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2016的到來，一場發展模式——即促進經濟增長的戰略的歷史競爭已經上演。這場競爭的一邊是中國，另一邊是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盡管這場競爭鮮為大眾所知，但其結果將決定未來幾十年歐亞大陸的命運。

大部分西方人都看到，中國增長大幅放緩，從最近幾十年的每年10%以上降到現在的7%以下。中國領導人並未坐視不管，而是在試圖加快從基於重型制造業的出口導向型、環境破壞型增長模式轉向基於國內消費和服務的新模式的轉變。

但中國的計劃存在著一個規模極大的外部維度。2013年，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啟動一項規模巨大的計劃——“一帶一路”，這一計劃將改變歐亞的經濟核心。“一帶”由從中國東北部和西部開始，途經中亞，連接西亞、中東、南亞和歐洲的鐵路組成,，名字有些奇怪的“一路”由一系列港口設施組成，以增加東亞海運量，將這些國家與“一帶”聯系起來，讓它們能夠實現商品的陸運，而不是像現在那樣需要穿越兩個大洋。

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在某種程度上就是為了給一帶一路融資而成立的。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拒絕加入其中。但一帶一路工程的投資需求遠遠高於計劃中的亞投行所擁有的資源。

事實上，一帶一路是中國政策一個令人矚目的起點。中國第一次試圖向其他國家輸出其發展模式。當然，中國公司已在過去10年中積極活動於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投資於大宗商品和采掘業以及將這些資源運往中國所需的基礎設施。但一帶一路有所不同：其目的是發展中國之外國家的工業產能和消費者需求。中國並不采掘原材料，而是尋求將其重工業轉移到較不發達國家，讓它們致富並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需求。

中國的發展模式不同於如今流行於西方的發展模式。中國的發展模式基於國家拉動的大規模基礎設施投資——公路、港口、電力、鐵路、機場等——這些基礎設施有利於工業發展。美國經濟沒有采取這一“築巢引鳳”的路徑，相反，近幾年來，美國和歐洲的發展戰略著重於公共衛生、婦女賦權和反腐等方面的大量投資。

這些西方目標都值得追求，但沒有一個國家因為只投資於這些方面而成功致富。公共衛生是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基礎條件;但如果診所沒有可靠的電力和清潔水的供應，或者沒有狀況良好的道路通往這些診所，它們也起不了多少作用。基於基礎設施的戰略在中國取得了耀眼的成就，也是從日本到韓國、新加坡等其他東亞國家所追求的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國際政治未來的大問題顯而易見：哪種模式會勝出?如果一帶一路達到了中國計劃者的預期，那麽整個歐亞——從印尼到波蘭——都將在未來一代中發生改變。中國模式將在中國之外盛開，這些國家將提高收入進而提高對中國產品的需求。中亞將不再是全球經濟的邊緣，而是其核心。

但有很好的理由質疑一帶一路能否成功。到目前為止，基礎設施拉動型增長在中國成效卓著，這是因為中國政府能夠控制政治環境。國外未必如此，動蕩、沖突和腐敗可能會幹擾中國的計劃。

事實上，中國已經需要面臨憤怒的利益相關方、民族主義立法者和反複無常的朋友(如中國已進行了大力投資的厄瓜多爾和委內瑞拉)。同樣的策略在巴基斯坦和哈薩克斯坦可能也行不通。

但這並不意味著美國和其他西方政府可以作壁上觀。大規模基礎設施開發戰略也許在中國已經達到極限，在外國也許並不管用，但對於全球增長仍然至關重要。

20世紀五六十年代，美國也曾進行過大規模的大壩和路網建設，後來這類工程逐漸冷卻。如今，相對說來，美國在這方面無法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多少幫助。奧巴馬總統的“電力非洲”(Power Africa)是一個好計劃，但啟動非常緩慢;海地利貝泰堡港的建設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失敗。

美國本應該成為亞投行的創始成員國。它仍可以加入其中，讓中國與國際環境、安全和勞動標準更加相合。同時，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需要捫心自問：為何基礎設施變得如此難以建設——不光光是在發展中國家，在它們國內也是如此。

(弗朗西斯•福山是斯坦福大學高級研究員、民主、發展和法治中心主任。他最近著有《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

Copyright: Project Syndicate, 2015. www.project-syndicate.org

中國經濟改革研究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從2000年起開始發布中國市場化指數，這項指數從六個方面，用20多個統計指標和調查指標來度量各省的市場化進程。最新的指數顯示，經過2009年的大規模經濟刺激政策導致市場化指數大幅下降之後，指數從2014年開始出現了明顯回升。

該所副所長王小魯表示，自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以來，這兩年政府通過簡政放權等改革減少了行政權力對市場的過度幹預，這是市場化指數回升的原因。

然而，王小魯也提醒，當前貨幣政策過於寬松，不利於結構調整，並有擴大金融風險的趨勢。他主張貨幣政策應切實恢複中性。他還建議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向教育、社保等公共服務傾斜，以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經濟結構失衡的狀況。

寬松貨幣政策亟需調整

第一財經日報：這15年來，你一直堅持做市場化指數的測量和研究。這一指數能夠從一個相對的尺度看到我國市場化進程的變動情況，從近一個時期指數變動的情況可以看出當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有哪些進步或者退步？

王小魯：從市場化指數變動的情況來看，2009年以來市場化程度經歷了明顯的下降和回升，這和當時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在時間上是重合的。當時“雙寬松”的經濟刺激政策，大力度放松貨幣供應和大幅度擴大政府投資，的確在短期內提高了經濟增長率，但大力度地幹預市場，也對市場配置資源產生了相當的副作用。

這期間的政府投資中，有相當部分低效率、不經濟的投資項目，同時過於寬松的信貸政策，也扶植了一些低效率的企業，這些對資源的優化配置起了不利的作用，造成了市場化指數的下降。

市場化指數在2014年有相當程度的回升，部分原因是前一時期的刺激政策在某種程度上退出了。而且近年來政府在推行簡政放權的改革，減少了行政審批，這對於扭轉行政過度幹預起到了一些作用。

但其他有些方面的改革進展還比較緩慢，形勢還不樂觀。有些政策仍然對資源配置有不利的影響。例如貨幣政策，現在雖然沒有明確說是寬松的貨幣政策，但實際上貨幣政策已經相當寬松。

到今年10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長13.5%（M1增長14.0%）；同樣以名義增長率計算，GDP前三季度同比增長僅為6.6%。M2增長率比GDP增長率高了7個百分點。這說明當前已經是一個非常寬松的貨幣政策了。

如果這個趨勢持續下去的話，意味著又是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在當前的經濟狀況之下，這種刺激政策不僅沒有起到扭轉經濟疲軟走勢的作用，反而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加劇結構失衡。

日報：那你認為當前的經濟刺激政策會走過去的老路嗎？

王小魯：我非常擔心貨幣政策回到傳統刺激的老路上，而且我還擔心這樣刺激下去負面影響會越來越大。因為現在的情況與2009年時已經不同了，2009、2010年的刺激政策畢竟帶動了實體經濟領域的投資，盡管這些投資隨後也加劇了產能過剩，但短期內還是把經濟拉起來了。

但現在大量流動性投出去之後經濟沒有明顯反應，GDP增速依然在下行。在大規模的刺激政策刺激不起實體經濟的時候，過多的流動性會向虛擬經濟跑，造成虛擬經濟的泡沫。這幾年的杠桿率一直在以非常快的速度上升，下一輪就很可能出現大量呆壞賬，這不但會對實體經濟造成打擊，而且也會給整個宏觀經濟帶來一系列問題，未來發生金融危機的風險在繼續加大。

從流動性角度來講，我認為當前已經具備了造成比較嚴重的股市泡沫的條件。房地產市場也是一樣的，雖然有些地方由於過去幾年供給過剩房價還是起不來，但在一線城市地價已經一高再高，背後的原因就在於過剩的流動性在擡高地價。

那麽放松貨幣是否有利於實體經濟融資？雖然經過幾次降息之後，銀行的借貸利率達到了一個低點，但虛擬經濟的泡沫化卻造成表外融資的利率居高不下，在虛擬經濟回報率可以擡得更高的情況下，實體經濟的中、小、微企業想要獲得低利率的融資是非常難的。因此這反而推高了實體經濟的融資成本。在虛擬經濟泡沫化的情況下，再寬松的貨幣政策也解決不了實體經濟的困難。所以，我認為貨幣政策是亟需調整，從實際寬松回歸中性。

“調結構”應成為首要目標

日報：雖然政府已經多次強調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為什麽似乎對經濟下滑的容忍度仍然非常有限？

王小魯：擔心下滑止不住，擔心對就業產生不良影響，都是可以理解的。但目前的經濟下行是不是可以靠刺激政策來改變？如果是結構失衡造成經濟疲軟，那是否應該容忍更低的短期增長率，而把調整結構放在首位？對這個問題，在學界和在政府內部都有各種不同看法，認識很不統一。

在我看來，答案是很明確的。貨幣刺激只有短期效果，不能持續使用。最近兩年，靠貨幣寬松已經明顯不能刺激經濟增長了。在當前這種情況下，不能再靠傳統的刺激政策來拉動經濟，“調結構”應該取代“穩增長”成為政府的首要目標。只有經濟結構調整合理了，未來的經濟增長才能獲得動力。

日報：政府在“調結構”中應該發揮什麽作用？

王小魯：政府應該在調結構中發揮關鍵的作用。但並不是像過去曾經做過的那樣，由政府替代市場的作用來扶持一些產業，淘汰一些產業，更不是指政府來決定經濟的增長率。調結構必須促進市場發揮更大的作用，增長率也應該由市場而不是政府來決定。

我認為，政府必須通過改善政府職能來“調結構”。我國一個時期以來儲蓄過度，投資過度，消費不足，這導致了產能過剩，最終需求不足。當前我國經濟結構失衡與上一輪政府大規模投資和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有直接的關系。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強力刺激社會投資，結果造成了投資過度和大規模產能過剩。如果宏觀政策的重點繼續放在刺激投資上，問題會更加嚴重。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是要調整政府支出結構，完善公共服務的功能，把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搞好，尤其是要盡快實現城鎮常住居民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的全覆蓋，否則消費很難刺激起來。同時要推進改革，促進改善收入分配。

按照當前統計，城鎮居民七億多人有三分之一是沒有戶口的，他們中的大部分人仍然沒有得到城鎮居民所享受的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雖然戶籍制度改革的任務已經提出來了，進展卻仍然緩慢，地方政府對促進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全覆蓋的積極性不高。這種狀況必須改變。

日報：現在政府也在提供給側的改革，那你認為現在中國的經濟問題主要是出在需求側還是供給側？

王小魯：我認為需求側和供給側都存在問題，消費需求不足的問題更加突出。這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關系很大，需要推進體制改革來改善收入分配。當然供給側也存在問題，主要還是結構性問題。很多產業面臨供給過度，政府希望發展新型產業來帶動新的需求。但新型產業的發展需要有一個良好的市場環境，使資源能夠實現優化配置，而不是政府代替市場去配置資源，給某些特定行業和企業提供補貼或其他各種特惠政策。這在過去已經有過很多教訓，比如鼓勵新能源發展，一度導致風電、光伏產業快速擴張，導致產能大量過剩，一些民營企業苦不堪言。所以，供給側的改革應該著力於改善市場環境，培育市場中的創新能力，政府在產業和技術選擇方面一定要慎重，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避免用行政手段代替市場的選擇。在去除過剩產能方面也是如此。

2016年改革展望

日報：在經濟增長、結構調整和改革這三者的關系中，你認為應該把結構調整和改革放在經濟增長的前面，那麽2016年應該重點推進哪些改革？

王小魯：政府支出結構需要盡快調整，政府職能回歸公共服務，政府支出向社會保障、公共服務傾斜，同時減少低效率的投資，減少多余的行政支出，這才能帶動有效需求，改變結構失衡的狀況。所謂積極的財政政策，不見得非要體現在投資上，在公共服務上加力，和減輕企業負擔，都屬於積極的財政政策。

在具體政策上，除了推進戶籍制度改革，實現公共服務全覆蓋之外，當前最重要的就是通過減稅和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率來減輕企業負擔。雖然政府有給小微企業減稅的政策，但實際力度並不大，並不是所有的小微企業都能夠享受到這項優惠，即使微型企業也不是都能享受到，所以降稅還有很大的空間。

降低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用國有資產來充實社保基金是一個很好的方案。與此同時，還必須同時降低企業的社保費率。現在企業面臨很艱難的局面，減輕企業的社保繳費負擔，幫助企業跨過這個坎，應該是一個關鍵的舉措。按相當於工資總額的比例，我認為要給企業降低十個百分點，才能對降低企業負擔發揮實質性作用。

在國企改革方面，要解決競爭性領域的低效率國企問題。過去幾年政策寬松使得一些低效率的企業得到了大量的資金，它們占用了稀缺的資源，實際上對高效率但得不到信貸支持的企業造成了傷害。下一步，需要對那些“僵屍企業”動手術，或者重組、改造，或者幹脆退出。主動調整，還能比較平滑地度過這個階段，如果拖到徹底背不動的時候再來卸包袱，可能就晚了，將對經濟造成更大的沖擊。

最近幾個月以來，“供給側”這個經濟新名詞頻見報端，中央層面也多次提及供給側改革。有觀點稱，這意味著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思維已經出現重大轉向。

供給側改革強調從供給環節發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動力。那麽，供給側改革的內涵是什麽?如何為解決中國經濟當前面臨的問題提供新的思路?近日，《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就這些問題采訪了中國新供給主義經濟學代表人物滕泰。

滕泰認為，在這個時間點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他說，供給側改革旨在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應該放開金融抑制，對企業大規模減稅，增加企業的活力，並且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

未來在五大“軟財富”領域

第一財經日報

：對於不少人來說，“供給側”還是個比較新的概念。供給側改革的內涵和推行路徑是什麽?

滕泰：

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這是新供給主義經濟學的微觀理論基礎，也是供給側改革的基本出發點。

未來的新需求和新供給在五大“軟財富”領域，即知識財富、信息財富、文化財富、金融財富以及其它的社會服務業。

這五大軟產業的主要財富源泉不是地球資源，而是人類的思維和活動，這代表了未來發展方向。這五大軟產業在美國整個產業中占79%，而在中國只占49%，差30個百分點，未來我們大有可為。

硬財富的制造業也要通過轉型升級，培育更多的軟價值。全美國的公民都開著底特律生產的汽車，但是底特律的經濟一片蕭條，而與底特律汽車相關的產業，比如說汽車裝潢、汽車4S店、汽車金融、汽車廣告都在賺錢。

不過，奔馳和特斯拉這兩家汽車商是賺錢的。因為與傳統汽車制造業不同，這兩家企業與其說賣的是交通工具，不與說是藝術品，是環保和時尚，這就是新供給創造新需求的案例。

針對產能過剩的現狀，有效的做法是通過“放松供給約束”的系列政策大幅度降低企業生產成本，打破生產銷售僵局，讓市場通過成本價格傳導機制快速消化過剩產品，在較短時期內恢複均衡，並通過要素轉移更新供給結構。

新供給創造新需求，不僅在宏觀上是恢複經濟均衡的必然循環，在微觀上也一樣。比如iPhone手機，在喬布斯創造出iPhone手機之前，世界對它的需求原本是不存在的，而一旦iPhone手機面世，新的需求就被源源不斷地創造出來。一旦資本、資源、勞動開始向新供給集中，老產業的產能過剩將自然消除，整個經濟不但恢複均衡，而且將開始新的增長。

日報

：近期，中央層面頻頻提及供給側改革。在你看來，在此時間點強調供給側改革的必要性有哪些?

滕泰

：這是扭轉經濟頹勢、重聚改革共識的戰略選擇。2008、2009年兩年，中美兩國的經濟都比較艱難，但為什麽在2010年以後，美國和中國的經濟走勢出現了明顯的不同：美國經濟迅速走出衰退，中國經濟卻連續五年下行。

實際上，盡管美國搞了量化寬松，但真正推動美國經濟走出衰退的，是以蘋果產業鏈為代表的新供給、新需求、新動力。2010年以後，以蘋果手機為代表的智能產業和移動互聯進入全面的新供給擴張階段，帶動了美國消費、投資的複蘇以及出口比較大的反彈。所以2010年以後，美國經濟逐步走出了衰退，走出了危機，進入一個上升周期，重新成為拉動世界經濟的火車頭。

反觀中國，2008年推出了以“4萬億”為代表的需求擴張政策。雖然2009年短暫快速反彈，但是2010年以後就進入了持續5年的經濟下行周期。中國經濟欲振乏力的原因是太多的產業處於供給成熟和老化的階段。

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大家對改革充滿了期待，但是搞了兩年以後，很多人對未來改革的方向有一點迷茫，改革的深度和力度都沒有達到市場的預期。無論是土地流轉，還是人口戶籍制度、科技創新體制、金融體制的改革，或者壟斷行業的改革，都沒有達到兩年前的預期效果。

這個時候推動供給側結構改革，不但抓住了經濟運行的主要矛盾，而且也能起到重新凝聚改革共識，扭轉經濟頹勢的戰略性作用。

放松供給約束，打破壟斷

日報

：供給側強調從供給角度實施結構優化，以解決中國宏觀經濟遇到的問題。中國當下的供給處於什麽樣的情形?如何改變?

滕泰

：當前中國經濟受到三大供給約束：高行政成本、高融資成本和高稅收成本。

2013年上半年，我們重點呼籲放松高行政成本約束，主張讓政府減少行政審批，放松壟斷、放松管制。新一屆政府近年來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大力降低企業居民生活和創業的行政成本，取得了一些進展，但是在放松壟斷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13年“錢荒”以後，新供給主義的政策主張重點轉向降低融資成本。2014年5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來降低融資成本，11月份真正降息。不過，從今年3月份到7月份，才開始看到融資成本有所降低，但與國際比較的話，仍然偏高。

此外，應該大規模減稅，放松高稅收成本約束。在李克強總理的座談會上，我提出減稅3萬億，減輕企業負擔，激發投資和消費活力;同時發債3萬億，吸納社會閑置成本，解決現在資產配置荒的問題;同時還可以在未來還債時降低經濟過熱，熨平宏觀波動，可以說是“減稅發債，借力未來，一箭三雕”。

日報

：供給側改革如何破解備受關註的就業、房價和醫改等難題?

滕泰

：關於房價問題，應該擴大房地產的有效供給，包括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給、增加房地產土地供給、改善房地產供給結構，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城市居民住房問題。

就業、醫改等問題的根本解決辦法，是公平分配、打破壟斷、促進市場自由競爭。要遏制公共權力直接或間接參與財富分配。從未創造任何財富的行政權力參與財富的分配不僅是腐敗的源泉，也會影響到其他要素創造財富的積極性。

要減少壟斷對財富的瓜分。很多看似利潤豐厚的企業，其實是靠壟斷獲取財富，這也是非常嚴重的收入不公平問題，所以反壟斷、放松管制，促進市場自由化、產權民營化，不僅是“放松供給約束、解除供給抑制”的必然要求，也是促進民營經濟發展、促進就業的必要措施。

控制利用公共資源過度獲取個體收入的現象。比如對於在經濟制度不健全的階段通過各種方法占有的土地和礦產資源、公共設施資源、海洋空間資源等等，應通過以資源稅為代表的稅收政策予以調節，促進公平和效率。

對於創業企業或雇員人數、銷售收入較小的小微企業應大範圍免稅。比如，可以考慮對符合某些條件(如雇員在20人以下、銷售收入在100萬元以下)的創業型企業在一定的創業期限內全部或部分免除所得稅。只有這樣才能刺激新供給、創造新需求。扶持大批小微企業成長、做大以後，政府的稅收總額甚至還會增加。

像醫療、教育、能源等供給抑制和壟斷、管制越厲害的地方，供給側改革就越有意義。

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日報：

如何看待及破解制造型企業及其他企業的發展難題?

滕泰

：除了減稅之外，還要放開金融抑制。目前，我們的居民儲蓄和外匯儲備全世界第一，利率卻偏高。有民營企業家以親身經歷比較了中美兩國的制造業成本，最便宜的國內借款成本為年利率6%，是美國的2.4倍。

每個企業都有地租成本，但是現在土地價格高漲，使得很多企業背負了沈重的壓力。有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末，全國105個監測城市的地價，綜合地價已經達到了240萬元/畝，商業用地447萬元/畝，住宅用地361萬元/畝，工業用地也有50萬元/畝，在北京一般用途的土地價格有很多達到每畝千萬元以上。這麽高的價格，企業很難負擔得起。

此外，企業社保保險等成本偏高。假設企業給員工發2萬元薪酬，可能到他手里只有1.4萬到1.5萬，那幾千塊錢在當期就沈澱下來了。經濟低迷的時候，卻又有大量當期收入沈澱在社保或保險賬戶，變成幾十年以後才能使用的消費，對企業和整個經濟來說都是損失。如何降低企業在社保或者其它方面的繳費比例，也應該進行研究。

日報：

目前大多數發達國家,正在用數量化的貨幣政策代替財政政策，你能談談中國的情形嗎?也有觀點稱，財政政策取代貨幣政策將成為趨勢，你的看法呢?

滕泰

：西方國家和成熟市場經濟國家基礎設施完善，呈現“大市場和小政府”的格局，政府的財力有限，財政政策的空間不大。這兩年無論是歐洲還是美國和日本，都是靠寬松的貨幣政策來刺激經濟增長。

而中國由於有龐大的中央財政，赤字率比較低，所以過去幾年利用財政政策擴大投資比較多，而且西部的基礎設施投資還有很大的潛力。

貨幣政策或財政政策都屬於擴張需求的政策，不屬於新供給主義的範疇。不過，供給側改革不能同需求側的改革對立起來。我們認為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能發揮作用，但是邊際效應正在遞減。

未來要重點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當然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也要發揮必要的作用，但是要結合供給側改革做些必要的調整。比如說財政政策的重點是推進中西部基本建設投資和民生工程，而貨幣政策的重點不在於數量，而在於如何通過各種方法降低企業融資成本。

年關將近，許多職場年輕人奮鬥了一年都等著發年終獎。對於很多人來說，年終獎被看做是單位對自己一年工作的評定，更是決定去留的原因之一。近日，一媒體通過問卷網，對2003人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59.3%的受訪者還在焦急地等待年終獎的到來。40.4%的受訪者對自己的年終獎並不滿意。

本次調查中受訪者的單位類型分布為，12.5%的受訪者在政府及事業單位，22.0%受訪者在國有企業，16.2%受訪者在外資企業，44.3%受訪者在民營企業。

55.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年終獎在5000元以下。還有16.0%的受訪者年終獎會在5001元-1萬元，9.3%的受訪者會在1萬元-3萬元這個區間，3.2%的受訪者表示自己的年終獎會超過3萬元。此外，16.0%的受訪者目前還不知道會發多少錢。

分單位性質來看，在外資企業中，對年終獎滿意的受訪者為29.8%;國有企業中，滿意的為28.5%;政府及事業單位中，滿意的為22.6%;民營企業中，滿意的為15.0%。比較來看，來自民營企業的受訪者對年終獎的滿意度最低。

當小編看了以上這些調查結果並惶恐自己今年能拿到多少年終獎之時，影視行業的年終獎簡直閃瞎了在下的眼，特別是那些光鮮亮麗的明星們，感覺僅是拿到他們年終福利的冰山一角，這晚上睡覺都能笑出聲來。

酷炫一下幾位當紅炸子雞送出的年終獎，是不是已經誘人到不行，還是你都準備好要去應聘明星們的工作團隊了呢。

Angelabab黃曉明聯合送禮 青島大蝦和豪車亮了

Angelabab和黃曉明這一年收獲了滿滿的祝福,年關之際,夫妻倆攜手打造了一本公益臺歷,內容是兩人做慈善12年的總結,包括了兩人共同傳遞愛心送出正能量等公益內容。令人意外和感動的是,他們還送上了家鄉特產青島大蝦,讓眾人直呼“暖心又實用”。

眾所周知,Angelababy近年來一直致力於各項慈善事業,婚後更是和黃曉明聯手合體做公益。過去一年,兩人帶著大批愛心物資探訪了青島空巢老人、參加芭莎慈善盛典慈善拍賣,甚至在世紀大婚之時,也不忘慈善將大部分禮金捐給資助527位聽障兒童,並且成立了“關愛寶貝”慈善基金等等,近期在微博之夜上兩人更是一齊被獲封“年對卓越公益人物”。

值得一提的是,Angelabab和黃曉明對外體貼大方,對待內部工作人員也是豪氣十足。據記者了解,Angelababy給團隊內員工到的最大年終獎是一輛價值超百萬的豪車,還有現金紅包,各種奢侈品牌代金券以及大牌包包等等,從現金到實物她全都考慮到了,可謂“福利女神”。

周冬雨送名表福利多多 陳赫衣服帽子表達感謝

除了Angelabab和黃曉明,周冬雨和陳赫的年終大獎也別有心意。據周冬雨的工作人員透露,她送出的年終獎是某知名高端品牌的手表,價值從十幾萬到百萬不等,同樣也有各種“飽滿”的現金紅包以及奢侈品牌名包。沒想到,平時精靈古怪如小女孩兒般的周冬雨,發放年終獎福利時如此大手筆豐富多樣。

此外,在上一期《奔跑吧兄弟3》中剛剛榮獲“最強能力者”的陳赫送起禮來也是別有新意。自“跑男”開播以來,陳赫豐富鬼馬的表情動作成為大家調侃的對象,眾多“還有誰”“你是豬嗎”“天才就是我”等個性代表口頭禪更是廣為流傳,成為團隊的“搞笑擔當”。今年,陳赫也將送上自家品牌“天才”系列的衣服和帽子,表達對媒體、同行朋友等以及工作人員的感謝。不僅宣傳了品牌,還感謝了關心愛護他的朋友們,更彰顯了他對“伐木累”跑男團的情誼,這個“天才”不一般。

楊冪劉愷威 夫妻雙雙包更大，平時小禮不間斷

曾經楊冪就因為“20萬巨額紅包”的消息傳出而瞬間變成年終獎的“業界良心”並引發熱議話題，甚至當時也引發圈內人“求職表白”熱潮。之前楊冪與劉愷威還未結婚時，雖然兩人都在同一家公司，但還是會選擇分別給工作人員包紅包，那時大家收到的是雙份，自然會比只服務一個藝人多一些。婚後，大冪冪與老公就選擇改為包一個“大紅包”來犒勞工作人員。楊冪被指一直都很慷慨，劉愷威據說也很大方，其宣傳表示平時看到合作的東西他們都會買回來送給工作人員，並不會特意說一定要在過春節的這個時候才給大家送禮物，平時甚至會小到買咖啡或者送唇膏、面霜、保健品。說到“喜羊羊”的年終獎，因為離春節還有一段時間，所以目前大冪冪的年終獎還沒有發放。不過宣傳坦言年終獎每年都會變得更多一點，但不想跟別的藝人攀比誰給得比較多，所以不說具體數字，但絕對是很吉利的數字。

新晉老板趙麗穎不比前輩手軟，中秋節就已過萬

去年剛剛晉升“金鷹女神”的趙麗穎也是古裝小花旦的領銜代表人物，2014全年藝人新媒體指數位列TOP5。其實趙麗穎也有名副其實“承包男神”，從陳曉、劉愷威、張翰，到2015年將播的電視劇《花千骨》搭檔霍建華，《實習生》中搭檔“跑男”鄭愷。

1987年出生的趙麗穎成立自己的工作室其實還不到一年，之前她憑借《陸貞傳奇》走紅也讓身價暴漲百倍。雖然目前工作室的小夥們還沒有拿到年終獎，她在去年中秋節時就已經豪爽拿出了每人五位數的紅包發給員工，目前年終獎估計會高達六位數。作為年輕新生代老板代表，趙麗穎平時也很大方，甚至還會帶員工出去買衣服，除了送化妝品還會送奢侈品如LV包，或者時下的電子產品iPhone6什麽的，被員工稱為“小趙Boss”的她宗旨就是“絕不虧待身邊的小夥伴”。

範爺冰姐姚大嘴乃土豪之最

出手大方的範老板一直是業界標桿。從曾經的LV新款手袋起步，“偏菜”包括手機、鉆石等，她甚至還為個別核心員工買過房子、辦過婚宴。雖然近年相對低調，但之前采訪中她也表示要在意大利遇到合適的就搬回去送員工。

李冰冰發給員工的年終紅包現金一般為5至6位數，工作室人員總共領到的現金應該近百萬。她用於抽獎的禮品最便宜3000多元，最貴曾有1.5萬元電視，而且基本每人都能抽到。

姚晨，除了包上五位數以上的紅包，也會為員工報銷春節回家頭等艙機票，甚至送出金飾。

這下，你滿意了嘛？

綜合來源：蘭州晨報、騰訊娛樂、環球網

過年了，各家公司的年會也開得差不多了，年終獎分配案一一浮出了水面。

2015年可謂是“新能源”行業的發力之年，這一領域的公司年終獎到底怎麽發的?《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了諸多新能源企業的中高級管理層，為你揭開這一謎題。

數千萬年終獎花落誰家?

老板們要發年終獎，得有一個判定的方式。結合去年國內新能源市場的表現看，企業年終獎的發放有了不少理由。

2016年2月5日，國家能源局的消息是這麽說的：截至2015年年底，中國光伏發電累計裝機容量是4318萬千瓦，成為全球光伏發電裝機容量最大的國家。

國內的光伏電站為3712萬千瓦、分布式606萬千瓦，年發電量392億千瓦時。2015年，我國的新增裝機容量1513萬千瓦，完成了2015年度新增並網裝機1500萬千瓦的目標，占全球新增裝機的1/4以上，占中國光伏電池組件年產量的1/3，為光伏制造業提供了有效的市場支撐。

不過，裝機只是參照系數之一，真正的發電量是多少，你才會對整個市場有更完整的判斷。統計數據稱，“全國大多數地區光伏發電運行情況良好，全國全年平均利用小時數為1133小時，西北部分地區出現了較為嚴重的棄光現象，甘肅全年平均利用小時數為1061小時，棄光率達31%;新疆自治區全年平均利用小時數為1042小時，棄光率達26%。”也就是說，甘肅和新疆的實際棄光率還是較為嚴重的。結論是什麽?年終獎的整體發放情況，或許就沒有預想的那麽好了。

不過，綠色科技行業不乏有出手闊綽的老大。互聯網界的土豪們，動輒一大票的期權獎勵、捷豹和寶馬豪車送上，有的也再增加一些北極雙人遊、全員豪華遊輪和五星級賓館等，相比之下，新能源領域的老板們更實在一些，直接用現金來感謝員工。

一家規模較大的新能源上市企業地區子公司團隊(約幾十人)，拿到了總計數千萬元的年終獎。這家地區子公司並不在甘肅、新疆等限電區域內，由於業績完成相當出色，包括開發、工程、財務、運維、人事及法務等人人有份分享這筆巨獎，主要按照自己的貢獻進行年終獎發放，創出該公司成立之後的年終獎勵最高紀錄。據了解，子公司的部分高層獎金在50萬元左右。

事實上，這家企業一直都有很不錯的激勵政策。此前，該公司的某部門完成了將近1年的重要項目後，老板十分任性的給十多位員工包了每人10萬的紅包予以獎勵。而這部分的紅包還不計算在年終獎里。當然，該企業的員工並不是隨意拿到年終獎的。加班時間不定、對每一次的招投標都傾盡了全力，通過自己的辛勤汗水獲取獎勵理所應當。

“我個人覺得，這種獎勵的做法要比一些公司好。有些公司的文化是，你做再多也不會有任何獎勵，最多發發小禮物什麽的。對於我們這樣的項目開發、一線銷售人員來說，其實還是需要一些實質性的激勵問候。”該公司一位管理層對本報記者說道，“話說回來，我們公司的有些業務部門如果沒有完成當年任務，比如說電站開發數量、並網量未能達標，年終獎是不能跟上面那家子公司相提並論的。這種賞罰分明的做法，其實也體現了老板及公司高層的管理風格，大部分人還是認同的。”

沒有拿到年終獎的公司多麽?

在本報記者調查的10家公司中，有6家都發放了年終獎，4家沒有發放年終獎。

發了年終獎的企業，有3家是按照職員業績、績效做的安排，另外3家則是通過月薪疊加方式給員工“送紅包”。

《第一財經日報》曾報道，智聯招聘發布的最新調查顯示，2015年中國經濟放緩已經對白領的收入產生直接影響，年終獎均值都較2014年有明顯下降。

2015年，白領年終獎的收入不太樂觀。

在10615份調查樣本中，只有三分之一的白領預計能拿到年終獎，且年終獎的平均值由2014年13613元降為2015年的10767元。數據顯示，從不同行業來看，金融行業白領的年終獎平均數高達1.7萬，其次是能源/礦產/環保行業和IT/通信/電子/互聯網，年終獎平均數也超過了1.4萬;服務業的年終獎平均值最低，僅為6102元。

多位新能源企業的管理層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同一家企業中員工所拿到手的年終獎都有所差距，這也是基於各自底薪所致，“通常情況下，我們都是14個月到15個月的月薪，也就是說年終拿到2到3個月的獎勵。”

智聯招聘發布的數據還顯示，從不同城市年終獎的均值來看，杭州白領的年終獎平均值最高，超過1.5萬元，其次是北京白領，年終獎均值為14412元，上海白領以13532元的年終獎均值排名第三。

不過在新能源圈內，情況並不是這樣。杭州的新能源公司代表並不是很多,其中一家公司的內部年終獎發放也是按月薪疊加的方式來計算，不少員工沒有股權激勵;大部分的新能源公司則集中於上海、江蘇及華東地區。“以地區來觀察新能源圈企業的年終獎發放，可能有失偏頗。主要還得看具體公司、具體職位、工作性質。”一位上海當地的光伏企業高層對記者說。

據記者了解，發放年終獎較多的公司集中在上海，幾乎都是一線公司。而本報記者提及的上述那家豪氣發放數千萬獎金的企業，總部並不在上海。

從工作性質來看，拿到年終巨獎的是光伏電站項目開發、銷售人員、證券IPO部門等。其中如上海一家光伏企業在年會上直接發放了一個大紅包給該公司的國內銷售團隊。銷售激勵方面，這家光伏企業一向豪氣，該光伏銷售團隊去年的回款總額在60億元左右，按照行業內部的銷售激勵返點來看，其團隊獲得的年終獎約200萬元，而一個類似銷售團隊的人數約不超過50人，也就是說人均有幾十萬元的年終獎。

不過，另一家同行公司的銷售團隊並沒有拿到高額紅包。“原因在於，整個光伏行業處於平穩上升階段，某個地區市場起來後，並不一定就是銷售人員的功勞，而與當地政策、其他競爭者進入及當地市場需求等諸多因素密切相關。銷售人員不是沒有功勞，但不應對他們的功勞過於誇大。”前述上海光伏企業高層就告訴本報記者，他們公司也會對銷售人員有較好的獎勵政策，但相比之下更理性一點，“一旦市場發生了變化，部分銷售人員可能會調往另一個地區。假設完全按照銷售業績來控制對方，從管理上看不是最合適的方法。年終高額獎勵加上平時的公司季度、月度獎勵，是較適中的方式。”

他也表示，如果全部現金做獎勵，容易適得其反，“有些人為了獲得最終的那筆獎金，有可能不顧一切，甚至觸犯相關法律條款，這不是公司的企業文化。”

而4家沒有發放年終獎的企業，則各有各的理由。據了解，2家新能源公司於2015年的股價表現不理想，部分員工已離職，企業資金也短缺。而留守該公司的一部分員工，有的是因底薪較高，有的則是確實不好找新工作。另一家沒有發放年終獎的企業正處於創業階段，公司管理層、高層也都達成了一致，今年不發年終獎。但該公司的員工底薪，本身在行業中就處於較高水平，即便沒有發放年終獎也得到了同公司員工的理解。還有一家新能源企業，則將年終獎的發放時間放至了今年4、5月份，屆時會按照各個員工的實際績效、工作年限等綜合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