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於北京市金融街地區的全國中小企業股份轉讓系統,俗稱“新三板”,掛牌企業已經超過一萬家。(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3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新三板如何攪活? 萬家企業掛牌,半數沒有交易 》)
從2013年正式掛牌,到2016年短短三年內掛牌企業數量超過1萬家,新三板不但在成長速度上創下世界證券市場的奇跡。
在對包括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一系列證券市場“底層結構”清理整頓,並重塑市場行為模式的基礎上,新三板未來包括引入流動性、市場分層與差異化監管等一系列改革思路,才有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2017年2月26日,國新辦舉行的“協調推進資本市場改革穩定發展”情況發布會上,證監會主席劉士余在反複強調金融監管之余,提到新三板在未來的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中“將發揮更大的作用”。
其後分管新三板業務的證監會副主席趙爭平則明確表示,要讓新三板在“量的積累”基礎上“實現一個大的質的提升”,推出以完善市場分層為重點的市場機制“系統升級”。
而在此前的監管工作會議上,劉士余還曾提到他對新三板的期待,“新三板既要有苗圃功能,又要發揮土壤功能”,要令新三板成為“未來中
國資本市場又一道風景線”。
在這一期待背後,是新三板市場創下的一系列“世界紀錄”:從2013年正式掛牌,到2016年短短三年內掛牌企業數量超過1萬家,新三板不但在成長速度上創下世界證券市場的奇跡,在上市企業數量上也成為了當之無愧的“全球第一”。
截至2月20日,新三板掛牌公司數量已達10653家,總股本超過6000億股,總市值則超過4萬億元。與A股市場26年才上市3000家企業不同,新三板市場僅用一年時間就實現了從5000家到1萬家的跨越。
但與此同時,新三板市場所面臨的困難與挑戰也顯而易見:上萬家新三板掛牌企業中一半以上沒有任何二級市場交易,證券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也無從談起;而在2016年上市並實現交易的1800多家企業中,收盤價跌破定增價格的公司超過三分之一,而在“破發”的公司中被套牢的多是新進入的投資者。
一邊是數千家企業湧入市場的盛況,另一邊卻是掛牌企業融資難、投資者頻頻虧損的尷尬。新三板究竟該怎麽“升級”?
在深圳市三板虎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創始合夥人康宗強看來,2015年底前掛牌的企業資質普遍較高,其中許多是因為IPO暫停等原因而轉到新三板的,本身就符合主板上市資格;而2016年的掛牌數量劇增,則來自監管政策的一個微妙變化。
“早期的掛牌審核實質上是在全國股轉系統的掛牌部門,而在2015年底前後,這個審核權被下放到了券商。”康宗強表示,這意味著新三板實質上實現了“註冊制”,“券商只要報上來,基本上都能通過”。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也是一個“市場倒逼”的結果:面對數千家企業掛牌申報資料,區區兩百多人的股轉系統根本無法完成實質性審核。而在政策推出早期,突然掌握了“生殺大權”的券商和中介機構們免不了出現種種“忽悠”。
“有的企業掛牌到今天,還沒有搞明白新三板究竟是什麽。”康宗強坦言,許多像他們一樣的新三板信息咨詢機構,所做大量工作實際上是對新三板企業的“再培訓”。
而在跟新三板企業交流培訓的過程中,康宗強感覺到許多新三板企業的盈利能力“普遍偏弱”,並因此陷入進退兩難的尷尬處境:既無法融資,又舍不得退市。他認為或許未來一兩年可能會出現一波掛牌企業的“退市潮”。
如果說新三板市場是培育掛牌企業的“土壤”與“苗圃”的話,那麽為證券市場提供承銷、審計與法律服務的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服務機構,就是這一“市場土壤”賴以生存的“制度地基”——當這一“地基”發生畸變時,被“汙染”的市場土壤里是長不出優質企業的。
對此,劉士余的數次發言已經明確顯示出金融監管層核心監管理念的變化:那就是從過去的註重企業上市規模,轉向註重上市企業質量,同時強化對“制度地基”的監管,以凈化並恢複“市場土壤”活力。
實際上早在股轉系統開始下放掛牌審核權的同時,對於實質性掌握著新三板“準入權”的券商和中介機構監管已在持續轉型和加強之中:從2015年底的專項核查,到2016年中的項目自查,乃至對新三板主辦券商實施的“終身督導制”,以及一系列堪稱“史上最嚴”的追溯式處罰案例,向市場中介機構明確傳達出監管層重塑市場行為模式的決心與力度。
就在2月22日,財政部與證監會聯合發布通知,暫停瑞華會計師事務所新證券業務並限期整改。這家曾為1100多家新三板企業提供審計服務,並正為44家擬上板企業提供上市審計的國內第一大會計師事務所,隨即被其服務的多家新三板企業宣布解約。
正是在對包括券商、會計師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等一系列證券市場“底層結構”清理整頓,並重塑市場行為模式的基礎上,新三板未來包括引入流動性、市場分層與差異化監管等一系列改革思路,才有了堅實的市場基礎。
康宗強明顯感覺到,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券商們對於新三板掛牌業務“越來越謹慎了”,加上IPO放行加速,許多券商的“主力部隊”又回到了主板市場上,“新三板掛牌業務往往就派個實習生去做”。結果新掛牌的新三板企業得不到持續的咨詢和督導,鬧出了許多笑話。
“其實在政策分層以前,新三板市場內早就開始‘分層’了。”康宗強笑著說,他們也是從早期接觸數百家企業,到最終形成自己相對穩定的核心服務客戶群,“這就是我們自己的精選層”。
“精選層”,既是市場對新三板未來改革的政策期待,也是監管部門借完善市場分層管理,實現發行、交易、準入和監管等一系列市場機制“系統升級”的改革重點之一。
過去數年中,新三板市場內的整體流動性不足,與魚龍混雜、暴漲暴跌式的炒作風格,一直是飽受市場投資者詬病的“頑癥”。
這一“兩難困境”曾經長期困擾著市場和監管層:如果“放水漫灌”式增加市場流動性,無疑會讓新三板變成莊股橫行的炒作大本營;但長期缺乏流動性補充的市場,也無從發揮市場化融資的基本功能,最終勢必帶來市場本身的萎縮甚至消亡。
安信證券新三板研究團隊在其研究報告中指出,與市場形態成熟的美國納斯達克市場相比,處於新三板和納斯達克“中間形態”的臺灣櫃買市場,過去二十多年的市場演化進程更具借鑒意義。
研究團隊發現,臺灣“新三板”櫃買市場正是在數次分層改革的基礎上,形成了兼具“苗圃”與“土壤”功能的“混合市場”形態:位於上層的興櫃與盤商市場(類似創新層與精選層),成為為主板輸送優質上市企業的轉板“中轉站”;而以協議交易模式為主的興櫃市場,則成為創投和社會資本“接力”培育創新小微企業的“孵化池”與“生態圈”。
從某種意義而言,這一市場分層的演化進程,也體現出了創業企業在不同發展階段,對資本和市場資源的不同需求:對於能夠進入創新或精選層的企業而言,其內部管理和商業模式都已近成熟,處於規模擴張階段,需要大規模的社會性財務投資作為其規模躍升的“助推劑”;而對於初創階段的企業而言,由於其市場理念和商業模式尚需打磨驗證,更需要類似創投機構的專業投資者,提供除了資本之外的多方資源和管理經驗支撐。
很多新三板掛牌公司也在期待著新三板的變革。自掛牌之後,他們已經充分感受到資本市場的意義。
深圳維冠視界位於離深圳市中心40分鐘車程處的龍華新區“智能終端產業園”,這里曾經聚集著數以萬計的代工制造小廠。現在,這里的數十家工業園區,正迅速蛻變成一個個主題式“科技產業園”。
很少有人意識到,這些錯落分布於市區邊緣的產業園區,正在孕育著一波新的“創業大潮”:2016年在新三板掛牌的近700家深圳創業創新企業,相當一部分誕生於這些曾經的代工廠房內。
從2000年在華強北電子市場代售國外安防監控產品開始,維冠視界已經成為國內安防監視器這一細分領域的“隱形冠軍”,維冠視界創始人龍乙平的經歷,是華強北數萬家電子元器件廠商“產業升級”的一個縮影。
“那時賣一塊屏賺一塊屏,60萬的工程做下來有30萬利潤。”維冠視界2008年進入大屏拼接技術領域,身為維冠視界董秘的劉其昌在說起那段經歷時依然感慨不已——因為金融風暴後的銀行信貸緊縮,令他們連“買屏的錢都借不到”,最終錯失了這一市場爆發期。
對於他們這樣的“輕資產”公司而言,銀行信貸只能“錦上添花”,“只有股權投資才會在乎你的未來和成長”。
深圳市三板虎信息服務有限公司創始合夥人康宗強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股權融資的本質是“賣企業(估值)”,跟“賣產品”不是一個思路,這恰恰是許多新三板企業創始人容易忽略的一個“認識盲點”。
對於這一點,劉其昌坦承,在公司掛牌融資的過程中,他自己“學到很多東西”。盡管早就是獲得註冊會計師資格的專業會計師,但是來自專業投資機構的觀念與建議依然令他“大開眼界”。
“去年底我們給券商提供的歸檔資料就有整整15斤。”盡管工作量比過去多了很多,但劉其昌明顯感覺到,實現了規範化管理後,從工商稅務審核到創新項目補貼申報,都變得更加順暢。
“公眾公司”的價值逐漸體現出來。維冠視界在山西等省市的新商業模式探索中,“新三板企業”成為他們贏得地方政府與合作企業信任的一張關鍵“名片”。
劉其昌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去年申報創新層時,盡管公司的規模和增長都符合要求,卻因為臨時出臺了“募資規模1000萬元”標準,令首次募資870萬的維冠視界錯失入層機會,“如果早知道有這個標準,差那一百多萬元我跟老板兩個人就能搞定”。
今年公司再度增發募資1040萬,目標就是“沖入創新層”,“然後再看看國家對新三板紅利釋放的情況。”劉其昌說。
忽如一夜春風來。在雄安新區“千年大計”的召喚之下,不少個股股價紛紛上漲,其中更是有多只“績差熊股”憑借概念一舉翻身,順利實現“牛熊轉換”。
Wind資訊統計數據顯示,4月5日開盤以來,已經有包括中化巖土、首創股份、廊坊發展、華夏幸福、冀東水泥等在內的21只股票的股價出現了連續三天的漲停,可謂這一波雄安概念股炒作做中的“第一梯隊”。
在這些雄安概念大牛股中,有近半數的股票去年業績表現糟糕,主業經營不善、業績增長乏力是這些公司的真實寫照。而在雄安概念“橫掃”市場之前,不少個股的股價長時間處於下降通道之中,是名副其實的“熊股”,此番借著大熱概念“由熊轉牛”。但是,在機構已經大手筆出貨的背景下,這一情況又能持續多久?
近半數雄安概念股“大翻身”
“昨天愛理不理,今天高攀不起”——完全可以用來形容近期的雄安概念股。一些雄安概念股本身業績差、無亮點,股價長期下跌,而一旦沾上了雄安概念,身價立馬大不同。
第一財經記者了解到,在21只連續三天漲停的雄安概念股中,有多只個股去年業績表現糟糕。按照去年前三季度的業績顯示,有9家公司去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為負數,從已經披露的年報數據來看,一些雄安概念“大牛股”的業績情況也不容樂觀。
廊坊發展由於是河北的房地產公司,在河北有土地儲備,因此被認為是“貨真價實”的雄安概念股,股價已經已經連續三個漲停。不過風光之下,公司的業績表現在行業中墊底。
公司的年報尚未披露,但公司去年前三季度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為-663.01%。事實上,公司近幾年業績一直處於下降通道之中,公司2015年的業績也大幅下降1156%。公司在營業收入、凈利潤、凈資產收益率等財務指標方面都處於行業墊底的位置。
從2013年12月董事長鮑湧波被帶走調查至今,廊坊發展動蕩一直持續,不到三年時間里,先後經歷4任董事長,高管走馬觀花式更叠,業務逐年空心化,經營持續虧損。
而由於主業經營不善,在雄安概念尚未啟動的時候,公司的股價長期處於低迷狀態,自一月份到三月底,公司股價下跌了29.25%,不過借著雄安概念的風光,公司股價一舉“轉熊為牛”。
寶碩股份的主營業務為管材,由於註冊地為河北保定,已經連續三個漲停,但是股價大漲的背後,是公司近年來的主業不振。公司去年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為-162.96%。公司方面表示,報告期內,管型材業務受市場及產品調整等因素影響,產品銷量及經營業績下滑。
由於業績增長乏力,從今年年初到三月底,寶碩股份的股價下跌了13.83%,此度憑借著雄安概念,實現股價的大翻身。
巨力索具同樣有三個連續漲停,而公司去年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為-23.94%。公司業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受公司下遊行業持續低迷,以及2016年主要原材料價格受市場價格波動呈上升趨勢影響。而經過新一輪的上漲之後,巨力索具的市盈率(TTM)已經高達482.01倍。
同樣已經連續三個漲停的京漢股份,去年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為-54.04%。不過公司股價表現倒是不錯,從年初到三月底也上漲了33.11%。
東方能源憑借著雄安概念上漲了20.54%,而公司去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為-36.52%。匯中股份憑借著雄安概念上漲了14.5%,而公司去年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凈利潤同比增長率為-29.36%。
記者了解到,這些雄安概念股多為房地產、基建等行業公司,行業不景氣以及自身經營不善等因素,是這些公司近年來業績表現不振的主要原因。而雄安新區建設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給公司業績帶來變化,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機構大筆出貨
事實上,經過一輪上漲之後,雄安概念股的估值普遍比較高,如上文提到的巨力索具的市盈率(TTM)高達482.01倍,冀東水泥的市盈率高達474.18倍,津濱發展的市盈率為196.93倍。
“從短期來看,雄安概念股股價大幅走高是有一定風險的,因為畢竟概念股的情況良莠不齊,如果被講故事的雄安概念股騙進去就比較危險,相對來說有業績支撐的股票,風險會小一些。”上海市某私募人士表示。
華泰證券資深投資顧問李文輝認為,由於雄安新區概念力度較大,同時龍頭品種在大單封漲的情況下換手率極低,因此真正的炒作仍然有待展開。因雄安主題涉及面太廣,個股品種太多,這給行情發展帶來很大難度,預計難以出現集體單邊上漲行情,操作中要把握內部分化輪動。
深圳市上善若水資產管理有限公司投資總監候安揚認為,一般來說,概念股的投資,第一波只是炒概念,但之後會有一段較長的修正期。雄安新區的設立雖然已是確定性的事情,但後面的細節還有很多不確定性,比如相關的產業是否有前途,到修正期時,第一波上漲的一些股票就會大幅度滑落。而修正期之後,一些有內在生命力的個股,還會有一波大的行情,但是要靠業績來推動股價上漲。
記者了解到,對於一些雄安概念股,一些機構已經先行撤離。如4月7日當天,寶碩股份放出巨量,有4個機構專用席位已經開始大手筆出貨寶碩股份,賣出金額分別為20159.53萬元、12809.02萬元、10350.69萬元和9900.39萬元,這對於流通值只有70.83億元的寶碩股份,已經是相當大的量。
而就在當天,華夏幸福也有三筆機構賣出,金額分別為46120.2萬元、22807.62萬元和3329.89萬元。此外,北建建材、金隅股份、榮盛發展也都遭到了機構億元以上的凈賣出。
近日,江蘇省發展改革委印發《關於培育創建江蘇特色小鎮的實施方案》(下稱《方案》),提出力爭通過3-5年努力,分批培育創建100個左右的特色小鎮,聚焦高端制造、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意創業、健康養老、現代農業、旅遊風情、歷史經典等產業。
這是李強任江蘇省委書記之後,關於培育創建江蘇特色小鎮的首個實施方案。李強在擔任浙江省省長期間,主抓信息經濟和特色小鎮。“特色小鎮”概念起源於浙江,之後逐漸走紅全國,已成為當下中國經濟尋求轉型升級之道的突出亮點。
2015年5月,浙江發布《關於加快特色小鎮規劃建設的指導意見》,提出重點培育和規劃建設100個左右的特色小鎮,產業定位著力聚焦信息經濟、環保、健康、旅遊、時尚、金融、高端裝備制造等七大產業,兼顧茶葉、絲綢、黃酒、中藥、青瓷、木雕、根雕、石雕、文房等歷史經典產業。
2016年7月,住建部、國家發改委、財政部聯合發布《關於開展特色小鎮培育工作的通知》,計劃到2020年,培育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引領、帶動全國小城鎮建設。同時,住建部公布了127個第一批中國特色小鎮名單,覆蓋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
今年3月的全國兩會上,“特色小鎮”首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報告提出,要“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鎮發展”。
目前,浙江已經創建79個特色小鎮。據浙江省副省長馮飛在去年9月底的浦江創新論壇上介紹,這79個特色小鎮累計投資1200多億,集聚企業3.7萬家,引進各類創新創業人才已達1.6萬余名。
特色小鎮魅力何在,緣何能在短短幾年時間內走紅?
李強曾指出,特色小鎮是破解浙江高端要素聚合度不夠的重要抓手,符合創業生態進化規律。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到來的時代,競爭的關鍵是生態競爭。良好的生態不僅使內在的發展動力得以充分釋放,對外在的高端要素資源也形成強大的吸附力。
比如,位於杭州余杭區的夢想小鎮啟用僅半年,就吸引了400多個互聯網創業團隊、4400多名年輕創業者落戶和300多億元風投基金,形成了完整的互聯網創業生態圈,如今在全球互聯網領域已有一定的名氣。
杭州未來科技城管理委員會副主任趙喜凱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每年都有上百批來自矽谷的創業團隊來拜訪和考察夢想小鎮,其中有一部分直接就留在這里進行孵化和創業。
夢想小鎮跟美國舊金山灣區合作已有4年,雙方互設辦事處。“我們會把整個灣區一帶早期的科技型、創新型人才和團隊引入到國內,在國內孵化,加速項目的產業化,同時引領本土產業的發展。這是一個很好地把高新技術和人才吸引到國內的方法。”趙喜凱對記者表示。
再比如,杭州雲棲小鎮圍繞信息經濟,發展遊戲、APP開發、互聯網金融、數據挖掘等產業形態。目前,這個小鎮成立了全國首個雲計算產業生態聯盟,建設了超級孵化器,還吸引了阿里雲開發者大會永久落戶。
玉皇山南基金小鎮,“車庫咖啡”、政府性產業母基金、金融家俱樂部、基金研究員等配套一應俱全,吸引了大批基金大佬入駐。截至2016年10月,小鎮累計集聚各類金融機構1010家,資管規模達5800億元,稅收10.1億余元,同比增長200%左右。
浙江特色小鎮的獨特之處也在於它初步形成了以市場為主的運作機制。
浙江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主任翁建榮表示,浙江省鼓勵建設主體多元化,以全開放的理念不設門檻、不問出身,敞開大門歡迎國企、民企、外企、高校、行業領軍人物等各類建設主體參與特色小鎮建設;爭取建設資金來源多樣化,以平等、開放的競爭機制鼓勵民間資本、股權投資資金、銀行信貸資金等各類資金投入到特色小鎮。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副主任沈遲則表示,國家計劃到2020年培育的1000個左右特色小鎮可能有半數都集中在江浙、廣東等地區。
沈遲認為,有資源配置決策權的政府一般都在城市里,而不是在小鎮,在沒有形成特色鎮之前,是很難有機會得到良好的資源。大企業到一個小鎮去,需要貸款,不同級別的地區,銀行的級別有差異,級別低了,給不到企業那麽高的額度。
而像浙江等地,民營經濟比較發達,民營企業往往有“紮堆”的集群化現象,資源配置很講究效率,整體發展水平、公共服務更加均衡化、網絡化,所以,浙江的特色小鎮不是行政區劃的建制鎮。
香港零售業的持續低迷,在兩年之後,終於迎來了首次增長,根據普華永道最新發布的零售業調查報告顯示,今年3月份香港的零售銷售總額同比增長了3.1%,是自2015年3月起連續24個月下跌之後,首次出現增長。
普華永道亞太地區零售及消費品行業主管合夥人鄭煥然表示,盡管2017年有一個不錯的開始,但預期2018年會出現反彈,他認為香港零售商應該走出舒適區,尋求更長遠的可持續增長,並考慮進駐中國內地市場。
報告稱,香港零售商需要變革和提升他們的電子商務運作模式。根據尼爾森的數據顯示,網上購物在香港的零售業中僅占了不到5%的比重。
目前,大部分零售商都把網購的運作外判給第三方,由第三方電子商務合作夥伴承包管理每日的采購、物流及優惠推廣。
盡管這些合作夥伴能夠執行以上任務,但他們並沒有能力提供品牌戰略、創意設計和數位營銷。因此,越來越多的零售商取消外判,轉而建立內部團隊自行控制內容質量、營銷策略和統一客戶體驗。
今年2月3日,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處發布了《2016年12月份及全年的零售業銷貨額臨時統計數字》報告,報告顯示,2016年香港零售額同比下跌8.1%至4366億港元,是自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當年下跌16.7%)以來的最大跌幅,銷量同比下跌7.1%。其中,12月總體零售額同比下跌2.9%至424億港元,連續第22個月下滑,相比11月同比下跌5.4%,跌幅收窄,主要原因是當月遊客量的回升。
內地遊客量對於香港零售業的興衰影響被認為是至關重要,最近,連續下跌的遊客數量開始回升,根據普華永道的數據,內地遊客量的跌幅從2016年8月的-11%,到2017年3月已經錄得+10.4%。
對中國內地,普華永道認為,中國零售業正在經歷一個新的變化,該行業在使用數據分析和全渠道技術方面日益成熟,創造了零售業的新常態。在很多方面,中國的消費者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端,數據顯示,每天/每周用智能電話購物的中國消費者多達52%,而在全球消費者中,這一比例只有14%,有67%的中國消費者表示,手機將成為他們主要的購物工具。
在消費過程中,中國消費者還非常容易受到網紅的影響,數據顯示,有70%的中國消費者會利用社交網絡尋找購物靈感,而29%受訪的中國消費者會透過社交媒體搜索意見領袖(KOL)或網絡紅人推崇的品牌或產品,全球受訪者則只有13%的人會這樣做。
70%受訪的中國消費者認為,個性化的營銷策略對整體購物體驗而言很重要,報告強調,以內容驅動的購物體驗必將成為中國電子商務市場的主要推動力。
根據普華永道發表的2017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報告顯示,作為世界上最大的電子商務市場,今年首季全國商品和服務網上零售額達140萬億元,同比增長32.1%;相比之下,實體店的零售額只增長了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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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嚴防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清理整頓風暴在擴大。
5月8日,財政部PPP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4月23日,各地累計清理退庫項目1695個、涉及投資額1.8萬億元;上報整改項目2005個、涉及投資額3.1萬億元。
這是財政部首次完整地公布歷時4個多月的PPP清理整頓結果。這意味著全國被退庫或整改的PPP項目達到3700個,占目前管理庫項目總數約51%。清減或整改涉及投資資金4.9萬億元,占入庫項目投資總額比重約36%。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受此次PPP清理整頓風暴影響,不少央企、上市公司PPP項目涉入其中。這既包括中國建築、中國電建等央企巨頭,也包括大華股份(002236.SZ)、龍元建設(600491.SH)、鐵漢生態(300197.SZ)等上市民營企業。
多位接受本報采訪的PPP專家表示,這次PPP項目清理整頓力度較大,目的是為了讓PPP規範發展,防止PPP異化為新的地方融資平臺,遏制隱性債務風險增量,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退庫整改項目全掃描
PPP模式經過四年多的推廣後,在去年迎來最嚴監管。去年11月,財政部發文要求各地通過負面清單嚴控新項目入庫,並對總投資十余萬億元的萬余個PPP入庫存量項目進行集中清理,清退不合規項目,在2018年3月底前完成。
經過4個多月清理整頓後,財政部首次詳盡地公布了4.9萬億元的被清理整改的3700個項目。
根據財政部PPP中心數據,從1,695個被勒令退庫的PPP項目分布地域來看,內蒙古自治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山東省退庫數量居全國前三,內蒙古、湖南省、山東省退庫項目投資額居全國前三。
從行業來看,退庫項目中市政工程、交通運輸、城鎮綜合開發項目數居前三位,合計占退庫項目總數的51.9%、占退庫項目總投資額的63.8%。交通運輸的退庫項目單位體量最大,單個項目平均投資額達23億元。
從項目回報機制來看,退庫項目中政府付費類、使用者付費類和可行性缺口補助類三大類退庫項目相近。從項目階段來看,退庫項目真正進入執行階段項目數占比僅17%,大部分項目處於準備階段。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被要求退庫的PPP項目涉及原因眾多。有的項目是因為實施方案調整,不再采用PPP模式,比如內蒙古自治區包頭市立體交通綜合樞紐及綜合旅遊公路PPP項目。有的是項目無法落地,而不再繼續采用PPP模式,比如寧夏固原市社會民生事業PPP項目。有的是項目融資未落實,不再繼續采用PPP模式,比如山東省泰安市岱嶽區天頤湖水生態環境綜合治理項目。還有些項目因為選址拆遷難,涉及環境、信息安全等問題而退庫。
2005個被要求整改的PPP項目中,來自湖南省、山東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整改項目數量居全國前三,涉及金額居前三的分別是湖南省、雲南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從回報機制來看,整改項目多數涉及財政補貼。其中近一半項目是可行性缺口補助類項目,這類項目需要政府財政補貼才能維持項目盈利。另外36%的項目是政府付費類項目。
從項目執行階段來看,進入執行階段項目1074個(53.6%)、投資額1.6萬億元,其中社會資本為民營企業的項目502個。
被要求整改的PPP項目原因也眾多。比如PPP項目主體不合規,如北京市軌道交通14和16號線PPP項目。PPP項目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比如雲南省保山市地下綜合管廊工程PPP項目。更多的項目是因為運作不規範,比如蘇州市軌道交通1號線工程項目。
除了上述被清理整改的PPP項目庫外,各地還退出儲備清單項目430個,涉及投資額6,551億元。
財政部PPP中心對所有清理項目分析後發現,在管理庫退庫與整改、儲備清單退出的項目中,不宜采用PPP模式的397個;前期準備不到位的506個;未按規定開展“兩個論證”的217個;不再繼續采用PPP模式實施的1,120個;不符合規範運作要求的277個;涉嫌違法違規舉債擔保的14個;未按規定進行信息公開的488個;由於其他原因被清退或整改的1,354個。上述項目中有部分項目涉及多個原因。
央企、上市民企“踩雷”
此次PPP項目大規模的清理整頓涉及不少上市公司的PPP項目,近期多家上市公司發布公告稱PPP項目被叫停。
4月10日晚間,蘇交科(300284.SZ)發布公告稱,公司近日收到有關方面下發的通知,將暫停與新疆北新路橋(002307.SZ)作為聯合體中標的G576石河子-149團公路PPP項目,該項目因為當地貫徹落實打贏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而被叫停。
4月10日,鐵漢生態(300197.SZ)發布公告稱,新疆自治區政府有關部門要求轄區內部分PPP項目暫時停工,並開展對PPP項目的合規性進行整理和篩查。目前該公司4個PPP項目采取了暫時停工措施。
其中鐵漢生態中標的烏魯木齊高新區2017年美麗鄉村建設PPP項目總投資額進行縮減調整,從原來約13億元調整為約3億元,公司項目收益隨之減少。另外三個PPP項目存在不再繼續推進而導致公司未來可確認收入減少的風險。
4月16日,大華股份(002236.SZ)發布公告稱,旗下控股孫公司和全資子公司去年7月中標新疆莎車縣平安城市PPP項目,項目合作期限為10年,中標金額為特許經營期內政府付費約43億元,8月開始以項目公司名義對該PPP項目進行投資、建設和運營管理。近日中標單位收到莎車縣公安局有關函件,為做好化解債務風險,降低政府債務支出成本,要求停止實施該PPP項目。
大華股份稱,該PPP項目停止實施對公司本年度經營業績和生產經營不構成重大影響,但存在項目不再繼續推進導致公司未來可確認收入減少的風險。
除了上述上市公司外,根據財政部披露的89個被要求整改的PPP示範項目中,不少央企亦涉及其中。
中國建築參與的多個PPP項目被要求整改。比如,中國建築參與的投資約277億元雲南省華坪至麗江國家高速公路PPP項目,被財政部指出運作不規範。
中國鐵建也中彈多個PPP項目。比如中國鐵建參與投資的193億元雲南省昆明市軌道交通5號線工程PPP項目,被財政部指出主體不合規,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中國鐵建參與投資的約323億元的雲南省玉溪至臨滄國家高速公路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也被指運作不規範。
在這次被財政部指存在瑕疵的PPP項目中,還涉及中國中冶下屬公司、中國中鐵、中國交建下屬公司以及中國光大國際集團等。
此外,一些民企基建巨頭亦未能幸免。比如,龍元建設參與雲南省文山州文山市第一中學城南校區PPP項目被指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其參與的福建省泉州市晉江市國際會展中心PPP項目,也被指存在相同問題。
啟迪桑德公司投資的河南省開封市尉氏縣生活垃圾焚燒發電PPP項目,被指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北控水務集團投資的河南省洛陽市城市汙水處理及汙泥處理PPP項目,被指運作不規範,未按規定開展財政承受能力論證。
隨著財政部對10多萬億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庫的清理整頓接近尾聲,國家發改委近期也開始對其龐大的PPP項目庫進行核查,將一年內無實質性進展、不合規且無法整改的PPP項目清退出庫。
目前,不少市縣公開披露核查結果,多地近半數PPP項目被清退出庫。
國家發改委投資研究所投資體制與政策研究室主任吳亞平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次發改委核查PPP項目的目的是促進PPP模式健康發展,側重點主要看項目是否符合現有的投資管理程序和PPP項目管理規定,被清退的項目多是僅有PPP意向但沒任何實質性進展,或是一些采用其他模式的項目等,影響不會太大。
PPP項目清退力度驚人
PPP模式野蠻生長引起官方警惕,一些地方借PPP模式變相舉債遭到財政部等多部門嚴查。
為了遏制隱性債務增量,財政部去年11月對10多萬億PPP項目進行了集中清理整頓,截至今年3月末,財政部綜合信息平臺已累計清理管理庫項目1160個,累計清減投資額1.2萬億元,力度驚人。
隨著財政部對所屬PPP項目庫清理整頓接近尾聲,今年6月,國家發改委接棒,開始對發改委PPP項目庫進行核查。
根據此前國家發改委公布的數據,發改委總共向社會推出3批次3764個項目,擬投資額總額約6.37萬億元。
根據四川、青海、吉林、湖北、安徽、寧夏等省(自治區、直轄市)發改委公布的文件,國家發展改革委辦公廳公布了《關於開展PPP項目庫規範核查促進PPP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對發改委PPP項目庫中今年5月底之前入庫項目進行全面規範核查,進一步完善PPP項目庫管理,健全動態監測機制,推進PPP持續健康發展。
《通知》設置了3條PPP項目退庫標準:納入PPP項目庫一年內無實質性進展的項目;不再采用PPP模式的項目;不符合投資管理程序和PPP項目管理規定要求且無法整改的項目,以及明確違反國家相關部門有關政策和規定的項目。
其中在投資管理程序上,發改委關註的焦點問題包括PPP項目是否履行相關審批、核準或備案手續;是否納入PPP總體規劃、年底實施計劃、年度政府投資計劃、三年滾動政府投資計劃等;是否通過全國投資項目在線審批監管平臺領取項目代碼,在PPP項目庫填寫項目代碼並進行驗證等。
在PPP管理規定方面,發改委重點核查地方在遴選社會資本方時是否依法招標,是否設置超過項目實際需要或與項目實施無關的要求或條件,排斥、限制或歧視民間資本和外商投資;是否嚴格執行國務院關於固定資產投資項目資本金制度;合同簽訂和執行情況是否合法合規等。
地方發改委按照上述標準進行核查。一些地方發改委公布了PPP項目核查結果,多地半數以上項目被清退出庫,甚至有地方項目被全部清退。
陜西省渭南市已入庫PPP項目282個,總投資1586.3億元。經過核查,剔除重複、不符合要求及不再以PPP模式實施項目154個。
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納入規範核查範圍的PPP項目共79個,總投資380.9億元。經規範核查,最終49個項目不能入庫,合規項目僅30個,總投資133.7億元。另外補充入庫19個項目。
吉林省延邊州發改委PPP項目庫的50個項目,經核查後減少了23個,其中8個是因為無實質性進展,5個是因為依法依規解除合同不再采用PPP模式,另外10個是因為不符合規範核查要求且無法整改。
吉林省樺甸市列入PPP項目庫的項目共5個,核查後全部退庫。其中3個項目因無任何實質進展而退庫,另外2個因為不符合規範核查要求且無法整改而退庫。
一些地方發改委自查結束後,多省發改委要求將核查結果在7月底至8月上旬上報。湖北省發改委還在地方自查基礎上,組織專家開展了全省PPP項目庫規範核查工作。國家發改委還將通過抽查、抽檢等方式開展督導檢查。
不過,也有地方發改委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其所屬省份尚未開展PPP項目核查工作。
多招鼓勵PPP健康發展
吳亞平表示,此次國家發改委核查PPP項目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還是會鼓勵促進PPP項目健康發展。
根據四川省發改委公布的《關於規範核查PPP項目庫入庫項目促進PPP持續健康發展的通知》,在核查PPP項目之外,發改委還通過鼓勵民間資本有效參與、加大融資力度、科學合理設定社會資本方選擇標準、加強信用服務和信用監管等舉措,積極促進PPP健康發展。
另一位地方發改委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國家發改委的《通知》也有上述類似的促進PPP健康發展的內容。
近期多位PPP項目經理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目前PPP項目融資依然困難,一些項目能夠開工也主要依賴公司自有資金。
吳亞平認為,融資難是金融機構綜合利益的考量。一些PPP項目本身資質好,如高速公路等,比較容易獲得融資。項目資質一般,但如果項目公司主體是央企國企,金融機構也願意貸款。另外,地方政府財力雄厚,當地PPP項目也更容易獲得貸款。
上述四川省發改委文件稱,鼓勵政府投資通過資本金註入、投資補助、貸款貼息等方式支持民間資本PPP項目,鼓勵各級政府出資的PPP基金投資民間資本PPP項目;支持金融機構開展基於項目本身現金流的有限追索融資,為PPP項目提供優質金融服務;積極推進符合條件的PPP項目發行債券、開展資產證券化,拓寬項目融資渠道等;按照統一標準對參與PPP項目的各類社會資本方進行信用評級,引導金融市場和金融機構根據評級結果等加大融資支持力度等。
PPP項目合作期一般在10年以上,各方按合同履約是項目合作的關鍵。
上述文件提出,政府方要嚴格履行各項約定義務,做出履約守信表率,堅決杜絕“新官不理舊賬”現象。社會資本方要認真履行合同,持續穩定提供高質量且成本合理的公共產品和服務。
此外,要求將PPP項目各方信用記錄,納入全國信用信息共享平臺供各部門、各地區共享,並依法通過“信用中國”網站公示。將嚴重失信責任主體納入黑名單,並開展聯合懲戒。
吳亞平表示,國家發改委通過加強信用監管,對違約主體進行公開曝光和懲戒,有利於PPP項目參與各方履約。
此內容為第一財經原創。未經第一財經授權,不得以任何方式加以使用,包括轉載、摘編、複制或建立鏡像。第一財經將追究侵權者的法律責任。 如需獲得授權請聯系第一財經版權部:從全國首家中美合資企業落戶湖北,到“中歐班列”打開了中國中部直達歐洲的陸上貨運大通道,作為中西部最早對外開放的省份,湖北已經與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經貿往來關系,14300多家外資企業在此落戶。其中,世界500強企業中有269家已落戶湖北。
今年上半年,湖北外向型經濟成績亮眼。1~6月,全省新設立外商投資項目197個,實際使用外資63.3億美元,居中部首位;其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出口50.3億美元,同比增長19.3%。
在近日舉行的“2018世界500強對話湖北”新聞發布會上,湖北省商務廳相關負責人表示,隨著“一帶一路”倡議和長江經濟帶國家戰略的實施,湖北正迎來新一輪產業轉移等發展機遇。“正在起草的《湖北省深化與世界500強合作行動方案》將進一步促進世界500強企業在湖北投資。”
此外,湖北在提高外向型經濟發展水平方面還將重點培育外貿競爭新優勢,大力發展市場采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跨境電商等外貿新業態。
從發展短板到增長新引擎
湖北地處中國內陸,不沿邊不靠海,開放不夠一直是制約湖北社會經濟發展最大的因素之一,這也導致外貿依存度低於全國、外商投資偏低、通關成本偏高等問題長期存在。
於2017年4月全面啟動的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下稱“湖北自貿區”),成為破局關鍵。
據了解,湖北自貿區的著力點在於制度創新,以投資自由化、貿易便利化、監管法制化為主要抓手,加快形成以技術、品牌、質量服務為核心的外貿競爭新優勢。
長期以來,湖北省內出口企業都以人工方式申報出口退稅,即先在國稅部門開具《稅收收入退還書》,再人工送轉國庫、銀行等部門審核。紙質材料在部門之間流轉花費大量時間,數據對比工作量很大,效率低。
國家設立內陸自貿區最直接的好處在於通關更為便利。在湖北自貿區武漢片區,一類企業的出口退稅可實現當天申報、當天到賬,退稅速度跑至全國自貿區前列。並且,這一經驗已在湖北全省複制推廣。
位於武漢自貿片區東湖綜合保稅區內的聯想摩托羅拉(武漢)運營中心,每天都有大量貨品需要出區運往海外市場。過去,企業在裝車完畢後還得在海關系統正式申報,等手續全部辦結才能出區。
去年4月,武漢海關在全國首創推出“先出區,後報關”措施,允許出境貨物經主管海關核準後,依托信息化輔助管理系統核放單證先出區,在抵達出境口岸海關監管場所後再向主管海關申報。
據統計,這項措施推出以來,累計涉及報關單(備案清單)9210票,平均每票減少企業辦理通關手續時間約18分鐘、節省企業運輸成本約150元。
湖北自貿區掛牌一年多來,已有21項改革試點經驗在全省推廣,5項改革創新舉措走向全國,1萬多家新增市場主體入駐自貿區。
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實現進出口總值237.9億美元,同比增長17.3%;其中,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出口50.3億美元,同比增長19.3%;中歐班列(武漢)共開行220列,運輸1.9萬標箱,班列數和標箱數分別增長47.7%、40.4%。
7月13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新設一批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武漢與北京、南京、西安、廈門等22個城市一道入選。可以預見,湖北省物流配送、電子支付、電子認證、信息內容服務等現代服務業將迎來難得一遇的發展機遇。
外商投資大項目少
得益於湖北優越的地理位置、富集的資源要素和良好的投資環境,省內企業外向型經濟程度提高的同時,近來,到湖北投資的外資企業也是源源不斷。
去年4月,湖北出臺“吸引外資21條”,進一步放寬外商投資門檻。湖北省商務廳的統計數據顯示,僅2017年,全省就新設立外商投資項目272個,同比增長15.74%,合同外資金額86.1億美元,同比增長157.61%,實際使用外資109.9億美元,同比增長8.54%。其中,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占據“半壁江山”,達55.2億美元。
今年上半年,湖北新設立外商投資項目197個,實際使用外資63.3億美元,世界500強企業中有269家已落戶湖北,其中境外世界500強企業173家,位居中部第一。
外資來源地主要以亞洲地區為主,對湖北投資前五位的國家和地區分別為中國香港、日本、新加坡、瑞典、中國臺灣。從電子信息到汽車、化工、食品、生物醫藥、金融等,外商投資領域幾乎覆蓋了湖北全產業。
但相較而言,內資項目多,外資項目少;外資項目中,小項目多、大項目少。
以武漢為例,今年1~5月,該市新簽約億元以上外資項目22個,簽約金額折算成人民幣為376.5億元,僅占簽約總額的3.6%,外資項目簽約金額規模總體偏低。
為進一步吸引世界500強企業和知名跨國公司的大項目落地,湖北省近日出臺了《關於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的若幹意見》,多方面加快打造法治化、國際化、便利化的一流營商環境,加大招商引資特別是外資項目的督查力度,破解外資項目落地和生產經營過程中出現的各種難題,增強外資企業的投資信心和投資意願。
此外,《湖北省深化與世界500強合作行動方案》也在起草中,有望進一步促進世界500強企業在湖北投資。
專家稱降成本仍有改革空間
1981年12月6日,第一家外商投資企業“湖北派克密封件有限公司”由原國家對外經濟貿易合作部批準成立,拉開了湖北利用外資的序幕。
多年來,外商投資一直是湖北推動對外開放的主要抓手,也是促進經濟新舊動能轉換的推進器。
截至2017年底,湖北已與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建立了經貿往來關系,全省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4353家,實際利用外資862.08億美元。
湖北省商務廳副廳長黃謀宏表示,即將於9月11日~13日在武漢舉辦的“2018世界500強對話湖北”系列活動,是湖北繼鄂粵港澳、楚商大會、華創會、臺灣周、中國中部國際產能大會後,打造的針對世界500強企業和全球知名跨國公司的又一招商引資重要平臺。
參會客商和企業涉及高新技術產業、特色農業、新能源、機械制造、現代服務業、物流、汽車、醫藥、生態旅遊等產業,與湖北產業布局相適應。
華中科技大學教授、光谷自貿研究院院長陳波認為,湖北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世界500強企業和制造業產業轉移,有著原材料資源的地緣優勢、勞動力低廉的成本優勢和多個產業極具國際競爭力的技術優勢等多方面優勢。
陳波建議,要吸引外資尤其是吸引大項目落地,當地政府部門應進一步加大降成本的力度,一方面是加大精準補貼力度,加強補貼發放前的前期審查,防止大水漫灌和騙補,把寶貴的金融資源用在刀刃上。
另一方面,應盡量降低稅費,以企業為本進行制度創新,降低企業經營成本。從產品研發到中試再到量產、銷售,從企業所在行業的全流程調研為基礎,而不是依據政府現有文件的名義稅費去看待降稅減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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