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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2017年人民幣匯率應該比較穩定

“今年隨著中國經濟比較穩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都取得成績，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比較好，應該說匯率自動就有一個穩定的趨勢。與此同時，我們有關政策方面沒有什麽太大的變化，但是在執行和監管方面要做得更精細一些。因此，我們相信在這樣的情況下，今年的人民幣匯率應該比較穩定。”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今日在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記者會上指出。

周小川指出，2016年下半年匯率波動比較大一些，有多種因素，我簡單說兩個。第一，2016年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去年多得明顯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

第二，美國大選，特朗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波動比較大。

周小川指出，外匯市場歷來是非常敏感的一個市場，會隨著整個全球經濟，也隨著中國所發生的各種事件不斷波動，誰也不能夠非常準確預期2017年走下來還會有哪些不確定性，哪些事件會發生。因此，正常的匯率波動是一個常態，也是一個正常的情況。

周小川：貨幣政策更加中性一些有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3月10日表示，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

3月10月上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副行長易綱、副行長兼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副行長範一飛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以下為發布會實錄：

經濟日報記者:近期，人民銀行在公開市場上利用各種工具，市場認為在引導貨幣市場利率上行，有人會有這樣的擔憂，認為會傳導到實體經濟頭上，會加劇實體經濟“融資貴、融資難”的情況，您怎麽看？更有人覺得，央行在收緊貨幣政策，甚至以後還會有加息的可能，您認為市場該如何理解央行的這樣一種操作？

周小川: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指出，我們還是繼續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或者更明確的說法，就是我們的貨幣政策是穩健中性。至於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確實中央銀行工具箱的工具比較多，工具的使用自然可能也帶有引導市場價格、引導預期，同時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但是也不見得對每次操作數量、價格都要作出過度解讀。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

周小川:至於有一些人的擔心，我覺得應該從兩個方面說。首先，如果經濟中貨幣數量太大，像總理說的，我們不搞大水漫灌，但如果真是大水漫灌的話，實際上對經濟還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各種各樣的問題。與此同時，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所以要從幾個方面來看。

周小川:至於說融資成本，“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首先這些年這個現象還是始終存在的，但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比例實際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現在中國已經達到一個什麽情況呢？在人民幣企業貸款60多萬億這麽一個盤子下，已經實現了貸款余額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三分天下，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一。以前不是這樣的，以前是大型企業占一半以上，中型企業和小型企業占的比例比較小一些。大概從2010年左右開始，貸款新增量中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小型企業基本是三分之一了，但是余額還有很大的差距。到去年，大、中、小三個組成部分都是三分之一。所以，在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銀行業、金融業自己也在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業、小微企業。因此，融資難的問題會逐漸有所緩解。而價格問題是除了名義價格，還要看實際價格，這跟物價和其他因素有關系。

周小川：理財產品標準差距大、套利機會多;監管通氣不夠，忽視風險

“理財產品市場上有一些混亂，這些混亂包括比如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二是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所以這方面也要加強。”3月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等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答記者問時指出。

“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外匯局之間已經在許多比較大的問題上初步達成了一致。進一步細化以後，作出一些初步規範。但是，這個規範絕不是一勞永逸的。因為市場是不斷變化的，我們會把一些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周小川說。

2月21日，由央行牽頭、一行三會共同參與制定的一份《關於規範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指導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征求意見》)在資管圈被廣為傳播。周小川表示，兩年前央行已經初步設置了一個協調機制，這個機制叫金融監管協調部際聯席會議，最近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有的人也會把它稱之為理財產品的問題。

周小川首先點出市場理財產品混亂問題。他指出，一是理財產品市場上有一些混亂，這些混亂包括比如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

二是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所以這方面也要加強。從資產管理各種個體來說，有一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一些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

三是大家所關心的，有一些資產管理產品或者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就是從金融系統一個行業的一個公司到了另外一個行業的一個公司，來回在系統里轉。而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一樣，要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錢沒有到實體經濟去。這中間到底有些什麽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的行為。就這幾個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怎麽定義、都是哪些範疇、都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周小川指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還會朝著這個方向繼續努力，而且在達成一致意見的情況下，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現在還沒有做到，我也沒有辦法告訴你。

周小川：金融監管協調一致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

3月10日，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可能在達成一致意見情況下，金融監管協調一致還可能提高到更有效的層次。“這個現在我還沒有做到，所以沒有辦法告訴你。”周小川稱。

對於大金融監管改革市場傳言由來已久，在3月2日，銀監會主席郭樹清在國新辦的新聞發布會上回應稱，金融監管改革三會合並是謠言。

周小川表示，金融監管協調機制，實際上在兩年多以前已經初步設置了金融監管協調聯席會議，最近也研究了資產管理的問題。

對於資管統一監管的問題，周小川表示，現在已經就許多比較大的方面的問題在“一行三會一局”包括人民銀行、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和外匯局之間達成了一致，進一步細化以後就會做出一些初步的規範。

“規範也不是一勞永逸的，市場是不斷變化的，現在是對存在的突出問題規範一下。”周小川稱，資管業務存在的問題在於：

一是理財市場有些混亂，包括標準差距太大，套利機會太多，投機性過強等問題。也存在著監管之間通氣不夠，對市場總體觀察和風險把握還不夠好，這方面也要加強。

二是資產管理個體來講，是投機性過強忽視風險，沒有起碼的風險管理的做法。大家所關心的資產管理產品或理財產品嵌套運行，在金融系統一個行業、一個公司到另一個行業、一個公司，再轉回來，在系統里轉。

“我們強調資產管理和其他金融業務著重為實體經濟服務，轉來轉去這個錢沒有到實體經濟，這中間到底有什麽問題，可能有一些是套利，甚至有一些是違規行為。就這幾個問題方面大家對資產管理，究竟這個怎麽定義，都是哪些範疇，存在哪些問題初步達成一致意見。”周小川稱。

執掌央行第十五年 周小川再談中國金融改革與發展

3月10日上午10:45，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新聞中心迎來了一場重要的新聞發布會，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以及三位副行長易綱、潘功勝、範一飛就“金融改革與發展”的相關問題，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2017年是周小川執掌央行的第十五年，明年他將滿70歲。在過去的十五年中，他帶領中國央行成功抵禦了來自國際國內的多次危機，使中國的通脹保持在一個合理的水平。而最近兩年來，中國金融和資本市場經歷了劇烈的波動。國際上不確定因素增多，國內面臨著去杠桿和防範金融風險的新形勢。中國的貨幣政策將何去何從，人民幣能夠保持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嗎?對於國內外而言，這是一場備受關註的發布會。

在一個多小時的發布會中，周小川回答了關於人民幣匯率、穩健中性貨幣政策、房地產信貸、互聯網金融等市場關註的熱點問題。

人民幣匯率會趨穩

2016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出現了較大幅度的波動。3月5日發布的2017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堅持匯率市場化改革方向，保持人民幣在全球貨幣體系中的穩定地位。2017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是否會繼續走貶，央行將如何保證人民幣的“穩定地位”?

周小川在解釋去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波幅較大的原因時稱，2016年下半年，中國對外投資和其他方面的外部花銷比較猛一些，每年下半年這個季節都會多一些，去年多得明顯一些，也包括有一些企業在外面收購的熱情比較高。其次，美國大選，特朗普當選，之後出現了很多和一般人預期不太符合的變化，因此導致美元指數上升比較猛。在這種情況下，匯率波動比較大。

周小川表示，今年隨著中國經濟比較穩定，而且更加健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補”都取得成績，國際上對中國經濟的信心也比較好，匯率自動就有一個穩定的趨勢。

與此同時，周小川還第一次回應了“人無貶基”這一網絡熱詞的看法。 他稱：“我也看到‘人無貶基’這個詞，是說人民幣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李克強總理在多個場合都說到過這個意思。”

在周小川看來，人民幣匯率從目前來看，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市場預期有很大的調整，有很大的變化。他表示，最近一年多以來，唱空人民幣的聲音比較強。首要原因是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帶來的人民幣不穩。他稱，國際市場以及國內市場一部分聲音認為，中國經濟增長有所下降，導致對人民幣匯率產生懷疑，“這個聲音一度是有點過分的”。這里面包括外匯市場實際做交易的機構，包括某些對沖基金，做空人民幣。國內市場也有一些跟風。

周小川認為，但這是階段性的，過一個階段就會看到，中國經濟總體還是比較健康的，特別是去年經濟增長已經走入了平穩階段，而且第四季度中國經濟還有所提升。“去年GDP 6.7%的增長率，其實在全球看仍然是一個很高的速度。”周小川稱，看待人民幣匯率，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經濟健康不健康，如果經濟健康，而且通貨膨脹又比較低，貨幣就會比較堅挺。再者，也要看金融穩不穩定。如果金融出現大的不穩定，一般來說貨幣就出現貶值。金融如果比較穩定，信心就會進一步增強。因此，應該說進入今年以來，人民幣匯率從目前來看，正好是表現為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應該說，市場預期已經有很大的調整，有很大的變化。

貨幣政策穩健更加中性

發布會上，記者們聚焦的另一個重點是關於貨幣政策的問題。2017年，我國貨幣政策定調為“穩健中性”，從利率上來看，在春節前後，全面上調貨幣市場的政策利率。但銀行存貸款利率並沒有調整，隨著美國進入加息周期，中國是否有進一步加息的可能性?中國實體經濟仍在緩慢複蘇階段，上調政策利率是否會傳導到實體經濟?

周小川表示，中央銀行工具箱的工具比較多，工具的使用自然可能也帶有引導市場價格、引導預期，同時傳導貨幣政策的意圖。但是也不見得對每次操作數量、價格都要作出過度解讀。貨幣政策總體來說還是穩健中性。

與此同時，周小川強調，首先，不搞“大水漫灌”，這對經濟是非常有害的，可能導致通貨膨脹上升、資產價格泡沫等問題。另外，貨幣政策在穩健方面適當做得更加中性一些，會有利於我們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很多企業要“三去一降一補”，如果貨幣太松的話，壓力就不夠，所以要從幾個方面來看。

至於“融資難、融資貴”的問題，周小川表示，這些年這個現象還是始終存在的，但是中小企業、小微企業的融資比例實際上每年都是在上升的。

具體而言，人民幣企業貸款總共60多萬億元，截至去年，貸款余額來看大型企業、中型企業和小微企業“三分天下”。

“在經濟結構性改革的過程中，銀行業、金融業自己也在做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要更多地面向中型企業、小微企業。因此，融資難的問題會逐漸有所緩解。而價格問題是除了名義價格，還要看實際價格，這跟物價和其他因素有關系。”周小川稱。

不過，周小川也強調，目前全社會非金融企業的杠桿率過高。首先，每個企業，特別是那些杠桿率已經過高的企業，要有所控制。一方面，他們自身要進行內部改革;另一方面，金融系統要考慮不能過多支持這類企業。

住房貸款會適當平衡

去年我國新增貸款和融資總量都創下歷史紀錄，其中住房貸款在新增貸款中的比例接近40%。隨著“去杠桿”背景下貨幣政策更加穩健中性，2017年我國的社會融資增速和M2增長目標都下調至12%。信貸增長的勢頭是否會有所放緩?尤其是住房貸款的比例是否會有所下降?

周小川表示，一方面，中國經濟還是有潛力繼續增長，另一方面，從整個國際情況來看，G20也在號召20國進一步努力促進經濟的複蘇，在原有基礎上將GDP增長再提高一些。從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情況來說，定的數字是M2增長12%左右，這是一個預期數字，並不是任務指標。另外，在社會融資和信貸方面也大致按照這個速度進行掌握。這是根據全球經濟和中國自己的經濟情況來制定的。與此同時，在執行過程中還要根據經濟的反饋數據、經濟的實際情況進行適度微調。

“我們認為，總理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意見、數字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同時，我們也聽到兩會代表都支持這個想法。”周小川稱。在調整信貸結構方面，“房地產信貸里面增長比較快的主要是個人購房貸款。個人購房貸款的增長，一方面有助於居民買房子，同時，在一些城市特別是三四線城市住房庫存比較多，有助於降庫存。但是反過來說，在一二線城市又容易使住房價格上升。總體上來看，個人通過住房貸款購房以後，實際上資金轉到了開發商。房地產開發是一個很長的產業鏈，會帶動一系列產業供給，所以這個貸款不能簡單看作是買房子，實際上會傳遞到相當大的產業鏈上。同時，這個產業鏈還帶動與它相平行的一些產業鏈，比如家用電器等。”

周小川表示，總體來說，住房貸款在中國還會以相對比較快的速度發展，但是確實要適當平衡。隨著住房產業的政策調整，估計會適當放慢。

周小川：貨幣政策強調穩健中性 繼續采取措施去杠桿

據人民銀行網站消息，3月17日至18日，二十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德國巴登巴登舉行。會上央行行長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整體運行良好。從需求側看，消費增長較快，投資保持穩定，經常項目盈余占GDP比重處於合理區間。從供給側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中國的貨幣政策將強調“穩健中性”，並繼續采取措施逐步去杠桿。

此次會議是德國擔任G20主席國後舉辦的首次財長和央行行長會。會議主要討論了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和增長框架、促進對非洲投資、國際金融架構、國際稅收、金融部門發展和監管以及其他全球治理議題，並發表了聯合公報。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和財政部部長肖捷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了會議。

會議認為，全球經濟繼續複蘇，但經濟增速不盡理想，下行風險猶存。會議重申將各自以及共同使用所有政策工具，包括貨幣、財政和結構性改革政策，以實現強勁、可持續、平衡和包容性增長的目標，同時增強經濟和金融韌性。會議強調，結構性改革和財政戰略是支持實現我們共同增長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繼續研究適合各自國情的、與《深化結構性改革議程》相一致的政策方案。會議就增強經濟韌性的一系列原則達成一致。會議指出，G20正努力增強貿易對經濟的貢獻，減少過度的全球失衡，在經濟增長過程中促進包容性、公平性和減少不平等。會議還重申此前的匯率承諾，包括將避免競爭性貶值和不以競爭性目的來盯住匯率，承諾將仔細制定、清晰溝通宏觀經濟和結構性改革政策措施，減少政策不確定性，將負面溢出效應降至最低，並增加透明度。

會議承諾深化和擴大與非洲國家的國際經濟和金融合作，並啟動了“促進對非洲投資”倡議。該倡議以非洲國家的需求為基礎，並尊重各國的國情和工作重點。會議期待相關多邊開發銀行在2017年7月領導人峰會之前，提交《關於支持基礎設施投資行動和聯合願景聲明》等的落實進展報告，並在2017年7月領導人峰會之前提供關於《全球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聯盟倡議》的最新進展。會議強調進一步加強國際金融架構和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支持加強IMF與區域金融安全網間的有效合作。會議對反映債權國和債務國各自責任的“可持續融資操作性指南”以及“關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多邊開發銀行有效協調的原則”表示歡迎。會議認為，穩定、有序的跨境資本流動能夠帶來益處，但同時也要繼續加強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和對資本流動過度波動風險的管理。會議鼓勵未加入《OECD資本流動自由化通則》的國家根據自身國情考慮加入該通則。

會議重申將繼續落實金融部門改革議程，加強對金融改革實施情況和效果的監測。會議鼓勵密切跟蹤數字金融的發展動態，認為信息通信技術的惡意使用可能妨礙金融服務，削弱金融安全和信心，甚至威脅金融穩定。會議支持普惠金融全球合作夥伴在推動普惠金融方面所做的工作，將繼續關註代理行減少問題，支持進一步改善僑匯環境。會議重申關於反恐融資的相關承諾，歡迎並支持金融行動特別工作組(FATF)在增強制度基礎、治理和能力方面開展的工作。

會議承諾繼續及時、一致和廣泛地實施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方案，期待6月7日旨在防止稅基侵蝕和利潤轉移的實施稅收協定相關措施多邊公約的首輪簽署，敦促所有相關轄區采取全部必要措施於2018年9月前履行在統一報告標準下啟動情報交換的承諾。會議歡迎在促增長稅收政策方面的國際合作。 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整體運行良好。從需求側看，消費增長較快，投資保持穩定，經常項目盈余占GDP比重處於合理區間。從供給側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積極進展。中國的貨幣政策將強調“穩健中性”，並繼續采取措施逐步去杠桿。中國金融體系總體健康，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中國政府已積極采取措施予以應對，目前情況已有改善。未來，中國將繼續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支持經濟增長和結構性改革，中國願進一步與G20成員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

肖捷表示，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緩中趨穩、穩中向好。2016年GDP同比增長6.7%，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30%，就業增長超出預期，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14萬人。經濟結構調整步伐加快，消費在經濟增長中的拉動作用進一步增強，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成效明顯。2017年，中國政府將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擴大支出規模，赤字率安排在3%，繼續減稅降費，推進財稅體制改革，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加強地方政府性債務管理。 肖捷指出，今年以來，全球經濟複蘇的勢頭向好，貿易也呈現恢複性增長。這種積極變化來之不易，需要倍加珍惜。目前市場主要擔心一些發達經濟體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也擔心貿易保護主義擡頭可能對經濟複蘇帶來下行影響。對此，各國應認真落實G20杭州峰會有關成果，進一步發揮G20作用，加強各國間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繼續促進全球貿易和投資增長，反對各種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確保全球經濟持續實現複蘇。

周小川表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是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核心，未來應進一步加強清邁倡議多邊化等區域金融安全網與IMF的合作。GDP掛鉤債券有助於解決主權債務問題，建議進一步加強其適用性，帶動私人部門參與，配合強化的集體行動條款和修訂後的同權條款共同使用。

周小川表示，歡迎金融穩定理事會(FSB)梳理各國金融科技監管實踐。中國在金融科技領域發展迅猛，未來應加強金融消費者教育和消費者保護。各國應采取一系列措施防範金融科技發展所帶來的潛在金融穩定風險。G20杭州峰會在綠色金融和氣候變化領域達成的共識應繼續推進並定期評估執行情況。

肖捷強調，當前國際經濟格局、全球產業布局不斷調整，但國際稅收規則未能反映新變化，碎片化現象突出，國際稅收協調工作有待進一步加強。G20應鼓勵更多國家簽署多邊稅收協議，互換涉稅信息，提高信息透明度;采取措施防止稅收惡性競爭，增強稅收確定性;適應全球價值鏈、供應鏈變化，完善數字經濟征稅規則。

博鰲 | 周小川：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文系周小川在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全體大會上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請周小川行長從中央銀行的角度對全球化和自由貿易問題進行評論，並談一談政策協調的問題。

周小川：剛才，有人評論亞洲國家從全球化與自由貿易中獲益良多，亞洲經濟發展相對較快，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這讓我想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我們可以從政治角度上來分析全球化，但全球化有其經濟學上的原因。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地理上距離其他國家較為遙遠的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舉例來說，中國現在每年出境人數以億計，信息與人員的交流推動了全球化進程。這些都是30年前無法想象的。

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

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我們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關於金融和全球化的關系，如果進一步利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和其他開發機構貸款推動基礎設施建設、促進電信業發展與數字化，這會進一步推動全球化進程。

關於政策協調，我們可能需要更多時間予以考慮，基於當前討論情況和政策形成機制，希望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語言。

周小川：關於全球化，我再補充兩點。

一是全球化對就業的影響。目前失業問題的產生有兩個原因：一是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很多國家失業率上升;二是勞動力市場本身不完善。在全球化過程中，經濟各領域發生了很大變化，有些產業處於上升期，有些部門則出現衰退，勞動力需要在不同經濟部門之間進行重新分配，這樣，就會出現結構性失業。所以我們應該把資源向勞動力的再培訓進行傾斜，對勞動力從知識和技能上進行重新培訓，而不是把失業問題歸咎於自由貿易。總之，在全球化和自由貿易體系中，資源配置主要是通過資本、技術等核心經濟資源的分配來實現的。如果勞動力缺乏應有技能，或者勞動技能已經過時的話，就必須要調整和更新才能應對全球化帶來的挑戰，這是資源有效配置的要求，是無法避免的。

二是稅收問題。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博鰲| 周小川首談邊境稅：任何關稅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

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美國前貿易代表Mike Froman等出席了全體大會，大會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屆博鰲論壇“見證”了全球此起彼伏的民粹主義現象，逆全球化的聲音不斷。周小川此次表達了他對於自由貿易的支持，“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提及：“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

針對Mike Froman提出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BAT)是增值稅(VAT)的觀點，朱民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邊境調節稅本質不是增值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off the table)。

關稅應該支持貿易

當被問及美國的政策變化，Mike Froman表示：“很多雙邊和區域性的自貿協議正在談判，比如亞洲一體化的推進等等，達成更廣泛、開放的自由貿易協定仍有空間。”

但他也表示，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美國民眾中間有種憤怒，有時在歐洲也存在，全球化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奏效的。

但在金立群看來，“似乎有人在全球經濟中受損，但我想強調的是全球化經濟中並沒有輸家，盡管受益程度可能不同。”亞投行本身就展現了當前全球的互聯互通性以及各界擁抱全球化的態度。

“亞投行有57個創始成員國和13個新加入的成員國，今年還有15個國家將會加入，大家共同的願景就是促進聯通性，鋪砌一條共同的道路，共享成果。”金立群稱。

周小川從中國的改革戰略選擇出發評析了目前的爭論。他講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周小川分析道，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因此，全球化是已經在發生的一個現實，我們必須要直面這樣一個嶄新的現實。

周小川進而認為，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他說。

“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說：”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很多經驗，周小川以影音設備行業為例稱，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中國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邊境稅不是增值稅

朱民在全體討論中闡釋了全球化的聯通在金融市場的體現。他稱：“例如亞洲和美國股市，20年前只有15%的關聯性，美國和中國股市則完全是分割的，但是現在亞洲和美國股市已存在85%的關聯性了，這是難以想象的。”

而另外一個影響就在於溢出效應。“比如說一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果其GDP有1%的變化，那麽我們就會看到新興市場有0.44%的變化。如果新興市場的GDP有1%的變化，那麽你就會看到發達經濟體要受到0.2%的影響。”

針對眼下各界極度關註的美國政府討論推出的邊境調節稅（BAT），大會嘉賓給出了各自鮮明的看法。

邊境調節稅也被稱為特朗普“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邊境調節稅的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然而在WTO框架中，邊境稅調節屬於進口歧視。

對此，Mike Froman表示：“美國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不同，沒有VAT(增值稅)，這樣進口的時候就存在邊境稅的調節，邊境稅的調節跟VAT的性質差不多，當然美國還沒有做出最終的設計。”

朱民則提出了鮮明的反對意見。他稱：“邊境調節稅並不是用來代替VAT的。邊境稅實際上對於自由貿易而言是不利的，更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不良影響，因為美國如果有了邊境稅，我相信其他國家也會迅速做出一些反應，因此我認為這是全球化的的一個很大的風險，而且這不利於美國自身利益。” 他認為，邊境調節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

對此，周小川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美國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在全球化面臨挑戰的時刻，全球範圍內的政策協調變得尤為重要，周小川表示，期待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觀點。

博鰲 | 周小川：全球寬松貨幣政策周期接近尾聲

本文系周小川在3月26日博鰲亞洲論壇“貨幣政策的‘度’”分論壇上的文字實錄。

主持人：隨著美聯儲開始加息，是否意味著過去長達十年的超常規貨幣政策周期已經結束?

周小川：這個問題很有挑戰性。在實施多年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之後，本輪政策周期已經接近尾聲，即貨幣政策不再像過去那樣寬松。但危機後各國複蘇步伐並不相同，經濟發展情況存在差異，因此，各國的貨幣政策並不同步。為應對金融危機，中國自2008年9月起實施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2010年下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宣布回到穩健的貨幣政策。但考慮到全球經濟仍複蘇乏力，歐洲又發生了主權債危機，其他國家也面臨著挑戰，因此，我們采取了漸進的方式向穩健的貨幣政策回歸。現階段，包括日本在內的各國央行依然面臨著許多挑戰。但大方向上，大家都意識到了貨幣政策所面臨的局限，是時候考慮如何以及何時退出量化寬松的問題了。

第二點是關於再通脹，一些國家確實已經出現了再通脹，大宗商品價格也出現了上漲，但現在說全球範圍內存在再通脹為時尚早。當然，我們還是要對通脹保持警惕，因為貨幣政策制定與通脹水平密切相關。

第三點，在實施多年的量化寬松之後，許多國家都存在流動性過剩，雖然貨幣當局已開始收緊流動性，但這也將是個漸進的過程。現階段，我們應重點強調結構性改革和長期的戰略調整，不能過度依賴貨幣政策，這個信號至關重要。

主持人：請周行長介紹一下中國在改革領域的進展情況。

周小川：改革這個問題太大。我主要講講結構性改革，包括長期目標和中短期側重點。

關於長期目標，首先，多年前我們就強調內需的作用。過去中國經濟依賴出口，現在正進行結構性調整，提振國內需求。第二，近年來，尤其是在金融危機早期，中國大幅增加了基礎設施投資。第三，中國被稱為“世界工廠”，這表明過去過度依賴制造業，而服務業較弱。因此，中國政府大力呼籲發展服務業，並推動服務業多元化。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在博鰲論壇開幕致辭中提到，近年來，中國服務業占GDP比重從43%提高至50%多，變化很大。

關於中短期結構改革的側重點，中國去年開始實施“三去一降一補”，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

各國之所以現在強調將政策重點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其中一個原因在於，在危機初期，很多發達經濟體公共債務占GDP比重太高，歐盟的標準是不得超過60%，而當時很多國家已經非常接近或超過這一標準了。隨後，2010年歐洲出現主權債問題，二十國集團(G20)峰會呼籲進行財政整頓，當時很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表示缺乏財政政策空間。事實上，財政政策對於結構性改革很重要，沒有財政政策，很難進行結構性改革。即便財政狀況不佳，也仍有必要應用財政政策。未來，會有更多國家轉向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鼓勵財政政策的使用，但由於不同國家政策空間存在差異，應根據自身國情決定政策選擇。比如，日本債務占GDP比重已經很高，而中國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大。但中國是個大國，有30多個省，須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關系。一方面，要允許地方政府擴大債務規模，推進結構性改革，開展基礎設施投資，促進服務業發展;同時，我們也要加強地方政府的責任約束，控制其債務上限。近期，有研究發現，地方政府的財政狀況也各不相同。一些舉債過多，一些仍有空間，具體情況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但另一方面，貨幣政策在結構性改革方面也並非完全沒有作用。一般而言，貨幣政策應該用於總量調節，不是用來解決結構性問題的。但也可以采用一些創新的政策工具，引導資金註入有利於結構性改革的特定的部門。比如，英國采取了“融資換貸款計劃”，中國也實施了類似政策，鼓勵向“三農”領域和小微企業提供資金支持，當然，最終的政策效果還有待評估。

討論中，有人提到寬松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和非預期後果。對此，周行長進行了如下回應。

周小川：關於貨幣政策的負面影響，我在國際清算銀行會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等場合參加了許多討論。討論的主要結論是不能認為寬松貨幣政策造成的通脹或資產泡沫是非預期後果。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寬松貨幣政策可能造成高通脹，或導致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和其他領域的資產泡沫。但這是政策權衡的結果，因為目前的政策重點是使經濟從全球金融危機中複蘇，所以即使貨幣政策會造成這樣的後果，也不得不這麽做。

三年前，在澳大利亞布里斯班舉行的G20峰會上，領導人制定了經濟額外增長2%的目標。這是一種政策權衡，而不是非預期的。當然，這確實會使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過度依賴貨幣政策。因此，近年來，各國央行都在強調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不能期待貨幣政策解決所有問題。實際上，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選擇順序也在發生變化，先是依賴貨幣政策，後來發現貨幣政策不是萬靈藥，可能會造成負面影響。我們認為，每種政策都會有其相應的作用，因此應優化政策工具的選擇。從理性角度來講，現階段更應該把政策組合調整為財政政策、結構性改革等其他政策。

公眾的觀點也類似。最近幾年，很多公眾作為投資者投資金融市場、房地產市場，或購買金融產品，因而會過分關註貨幣政策。結果放大了市場對貨幣政策的反應。這在一定程度上是非預期後果。但我認為，經過這個階段，政策制定者和公眾都會有更加理性的認識。

觀眾提問：美國擬推出的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對中國匯率產生一些影響。有人建議應該進一步開放國內市場，允許更多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中國。中國是否考慮采取一些措施開放更多的國內市場，以應對其匯率可能受到的負面影響?

周小川：近期，全球熱議美國邊境調節稅的話題，有觀點認為邊境調節稅將使美元升值20%至25%。美元升值不只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影響，而是對全球所有貨幣匯率產生影響。

但這只是一個分析，是否能成為現實，我們還在看。同時我們也在觀察美國政府是否會真的推出邊境調節稅。但假如美元真的因此快速升值的話，全球都將需要應對這個問題。當然，這也是令美國新政府頭疼的問題。

近年來，中國在對外開放政策上做了一些儲備，但這些政策並不是針對匯率的。實踐表明，開放政策在中國和其他國家都是有益的。中國央行參與了國內關於開放政策的討論，包括金融部門是否能更加開放等問題。三年前，我們啟動了上海自貿區試點，隨後擴大至11個地區，不僅包括東部沿海，也有內陸地區。這些試點地區出臺了一系列政策促進貿易和投資，包括外商直接投資。這些政策有兩個明顯特征：一個是改善市場準入，過去實行正面清單，就是明確哪些行業外資能夠進入，現在調整為負面清單，並將大幅壓縮負面清單;另一個是國民待遇，我們將給予外國投資者、私人部門和公共部門、國有企業和私人企業同等的市場準入待遇。既包括準入後，也包括準入前的國民待遇。

中國正與美國開展BIT談判，與歐洲的談判也在進行，還在亞洲地區開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談判。中國將進一步擴大金融部門開放，包括銀行、保險、投資銀行、證券公司和支付系統等領域。但在談判過程中，中國在擴大金融部門開放的同時，也關心中國投資者，特別是私人部門投資者能否在海外獲得公平待遇，能否進口一些非軍用的高科技產品。這取決於談判情況，各方需要妥協，推進全球化，使各方受益。但遺憾的是，有些談判出現了暫停，我們正在等待美國新政府就如何推進談判進程作出決定，但我們與歐洲、日本和東盟的對話仍在繼續，希望能夠取得積極成果。

主持人：請周行長從央行角度談一談“直升機撒錢”。

周小川：我們最好不要陷入依賴“直升機撒錢”的困境。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許多國家還處於複蘇階段，要運用財政政策和盡力推行結構性改革，以修複資產負債表，改善財政狀況。如果這些政策能奏效，我們就不會陷入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空間不足的困境，最後不得不過度依賴貨幣政策，甚至采用“直升機撒錢”。

采用“直升機撒錢”的政策往往是在嚴重通縮情況下實施的，在這種情況下，也可以采用負利率的方法來應對。歷史上，負利率的效果可能並不好，因為人們可以選擇持有現金，這也是所謂的利率零下界問題，會導致負利率政策失效。

現在隨著貨幣支付的數字化，現鈔使用大幅下降。貨幣儲存在電子賬戶中，或者以數字貨幣形式流通，我們就可以真正實現負利率。只有這樣，在嚴重通縮和經濟衰退的極端情形下，負利率才是可行的，也優於“直升機撒錢”的政策選擇。

博鰲|美國邊境稅引匯市巨變？貨幣寬松終結？聽周小川怎麽說

眼下，以美聯儲為主的全球央行已經開始逐步退出貨幣寬松周期，全球通縮風險漸退;但在經濟風險下降的同時，政策風險此起彼伏，特朗普政府的邊境調節稅(BAT)可謂是最令人擔憂的政策之一。

針對貨幣政策、邊境調節稅、金融開放、結構性改革等問題，3月26日，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在2017年博鰲亞洲論壇期間闡釋了其看法。

BAT或引發美元暴漲

周小川提及，最近全球熱議的話題就是邊境調節稅，“有一種分析是這麽認為的，即邊境調節稅可能會導致全球匯率的改變，也許美元會上升20%到25%。但這影響的不僅是人民幣的匯率，也是全球的匯率。”

在當前的邊境調整稅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商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直觀地說，邊境調節稅大約等同於美元一次性貶值15%，美國進口品價格將上升20%，因為企業需要為進口品價值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品則會便宜12%，因為每100美元出口品所賺取的33美元收入(使用的是標普企業33%的利潤率數據)，將有12%的稅收成本被免。考慮到出口和進口價格所受的平均影響，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

而周小川所提及的美元升值則是指，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如果特朗普的邊境調節稅方案獲得通過，不僅會大幅推升美國通脹，消除美國貿易赤字，美元實際價值則將因此被推升。德銀認為，在極端的情況下，要完全抵消這一稅收政策所帶來的價格變動，美元的升值幅度可達15%。

“假設美國美元升值很快，這是全球都要去應對的問題，也可能是很大的頭疼的問題，(強美元)對於美國政府也是一個頭疼的事情。”周小川稱。

當被問及中國將采取何種方式應對美國政策對人民幣匯率造成的負面影響、是否應該趁此機會推動匯率自由化時，周小川表示，“對中國來說，在最近一些年，我們也在為貨幣政策做準備，但是這與匯率自由化並沒有直接關系，未來匯率自由化對中國和其他國家來說都是積極的。”

周小川在昨天的博鰲亞洲論壇全體大會期間也提及，邊境調節稅是個很技術的問題，但其不認為這等同於增值稅(VAT)。

“如果美國考慮采用增值稅，我們歡迎。但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他分析稱。

針對美國的這種貿易保護主義政策，周小川表示，“中國做好準備把金融行業更大幅度地敞開，包括銀行業、保險業、證券業以及支付行業，但中國希望看到當我們把金融行業敞開之後也能獲得其他的東西，中國希望看到中國的投資者，尤其是私營部門投資者也在國外獲得公平對待，比如對一些高新技術的獲取。”周小川認為，只有雙方作出一些妥協，“這樣全球化才能往前推進，大家都能從中受益。”

不能太依賴貨幣政策

眼下，全球貨幣政策正在退居二線，而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能否接棒和發力仍待觀察。

周小川更支持采取審慎的貨幣政策。他稱：“全球複蘇是經過了很多波折。我們看到主權債務危機在歐洲仍然沒有解決，還有其他的一些問題已經發生，所以這是一個漸進的過程，貨幣政策也需要重新進行改變，變成比較審慎的貨幣政策。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我認為一定要看到貨幣政策的限度，要認真地去考慮何時、如何離開這種貨幣寬松的周期。”

其實，經歷了多年的貨幣寬松，全球已經出現了“再通脹”(reflation)的跡象，“但是在全球來講做任何判斷還維持尚早。”周小川稱，“今年我們看到全球商品價格上揚，但我們要保持審慎的態度來對待再通脹現象，我覺得這和貨幣政策的制定是有直接關系的。”

針對當前美聯儲的加息進程以及各國退出貨幣寬松的趨勢，周小川認為：“緊縮的過程還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某些期間，我們會強調結構性改革以及其他長期發展戰略，我們不要太依賴於貨幣政策，發出這個信號是很重要的。”

就中國的長期改革而言，周小川認為這在多年前已經開始，“我們特別強調內需，中國過去太依賴於出口，於是我們改變了結構，現在開始強調消費者內需;此外，中國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加大了，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剛開始那個階段;第三，我們太依賴於制造業了，服務業相對薄弱，中國政府希望推動服務行業增長。”

他提及，“昨天張高麗副總理就說到了，服務業在GDP當中占的比例最近一些年增長超過10%，從33%上升到現在的近50%，這是很大的變化。”

就中短期的改革而言，“中國在去年實現三去一降一補政策，推動去庫存和降杠桿，減少企業的運營成本，這些需要解決的問題都是結構性的。”他稱。

在推進結構性改革的同時，周小川認為財政政策必須發揮支持性作用。盡管歐洲各國和日本等經濟體由於政府負債較高、財政空間有限，而就中國而言，“中央政府債務占GDP比例不是很高，但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所以我們要思考一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他認為，中國需要就財政權去調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調整地方財政政策的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