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KIZ Archives

博鰲| 周小川首談邊境稅：任何關稅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

3月25日，博鰲亞洲論壇正式開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原副總裁朱民、美國前貿易代表Mike Froman等出席了全體大會，大會主題為“直面全球化與自由貿易的未來”。

本屆博鰲論壇“見證”了全球此起彼伏的民粹主義現象，逆全球化的聲音不斷。周小川此次表達了他對於自由貿易的支持，“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提及：“就像其他社會和經濟問題一樣，不管選擇歡迎與否，全球化已是既成事實，成為無法避免的挑戰，我們必須直面這一現實。”

針對Mike Froman提出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BAT)是增值稅(VAT)的觀點，朱民表示了截然不同的意見，他認為邊境調節稅本質不是增值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off the table)。

關稅應該支持貿易

當被問及美國的政策變化，Mike Froman表示：“很多雙邊和區域性的自貿協議正在談判，比如亞洲一體化的推進等等，達成更廣泛、開放的自由貿易協定仍有空間。”

但他也表示，在美國總統大選前後，美國民眾中間有種憤怒，有時在歐洲也存在，全球化並不是對每一個人都是奏效的。

但在金立群看來，“似乎有人在全球經濟中受損，但我想強調的是全球化經濟中並沒有輸家，盡管受益程度可能不同。”亞投行本身就展現了當前全球的互聯互通性以及各界擁抱全球化的態度。

“亞投行有57個創始成員國和13個新加入的成員國，今年還有15個國家將會加入，大家共同的願景就是促進聯通性，鋪砌一條共同的道路，共享成果。”金立群稱。

周小川從中國的改革戰略選擇出發評析了目前的爭論。他講到了中國30多年前(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關於自由貿易戰略和進口替代戰略的激烈爭辯。在改革開放初期，很多意見傾向於實施進口替代戰略，但在對國際經驗進行比較分析後，大家均認為進口替代戰略不會成功，因而實施自由貿易戰略，這些因素都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

周小川分析道，過去，由於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較高，各國存在由於自然條件所形成的貿易保護，但後來，通信技術和數字化迅速發展，運輸和通訊等貿易成本大幅下降，全球人員流動也大大增加。因此，全球化是已經在發生的一個現實，我們必須要直面這樣一個嶄新的現實。

周小川進而認為，有些國家擔心全球化會對本國就業產生影響，采取措施保護本國制造業。但從經濟學上來講，這違悖資源配置理論。“出臺政策鼓勵關鍵資源從一個部門轉移至另一部門，這種資源重新分配效率值得質疑，對其他部門而言也是一種間接歧視。對於已實現一般均衡的市場，服務業和高科技等領域具備比較優勢，如果將這些優勢部門的資源配置到制造業，這種選擇不能就說不好，但從數學優化模型上看是有問題的。”他說。

“我覺得任何關稅的安排應該是支持貿易的，而不是阻礙貿易。“周小川說：”關於美國新一屆政府正在醞釀的邊境調節稅，目前還不知道最終設計方案，其目的旨在鼓勵出口，並限制進口。但從中國改革開放多年的經驗來看，要鼓勵出口的話，應當允許出口制造商自由進口零部件和技術產品。如果限制進口，將難以在零部件、價格、科技和人才方面獲得競爭優勢，反而對出口造成歧視，不利於增加出口。“

中國在這個過程中形成了很多經驗，周小川以影音設備行業為例稱，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影音電子產品出口大幅增長，原因在於中國采取了較低的進口關稅，這令中國出口商在進口原材料和技術時有更多的選擇，這些出口部門有可能在之後逐漸實現了部分進口替代，但也是基於市場競爭基礎之上的。

邊境稅不是增值稅

朱民在全體討論中闡釋了全球化的聯通在金融市場的體現。他稱：“例如亞洲和美國股市，20年前只有15%的關聯性，美國和中國股市則完全是分割的，但是現在亞洲和美國股市已存在85%的關聯性了，這是難以想象的。”

而另外一個影響就在於溢出效應。“比如說一個主要發達經濟體，如果其GDP有1%的變化，那麽我們就會看到新興市場有0.44%的變化。如果新興市場的GDP有1%的變化，那麽你就會看到發達經濟體要受到0.2%的影響。”

針對眼下各界極度關註的美國政府討論推出的邊境調節稅（BAT），大會嘉賓給出了各自鮮明的看法。

邊境調節稅也被稱為特朗普“貿易戰”的一部分。分析師預計，在當前邊境調節稅的設想下，企業需要為進口品額外支付20%的企業稅率，而出口產品將有12%的稅收減免；研究測算顯示，這就等同於美元貶值15%。如果其他保持不變，美國貿易赤字將下滑2%，相當於4000億美元，也即美國貿易赤字將被完全消除。然而在WTO框架中，邊境稅調節屬於進口歧視。

對此，Mike Froman表示：“美國和世界上的很多國家不同，沒有VAT(增值稅)，這樣進口的時候就存在邊境稅的調節，邊境稅的調節跟VAT的性質差不多，當然美國還沒有做出最終的設計。”

朱民則提出了鮮明的反對意見。他稱：“邊境調節稅並不是用來代替VAT的。邊境稅實際上對於自由貿易而言是不利的，更可能對其他國家造成不良影響，因為美國如果有了邊境稅，我相信其他國家也會迅速做出一些反應，因此我認為這是全球化的的一個很大的風險，而且這不利於美國自身利益。” 他認為，邊境調節稅不應出現在政策的選擇之列。

對此，周小川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這是個很技術的問題，美國不能因為沒有增值稅就考慮征收邊境調節稅。因為美國有銷售稅，出口產品不納銷售稅，但進口產品在最終銷售時會征收銷售稅。邊境調節稅是對公司稅的一種調整，而公司稅主要針對公司利潤征稅，不同於增值稅或銷售稅等間接稅。這種以直接稅的方式征收間接稅的提法是很有爭議的。

在全球化面臨挑戰的時刻，全球範圍內的政策協調變得尤為重要，周小川表示，期待能在7月G20領導人漢堡峰會上就自由貿易和全球化形成更加清晰的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