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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英文演講表達中國貨幣政策：審慎中性 在去杠桿和穩增長間尋求平衡

4月22日，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春季年會期間，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在國際貨幣和金融委員會(IMFC)會議上發表英語演講。

“貨幣政策將維持審慎中性，並在穩增長和去杠桿之間尋求更好的平衡，防範資產泡沫，抑制系統性金融風險的積聚。”周小川表示。其實，金融部門和實體部門的去杠桿已經成為了貫穿2016年下半年和2017年的主線，中國央行對銀行業推行的宏觀審慎評估(MPA)考核以及近期銀監會的多個文件都意在防範金融風險。

自去年IMF年會以來，中國經濟增速趨穩，“2016年GDP增速為6.7%，為全球增長貢獻了30%，”周小川預計，今年能夠實現6.5%的GDP增速，中國也將繼續全面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同時，周小川也提及，全球經濟自去年以來穩步複蘇，但是貿易保護主義情緒以及政策、政治的不確定性仍然是全球經濟的下行風險。他呼籲：“我們應該強化開放、自由的貿易和投資的多邊體系，共同抵制貿易保護主義，加速全球貿易和投資。”

中國將防範系統性風險

今年，IMF在幾份旗艦報告中對中國的快速信用擴張和期限錯配風險予以高度關註。

IMF在《全球金融穩定報告》(GFSR)中提及，中國的銀行資產總額已經是GDP規模的3倍，信貸擴張速度仍然較快，其中擴張最快的要屬城商行、股份制銀行以及其他地方性小銀行。同時，其他非銀機構也加速擴張，同時通過短期批發性融資來增加杠桿，提升了對手方風險，且資產和負債端存在嚴重的期限錯配問題。

中國銀行業資產擴容速度。來自：IMF

作為回應，周小川此次表示，“中國銀行業的資本充足率和撥備覆蓋率保持充足，不良貸款占比維持低位。中國十分有信心防範系統性風險。”

2016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央行推進金融去杠桿的決心十分堅定，其持續在公開市場進行收短放長的操作，此後更是提升了中期接待便利(MLF)的中標利率，這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機構加杠桿的成本，同時也導致債券收益率飆升，債券投資機構承受損失，也加劇了債券拋售潮。

IMF認為，之所以去杠桿造成了如此大的市場波動，這說明了中國金融系統的複雜性不斷提升，且缺乏透明度，“很多金融機構高度依賴批發性融資，同時資產和負債之間存在嚴重的期限錯配問題。” 所謂的批發性融資就是指金融機構之間的資金融通，最常見的銀行間資金融通是同業拆借，同業存款、同業存放、質押式回購、大額可轉讓存單(CD)等，都屬於批發性融資的範圍內。

周小川表示，央行會繼續使用一整套貨幣政策工具來保持流動性總體穩定，引導市場利率維持在合理水平，強化傳導機制，幫助引導更多金融資源進入實體經濟。“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會進一步改善，強化宏觀審慎管理，以此來抑制潛在的系統性風險。”

目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資金投向基本上都已經納入央行MPA考核的廣義信貸統計範疇，除了各項貸款、債券投資、股權及其他投資、買入返售資產、存放非存款類金融機構款項等五個項目，還增加了表外理財資金運用項目。央行希望可以全面掌握金融部門投放的資金到底有多大規模，以防範系統性風險，加強宏觀審慎管理。

同時，“大資管統一監管”的勢頭日趨明顯。除了央行，銀監會主席郭樹清上任不滿兩個月，已經連續出臺了四個指導文件、啟動兩個專項整治與一次問責處罰，可見強監管節奏已然加快，混業資管、影子銀行、同業泡沫正在迎來最強效監管。

尤其是銀監會的46號文和6號文兩個文件，目前引發銀行同業、資管與負債條線人士廣泛討論，這兩大文件正是強調了去嵌套、降杠桿、破空轉、限通道、禁騰挪等防風險措施，與MPA形成了微觀配合宏觀的監管局面。

“如果說此前MPA考核是宏觀審慎監管的大框架，那麽未來直接針對同業鏈條的監管政策將逐步落地，杠桿操作、同業擴張、監管套利等行為將受到約束。” 華創固收分析稱。

更好權衡去杠桿和穩增長

對於中國以及全球各國而言，改革和穩增長這二者之間似乎存在著天然矛盾。由於中國信貸增速仍然較快，IMF也建議，中國必須要在保持高增速和去杠桿這兩個任務中做出權衡。

周小川也表示，中國將在二者之間尋求更好的平衡，今年中國政府的重點仍將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他提及，中國經濟增趨穩，2016年GDP增速為6.7%，為全球增長貢獻了30%。2016年全年城鎮新增就業1314萬，超出預期;價格維持穩定，CPI增速為2%。

“這種較強的增長動能在2017年一季度維持，2017年一季度GDP增速同比6.9%，通脹1.4%，投資增速和貿易穩步複蘇，消費穩步增長，就業大致保持穩定，預計今年能夠實現6.5%的經濟增速。”他稱。

上財高等研究院的一季度研究顯示，作為反映勞動力市場整體供求關系的重要指標，求人倍率(需求人數與求職人數的比值)為 1.13，比 2016年同期上升0.06，與上一季度持平。這說明從2016年下半年來，勞動力市場整體狀況開始逐漸好轉，預示著實體經濟狀況正在好轉，企業有更大的意願創在工作崗位。

周小川表示，中國政府將繼續去除過剩產能。“2016年中國在去產能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總體減少了6500萬噸鋼和2.9億噸煤，超過年度目標。一季度進展持續，煤炭產量同比下降0.3%，工業企業利潤率大幅好轉，從2015年的-2.3%同比增長上升到2016年的8.5%增長。工業企業債務水平下降，債務占資產比重在今年2月下降至56.2%。”

他表示，中國的財政政策會更為積極、有效，支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推進，保證經濟增速在合理區間。“政府會繼續去除過剩產能，尤其是在煤炭、鋼鐵等領域，預計會再去除5000萬噸鋼鐵和1.4萬噸煤炭。”

周小川也提及，全球經濟不斷複蘇，包括中國在內，但目前複蘇仍然主要因為周期性因素。各界的共識在於，短期政策可提振中國經濟於一時，但長久發展之計還在於改革。

“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導向的國有企業改革，促進國有企業從產能過剩行業、 一般性競爭行業中退出，降低國有企業杠桿率，同時在市場準入、融資條件、政府 服務等方面同等對待民營經濟，讓社會和民營企業信心不斷增強，鞏固民間投資回升的良好態勢，支撐經濟發展的長遠可持續性。”上財研究院表示。

未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首要任務應是體制機制的改革及其改革落地的執行力問題。不可否認，只有改革真能到位，才能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使實際增長率接近潛在增長率和推高潛在增長率。

周小川：6.5%的經濟增長可實現 有信心預防和消除系統性風險

央行行長周小川4月22日在IMF網站上發表的聲明表示，中國能夠實現今年6.5%左右的經濟增長目標，中國“完全有信心”預防和消除系統性金融風險，未來中國貨幣政策仍將保持“穩健中性”，將在穩定增長和去杠桿、防止資產泡沫和控制累積的系統性風險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周小川表示，中國經濟增長趨近平穩，2017年第一季度保持強勁勢頭。國內生產總值同比增長6.9%，通貨膨脹率達1.4%。預計投資貿易增長穩定回升，消費穩步增長，就業依然保持平穩，今年6.5%的增長是可以實現的。

他認為，公司和金融部門具有較強的適應能力，風險受到控制。2016年實現去產能取得重大進展，去除鋼鐵總產能達到6500萬噸，煤耗達2.9億噸，超出年度目標。第一季度進一步取得進展，煤炭產量同比下降0.3%。工業企業的盈利能力增長顯著，同比增幅從2015年的-2.3%提升至2016年的8.5%，今年前兩個月甚至達到了31.5%。工業企業債務水平下降，資產負債率下降至今年二月份的56.2%。銀行業的資本和規定依然充足，不良貸款保持在低位。中國完全有信心預防和消除系統性風險。

周小川在文中表示，未來，中國的貨幣政策將保持審慎和中立，在穩定增長和去杠桿化任務之間取得更好的平衡，防止資產泡沫化，並包含系統性風險的積累。全面的貨幣政策工具將繼續適用於保持流動性大致穩定，以合理的方式引導市場利率，改善傳導渠道，並有助於為實體經濟帶來更多的資金。宏觀審慎政策框架將進一步完善，宏觀審慎管理將得到加強，以解決潛在的系統性風險。財政政策更加積極有效，對供應方結構改革的支持力度加大，從而確保經濟增長在合理範圍內。

中國政府將繼續推進各方面的改革，重點是供給方面的結構性改革，以提高質量和增長效率為目標。繼續努力解決煤炭，鋼鐵等行業產能過剩問題，預測將有5000萬噸鋼鐵和1.5億噸以上煤炭產能下降。也將努力推動技術創新，加快新業務發展，轉變和升級傳統產業，鼓勵大眾創業和創新，促進經濟轉型升級。此外，中國還將繼續推進金融，財稅體制和國有企業等重點領域的改革，以提高中長期增長潛力。

解決“一帶一路”錢的問題，周小川想了不少辦法

豐富多元的投融資機制是共建“一帶一路”的重要前提。

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日前在《中國金融》雜誌上發表的署名文章《共商共建“一帶一路”投融資合作體系》指出，“一帶一路”建設涉及大量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合作，單靠政府難以提供足夠的資金。要豐富並用好各種投融資方式，動員市場和沿線國家的力量，推動構建市場化、可持續性、互利共贏的投融資體系，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長期資金支持。

根據現有實踐，周小川提出了八方面的內容，包括運用開發性金融、推進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的網絡化布局、金融機構互設、金融服務對接、資本市場聯通、金融基礎設施聯通、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作用、積極發揮本幣的作用。

從另一個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也為國內外金融機構開辟了新的發展空間。第一財經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截至2016年底，工農中建四大行對於“一帶一路”項目各類授信支持超過2000億美元。

某央企海外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在“一帶一路”沿線的投資，主要還是國內銀行融資，但如果項目多，需要的錢多，現金不夠，有時候也需要在海外發債。而對於有企業抱怨的對外投資審批收緊的問題，他表示：“以前很多央企出去投房地產、文化什麽的，但只要是主業，正常審批沒什麽問題。”

開發性金融可發揮重要作用

周小川指出，長期以來，國際社會對發展中國家使用較多的是優惠貸款等優惠資金支持措施。但是優惠貸款以財政補貼為代價，受到財力、法律等方面的約束，因此，多數國家都沒有足夠的財政資源提供長期的、大規模的對外資金援助。

此外，優惠貸款還可能引發受援國的道德風險，受援國缺乏發掘自身經濟增長資源的動力，對資金支持產生依賴和攀比心態，甚至可能造成市場扭曲，限制資源的有效配置，最終可能約束發展中國家的發展。

周小川認為，多數“一帶一路”項目建設周期較長，如果投融資不可持續、出現中斷，不僅會影響項目進展和經濟效益，甚至可能帶來政治上的不利影響。這要求沿線各國齊心協力，促進政府和市場力量有效對接，提供長期的可持續資金。

近年來，以中國國家開發銀行(下稱“國開行”)為代表的開發性金融機構蓬勃發展，成為很多發展中國家進行融資的重要夥伴。開發性金融既不同於減讓式貸款，又不同於商業性金融，是一種獨特的金融形態。

周小川認為，以國開行為代表的中國式開發性金融業務具有多重優勢，可以在“一帶一路”資金融通中發揮重要作用。一是不靠政府補貼，自主經營，並且可連接政府與市場、整合各方資源;二是註重長期，可為特定需求者提供中長期信用支持;三是可對商業性資金起引領示範作用，以市場化方式予以支持。

改革開放之初，由於財政資源有限，中國較少向開發性金融機構提供補貼和援助。20世紀90年代後期，國開行支持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支柱產業以及後來支持的企業“走出去”、普惠金融、助學貸款、扶貧等項目都屬於開發性金融的範疇，不依靠財政補貼實現了可持續發展。近年來，國開行、中國進出口銀行在“一帶一路”沿線開展了很多項目合作，其貸款條件既不同於優惠貸款，也不完全等同於商業性融資。

周小川指出，中國已初步探索出一條開發性金融的道路，同時滿足服務國家戰略、依托信用支持、不靠政府補貼、市場化運作、自主經營、註重長期投資、保本微利、財務上有可持續性等目標，介於減讓式和商業性資金支持之間，更偏向商業性。

他認為，“一帶一路”建設具有項目回收周期較長、資金需求規模巨大等特點，具有市場化運作、財務可持續和註重長期投資等優勢的開發性金融可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

金融服務互聯互通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出於自保和缺乏動力等原因，難以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充足的資金支持，而且發達國家金融機構的運作模式、經營理念、融資條件等也不能完全契合“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需要。

對此，周小川認為，有必要發揮沿線國家合力，推進金融機構和金融服務的網絡化布局，主要包括機構互設、金融服務對接、資本市場聯通、金融基礎設施聯通、金融監管當局之間的交流與合作等。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目前國內企業走出去面臨著外資銀行、中資銀行多項選擇。有的銀行網點遍布“一帶一路”沿線，同時對當地法律環境、風土人情更了解，獲得了大量國內企業的青睞。而收購“一帶一路”沿線當地銀行業金融機構，或許是切入當地市場的一條短平快渠道。

在尚未實現互設機構的情況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銀行間建立和擴大代理行關系也是幫助所在國獲取金融服務的重要渠道。其他“一帶一路”建設的配套金融服務還包括銀團貸款、資金結算和清算、項目貸款、賬戶管理、風險管理等。

周小川還建議，發揮本幣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的作用。他認為，使用本幣有利於動員當地儲蓄和全球資金，有利於降低換匯成本。資金接受國可直接使用他國本幣購買本幣發行國的產品，節省換匯成本，未來還可以用本幣償還融資債務。

2008年以來，中國先後與30多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本幣互換協議，其中包括22個“一帶一路”沿線國家。中國還在23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當地的人民幣清算安排，指定了當地的人民幣清算行，其中7個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走得好，還要走得省。”2016年8月，中資企業廣墾橡膠集團與泰國泰華樹膠公司戰略合作簽約，以出資收購股權的方式實現對泰華樹膠公司的控股經營，股權投資總額達18億元人民幣。作為泰國目前機構數量最多、業務規模最大的中資銀行，工商銀行海外子行工銀泰國在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直接用人民幣換泰銖，換一次就可以了，(對)母公司來說就不用購匯了，這樣一來不但方便多了，而且還沒有換匯風險，而如果先用人民幣換美元，再用泰銖換美元，兩次兌換就有7到8個點的匯率差。”泰華樹膠(大眾)有限公司董事總裁林勝榮表示。

工銀泰國利用央行指定的曼谷人民幣清算行地位，為廣墾橡膠集團提供了快速便捷的跨境人民幣匯款通道，其中7億元人民幣資金通過工銀泰國以人民幣的形式直接進行清算，給廣墾橡膠集團海外收購和國際戰略帶來很大的便利。

“一帶一路”的沿線投資

與“一帶一路”項目有關的投資也在增長。

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最新統計，今年一季度，我國對“一帶一路”沿線43個國家有新增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合計29.5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14.4%;與沿線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952份，新簽合同額222.7億美元，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1.8%，完成營業額143.9億美元，占同期總額的49.2%，同比增長4.7%。一季度，“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對華投資新設立企業781家，同比增長40%，實際投入外資金額84.5億元。

絲路基金董事長金琦近期也表示，絲路基金成立後的第一單投資即涉及“一帶一路”，投向中巴經濟走廊的清潔能源項目——支持三峽集團投資建設巴基斯坦卡洛特水電站。

此後，在中俄能源合作中，絲路基金先後購買了亞馬爾液化天然氣一體化項目9.9%股權並提供專項貸款，入股了垂直一體化天然氣處理和石化企業西布爾公司;在西亞、北非，絲路基金攜手哈電集團投資迪拜哈翔清潔燃煤電站項目，開拓“一帶一路”沿線重要的中東市場;在亞洲，絲路基金與世界銀行集團所屬IFC開展基金合作，開展在亞洲新興經濟體的產業投資;在歐洲，絲路基金支持中國化工投資意大利倍耐力公司進軍高端制造業，並作為基石投資人投資了專註於新興行業投資的中法FC Value Trail基金。

截至目前，絲路基金已實現了15個項目簽約，承諾的投資金額累計達60億美元，投資覆蓋了“一帶一路”沿線的中亞、南亞、東南亞、西亞北非及歐洲等地區，在基礎設施、資源開發、產業合作、金融合作四大領域均有涉足。此外，絲路基金還單獨出資20億美元設立了中哈產能合作基金。

聯合國貿發組織投資司官員梁國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2017年中企並購管控會比較嚴格，因為並購對象主要在歐美，對歐美投資規模會減小。但硬幣的另一面是，綠地投資(又稱創建投資，指跨國公司等投資主體在東道國境內按東道國的法律建立企業，該企業的部分或全部資產歸外國投資者所有)會正面增長。新興市場發展中國家，投資可能會提高。這其中，“一帶一路”是重要的原因。

博鰲亞洲論壇迎新一屆理事會，周小川當選副理事長

剛剛卸任人民銀行行長的周小川有了新的任命——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

4月9日上午，根據會員大會選舉結果，博鰲亞洲論壇產生新一屆理事會。在隨後召開的新一屆理事會會議上，第8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當選理事長，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李保東被任命為秘書長。中國人民銀行前行長周小川出任博鰲亞洲論壇中方首席代表。根據章程規定，中方首席代表為理事會當然理事，並擔任副理事長。

周小川任副理事長

現年70歲的周小川執掌中國央行15年，在剛剛結束的全國“兩會”後正式卸任。日前，他還以中國代表團團長的身份出席了在阿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行的二十國集團（G20）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會議。

周小川1982年進入清華大學成為系統工程系首批招收的博士生。1986年12月被任命為對外經濟貿易部部長助理，開始從政之路。此後，他歷任中國銀行常務董事、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貨幣政策委員會第一屆委員。1998年2月，周小川出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2000年2月，轉任中國證監會主席；2002年12月，接替戴相龍出任中國人民銀行行長。2013年3月當選全國政協副主席。

周小川推動了中國金融的改革和開放。執掌證監會期間，他鏟除資本市場腐敗；他還是國有銀行改革的操刀人；在近16年的央行行長生涯中，他因人民幣國際化戰略的推動，被譽為“人民幣先生”；同時，他還要兼顧將通脹保持在較低水平，將增長維持在合理區間，幫助日益強大的中國經濟體抵禦各類風險。

2011年9月，《歐洲貨幣》雜誌評選周小川為“年度全球最佳央行行長”。2016年10月中旬《環球市場》（Globalmarket）雜誌將其評選為2016年度東亞地區的“年度央行行長”。

博鰲亞洲論壇迎新一屆理事會

據了解，新一屆理事會由19人組成，潘基文、周小川、李保東等12人為新當選理事。沙特基礎工業公司副董事長、CEO阿爾拜延、巴基斯坦前總理阿齊茲、海南省常務副省長毛超峰、新西蘭前總理希普利、印尼前總統蘇希洛、泰國前副總理素拉傑、塔塔集團名譽董事長塔塔等7位理事連選連任。

新當選理事由亞洲和世界各國的政商領袖組成，包括菲律賓前總統阿羅約、美國前商務部長古鐵雷斯、日本郵船會長工藤泰三、三星電子會長權五鉉、香港貿易發展局主席羅康瑞、日立集團董事長中西宏明、歐盟委員會前主席、意大利前總理普羅迪、新加坡前副總理黃根成、俄羅斯前總理、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董事長祖布科夫等。

根據新一屆理事會決議，論壇原理事長福田康夫、原副理事長曾培炎、原秘書長周文重、馬來西亞前總理巴達維、馮氏集團主席馮國經、新加坡榮譽國務資政吳作棟、瑞典愛立信公司董事長、英國阿斯利康公司董事長約翰森、俄羅斯工商會主席卡特林、美國前財政部長保爾森、法國前總理拉法蘭、三菱商事高級顧問佐佐木幹夫等11位離任理事將進入論壇咨詢委員會。同時進入咨詢委員會的，還有世界衛生組織榮譽總幹事陳馮富珍、SK集團董事長崔泰源、地中海俱樂部總裁小德斯坦等知名人士。

包括FMG董事長弗雷斯特、上海交通大學黨委書記姜斯憲、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許立榮等3位留任咨委在內，新一屆咨詢委會員共由17人組成。在隨後召開的新一屆咨詢委員會會議上，福田康夫當選咨詢委員會主席，曾培炎當選副主席。

原咨詢委員會主席拉莫斯、霍英東基金有限公司執行總裁霍震寰、澳大利亞前總理霍克、博鰲樂城開發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蔣曉松、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哈薩克斯坦前總理捷列先科、日本郵船集團前會長、董事顧問宮原耕治、瓦倫堡家族基金會投資委員會主席泰斯庫等8位咨委，為創建和發展論壇作出了重要和實質性貢獻。根據會員大會決議，授予其榮譽會員稱號。

周小川：綠色金融尚有標準體系不統一等諸多問題

“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創新有待加強，綠色標準體系還不統一，環境信息披露以及第三方評估制度尚不健全，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我們還必須努力做出更多的努力。”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9日在2018年可持續發展年會上表示。

所謂綠色金融，是指為支持環境改善、應對氣候變化和資源節約高效利用的經濟活動，即對環保、節能、清潔能源、綠色交通、綠色建築等領域的項目投融資、項目運營、風險管理等所提供的金融服務。

周小川認為，解決綠色金融發展過程中的問題，要充分發揮金融市場支持綠色融資的功能，夯實綠色金融基礎設施和制度建設，繼續加強綠色融資方面的國際合作。

具體來說，進一步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以及綠色信貸資產證券化，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綠色企業上市融資和再融資。完善環境權益交易市場，豐富融資工具，發展基於碳排放權、排汙權、用能權等各類環境權益的融資工具，拓寬企業綠色融資渠道，穩步發展碳遠期、碳基金等碳金融產品和衍生工具，探索開展碳排放權、排汙權、碳收益權等作為抵質押的綠色信貸融資機制。提高綠色金融發展的內生動力，加強綠色金融的風險防範。

此外，周小川提出，推動綠色金融標準體系統一，健全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出臺上市公司和發債企業環境信息披露制度，加強第三方評估，逐步建立銀行綠色評級制度，完善促進綠色金融發展的正向激勵機制。建立綠色產業基金，加大政府稅收優惠，風險及信用擔保等支持，加強投融資領域的立法，明確法人責任等。

實現綠色轉型綠色轉型和綠色發展所需要的資金鏈是巨大的。周小川認為，未來五年里，中國每年需要投入至少2—4萬億人民幣資金來應對環境和氣候變化問題。因此，必須構建綠色融資機制，充分調動各方面的資金。

我國的綠色融資體系建設已經取得了初步成效。“十三五”規劃提出，建立綠色金融體系；2016年8月，中國人民銀行等七部委聯合發布了《關於構建綠色金融體系的指導意見》，第一次系統性地提出了綠色金融的定義、激勵機制和綠色金融產品發展規劃，以及風險監控措施，成為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綱領性文件；2017年，中國成為全球第二大大綠色債券發行國，綠色債券發行量達371億美元，同比增長4.5%，約占全球總規模的22%。

周小川：防範金融危機，我們有哪些事情要做？

6月14日陸家嘴論壇上，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說，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機十周年，過去十年中全球在宏觀上做出了很多改進和創新的探索，嘗試出臺了前瞻性指引等調節措施，但還有很多未盡事項。

第一，金融體系中有過多的順周期因素、正反饋機制，容易使系統大起大落。目前已經通過宏觀審慎政策框架來引入負反饋的機制，減少順周期性。但是這個做法並不有效徹底，經濟體系中仍然有非常強的順周期特征、正反饋特征。

為了減少對外部評級的依賴，要更多使用內部評級，但內部評級也有它的問題，最後導致各方也在控制對內部評級的依賴程度。到去年年底，“巴塞爾協議Ⅲ”定稿時，內部評級模型的輸出和標準法輸出的下限定在72.5%，還是限制了對逆周期因素的引入。而且，逆周期因素引入的措施也比較少，目前一個最重要的措施是資本緩沖，但資本緩沖的應用並不容易。

第二，是大家都試圖解決但沒有解決的“大而不能倒”的問題。大型機構的資本比例應該增加，如果一級資本不能解決問題，就引入“自救債券”和“應急可轉債”。目前對於應急可轉債和自救債券的措施已有很多嘗試，塞浦路斯的危機處理中就成功應用了自救債券的措施。

第三，危機中達成的共識之一是有些衍生品發展過度。“CDO平方”、“CDO立方”這些產品可能過多地脫離實體經濟，變成金融市場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後可能產生風險。

周小川進一步指出，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交易要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這在全球的認識還不夠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現了一些純粹炒作性的、數字類、加密類的一些產品，跟實體經濟無關。

第四，本輪經濟危機中暴露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新興市場受到的沖擊很大程度可能是由於資本流動造成。由於儲備貨幣是美元，一旦主要經濟體發生危機，這種國際貨幣體系會使得資本流動發生異常。

“最近我們又看到，實際上問題還可能繼續出現，在阿根廷、土耳其等國家，當前可能再次出現資本流動異常。”周小川稱。

第五，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國民儲蓄率有密切聯系。在最近一輪貿易摩擦過程中，美國的貿易赤字不僅是出於貿易問題、生產能力、生產布局問題，也涉及儲蓄率問題。

此外，全球對於危機和不平衡問題的認識也不夠徹底。危機開始時，大家認識到和財政政策有關，之後各國也強調了財政整固計劃。但財政整固緩慢，危機過去十年，各個國家公共財政赤字、公共財政余額占GDP的比重仍不太樂觀。

而且，由於財政政策的空間有限，貨幣政策運用得比較多，從而產生依賴性。市場對於量化寬松、低利率的環境形成習慣。長期的低利率也是次貸危機產生的原因，後來雖然開始糾正這種現象，但糾正的步伐偏晚偏緩，今後也面臨新的挑戰。

周小川說，這些問題雖然有一定的共識，但是沒有得到完全解決。下一次有危機的時候還會面臨類似的問題。金融危機以後，全球經濟進入了比較全面的複蘇階段，全球治理、金融治理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這是一個樂觀的因素。但是我們也不要太樂觀，還有很多未盡事項。有利的時機也往往容易麻痹，對這些事情可能有所遺忘，所以還是要抓緊時間，真正做到不發生下一輪金融危機，或者說不發生得那麽嚴重。

“在中國，我們應該是有這種緊迫感的。‘三大攻堅戰’中第一大攻堅戰就是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這個題目的透徹討論，能夠為打好攻堅戰、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克服以往的弱點、增強治理能力以及防範下一輪經濟金融危機作出重大貢獻。”周小川總結稱。

周小川：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保持低調

當前人民幣匯率出現大幅波動，國內宏觀經濟也出現了較大變化。“穩金融”已經部署到位，金融對外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將面臨何種新考驗？

“保持低調”、“有所取舍”、“持之以恒”、“避免搖擺”，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11日在“中國金融四十人伊春論壇”上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未來可從四方面推進。

周小川表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持之以恒，他指出，有些事要堅持很多年才能逐漸有結果，如果把一些制度性的安排當成調控性工具就很難推行。此外周小川認為，人民幣國際化不是我們自己說的，是要市場參與者願意用人民幣，所以還應該保持低調。

面對中國當前金融開放前景、挑戰以及人民幣國際化再出發，原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余永定、中國證監會原副主席姜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等專家學者均發表了主題演講。

面對當前大幅波動的人民幣匯率，余永定指出，央行應堅持不對外匯市場進行常態化幹預。“對資本跨境流動管理不能放松，對外匯市場停止常態化幹預的政策也應該繼續堅持。”他說。

匯率大幅度貶值基本不可能發生

“要推進人民幣國際化，肯定要推進人民幣自由使用、匯率機制改革。由於對利弊分析不完全一致，總要選擇一部分和放棄一部分，什麽都想要，往往是做不到的。”周小川認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需要有所取舍。

此外周小川指出，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還應避免出現搖擺。他認為，一些制度安排如果做出搖擺性安排，恐怕對長遠有影響，比如對人民幣國際化等就會出現不利影響。但其實這也難以百分之百避免，因為經濟社會都是面臨著可控的變量少、要應對的問題多的局面。

自8月3日央行將遠期售匯業務的外匯風險準備金率從0調整為20%，並宣布將根據需要進行逆周期調節後，人民幣上周在6.83左右徘徊。

有觀點認為，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會導致資本外逃。余永定對此觀點予以否定：“金融開放和資本項目自由化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金融服務業開放是屬於貿易範疇的事，屬WTO管轄範圍；資本項目自由化則屬於資本跨境流動，是IMF管轄範圍的事，不能把這兩者混為一談。不必擔心金融服務業的開放會導致資本外逃。”

余永定指出，目前中國金融市場上出現了一些令人不安的因素，這一定會對人民幣匯率產生下行壓力，而人民幣匯率下行壓力就會強化貶值預期，接下來或許應該對出現新一輪的資本外流和人民幣貶值做好準備，可能不會發生，但需防患於未然。

“具體來說，應該仔細檢查一下，是否存在資本大規模流出的可能渠道，比如對各種‘通’，證券通、滬港通、深港通等等，額度渠道管理還是要堅持。與此同時，還要考慮數字貨幣是否也會成為資本外逃新的工具，以及是否存在原來沒有想到流出的漏洞存在。”余永定說。

現在市場對於人民幣“破7”問題非常關註，余永定表示，7跟6.9沒什麽區別，他認為央行應當做到沒有任何一個匯率目標要保，中國基本不可能出現匯率大幅度的貶值。

“中國采取了資本項目有限開放、匯率有管理浮動和一定程度的自主貨幣政策的‘中間解’安排，有效實現了金融穩定、市場發展和經濟增長等目標。”徐忠說。

徐忠指出，實際上，匯率完全清潔浮動的“角點解”安排是金融對外開放的最終目標，而實現“角點解”的過程需要連續的“中間解”安排，兩者本質上是目標和手段的區別。當然，在政策實踐中，也存在著“大爆炸”和“漸進式”兩種改革策略，顯然一個連續的漸進式的金融開放路徑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金融開放首先看基礎和內生動力

近期，中國金融開放步伐加快，外資機構在華投資不斷增添“新版圖”。

蔡鄂生出席論壇並發表演講時指出，金融開放，首先要看基礎和內生動力。另外要把開放和監管的松和嚴相比較起來。

“不是說金融開放了，監管就要放松。”蔡鄂生認為，金融監管政策的調整應當持之以恒，要在規則和法律下解決問題，而不能通過及時調整政策來解決問題。

劉世錦指出，任何領域的對外開放要先對內開放，以往一個重要教訓是對外開放之前未能對內開放，尤其是對民營經濟開放。

他指出，有的行業國際競爭力不強，往往不是中國人、中國企業不行，而是沒有給最有本事的中國人和企業機會；不要低估中國人和企業在金融領域的創新。

劉世錦認為，盡管中國金融業占GDP的比重曾經到過8%，相比之下，歐美發達國家一般都是6%～7%。世界500強企業中，中國銀行業的利潤占到全部中國企業利潤的一半，同時超過美國銀行業的盈利水平，而美國銀行業利潤占全國企業利潤的10%左右。但當前的中國金融業仍難言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金融業服務實體經濟仍面臨行業公平準入和競爭、中小企業融資難、促進創新、重組和產業轉型升級等方面的問題和挑戰。

劉世錦稱，提高專業化水平，是金融開放的重要方向，如矽谷科技銀行促進創新，社區銀行促進普惠金融，這些都是專業化金融服務的體現。當然，相應的，金融監管的專業化要與金融發展的專業化相配套。
“擴大金融對外開放，增強對大宗商品定價權，需要積極推進《期貨法》立法進程。” 姜洋表示。

姜洋指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天然橡膠產量占全球的91%，棕櫚油產量占全球的88%。但是國內交易所缺乏全球定價權，比如大連商品交易所上市的棕櫚油期貨交易量遠遠超過馬來西亞交易所的棕櫚油期貨交易量，但是在國際上沒有相應的定價權。他認為，中國在開放過程中面臨一定挑戰，觀念還是要加快轉變。

法律規則有待進一步完善

徐忠指出，應當清楚的一點是，金融對外開放並不是和大門緊閉完全相對的門戶洞開，而是根據本國金融發展的實際情況逐步對外開放。他指出，金融對外開放和金融市場化改革也是一個逐步適應的過程，需要協調推進，而非等待全部條件都成熟再推進改革。

徐忠認為，當前中國金融市場在法律、制度、規則和監管等方面均有待進一步完善，不斷提高與國際接軌程度。例如，法律方面，金融市場業務的安全高效運行離不開穩健、清晰、透明、可執行的法律基礎，否則可能使金融市場參與者面臨潛在的法律不確定性，影響業務開展，甚至造成風險。

其次，徐忠指出，在會計和審計制度方面，我國還有待進一步與國際接軌。例如，按照現行規定，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債券所披露的財務報告，必須要按照中國會計準則或者財政部認可等效的準則編制，在審計方面也應由具有中國證券期貨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進行審計，如果用境外的事務所就不行，這實際上加大了境外發行人在境內債券的發行成本。

第三，子市場建設方面，我國金融市場上外匯和衍生產品不豐富，制約了市場開放的進程。我國各金融子市場發展程度差距較大，開放進程不一致，使得境外機構開展實際投資面臨不少技術障礙。

最後，在稅收方面，我國亟待建立透明、可預期的制度環境。例如，境外投資者到我國銀行間市場進行投資，按照現行的制度，一些稅費是暫時不需要繳納的。但很多境外機構表示，主管部門無需暫時免收這些稅費，要麽永久免收，要麽給出明確的稅收標準，這樣就可以根據自身的投資策略，確定具體的投資產品。暫時免稅會給外資造成一個很大的不確定性。

“無論是金融機構改革還是金融市場開放，很多細節工作都需要紮紮實實地去推進。”徐忠說。

責編：鄒臻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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