水”不好、中國的經濟很差、中國不適合辦企業,那麽115家世界五百強怎麽來的?如果說“水”很好,那麽為什麽那麽“魚”非正常死掉呢?今天很多的企業家在改革開放40年里在這個國家賺了很多的錢,但他們移民了。2016年,美國的投資移民簽了800個人,很多是咱們中國人。他們為什麽要移民?他們為什麽認為中國不安全呢?這個焦慮是從何而來?這個問題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仍是一個問號。
三
中國經濟的四個動力
到底發生了什麽?這也是我在剛剛過去的一年里,寫《激蕩十年,水大魚大》不斷問自己的一個問題。我在書里講了中國經濟改革的四個動力,今天拿來也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第一,制度創新。這四十年變革,是無數多的產業制度、宏觀制度不斷被創新,不斷被重新設計的結果。制度變革,一定是這個國家經濟發展的第一動力源。
但是為什麽那麽多“魚”會非正常死亡?最大的原因是,中國的制度創新不是頂層設計的結果。中國的制度創新,是建立在一句非常可笑的話上,“所有的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
1990年代中期,我到溫州去做調研,替中央寫調查報告。當地有一個叫陳定模(創業家&i黑馬註:1984年任龍港鎮委書記)的人,在溫州螯江圈了一塊地宣布說:我要做中國第一個農民城。然後他拿了一張圖紙,到溫州到處賣給大家,我賣給你房間,你花5萬元可以圈一塊地,隨你造樓。然後樓造完,前面一條馬路,這邊歸你修,對面歸人家修。我去調研時,他已經做了5年。
我離開時,陳定模請我喝酒,跟我講了一句話,他說:吳先生,你知道嗎,中國改革開放,所有改革都是從違法開始的,所以你必須要支持我。我當時聽到這句話非常震撼,後來我把這句話寫進了《激蕩三十年》。
回過頭來看,你會想中國的聯產承包責任制,國有企業的放權讓利改革,稅收制度改革,社會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業改革,哪一項是頂層設計的結果?哪一項改革不是基層老百姓、地方政府不斷突破現有法律的結果?所以中國的制度創新,先天的帶有違法的特點。
第二,容忍非均衡。如果時光回到70年代中期,你會發覺,這個國家其實也其樂融融的,每天敲鑼打鼓,每天喊口子,每天餓肚子,每個人都一樣窮。1978年以後發生了什麽?每個人的心都變得很躁動。有的人開始聽鄧麗君的歌,有的人要考大學,有的人到南方開始倒賣盒帶。一個集體主義、平均主義的國家徹底被弄翻了。如果用一句很經典的話叫什麽?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這就是開始容忍一種非均衡的發生。
但是你會問,1978年以來是哪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是那些智商最高的,學歷最高的人?不是。因為當年這一波人在政府里,在軍隊里,在高校里,在國有企業里,大家都挺安逸的,沒有離開。誰先富起來的?是那些不識字的,犯了前科的,農民,“投機倒把”分子。所以,容忍非均衡的結果,不是最優秀的先起來了,而是那些最想致富的人先致富了。
你會發現,過去的四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發展過程中,一個人能不能成為優秀的人,跟你出生在什麽家庭,沒有關系;跟你智商高不高,沒有關系;跟你所在區域資源豐富不豐富,沒有關系。只跟它有關系——欲望,你願不願意富起來,你敢不敢為了致富而冒險。
與此同時,我們國家開始把平均主義的大平臺徹底打翻,國家提出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戰略”。然後我們對外企進行了“超國民待遇”。與此同時,我們這個國家有了很多的區,叫特區、開發區、實驗區、自貿區、自由港。這就是一些允許被先富起來的地區和區域。在這些區域中的人和企業,就獲得了優先發展機會。
第三,巨國效應。這個詞是我跟管清友(創業家&i黑馬註:經濟學家)聊出來的。他說中國發展(快)是因為什麽?是因為我們在座各位腦袋比歐美人更聰明?我們是比他們更勤奮,但更重要的是什麽?我們處在一個非常大的國家。
我寫《激蕩三十年》時,曾經用過一個例子,1978年月底,北京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柯達膠卷全球總裁看《人民日報》以後,就飛到香港,他在香港遙望對岸就心潮澎湃,自己終於找到一個要發大財的地方,那個地方有10億人口,每一個人買一個膠卷的話,就是10億膠卷。買兩個就是20億膠卷。
我們這四十年的發展跟巨國效應有巨大關系。在1978年的時候,這個國家只有不到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今天多少呢?將近60%。在1990年的時候,中國還沒有所謂的中產階層,今天有2.3億。
今天中國有兩家互聯網公司,一個叫阿里,一個叫騰訊,(2017年)交替成為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馬雲和馬化騰的智商比矽谷、倫敦、巴黎、東京同時代的60後、70後更聰明?好象也不是。隨著互聯網人口增加,中國一定會出現一個到兩個亞洲市值最高的公司,無非他可能叫馬雲、叫李雲、叫張雲。但是一定會出現這個人,為什麽?因為我們有太多互聯網人口。
第四,技術破壁。任何一個國家不斷進步叠代(都依靠)兩種能力。第一種是制度變革。但是有一件事情挺可惜,就是制度是可逆的。現在很多民營企業家抱怨說,政策像個旋轉門,門開進去以後,轉著轉著自己又回來了。(制度還)有天花板,這個天花板有時候有,有時候沒有。這就是制度的可逆性。
但是,有一個東西不可逆,叫做技術。今天中國很多產業變革,金融產業變革,通訊產業變革,媒體產業變革,是制度變革所產生的嗎?不是,所有牌照仍然牢牢的抓在(相關部門)手里。但是,技術使得很多牌照變成了一張廢紙。所以,技術“破壁”是一種新的不逆動力。
回過頭來看,這四十年來,中國發展是一輪接一輪浪潮的結果,在1980年代,中國的制造業發展是(基於)全球化背景下,產業大轉移的結果。隨著歐美國家勞動力人口(成本)的提高,能源價格的上漲,白領人口的增加,沒有人願意做工廠,怎麽辦?好,把大量的工廠騰挪到亞洲地區。恰恰這個時候,中國打開了國門。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國勞動力成本也開始提高,制造業開始出現飽和,這個時候出現了互聯網。互聯網經濟,中國趕上工業革命的末班車,同時趕上了互聯網革命的頭班車。從1990年代中後期以後,互聯網發起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波,它改變了人和消費的關系,人和商品的關系,人和服務的關系,人和金融的關系。從去年開始,它又改變了人和資本的關系。
在全球制造業產能背景,中國又出現了供需崛起和供需錯配。我們所關註的商業模式,都跟這部分有關。同時,瞻望未來,我們看到了很多技術革命,看到了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而這些革命又跟中國的資本和內需的增長,發生了重大應和。
所有這些變化,好象老天爺在幫你。所以,如果講一句開玩笑話,1978年以來,如果有個“上帝”的話,他可能是我們“中國人”。我們真的非常非常的幸運,生活在一個商業好的時代。
所以,我們經歷了恍如隔世的四十年,我記得十年前在寫《激蕩三十年》的時候,曾寫過這句話: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
這就是我們剛剛經歷的四十年。
四
需要致敬的四類人
這四十年中,我們需要向一些人致敬。向哪些人致敬?
第一個需要致敬的叫做農民工。今天有一個詞叫鄙視鏈,一個階層一個階層的鄙視,農民工可能處在鄙視鏈的最底端。但是如果你要讓我致敬的話,我第一個致敬的是農民工,2.3億的農民工。他們在改革開放的時候,通過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決了我們的糧食問題,但是他們要進入到城市的時候,發覺這個國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們),然後他們退回去,洗腳上岸辦了中國鄉鎮企業,然後中國城市化以後,他們又以“不真實”的身份進入到城市里面,付出他們的勞動。今天他們仍然是中國城市化建設的主力軍。
年底了,千萬不要克扣他們的工資。
第二個需要致敬的人——企業家,他們站在鄙視鏈最高端。在1978年以前,大家在這個270度環屏上看到的每一個人都是不存在的,1978年以前中國沒有一個私營企業,今天多少?2000萬。今天中國是一個擁有2000萬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國家。這也是所謂的中國特色經濟改革的一個重要特征。他們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改變了自己的命運,同時改變了這個國家。很多人覺得,這一波人血管里流的血液都是金色的。這是一群熱愛金錢的人,但是當企業做到一定地步的時候,企業家所賺的每一分錢其實跟自己日常消費已經沒有關系。你在相當的意義上承擔著社會責任,你解決了幾十個、幾千個、幾萬個、幾十萬個人的就業,這些就業者的背後就是幾十萬的家庭。(他們)這些不確定的冒險,改變了中國一個一個產業,改變了一個一個城市的面貌。
這些人的出現,以及容忍這些人出現的制度環境,是我們第二個需要致敬的。
第三個需要致敬的人——地方幹部。這一部分人,在今天其實挺郁悶的,甚至很多文章說,中國四十年的改革開放是人民崛起的結果。在人民崛起的過程中,他們需要一些被革命者,一些被改革者,這些被革命和被改革的就是我們的地方幹部。一開始我也是這麽想的,但是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回望四十年,地方幹部同樣是需要我們致敬的。
有一個詞叫做“地方政府公司主義”,這個詞是張五常(創業家&i黑馬註:中國香港經濟學家)在他的《中國經濟制度》書中提出來的。去過歐美國家的人會發現,只要有知名度的人去,當地的市長、州長都能夠接待你,花半個小時聊一聊。中國的縣長縣委書記、市長市委書記卻忙得跟狗一樣。然後所有的市長、市委書記就是董事長,所有的縣長、市長都是總經理。他們跟我們做企業一樣背著KPI,我們有營業收入、凈利潤,他們背著GDP,有財政收入。所以張五常說,中國每一個地方的地方長官都把自己所在的地方當做公司來經營。這就是所謂地方政府公司主義。
大家看到這個很瘦的老頭叫謝高華(創業家&i黑馬註: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任義烏縣委書記),我最後一次見他是15年前,在他的衢州老家,他曾經在浙江中部的一個縣——義烏,當過縣委書記書記。今天的義烏是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在中國地圖上看,說要找一個地方,它能夠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你肯定不會想到義烏,那個地方交通不好,旁邊也沒什麽產業基礎,它就是金華中部一個特別小的縣城。為什麽義烏能成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中心?沒有什麽道理!
1980年代初,就是這個老頭,在全中國所有的縣里面第一個允許老百姓在馬路邊擺攤賣東西。然後下雨、下雪,擺攤的老百姓很可憐,怎麽辦?搭棚子。這個棚搭完以後,就是中國的第一個小商品交易市場。
中國有成千上萬的謝高華,就是這一些人決定性改變了一個地區的經濟面貌。他們手上有比歐美國家市長、州長大得多的權力,但同時他們需要比這些歐美的市長和州長承擔更大責任。對謝高華來講,允許農民在馬路邊擺攤這件事情本身就是違法的,他是需要拎著烏紗帽去幹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要致敬這些拿著自己的前途去賭改革的地方幹部。
第四個需要致敬的人——創業者。今天中國每天有多少個企業創立?一萬個。中國每天有一萬個企業創業,今年誕生了360萬家新註冊企業。但是很遺憾,他們中的95%會在18個月里死掉。中國是一個年輕人創業非常多的國家,同時也是創業失敗率非常高的國家。
常常有人說,那麽多人創業,那麽多倒掉,消耗了那麽多資源,這很不道德。但是我問他們,你看到這些創業者中,有哪些人是因為創業自殺的?每年中國有很多人自殺,有因為失戀自殺的,有因為抑郁自殺的,有因為欠債自殺的,有因為創業而自殺的嗎?沒有。這些人都是拿著自己的生命,拿著自己的時間,在創業的過程中成全了自己的人。這一部分人,我們需要致敬。
五
一切尚未命名
明年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四十周年,我記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大學畢業,進入到工作崗位時,很多同事比我大十來歲,他們是誰呢?他們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後第一批高考的畢業生,也就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生)的一波人。今年,我經常會接到電話說,曉波你來看看我吧,我要退休了。我當年認識的很多老大哥,在這兩年都要退休了。這一波人經歷了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然後再過五年、十年,又有一代人會退休,80後、90後、00後會不斷的崛起。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每個人都在思考一個問題:我跟這個時代有什麽關系?我有沒有辜負這個時代,這個時代有沒有辜負我?
在《激蕩十年,水大魚大》這本書中我寫了這句話:這個時代從不辜負人,它只是磨煉我們,磨煉每一個試圖改變自己命運的平凡人。有人嘆息青春散場,歷史已經結束了,要寫回憶錄了。但是更多的人開始吟唱世界如此之新,一切尚未命名。
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