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五(5月12日)滬深兩市股指早盤低開走勢出現分化,滬指在金融的帶動下繼續震蕩走高,盤中沖擊5日均線。深圳市場則相對表現疲軟,尤其創業板指數盤中最大跌幅一度超過1%。截至午間收盤,滬指小幅翻紅,深成指則以綠盤報收,兩市成交量較昨日同期縮量。
滬深股市上午收盤,上證綜指收報3,073.48點,上漲11.98點,漲幅0.39%,成交額976億元;深證成指收報9,751.85點,下跌24.6點,跌幅0.25%,成交額1,070億元;創業板指收報1,761.85點,下跌10.56點,跌幅0.6%,成交額310億元。資金方面,央行5月12日進行665億元6個月和3925億元一年期MLF操作,利率分別為3.05%、3.2%。無逆回購操作。5月共有4095億元MLF到期,其中5月3日到期2300億未續做,下周二(5月16日)還有1795億元MLF到期。
盤面上,金融板塊繼續強勢護盤。天茂集團漲停,帶動保險股大漲。銀行板塊早盤同樣全線飄紅,四大行中,工商銀行、建設銀行、農業銀行等均創2015年12月3日以來新高。西部證券大幅拉升,帶動證券板塊快速拉升。此外,雄安概念股整體延續昨日反彈態勢,創業環保、漢鐘精機、博天環境、科林電氣、博深工具漲停,其中創業環保再創歷史新高。
熱點板塊:
博天環境強勢漲停,帶動雄安股大幅拉升,博天環境、博深工具、科林電氣、漢鐘精機、寶碩股份、創業環保漲停,中持股份漲逾9%,滄州大化、銀龍股份、建新股份漲逾7%。
雄帝科技漲停,帶動高送轉股走強,雄帝科技,隴神戎發漲停,永和智控、奧聯電子漲逾5%,橫河模具、英維克、中能電氣漲逾4%,優博訊漲逾3%。
天茂集團漲停,帶動保險股護盤,西水股份漲逾4%,新華保險、中國太保漲逾3%,中國平安、中國人壽、渤海金控漲逾2%。
跌幅榜上地下管網,國防軍工,鋼鐵等板塊跌幅居前。
消息面:
1、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寧吉喆表示,大灣區規劃也跟“一帶一路”有關聯,同時也是大區域規劃的一個重要的內容。現在國務院有關部門、包括國家發改委等部門,正在跟香港有關部門緊鑼密鼓的對接,研究編制起草相關的規劃。
2、國家體育總局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及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日前成立。改革領導小組在總局黨組領導下負責體育改革總體設計、統籌協調、整體推進和督促落實。
機構觀點:
網信證券指出,滬指今日若能站上5日均線,或依托5日均線支撐,則將繼續進行震蕩反彈。對於股指反彈高度,不要有過高期望,上方年線3090點和每日下行的10日均線,都將是後市反彈的重要阻力。因此,年線下方的反彈,宜謹慎參與,註意逢高減倉,以防股指短暫反彈後,再次向下回踩。
操作上,指數暫時有企穩跡象,為部分有利好支撐板塊個股提供結構性局部反彈行情,可精選個股進行短線參與,但要快進快出。滬指如反彈至年線附近,手中個股也應酌情逢高進行減倉。
西南證券認為,當前市場經過連日急跌,跌勢有所放緩。接近階段性企穩,市場有望在5月份構築階段性底部。另一方面,從當前的狀況來看,經濟有可能超預期,成為市場企穩的一個契機。操作上,可以開始關註超跌、同時業績增速較高的小盤次新股,把握超跌反彈機會。
源達投顧認為,今日滬深兩市再度分化,滬指在以上證50為代表的權重的帶領下震蕩向上運行,而創中小板塊繼續低位震蕩調整,盤中創業板指最大跌幅達到1個多百分點,市場分化較為明顯,短期指數或將仍維持震蕩的格局。操作上,一帶一路峰會即將召開,謹防相關股票利好兌現後資金出逃,短期不建議再次追高,控制好手中的倉位。
由於2016年IPO擴容逐漸提速,市場對Pre-IPO項目愈加關註。根據投中數據,今年一季度私募股權基金通過IPO退出的案例明顯增多,相比去年同期增加近3倍。
相比於PE資金紛紛湧入中後期的Pre-IPO項目,政府引導基金為了促進地方新興產業發展,往往偏向早期項目。除了政府產業基金,也有越來越多的境外主權作為機構LP參與到中國投資市場。有業內人士認為,機構投資人可能會成為股權投資最大的一個群體。
IPO提速考驗私募賺錢邏輯
隨著去年年底以來企業IPO過會速度加快,IPO堰塞湖得到一定程度的疏解,PE機構通過IPO退出的案例也逐漸增多,但對於PE機構而言這並不意味著絕對利好。
首泰金信副總經理肖磊對第一財經表示,IPO提速一方面可能縮短早期投資的退出時間,但另一方面隨著IPO隊伍壯大,上市公司整體估值中樞不斷下降,高市盈率公司會面臨較大的估值調整壓力,新股市場恢複理性將考驗PE上市退出取得絕對收益的邏輯。
2016年以來,創業板指數從最高的2263 點逐級下跌到1818點,今年開年以來創業板指一直在1900點周圍徘徊。今年4月7日以來,上證指數亦是一跌再跌,重挫了203點,本周五更是創下本輪調整新低3092點,下跌趨勢有加速跡象。
肖磊稱,IPO節奏雖然加快,但從謹慎考慮,PE機構不一定非要等到上市才退出,可以在後續輪次轉讓老股減持部分股份以降低投資成本。PE機構還需要通過對企業輸入各種資源,幫助企業健康成長,這樣退出上才會事半功倍。
高達投資主管合夥人楊浩鋒則對第一財經表示,除了估值差異,時間價值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項目退出以前需要等三年,現在可能一年就可以退,所以盡管上市公司估值倍數比較低,但是總體回報率是上升的。
楊浩鋒認為,中國企業的估值回歸到合理的範圍,可以給更多公司和投資機構創造了良性的發展環境會令整個市場越來越成熟、規範。不過,對於某些公司而言,通過並購退出,可以讓他成為大公司所需要的一個板塊,實際操作起來也會比較容易。
歌斐資產私募股權合夥人王彪文告訴第一財經,國內私募股權行業目前仍然非常依賴IPO退出,通過IPO退出的五年平均回報大概在4.3倍,相對較高。盡管2016年下半年以來IPO發審開始回暖,但監管力度同時在加大,退出期限還會相對延長。
機構LP引領理性市場
相比於PE資金紛紛湧入中後期的Pre-IPO項目,政府引導基金是以早期、創投和成長型企業投資為主,因而能夠有效引導資金進入早期項目。同時為了促進地方新興產業發展,這類產業基金規模大、期限長,具有四兩撥千斤的杠桿作用。
根據歌斐PE白皮書,2016年政府引導基金數目出現持續增長的趨勢,總量達901支,共計23960.6億元。從2016年募集規模排名前十的產業基金看,基本上是帶有政府引導性質的特定產業主題基金。
肖磊表示,相比其他的單純的財務投資類基金,政府類引導基金需要在平衡好當地產業結構調整和布局的訴求基礎上再去追求財務回報,既要實現財務投資收益,也要顧及基金能否為當地吸引投資,實現本地就業和稅收目標。
“市場上更主流的管理政府引導基金的做法是以政府主流基金為結構化設計中的單一類別,相應去匹配其他夾層基金和銀行基金,做成一個基金盤子去投放。”他補充道。
歌斐PE白皮書顯示,目前政府機構在LP中占比較低。在2016年中國股權投資市場LP類型分布中,富有家族及個人占據49%,排名首位,企業投資者排名第二位,占據15%,投資公司占據10%,上市公司占據5%,政府機構僅占3%。
盡管如此,王彪文認為,從趨勢上看,機構投資人包括政府相關領導基金將會成為股權投資最大的一個群體,因為機構投資量都比較大,也擁有更多資源進行盡職調查,隨著更多的政府產業基金意識到專業機構委托的重要性,母基金或是委托的形式也會逐漸增加。
除了政府機構,保險資金也是大體量的機構投資者。2015年9月,中國保監會印發《關於設立保險私募基金有關事項的通知》,結合保險資金期限長、規模大、負債穩定等特點,對設立保險私募基金進行了具體規範。截止到2015年底,保險資金投資私募股權基金規模達1986億元,已投基金70余只。
肖磊表示,險資對於收益回報穩健性的要求非常高,投資安全是首要要求。PE機構應當把自己定位為險資的專業管理顧問角色,給險資提供在基金管理能力和服務能力方面的差異化服務。
近年來,也有越來越多境外主權基金通過成為機構LP的方式參與到中國股權投資市場來。但由於中國作為新興投資市場,加上文化和法律與境外國家的差異,部分境外機構投資者也擔憂在中國投資會存在風險。
德國贏創工業集團並購副總裁Sebastian Osing認為,金融危機以來,相比於歐美中國本土的投資風險是一直下降的,同時中國已經漸漸從工廠國變成了技術研發國,在很多領域特別是新型互聯網的消費概念上是走在前面的,從風險和回報的平衡點出發,中國市場從投資角度是不可繞過的。
對於被投企業而言,除了接收到資金,面對產業整合升級的大趨勢,境外主權基金還可以幫助企業尋找到好的國外收購標的。
德國保爾媒體家族總監Tobias Osing告訴記者,“國外很多好企業是藏在某個家族的結構里,從外面很難去挖掘和發現,就像是一個白雪公主等著一個中國王子過去把她吻醒,境外機構LP可以幫助被投企業收購到這樣的隱秘好企業。”
(第一財經實習生王天然對本文亦有貢獻)
4月3日,中天金融(000540.SZ)發布了2017年年報。年報顯示,2017年公司整體營業總收入約173億元;實現總資產1085億元,同比大幅提升了52.48%。
2017年是中天金融戰略升級的關鍵之年,面對內外部多重壓力及挑戰,公司保持戰略定力,整體經營呈現穩中向好的健康發展態勢。年報披露,公司采取既利當前更惠長遠的金融業務布局舉措,著力推進金融類業務穩健發展,期間實現金融類業務營業總收入約15億元,同比增長982%,占公司營業總收入比例大幅提升。
中天金融把構建良好綠色經濟生態環境作為業務發展質量的增長點、經營業績穩定發展的支撐點、創新體制機制的著眼點、促進企業轉型升級的發力點,踐行“綠色實業金融服務”,持續保持運行安全穩健可持續的良好態勢。在完成非金融類資產置出和金融類資產置入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完成前提下,中天金融2018年有望實現凈利潤提升50%以上。
黨建是企業的“根”和“魂”,黨建強則企業強
深耕貴州四十年,中天金融始終堅持“感恩黨、跟黨走、聽黨話、按市場規律辦事”的核心價值觀。作為一家“胸懷大局、極端負責”的上市公司,始終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強化責任擔當。
2017年10月18日,中天金融在集團總部和分子公司設立48個會場,集中收看黨的十九大開幕盛會。公司黨委和各級黨組織采取多種形式,大力培育和弘揚團結奮進、拼搏創新、苦幹實幹、後發趕超的新時代貴州精神。
2018年,中天金融集團黨建工作將繼續堅持“感恩黨、聽黨話、跟黨走,按市場規律辦事”的核心價值觀,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堅定政治方向,堅定政治站位,持續推進黨的十九大精神貫徹落實,進一步加強金融類業務板塊基層黨組織建設,落實黨建工作責任制和第一責任人職責,切實保證黨的組織充分履行職能。
爭做“忠誠、幹凈、擔當”的“三好”學生,主動防控金融道德風險。堅持以“金融產業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為核心,主動把金融業務發展與服務貴州實體經濟發展和脫貧攻堅相結合,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讓黨建工作成為企業發展的“發動機”和“助推器”,形成以黨建促進公司經濟建設的良性發展態勢,推動公司各項事業的長足發展。
戰略升級穩步推進,整體經營穩中向好
中天金融旗下擁有中天國富證券、中融人壽、友山基金、中黔金交等金融類資產。中天國富證券全面貫徹“風控合規為生命線”經營管理理念,建立四級合規管理和風險控制體系,穩步推進各項業務發展。中天國富證券分類評級從CCC級升至BBB級,連升三級,2017年中天國富證券並購重組類業務總交易額191億元,業內排名第6,尤其是2018年一季度該項業務發展良好,已經躋身全國第三。中天國富證券積極助力貴州金融業發展,派駐金融人才到相關金融機構交流學習,積極配合貴州省市有關政府部門工作,為補齊貴州金融短板做出了積極貢獻;中天國富證券扶貧攻堅成效顯著,對口幫扶黔西、赫章等多個深度貧困縣,派駐投行人員到貧困地區進行上市培訓等。
中融人壽堅決圍繞保監會“1+4”文件及償付能力風險管理的監管要求,進一步完善合規管理、加強風險防控,明確“三道防線”合規管理框架,確保穩健運營,多項工作取得有效成果,在保監會2017年保險公司服務評價中獲得BBB評級。2017年實現總保費約51億元,同比提升120%。中融人壽緊緊圍繞保險“風險保障”功能,在償二代風險監管要求下,搭建並完善風險管理體系,抗風險能力得到了有效提升,在保監會2017年三季度風險綜合評級中由D級提升至B級;在保監會2017年度SARMRA評估中得分70.02分,同比提升52%。3月15日,中融人壽再獲佳績,在保監會投訴處理考評中得分92.01分,在72家人身保險公司中排名第6名。
友山基金各項業務進展順利,管理總規模約306億元,其中主動管理規模同比增長102%;咨詢服務業務管理規模同比增長28%。機構客戶穩步新增,產品經營穩步發展,業內排名進入前20位。
嚴管控、強合規:引“金”入黔,補齊貴州金融短板
服從服務於實體經濟,化解西部地區金融業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難,全面踐行“引金入黔”,中天金融將以310億元現金收購華夏人壽21%-25%的股權。安信證券分析師趙湘懷表示看好中天金融“入主華夏人壽,堅定金融轉型”,並維持中天金融“買入”評級。
“置出非金融類資產與業務重大資產重組事項完成,公司負債結構實現進一步優化。這也為實施‘引金入黔’戰略,更好地服務於貴州實體經濟發展奠定了基礎”。中天金融集團相關負責人對記者說,中天金融定位於“綠色實業金融服務”,著力拓寬貴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融資渠道,降低融資成本。
針對貴州金融資源缺失、保險業務滯後、金融機構不足、融資渠道匱乏的現狀,2014年以來中天金融集團通過引“金”入黔補足貴州金融短板,以保險、證券公司為抓手進行戰略升級。中天金融旗下,貴州省第一家民營券商中天國富證券與安順市合作,推動發行企業債50億元;友山基金為貧困地區量身定做扶貧基金計劃,預計管理規模將超過80億元。作為貴州省金融辦批準設立的第一家專業金融資產交易平臺,中黔金交累計為貴州貧困地區解決融資近35億元,助力當地優勢產業和重點企業發展。
2018年,中天金融將按照“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堅決打好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的根本要求,繼續遵循“嚴管控、強合規”的管理思路,充分發揮公司“產權明晰、權責明確、運作規範、有效制衡”的治理優勢,以集團“引領、監督、服務、強效”四大功能,進一步深化集團頂層風險控制體系建設,強化全面風險事件處理、風險評估與計量、風險報告管理、風險偏好管理、全面風險績效考核和第一責任人督查問責機制,築牢集團公司風險防控墻,從源頭遏制風險隱患,杜絕風險事故。
繼承過往優秀文化沈澱,中天金融提煉企業文化內核——“向陽而生、向上生長”,向陽而生是陽光透明的價值理念,是積極進取的文化觀,這是“同中天、共未來”體系下各業務板塊共同文化觀的高度凝聚和深度契合,將有效促進每一個中天員工對企業文化價值的充分認同、積極踐行,並保持對企業文化生命力的堅定信心。
紮根貴州真扶貧、扶真貧,爭做優秀企業公民
2017年中天金融年度利潤分配預案為:以2017年12月31日股本總數為基數,向全體股東10轉增5股派發現金股利0.5元(含稅),共派發現金股利2.35億元,占合並報表中歸屬於上市公司普通股股東的凈利潤的比率為11.28%。共轉增23.49億股。據統計,2007年以來,中天金融集團累計向投資者分紅65億元,超過了歸屬母公司凈利潤總額的60%。
作為貴州第一家上市公司,中天金融集團確立了“金融精準扶貧”的基本方略,以實際行動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2017年7月,啟動以“金融活水、灌溉鄉村夢想”為主題的遵義播州區團結村精準扶貧項目,深入學習“時代楷模”黃大發36年如一日絕壁鑿渠、誌拔窮根的光榮事跡,聚力構建脫貧攻堅的“精神高地”,打造“以三變融合三產振興三農——‘三三三’精準扶貧新模式”,以“啟智、暖心、扶誌”為核心激發鄉村振興的內生動力。
2017年8月,中融人壽為遵義市播州區平正仡佬族鄉團結村5430位村民購買了總保額近2億元的意外保險。“空心村”亟待“實心策”通過中天金融的結對幫扶、精準施策,2018年團結村農業產業將實現蓬勃發展,預計帶動400余農戶增收2000萬元,戶均增收50000元。2018年,中天金融將全面夯實精準幫扶團結村的紮實成效,通過產業養殖、旅遊帶動、教育扶貧、醫療保障等多種方式強化產業導入、提升民生保障,以現代農業為方向,以職業農民為核心,2018年計劃培訓職業農民2000人次。徹底踐行以市場機制為核心的產業扶貧,帶動團結村發展生態豬養殖,中華蜂養殖,優質水稻,優質黃小米,精品黃桃,高山茶園,有機蔬菜種植項目,預計5年累積帶動村民增收1.6億。
為了實施精準扶貧,中天金融在“空心村”治理、普惠金融、“玉米調減”方面持續加大力度,促進農民增收、推動鄉村振興。2018年,中天金融將精準脫貧與“玉米改種”相結合,打造與“玉米調減”農戶的利益聯結機制,化解“玉米調減”農戶的三大痛點:資金、技術、市場,著力解決“玉米調減”農戶“種難、賣難”。
新時代是奮鬥者的時代。身體力行化解西部地區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難,決戰脫貧攻堅、決勝同步小康,中天金融深耕貴州沃土,不斷提高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為推動貴州經濟繼續快速增長,為貴州“大扶貧、大數據、大生態”戰略的深入推進,砥礪奮進、艱苦奮鬥的腳步從未停歇。不忘初心耀芳華,以金融之力推動實業向上。
向陽而生、向上生長。中天金融將以昂揚的精神狀態,紮實的工作作風,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力,推動實體經濟優化結構,開啟實體經濟向上向好、高質量發展的新時代。中天金融,共融共未來!
——《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執行綱要
對於一個產業和一個經濟體而言,“競爭力”是極其重要且廣被提及的概念。但在大多數情況下,“競爭力”往往被人們籠統以“強”、“弱”或“大”、“小”來形容。第一財經研究院“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項目的目標就是將“競爭力”量化,提供可追蹤的時間序列數據,並在其基礎上展開分析,進而提供決策建議。
我們將“競爭力”定義為生產單位價值產品所需要付出的成本,其成本越低,競爭力就越強。如果將成本區分為資本和勞動力,相對於全球資本更為透明、趨同,勞動力成本更難被度量且對競爭力的影響更加重要。這就是我們的目標,即測算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主要制造業行業生產每個單位實際增加值所需要支付的名義勞動成本,也就是單位勞動力成本(ULC),從而去揭示全球制造業競爭力格局的變化。為了全面反映國際競爭力的變化,我們還考慮了本幣的實際購買力,即對實際增加值做“生產成本法購買力平價(PPP)”的調整。單位勞動力成本越低,代表一個經濟體或一個產業越具競爭力。
第一財經研究院即將推出的《中國與全球制造業競爭力》報告以中國為基準點,追蹤和比較本世紀以來全球19個主要經濟體19個制造業分類的競爭力變化,深入分析勞動力成本、技術和制度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全面評估中國制造業在全球版圖中的實力崛起和變遷趨勢。報告覆蓋了2000至2016年的時間序列,並以2008年為界,劃分為危機前和危機後兩個階段。
我們的主要結論如下:
1.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制造業強勢崛起
從2000年到2016年,全球制造業格局出現了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的市場份額快速下降,中國、印度、土耳其等新興市場國家市場份額快速上升。其中中國同美國、德國、日本的對比,最能說明全球制造業自本世紀以來地區間的轉移趨勢,反映了世界制造業版圖的巨變。
第二個變化來自於制造業內部,與最終消費品密切相關的制造業行業的份額下降,中間材料和投資品(含耐用消費品)制造業部門的份額上升,其中上升最快的是電子和通信設備業,其次是化學工業,其後是汽車、電器以及機械制造業。正是這些制造業部門承載著本世紀以來日新月異的“新技術”和“新經濟”。
競爭力是主導這些變化的主因,既包括競爭力的絕對水平,也包括其變化趨勢。我們給出了全球主要經濟體制造業競爭力排名的數據結果(表1)。
根據我們的計算,截至2016年,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依然存在,2016年全球制造業單位勞動力成本最低(最具競爭力)的五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馬來西亞、印度、中國和墨西哥,這也是在過去16年間制造業快速發展的國家。但從趨勢看,主要新興市場國家的競爭力優勢正在減弱。美國、德國和日本單位勞動力成本在2000年~2016年年均升幅分別只有0.5%、1.7%和-4.9%,而中國、印度和土耳其升幅為1.6%、4%和5%。在這16年中,單位勞動力成本下降最快的國家和地區分別是日本、中國臺灣和西班牙,上升最快的是俄羅斯、巴西和南非。
2.“技術升級”重塑全球制造業,“人口紅利”推動中國制造業崛起
2016年全球最大的五個制造業行業(化學工業、食品工業、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機械制造業和汽車制造業)中的四個,都和正在迅速發展中的“新技術”和“新經濟”有關。作為“技術升級”代表的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在2016年已成為全球第三大制造業,而在2000年其還不是主要的制造業部門。高技術行業由於存在明顯的規模優勢,也反映出高行業集中度的特點,電子和通信設備制造業排名前五的國家和地區的產出占據整個市場份額的84.5%,是制造業集中度最高的行業(表2)。
沒有什麽比金融危機前的中國制造業更能說明“人口紅利”對於制造業的貢獻了。從2000年到2008年,全球制造業增加值以每年平均2.7%的速度增長,其中60%來自就業增長的貢獻,中國不僅是全球就業增長的唯一源泉,還補償了其他經濟體就業的凈減少。在2000~2008年,中國大規模就業增長將全球制造業的勞動報酬總額推高了三分之一,但也使全球制造業平均勞動成本降低了四分之一。
到了後危機時代,全球制造業增速從危機前的年平均2.7%提高到了3.3%。中國的貢獻大致維持在危機前的水平,動力來源從就業增長切換到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但由於平均勞動成本的上升速度顯著高於勞動力生產率,全球制造業勞動報酬總額及平均勞動成本因中國的加入分別由危機前年平均下降0.4%和1.4%,轉變成危機後年平均上升2.3%和1.8%(表3)。
3.全球制造業版圖中“中國權重”至關重要
根據我們的測算,中國制造業總產出在2005年超越了德國,隨後在2008年超越日本,2010年超越美國。截至2016年,中國制造業實際增加值達到2000年的7倍,占全球制造業總產出的比重從8.5%提高到了30.9%。巨大的市場份額不僅意味著規模帶來的獨特競爭優勢,即所謂的“中國權重”,同時也意味著中國制造業的任何變化都會對全球產生重大影響。相比之下,美國、日本和德國在全球制造業的比重分別由2000年的28.5%、17.0%和10.1%,下降到19.3%、11.6%和7.0%(圖1)。
“中國權重”一方面使得中國制造商在加工制造領域的國際競爭中勝出,爭得全球範圍內產品市場以及能源和原材料的議價權;另一方面,同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相輔相成,加快了標準零部件成本下降,進而是組裝和整機成本的下降。這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更重要的是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因而推動了技術進步。這個過程在不斷通過正反饋推動中國經濟擴張的同時,也深化了全球制造業部門之間及主要生產國/經濟體之間的專業化分工,形成了全球範圍內的生產供應鏈,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深度塑造了全球制造業。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增速一直是全球最快的。引領“中國速度”的是汽車制造業,在整個2000~2016年期間該部門的年平均增速保持在10.5%,緊隨其後的是電子通訊設備制造業。
在6個全球產出規模最大的制造業部門中,中國勞動生產率向世界技術前沿(美國)逼近的速度也是最快的(表4、圖2)。
4.中國制造業競爭力相對優勢下滑,勞動力成本上升是主因
從經過PPP調整的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上看,中國從2000年~2016年出現了令人關註的變化。雖然中國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優勢排名從2000年的第8位上升到了2016年的第4位,但其絕對競爭力優勢卻出現了下滑,反映為單位勞動力成本值與全球平均水平差距的縮小,其中名義勞動力成本的大幅上升是主要原因。
中國和美國是我們所考察的19個經濟體中兩個單位勞動力成本變化最穩定的經濟體,而中國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上升速度比美國更快。2008年金融危機後,中國和美國單位勞動力成本年均增速從危機前的1.5%和0.4%,分別上升到了危機後的1.7%和0.5%。同期全球平均單位勞動力成本增速從危機前的1.5%下降到了-2.5%,全球制造業第三大國日本的單位勞動力成本一直在下降,第四大制造業國家德國在危機後也進入了單位勞動力成本的下降過程(表5)。
這種變化背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
危機後當大多數經濟體的平均勞動成本上升在大幅度放緩的時候,中國制造業的平均勞動成本增速卻從危機前的11.0%攀升到了危機後的13.1%,為全球主要制造業國家的最高水平。相比之下,印度從10.6%降到了4.7%,巴西和俄羅斯的平均勞動成本則出現了絕對意義上的下降(表6)。
制造業勞動力成本上升背後有著多重因素:從需求方面來看,以高投資維持增長的經濟模式不斷推高經濟的杠桿率,也推高了勞動成本;從供給方面來看,人口政策過早導致了勞動年齡人口下降和年齡結構老化,造成了勞動力短缺;從制度方面來看,危機後全面落實的旨在改善勞動報酬和勞動條件的新《勞動法》也提高了勞動力成本。
5.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排名上升,但危機前後表現逆轉
我們將機械制造業、電器制造業、電子通信設備制造業、汽車制造業和其他交通設備(除汽車)制造業這五個行業視為“高新技術”制造業的代表。
從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的排名來看,雖然從2000年~2016年中國的排名整體上升,但主要的成就都來自於危機前的階段。2000年~2008年,5個行業單位勞動力成本競爭力排名均出現了明顯上升,但在2008年~2016年,除了電器制造業排名持平,其他各行業的競爭力排名都出現了下降(表7、表8)。
6.政策建議
在對危機前後全球和中國制造業的增長、就業和勞動力成本進行全面分析的基礎上,尤其是在“中國權重”影響全球制造業的大背景下,我們探索性地提出以下三點政策建議。
第一,隨著“人口紅利”的消失,因“中國權重”而被強化的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速度優勢”,正面對日益上升的成本壓力。
在過去的增長模式下,地方政府之間由追求治理政績所激勵的GDP競賽,導致各個地區不遺余力地通過壓低要素成本以及其他各種補貼方式招商引資,環境成本也往往未被計入。在勞動力充分供給的條件下,加上得益於信息技術時代的制造技術條件,“中國權重”將這個效果迅速地不斷放大,使中國制造業在相當短的時期內實現了超高速度增長。危機後,高投資、高杠桿、低估環境成本的經濟增長模式降低效率的弊端暴露無遺,這種增長模式已經不可持續。
中國正在推進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試圖從供給端全面解決過往增長模式的弊端,雖然初見成效,但依舊任重道遠。可以預見的是,隨著環境和要素的成本被更多直至全額計入,加之勞動力供給短缺等原因導致的勞動力成本上升,如若效率提高不足以彌補這些成本的上升,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將會快速下滑。
第二,中國制造業在低端技術領域的迅速擴張,以超低成本大量加工生產標準零部件,在強化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競爭力的同時,也提高自身技術升級的成本。一個較容易忽略的事實是,因中國制造業參與而帶來的全球範圍內制造業標準零部件成本和組裝成本的下降,進而是整機成本的下降,不但鼓勵了最終消費,而且大大降低了處於技術高端領域發達經濟體的生產和研發成本,特別是推動了後者所引領的電子信息領域的技術進步。低成本條件下更快的勞動生產率增長提高了這些經濟體在各個高新技術領域的競爭力——例如它們在電子信息、汽車、機械和交通運輸設備等制造業部門中的表現。
中國應對此高度關註,並從戰略層面推出有效政策組合確保在高新技術領域進一步提高競爭力。從這一點看,實現“中國制造2025”是非常重要的政策抓手。中國需要深入分析危機前後中國“高新技術”制造業競爭力逆轉的原因,並著手解決這些問題。
第三,由於全球貿易環境的惡化和貿易戰的概率上升,中國主導的全球供應鏈可能面臨沖擊、挑戰和重構。中國政府積極推動的制造業發展模式在西方經濟體會面臨越來越多的抵制甚至非難。如何定位政府補貼?如何定義市場競爭?全球貿易爭端的上升會迫使中國深度思考市場和政府的關系。
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核心的新技術正在席卷而來,《中國制造2025》旨在抓住這次技術浪潮實現中國制造業的技術升級。由於人口優勢所對應的數據優勢,中國在人工智能等領域通過需求驅動,已經成為全球範圍內唯一可以和美國競爭的經濟體。智能生產和人工智能將徹底改變全球制造業。而美國對中國貿易戰的核心也是針對《中國制造業2025》。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如何通過資本、勞動、技術和制度的結合來重塑中國制造業,將是中國走向未來的關鍵。
(楊燕青系本報副總編輯、第一財經研究院院長;林純潔系第一財經研究院副院長)
編者按:
今年是貝萊德成立30周年,貝萊德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勞倫斯·芬克 (Laurence D. Fink)在他寫給股東的信中,回顧了是什麽使貝萊德取得成功,以及明年、今後五年以至未來30年間又是什麽將繼續引領貝萊德向前。
他還表示,目前貝萊德正在積極多方面進行準備,包括引進投資、風險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以便在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程度時使這些優勢派上用武之地。
勞倫斯1988年與七位合夥人創辦貝萊德,目前貝萊德已經是全球最大規模的資產管理公司之一。勞倫斯曾就讀於加州大學洛杉機分校(UCLA),於1974年獲得政治學學士,1976年獲商業管理碩士學位。在創辦貝萊德之前,勞倫斯是美國第一波士頓公司的董事總經理及管理委員會成員。
近日,他在第一財經首次公開發布了致股東信的中文版本,以下是股東信節選。
貝萊德主席及首席執行官勞倫斯·芬克 (Laurence D. Fink)給股東的信(2017)
致全體股東:
父母是我的投資啟蒙老師。父親當年經營了一家小型鞋店,而我母親則在一所大學教授英語。他們收入穩定,工作勤懇,這也給身為子女的我們提供了很多的機會,但我們家在當時卻也絕對談不上富有。記得我們兄弟姐妹三人總是問父母是否要攢錢買個更大的房子或換輛新車。我父親則回答說我們不需要這些東西。相反,我的父母依然努力工作、攢錢,並且不斷地為我們的未來投資。
連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原來我每天都從父母那里潛移默化地吸收這些投資知識。
小時候我在父親的鞋店幫忙,從那時便開始儲蓄。13歲時我買入了第一筆股票:杜邦公司的股票。在此後的中學、大學和研究生求學期間,我也從未間斷的工作、儲蓄、投資。隨著時間推移,我對市場投資力量的了解逐年積累。時至今日,這些經驗仍然對我畢生受用。如果我父親在我出生的1952年在銀行存入1,000美元,那麽到現在這筆錢會增值至2萬美元。但他知道有更好的投資方法。和數百萬的美國人民一樣,他成為了一名投資者。他用這1,000美元投資於標準普爾500指數,而該筆投資現在的價值已經升至80萬美元。
當我搬到紐約從事金融行業,我才深刻體會到父親教導我投資的重要性並培養我具備為未來鋪路的觀念是多麽的難得可貴。正如我父親教導我時所說,投資不僅僅是為了明天,而是為了今後數十年的每一個明天。
2017年的股票市場表現搶眼,很容易讓人沈醉其中。不少人賺了大錢,但更重要的是,有很多人沒有賺到錢。並不是因為他們不夠聰明,或是選錯了投資對象,而是他們根本就沒有去投資。
全球低利率環境和欠缺良好投資習慣一直是困擾儲蓄者的課題。市場以及媒體沈迷於瞬息價格動向的短視傾向,引發了投資者的恐懼,讓他們難以做出明智的投資決策。股評家們也許會因一個接一個的收盤新高而激動不已。但是,一天甚至一年的上漲並不能為未來提供保障。當股票指數創下新高時,還有很多人並沒有從中獲益分毫。而這種斷裂也令憤怒、沮喪和恐慌情緒在全世界的投資者間蔓延。
貝萊德深感自己有重大責任幫助投資者應對這一挑戰。作為財產受托人,我們需要發揮在投資、市場和科技上的專業技能,借助我們在投資方面的知識和精辟洞察力來了解投資者的需求,從而帶動投資行為。途徑之一是實現我們的目標:讓更多的人通過創造財富來謀福祉,即鼓勵一種體系,讓越來越多的人能夠參與到金融市場中去,從而為他們的未來提供更好的保障。為實現這些目標,我們要做的就是用科技驅動投資行為的改進,開發新的投資方案,並倡導更為穩妥和強大的退休保障制度。作為投資者、投資顧問和創新者,我相信我們在社會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
今年是貝萊德成立30周年,我們得以借此機會回顧是什麽使我們取得了成功,以及明年、今後五年以至未來30年間又是什麽將繼續引領我們向前。
正如我們倡導持續投資為未來打牢財務基礎一樣,我們也深信對貝萊德進行長遠投資的價值。在前30年,貝萊德專註於打造獨特而強大的投資解決方案及不同組件來滿足和迎合客戶的需求。在今後的30年,我們要將這些組件更緊密地凝聚起來,同時讓我們自己更深地融入到客戶的生態系統中去。
如今紛雜的趨勢正在重塑資產管理行業——技術的快速更叠、監管力度的提升和投資者不斷變化的需求——投資者希望他們的付出能夠換來更好的業績和價值。貝萊德在應對這些挑戰方面獨具優勢,能夠通過制定切合客戶需要的解決方案將挑戰轉化為機遇。這種客戶至上的理念也奠定了我們雙管齊下戰略的基石,將有效助力未來的業務增長。
首先,在客戶需求最旺盛的、即最具成長潛力的市場和投資機遇方面,我們一直力爭成為行業佼佼者。事實上,我們已經在部分的成長領域成為了市場領導者,並需繼續精耕現有的業務,例如交易所交易基金(ETF)和因子投資(factor investing)等。另一方面雖然在某些領域的市場份額還較低,但是我們亦同時看到了巨大的增長空間,例如流動性較低的另類投資領域。
其次,我們要充分發掘自有平臺的能力,更廣泛地滲入投資生態系統的各個方面,更深層次地介入到價值鏈的各個環節。要做到這一點,我們須強化自身競爭優勢,在客戶和股東面前凸顯貝萊德的價值,其中包括繼續提高托管人和資產管理經理之間的溝通效率,擴展我們在數字財富領域的業務,以及通過科技驅動中介關系來吸引更多的個人投資者。
我們還大力布局若幹大型、長期發展的領域。隨著時間的推移,退休保障、技術和例如中國這樣的高增長市場有望對本公司及行業產生深刻的影響。
全球退休保障挑戰
雖然政府機關、企業、保險公司以及財富和資產管理公司早已察覺到全球退休保障危機,但是目前他們還無法為每個人提供安全而穩定的退休保障解決方案。這一問題在全球各地的情況不盡相同,但以下幾個關鍵領域卻會對大多數投資者造成影響:存款不足,投資無門,投資不當,缺乏穩定收入以及養老金缺口等。
有些人只拿出部分財富進行投資,留過多現金在手頭上。還有一些人,即便有足夠的收入,但是要麽出於擔憂而根本就沒有進行投資,要麽因為缺少工具或建議而沒有進行有效的投資。還有些員工根本就沒有退休金儲蓄或享受到任何退休計劃,當其他人都在通過投資來保障退休後的生活時,這些人被排除在外。對於這部分人,收益率僅為3%的國家養老金體系——例如美國政府的公共福利計劃——根本就無法滿足人民退休後的生活所需。即使像澳大利亞這樣具有強大的社保體系的國家也面臨著如何幫助員工管理退休後現金流的挑戰。
從人口統計學的角度來看,我們已經走到了人口劇變的前沿。2017年到2030年間,全世界60歲及以上的人口數量預計將增長46%,達到14億。由於壽命延長,全世界的退休保障體系將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而我們等待越久,所面臨的問題也就越發深刻和複雜。我們已經處在一個拐點:在全世界,人們對未來,包括對養老保障前景的沮喪和焦慮不斷催生民粹主義情緒的蔓延。找到這問題的解決方案是當務之急。我們無法接受一個將如此多人排除在享受投資收益之外的體系。把政府的不作為當成是將數以億計人口置於沒有退休保障境地的借口是不可接受的。
雖然市場特征千差萬別,但在人類壽命的延長、退休保障體系的脆弱不堪以及低估投資成效的共同作用下,現在是時候行動起來了。
在投資方面,我們必須繼續加強宣傳和提高投資意識,減輕年長員工由於投資不足帶來的壓力,使剛踏上工作崗位的年輕員工了解複合式收益和盡早投資以備退休之需的重要性。同時,我們要重建公共和私人退休保障體系,使這些體系能夠覆蓋更廣大的人群及更有效地使收益最大化。我們應推廣投資行為工具的應用,如自動登記工具,把符合條件的人自動登記到職業退休金計劃中去,以及自動升級工具,通過定期提高供款來增加儲蓄額等。
貝萊德致力於成為這一解決方案中的一分子,而關鍵目標便是幫助更多的人邁出投資的第一步。例如,通過科技發展,方便人們學習投資知識並了解投資益處。我們還力爭通過推出更加透明靈活且收入穩定的金融產品,在未來投資的積累和負積累領域不斷創新。同時,我們專註於與企業單位及政府機構建立合作,改善現有的退休保障系統,尤其是幫助目前尚無法享受到退休金計劃的員工找到解決方案。而科技將在這些解決方案中起到顯著的作用。
科技的演變
數據采集的急劇增長、人工智能的出現、運算能力的大幅進步以及消費者在日常工作中與科技互動的日益頻繁,科技的快速變化有可能改變整個資產管理行業。為把握科技驅動的業務增長,貝萊德將繼續加快內部創新和引進外部技術。
我們的短期目標是讓更多的投資者和客戶用上功能強大的阿拉丁(Aladdin)平臺。作為“科技2020轉型”戰略的一部分,我們開放了Aladdin平臺來進一步促進發展和融合。除了Aladdin,我們同時還利用數據科學、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來尋找新的投資收益來源,提高貝萊德的經營規模,並在銷售和產品開發流程中建立一個數據驅動程度更高的反饋環。為完成這一轉型,我們也根據預期目標,對相應資源進行了系統化的投資,包括吸引並留住優秀的技術人才來不斷壯大我們的技術隊伍。
近幾年,貝萊德在數字財富業務上已經取得若幹重要進展。我們通過技術手段與分銷合作夥伴以及最終投資者建立聯系,改進了投資行為和成果。在此基礎上,我們於2017年創立了數字財富團隊,通過科技的運用加深我們與財富管理領域合作夥伴的關系,同時提升內部產品開發,並尋求相應的投資機會。
中國等高增長市場的機遇
貝萊德當前和今後最主要的任務之一就是擴展其在全球高增長市場中的業務和滲透力,特別是亞洲,尤其是中國。這些市場所面對的人口、經濟和監管形勢的變化,包括儲蓄率高企和家庭金融資產快速增長等,都會為貝萊德帶來廣闊的機遇。
我們在中國市場的業務歷來受到制約。但是最新的一些發展,特別是中國監管環境的變化給未來增長展現了重大的機遇。2017年11月,中國政府宣布外資資產管理從業者可以最多擁有國內基金管理公司51%的股份,並可在三年後選擇持有100%的股份(之前的持股上限為49%)。該監管政策的近期開放以及其它進展均有望為貝萊德涉足中國市場開辟更加廣闊的前景。
貝萊德於2017年在中國成功登記為私募基金管理人,令我們能夠在中國市場推出並且以私募的方式向符合資格的境內機構和高凈值個人投資者分銷投資產品。
我們相信中國是貝萊德謀求長期發展的一個重要機遇,但同時需要時間和耐心來持續關註這一市場的發展。目前,我們正積極在多方面進行準備,包括引進投資、風險管理和技術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我們對當地客戶需求的深入洞察力,以便在中國進一步擴大開放程度時使這些優勢派上用武之地。
我們的目標始終如一,就是在每個本土市場擴展業務版圖時,同時關顧當地投資者的各種獨特需求、目標和文化。通過在高增長市場中推行貝萊德的戰略,繼續置身並融合到投資生態體系中去,不斷磨礪競爭優勢,並為實現長遠目標而不懈自我挑戰,我們已準備就緒為客戶做得更多。同時我們也明白到生態體系會不斷發展,並且不時需要調整我們的策略。但我們將不忘初衷,堅持為客戶提供最優質的解決方案,謀求業務的長遠增長。
六年前,也就是在我父親87歲去世前不久,他和我首次探討了這些年來他不斷為未來投資的成果。時間、信念、自信和投資複合的力量,使他收獲了比我父母年均總收入的常規收益高出足足70倍的投資收益。
正如我從父親那里學到的——著眼於長期目標,每日投資一點——這也是貝萊德的一貫理念,無論是在過去,還是將來,貝萊德將一如既往的秉承這一理念,為遍布全球的客戶、股東、員工、儲戶和投資者在內的所有利益相關方服務。
5月18日,為期兩天的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圓滿閉幕。第一財經CEO周健工致閉幕詞。
周健工表示:“第一財經做技術與創新大會,今年已經是第三年了,而且我們越做越覺得有意思。著眼於長遠,我們會持續做下去。”
放眼中國改革開放40年,周健工表示:“從人類的技術和技術革命,以及經濟發展的歷史長河來看,在這個時候談技術與創新其實更有意義。我們拿美國做對比,在三次技術革命中,美國至少經歷了兩次,才最終崛起成為世界經濟的第一強國,不僅僅是參與,而且引領了技術革命。如果中國想實現自己的複興,我想中國至少參與和引領一到兩次的技術革命。我可以看到過去的40年,中國實際上是在補工業化的短板,同時,也在參與新一輪的技術革命,就是新技術為代表的革命。”
周健工表示,過去40年中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並沒有引領任何一場技術革命。“我們頂多是在某些領域趕上了別人,或者極少的超越了別人。”周健工說道,“我們在存量的基礎領域方面還有很多的欠缺。同樣在未來的新興的領域,中國也要參與全球化的競爭,所以在這一點上來說,今年幾件事上,在我們設計議程的時候也帶來很多的思考。”
周健工舉例稱,在中美貿易戰中,人們談到科技的冷戰;在中興芯片事件中,人們對中國的創新產生了一些更冷靜的思考。“我們可以展望中國下一個40年中國的創新。”周健工表示,“如果我們說這一輪是信息技術為主的創新,其實在50年代已經具備了,比如說半導體的發明,還有很多的計算機的發明,摩爾定律一直從那個時候持續到現在,其實我們可以看到他們最基礎的東西,半導體中國在這方面的欠缺還是非常大的,我們只是在應用的層面,增量的層面我們做得很出色,但是我們怎麽去補我們的短板?我們一定是用創新的方式,而且不能關起門來做,一定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去補我們的短板。”
周健工表示,去年第一財經技術與創新大會第一次搬到深圳,取得巨大成功。今年10月將在深圳舉辦第二屆技術與創新大會。
他還透露,論壇本身也將從形式上進行創新。“比如說這次起用了我們第一財經產經中心科技團隊的記者,還有產經中心一些部門的主編參與了主持,這些記者在一些條線和領域上非常資深。”
周健工表示,“我們會更多的把論壇和第一財經關註的領域,領域中傑出的創業者和投資人、決策者,更緊密地結合起來,在形式上會探索更多創新,希望它也會變得更加國際化,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合作夥伴,在這個平臺上跟我們展開更多的創新。”
周二(6月5日)滬深兩市股指繼續反彈,盤中,保險股整體表現強勢,推動上證綜指成功站上3100點,並逼近上方10日均線壓力位。深圳市場上,得益於蘋果概念回暖,今日科技股整體表現強勢,市場交投活躍,中小板指、創業板指均漲逾2%,中小板指還成功收複了上周三的向下跳空缺口。截至全天收盤,滬深兩市股指全線飄紅,市場成交量較昨日放量。
滬深兩市全天收盤,上證綜指收報3,114.21點,上漲23.02點,漲幅0.74%,成交額1,648億元;深證成指收報10,385.61點,上漲181.29點,漲幅1.78%,成交額2,059億元;創業板指收報1,746.11點,上漲43.18點,漲幅2.54%,成交額691億元。資金方面,央行今日開展了1200億元逆回購操作。因當日有1500億逆回購到期,故實現凈回籠300億元。
盤面上,周二兩市行業板塊大面積飄紅,蘋果概念、國產軟件、次新股、醫療器械服務以及通信設備概念漲幅居前。跌幅榜上,僅有西安自貿區及銀行板塊小幅收跌。
熱點板塊:
蘋果概念板塊周二全天強勢領漲,多只個股午後快速拉升並封上漲停。截至收盤,水晶光電、科森科技、當升科技、宇環數控以及安潔科技先後漲停,信維通信漲逾9%,藍思科技、環旭電子、歐菲科技漲逾8%。消息面上,在當地時間周一舉行的蘋果年度開發者大會上,蘋果公司宣布更新iOS、watchOS、tvOS、macOS四大操作系統,並推出升級增強現實(AR)工具平臺ARkit2。當日,蘋果公司股價一度上漲1.7%,至193.42美元,再創歷史新高,市值突破9400億美元。
國產軟件概念午後快速走高,板塊整體漲幅居前。截至全天收盤,東軟集團、華宇軟件漲停,超圖軟件漲逾7%,浪潮信息、用友網絡漲逾5%,博思軟件、安碩信息、浪潮軟件、東華軟件、久其軟件、科藍軟件、中新塞克、科大國創以及頂點軟件漲逾4%。
跌幅榜上,西安自貿區及銀行板塊今日小幅收跌,成為僅有的下跌行業板塊。
個股監控:
消息面:
1、商務部服貿司負責人就2018年1-4月我國服務進出口情況發表談話。今年前4個月,我國服務進出口總額達到16653.5億元,同比增長11.9%。其中,出口5526.1億元,增長13%;進口11127.4億元,增長11.4%;逆差5601.3億元。服務進出口延續高增長態勢,增速達到今年以來的新高。
2、6月5日,深圳住建局宣布擬出臺住房新政策。相關負責人表示,新政策出臺後,現有的房地產調控政策不變,要通過嚴格落實各項調控措施,確保房地產市場持續健康穩定發展。
機構觀點:
網信證券指出,今日滬指延續反彈走勢,創業板指企穩補漲。但由於目前市場信心不足,6月整體利空消息較多,看漲邏輯不明確,投資者仍需控制倉位,多看少動。滬指站穩5日線後可精做個股,高拋低吸,快進快出,創業板則需等待企穩後介入。適當關註航運、汙染治理、渤海灣港、電阻漲價、鎳漲價、母嬰概念等板塊個股機會,規避影視傳媒、光伏、風電、st股、績差股、單邊下跌個股等調整風險。
國都證券認為,6月上中旬幾大不確定因素明朗前,市場仍有反複震蕩壓力。然而,當前市場對於擔憂的風險因素已得到較為充分釋放,預期已較長時間降至謹慎甚至悲觀階段,當下需關註中美貿易談判、國內經濟階段回暖、央行擴容MLF擔保品範圍以緩和信用債市場緊張壓力等積極變化,或有望引發預期邊際改善,並在基本面與企業盈利階段改善支撐下,6月中下旬市場有望迎來階段性修複行情。
繼資本入股富士康後,文娛龍頭東方明珠與富士康在業務上的合作再進一步。
6月10日,東方明珠發布公告稱,與富士康集團以及富士康A股上市公司工業富聯分別簽訂戰略合作備忘錄。雙方將在互聯網電視(OTT)、物聯網智慧城市、8K領域及海外項目等方面展開合作。
這是東方明珠在2017年年報中提出智慧運營驅動“文娛+”戰略轉型的重要一環。6月11日,在第三屆“東方明珠之夜”年度品牌發布會上,東方明珠首次對外詳細闡述升級後的新戰略,並現場與富士康簽約。
富士康登陸A股市場後,將進一步積聚力量構建雲計算、移動終端、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先進制造+工業互聯網”新生態。“這與東方明珠一直以來的戰略不謀而合,未來雙方會有更多的產業突破在時時發生。”東方明珠方面表示。
技術巨頭加持,業務互補謀增量
記者註意到,此次東方明珠與富士康的簽約在物聯網、“5G+8K”領域有著多層次的深入和推進,這意味著東方明珠在多項行業前沿發展方向的技術布局和業務落地得以進一步加速。
以物聯網為例,雙方將基於物聯網智慧城市合作的業務範圍(包括但不限於物聯神經元網絡、城市綜合治理管理產品開發及業務集成、智聯城市大腦等),在資本、基礎設施、物聯網應用、平臺等方面進行深度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東方明珠與富士康將共同投資建設上海物聯運營主體,包括合資共建平臺公司,主要開發城市大腦、物聯網運營管理平臺、智慧城市行政運營平臺等產品。雙方還將合資共建運營公司,主要運營上海構建的政府物聯專網,並提供城市精細化管理解決方案。
事實上,在東方明珠的戰略規劃里,物聯網是創新業務板塊里極為重要的一環。早在2017年,東方明珠就聯合富士康、阿里、科大訊飛、FACE++等合作夥伴定制化研發完成上海新型無線城市城域物聯專網網絡運營管理平臺、“社區大腦”數據應用平臺。可以想見,未來隨著科技巨頭的加碼,東方明珠在該領域里的發展速度將超出預期。
在8k領域,雙方將整合各自資源優勢,構建生態布局,在內容制作、存儲、傳輸等一系列領域共謀共建。一直以來,東方明珠始終致力於利用前沿、高新技術在內容產業上不斷探索。就在5月,東方明珠與富士康攜手率先發布了全國第一部8k宣傳片,東方明珠的內容策劃、制作能力與富士康在技術、硬件上的優勢雙劍合璧,實現了8k內容制作零的突破。未來,雙方將持續在8k領域深度合作,充分挖掘各自在產業鏈上的資源與優勢,提升線上運營能力。
在互聯網電視領域,東方明珠將作為富士康及合資公司旗下各OTT產品集成播控及內容服務的唯一合作夥伴。東方明珠內容或將全面入駐富士康控股的夏普電視,融合媒體產品的分發渠道得以擴張。
富士康登陸A股市場後,將進一步積聚力量構建雲計算、移動終端、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先進制造+工業互聯網”新生態。“這與東方明珠一直以來的戰略不謀而合,未來雙方會有更多的產業突破在時時發生。”東方明珠表示。
完善文娛產業生態布局 東方明珠轉型碩果凸顯
“東方明珠重組三年以來,文娛產業發生了巨變。”張煒在“東方明珠之夜”發布會上表示,文化與傳媒娛樂產業二元價值結合,AI技術對產業賦能凸顯,媒體渠道邊界消融以及用戶對文化消費的需求升級,都是目前的行業趨勢。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方明珠2016年提出“娛樂+”戰略,意在通過“娛樂+”線上線下載體,發揮產業生態集聚效應,致力於成為中國家庭娛樂生活方式的引領者。
2018年在看到文娛領域“人貨場”的重構機遇後,提出智慧運營驅動“文娛+”戰略升級,以 OPG雲為基礎,致力於實現三個“打通”。即打通業務的拓展和分發、打通統一用戶體系建設、打通運營平臺的構建,由此通過全渠道、全終端、全場景的用戶觸達,為新中產消費群體提供跨終端、多場景的文娛產品和消費體驗。目前,東方明珠用戶中心已匯聚5000萬用戶數據,用戶畫像標簽包括16大類、500+多種,初步實現精準推薦和精準營銷。
業內人士指出,技術對文化傳媒行業影響將持續深化,大數據、雲計算、AI 等新技術的應用不斷改變產業格局。市場格局上,目前國內行業總體成熟度偏低,因此產業鏈整合、多元化業態發展將成為文化傳媒企業發展的主流趨勢,結合資本力量、構築平臺優勢、實現生態化擴張成為業內領先企業發展的重要途徑。
事實上,東方明珠每一次戰略布局的調整與升級都在順應大趨勢,經過三年的戰略深耕,目前已經建立廣電行業內領先的智慧運營平臺,完成了影視互娛、媒體網絡、視頻 購物、文旅消費四大業務板塊的重組,並已在城市大腦、文化產業集聚區、OPG線下文娛綜合體及“5G+8K”等逐步布局,以尋找新的增長點。
目前,這些布局已經初顯成就。以城市大腦為例,2017年,東方明珠已在楊浦、虹口、普陀三區實現全覆蓋,覆蓋率達95%以上,已建成應用100多種。下一步,將通過組建產業聯盟、發起組建產業基金、聯合政府合建產業帶,進一步推動項目進展,形成可複制可推廣的上海模式。
張煒表示,隨著OPG持續升級,東方明珠將進一步打通公司包括影視、遊戲、新媒體、購物、旅遊等在內的18大業態,為用戶提供線上線下產品和服務,持續致力於實現IP全產業鏈開發,及用戶在各業務間的消費轉化,在此基礎上,通過智慧運營的手段,實現多場景、多終端、多業務、多內容的價值變現。
業內人士指出,東方明珠過去幾年在用戶中心、OPG雲等基礎設施方面的建設布局,有望在未來幾年產生質的影響, 而其一直以來在內容、運營、市場開拓等領域的優勢,也會為合作夥伴帶來增量。
東方明珠過去幾年陸續與包括中國電信、中國聯通、騰訊、微軟等在內的各領域龍頭企業戰略合作,撬動產業資源。本次“東方明珠之夜”同時為NBA中國等30余家長期合作夥伴頒發“最佳合夥人”獎。東方明珠方面表示,未來希望攜手更多的合作夥伴做大文娛產業蛋糕,合作共贏。
粵港澳大灣區規劃呼之欲出,外資銀行對這一歷史機遇給予高度關註,也希望能進一步參與其中。
外資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的熱議中紛紛行動起來。今年5月,中國銀行業協會主辦的外資銀行“粵港澳灣區行”系列活動,來自9個國家和地區的26家外資銀行深入走訪、實地調研。7月中旬,渣打銀行在深圳舉行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研討會。
會後,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商業銀行部總經理謝雯博士接受了第一財經記者的專訪。謝雯博士表示,粵港澳大灣區本身已經形成了很強的產業互補、產業融合,同時從CEPA開始,民間的、企業的、金融的互聯互通就已經在進行了。現在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從政策上獲得更多支持,這是世界上其他灣區不具備的更得天獨厚的條件。
開放和創新的歷史機遇
今年3月,習近平主席在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廣東代表團審議時作出重要指示:“要抓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重大機遇,攜手港澳加快推進相關工作,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
目前世界上幾大知名的灣區,如紐約、舊金山、東京、倫敦等,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中常常被互相比較。相比於其他灣區民間、自然形成的屬性,謝雯博士認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政策支持是一大優勢。“從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來說,沒有政府的扶持也是不可能做到的。第一輪發展,改革開放的最初10年,深圳地區率先發展起來有經濟特區政策的助力,第二輪是CEPA促使了與香港的互聯互通,現在就是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升級。所以每一次發展都有政策的助力,前途不可限量。”
謝雯博士認為,人口紅利也是不可忽略的優勢。當前粵港澳大灣區人口約為6800萬人,預計未來5-10年能達到1億人口規模。今年博鰲論壇上,國民經濟研究所所長樊綱表示,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口預計將達到中國人口的10%。
謝雯博士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的特點總結起來是開放和創新,整個大灣區是粵、港、澳三地的融合,讓我們跟世界更近了一步,有新的思維、思路進來,也要面對新的挑戰,這是推動創新的助力。
今年4月,渣打集團CEO溫拓思訪華期間曾對媒體表示,開放有多種形式,一方面是基礎設施的開放和互聯互通,包括允許資本雙向流動。另一方面是允許跨國公司進入到中國市場獲得更多的牌照,中國政府進一步開放外資金融企業對本地金融企業的投資領域、持股上限。
在謝雯看來,粵港澳大灣區帶來的重大歷史機遇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是助力人民幣國際化。當前62%的儲備貨幣是以美元計價的,貿易結算至少是70%以上,因此要強盛起來人民幣國際化至關重要。粵港澳大灣區作為試驗田,可以利用香港這個國際金融市場,讓人民幣國際化走得更快、更穩。
謝雯博士希望,渣打作為一家外資銀行能夠參與其中,對人民幣國際化的進一步政策有所貢獻。
第二個機遇是打造智能制造業和原創科技基地。做到這一點,需要高精尖的人才儲備。謝雯博士在關於粵港澳大灣區的討論中發現,人才的互聯互通引發關註,包括把香港在內的整個灣區打造成一個培養、儲蓄、集散人才的一個大的環境,更好地推動經濟的原創性,保證經濟的產業升級。
謝雯博士表示,如果要保證創新的發展,作為生產力推動經濟,需要加大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粵港澳大灣區會是一個非常好的土壤。“我覺得在大灣區知識產權保護的需求更加旺盛,擁有進一步把知識產權的法律體系更加細化、實際化的土壤和需求。”
第三是金融創新。面對當前去杠桿的大環境,謝雯認為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讓企業有更強的資產負債表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可以把市場做得更大更有層次,豐富融資渠道,加強市場的流動性。“加強在岸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的互溶互通,引進更多機構投資者,如滬港通、深港通、滬倫通、債券通、熊貓債、點心債、功夫債等,讓我們國內的金融市場更具層次、流動性更強、資金來源更豐富,同時增強市場抗波動的能力。”
瞄準機遇提前布局
灣區經濟在當代世界經濟發展中具有明顯的優勢。深圳市原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傑認為,過去近70年,全球貿易出口貨物增長了33倍,價值量增長了155倍,沿海大都市在全球貿易中的地位愈發凸顯,而沿海灣區優越的地理區位是大都市群發展的基礎,促進資金融通和人員流動。
在謝雯博士看來,粵港澳大灣區的產業更加多元與互補。首先香港是世界金融中心,具有人才積累、透明高效法律體系、流通性和教育優勢;深圳從改革開放起就有創新的基因、開明的政策以及完善的生態圈,創新頻率快、產業化程度高;此外還包括佛山、東莞、珠海、江門等地在內的很大的先進制造業腹地。“這樣組合起來的話,粵港澳大灣區是非常互補且多元化的,同時又有很強的原創力。”
面對粵港澳大灣區的歷史機遇,外資銀行不僅高度關註,而且落實在具體行動中,期望在未來的政策風口搶先布局。
根據渣打銀行關於“行業研究——中國、大灣區與東盟間的聯結”的調研結果,近半數的受訪企業(49%)認為,未來3-5年大灣區將帶來新的商業機遇。
謝雯表示,粵港澳大灣區規劃方案即將推出,會涉及城市建設、基礎設施、產業調整、科技創新、國際貿易與合作等多個領域,將為外資銀行帶來全新的發展機遇與巨大的市場空間,特別是跨境銀行業務和金融服務方面的需求將會大幅增加。
對於在華160年的渣打來說,粵港澳大灣區是渣打的戰略腹地,從網點布局到人才配置都已經在行動。謝雯博士表示,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渣打已經在深圳廣州珠海佛山澳門和香港設有網點,未來也在拓展東莞等地的布局。此外,渣打在大灣區的人員配備上也在加強,除了深耕香港多年具備先發優勢,渣打目前已經在深圳成立了一個專門針對粵港澳大灣區的客戶服務團隊,未來也正考慮在深圳布局服務於全球的科營中心。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未來建設中面臨的挑戰,謝雯指出,一是內地和港澳不同文化和訴求,使政策的融合性具有一定難度;二是創新開放過程中一定會遇到風險,如何保證風險可控、及時調整是個挑戰;三是改革進程不會一帆風順,遇到困難時有人會質疑,在這個時候怎麽能保持政策、戰略的一致性和堅定不移,是另外一個挑戰。
建立粵港澳大灣區跨境金融合作統籌協調機制是規劃的重點方向之一,渣打也對粵港澳大灣區在金融開放方面有更多期待。謝雯表示,人民幣國際化、財富管理、跨境服務等領域,是渣打關註的焦點領域。政策方面,希望在不管是申請牌照還是監管方式上,能夠給予外資銀行一些考慮;互聯互通方面,利用我們在香港、海外的金融經驗,也可以參與一些新產品或者新政策的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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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江西日報》報道,8月6日上午,中共南昌市委十一屆五次全體(擴大)會議消息,南昌提出今後要1小時通達都市圈內所有縣城,打造“半天工作生活圈”。 為實現這一目標,南昌正在完成或即將開工建設一批交通要道,明年實現城市一環全面打通、二環初見維形。
大南昌都市圈是以南昌為核心,以贛江新區為引擎,以九江、撫州為支撐,以一小時交通時空距離為半徑,聯動豐樟高、鄱余萬等周邊縣市而打造的。
南昌打造大都市圈
根據《江西省城鎮體系規劃(2015-2030年)》,南昌大都市區包括南昌市轄區、撫州市轄區、南昌縣、新建區、安義縣、奉新縣、高安市、豐城市、樟樹市、靖安縣、進賢縣、東鄉區、余幹縣、永修縣等,總面積約2.3萬平方公里。
廣西師範大學歷史文化與旅遊學院副教授江田祥是江西人,他對第一財經記者分析稱,由於歷史因素,在長江中遊幾個省份中,江西的經濟基礎比較薄弱,城鎮化水平較低,經濟體量也較小。作為江西的省會,南昌的經濟總量、城市競爭力比同為中部的武漢、長沙、鄭州、合肥都遜色不少,對江西的帶動作用也比較弱。
數據顯示,2017年南昌GDP總量首次突破5000億大關,達到了5003.19億元,但僅為長沙的47.5%,武漢的37.3%,合肥的69.4%,鄭州的54.8%,與兄弟城市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
不過,近年來南昌正不斷發力做大中心城市,帶動整個江西經濟的發展。2016年6月,國家級新區——江西贛江新區獲批,贛江新區範圍包括南昌市青山湖區、新建區和共青城市、永修縣的部分區域,規劃面積465平方公里。
贛江新區的獲批,可以發揮核心城市的輻射作用,進而帶動整個江西發展。江西財經大學經濟發展與改革研究院院長吳誌軍認為,贛江新區的設立,將進一步聚集政策、資金、人才等各種資源,改變南昌目前經濟輻射帶動力不強的尷尬局面,對南昌市做大經濟體量、提升競爭力是一個契機。
未來,南昌將按照“城市功能互補、人口分布優化、產業配置密切”的定位,加強與周邊市縣在空間規劃、交通物流、產業發展、城鎮體系、體制機制、公共服務等方面一體化銜接,推動都市圈在更大空間、更廣範圍、更高平臺聚集更多的資源,加速都市圈一體融合、抱團發展步伐。
強化省會引領作用
省會是一個省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也是一個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除了南昌,其他省會城市也在加快做強做大,突出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強化省會意識,突出產業集群,正成為省域經濟發展的一個顯著特點。
在同處中部的太原,上半年,太原地區生產總值 1729.82億元,地區生產總值增長9.1%,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1.5%,固定資產投資增長17.4%,這3項指標增速在中部省會城市中均居第一位。
對太原未來的發展方向,今年1月份的山西“兩會”上,山西省委書記駱惠寧指出,“太原市要進一步強化省會意識,攻堅克難、銳意進取,率先發展、奮力趕超,通過五年努力,實現太原市在全省的首位度和在全國省會城市的綜合排名‘雙提升’。”
在貴陽,此前7月16日,《貴陽日報》刊登的中共貴陽市委黨校寫作組的文章指出,省會不僅是一個省的“窗口”和“形象”,更是引領全省經濟社會發展的“排頭兵”。作為省會城市,貴陽在貴州發展中起著引領作用。文章指出,要切實強化省會意識,勇於擔當省會使命,積極發揮省會作用。
作為第三經濟大省山東的省會,濟南對人口吸引的力度相較周邊省會城市明顯偏弱。數據顯示,去年濟南GDP占全省比重僅為9.9%,在全國27個省會城市首位度排名中是倒數第一。而同期中西部的西安和武漢這一比重分別達到了34%和37%左右。
濟南市市長孫述濤此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濟南作為省會城市,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出來。“落伍不要緊,重要的是要知道自己落伍了,知道自己在什麽地方落伍了,知道自己為什麽落伍了,知恥而後勇。”
從數據來看,近幾年,不少省會城市的經濟增速都在所在省內名列前茅,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不斷凸顯。
比如,南京過去長期居於蘇州和無錫之後,位列江蘇省內第三。數據顯示,2006年,南京GDP只相當於無錫的82.6%。不過近年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後,兩者的差距不斷縮小。南京至2014年更是首度超越了無錫,上升至江蘇地市經濟總量第二位,近年來不斷拉大同無錫的差距,縮小與榜首蘇州的距離。
省會引領作用不斷凸顯,一大原因在於,在近幾年的基建大潮中,直轄市、省會城市具有天然的優勢,比如高鐵,一般都是以省會城市為中心展開的,很多重大投資項目也都會選擇在省會投資。
在這個過程中,高鐵、城際軌道加速推動人口、經濟要素從三四線城市向一二線尤其是二線省會城市集聚,加速推進人口、要素向大都市圈集聚。標準排名城市研究院院長謝良兵說,高鐵虹吸效應導致作為二線城市的省會集聚優勢明顯,首位度不斷加強。
尤其是中西部的強省會城市,作為所在省的單極核心城市,集聚了全省最好的教育、醫療文化資源,在加速城鎮化的過程中,大量人口向這些省會城市集聚。
以鄭州為例,河南大學中原發展研究院院長耿明齋對第一財經分析,與沿海省份大多擁有雙中心乃至多中心的格局相比,河南是一個單中心的區域結構。在省會鄭州之外,河南其他地級市與鄭州的差距太大,無法形成於鄭州相競爭的格局,這也使得河南的產業要素、資源等優先向鄭州集聚。再加上河南人口規模很大,城鎮化水平又相對滯後,目前河南處在高速城鎮化的階段,使得各種要素不斷向鄭州集聚。
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發展進入到產業結構調整和轉型升級的階段,對科教、人才的需求和依賴也越來越大。在這個過程中,省會城市所擁有的科教文化和高端生產要素的優勢要比普通地級市要突出很多,省會城市的引領作用也更進一步凸顯。
培育副中心城市
不過,對於一些中西部人口大省來說,僅僅靠一個省會城市帶動顯然不夠,也不地區之間的均衡發展。近年來,包括四川、河南、湖北、安徽等中西部人口大省,都在加快打造省域副中心城市。
6月29日,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在四川省第十一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指出,做為四川這樣一個人口和經濟大省,沒有一定規模的經濟副中心是不行的,一個還不夠,二三個也不多。但誰能擔此重任,要靠實力說話。目前四川候選的7個區域中心城市,即綿陽、德陽、樂山、宜賓、瀘州、南充、達州,這些城市經濟總量目前在全省都是排在前列的。“(四川)省委鼓勵和支持有條件的區域中心城市爭創全省經濟副中心。”
在戶籍人口第一大省河南,去年年中,河南出臺的《河南省建設中原城市群實施方案》增加了“一副”的布局。一副,即洛陽中原城市群副中心城市,市域面積1.52萬平方公里,2015年底總人口700.3萬人,中心城區建成區面積209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超過230萬人。
在湖北,近幾年來,湖北把宜昌、襄陽作為兩個省域副中心城市發展,與武漢相互呼應,形成“一主兩副”的鼎足發展格局。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分析,從沿海擁有“雙子星”、“多子星”的省份來看,省會之外的其他城市之所以成為該省的中心城市,除了自身的努力之外,還具有區位優勢,以及不弱於省會的行政資源優勢。比如需要所在省加大傾斜力度,加快交通樞紐的打造。
實際上,即便在沿海發達省份,打造更多的省域副中心城市也十分重要。例如,廣東作為經濟第一大省和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已不滿足只擁有廣州和深圳兩大中心城市,未來還將把珠海、汕頭、湛江這三座城市打造成省域副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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