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夜shibor報2.0050%,上漲0.20個基點。
7天shibor報2.3080%,漲跌持平。
3個月shibor報2.8615%,下跌0.35個基點。
“僵屍企業”長什麽樣?有多少家?之前一直沒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簡稱人大國發院)獲悉,目前全國工業部門中僵屍企業數量約占工業企業總數的7.51%。按企業規模所作的不完全統計,大型、中型和小型企業中僵屍企業數量分別約1萬家、5萬家和13萬家。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當前經濟改革和宏觀調控的重要戰略和主要抓手。供給側改革的關鍵,就是加快淘汰僵屍企業。
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導致大量僵屍企業出現。圖為一家已經關閉的大型鋼鐵廠。攝影/章軻
什麽樣的企業算僵屍企業?
人大國發院是全國首批25家國家高端智庫試點單位之一,該院反腐敗與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日前發布了《中國僵屍企業研究報告——現狀、原因和對策》,這是國內第一份全面研究僵屍企業的報告。
報告根據1998-2013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包含大約80萬家企業和360萬個觀測值)和1998-2015年上市公司數據庫,測算了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屍企業比例。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覆蓋了中國工業企業銷售額的90%,因此更能反映出中國僵屍企業的實際情況。使用的數據覆蓋了1998-2004年、2009年至今這兩次較大規模的產能過剩現象,既能反應現狀,又能與上一次危機做出對比。
人大國發院副院長、經濟學院教授聶輝華介紹,研究人員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麽樣的企業算僵屍企業”?
聶輝華說,按照維基百科的解釋,僵屍企業是指這樣一些負債企業,它們雖然可以產生現金流,但是扣除運營成本和固定成本之後,最多只能支付貸款利息,而無力償還貸款本金。換言之,這樣的僵屍企業本來應該死亡,但是依賴政府補貼或銀行貸款勉強維持生存,並且無法恢複活力。
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在資產價格泡沫破滅之後,陷入了衰退狀態,出現了“失去的十年”。學術界普遍認為,主要原因就是日本有大量的僵屍企業,占用了大量無效率的銀行貸款,甚至擠出了優秀的企業,出現了逆向淘汰。
2015年12月9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首次對“僵屍企業”提出了具體的清理標準,即要對持續虧損3年以上且不符合結構調整方向的企業采取資產重組、產權轉讓、關閉破產等方式予以“出清”。
“因此,僵屍企業的官方標準定義為:如果一家企業連續三年利潤為負,則將這家企業識別為僵屍企業。”聶輝華說,識別僵屍企業的官方標準一方面比較貼近於人們對僵屍企業的認識,因此比較直觀;另一方面也比較簡單,因此在實踐中易於操作。
“但是,官方標準也存在著一些問題。”聶輝華分析說,首先,有些新興行業中的成長型企業在成立最初幾年都很難實現盈利,因此使用官方標準會把一些運轉狀況良好且發展潛力較大的企業錯誤識別為僵屍企業。
例如,美國亞馬遜公司自創立之後曾連續20年虧損,直至2015年才實現盈利;中國最大的物流企業之一京東自2011年以來至今仍是虧損。“在我國證券市場中連續三年經營虧損的上市公司必須進行退市預警,因此許多上市公司通過操縱利潤避免退市。如果使用官方標準識別僵屍企業,這類企業將成為漏網之魚。”
聶輝華介紹,人大國發院報告提出了新的識別僵屍企業的方法。如果一個企業在當年和前一年都被FN-CHK方法識別為僵屍企業(即企業獲得的貸款利息率低於正常的市場最低利息率),那麽該企業在當年就是僵屍企業。
聶輝華認為,相對於官方標準和學界流行的CHK標準,這一方法能夠較好地減少僵屍企業識別過程中的“漏網之魚”,又可以減少“誤傷”。
工業部門僵屍企業全貌
上述報告描述了中國工業部門僵屍企業的全貌:
分規模僵屍企業統計圖
分年份來看,2000-2013年,中國工業部門的僵屍企業比例最高時(2000年)大約為30%,此後呈下降趨勢,並在2004年之後保持穩定。2005-2013年的工業部門僵屍企業比例大約為7.51%。這說明中國僵屍企業的問題是在逐漸緩解的。
分行業來看,利用2013年中國上市公司數據,人大課題組發現,僵屍企業比例最高的五個行業是:鋼鐵(51.43%)、房地產(44.53%)、建築裝飾(31.76%)、商業貿易(28.89%)和綜合類(21.95%);僵屍企業比例最低的五個行業是:銀行(0.00%)、傳媒(4.12%)、非銀金融(4.65%)、計算機(5.23%)和休閑服務(5.88%)。
中國各地僵屍企業數量
中國各地僵屍企業比例
分地區來看,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東部南部地區僵屍企業比例比較低,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西南、西北和東北地區僵屍企業比例較高。
分所有制來看,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最高,民營企業和港澳臺及外商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相近,且遠低於國有和集體企業中僵屍企業的比例。
分規模來看,大型企業和中型企業的僵屍企業比例最高,但由於基數比較小,大部分僵屍企業還是小型企業。
分年齡來看,隨著企業年齡的增長,僵屍企業的比例越來越高。成立1-5年的企業中,只有約3%的企業是僵屍企業;而在成立超過三十年的“老”企業中,約有23%的企業都是僵屍企業。
聶輝華介紹,研究人員分析了導致僵屍企業的五個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和企業之間的政企合謀。為了政績和維穩,地方政府不斷給瀕臨破產的僵屍企業進行各種形式的“輸血”,或者給非僵屍企業施加就業壓力和產量擴張壓力,然後再通過補貼和貸款來維持其局面。這使得本來不是僵屍的企業變成了“僵屍”、已經是“僵屍”的企業更加難以清理。如果一個企業獲得了更多補貼、或者冗員更多、或者是國企,那麽成為僵屍企業的概率就更高。
地方政府之間和國企之間的惡性競爭。一旦國家將某個行業列入重點扶持範圍,地方政府就一擁而上支持這個行業的發展,造成重複建設、產能過剩。在該行業出現大量僵屍企業之後,地方政府又紛紛提供優惠政策和補貼來支持當地企業,希望能夠通過自己的“扶持”來“擠垮”其他地區的企業。許多政府部門出臺政策鼓勵企業兼並、“以大吃小”,甚至在行業救助時直接規定只救助一定數量的大企業,這直接造成了企業間“競相做大”的囚徒困境。
四萬億投資與僵屍企業比例
大規模刺激的後遺癥。2008年11月,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帶來的壓力,中國政府推出了投資總量約四萬億的經濟刺激計劃。然而,四萬億投資計劃在一些行業引起了過度投資、盲目擴張,埋下了產生僵屍企業的隱患。
外部需求沖擊。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世界主要經濟體增長放緩、需求減少,使得出口依賴型行業和企業在短時間內受到了巨大的沖擊,訂單不足、商品滯銷、資金周轉困難、投資方撤資,許多原本發展良好的企業紛紛陷入困境,甚至淪為僵屍企業。
銀行的信貸歧視。2008年以後,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利潤率在波動中下降,但負債率卻逐年增高;與此同時,民營企業利潤率一直比較穩定,但負債率卻有所下降。也就是說,2008年經濟危機之後,雖然國有和集體企業盈利能力有所下降,但卻更容易獲得貸款;雖然民營企業盈利能力非常穩定,但卻更難獲得貸款。
減少僵屍企業用什麽“良藥”?
研究發現,國有企業、規模大的企業、年齡大的企業更容易成為僵屍企業,並且煤炭、鋼鐵、玻璃、水泥等重點行業有更多的僵屍企業。
聶輝華說,導致僵屍企業出現的主要原因,既有歷史的因素,也有體制和機制的因素,還有外部需求沖擊,錯綜複雜。因此,要清理僵屍企業,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中國產業轉型升級,實現中國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就必須對癥下藥,而且只有下猛藥才能治沈屙。
“減少僵屍企業首先要減少政府對企業的幹預,尤其是慎用產業政策。”聶輝華說。
上述報告說,在正常的市場經濟中,一個企業如果多年資不抵債、長期虧損,必然被激烈的市場競爭所淘汰。因此,正常的、完善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僵屍企業根本不會出現。僵屍企業之所以存在,一定是因為市場機制的運行受到了幹擾。而主要的幹擾,當然是來自政府或者金融機構等強大的部門。
報告認為,地方政府要減少對企業運行的幹預,不要利用行政力量去推動企業兼並重組,不要給轄區內企業施加超出其負擔能力的就業壓力和財稅壓力,不要給缺乏效率、生存無望的僵屍企業提供各種補貼和迫使銀行發放貸款。
對於中央政府和部委來說,要謹慎使用產業政策。以扶持新興、幼稚、戰略性產業為目的的產業政策,一定程度上為這些行業的企業提供了一層保護傘,使這些行業的企業減少了面臨的市場壓力,也使得這樣企業的發展偏離了市場的軌道,可能導致它們盲目生產、盲目做大,最終可能變成僵屍企業。
而且,通過各類補貼實行的產業政策,如果缺乏透明、公開的程序,很容易留下尋租空間。報告說,當前,新能源汽車、機器人產業的騙取補貼行為比較普遍,必須引起足夠重視。
聶輝華說,應完善國資委對國企的考核指標,全面理解“做強做優做大國有企業”。警惕最後的結果是國企光是“做大”而沒有真正“做強”和“做優”。如果國企一味做大,必然陷入產能擴張的囚徒困境,必然導致更多產能過剩,從而產生更多僵屍企業。
同時,報告建議強化銀行的預算硬化。從日本僵屍企業的情況來看,銀行的預算約束軟化是僵屍企業產生的重要土壤。應加強對銀行體系的監管,減少地方政府對轄區內銀行的行政幹預,通過制定相關的法律法規,確保銀行體系的相對獨立性。同時多渠道化解過剩產能,鼓勵企業兼並重組和改制分流,加快建立和完善社會保障網。
聶輝華說,目前來看,比較嚴重的行業有大約20%的過剩產能,有大約10%的僵屍企業,總體情況尚在可控之中。可以考慮將過剩的鋼鐵、水泥、玻璃等用於貧困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由中央政府或者幫扶的地方政府通過發行債券代為支付。
報告還認為,加快國企改革步伐關鍵是明確國企定位。進一步對國企進行分類改革,明確哪類國企要承擔政治和社會功能,哪類國企是純粹的市場化企業。對於前者,限制數量,當做特殊企業來對待;對於後者,加強市場化考核,鼓勵做強做優。
省域經濟之外,城市經濟的變化也體現地方實力升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梳理26個主要一二線城市半年報發現,杭州經濟增速首次超越重慶,在主要城市中領跑;總量方面,廣州和深圳爭當第三名。需要說明的是,成都、武漢等部分重點城市由於數據尚未發布或者不詳,未納入統計。
杭州增速領跑
上半年,杭州經濟增速位居主要城市第一位,重慶則緊隨其後。
杭州市統計局發布的信息顯示,上半年該市GDP為5021.18億元,同比增長10.8%,增速居副省級以上城市首位,分別高於全國、全省4.1和3.1個百分點,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均提高0.5個百分點,自去年二季度以來,已持續5個季度運行在兩位數區間。
這其中,杭州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居副省級城市第二,增長17.4%,增速高於全省5.5個百分點,居全省首位;稅收占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的94.1%,占比居副省級城市首位。
杭州經濟高速增長主要來自於高速發展的現代服務業,尤其是信息經濟。上半年,杭州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040.55億元,增長14%,比第二產業高了7.1個百分點。
這其中,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193.76億元,增長26.2%,占GDP的23.8%,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提高0.5和1.1個百分點。其中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數字內容產業分別增長48.7%、48.3%和41.9%,雲計算與大數據、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分別增長35.4%和31.4%。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杭州這幾年主要是抓住電商等新的經濟形態,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據不完全統計,全國85%的網絡零售額、70%的跨境電商貿易額和60%的B2B交易額是在杭州的電子商務平臺上完成,全國三分之一的綜合性電子商務平臺和專業網站落戶杭州。杭州儼然已成為我國的“電商之都”。
在信息經濟快速拉動的同時,今年以來杭州房地產市場的火熱也貢獻不少。數據顯示,上半年杭州全市新建商品房銷售面積1092.06萬平方米,增長67.8%。
在杭州的帶動下,浙江全省也“跑得快”。浙江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全省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稅收增長35.8%,比一季度提高6.2個百分點,阿里巴巴、網新等企業繼續發揮龍頭作用。信息經濟對浙江經濟發展作用不斷凸顯。
杭州之外,另一個增速超過10%的大城市是西部的直轄市重慶。今年上半年重慶實現GDP為8000.82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6%,較全國高3.9個百分點。
與杭州不同的是,作為中西部城市,重慶經濟快速增長仍主要是來自於第二產業。上半年,重慶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2%,較全國高4.2個百分點。
廣深爭總量第三
從經濟總量上來看,上海和北京兩個強一線城市雖然增速有所放緩,但在總量上仍遙遙領先,和後面的城市拉開明顯的距離。
在各大城市中,競爭激烈的是從第三的廣州到第七的蘇州五個城市。天津和蘇州多年來一度緊追廣深。尤其是天津,往年的上半年GDP曾數度超過深圳,但近年來隨著天津和蘇州的放緩,以及深圳經濟增速的加快,目前對廣州的第三城位置追得最緊的已經變成了深圳。
統計數據顯示,上半年深圳全市GDP達8608.88億元,與排名第3的廣州相比,今年上半年深圳僅相差235億元,高出第5名的天津108億元,這也是四年來天津上半年GDP首次被深圳超過。
由於深圳經濟發展歷年來都有“前松後快”的特點,即下半年經濟占全年比重要比上半年大不少,因此過去幾年雖然深圳上半年GDP被天津超過,但到年尾都會反超天津。可以預見的是,今年全年下來,深圳領先天津的數量會進一步拉大。
價格變動影響名義增速
另一方面,目前統計部分發布的統計數據中的增速均為實際增速,是扣除了通貨膨脹因素後,以不變價格計算的增速,而名義增速則包含了價格的變動。價格變動是無處不在的。比較城市之間經濟總量的大小,用名義增速更能反映真實的情況。
在名義增速方面,上半年深圳的名義增速高達14%,遠高於廣州、天津和蘇州。名義增幅大漲,與該市的產業結構有關,由於信息經濟、金融和房地產等產業的帶動,深圳第三產業增長十分迅速,對經濟的貢獻率很高。而包括金融、房地產等產業的價格漲幅比較大,因此名義增速也大幅領先於實際增速。上半年深圳二三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41.1:58.9優化為38.9:61.1,三產比重首次超過六成。
與深圳相反,由於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下行,處在產業上遊的省份和城市受到的影響更大,這些地方的名義增速大多低於實際增速。例如,在重化產業占比較大的天津,這兩年GDP名義增速已明顯走低,上半年天津名義增速為7.82%,比實際增速低了1.38個百分點。
外貿明星城市蘇州的名義增速也只有6.62%,上半年該市出口下降9%,實際利用外資下降7.2%,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僅增長2.2%;工業總產值負增長0.2%,占規模以上工業產值32.5%的電子行業產值增長1.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1.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增速回落。
由於近年來外貿出口受阻,以外貿出口為主的城市普遍增速較低。例如,無錫上半年的名義增速也只有6.87%,佛山、東莞和寧波的增速也不太高。
表1:26個主要一二線城市“半年報”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表2:經濟總量前7城市比較
(數據來源:第一財經日報根據各地統計局數據制作)
據發改委網站消息,發改委政研室今日發文稱,今年上半年,地區經濟運行總體保持平穩、穩中有進,區域發展新亮點不斷湧現,呈現出“東部企穩趨好,中部基本平穩,西部穩中有升,東 北下行趨緩”的特征。
(一)東部地區經濟企穩趨好。上半年,東部地區地區生產總值、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分別增長 7.6%、6.4%、11.0%,分別高於全國平均水平0.9、0.4、2個百分點。分省份看,天津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2%,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8.9%,增速處於東部地區領先水平。福建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8.3%,外貿出口實現逆勢增長,月出口值連續3個月同比、環比“雙增長”。上海地區生產 總值同比增長6.7%,三產保持了10%以上的增速。
(二)中部地區經濟基本平穩。上半年,中部地區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為7.8%,工業 增加值增速為7.3%,固定資產投資完成6.8萬億元,增速為12.8%。分省份看,江西上半年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9.1%,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9.0%,增速在中部地區居於首位。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增長勢頭總體較好,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山西經濟逐步企穩,地區生產總值增速 較一季度明顯提高,6月當月工業增加值增速走出負增長區間。
(三)西部地區經濟穩中有升。上半年,西部地區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為 8.0%,繼續處於“四大板塊”首位;工業增加值增速為7.2%,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為13.5%,均較一季度有所提高。分省份看,重慶、西藏、貴州上半年 地區生產總值分別同比增長10.6%、10.6%、10.5%,增速仍然處於全國前列。資源型省份經濟增速普遍提高,寧夏地區生產總值、工業增加值增速分 別為7.9%、7.4%,分別較一季度提高1、5.4個百分點,新疆地區生產總值增速較一季度提高1個百分點以上。
(四)東北地區經濟 下行趨緩。東北地區主要經濟指標逐步趨穩,地區生產總值同比增長2.2%,較一季度提高0.3個百分點,工業增速降幅較一季度收窄1個百分點。分省份看, 吉林企穩態勢相對明顯,地區生產總值增速為6.7%,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主要經濟指標趨近合理區間。遼寧、黑龍江地區生產總值增速均較一季度有所提高。
在地區經濟平穩運行的過程中,各地大力發展新經濟培育新動能,動能轉換步伐持續加快,區域發展新動能新亮點不斷湧現。
一是新經濟新業態加速發展。浙江市場采購貿易和跨境電子商務成為外貿新動能,帶動全省連續3個月出口保持兩位數增長。河南5月當月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2.4倍。遼寧沈陽機器人產業在國產機器人市場占有率超過20%。
二是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持續前進。江西上半年互聯網等創新類投資增長267%。重慶豬八戒網匯聚了1000萬余名創業者和300萬家中小微企業,成為全國 最大的眾包服務平臺。江蘇無錫在物聯網、新材料、電機電氣等領域建立了32個產業研究院,形成了“一鎮一院一產業”的特色模式。
三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20多個省份簽訂了去產能責任書。廣西、河南對農民進城購房進行補貼。吉林建立政府債務風險預警機制。黑龍江今年以來兩次降低一般工商業電價,降低企業用電成本2.6億元。全國22個有易地扶貧搬遷任務的省份全部開工建設。
四是部分地區民營經濟加快發展。廣東上半年民間投資增速達到19.6%,超過全省固定資產投資增速6.1個百分點。福建1—5月民營企業出口值占到全省的6成,拉動全省出口7.3個百分點。
五是多點多支撐格局不斷增強。國家級新區等重點功能平臺在區域經濟中持續發揮示範引領作用,大部分國家新區經濟增幅高於所在省份平均水平,預計上半年濱 海新區、舟山群島新區、兩江新區、南沙新區、湘江新區、江北新區等的經濟增速都將超過10%,蘭州新區經濟增速將超過20%,貴安新區經濟增速將超過 30%。
總的看,東部地區和中部地區在發展新經濟方面勢頭強、亮點多,新的發展動能不斷形成,東中部地區占到我國經濟總量的3/4,只 要穩住這個基本盤,全國經濟形勢就能保持總體平穩;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也在積極探索新的發展路徑和模式,要為地方轉型升級、結構調整留出空間和余地。
三次產業占比是衡量經濟發展類型和結構的重要指標。一般來說,發達國家三產占GDP比重都達到了百分之六七十,而中國的一些省份的三產占比已經趕上了這個水平。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通過對25個主要一二線城市(部分重點城市的數據未發布或不詳)三產產值及占比的統計發現,目前北上廣深杭的第三產業占比均已超過六成;一些城市由於工業下行,所以第三產業占比也比較高;而傳統制造業大市的三產占比均明顯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圖為北京中關村
北上廣深杭占比超六成
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高於第二產業14.7個百分點。
不過,在不同地區、不同城市之間,三產占比差異極大。一般而言,區域輻射力越大,三產的比重和產值就越大。因此第三產業產值和比重是衡量一個城市區域輻射力的重要指標。
在這25個城市中,有8個城市的三產占比超過了六成,其中北上廣深杭5個發達城市不但服務業產值占比高,而且總量大,說明這五大城市的服務業對外輻射力最強。
其中,北京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9352.1億元,占GDP比重達到81.9%,無論是總產值還是占比,均高居各大城市榜首。
北京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北京科技服務業、信息服務業、金融業等優勢行業繼續發揮重要支撐作用,對全市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合計為59.1%。其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實現增加值1086.8億元,增長12.2%;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增加值1185.2億元,增長11.2%;金融業實現增加值2179.7億元,增長9.2%。
北京之後,上海的產值和占比均位居第二。數據顯示,上半年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9175.70億元,增長11.6%。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8%,同比提高3.7個百分點。
深圳市的數據顯示,上半年,該市二三產業結構由上年同期的41.1:58.9優化為38.9:61.1。第三產業中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為主的營利性服務業和以八項支出為主的非營利性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貢獻突出,上半年分別實現增加值970.71億元和787.84億元,分別增長14.5%和14%,較上年同期分別提高4.7個和17個百分點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北上廣深服務業不僅服務於本省,而且還服務於周圍省份甚至全國範圍。比如北京的服務業不僅服務於整個京津冀,而且聚集了大量的央企總部,北方很多民營企業將總部遷到北京。而上海則是很多世界500強在中國乃至亞太總部的所在地。至於廣州和深圳,雖然輻射範圍不如京滬,但也輻射到整個華南地區。
例如,在福建泉州,當地上市公司眾多,但為這些上市公司提供上市服務的機構大多來自上海或者深圳。
另一方面,隨著土地資源、人力資源等成本要素的不斷提升,一線城市也很難再發展一般工業、重化工業,很多產業已經轉向了周邊地區,例如北京的不少產業都遷到了河北,在“退二進三”的方向之下,這些城市重點發展現代服務業,因此三產的比重也不斷走高。
不過,同樣是一線城市,同樣是三產比重超過六成,但廣州與另外三大一線城市的三產結構還是有較大差別。當前,金融和高科技是城市升級發展的標誌性產業。一個城市要有在全國經濟競爭中有話語權,常常需要在這兩大產業上有突破。比如深圳不僅有深交所,而且高新科技產業發達,A股上市公司就達到了200多家;上海有上交所,是我國的金融中心和商業中心;北京作為政治中心,不僅坐擁大批央企總部,而且還有中關村,金融和高科技實力十分雄厚。
相比之下,廣州在互聯網和金融兩大領域都處於發展進程中。作為千年商都,廣州擁有全國最為發達的專業批發市場。不過近年來,隨著電商的快速發展,傳統商貿受到的沖擊十分明顯。而傳統商貿占廣州的三產的比重非常高。這也是為何今年上半年廣州名義增速明顯不如深圳、上海等城市的原因之一。當然,近兩年廣州也正在加快傳統商貿向現代商貿轉型的步伐。
北上廣深之外,作為二線城市中的佼佼者,杭州三產的表現頗為引人關註。盡管不具備一線城市那樣的對外輻射力,尤其是無法像北上深一樣在金融方面占據重要一角,不過仰賴於互聯網信息經濟的發力,杭州三產的對外輻射力亦不容小覷。
杭州市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上半年杭州第三產業實現增加值3040.55億元,增長14%,增速提高0.5個百分點,三次產業分別拉動GDP增長0.04、2.69和8.09個百分點,結構由去年同期2.9:39.3:57.8優化為2.8:36.6:60.6。其中第三產業增加值占比站上了60%的新臺階。
這其中,信息經濟實現增加值1193.76億元,增長26.2%,占GDP的23.8%,較一季度和上年同期分別提高0.5和1.1個百分點。其中移動互聯網、電子商務、數字內容產業分別增長48.7%、48.3%和41.9%,雲計算與大數據、軟件與信息服務產業分別增長35.4%和31.4%。
浙江大學公共服務與績效評估研究中心主任胡稅根教授告訴《第一財經日報》,杭州這幾年主要是抓住電商等新的經濟形態,主打智慧經濟、智慧產業,在經濟轉型升級方面走出了自己的特色。
不過,占比高的並不只是北上廣深杭這幾個沿海發達城市,像太原、哈爾濱和西安這幾個內陸城市上半年三產占比也超過了六成,這些城市三產占比較高的原因與北上廣深杭則有所不同。
圖為西安古城樓
一方面,這些城市的工業所在的省份工業以傳統的能源重化工業為主,由於PPI(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的下行,對於這些省份原本占優的工業影響較大。
另一方面,中西部的不少城市,包括西安、昆明、太原等地,隨著近年來旅遊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當地交通、住宿餐飲等第三產業的發展,再加上隨著中西部城鎮化速度的加快,省會城市作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房地產業也獲得快速發展。此消彼長之下,這些城市的三產占比也不斷提高。
此外,需要指出的是,類似太原、哈爾濱等城市,上半年占比較高也有季節性的因素,由於這些城市上半年二產產值占全年比重較低,因此三產占比比重相應也會高一些。若全年下來,則三產占比可能很難維持在目前的水平。
例如,去年上半年哈爾濱三產占比高達63.58%,比今年上半年還高,但去年全年哈爾濱三產占比為55.9%。再比如,太原去年上半年三產占比達到了65.52%,但全年下來為61.33%。
工業優勢城市繼續選擇向高端工業升級
與這些城市相比,不少重點城市的三產占比要低很多。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上半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為54.1%,比上年同期提高1.8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三產占比低於54.1%的城市,三產的占比就比較低。在本報統計的25個城市中,有13個城市的占比低於全國平均水平,有6個城市的占比甚至低於50%。
這些城市主要由兩大類,一類是沿海外貿明星城市,如佛山、東莞、無錫、寧波等,這些城市作為出口大市,以制造業為主。這其中,佛山三產占比僅有39.6%,寧波僅有46.3%,無錫和東莞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
圖為東莞制造業
在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不均衡性之下,直轄市、省會城市無論是在城市建設還是公共資源方面相比其他地區有較大優勢,因此很多普通地級市的制造業企業在做大之後,為了吸引優秀人才,會把企業的研發設計、營銷總部搬到這些一二線城市里面,比如佛山、東莞的不少企業會把總部設在廣州、深圳。長三角的很多企業則將總部往上海、杭州轉移。
丁長發說,財力雄厚的一二線大城市,對企業設立總部有不少獎勵和優惠,這會進一步吸引更多企業總部向這些中心城市轉移。
江蘇省社科院區域現代化研究院副研究員王樹華認為,對傳統的外貿明星城市來說,未來要完全像杭州這樣通過電商等現代服務業實現轉型升級也不現實,因為本身也不具備這樣的條件。
“以工業、制造業為主的產業結構要完全轉為以三產為主的結構也沒必要,因為他們的優勢不在這里。”王樹華認為,這些城市未來的轉型主要是產品的轉型,把產品的技術研發做上去,滿足更高層次的需求,進一步延伸產業鏈。
另外一些三產占比較低的核心城市,則主要是來自中西部省會城市、直轄市,如合肥、南昌、長沙、重慶、鄭州等城市。如合肥占比僅有42.6%,南昌占比47.2%,長沙僅有46.5%,重慶也僅為50.56%。
這幾年隨著交通運輸條件的改善,這些城市吸引了大量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產業轉移落地。比如制造業里面,裝備制造、電子信息、高新技術發展都比較不錯。
以合肥為例,由於緊鄰長三角經濟發達地區,呈東啟西的地理位置,較低的綜合成本,良好的高教資源,以及安徽充足的勞動力資源等優勢,加上皖江城市帶承接產業轉移示範區的獲批和建設,作為該示範區的核心城市,合肥吸引了美菱、榮事達、海爾、格力、長虹、美的、華淩、三洋等家電巨頭落戶,並一舉發展成為目前全國最大的家電制造業基地。
在重慶,在全國工業經濟下行情況下,上半年,重慶全市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0.2%,較全國高4.2個百分點。這其中,全市規模以上工業39個行業大類中34個保持了增長,占87.2%。
專家指出,對不同地區而言,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相應的分工和發展角色,並不是三產比重高就是好事。隨著經濟的發展,第二產業的比重、就業占比都會下降,但對很多地方來說,在發展第三產業的同時,不能放棄第二產業,而是要將二產、三產更好地聯動起來。
當前土地市場到底火爆到什麽程度?官方統計顯示,全國超七成的省份土地收入在增長,其中浙江、安徽、海南、廣東增幅較大。
國土資源部近日發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9.15萬公頃,同比增長0.1%。土地出讓合同價款1.32萬億元,同比增長24.8%。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土地出讓面積幾乎未變的情況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卻增加了24.8%,也說明今年上半年的土地價格有了較大幅度的上漲。
三大原因導致地王頻出
一位國土部專家表示,受宏觀金融貨幣政策向寬松方向調整影響,今年上半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和成交價款出現“雙增”,超七成省份價款增長。
上半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和成交價款分別為9.15萬公頃和1.32萬億元,同比分別增加0.1%和24.8%,而去年同期二者降幅均超過30%,與今年第一季度相比,出讓面積同比由負轉正,出讓價款同比增幅擴大。全國31個省(區市)中,有22個省份土地出讓價款同比增加,浙江、安徽、海南、廣東增幅較大,其余9個省份同比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近期,南京、合肥等部分二線熱點城市出現房屋銷售火爆現象,土地市場進而出現連續高價成交的情況。
從“異常地塊”的大幅增加也可以看出當前土地市場的火爆。所謂異常地塊,在國土部門眼中,是指招拍掛出讓中溢價率超過50%、成交總價或單價創新高的房地產用地。
截至2016年6月30日,2016年二季度各地上報異常交易地塊75宗(其中一線城市上報了18宗,二線城市上報了20宗,三四線城市上報了37宗),比上季度增加了30宗,漲幅為67%;比上年同期增加了37宗,漲幅為97%。平均競價輪次為111次,比上季度減少了6次,比上年同期增加了58次。
今年第二季度上報的異常交易地塊中,成交單價創新高的11宗,較上一季度翻番,是2014年以來,單價創新高地塊出現最多的季度。
上述國土部專家認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貨幣寬松政策影響下,房企的融資成本下降,資金充裕;另一方面,在整體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新產業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級政府面臨較大的財政壓力,土地出讓收入成為了政府階段性創收的主要來源。此外,部分國企迫於行業整合壓力,也促成了過度競爭拿地的局面。
高價地塊並不僅僅出現在一線城市,二三線城市也開始頻頻出現地王。
中原地產研究報告指出,上半年地王誕生地由一線城市蔓延至二線城市,蘇州拍出27宗、杭州25宗、合肥22宗、南京21宗、武漢11宗、天津14宗,可見二線城市已成為2016年“地王”出現最多的區域。
上述專家建議,下一步,要繼續關註宏觀經濟發展態勢對土地市場的影響,一是要關註宏觀調控政策變化對土地市場運行的影響;二是堅持“供需雙向調節”的房地產市場調控基調;三是堅持分類調控,提高房地產市場管控的有效性。
房地產供地還在下降
除了土地出讓數據“搶眼”外,其他土地供應方面的統計則依然處於下降通道中。
今年上半年,全國國有建設用地供應20.15萬公頃,同比下降2.3%。其中,工礦倉儲用地5.54萬公頃,同比增長7.9%;房地產用地4.56萬公頃,同比下降2.9%;基礎設施等其他用地供應10.05萬公頃,同比下降6.9%。
上述國土部專家表示,受宏觀經濟指標持續改善影響,上半年全國土地市場“逐步回穩”,上半年國有建設用地供應總量20.15萬公頃,同比減少2.3%,降幅較1季度略微擴大2.2個百分點,但與去年同期降幅相比,已經明顯收窄。近五年(2012至2016年)上半年土地供應同比變化分別為27.3%、3.6%、-5.5%、-21.4%、-2.3%,總體呈現“先增後降、降幅收窄”的態勢。
該專家稱,需要關註的是,在建設用地供應總量中,存量建設用地12.87萬公頃,占總量比例63.9%,高於去年同期3.5個百分點,顯示在節地制度和政策日益完善的背景下,“控總量、挖存量、擠流量”逐步成為各地節約集約用地管理的共識。
自2015年“330新政”和年內五次降息、五次降準以來,房地產市場寬松政策持續不斷,全國重點省會城市的房地產市場在需求持續釋放下大都有所複蘇明顯,房地產用地供應也呈現持續回調的特征,同比降幅不斷收窄。
上述專家稱,上半年全國房地產用地供應4.56萬公頃,同比減少2.9%,其中,住宅用地供應3.07萬公頃,同比減少3.8%,房地產和住宅用地供應降幅較1季度均有所收窄。從2014年以來房地產和住房用地供應累計同比變化曲線看,當前房地產用地供應處於連續下跌後的“修複期”,用地供應有逐步企穩跡象。
世界上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將在2016年財年繼續加速。這是高盛做出的最新預測,而這個主要經濟體指的是印度。
在最近發布的文件中,一直看好印度經濟的高盛明確指出,在2016年財年(2016年4月~2017年3月),印度經濟預計將增長7.9%,超過去年的7.6%。
一旦該增速實現,也就意味著印度將超越中國成為世界上發展最快的主要經濟體。中國官方也預計經濟增長將放緩,將目標設定在了6.5%至7%之間。
為什麽如此看好印度經濟在未來幾個月里的發展?高盛給出了四個理由。
第一,老天給力,降水量將增加6%。
農業大國往往靠天吃飯,尤其是基礎設施薄弱的國家。印度的灌溉基礎設施就相對薄弱,這使得降雨量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農業經濟與農村居民收入和消費的水平。幹旱會擡高食品價格,進而影響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根據印度氣象部門的預測,今年的降水量將高於往年的6%。印度GDP也將因為農業GDP的增長以及農村居民收入的增加而上升0.6~0.9個百分點。印度氣象部門的最新消息稱,降雨活動將從今年8月的最後一周開始影響印度半島。
第二,千萬公務員薪資上漲14%,國民購買力增強。
六月底,印度政府批準了給公務員加薪的計劃,即1000多萬名印度公務員和退休人員的工資及養老金將增加14%,預計此舉將使得印度政府在2017財政年度增加將近170億美元(約合人民幣1172億元)的支出。高盛預計這項一次性的舉措將提高國民購買力,從而令GDP提高0.3個百分點。
第三,財政和貨幣政策組合對經濟刺激有效。
在高盛看來,印度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結合將為經濟增長提供良好的環境。在貨幣政策方面,印度儲備銀行(RBI)在4月將回購利率削減了0.25個百分點,降至6.5%。高盛認為,政策利率的下調可能會導致無杠桿家庭部門的信貸需求增加。相對於2015-2016財年的平均值15.7%,2017財年第一季度零售貸款已同比上升到了19%。
公司的貸款增長也在漸漸複蘇,但未來仍將受限於印度公共部門長期的不良貸款以及大量深陷債務的公司。
在今年早些時候宣布的聯邦2016-2017年的預算中,印度政府將向農業部門撥款8780億盧比(約合131億美元)以及3598億盧比(約合53.7億美元)用於資助農業和農民福利。高盛認為這個舉措將支持印度的公共資本支出。
第四,改革紅利有待釋放。
雖然最近印度的經濟局勢鼓舞人心,但自印度總理莫迪上臺2年以來,忽略重點改革一直是癥結所在。
8月初,印度議會批準了備受期待的稅收改革方案,同意修憲廢除當前中央、邦和地方三級稅收體系,建設單一統一的增值稅體系。該稅制改革具有歷史性意義,將顯著改善印度當前稅收體系陳舊、低效、碎片化的現狀,外界預測將有利於GDP的增幅提高1.5%~2%。這也是高盛2016年預計通過的四項改革之一。
其他的改革還有破產法的修改,新的破產法將有效縮短破產程序耗費的時間。另外,貨幣政策委員會的設立也在計劃之中。
同時,印度政府還采取了其他一系列措施包括放寬創業限制、小幅增加基礎建設投資以及在航空和國防領域的開放外商直接投資,這些舉措都可能改善印度的政治前景。
最後,高盛也看到並著重指出了可能將影響印度經濟發展軌跡的因素,比如美聯儲日益變快的加息步伐,以及中國經濟增速放緩的影響和印度國內加劇的不良貸款等。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決定:杜家毫同誌任湖南省委書記;徐守盛同誌不再擔任湖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陳豪同誌任雲南省委書記;李紀恒同誌不再擔任雲南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吳英傑同誌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陳全國同誌不再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另有任用。
杜家毫同誌簡歷:
杜家毫,男,漢族,1955年7月出生,浙江寧波人,在上海出生,1973年3月參加工作,1973年12月入黨,中央黨校研究生文化,工商管理碩士,高級經濟師、高級政工師。
現任湖南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黨組書記。
1973.03-1975.07 上海市躍進農場工具廠工人、副指導員、黨支部副書記
1975.07-1978.09 上海市躍進農場黨委委員、綜合計劃組組長、場黨委副書記、場政治處副主任
1978.09-1981.09 上海市農場局團委副書記
1981.09-1984.06 上海市農場局團委書記(其間:1982.09-1983.01上海市委黨校第九期輪訓班學習)
1984.06-1985.06 上海市農場局科技處負責人
1985.06-1990.04 上海市農場局工會副主席(其間:1987.02明確為正處級,主持工作;1983.09-1988.06華東師範大學中文專業學習)
1990.04-1992.03 上海市農場局黨政辦公室主任
1992.03-1993.01 上海市松江縣委副書記
1993.01-1998.07 上海市松江縣委書記(其間:1995.09-1996.07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1995.09-1998.07中央黨校在職研究生班世界經濟專業學習)
1998.07-1999.10 上海市松江區委書記
1999.10-2003.02 上海市楊浦區委書記
2003.02-2003.04 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市政府黨組成員
2003.04-2003.08 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秘書長、黨組成員、辦公廳主任
2003.08-2004.04 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秘書長、黨組成員,市孫中山宋慶齡文物管委會主任
2004.04-2007.12 上海市委常委、浦東新區區委書記(其間:2005.03-2007.05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學習,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2007.12-2011.04 黑龍江省委常委、副省長
2011.04-2011.09 黑龍江省委副書記、副省長
2011.09-2012.05 黑龍江省委副書記
2012.05-2013.03 黑龍江省委副書記、省委政法委書記
2013.03-2013.04 湖南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黨組書記
2013.04- 湖南省委副書記,省人民政府副省長、代理省長、黨組書記
2013年5月當選湖南省省長
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2016年8月28日起 擔任湖南省委書記。
陳豪同誌簡歷
男,漢族,1954年2月生,江蘇海門人,1976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77年4月參加工作,在職大專學歷,工商管理碩士學位,經濟師。現任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1973年至1977年江蘇海門縣臨江公社其祥初中、中心校代課教師。
1977年至1978年江蘇海門縣臨江公社廣播站新聞幹事。
1978年至1979年江蘇海門縣臨江公社工業辦公室政工員。
1979年至1983年上海市靜安區果品公司職工,團總支副書記、書記。
1983年至1985年上海市靜安區委組織部幹部、副科長、科長(1980年2月至1984年1月上海市靜安區業余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
1985年至1990年上海市靜安區委組織部副部長。
1990年至1992年上海市靜安區委組織部副部長、區人事局長、黨組書記(1989年5月至1991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世界經濟專業研究生課程進修班學習;1991年9月至1992年9月掛職任上海市靜安區工業工作黨委書記)。
1992年至1993年上海市靜安區委組織部部長兼區人事局長。
1993年至1995年上海市靜安區委常委、組織部部長。
1995年至1996年上海市靜安區委副書記、組織部部長。
1996年至1997年上海市靜安區委副書記。
1997年至1998年上海市委副秘書長。
1998年至1999年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級機關工作黨委書記。
1999年至2003年上海市委副秘書長、市委辦公廳主任、市級機關工作黨委書記(其間:2001年3月至2003年3月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工商管理專業(MBA)學習,獲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2003年至2008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市總工會主席(其間:2006年3月至7月中央黨校省部級幹部進修班學習)。
2008年至2010年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市總工會主席。
2010年至2011年全國總工會黨組副書記,上海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黨組副書記,市總工會主席。
2011年至2013年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記、機關黨委書記。
2013年2月至2014年10月全國總工會黨組書記、副主席、書記處第一書記、機關黨委書記。
2014年10月任雲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
2015年1月任雲南省委副書記,省長
中共十八大代表,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2016年8月28日起 擔任雲南省委書記。
吳英傑同誌簡歷
吳英傑 男,漢族,1956年12月生,山東昌邑人,1987年5月入黨,1974年10月參加工作,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在職研究生班中共黨史專業畢業,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
1974.10—1977.10 西藏自治區林芝種畜場知青
1977.10—1979.09 西藏自治區拉薩西郊電廠職工
1979.09—1983.08 西藏民族學院語文系漢語言文學專業學習
1983.08—1986.01 西藏自治區教育廳普教處幹部
1986.01—1987.04 西藏自治區教育廳普教處副主任科員
1987.04—1990.06 西藏自治區教科委中小學教育處副處長
1990.06—1993.03 西藏自治區教科委接受援助辦公室副主任
1993.03—1994.10 西藏自治區教委接受援助辦公室主任
1994.10—1998.05 西藏自治區教委副主任、教工委委員
1998.05—2000.03 西藏自治區教委副主任、教工委副書記
2000.03—2000.05 西藏自治區教育廳黨組副書記
2000.05—2003.01 西藏自治區教育廳廳長、黨組副書記(2000.03—2001.01在中央黨校一年制中青年幹部培訓班學習;2000.03—2003.01在中央黨校研究生院在職研究生班中共黨史專業學習)
2003.01—2005.06 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05.06—2005.07 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自治區黨委宣傳部部長
2005.07—2006.10 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06.10—2006.11 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副主席
2006.11—2011.11 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
2011.11—西藏自治區黨委副書記,自治區政府常務副主席、黨組副書記,自治區行政學院院長(2012年12月兼)。
2013年4月任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務副書記,自治區行政學院院長。
2016年8月28日起 擔任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
俄羅斯聯邦文化部、旅遊署和俄遠東、西伯利亞地區的12個聯邦主體(包括聯邦州、邊疆區等)的負責人3日在俄遠東城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共同簽署“東環”旅遊項目落實協議,力推涵蓋俄整個遠東及西伯利亞部分地區的旅遊線路。
據俄媒體報道,簽約儀式被安排在俄第二屆東方經濟論壇期間舉行,顯示“東環”旅遊線路是主要面向中國、韓國等東亞國家和地區推出的。簽約的俄聯邦主體西起貝加爾湖、東到白令海峽,北起俄東部北冰洋沿岸、南抵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在的俄東南端。
俄文化部網站發布的消息說,俄文化部長梅金斯基在簽約儀式上表示,這條“東環”線路包含的旅遊項目非常豐富,具有極大開發潛力,簽約各方要積極向旅遊市場推介。
俄旅遊署署長薩福諾夫說,俄遠東旅遊正日趨興旺,僅以與中國黑龍江省毗鄰的濱海邊疆區為例,今年前8個月進入該地區各景點的中國遊客數量同比增加65%,來自韓國的遊客也在增多。在這種背景下開辟“東環”旅遊線恰逢其時。
正在建設的俄“東環”旅遊線會怎樣串起一個個景點目前還不得而知。從此前俄旅遊部門向媒體提供的資料看,貝加爾湖及其附近的佛教寺廟、薩哈共和國的猛獁象博物館和勒拿河柱狀巖石自然公園、濱海邊疆區的西伯利亞虎棲息地、阿穆爾州的古老巖畫,以及堪察加半島的庫頁湖鮭魚、棕熊、溫泉、火山和火山灰海濱浴場等,都是“東環”線的重要旅遊項目。
在國家統計局近幾年公布的城鎮就業人員平均工資中,信息傳輸、軟件、信息技術服務業一直與金融業成為工資最高的兩大行業,在各行業中遙遙領先。那麽收入高的互聯網企業主要集中在哪里呢?
日前,標準排名聯合優客工場、BOSS直聘發布“2016年互聯網創業公司薪酬榜”。上榜企業均為創業公司,專註於互聯網。創業公司指尚處於私有化狀態的企業,可能有極個別公司已於近期登陸新三板。人員規模龐大的公司,如小米、滴滴、螞蟻金服,由於依然處於私有化狀態且創立時間並不長,亦按照創業公司統計。
榜單顯示,上榜企業(TOP50)平均月薪均在10K以上。薪酬榜前10名是:螞蟻金服、優步中國、陸金所、小米科技、滴滴出行、積木盒子、真融寶、愛屋吉屋、眾安保險和今日頭條。
最高的是螞蟻金服,平均月薪為15.18K,也就是說平均年薪超過了18萬。第2的是優步中國,平均月薪為13.13K。以陸金所和小米科技為代表的第3至19名平均月薪均為12K多。以楚楚街、墨跡天氣為代表的第20至第41名平均月薪為11K多。以AA租車、商品網為代表的第42至第50名為10K多。
需要說明的是,該報告數據樣本的統計時間為2015年全年和2016年上半年。樣本薪酬為稅前水平,不包含期權。樣本中統計了移動互聯網創業公司中的全類職位,並根據高級管理職位和超高薪職位(高級技術和產品崗)的比例做了加權修正,相對平衡地反映了公司整體薪酬水平。
分領域來看,這50強中,互聯網金融11家,電子商務10家,交通出行和文化娛樂分別5家,硬件4家,物流和企業服務分別3家,醫療健康、本地生活分別2家公司,房產服務、工具軟件、教育、旅遊、遊戲分別1家。
在廣州一家網遊擔任主程序員的的陳先生碩士畢業十年,目前其每個月光繳納的個稅過萬。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互聯網行業內部差別比較大,有能力、有做過成功產品的、有成熟團隊的人可以拿到很高的待遇,“關鍵在於能否做起來,如果做不起來那待遇就跟招聘網站給的職位待遇差不多。”
他說,相比一些勞動密集型行業,互聯網行業在員工薪酬方面的占比較小,因此浮動的空間也比較大。
前10強中,互聯網金融公司占據5席,包括排名榜首的螞蟻金服。作為目前各行業中收入最高的兩個行業,互聯網和金融結合在一起,收入最高也在情理之中。
從企業所在地看,50強中大部分企業位於北京、上海,小部分落戶杭州、深圳、合肥。其中,北京有26家公司入榜,高居榜首。
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成了第四次創業潮的主力,這其中北京又是這一輪創業的領頭羊。曾在一家IT企業做程序員、去年跳槽出來創業的王先生和他的團隊一起打造一個互聯網旅遊的項目。“北京的創業以互聯網最多。既有互聯網出身,也有從傳統行業出來但有互聯網思維的人。” 而即便不是在北京創業的企業,在發展到一定階段後,也有很多企業會把業務拓展到北京。
在北京之後,其他依次為上海18 家、杭州4家、深圳1家、合肥1家。這也說明目前的互聯網創業熱潮中,北京和上海最火熱,杭州在電子商務方面獨具特色,相比之下,珠三角要落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