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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7個有牌照的人 北京個體出租車司機的生存哲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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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是十萬北京出租車司機中極為特殊的一群，自己擁有牌照。他們收穫了這個市場的豐厚利潤，也知道如何與政府博弈。

北京最新一輪出租車改革，再次迴避了一個特殊的群體——出租車個體工商戶，也就是那些自己擁有出租車牌照的個人。

「我們去找（運輸管理）局領導，對方最後表示這次改革不包括個體。」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

劉是東城區個體出租車司機，也是東城個體出租司機協會的主要聯絡人。這一群體在東城區大約有100人，其中99人加入了這個協會。協會掛靠在東城區個體工商協會下面，司機們通過直選的方式，選出了免費給大家服務的會長。

2013年4月24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加強出租汽車管理提高運營服務水平的意見》發佈，個體出租車群體並未納入本輪出租車改革的盤子裡。而劉衛國透露，這個意見早前在徵求意見階段時，曾經提到過個體出租車公司的經營權要6年審批一次。

「經過了爭取。」劉衛國說。至於爭取的辦法，他不願意透露，只表示「肯定不是遊行示威」。

像他這樣由個體擁有的牌照，在北京6.6萬個出租車牌照中並不多見。按照北京市發改委2013年的數據，全市出租車個體工商戶一共1157人——這個數字自從2004年到現在沒有任何變化。

事實上，在全國的許多地方，個體出租車司機都被政府列為「收編」的對象。

據新華社報導，上海市自2005年起由大眾、強生、巴士、錦江、海博等5大出租汽車骨幹企業組建了相應管理公司，接手管理2800餘輛出租車個體工商戶。第二年，廣州也要求由自然人使用的出租車經營權都必須委託給車輛在300輛以上的出租車企業經營。

北京的這1157個出租車司機，由此成為一個極為特殊的群體。他們大多是土生土長的老北京，在過去的二十年裡，與政府進行了曠日持久的博弈。

成為「特例」

當時大部分幹個體出租的都是待業青年和下崗職工，也有一些不愁吃穿的老北京人。

最早的一批個體司機，出現在1992年。

北京東城區最早一批個體出租車司機王海峰對南方週末記者回憶說，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北京市開始放開出租車企業的投資主體限制，允許個人投資開辦出租車企業。他正是在此時進入這一行業的。

1991年4月30日發佈的《北京市個體出租汽車管理若干規定》顯示，一開始，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處（現已歸北京市交通委員會運輸管理局管理）是這些個體司機的主管機關。

申請成為個體出租司機的條件是，有北京常住戶口的非在職人員，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以及持有經北京市出租汽車管理處考試合格的合格證。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合格證考試的內容，一是地理，二是英語。英語的考試很簡單，有幾套題目，司機們把答案都背下來了，考試錄音一播放，就知道怎麼填標準答案。

考試合格的申請人，還需要取得正式駕駛證3年以上，並在從事出租汽車駕駛員前3年連續從事汽車駕駛工作。申請人拿到合格證後，可以到北京市出租管理局下設的辦證中心，自行選擇去公司當司機，還是成為個體司機。

想開個體出租的申請人按照戶籍所在區域，向不同級別的出租汽車管理處申請。劉衛國說，北京的個體出租車的名額是按照區域分配的，每個城區分配了100個名額。有的區縣沒有用完名額，比如延慶、密雲、通州和門頭溝，各只有5-30個個體出租司機。有的區則超過了100個名額限制，比如石景山區有三百多個個體司機。

為什麼石景山區會這麼多？一位要求匿名的個體出租司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石景山屬於近郊區，管理比城區松。一些城區想開個體出租的人，本城區的名額滿了，就托關係來這裡。後來政府進行過一輪清理，想把不是石景山戶口的個體出租司機清理出去，但後來司機們集體上訪，管理者經過種種考慮後保留了三百多人的名額。

劉衛國說，當時干個體出租的大多是待業青年和下崗職工，他們大多工作至今。圈子裡一聚會，來的全是白頭髮。偶有特別年輕的，往往是某個司機的兒子。

不過，當時也有一些不愁吃穿的老北京人，加入了這個行列。比如，東城區個體出租車司機王海峰，就在北京市長安街和東二環交接的地方，有一套獨門獨院的四合院。

黃金十年

1990年代他就花了五千多元給丈母娘家裝了一部電話，2005年他全款買了一套房子，四十多萬元全部是自己開出租賺來的。

無數人蜂擁而入這個新的行當。

一位要求匿名的北京某出租汽車公司總經理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從1992年到1993年，不到兩年，北京的出租車數量從一萬多輛增長到六萬多輛。數量劇增帶來了運力過剩和服務質量下降的問題。

1994年4月，北京市車管局發出正式文件，規定當年不審批新的個體經營者。此後十年，北京審批的個體出租經營者很少。到2004年，個體出租審批全面暫停至今——南方週末記者在北京工商局2004年第39期《工作指導》的文件中看到，2004年12月3日工商局系統內傳達了一個通知：「根據《北京市『十五』時期交通行業發展規劃綱要》明確的我市出租汽車發展規劃目標以及出租汽車行業現狀，我市出租汽車市場已呈飽和狀態，故北京市交通委員會已停止審批新的出租汽車經營者。」

從審批閘門關上的時刻開始，已經拿到牌照的司機們迎來了好日子。

劉衛國以前是北京吉普汽車廠的工人，一個月二百多元的工資，1994年辭職去一家公司當了出租車司機，每個月毛利9000元，純利潤6000元左右。1997年自己拿到牌照後，收入更高了，因為不用再向公司繳納管理費。

最早，北京稅務部門對個體出租汽車採用的是按運營收入3%-7%的比例徵收個人所得稅。由於很多司機一個月的運營收入都在萬元級別，個人所得稅至少在300-700元之間。

1999年，北京市地方稅務局出台規定，對個體出租汽車司機暫時採用定額方法徵收個人所得稅，定額分別為180元和200元兩種。

到如今，北京個體出租司機的個人所得稅，統一按照7000元的計稅金額計算，每個月固定繳納128元。7000元的計稅金額多年沒有改變。

但實際上，據南方週末記者向多名個體出租司機瞭解，個體出租司機每個月的運營收入遠高於7000元。而且，他們不用像出租車公司手下的司機那樣每個月繳納5175元的份錢，運營收入除去油錢和維修費用就是純利潤。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尤其是剛開始的那幾年，收入確實不錯，「每年純利幾萬元沒有任何問題」。1990年代他就花了五千多元給丈母娘家裝了一部電話，2005年他全款買了一套房子，四十多萬元全部是自己開出租賺來的。

個體出租司機成為那些只能給公司開車的同行們羨慕的對象，許多人都想擠進這一行列。2004年7月1日，在北京出租車行業有名的幾個維權分子——出租車司機邵長良、王學永、車殿光向運管局出租車管理處聯名申請個體經營出租車，最終還是沒有得到批准。

與運輸局博弈

後來他才瞭解到，其實當時連政策細則都制定好了，但最終都擱置了。

安逸的日子，讓個體出租車司機們產生了新的想法，他們希望請幫手，也就是說雙班運營。

2000年左右，個體司機就曾聯合起來，找到北京市交通局反映訴求，但被告知沒有先例，不能應允。

但實際上，當時很多個體出租司機私下把車包給他人運營。交通部門對此經常罰款，當時的政策是，只要查到了，就要罰款3000元，所以他們一般見到交警就加油門跑開。

劉衛國記得，2005年，好幾百個個體出租司機一起聯署寫了申請，要求允許請幫手。聯署申請先是遞到了北京市政府，然後被轉到北京市交通委，最後轉到了北京市運輸局。

「大家去運輸局的時候，被大的領導看到了，要求解決，運輸局的相關人士才坐下來，跟我們談雙班問題。」劉衛國回憶說。他當時是這一事件的主要推動者，參與了跟當時擔任北京市運輸管理局局長的丁保生對話的座談會。

一開始，個體司機的訴求是按照《城鄉個體工商戶管理暫行條例》，允許個體司機僱用1-7人，但北京運輸局方面堅持只允許請一個幫手。

「最後我們就同意了，能爭取一個幫手的名額也是勝利吧。」劉衛國說。

2005年6月23日，北京市運管局發佈了《北京市個體出租汽車勞動者請幫手暫行管理規定》。該文件規定，個體出租車主必須在不能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才能聘請幫手。

「要證明自己身體不好，我們就去醫院寫個假條。這個年紀的人，一身的病，開個假條很容易。」劉衛國說。

這之後，劉衛國也請了55歲的鄰居做幫手，自己上白班，幫手上晚班，每個月交給他兩千多元。據劉介紹，在圈內，一般幫手的份錢都在2000到3000元之間。

南方週末記者在一些分類信息網站上看到了很多個體出租司機的招募廣告，大多數招募的是夜班司機，往往要求對方繳納2萬元的風險抵押金，每個月交3000元的「份錢」。

2006年，北京市運輸局提出個體出租司機的特許經營權，要從過去無償無期，改成無償有期。即8年為一個週期，採取積分制的形式，在一個週期內違規積分到一定程度，就要被收回經營權。

劉衛國回憶說，當時超過200名個體出租司機，一起去運輸局，要求面見局長。

「我一個人去，他不見我，但是大家要同時去，他就見了。政府放了我們一馬，當時就說這事（無償有期）擱置，留給以後更聰明的人去做。」劉衛國說。後來他才瞭解到，其實當時連政策細則都制定好了，但最終都擱置了。

2006年4月13日，北京市政府下發《關於加強出租汽車行業管理的意見》，剔除了對上述涉及個體出租的經營做明確規定的條款。

抱團維權

他們正在讓自己的維權變得理性和溫和，並籌劃組建個體出租汽車協會。

新的博弈，依然還在繼續。

就在2013年5月中旬，劉衛國開始組織個體司機一起擬定舉報材料，以實名制形式，舉報北京市運管局2005年出台的那份「請幫手」的文件是違法的規範性文件，應該取締。

他們的理由是：2011年，《個體工商戶條例》正式實施，暫行了24年的暫行條例同時廢止，新條例取消了對個體工商戶從業人員的限制，那麼個體出租司機在招聘從業人員的時候也就不應再受到人數限制。

「我們的目標是讓政府答應我們，可以實行三班制，也就是說我們至少請2-3個人。」劉衛國說。舉報半個多月了，他們目前還沒有得到回覆。

在過去這些年裡，這群獨特的司機們漸漸組建了自己說話的平台——QQ群和微信群。超過200個個體出租司機加入到了同一個無線電台裡，經常溝通。只要配載了這個車載的無線電台，以車為中心，方圓15公里內的個體司機都能保持實時互動。

劉衛國告訴南方週末記者，他們正在讓自己的維權變得理性和溫和，並籌劃組建個體出租汽車協會。

「我們想成立一個在政府旗下的自治組織，避免做一些極端的事情，包括群體性事件，包括其他一些不好的負面行為。」劉衛國說。協會將給個體出租司機們維權，比如解決上社保等問題——他每個月都是自己去買社保保險，而據他瞭解，有一半個體司機至今沒有上社保。

經營權轉讓，也將是博弈的焦點所在。

目前北京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可以把經營權轉給自己的子女。「雖然沒有紅頭文件，但只要你去申請，一般都會給你轉。」劉衛國說。

但如果是把經營權轉給非家庭成員，政府一般不會批准。

要知道，現在個體出租車牌照已是天價——據劉衛國瞭解，溫州的個體牌照拍到了80萬元，石家莊的一個個體牌照也能值50萬元，北京市場的價格也在50萬元左右。

守著天價牌照，卻不能買賣，這讓個體出租司機們十分不滿。

不過，一位要求匿名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告訴南方週末記者，轉讓其實沒有完全卡死。他在2007年以30萬元的價格把特許經營權轉讓給了一個朋友，打了申請之後，用了一年的時間「特批」了下來。按照他的說法，只要想轉移，總是有辦法的。

而私下的轉讓一直沒有停止。

南方週末記者在多個分類信息網站看到相關的轉讓信息，開價一般在50萬元左右，而且說明不能過戶。能保證過戶的價格則更高，比如一位自稱有辦法辦理過戶的個體出租車司機就向南方週末記者開出了最低85萬的轉讓價格。

讓這些私下的轉讓浮出水面，形成光明正大的政策，正是北京個體出租車司機們眼下的新目標。一旦要到了這項政策，就意味著他們手中的每個牌照都能變成以幾十萬來計量的真金白銀。

北京樓市壓不住

2013-06-03 NCW

限房價的“數字遊戲”背後，購房者仍難逃脫漲價的命運◎ 本刊記者 朱以師 文zhuyishi.blog.caixin.com 為防“地王” ，北京再次暫停了一幅熱門地塊的出讓。 5月27日， 北 京 市“因故暫停”豐台區花鄉夏家胡同 R2二類居住用地掛牌出讓活動。該地塊位於北京西南三環之內。在剔除配建的公共租賃住房面積之後，起始樓面地價已達1.97萬元 / 平方米。北京市土地整理儲備中心網站顯示，截至5月24日，夏家胡同地塊已獲7次網上報價，總價由起始的13.1億元被抬升至13.52億元。據財新記者瞭解，包括萬科、中糧地產、九龍倉、和記黃埔、華夏幸福基業、旭輝集團、懋源地產等在內的多家開發商都繳納了競買保證金，並參與競價。 一位不願具名的開發商人士對財新記者稱，夏家胡同地塊處北京三環內，地理位置稀缺。在扣除配建的公租房之後，成交樓面地價有望超過3.5萬元 / 平方米，未來項目入市時的價格可能達到7萬元 / 平方米。目前，該地塊附近二手房成交價格約4萬元 / 平方米。這無疑將助推所處區域的房價上漲預期。 上述開發商人士透露，此次叫停夏家胡同地塊的出讓，是北京市政府的意思。此前一周，北京土地市場連續出現高溢價成交，政府 “限房價、不控地價”的做法備受質疑。但北京市國土局相關負責人對財新記者表示，夏家胡同地塊暫停出讓，是一項正常工作，並不是針對地價的管控。至於何時重新掛牌出讓，目前還未確定。 有市場人士指出，夏家胡同准 “地王”被臨時叫停的背後，體現了政府在房地產調控中思路紊亂。北京土地市場一直供應有限，加之政府不願在地價上讓利，地價飛漲，繼而推動房價上漲，“政府不去尋求解決惡性循環之源，卻捨本逐末地強化抑制土地供應” 。 在商品房銷售端，也在政府推手下，上演著另一輪惡性循環——為實現 “新國五條”實施細則中承諾的 “穩中有降”的房價控制目標，北京市政府強力干預銷售環節，甚至控制樓盤定價權，不給一些售價較高或試圖漲價的項目頒發預售許可證。這種做法直接減少了新房市場的供應，加劇供不應求的緊張局面。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4月，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價格環比上漲1.8%，同比上漲13.4%，仍處於“雙升”局面。可見政府未來抑制房價漲幅的壓力之大。 “只要供不應求的局面不改觀，所有手段都是數字遊戲。 ”一家大型開發商負責人指出。他預期北京控制預售證、控制網簽等手段可能會持續一年，但越到後面，供需矛盾會越加劇。 房價漲勢逼人 目前北京樓市幾乎所有的市場指標都在釋放上漲的信號。最直接的就是土地市場的火熱成交。 5月20日，通州台湖兩幅地塊現場 競價，吸引了20余家房企角逐。最終，福州泰禾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以11.25 億元的最高限價摘得台湖鎮 B-03地塊，溢價48%。剔除配建的公租房，樓面地價約1.66萬元 / 平方米，與周邊在售商品房價格持平。北京世紀鴻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和李金嶺聯合體以8.25億元競得台湖鎮 B-23地塊，溢價達230%，平均樓面地價約1.31萬元 / 平方米。5月22 日，北京大興區三幅地塊入市交易。其中舊宮地塊吸引了10家房企競拍。最終，保利和首開聯合體以總價12.82億元競得，溢價49%。剔除公租房面積後，樓面地價約2.23萬元 / 平方米，預計項 目售價有望達3.5萬元 / 平方米。同日成交的還有大興區魏善莊鎮多功能用地，北京城建興華地產有限公司以11.15億元競得，溢價102%，樓面地價約6050 元 / 平方米。位於大興新城核心區的商業地塊，被北京萬科和首開聯合體以11.25億元摘得，溢價81%，折合樓面地價約8860元 /平方米。 僅在5月20日 -22日的三天時間內，北京成交7幅地塊，土地出讓金達64.47 億元。據中原地產統計，截至2013年5月底，北京土地出讓金收入達617.89億元，接近2012年全年的土地出讓收入。 開發商的信心與投資都在回升。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3年1月 -4月，全國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8825萬平方米，同比下降8.6%，降幅比1-3月縮小13.4個百分點；土地成交價款2020 億元，同比增長10.6%。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認為，房企資金狀況較好，土地市場在二季度明顯回升。 北京市場增長更為明顯。據財新記者不完全統計，2013年3月 -5月，北京共成交住宅用地面積約44.79萬平方米，較2012年同期增長95%。 過去幾年，北京市場上成交的住宅用地規劃建築面積一直低於商品住宅的成交面積，這一缺口造成住宅市場供不應求。2007年 -2011年，平均每年供應缺口約為130萬平方米，2012年的供應缺口更超過了800萬平方米。 北京市商品住宅的庫存也已降至歷史低點。據北京市住建委統計，截至5月28日，北京市新建商品住宅可售總套數約6.3萬套，為2010年1月以來的最低。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院的數據也顯示，北京的庫存4月下跌25.6%，存銷比跌至6.2，後期房價上漲的壓力很大。 北京商品住宅市場成交量4月開始下滑，但總體仍處於高位。據亞豪機構統計，截至5月26日，2013年北京樓市僅新增月2.3萬套商品住宅，但成交量超過5萬套。供需缺口被進一步拉大。 “北京房價今年肯定下不來。 ”億翰智庫首席研究員陳嘯天認為，調控之下，北京的房價環比漲幅會有所回落，但同比漲幅還將擴大，預計今年四季度或明年一季度見頂。 強控預售證 越來越多的開發商抱怨，在北京拿不到預售許可證了。北京市住建委網站顯示，從4月1日到5月29日，北京有27個項目拿到預售許可證，同比下降兩成。 從2013年3月開始，北京市住建委就加強了對預售許可證審批的管理。甚至在全國 “兩會”期間一度暫停預售許可證審批。這導致萬科、保利地產、中化方興、融創等多家房企的住宅項目申請被延後。直到3月20日後，北京市住建委才恢複審批，但發證數量和節奏明顯受控。4月之後情況更加明顯。據財新記者瞭解，北京市住建委立下了 “二季度要讓房價數據改觀”的軍令狀，將房價數據與官員 “烏紗帽”掛鈎。到了5月，一些樓盤的預售方案要求提交北京市分管城建的副市長辦公室審批。 北京市“穩中有降”的房價控制目標被分解至各區縣，區縣政府再將目標分解到轄區不同區域，並在每一個區域制定區域指導價。開發商在上報預售方案時，售價不能超過區域指導價。所謂區域指導價並無一定計算方式。北京市住建委主任楊斌曾公開表態，限價的兩條原則，一是不能明顯高于上一期項目售價；二是不能高于周邊二手房價。 據財新記者瞭解，目前北京有近20 個項目被卡在預售許可證審批環節，大多是原計劃 “低開高走”的已開盤老項目和一些定位高端的新項目，如華潤橡樹灣、招商臻園、華僑城、保利春天里、金融街融匯、中國水電雲立方等。 位於昌平區的觀山悅家園5月22日取得預售許可證，本期擬售均價在2萬元左右，與去年開盤價基本持平。該項 目銷售人員透露， “本來想漲價10% 的，但預售一直不能獲批。前後磨了四五個來回，最後不漲價才拿到預售。 ”2012年低價開盤的保利春天里，本計劃在三期將售價調整到2萬元 / 平方米，但預售證遲遲無法獲批。 “拿不到就先不賣了。 ”該項目銷售人員稱如果按去年開盤價賣，就虧了。保利準備先賣同一區域的熙悅春天項目。 一家大型房企的內部人士告訴財新記者，各區住建委在上報和審批預售項目時，傾向于 “肥瘦搭配” ，批高端項目的同時搭配批低剛需項目，以此來拉低整區成交均價。此外，住建委對一些成交量大的項目和高端項目也會重點監控，控制網簽速度，比如每周放兩套，以防止高端項目拉高成交均價。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有開發商採取“拆合同”的方式，將精裝房拆為毛坯房和精裝修兩個合同，以較低的毛坯房價格通過預售審批，精裝修部分另簽合同。如此，既可突破限價令管制，還能找到漲價新途徑。5月以來，北京市場精裝項目數量明顯增多。政府與開發商在博弈之際，心照不宣地“配合”著，共同完成限房價的“數字遊戲” ，最終購房者仍難逃脫漲價的命運。

《金融可以顛覆歷史》第二章：惡性通貨膨脹毀了古羅馬帝國和現代政府 北京時代華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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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價上漲是稀缺資源在需求強勁時的自然結果，也是一個長期以來的歷史現象。各種經濟學派從需求拉動、成本推動、經濟結構和貨幣數量等角度提出了形形色色的解釋，制定了各種政策來應對物價上漲給社會帶來的壓力。通貨膨脹一詞也不容置疑地將社會和政治的關注集中在貨幣現象上，從而物價上漲始終被歸結於上層統治者的權謀和手段。近年來，經濟全球化越來越強勁，人們開始注意到通貨膨脹的全球相關性，特別指責主要國家的中央銀行不負責任地發行紙幣。

最早的通貨膨脹與紙幣毫無關係，始於羅馬皇帝尼祿當政期間（54—68）。當時的羅馬帝國統一了歐洲，侵佔了亞洲，控制了非洲，與尚無正面接觸的秦始皇統一下的遠東中國成為兩個最大的文明社會。有趣的是，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古羅馬帝國被稱為「大秦」，《後漢書·西域傳》中描繪「大秦國一名廣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國。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以石為城郭。列置郵亭，皆堊塈之。有松柏諸木百草」。可見，羅馬帝國紅極一時，即使是遙遠的中國也對其有所瞭解。

從公元前82年的馬略[1]蘇拉[2]之爭開始，羅馬經歷了半個多世紀的內戰，最終愷撒終結了原始的公民共和制。公元前28年，屋大維和阿格里帕擔任執政官，徹底清洗元老院。次年，屋大維向自己控制的元老院交出權力，還政於民，元老院授予屋大維「奧古斯都[3]」稱號，羅馬帝國從此時開始創立。全盛時期羅馬帝國總共控制了大約59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是世界古代史上最大的國家之一。

廣袤的土地加上戰爭俘獲轉成的奴隸，成為強大的帝國軍隊不斷侵略的兩大財富激勵。不過，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土地和奴隸終會達到極限，擴張不得不中止。羅馬帝國發展的重心開始轉向內需。對富人和中產階級的稅賦成為滿足皇帝虛榮和控制能力的來源，同時也是瓶頸。

愷撒執政期間（公元前100—前44），羅馬建立起了金銀貨幣體系，羅馬貨幣隨著羅馬大軍的征服戰爭得以擴張到地中海周邊遼闊的區域，而廣闊的貨幣流通貿易，又反過來大大強化了羅馬帝國對周邊地區的資源整合能力和控制力，大大增強了其實力。在此期間，羅馬帝國物價穩定、稅收適中、貿易經濟繁榮，商業貸款利率處於4%~6%的穩定區間。

54年，尼祿皇帝上台。他具有藝術天賦，寫詩、彈琴、歌劇、戲劇，幾乎樣樣精通，但同時，他更是一個充滿野心且窮奢極欲的人，羅馬城市建設和貴族消費都在他的統治下達到頂峰。64年，羅馬發生大火，燃燒了整整一週，羅馬14個區中有10個被毀壞。在大火之後，尼祿皇帝開始大規模重建和新建紀念性建築，為了籌集工程資金，他採用了降低金銀幣成色的做法。

查看原图這僅僅只是一個開始。當時，羅馬已經實施了金屬貨幣制度，金銀銅幣廣泛流通在被佔領區域，羅馬幣最為貴重。在無法繼續提高稅賦水平，同時不得不承擔龐大軍隊和官吏群體的成本的情形下，尼祿開始在銀幣中普遍加鑄廉價的金屬，如鉛、銅等，發行不足值貨幣（貨幣貶值）。很快，老的銀幣就陸續退出流通被回收熔化，再製造更多的廉價銀幣。這就是金融界所稱的「格雷欣法則」，即劣幣驅逐良幣[4]。貨幣貶值導致交易率低下、經濟衰落，又需要政府繼續投入更多的貶值貨幣，這種惡性循環導致政府信用和執政能力逐漸下降。

據記載，尼祿皇帝在位的14年間（54—68），羅馬銀幣的含銀量從100%降到90%。到117年，含銀量降到85%，到180年，含銀量降到75%。又經過兩任皇帝到211年，羅馬銀幣的含銀量僅剩50%。從尼祿時代開始的貨幣漸進貶值週期持續了150多年。在1世紀含銀量達90%的羅馬銀幣在戈爾蒂安皇帝統治的238年含銀量只有28%，而到了268年的克勞狄二世時，含銀量已經下滑到只有0.02%。事實上，以銀幣發行量之大，如果足值發行，羅馬帝國已經沒有可以挖掘的銀礦了。尼祿開了頭，之後歷代羅馬皇帝都蕭規曹隨，如法炮製。此時的羅馬銀幣如同今天的紙幣一樣，只有信用承諾和財富象徵意義。根據英國著名學者瓊斯（A.Jones）的研究，138—301年，羅馬軍人的服裝價格上漲了166倍，自2世紀中葉到3世紀末，小麥的價格上漲了200倍，按照複利計算，這段時間的物價上漲率每年在5%～6%。金屬貨幣下的通貨膨脹就這樣發生了。

260—268年，羅馬帝國已經陷入了嚴重經濟困境，國內叛亂不止，國外連年戰爭，由於貨幣面值很高但含銀量極低，導致物價飛漲，稅收加重，士兵開始嘩變，以至於國王奧勒良在275年被刺殺。

面對市場上的怨聲載道，政府試圖改革。但是羅馬帝國選擇了錯誤的方向，採用了強制的管理手段來控制物價。戴裡克先皇帝在301年頒佈凍結物價的法令，公佈了700～800種物品和服務的最高價格，其中包括小麥、棕櫚油、甘藍菜、鵝等商品，甚至理髮師、家庭教師等的最高工資也做了相應的規定。法令異常嚴格，觸犯法令的人將被處以死刑。但是，物價凍結後，市場立即陷入蕭條，利息率也不斷被抬高，法律進而又將利息限制在6%~12%之間。自然，正常商業活動全部轉為地下經濟，游離出監管體系之外。這個法令很快被下任統治者廢除。關於羅馬帝國衰落的原因有數不勝數的論文，但貨幣貶值導致的物價上漲一直是一個重要因素。

當然，羅馬帝國的這次通貨膨脹，與1000年後出現的紙幣無關。紙幣本位下，貨幣價值更依賴於政府的權力和信譽。世界上最早的紙幣產生於中國宋朝的成都。宋朝於960年建立，965年吞併了蜀國，試圖用銅錢取代當地流通已久的鐵錢。當地銅礦不足，流通貨幣奇缺。商人便紛紛發行自己的票據用於交易，即「交子」。1005年成都的知府張詠選擇了16家商號統一發行交子，從而創造了世界上第一張紙幣。1023年政府還在成都建立了專門機構「益州交子務」獨家發行交子，次年在全國統一發行。交子除了用於商業和消費交易外，主要用於戰爭的軍用和財政管理的民用。

1069年，丞相王安石進行改革，試圖把茶葉、食鹽、穀物等重要經濟資源統一國營，同時強制執行稅收貨幣化。還有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加大交子的發行量。在1107年，國家交子發行達到2400萬貫，超過額度的20倍。市值跌到面值的10%以下。此後的金朝、元朝和明朝都是採用紙幣的方式不斷盤剝大眾，直接導致經濟危機，也間接導致政府垮台和改朝換代。儘管文獻中少有關於通貨膨脹的分析，但紙幣大明寶鈔導致嚴重危機而被廢除之後，中國長期嚴禁紙鈔發行，經濟都維繫在銀兩本位的基礎上。

幾乎所有發行紙幣的國家都有通貨膨脹的歷史，在特殊情形下，還產生過惡性通貨膨脹。在中國金融博物館裡，我們可以看到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民國期間和幾年前的津巴布韋惡性通貨膨脹的紙幣原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西方國家普遍進入經濟衰退期，整個歐洲在1920—1921年間，製造業下降了9.5%。英國失業率高達11%，美國失業率則達11.5%。相較之下，更為嚴重的經濟衰退發生在戰敗的俄國和德國，並且導致了惡性的通貨膨脹。其中，德國的惡性通貨膨脹從1919年1月到1923年12月，物價指數由262上升為126160000000000，上升了4815億倍，被稱為「最經典的通貨膨脹」。究其原因，當時的德國政府無法從稅收中籌集足夠的資金支付戰敗國賠款，只能將財政預算平衡的壓力轉移給印鈔機，這一行為極不負責任，但是看起來卻是當時唯一能緩解內憂外患的政治壓力的權變策略。當然，後果令人髮指。通貨膨脹爆發後，德國所有薪水必須按天發放。甚至有這樣的記載，發工資前，大家通常都要做好熱身準備，拿到工資，立刻以最快速度百米衝刺，跑向市場與雜貨店，因為晚一分鐘，物價都有可能上漲很多倍。德國的惡性通脹最終為納粹上台提供了土壤。

而進入現代，津巴布韋的通貨膨脹則最為知名。2008年7月，津巴布韋開始發行面額為1000億元的鈔票，其官方表示通脹率已經達到了2200000%。起初是由於總統羅伯特·穆加貝的強硬態度導致了津巴布韋進出口貿易的停滯，而後政府為了填補財政赤字開始濫發紙幣，在通脹與商品供給量不足的雙重作用下，大量商店倒閉，失業率開始上升。為了挽救經濟，津巴布韋政府加大了貨幣的供給，最終創下了當時世界範圍內的通脹率的紀錄。更加不幸的是，幾天之後這個紀錄便被打破，到了2008年11月，津巴布韋的月通脹率已經達到了79600000000%，在世界經濟史上位列第二，僅次於1946年的匈牙利。在經歷了10年嚴重的惡性通貨膨脹後，2009年，津巴布韋終於放棄本國貨幣，開始使用美元。至此，經濟形勢才逐漸趨於穩定，並且開始逐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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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是美國這樣的超級經濟強國，仍然需要時刻與通脹做鬥爭。20世紀30年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為了應對通脹，決定將黃金價格提高，從一盎司兌換20.67美元提高到兌換35美元，讓美元大幅貶值。二戰後的50年代晚期和60年代初期，由於美國的通脹政策和外國央行越來越擔心他們不斷增長的龐大美元儲備，美元開始承受壓力，美國政府開始通過對一些領域實行控制和政府干預做出回應，這些措施保留了黃金可兌換性、美國國債市場、利息均衡稅，最終甚至對薪資和物價進行了干預。1971年，美國政府宣佈脫離金本位，將美元與黃金繼而與白銀徹底脫鉤，從此持有美元紙幣者再也無法向銀行系統兌換黃金和白銀，美元價值的唯一維繫是美國政府的信譽。今天，黃金兌美元的價格已經超過脫鉤時的幾十倍，美元大幅貶值。

無論使用金屬貨幣、金屬匯兌紙幣還是今天完全依賴政府信譽的紙幣、電子幣，確定交易需求、儲備需求和更加複雜的需求（如貨幣收藏者）並為之提供合理的供給量都是一個複雜的過程。有市場解決方案，有政府解決方案，也會有同業或國際協調解決方案。在不同發展階段，市場、政府和同業都起到了不同的作用。解決方案的實施也伴隨著不同的結果，如經濟發展、市場崩潰、政府破產等，這是人類社會進步的一個過程。各種學術觀點、各種政策依據、各種效果判斷等構成了一幅波瀾壯闊的金融發展歷史圖解。人類並不會從歷史中吸取教訓，歷史還是會成為現實的，這就是我們始終關注歷史上通貨膨脹的原因。

[1]馬略（約公元前157—前86），古羅馬統帥，政治家。

[2]蘇拉（約公元前138—前78），古羅馬統帥，政治家，獨裁者。公元前88年任執政官，為爭奪米特拉達梯戰爭指揮權與馬略發生衝突，相互仇殺，爭得兵權後率兵東征。

[3]奧古斯都原意為「神聖的」，「高貴的」，帶有宗教和神學式的意味，一般用來指稱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屋大維」。

[4]「劣幣驅逐良幣」是指當一個國家同時流通兩種實際價值不同而法定比價不變的貨幣時，實際價值高的貨幣（良幣）必然要被熔化、收藏或輸出而退出流通領域，而實際價值低的貨幣（劣幣）反而充斥市場。

北京某經適房被曝僅售給部委及中石化等央企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714

《新京報》6月21日報導，近期，位於北京東四環外寸土寸金的廣渠路，一個名為「廣華新城」的經濟適用房項目，被曝定向銷售給中央部委和中石化等央企。未來其售價可能只在1萬元/平米左右。這在區域商品房價已經達到5萬元/平米的背景下，顯得分外惹人注目。

據中廣網報導，針對上述報導，中石化新聞發言人呂大鵬回應稱，這一項目是國管局（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的項目，他並不瞭解詳細情況。之所以中石化當時會有所參與，是因為這一項目佔用的是「中石化北京燕化二廠」搬遷之前的用地。

而據《新京報》報導，國管局的定向經適房，並不止這一處。在朝陽區八里橋往南不遠，有一個在建樓盤，名為康泉小區職工住宅項目。據附近多位居民介紹，康泉小區是「部委的福利房」。建設單位辦公區的一位工作人員透露，康泉小區屬於國管局的經適房，至於將來分給哪些部委，「不好說」。

位於東二環的廣泉小區、西二環的廣源小區，也是周邊著名的「公務員小區」。目前，這兩個小區周邊如富力城、華潤紅山世家等商品房樓盤，已經飆升超過5萬元/平米。而廣源小區東區的一位業主表示，2008年她家購買小區內的經濟適用房時，每平米價格為4000元。

北京市2011、2012、2013年《國有建設用地供應計劃》顯示，這三年，北京市保障房供地有縮減，但北京劃撥給中央、軍隊單位的經適房土地每年都穩定為80公頃，佔經適房用地的六成左右。

早在2009年，華遠地產董事長任志強接受《經濟觀察報》採訪時就表示，經濟適用房的一個主要對象是公務員，在北京尤其如此，大部分的經濟適用房都供應給公務員。

資料顯示，1998年房改開始後，1999年國務院《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進一步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實施方案》，要求「從1998年底起，在京中央機關和國家機關停止住房實物分配，逐步實行住房分配貨幣化」。同時留了口子，「在一定時期內，國管局、中直管理局可統一組織建設經濟適用住房，按建造成本價向在京中央和國家機關職工出售。」以及有條件的單位可以利用現有土地自建住房等。

鄭州經適房：真正給市民的僅三分之一

除了北京地區，部分其它城市同樣存在經濟適用房主要供應給公務員的情況。

據南方週末網此前報導，河南鄭州市房管局提供的數字顯示，2005年至2009年間，開發商上交至鄭州市經適房管理中心供市民公開選購的經適房房源僅佔總房源的1/3，其餘的都流入「暗渠」。

流失的房源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項目在繁瑣的審批過程中，職能部門為了部門利益強留房源；二是開發企業在開發建設過程中，為便於疏通各種關係以及照顧自身社會關係，自行預留部分房源；三是管理部門個別工作人員在履行行政審批職能過程中，利用職務之便，索要房源。

2012年4月，鄭州市政府意識到經適房的混亂，宣佈停建經適房。2012年8月2日，河南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廳長劉洪濤在一個新聞通氣會上透露，河南2013年年底將全面取消經濟適用房，大力發展廉租房和公共租賃房，並加強棚戶區改造。

其它定向經適房案例

陝西山陽縣：申請對象僅限於幹部職工

陝西省政府2011年1月通報，2010年12月20日，媒體報導了「山陽經適房申購名單引質疑」的新聞。陝西省建設廳會同商洛市房管局赴山陽縣進行了調查。經查，山陽縣在該縣豐陽花園小區配建428套經濟適用住房，銷售對象為城鎮低收入家庭中的幹部職工。2010年5月，山陽縣對通過審查的932戶申請人進行了公示，其中縣鄉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佔89%，企業職工佔11%。同年8月底，經適房一期200套銷售完畢，購房人中鄉鎮基層幹部和縣直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佔88%，企業職工佔12%。

陝西省建設廳認為，山陽縣在商品住房小區中配建經適房及申請、審核、公示的做法符合國家政策，但該縣將申請對象限於中低收入家庭中的幹部職工和購買面積標準按職級確定的做法不符合國家和省上相關規定，要求重新確定銷售對象，基層幹部和城鎮低收入家庭同等條件進行申請、審核、公示、輪候、配售。

陝西眉縣：公務員分到超六成經適房

《京華時報》報導，2010年4月12日，陝西眉縣首個大規模經濟適用住房「城市美景」小區開工，首期610套經適房，有409套分給縣委、縣政府下屬各部門人員。此事經媒體報導後，眉縣縣委、縣政府5月19日召開專題會議，宣佈先期公示的分配名單作廢，重新審核，並要求工程停工，調整套型設計方案，完善各類報批手續。

記錄：對招商銀行購置北京金融中心4號寫字樓的判斷。 unite_zhao

http://xueqiu.com/1019832951/24259642
與財智兄是有緣之人，對招商銀行購置北京金融中心4號寫字樓的理解與判斷，供參考。

1.基本情況。

1）位置：月壇南街橋西北角，原來是月壇游泳館與兒研所的位置，兩面臨街，屬於金角銀邊。

2）規模：地上可售面積5.68萬平方米，地下1.44萬平方米/25%，總建築面積7.12萬平方米。

3）價格：可售7.4萬/平方米，按市場定價法，考慮整售，價格合理偏低。

4）租售比：北京金融街三級甲寫字樓平均租金水平概約8-10元/平方米·天，租售比概約20倍左右，是合理價值。

（註：通過市場比較法與租售比，招行沒有買貴，購置時機尚可。）

5）付款方式：首付50%，概約20億元，佔比12年淨利潤4.5%；剩餘款項將在2016年支付（考慮工程延期）。這個付款方式是相當優惠的，估計是與金融街控股進行談判導致，用付款方式換價格空間。（註：金融街控股現金流非常緊張，周轉慢。）

今日北京房地產市場，住宅已被充分高估，商舖/辦公樓市場成交非常慘淡，住宅與辦公樓售價倒掛的情況，比比皆是。

綜上，在我看來，這是一個不錯的交易。

2.購置決策。

按經驗判斷，貨值40億寫字樓整售談判，至少需要6-12個月時間。

期間，要經歷接觸，保密協議，調研，認購意向，小定，大定，換籤等過程，相對住宅散售，複雜得多。

因此，估計這個決策是老馬在任期間，已作出決策，現在公告而已。小田空降後，可能認為這個交易不錯，價格合理，做個順水人情；否則的話，既要得罪人，還可能損失至少2個億的定金。

綜上，由此決策過程而否定招行管理層，以致賣出招行，似乎是個魯莽的判斷。

君不見，工行/建行/中行··的辦公樓，更奢侈。

3.糟糕的事。

糟糕事情1：極度奢侈的辦公空間，對空間資源形成浪費，從此招商形成奢靡文化，各分行都購置大樓。（註：那個槽糕大了啊。）

糟糕事情2：管理層將總部遷至北京，導致人才流失。

糟糕事情3：不會維護與經營持有型物業。（構想：北京分行用2萬平方米，剩餘物業進行抵押貸+散租，那個賺了。）

綜上所述，1）注意觀察糟糕的事是否在發生；2）這是一個不錯的交易；3）由此決策過程而否定招行管理層，以致賣出招行，似乎是個魯莽的判斷。

請球友中，能否預估下，購置寫字樓對13年淨利潤和淨資產的影響？

北京工商擬吊銷世奢會公司營業執照

http://www.infzm.com/content/91861

一年前，一個名叫世界奢侈品協會(以下簡稱「世奢會」)的機構引發廣泛關注，@花總丟了金箍棒等網友質疑該機構號稱國際非盈利組織，實為皮包公司。「世奢會」中國代表處首席執行官毛歐陽坤卻公開表示，網友散佈不利消息，是為敲詐，他已經報警。

而據《北京日報》6月27日報導，北京市東城區工商分局在接到舉報後，2012年7月對世奢會境內代理運營機構——— 世奢會(北京)國際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簡稱世奢會公司）立案調查。6月26日，北京東城工商分局對世奢會公司一案進行聽證，並稱擬對該公司作出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

為此，世奢會公司的代理律師與工商辦案人員進行了當場質證。然而，毛歐陽坤卻一直沒有現身。在聽證會文件中，對其身份的表述為世奢會(北京)國際商業管理有限公司經理毛歐陽坤。其代理人表示他在路上遇到交通事故，不能出席。

《南方都市報》6月27日報導稱，毛歐陽坤接受採訪時對此表示，協會和公司是兩個主體，「工商準備處罰的是公司，不是協會，這個處罰與世界奢侈品協會毫無關係。」世奢會官網對兩者關係的表述為：世奢會相關業務與貿易合作授權世奢會(北京)國際商業管理有限公司代理運營，並授予商標使用許可。毛歐陽坤還認為，世奢會公司若被吊銷執照影響不大，「世奢會可以授權另外一家公司代理其業務。」

工商辦案人員：登記註冊地點、商標授權均虛假

據《南方週末》2012年6月報導，在世奢會網站上，其自述為一個由美國政府批准並由國務院簽署認證成立的國際非營利組織，擁有世界各國七百多個奢侈品企業會員與各國貿易組織授權，從事奢侈品品牌的管、品牌知識產權保護等業務。歐陽坤還聲稱，這是一家總部在美國紐約的機構。

但南方週末記者廣泛諮詢了數位來自品牌企業、媒體、研究機構等方面的奢侈品行業從業者，所有人都表示沒有聽說過存在這麼一個全球性的權威行業組織。在谷歌上，也完全檢索不到世奢會在中國之外地區的活動信息。

而據《北京青年報》6月27日報導，東城工商分局建國門工商所辦案人員表示，2012年5月接到工商12315轉來的舉報，舉報世奢會公司存在多項違法行為。經初步核實，世奢會公司在辦理公司登記時涉嫌提交虛假材料或證明文件，工商於2012年7月16日立案調查。

工商登記資料顯示，該公司註冊資金10萬元，公司提交的註冊地址是「朝陽門南小街18號樓首層」。但經調查，該房屋所有人否認與該公司簽訂過租房協議。另外，經查證，國家商標局也沒有「世奢會」的商標註冊信息。工商方面認為，當事人的行為違反了《公司登記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擬對當事人作出吊銷營業執照的行政處罰。

世奢會公司的代理律師李志對工商部門的調查陳述予以了全盤否定。該律師申辯說，當事人不存在提交虛假商標證明的情況，得到的是世界奢侈品協會有限公司授權使用的「世奢會」的名稱，取得的是字號授權，與商標無關。

該律師還認為吊銷執照的處罰條件不具備，因為當事人沒有損害公共利益。

東城工商分局有關負責人表示，通過聽證會上收集到的證據，將進一步調查核實、認定。預計十幾天之後，工商將作出《行政處罰決定書》。屆時，如果世奢會不服工商的行政處罰，可以通過行政復議，或到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法人代表的多份簽字的字跡存在差異

據《新京報》6月27日報導，調查人員稱，曾自稱為世奢會公司負責人毛歐陽坤，一直不提供有效身份證件、有效的委託文件。自始至終，毛歐陽坤都沒有提供該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有效聯繫方式。

「（毛歐陽坤）編造各種理由拖延時間，為調查取證工作設置障礙。」調查人員稱其極不配合調查人員對案件的辦理。

對此，該公司法人代表未予回應。

據瞭解，該公司法定代表人為「賓利路易斯·辛西婭」，但在此前媒體採訪中，這位持英國護照的代表人始終未露面。

知情人士稱，在該公司的企業工商資料中，這名法人代表的多份簽字的字跡存在較大差異。但此人始終未出現，因此無法進行筆跡鑑定。工商部門有理由懷疑其法人代表簽字的真實性。

營利和非營利的自相矛盾

據《北京日報》6月27日報導，世奢會的官方網站自稱是國際非營利組織成員，總部位於美國紐約，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奢侈品研究與管理的權威機構。而在6月26日，世奢會公司的代理律師李志表示，世奢會註冊地在香港，而世奢會公司取得了世奢會的授權。

既然自稱「非營利組織」，在北京的代表機構卻註冊成了「公司」，這說得通嗎？民商法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註冊「有限公司」要依據我國公司法，而公司法所規範的「企業法人」，應該屬於營利性的單位，這與「非營利組織」多少有些自相矛盾。

據前述《南方週末》報導，儘管聲稱是「非營利組織」，但多年來世奢會一直在通過參與展會、給企業發放認證和地產商掛名合作會所等方式，牟取收益。

花總：我是一個失敗者

6月26日，知名網友@花總丟了金箍棒在接受《南方都市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表示，最終處罰決定還沒出來，歐陽坤可能發起行政復議、行政訴訟，而且「即便是最後世奢會（公司）執照被吊銷了，他完全可以再註冊一個公司。」花總認為，癥結在於對世奢會這種公司監管存在盲區，如果對這種機構的監管空白得不到填補，「做壞事成本就會很低」。「我認為我是一個失敗者，經過一年長跑，經過很多努力，最後也只能這樣。今後我可能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了，因為成本太高。」花總說。

北京：打車軟件可「轉正」 按電召標準收費

http://www.infzm.com/content/92030

7月1日，北京市交委公佈《北京市出租汽車手機電召服務管理實施細則》（下稱「細則」），並正式實施。該細則中提到，目前成熟的打車軟件可通過備案方式「轉正」成為官方打車軟件，並且可按照電召標準收費，即時打車收5元，提前4小時打車收6元。另外，官方打車軟件不得嵌入商業廣告，也不許加價。

打車軟件納入電召平台

據介紹，目前有部分具有一定電召服務經驗、技術服務能力、用戶群體和行業資質車輛及駕駛員的幾家手機電召服務商正在開展行業備案與技術對接工作。對接和測試工作完成後，將陸續向社會推出統一電召服務平台手機叫車軟件。

細則明確，手機電召服務運營商應用軟件須經本市出租汽車行業主管部門備案，獲得授權許可，接入行業統一電召服務平台。

據《新京報》報導，據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場上已成規模的叫車軟件有12種，此次統一納入電召平台的大約有8種左右。

目前，北京市場有4個官方認可的叫車電話，96106、96103、96109、96033，由不同公司運營。其中，96106為北京市出租調度平台，可統一調度全市出租車。叫車軟件將分別與這些電召平台合作，共享出租車資源和叫車資源。手機叫車軟件與電召平台合作後，乘客使用任何一種叫車方式，信息都將在一個平台上共享。

取消加價功能 未經許可不得擅自嵌入廣告

這次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取消了手機叫車軟件加價功能。據《京華時報》報導，目前，北京運營的不少打車軟件提供加價5元、10元、20元的服務，北京市交委表示，統一的官方打車軟件不允許加價，違規收費將受到處罰。

細則要求，手機電召服務費用不得違反北京市出租汽車電召服務收費標準，否則將不能繼續在北京開展電召服務。北京運營的打車軟件如轉為官方軟件後，按照現行標準收費，提前4小時以上預約收費6元，4小時以內預約每次5元。

目前使用手機打車軟件的費用如何分配尚未明確規定，原則上應向的哥傾斜，軟件運營商及調度中心可能也會涉及。

此外，該細則還規定，手機電召服務運營商及其應用軟件的宣傳內容須經本市出租汽車行業主管部門備案，應用軟件未經許可不得擅自採取任何方式嵌入廣告等內容。「原則上打車軟件不可以插入廣告，但公益廣告經過研究備案後可酌情放開，商業廣告肯定不允許。」北京市交通委相關負責人稱。

對此，一家打車軟件運營商負責人表示，目前幾乎所有打車軟件都在虧本運營，商業廣告肯定會帶來收益，但並不是未來打車軟件盈利的唯一方式，所以不得插入商業廣告的規定對於部分運營商來說影響不大。

細則還明確，打車軟件的基礎功能和個性化功能版本升級，須經行業統一電召服務平台測試確認，方可上線更新。另外，駕駛員客戶端的推廣須遵從駕駛員自願加入的原則。

「招降」打車軟件效果待檢驗

綜合《南方週末》與南方週末網此前報導，2012年以來，「搖搖招車」、「快的打車」、「嘀嘀打車」等手機打車軟件逐漸興起，這類軟件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市民「打車難」問題。

但在交管部門眼中，手機召車軟件給行業監管帶來了諸多問題，例如，駕駛員註冊准入缺乏認證、提供加價議價功能、操作方式存在行車安全隱患、投訴爭議處理困難等。近期多地紛紛出台政策「嚴打」打車軟件，武漢、南京、上海、北京等地交管部門均表示要叫停打車軟件的加價功能。

與此同時，最難打車的北京正在進行一攬子出租車改革。4月26日，北京市交委發佈《北京市出租汽車電召服務管理試行辦法》（以下簡稱辦法）並於6月1日開始實施。辦法明確手機叫車是電召的其中一種服務方式。同時規定了相應的電召服務形式、服務違約、服務標準、服務監管以及獎懲措施等內容。包括建立統一特服號碼調度平台，推進聯合電召服務，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約車、網絡約車、手機約車等電召服務方式。

據悉，北京電召平台已經存在十年之久，但此前的運行效果並不是特別理想，日均業務量1萬次，成功率只有六成。武漢、南京、杭州等城市的成功率還要低於北京。

2012年年底，「嘀嘀打車」首先開始跟北京市出租車調度公司屬下的96106叫車熱線合作，2013年4月雙方完成了數據平台的對接，2013年6月1日，「嘀嘀打車」被納入了北京市新成立的統一電召平台。但是，目前這一個網絡與電話平台之間是否能存在優勢互補，目前還無法判斷。

同樣是通過技術降低供求雙方的信息不對稱，叫車軟件面臨的困境，電召市場也一早就表現出來了。「電召市場的狀況是市場用車高峰，電召系統也是高峰；市場用車低谷，電調也是低谷，市場和電調對著干。司機和乘客的積極性因此都不是太高。」上海市交通港航發展研究中心楊俊琴和閆亞文在2013年刊發的論文《出租汽車運營模式轉型發展研究》中如是分析。

「多個平台才能形成競爭。」經常電話叫車的上海理工大學管理學院副教授陳明藝因此不是十分看好北京統一的電召平台。

而7月1日出台的細則中明確，北京市出租汽車行業主管部門將對手機電召服務運營商統一管理，通過建立服務水平、服務效率、應用功能的評價管理制度，對電召服務質量低劣、管理措施不到位、違反行業統一聯合電召規則的行為進行監督處理。嚴重違規者需退出出租車電召服務市場。

《金融可以顛覆歷史》第五章：維京海盜消亡的貨幣迷蹤 北京時代華語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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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古老的「儲錢罐」，揭開了一段隱秘的金融史。一個令人聞風喪膽的殘暴民族，卻對貨幣和金融體系有著深刻的理解。

2007 年冬天，專門探寶的大衛·惠蘭和安德魯·惠蘭父子，在英國約克郡哈囉蓋特發現了一個古代罐子。罐子已經有千年歷史，裡面儲藏了617 枚銀幣，及一個實心的黃金臂環，還有許多銀製飾物和沒有打造成形的銀塊。經過考證，這些財富屬於一個維京人的首領，不知出於何種緣故，他將財富深藏於此。如今歷史學家們對於流傳已久的維京海盜和維京人有了更加確切的瞭解。英國文化大臣霍奇說：「這種發現對我們的歷史而言是無價之寶。」英國此前只發現過一次維京海盜寶藏，在整個歐洲大陸的發現也不過六七次。因此，這罐寶物便成為大英博物館重要的館藏品。我們也因此有機會瞭解，銀幣是如何揭示一個民族的興亡與演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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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書上記載的維京人(Vikings) 生活在1000 多年前的北歐，即今天的挪威、丹麥和瑞典。當時歐洲人更多將之稱為Northman，即北方來客。維京人以遊牧和漁業為生，擁有當時先進的造船和航海技術。維京人從6世紀以來就通過波羅的海不斷向歐洲大陸和俄羅斯進逼，從事海上貿易活動。不過，從8 世紀起，貿易就演變為商業掠奪和襲擊。維京人不斷突襲歐洲各國城市和宗教場所，掠奪財富，捕捉俘虜作為奴隸，甚至長期佔領土地和城鎮。其中最為著名的一支維京人隊伍沿著西歐的大西洋沿岸向南挺進，在歐洲的心臟地帶掀起軒然大波。他們大肆劫掠大不列顛島，並且還向西歐進行了侵擾。英語中的「維京」（Vikings）一詞便帶有掠奪、殺戮等意思。

維京人都是很好的水手和船匠，他們用橡木製造船身和船槳，用松木製造的桅杆可以在大風中適度地彎曲。維京人總是先用整條原木加工成龍骨，以保證強度。彎曲的船頭和船尾單獨加工，然後用鐵釘固定到龍骨的兩端。在龍骨上架好橫樑之後，就完成了整條船的輪廓。沿著輪廓在船的兩側鋪上蒙板。這樣，輪廓上的整條木板層層相揳，上面一層剛好能覆蓋住下面一層的邊緣。在最上層的蒙板上開鑿出若干小孔，5 米長的木槳就能從孔中伸出。最後再鋪上地板，架上桅杆，在桅杆頂上裝上金屬製的風向標。櫓則安裝在船體後部的右側。船帆的兩側都掛上麻繩編制的網，防止船帆在強風中被撕裂。這樣製造出來的船，全長20 米左右，是維京人最常用的船。這種「龍頭船」份量輕、船身狹窄、吃水淺，足以保證在歐洲的所有航道中快速行動。相比較，別國的船，設計很笨重，去不了遠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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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京人又極為擅長戰鬥，他們從孩童時代起就開始訓練，訓練內容包括馬術、划船、游泳，尤以摔跤為重點，哪怕是冬天躲在屋裡玩阿拉伯傳來的棋盤遊戲，也總是圍繞著攻守技巧。維京人數量相對較少，於是戰鬥中多依靠周密的策劃與出其不意的突襲取得勝利。戰鬥中他們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狂熱，從不畏死，讓人談之色變，被稱為「狂戰士」。

由於維京人行動快速，沒有明確的戰略意圖和可以談判的首領，加之掠奪的廣泛和殺戮的殘酷，歐洲各國深受其害，當時的大都市基輔、漢堡、巴黎、巴格達、君士坦丁堡以及英國所有城市都曾被洗劫過。8—11 世紀被稱為維京海盜的時代，至今仍在歷史和傳媒中不斷被渲染和神化。加勒比海盜和庫克船長的故事也都有維京海盜的影子。

不過，在橫行霸道了3 個世紀後，維京人陸續安頓下來，慢慢消失在歐羅巴大陸的版圖上。各個國家都有不同的版本描述維京海盜的去處：或者被英國國王鎮壓而臣服，或者被法國文化折服而同化，或者被基督教文明感化而放下屠刀，或者是發現了農業和商業文明更有利於生存和發展而轉型。所有不同角度都有自己的邏輯和歷史依據。

讓我們看看熟悉金融的歷史學者如何從銀幣中揭示維京海盜之謎吧。在確定這罐寶藏屬於一個離開的維京首領之後，學者們開始專注於銀幣的來源。當時英國的東北部被維京人佔領，西南部則是盎格魯—撒克遜a人的天下。罐中銀幣的大部分是盎格魯—撒克遜人發行的，那些銀條、銀塊也被維京人用作貨幣。

令人驚奇的是罐中居然有撒馬爾罕b、阿富汗和巴格達三個地區的銀幣。維京人的足跡遍佈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裡海、俄羅斯大陸、阿拉伯地區，我們可以想像在那個交通不便的時代，全球貿易和貨幣已經發展到了何種便利和快捷的階段。如此廣袤的區域，各種貨幣交易都能積聚在這個海盜的罐中。

考古學家從北歐的墓葬群中找到了不少別的地區的產品與錢幣。不過，看得出來他們更加喜歡白銀，商人隨身帶著天平，用銀塊充當砝碼。石刻與傳說記載了他們的旅行：860 年，沿著伏爾加河順流而下的維京人來到了俄羅斯。他們同當地的斯拉夫人做交易，從諾夫哥羅德c 南下，沿河來到波爾加，用奴隸換取蜂蜜和毛皮；再順著伏爾加河進入裡海，換乘駱駝，一直來到巴格達，交易絲綢和香料。

據考證，維京人的另一條貿易路線是沿著第聶伯河到達基輔，進黑海，到達盛產葡萄酒、絲綢的伊斯坦布爾，出售精美的珠寶首飾。

根據維京人的貿易路徑和貨幣積累，可以推知當時被維京人佔領的俄羅斯的基輔是重要的中轉城市，來自伊拉克、伊朗和阿富汗的貨物經過基輔和波羅的海到達北歐。從銀幣的多樣和磨損可以看出，這個貿易不是直接的，而是不斷接力的結果。

罐藏的銀幣中有幾枚是當時的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國王阿瑟爾斯坦(Athestan，923-939) 製造的，年份是927 年。正是這個國王最終打敗了維京人，統一了英格蘭島，使得分裂了幾百年的英格蘭終於成為一個國家，從而得到其後歷屆英國國王的尊重。

另外幾枚銀幣上，聖徒彼得手中的劍被改成了錘子，這是維京人信奉的挪威教的標誌。由此可以看出，維京人正處於宗教皈依的過程中，但頑固地保留著歷史。從這個罐子保存得如此完好這個情況上也可以推測出，這個維京首領只是打算暫時離開信奉基督教的約克郡而已。

一部分維京人被羅馬人稱為「日耳曼人」，他們基本遷徙到德國、奧地利一帶，與古日耳曼人融合。一部分維京人被法國國王用土地和爵位收買變成諾曼底公國居民。另一部分維京人進入伏爾加河流域建立起俄羅斯公國。當然，今天的無數英格蘭人也是維京人的後代。甚至歷史學者還指出，遠在哥倫布發現美洲大陸之前，維京人已經訪問並佔領過這個新大陸。維京人已經是一個消失在歐羅巴大陸的民族，但維京海盜卻始終是現代文明的夢魘。

關於維京海盜的故事和傳說還有很多，其中許多流傳很久，被大家熟知。但筆者最關注的是，如同任何一個人類族群一樣，貨幣成為維京人貿易和儲藏財富的工具，它們是如何幫助維京人在幾百年的時間裡成為日耳曼人、諾曼底人、英格蘭人和俄羅斯人的一部分，並進入農耕社會安居樂業的，又是如何幫助維京人在近代歷史上扮演發現新大陸和殖民者的角色的。顯然，貨幣和金融體系對一個活躍了幾百年又融合於歐羅巴的民族的文明歷史有重要的支撐作用，可惜的是，我們的現代史和人類文化對金融這樣的制度演化遠遠不夠重視，沒有像科學進步、技術發明、政治體制和語言學等一樣進行系統的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如同維京人一樣具有遷徙意識的族群，如曾遠征歐洲的蒙古民族、今天的吉卜賽人等，都是沒有多少金融制度安排的族群。當年的蒙古人佔領中原地區直接照搬了宋朝先進的貨幣制度，而且賦予其更多的掠奪性，造成惡性通貨膨脹。不過，同樣是在全球遷徙的猶太民族，則最終建立了令所有民族望塵莫及的金融帝國，這真是值得研究。

一家創業公司逃離北京後的成本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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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吳雷一樣，許多科技創業公司的創始人都在面臨著痛苦的抉擇：是否離開北京、上海，搬去環境更好、成本更低的二三線城市？

「決定將公司從北京搬到蘇州，相當於我無形當中替公司三十多個年輕人做了一個重大的人生選擇，未來他們中的很多人可能會因為這個選擇一直就在蘇州生活下去了，所以我特別害怕這個決定會錯。」吳雷說。

吳雷是電子商務公司歐瑞思丹的CEO，幾年前公司總部由北京搬到蘇州。在搬到蘇州前，他慎重地邀請公司所有員工到蘇州考察，大部分員工馬上喜歡上了這座江南城市。

他當時帶著員工去了金雞湖、李公堤，還有蘇州工業園區新建的現代化的鄰里社區，這裡沒有北京的沙塵暴、霧霾天氣，堵車情況要少得多，生活節奏比北京慢，最主要的是，房價比北京便宜，員工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此後，這家公司的總部由北京搬到了蘇州。像吳雷一樣，有無數的科技企業正面臨著這樣的抉擇，越來越貴的北京上海，堵車、空氣污染、外來戶口限制，大部分員工看不到希望……許多創業公司開始考慮離開北京上海。

那麼，哪些創業公司適合搬到二三線城市呢？他們在搬離北京上海的過程中遇到了哪些困惑呢？本報對此展開了深入調查。

一家創業公司的成本賬

歐瑞思丹是一家主營跨國電子商務的互聯網企業，原來的總部設在北京海淀區。吳雷認為，北京擁有一家剛起步的互聯網企業所需要的創業要素——新的想法、完整的產業鏈、集中的投資公司以及各式各樣的人才。

在北京，歐瑞思丹用了將近兩年的時間完成了業務磨合以及資金融合。它拿到了DCM和德同資本的投資，並將跨國電商業務由日本擴展到了美國市場。

作為一家依賴於傳統製造業供應商的電商公司，隨著業務進入擴張階段，北京已經逐漸不能滿足公司貼近供應商的發展需求。「在北京要見到供應商很難，很多供應商還會覺得我們公司比較遠，甚至經常不知道公司的總部在哪。」吳雷告訴記者。

為了適應企業發展的需求，吳雷開始考慮搬離北京的計劃，他需要尋找一個靠近供貨商、靠近出口企業聚集地，同時又有合理商業成本的城市。經過考察，蘇州在南京、無錫、東莞、哈爾濱等城市中脫穎而出。

吳雷帶領全體員工到蘇州考察後，將總部搬到了蘇州。現在，歐瑞思丹搬到蘇州還不滿一個月，吳雷正在小心翼翼地計算這次搬遷的投入和產出。

兩週的磨合期之後，吳雷和他的公司逐步進入正軌，搬遷工作結束，他們還在蘇州當地招了15個員工。令吳雷很欣慰的是，蘇州貼近供貨商的優勢開始逐漸顯現出來。他回憶，這兩週見的供貨商，比去年一年在北京見的都多。

吳雷在蘇州本地招聘了15個產業工人，工資要比北京招聘的員工低20%-30%左右。因此對歐瑞思丹來說，哪怕由於工作時長、工作節奏的變化，員工的工作效能降低了10%，對企業來說，也是可以承受的。

吳雷的家庭仍然留在北京，他坦承，如果放在以前沒有高鐵的時候，他不會有勇氣搬來蘇州，因為他無法應對與家人分離這個問題。而有了京滬高鐵，北京到蘇州只需五個小時，他在與妻子溝通後，決定每個月往返北京蘇州一次，在北京待十天，在蘇州待二十天。企業已經進入了穩步發展的階段，即使他不在蘇州也可以正常運轉。

在北京海淀區，一個很普通的寫字樓每平米每天的租金一般也要3元左右，而在蘇州國際科技園，每平米寫字樓每天的租金僅需0.5元，在無錫的一些園區，寫字樓前幾年甚至都是免費供創業公司使用。

記者在蘇州工業園區的金雞湖、獨墅湖畔看到大批政府新建的寫字樓，像蘇州這樣過去的工業城市，現在已經很少有大塊土地用來招商引資，因此政府將大批的土地用來新建寫字樓，希望以優惠的政策吸引科技創業公司入駐。

吳雷對自己做出來到蘇州的決定感到慶幸，他說：「現在各種類型的企業競爭都很激烈，根本容不得你在企業發展形態上有任何明顯的瑕疵，對城市的選擇要慎之又慎。」

北京公交漲價傳言背後

2013-07-29  TCW

□ 本刊實習記者 歐陽銀華 文7月14日，一則北京市交通委員會（下稱北京市交委）專項調研或將導致北京地鐵公交漲價的消息，在網上炸開了鍋。兩天之後，北京市交委對此公開否認。 從2009年起，北京市就 多次出現公共交通將漲價 的傳言。目前，北京公共交通仍維持著2007年制定的票 價：公交公司實行刷卡封 頂，持普通卡乘車一次0.4 元，持學生卡一次0.2元；地鐵票價2元。 漲價傳言背後，是關於北京公交巨額補貼能否持續的疑問。 2013年1月，北京市財政局副局長韓傑透露，因近幾年地鐵新線上線、客流量增加、燃油費上調等因素，北京公共交通的財政補貼力度進一步加大，每年都呈遞增態勢。2010年對地面公交、軌道交通補貼共計135.3億元， 2011年補貼156.9億元，2012年這一補貼額度已經達到175億元。 交通運輸部管理幹部 學院教授張柱庭認為，地鐵作為公共交通工具，承擔著公益性質，作為公共服務的內容，應由政府提供。但也要考慮到公交地鐵公司的經濟屬性。公交地鐵公司經濟效益有兩個來源：補貼和市場，而目前北京市公共交通主要靠政府補貼。 張柱庭還認為，地鐵票價的制定，要和地面交通有一個合理的價格比例，要防止價格過低導致無效化低效交通。北京市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院長助理、北京市政協委員高揚也指出，2007年北京公交票價優惠政策實施以來，小汽車出行比例沒有下降，還把大量的自行車出行人群轉移至公共交通，北京市自行車出行比例已經由2007年的27.7% 下降至2011 年的15.1%。 高揚更指出，公共交通補貼支出比例偏高，擠佔了其他領域的財政支出。北京市2011年的財政支出結構中，一般公共服務（5.6%）、科學技術（9.8%）、文化體育與傳媒（3.5%)、社會保障與就業 (7.2%)、醫療衛 生(5.3%)等大類支出均低於公共交通補貼（11%），說明公共財政的支出結構存在不合理的情況。 天則經濟研究所對外 合作部主任、公用事業研究中心研究員趙旭曾指出，政府的財政收入事實上都來自于納稅人，公共交通的巨額 補貼最後還得由納稅人埋 單。而且由於政府給予公交部門巨額補貼，過去冗員衆多、效率低下的官營公交部門更加缺乏改進服務質量的動力，浪費了北京納稅人的錢。“普惠制”的補貼，把本來可更多用于造福窮人的財政支出，用于補貼能承受正常公交票價的“富人”，等同于“窮人補貼富人”，更是有違公共財政的再分配職能。 韓傑在年初的新聞發佈 會上還表示，今年會重點對此進行政策評估和調研，對這些年的補貼政策進一步梳理和評估，以此來考慮是否要進行調價。 而北京市交委稱，公交票價的調整需相關部門綜合研究，市交委目前沒有進行公交票價調整的前期調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