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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擁90幢稅收“億元樓” 陸家嘴接下來要精準招商

已經擁有90幢稅收“億元樓”，並入駐了大量金融機構、企業總部的陸家嘴，又與國際房地產咨詢公司戴德梁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以加強精準招商。

11月17日，陸家嘴管理局與戴德梁行簽署戰略合作協議。根據協議，戴德梁行將成為陸家嘴金融城樓宇經濟戰略咨詢顧問，同時利用其全球網絡和專業服務團隊，為陸家嘴提供房地產產業鏈全程服務。

與此同時，戴德梁行還將為陸家嘴提供區域內樓宇企業入駐動態信息和研究報告，提升陸家嘴樓宇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首輪戰略合作協議的有效期為五年。

陸家嘴是上海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核心功能區和主體承載區，截至目前，在31.78平方公里的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內，擁有8層以上各類商辦樓宇239幢，樓宇建築體量達1244萬平方米，平均入駐率95%。

在這些樓宇里，集聚著持牌金融機構776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91家，證券、期貨、石油、鉆石等國家級和市級市場要素13家，法律、會計、審計、咨詢等商務服務企業1000余家，可以說，每一幢樓宇，就是一條站立著的“金融街”。

大量的金融機構和總部企業，也產生了可觀的經濟效益。數字顯示，目前陸家嘴金融貿易區內稅收“億元樓，其中，10億元樓宇12幢，20億元樓宇4幢。

不過，浦東目前正在進行經濟轉型升級，因此陸家嘴也需要提升核心承載功能，促進產業結構升級，推動高端業態發展。也因此，現有的辦公樓宇資源也需要盤活，服務浦東產業升級需要，精準招商。

近日，浦東新區區委副書記、區長翁祖亮赴世博等地區調研時都提出，隨著自貿區建設的深入推進，浦東要對未來的經濟發展方向進行調研論證，同時通過建立科學的服務系統，瞄準定位，精準招商，提升產業能級。

2015年，浦東新區實現生產總值7898.35億元，占上海全市生產總值比重由27.4%上升到31.6%，一、二、三產業結構為0.5：27.7：72.0，初步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體系。

與此同時，三產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0.5%，金融、航運、貿易、文化等重點領域支撐作用日益加強。

但是，產業依然需要大力提升和聚焦，比如高端服務業的集聚度還不夠，金融中心聚焦不足，金融市場體系有待完善，金融創新活力不強，金融風險不容忽視。同時，航運業結構有待優化，服務貿易質量和附加值較低。

而工業方面投資有所減弱，支撐經濟良好發展的制造業基礎在弱化，產業能級提升的後勁不足。

為了有效推進產業發展，浦東提出了”十三五“期間重點發展的八大產業板塊，分別是金融、航運、貿易、文化、健康、信息、裝備、汽車等。

而陸家嘴金融貿易區作為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核心功能區，需要著力發展金融業、航運服務業等，同時依托自貿試驗區的政策優勢，積極引進總部型、功能性、國際性的金融機構。

陸家嘴管理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樓宇經濟在陸家嘴占比很大，每一幢樓宇都有極強的產業聚集和財富匯集效應。“我們將不斷優化樓宇生態鏈、產業鏈，通過提升樓宇服務水平，來推動機構集聚和產業能級提升，更好地服務於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發展。”

戴德梁行房地產咨詢有限公司亞太區董事局主席、大中華區行政總裁張國正對記者表示，戴德梁行在全球擁有大量的企業客戶，尤其在金融領域潛在客戶極多。接下來將全面深化在陸家嘴和浦東的業務，尤其是加強金融業和先進制造業的招商，引進更多的國際性、全球性金融機構到陸家嘴。

戴德梁行是首家進入中國大陸市場的國際房地產咨詢公司，截至目前，其代理和租賃業務在浦東市場占有率近40%。近三年，戴德梁行協助國內外企業在上海市場達成了上百萬平米的寫字樓租賃或交易，合同總值達人民幣50億元。

減工時提稅收 國合會提出“五大政策工具包”刺激綠色發展

中國環境與發展國際合作委員會(簡稱國合會)2016年年會正在北京召開，相關課題組建議實施“新綠色刺激計劃”，通過出臺一些標誌性的重大政策，大幅提振綠色發展的信心，為加快綠色產業發展提供強大動力。

這項政策的“工具包”包括減少每周工作時間、逐年延長國家法定帶薪假、實行無薪假、停薪留職、分時休假、彈性休假、彈性上班等多樣化休假制度的可行性，刺激綠色服務需求；大幅提高耗能、高汙染和資源性產品的稅收;擴大消費稅征收範圍，建立“消費在哪里，稅收在哪里”的稅收體系;建立綠色轉移支付等。

國合會於1992年由中國政府批準成立，是一個由中外環境與發展領域高層人士與專家組成的、非營利的國際性高級咨詢機構，本屆國合會主席由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擔任。

該課題組中方負責人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擔任。

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國合會上述課題組正在編寫《中國綠色轉型展望2020-2050中期報告》，預計最終報告將在2017年底全部分析完成後形成。

課題組認為，傳統工業化的內在特征，決定了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經濟、環境、文化、社會、治理等方面往往形成相互沖突的關系。只有通過發展模式的深刻轉變，改變這種沖突關系，環境問題才能得到根本治理。

本報記者註意到，該課題組提出的“五大政策工具包”中，有許多新的提法。

如工具包建議，通過制定嚴格的環境標準和執法，將非綠色產品的外部成本最大限度地內部化，以提高綠色產品的競爭力。對包括化石能源、化學農業、傳統化工等的各種類型的補貼或支持政策進行重新評估，根據綠色標準進行調整。將末端治理改為源頭治理。對綠色產品產生的環境好處進行獎勵，相當於將目前國家治理汙染的巨額支出，用於綠色產業激勵。重新定義對綠色產業的補貼的性質，讓其回歸到“對其提供環境服務進行補償”的屬性，而非認定為額外的補貼。

工具包還建議，建立以測度發展目的為導向的新發展績效測度指標，以克服GDP單一測度的弊端。比如進行地區生態資本核算試點和綜合考核，全面評價GDP增長對全社會總財富的影響，以避免GDP增長可能反而導致社會總財富減少的情形出現。

對於幹部績效考核的問題，淡化GDP考核尤其是在2020年全面小康目標實現後，大幅淡化GDP考核權重，徹底實施以福祉為導向的考核政策。

在建立健全綠色財稅方面，大幅提高耗能、高汙染和資源性產品的稅收。擴大消費稅征收範圍，建立“消費在哪里，稅收在哪里”的稅收體系。建立綠色轉移支付。同時推行各類綠色發展基金和普惠金融、資源生態環保政策和綠色保險制度，對生態農業轉型提供巨災保險和市場保險。

此外，工具包建議，實施新綠色投資計劃，不同於傳統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制造業的投資計劃，大幅提高對下一代數字化基礎設施、新型生態環境、文化等“非傳統”綠色基礎設施的投資，為綠色新供給創造條件。

對現有新能源、電動車、火力電廠、綠色建築等領域的發展目標進行評估，探討是否可以從小範圍先行先試，像北歐一些國家那樣采取更加大膽做法，促進綠色轉型。在促進基於“互聯網+"的新型商業模式上取得突破，比如分享經濟(交通、住宿、餐飲、普惠金融等)。

同時在“一帶一路”、“南南”合作、海外投資等戰略中，實施嚴格的綠色標準。目前，現有生態功能區90%位於國家貧困縣。根據綠色發展的要求，對現有生態功能區發展的政策進行有針對性的調整。

工具包還建議，建立更加包容的社會和更有韌性的經濟政策目標，對受到綠色轉型沖擊的特定群體、部門和地區進行扶助，並建立相應的綜合風險防控體系。包括建立全國統一的失業保險體系。結合去產能、僵屍企業，進行專項支持和能力建設。對稅收高度依賴高汙染企業的地區(尤其縣域)進行專項轉移支村，使其擺脫對高汙染企業的稅收依賴。

蘋果印度再遭“冷遇” 政府拒絕提供專門稅收減免

過去幾年，科技巨頭蘋果公司一直謀劃在印度修建生產基地，希望憑借該國巨大消費潛力提升銷量。但種種跡象顯示，蘋果公司的計劃可能因為印度政府拒絕給予稅收和其他優惠政策而擱淺。

據新華社報道，印度貿易部長尼爾馬拉·西塔拉曼近日表示，不會為蘋果公司提供專門稅收減免。即便將來推出此類政策，也將面向所有的智能手機生產廠商，不會為蘋果“單開後門”。

2016年5月，蘋果首席執行官蒂姆·庫克到訪新德里。印度總理莫迪在與庫克的會談中希望蘋果能夠在印度生產部分元件，以支持莫迪政府“印度制造”的整體戰略。

消息人士稱，此後蘋果公司向印政府提出了外國直接投資規則豁免請求，要求在關稅和生產稅等方面獲得特別優惠，作為向印度轉移產能的條件。此舉還可幫助蘋果公司降低在印銷售商品的整體成本，以應對該國收入水平較低導致的消費力不足。

此次並非蘋果首次遭遇印度政府“冷遇”。此前蘋果曾請求印度政府“網開一面”，放寬“進口品牌專賣店國產商品比例不低於30%”的規定，從而實現蘋果專營店在印落地，但隨即被印政府駁回。面向中低收入群體銷售翻新蘋果產品的要求也遭到拒絕。

作為全球唯一的“下一個十億市場”國家，印度對包括蘋果公司在內的眾多消費電子產品廠商充滿吸引力。由於定價策略和本地稅率等因素，以手機為代表的蘋果產品在印售價普遍比在其他主要經濟體的售價高約10%至17%，導致iPhone市場占有率不足2%，面向中低端用戶的iPhone SE產品線未達銷售預期，其他產品也呈現“曲高和寡”之勢。在中美兩大市場增長趨緩的現實面前，蘋果欲在印度打開局面尚需找到新的突破點。

稅務總局：上年稅收增幅4.8% 減稅政策成主因

國家稅務總局12日消息：2016年，全國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115878億元(已扣減出口退稅)，比上年增長4.8%。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這個增幅同2012年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增幅11.3%相比，下降了6.5個百分點，比同期GDP增幅下降得更多。盡管這其中有多種因素，但減稅是一個重要原因。

王軍表示，稅制改革和減稅政策不僅直接降低了企業稅收負擔，而且助推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企業轉型升級，鼓勵了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對經濟穩增長和市場增活力起到了重要促進作用。

消息稱富士康仍考慮在美國建廠 郭臺銘要求必須有稅收優惠

據華爾街日報3月2日報道，富士康科技集團仍在商談在美國建立一家平板顯示屏工廠的事項。知情人士表示，在美國，有關建立一個與廣州類似的平板顯示屏工廠的商談已進行了數年，但未達成任何交易。

郭臺銘1月表示，他仍然希望在美國投資70億美元建立一家工廠，並歡迎州政府拋出橄欖枝。

郭臺銘周三表示他剛剛去過華盛頓，但未詳細說明商談的進展。

郭臺銘稱，為了爭取此類工廠，美國必須提供稅收優惠並制訂員工培訓計劃，同時還要研究在中國工作是如何進行的。

他表示，如果美國任何一個州的政府想要吸引富士康前去建廠，他們應該到中國學習和研究，看看在這麽短的時間里，在中國如何能完成這麽多事宜。

 值得一提的是，富士康第10.5代顯示器全生態產業園區也在廣州市增城經濟技術開發區正式動工建設。該項目一期總投資610億元，預計達產後年產值約920億元。

四大自貿區去年稅收破4000億 廣東互聯網稅收增長4.7倍

3月3日，國家稅務總局公布數據顯示，2016年，上海、廣東、天津、福建四大自由貿易試驗區共實現稅收收入4090.55億元，遠遠高於全國同口徑稅收增速，成為中國經濟新增長極。

作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稅收收入增長情況更能反映自貿區的發展狀況。從國家稅務總局統計數據看，當前四大自貿區發展均呈現出發展速度快、產業結構好、創新能力強等特點，有力輻射和帶動了區域經濟發展。

四大自貿區的稅收收入主要來自於現代服務業(占比近9成)，各個自貿區核心產業群有所側重。

比如，憑借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上海自貿區大力發展金融業，行業稅收占區內稅收比重達43.3%。而在廣東自貿區，涵蓋企業管理、法律、咨詢、知識產權等內容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發展較為活躍，行業稅收占區內稅收比重達23.6%。

自貿區內的高端制造業稅收收入增速搶眼。

稅務總局數據顯示，自貿區內的汽車制造，船舶、航空航天等運輸設備制造，專用設備制造等三大行業稅收同比增長44%、42.8%和15%，分別高於全國平均增速34、48和15.5個百分點。四大自貿區制造業稅收同比增長33.2%，高於全國平均增速33.1個百分點，引領作用明顯。

而自貿區內的互聯網和相關服務、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為代表的“互聯網+”核心行業的稅收增速更是驚人。

去年，上述兩個行業的稅收同比增長65.8%、53.5%，遠高於全國平均增速。特別是在改革開放的前沿窗口，借助深圳軟件開發的優勢，廣東自貿區兩行業稅收同比增長4.7倍和3.9倍。

同時，自貿區的特色金融、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也成為不容忽視的增長亮點，兩個行業稅收同比增長66.7%和37%，體現了自貿區對實體經濟的支持和科技創新的重視。

通過開展制度創新、加快外資管理體制改革、優化營商環境等措施，自貿區已成為外資企業的重要集聚區。從稅收看，區內港澳臺和外商投資企業稅收合計占比達37%，同比增長13.6%，高於全國平均增速10.2個百分點。

其中，廣東和福建自貿區外向型經濟的力度有所加大。2016年，兩區港澳臺投資企業稅收同比增長90.3%和100.4%，正加速實現與港澳臺的協同發展。

為了適應自貿區發展需要，稅收制度也在不斷創新，便利辦稅的舉措也在更廣範圍內推廣。

比如，對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等資產重組行為確認的非貨幣性資產轉讓所得，以及股權獎勵所得應繳納企業所得稅與個人所得稅，5年內可分期繳納等舉措出臺，降低了企業的資金壓力，幫助企業更好地發展。

廣州市南沙開發區地稅局在全國率先推出“自主有稅申報”，大膽創新取消“零申報”，由納稅人在發生納稅義務的時候自行申報納稅，構建自貿區稅收管理新模式。全區近萬戶納稅人無需進行“零申報”，大幅減輕了納稅人的負擔。

傅瑩回應企業減稅降費問題：我國稅收制度確實需要不斷完善

3月4日上午11時，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在人民大會堂新聞發布廳舉行新聞發布會，大會發言人傅瑩就大會議程和人大工作相關的問題回答中外記者的提問，這也是她第五次擔任人大會議新聞發言人。

問：減稅降費是近期的一個熱點話題。我們註意到，一方面黨中央、國務院減稅降費的力度很大，另一方面相關企業感受感並不強，而且有的總喊疼。請問發言人，您如何看待這種落差和矛盾？我們調查也發現，很多企業負擔重的背後，費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2017年全國人大如何監督政府部門進一步向社會公開收費清單？清理不合理的涉企收費，並壓減政府行政性開支？

傅瑩：你提到的這個問題也是最近社會上，尤其是企業界討論比較多的一個問題。我記得前天政協會議發言人王國慶在政協新聞發布會上對這個問題也做了一個相當專業的說明，到底是稅的問題還是費的問題，很多人認為還是費的問題多一些。

我覺得這個討論本身就有利於尋找解決問題的路徑，中國的發展，我們經濟發展，首先是企業的發展，這些年經濟下行壓力比較大，國際環境也不一樣了，企業對稅費更加敏感，所以這方面的議論也多一些。總的看，減輕企業負擔涉及到振興經濟，這也是最近這一段改革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我看到報道，最近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明確提出，要努力把企業負擔降下來。我們人大常委會去年三次打包一攬子修訂一些法律，下放和取消了一系列的行政審批和資格認定，也都是著眼於這樣的改革的。另外，我們最近在修訂中小企業促進法，也著眼於減輕中小企業的負擔。

另外，今年人大常委會將圍繞規範非稅收入開展專題調研，推動企業非稅收入管理的規範化、法制化，加強對政府全口徑預算決算的審查和監督。我國的稅收制度確實也需要不斷地完善，按照我們目前的規劃，2020年要實現稅收法定，所以總的目標是一致的，就是為企業健康發展提供一個好的環境。

財政部官員：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已基本形成政策建議

備受關註的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方案有了新消息。

3月8日，財政部辦公廳主任、新聞發言人歐文漢接受中國政府網采訪時表示，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目前已經基本形成政策建議。基本思路是實施遞延納稅政策支持，即由個人自願建立個人養老賬戶，對在規定額度內進入該賬戶的收入，以及在賬戶中投資運營的收益暫不征稅，其應繳個人所得稅可延期至將來領取養老金時再征收。

國家稅務總局所得稅司副司長劉寶柱今年2月撰文稱，今年研究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將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試點政策推廣到全國，助力民生保障。

個人稅收遞延養老保險是由保險公司承辦的一種商業養老年金的保險。社會公眾投保可以享受一定程度上的個人稅收延遲繳納的優惠。而政府通過稅收延遲繳納的激勵來籌集養老金，建設或者豐富保障體系，成為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

早在2009年，國務院曾明確提出來要探索發展個稅遞延的養老保險。2014年《國務院關於加快發展現代保險服務業的若幹意見》提出，適時開展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並計劃於2015年開展試點。

歐文漢表示，根據“十三五”規劃綱要和國務院有關文件要求，自2015年以來，財政部一直在會同稅務總局、發展改革委、人社部、人民銀行、保監會等相關部門，對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試點涉及的相關政策和技術問題進行研究，目前已基本形成政策建議。

“這項政策對促進我國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發展、構建多層次養老保障體系將發揮積極作用。”歐文漢稱。

據了解，通過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的激勵政策，可以鼓勵社會公眾積累幾倍甚至十幾倍的養老金，這樣不僅有利於促進養老保障體系的建設，而且可以大大減輕財政負擔，並有利於豐富養老保障層次，促進商業養老保險發展，滿足人民群眾多層次的保障需求。

歐文漢稱，考慮到政策內容涉及稅收優惠模式及標準、個人養老賬戶、投資產品範圍、稅收征管及信息平臺對接、風險監管等多個方面，政策操作較為複雜，具體政策將按程序報批後實施。

個人稅收遞延型商業養老保險政策雖然還在完善中，但2015年財政部、稅務總局和保監會已經推出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政策試點，試點地區涉及北京、上海、天津等31個城市，試點地區個人購買符合規定的健康保險產品的支出，按照2400元/年的限額標準在個人所得稅前予以扣除。

去年11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擴大旅遊文化體育健康養老教育培訓等領域消費的意見》稱，適時向全國推廣商業健康保險個人所得稅稅前扣除政策。

全國政協委員楊鏗：用稅收優惠吸引企業投資貧困地區

“企業去了，經濟就去了，這樣就把當地老百姓的就業帶動起來了。”日前，全國政協委員、藍光控股集團董事局主席楊鏗在政協工商聯組關於精準扶貧的小組討論會後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楊鏗認為，在扶貧上，政府和企業的一些愛心性幫助只能是一時的、一個階段的。如果能在省級的一些貧困地區，給去那里註冊的企業一些優惠政策，同時在這些優惠政策里規定，一部分是用於解決當地人就業問題的，那麽很多企業是很願意去的。因為這樣既做了公益，又支持了貧困地區的產業。

楊鏗告訴記者，比如美國的拉斯維加斯以前是一片沙漠，根本沒什麽人，當時政府為了刺激這個地方的發展，就給出了很多優惠政策，比如稅收的減免政策、移民政策等，現在那里成了全美納稅最高的地方之一。

楊鏗認為，貧困地區的貧困表現在收入低、交通不便利、醫療和教育資源缺乏，這些邊遠山區也不便於管理。如果能合理利用這些邊遠山區的自然資源，比如建一些有特色的旅遊區，即使是修一個酒店也可以解決幾百人的就業問題，從而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他們的收入。

“如果把企業幫助、社會支持、政府長期治理的制度和稅收優惠政策相結合，吸引更多的企業來投資，再把技能性的培訓學校建設開展起來，這樣可以解決很大一部分的貧困問題。”楊鏗表示。

能納稅說明企業活得好 馬雲、李傳福、劉強東等談稅收助力民企發展

3月31日，在國家稅務總局和全國工商聯聯合召開的民企發展座談會上，稅務總局局長王軍表示，我國經濟發展能夠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民營企業的貢獻功不可沒。目前，民營企業創造了60%以上的GDP、50%以上的稅收、80%以上的就業，已經成為我國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和稅收增長的重要力量。

當天會上，9家民營企業家代表參與座談會，介紹公司發展情況並提出相關建議。

阿里巴巴集團董事局主席馬雲在會上說，納稅對企業來說是一種福分，它說明你活得好。2005年阿里巴巴實現了一個工作日納稅100萬目標，去年這一數字是1個億，這讓我驕傲，說明阿里巴巴成功了。

馬雲表示，阿里巴巴將納稅作為業績考核指標。2016年阿里巴巴集團全年納稅達到238億元。此外，平臺上企業納稅超過2000億元。“這也說明我們平臺上的企業賺錢了。”

 上圖為馬雲、李書福等企業家在座談會現場發言

吉利控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李書福在會上表示，去年公司納稅66億元，同比增長78.5%。

“營改增政策、研發費加計扣除和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直接減少企業稅收，極大地支持了我們企業可持續發展。”李書福說。

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也在會上表示，京東集團在充分享受國家稅收紅利的同時，積極履行納稅義務。2016年繳納超過27億元。

參與座談的企業家多數表示，營改增給企業減稅效果明顯，研發費加計扣除和高新技術企業等稅收優惠政策直接減少企業稅收，極大地支持了我們企業可持續發展。

李書福表示，2016年，全集團各項稅收優惠政策共計減稅金額49296萬元，其中研發費加計扣除減免企業所得稅3891萬元，高新技術企業減免企業所得稅39522 萬元，西部大開發減免企業所得稅3534萬元，技術進口減免增值稅2349萬元。

“研發費加計扣除和高新技術企業稅收優惠直接減少了企業需要繳納的所得稅，鼓勵我們企業加大研發力度，2015年和2016年研發費分別達到42億和61億元，更好地促進企業的技術轉型升級，極大地支持了企業可持續發展。”李書福稱。

劉強東也表示，2016年營改增給企業減稅過億元，此外享受研發費加計扣除政策,僅當年實現節稅逾7000萬以上。

上圖為劉強東在座談會現場發言

稅務總局在此次座談會上首次披露民營企業納稅相關情況。

數據顯示，2016年民營經濟稅收增長5.5%，增速快於全國稅收增長0.7個百分點。從稅務總局服務管理的年納稅額3億元以上的1062戶大企業集團情況看，其中的312家民營企業2016年稅收收入、營業收入分別同比增長9.1%、12.5%，均大幅高於其他類型企業;凈利潤增長15.1%，其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企業凈利潤增幅超過30%。

“在座的劉強東先生創立的京東集團也在千戶企業集團之列，去年的發展勢頭也非常好，資產和營業收入分別增長了143%和29%。從全國納稅500強企業看，其中有42戶民營企業，2016年其繳納稅款、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增長24.4%、38.7%、44.4%，均遠高於其他納稅500強企業。”王軍說。

王軍表示，從稅收等數據來看，民企產業結構也更加優化，創新活力競相迸發，轉型升級不斷加快。

稅務總局數據顯示，以2016年納稅500強企業為例，其中的金融租賃、新能源、通信設備制造等新興經濟領域的民營企業市場競爭力不斷增強，利潤率分別同比提升5.7個、2.2個和13.6個百分點，已經成為最有活力的經濟類型。上述行業2016年新入圍納稅500強的18家民營企業，合計繳納稅收同比增長140%，顯示出強勁的增長勢頭。

另外，以2016年3.4萬戶年納稅1000萬元以上的重點稅源制造業企業為例，其中的民營制造企業研發費用占制造業研發費用總額的比重達43.5%，同比提高5.8個百分點，為民營制造業持續快速發展提供了強勁動力。

王軍說，“互聯網+”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創新發展的重要驅動力量，一批“互聯網+”新經濟業態加快形成，其中絕大多數是民營企業。比如滴滴出行科技有限公司通過打造網絡約車平臺，深刻改變了市民出行和城市交通治理的傳統模式，2016年該公司營業收入大幅增長，首次闖入全國納稅500強，顯示出迅猛的發展態勢和“互聯網+”的巨大魅力。

“可以說，民營企業已成為經濟活力的重要源泉、創業就業的重要承載、技術創新的重要驅動者、國家稅收的重要貢獻者，值得點一個大大的贊!”王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