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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第三支箭挑戰:能不能加薪?

2014-10-06  TCW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所創造的「安倍經濟學」,根據日本《產經新聞》和富士電視台九月八日發表的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安倍支持度來到五五‧七%,成為過去十個月來,支持率首次再超過五五%的紀錄。

簡單來說,「安倍經濟學」所有的刺激,都只為一個目的:就是讓日本人花錢,甚至延伸到讓外國人也來日本花錢。

從數據上來看,這個正向循環正在啟動,包括今年八月,日本消費者物價指數年增率為三‧三%,而核心物價指數年增率也有三‧一%,高於日本央行設定的二%目標。

刺激消費雙管齊下對外觀光購物退稅,對內鼓勵加薪

在點燃通膨之火後,安倍接著開始針對薪資著手,因為如果大企業靠匯率貶值後賺更多,卻只發獎金而不是加薪,只會被存在員工儲蓄帳戶,唯有長期加薪,才能讓員工敢於消費。

這次透過退稅刺激購物並非日本首創,但多數國家只開放機場或少數免稅店,且針對高價品,而安倍這招能奏效,在於先用日圓貶值創造日本貨便宜的印象,再把退稅標準壓低,讓外國觀光客都能符合標準,只要購物超過日圓五千元(約合新台幣一千四百元),憑護照就可退稅,等於要把觀光客離境前的荷包一網打盡。

安倍最終開出的支票,是未來十年國民年均收入年成長至少要三%,但實際上卻有許多結構性問題,並非一片倒的樂觀。

而這也正是安倍第三支箭主要改革的內容:包括鼓勵提高育嬰假讓女性回到職場、放寬外國技術人才取得居留權時間、設立經濟特區給企業優惠稅率、鼓勵加薪,以及考慮設賭場等。

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創造更多高薪工作,將決定二○一六年安倍能否贏得國會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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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薪時代 九招幫自己加薪10%

2014-12-22  TCW

 

「七‧四折」這不是百貨週年慶大拍賣折數,而是台灣高階經理人相較亞太地區國家、同職等平均中位數的職場身價。這個數字出自美商韜睿惠悅今年針對高階經理人薪酬調查報告。

當台灣整體調薪率八年平均約四%,若扣掉近四%物價成長率,薪資幾乎不動。不管是將,還是兵,當全面加薪時代式微,你的身價該由自己創造和選擇。

如果你想挑戰高薪地做好三種準備,才不會提前被KO

準備一:把「人脈資產」計入你的薪資

走出國境,是主動創身價的方法之一。

黃溫良,三十七歲,信義房屋南京三民店經理。他是信義房屋第一批「聚英計畫」候選人,從五百人海選,歷經七年,店經理、海外新市場擴展磨練,是僅存十餘人其中一位。

十月,他剛回台,職等立即晉升兩級。他是信義房屋青島店「開荒牛」,「我在台灣不可能遇到郭台銘,但在青島,客戶是海信地產總經理、青島啤酒第三把手、双星集團副總裁,後來都變成我的朋友,」視野,是他選擇出走理由之一。

舞台是其次原因。「台灣是二千三百萬市場,光一個山東省就有一億人口,」他坦言:「挑戰遠遠超乎我的想像,學到的價值遠遠超過我拿到的薪水。」在台灣,他只是一個店經理,在一個省,職稱依舊是店經理,但卻被受邀至推案量是富邦集團二十倍大的海信地產上課,當起講師分享台灣經驗。

準備二:轉速、抗壓力,都要調高十倍

不管是人脈、視野、格局等「隱形薪資」,都較同儕多;只是,付出的成本相對也比同儕轉速相對高出許多。他形容,在中國工作是「高壓轉速」,因為產業特性必須第一線貼近當地生活,「連過馬路都可能是壓力,」黃溫良笑笑的說。

孩子教育問題是他選擇回台原因。「工作壓力大,我隨時可以上陽明山調節身心,但在那裡,登個嶗山紓解壓力,門票就要(新台幣)五百,」文史研究所畢業的他更深諳教育的重要性,不想讓兩個要上幼稚園孩子,總在「人滿為患」世界長大,配合公司政策外,他決定返鄉。

準備三:能大鳴大放,也要能「收斂」

「薪水要靠自己創造。但在我的薪資表單中,舞台機會和孩子親情都在這本帳中被計算,」他自剖。只是,看慣大舞台再回到「小池」,如何能伸能縮?是項學問。

「要賺『文化差異』的高身價,是很辛苦的,但卻能讓自己職場生涯更豐富。」五年外派經驗讓黃溫良有不同職涯抉擇。儘管兩岸都有人高薪挖角,但他腦中那張身價盤算表再次浮現,選擇留老東家,因為他相信舞台和身價,已握在自己手中。

如果你受夠被動調薪攻擊型談判,戰勝薪水不漲窘境

「好手不好找!」這是台灣上市櫃老闆,中國前兩大視頻網優酷、土豆總裁,甚至好萊塢頂級公司執行長的普遍心聲。

準備一:成為創造公司前20%好手

二○○八年金融海嘯將薪資水準打得七葷八素,當大家抱怨低薪凍漲時,薪資市場的遊戲規則,卻悄悄改變中。不管是創業或外派,多少須帶點冒險性格,留在原職就代表你是「魯蛇(loser)」嗎?

人資長給你的答案是:「NO!」

「調薪照工作表現而定,身價依能力和績效調整,」成衣代工天王聚陽實業人資副總周文津,和明年將跨進東南亞市場的晶華酒店人資長劉富美,不約而同的說。

儘管對大企業而言,薪資標準都有一個參考尺,但並非全無彈性。在普遍要求「好手」供需環境裡,只要你有能力、敢開口,彈性調薪多能到一○%,相較台灣年平均調薪四%,高出超過一倍。

準備二:先評估同業行情,再大膽開口

不過,《揭密!萬惡人資主管的良心建言》一書中提醒:「但也請別忘了,評估你自己的狀況是很重要的。」如果總認為自己具備九十五分身價,但在老闆心中卻僅有六十五分,那就引來不知行情的窘狀,反弄巧成拙。

其實,如一○四人力銀行或網站,都有提供產業或行業職等薪資基本行情,偶爾上去看看,「買豬肉殺價也要知道底線,」一位獵人頭公司副總分析;多參加同學會或同業組成的「秘書會」、「讀書會」團體,也能幫助了解市場行情。

準備三:績效評估前適度表現

數位網路興起,媒體產業成了低薪一族,但仍有談判空間。一位在紙媒待了六年的工作者就表示,入行六年中有五年加薪機會,平均調薪五千元以上,幅度約一○%,過程中還遇到金融海嘯。

秘訣就是把自己當個「傳教士」,不斷讓老闆記住他的作品和貢獻。「尤其是績效評估前一個月,要特別認真,」他分析,一天很慢、一年很長,老闆的腦容量記憶體也有限,就算有數字紀錄但可能會遺漏。績效評估前多爭取大專案,負責任完善工作,然後一而再、再而三的,說明自己的投入。

如果你懷抱著創業夢培養嗅覺,多看多聽苦工不能少

創業,則是另一條出路。

謝侑利,五十一歲,一上興櫃即躋身百元俱樂部昇華娛樂總經理。十一年前,他是台灣第一大IT補習班巨匠電腦四位創辦人之一,四十歲左右即有十億身家。「四十歲退休」是曾歷經「台灣錢淹腳目」那代人,最大夢想。他卻沒有這樣做。

「曾創造過一個紀錄,要的是一種成就感,」謝侑利坦言,早就能遊山玩水,但他卻持續在找機會,「希望再被『錢淹一下』,」這位老將開玩笑的說,背後則是想再拚一次的幹勁,也是想證明自己的職場身價。

準備一:多看新聞培養市場嗅覺,找出下一條成長新興產業創業

二○○五年,他四十二歲,邊到新市場中國觀察市場,邊從新聞中發現韓劇《大長今》從一齣戲到後續觀光財,就創造九百億元產值,「五十四集大長今產值,等於我要賣七百五十萬台電腦。」在科技服務產業中打滾磨練出的市場嗅覺,讓他洞悉文創產業將是台灣站上國際舞台的下個戰場。

準備二:分析自我優勢,且要快人之快

謝侑利分析,「要快人之快,才能取得先機。」他清楚自己擅長管理和行銷企劃,於是找兩岸戲劇製作人俞惟中合作。

「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擅長什麼,遇到機會就無法進攻。要放大自己實力,才有國際競爭力和影響力,只想著開鹹酥雞店,是無法創造身價的!」儘管現年五十一歲、當同儕紛紛退休,他仍保持當年早上九點教課到晚上十點半,整整工作十二小時以上的精神。

準備三:結合跨界資源

課程報名網站領導品牌「你知我知好學網」創辦人林才越,則是另個靠創業自創身價例子。華頓商學院畢業、曾任外資分析師的他,三十歲不到,就能以年薪加分紅賺得一輛賓士車,但他說,遇上二○○八年金融海嘯,大夥不是等著被裁員,就是降薪以求。加上他厭惡金融業只求短利的績效導向、而非基業長青的管理模式,且體會到:「不上班就沒薪水,創業卻有人幫我賺錢,」毅然決然出走舒適圈。

他想法樂觀卻不莽撞。去年,召集四個跨界好友合資一百多萬創立了「你知我知好學網」。剛創業正式員工不到五人,但他華頓商學院出身加上多年財務和管理經驗,讓他懂得「造船且找到對的人上船」,不同背景養成互補差異。或許身價不比當年任職於投行薪資,但真正拿不走的自信來源,也墊高他的「隱形身價」。

「倒著角度看世界。」是剛上映的迪士尼新動畫《大英雄天團》中主角經典對白。與其,靜態埋怨低薪職場,不如換個角度思考,反客為主將職場發球權拿回手上。要創造高身價,就先將如何思考新職涯選擇而不陷入薪資泥淖,做為你二○一五年第一個課題吧!

【延伸閱讀】另類加薪:如何用「非貨幣收入」搶人才?

各國政府在吸引有移動能力的高階人才,除了「貨幣收入」外,也會提供諸多「非貨幣收入」,通常會有加分的效果,並非只有調薪才能解決問題。對於目前薪資不滿意的職場工作者,這也是重新衡量薪資滿意度的一把尺,而非一直鑽牛角尖,找不到解方。

例如在新加坡,白領外勞可為配偶及未滿二十一歲的子女,申請依親證,也可為父母申請探視許可證。並且對這些白領外勞提供醫療保險、教育計畫,讓他們可以享受到當地居民同等的權利,以快速融入當地環境。

例如Google會在辦公室裡提供員工免費食物,以及各種休閒娛樂設施。有人會認為,為何公司不乾脆多付員工一點錢?其實Google此舉,就是要讓員工多花時間待在公司裡,員工必須待在公司才能享受這些福利。

同樣是一個中階經理,派駐在和平國家,與派駐在戰亂地區,後者的貨幣收入一定要比前者高。若非如此,那些高風險、較落後的國家就沒人願意去。但有些人寧可待在台灣,放棄海外機會,卻相對擁有享受安定、親情等非貨幣報酬。如此一來,調薪之路未必順暢,也就要自行承擔了。

這些例子對台灣的意義在於:對想挖角更多創意人才,以提升產品競爭力的企業來說,「非貨幣收入」的效果往往比「貨幣收入」更好。因為對這些人才來說,當地的治安、風俗、醫療,以及子女的教育,都是考量的因素。如何用「非貨幣收入」吸引人才?這是解決當前台灣勞工薪資與外國差距的問題時,另一個思考的方向。

(文●楊少強)

【延伸閱讀】金融海嘯後,全球人才找工作更重穩定性——吸引人才因素排行榜

■2006年第1名:固定薪資第2名:工作/生活平衡第3名:工作挑戰性

■2008年第1名:固定薪資第2名:職涯發展、機會第3名:工作挑戰性

■2012年第1名:固定薪資第2名:工作穩定性第3名:職涯發展、機會

■2014年第1名:固定薪資第2名:工作穩定性第3名:職涯發展、機會

資料來源:韜睿惠悅企管顧問公司整理:黃亞琪

【延伸閱讀】和老闆談加薪,3個準備不能少

■累積籌碼》專注2至3個大專案:想加薪5%,成功1次不夠,最好累積2次以上,且要超乎老闆想像

■數字溝通》大膽表達,想加薪××%:自我評估後,直接找老闆談,前提是,先用數字呈現自己的表現

■隨時記錄》把績效記在本子上:像寫日記一樣,將績效數字立即記下,有本有據談判更順暢

資料來源:Salary.com、Business Inside、LinkedIn整理:黃亞琪

【延伸閱讀】想一次開口就成功,3種錯誤別犯

■別提無關的事:別提別人也在加薪,或誰要挖角你。談薪不是威脅老闆。

■1年別提超過2次:1年1次最佳。老闆心中,好人才也要共體時艱。

■別獅子大開口喊漲50%:幅度最好在10%至30%之間,機會才會大。

資料來源:Salary.com、Business Inside、LinkedIn整理:黃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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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以下公務員工資“雙軌制”不升職也加薪

來源: http://www.eeo.com.cn/2014/1228/270817.shtml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降蘊彰 由中組部、人社部等方面推動的新一輪公務員工資改革正在提速。

12月初,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七次會議審議了《關於縣以下機關建立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意見》。會議明確,在總結試點工作經驗的基礎上,將在全國縣以下機關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的公務員晉升制度。

按照中國現行的公務員管理體制,公務員的職務高,相應的級別就高,所享受的工資待遇也高。下一步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之後,公務員即使得不到職務上的晉升,只要工作突出,也能通過其它途徑提升職級。換句話說,就是在職務晉升之外,基層公務員也可以通過提升職級,來提高自己的工資待遇。

目前中國公務員總數是717.1萬人,其中有60%是在縣級以下政府機關,核算下來,大約有430多萬名基層公務員將從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中獲益。

國家行政學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預計,到明年底,公務員職務職級並行制度有望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他擔憂,如果僅僅提升基層公務員的待遇,將會使學校老師、公立醫院醫生等事業單位一線人員產生不滿情緒,由此帶來一些負面效應。

一名不願署名的人社部專家則表示,在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之前,必須先完成公務員分類,目前,除了在深圳、上海等少數地區,中國公務員管理基本都采取的是“大一統”模式,沒有什麽類別劃分。下一步,除了要加快公務員分類改革,還需要對《公務員法》進行修訂,並出臺與公務員分類改革相配套的其它政策措施。

“雙軌制”

中國公務員工資由基本工資、津貼補貼組成。官方的說法是,中國公務員基本工資從2006年以來就一直沒有上漲,這已經影響到公務員隊伍、尤其是基層公務員隊伍的工作積極性。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對於公務員漲工資,時任國家公務員局黨組書記的楊士秋就明確表示,現在只是部分公務員擁有灰色收入,存在腐敗現象,不能把限制公務員的灰色收入,與給公務員漲工資混為一談。

前述人社部專家表示,按照職務對應級別來看,現在縣(市)一級的縣(市)委書記、縣(市)長、人大主任、政協主席,都屬於處長級別,縣(市)發改委主任、縣(市)教育局局長等是屬於正科級,再往下,依次為主任科員、副主任科員、科員、辦事員。由於受職務限制,這部分公務員的基本工資偏低,享受的津貼補貼也很有限,而且絕大多數沒有晉升空間。

先在縣(市)級以下機關中推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實際上采取的是較為穩妥的改革,下一步從中獲益最多的,將是在基層工作的科員級別以下的公務員群體。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汪玉凱早在十多年前,就曾提出“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建議。他認為,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就相當於給公務員增加了一條晉升通道“。這意味著基層公務員晉升機制將由“單軌制”轉變為“雙軌制”,具體來說,就是由過去的職務決定級別,職務決定工資待遇,轉變為由職務、職級兩種途徑,來決定公務員的工資待遇。

對於何時才能實施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前述人社部專家對經濟觀察報的答複是,中央早兩年已經批準在江西省九江市、甘肅省禮縣、廣東佛山南海區等地,開展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試點,但目前取得的經驗還很有限。預計在下一個五年規劃期內,中央將在總結、完善試點經驗的基礎上,將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在全國範圍內推廣。

不過,汪玉凱、竹立家等專家均否認了這將是公務員加薪的前奏。前述人社部專家也表示,人社部等方面對整個公務員工資改革基本上還是處於調研階段,短期內主要是提高基層公務員的工資待遇,還有限制公務員工資中名目繁多的各種津貼補貼。

低調試點

據悉,除了中央批準的九江市、禮縣等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試點,在安徽、福建、山東、江蘇、河北、遼寧、上海、深圳等省(市),近些年也都開展了推行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的試點工作,但從整體上看,只有深圳、上海取得的改革經驗和成效較為突出。

經濟觀察報采訪山東、安徽、福建等多省人社部門了解到,現在只是啟動了對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雙軌制“的前期調研,還沒有制定出具體的實施方案。在九江市、禮縣等官方指定的公務員職務與職級並行試點地區,主管部門的官員則刻意保持低調。至於其中緣由,九江縣人事局局長吳文麗認為,“這是一個政策性太強、太敏感的事情”。

前述人社部專家表示,之所以試點進展不多,一方面緣於中組部、人社部等方面沒有出臺具體的政策制度;另一方面,公務員漲工資的話題本身太敏感,怕招致外界強烈的反彈。

竹立家認為,工資改革還涉及到《公務員法》的修改等一系列問題,此外目前在中西部地區的部分縣(市),連正常的公務員工資發放都有難度,實行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後,必然會增加支出,由此造成更大的財政負擔。

前述人社部專家分析表示,目前,《公務員法》僅針對綜合管理類公務員的職務進行了明確劃分,並未對行政執法類、專業技術類的公務員職務劃分作出具體規定。深圳、上海兩地之所以在探索職務與職級並行制度方面走在前面,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率先開展了公務員分類改革。

早在2010年,經國家公務員局批準,深圳啟動公務員分類改革,將公務員劃分為綜合管理、行政執法、專業技術三大類別。在此基礎上,又對各個類別進行更為細致的劃分。比如,現在深圳的行政執法類公務員共分7個職級,絕大部分在退休前都可以享受到副處以上的工資待遇水平。

上海在2011年開始實施公務員分類改革。目前多數公安機關執法人員在退休時都可享正科級待遇,有的甚至能享受到副處級甚至正處級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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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給農民加薪? 張化橋

來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c88c400102vdrj.html

我知道你不關心這個話題, 不過請看香港《南華早報》今天的文章。

首先是殘酷的城鄉分割。對醫療,教育, 就業, 和退休實現惡性分開。
其次,城市的住房改革把本來屬於"全民"的住房送給了一部分人(城里人)。
然後,信貸膨脹,房價飛漲。但你必須有房,才能站到風口啊!

儲蓄利率長期壓低,每年剝削一點,年複一年。
貸款市場分兩塊:銀行和影子銀行。利率有天壤之別。從銀行搞到貸款,就是獲得巨大的補貼。

在加上腐敗。這就是說中國貧富懸殊的根源。

QE? 中國搞了36年,還在繼續。
城里人嬌氣,哭著喊著要加薪,"彌補通脹的損失啊"!但是,誰給農民加薪呢?

China's Perpetual QE and its many losers

Joe Zhang* SCMP, 2 February 2015,

In 1983, the People’s Bank of China had just risen from being a junior sidekick to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o an equal entity within the government. A staffer from the US Federal Reserve who visited the PBOC, where I was a graduate cadet at the time, explained why an independent monetary policy was a wonderful thing before asking why China had not made its central bank independent of the government.

With no trace of irony, my superior replied, “that would be very inconvenient!” The visitor almost laughed himself off his chair.

Last week, US President Barack Obama stressed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inequality has become a major challenge for US society. What he did not say is that the QE (quantitative easing of the monetary policy) since 2008 has made a key contribution to the worsening of inequality. As Europe digs deeper into the QE hole, everyone pretends there is no link between QE and inequality. But sadly there is. Just look at how convenience in mainland central banking has created massive inequality.

While the term QE was inve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ainland China has proven to be the most daring in practising it. In its “annual credit plan”, the PBOC makes liberal predictions on the banking sector’s deposits and loan demand, and plugs the gap by making loans directly to each bank. It also extends additional loans as it sees fit during the year. No collateral is ever needed. For many years, the banks’ loan-to-deposit ratios far exceeded 100 per cent. For the mainland’s banks (rapidly growing from just one in 1983 to several thousand today), bargaining with the central bank has been the most lucrative game: they borrow from the central bank at 1 per cent to 2 per cent annual rates, and lend out at 6 per cent to 8 per cent.

When Western observers warn of the rapid growth of the balance sheets of the US Federal Reserve and the European Central Bank on the back of their QE actions, i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hat the Fed’s balance sheet of about US$4.5 trillion and the ECB’s US$2.7 trillion are still far smaller than the PBOC’s US$5.5 trillion – even though the mainland has a much smaller economy.

On the mainland, a vicious cycle has lasted 36 years: rapid credit growth leads to high inflation (and expectations of higher inflation) which makes the controlled interest rate seem low (and even negative) in real terms. That, in turn, encourages borrowing, which the central bank is often too happy to accommodate. Even in 2014, the third consecutive year of “economic slowdown”, the mainland still recorded a money supply growth of more than 12 per cent.

Apart from corruption, the biggest factor behind the mainland’s inequality is asset inflation, with the root cause being its perpetual QE. New credit flows constantly into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well-connected private businesses. Low interest rates on deposits rip off savers on the one hand and subsidise borrowers on the other. To benefit from asset inflation (mainly in real estate), you have to have assets and, more importantly, leverage. But access to credit has been a watershed between winners and losers.

Regulated interest rates also make matters worse. Privileged borrowers pay 6 per cent to 8 per cent a year to the banks, but the vast numbers of small and medium-size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pay 15 per cent to 25 per cent to the shadow banking industry, if they can get credit at all.

Perpetual QE has also caused the mainland’s stock market inflation. Despite the stock index today being half the peak level seen seven years ago, the market is still the most overvalued on the planet. Most companies trade at 30 to 50 times earnings, with dodgy ones being the most expensive. Observers are misled by the average market valuation of, say, “only” 17 to 18 times earnings, but that average is distorted by the 20-plus banks which between them account for over a third of the market value and over half of the total net profit of the market. They trade at seven to nine times earnings, but as the economy slides into a new normal, one must consider their rising bad debts and their true valuation.

Since 1992, Beijing has treated the stock market as a device for credit rationing. Initially started with a stated objective of “alleviating poverty for the state sector”, the mainland’s market has been ripping off millions of ignorant retail investors.

Through strict controls over how many businesses are allowed to go public, and who they are, the government has not only played favourites but also kept the stock market valuation high. Naturally the process is fraught with corruption, as the media and the regulators have discovered.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subprime crisis, Western countries have broken some policy taboos. For example, the idea of central banks buying government bonds is now acceptable. Strict independence of the central banks is no longer such a big deal. But their single-minded pursuit of QE policies and ultra-low interest rates will make inequality much worse, as the mainland has learned.

Joe Zhang is chairman of China Smartpay Group and an adviser to Hait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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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好老板 巴克萊初級員工將加薪40%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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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人士向彭博新聞社透露,巴克萊將給初級投行工作人員加薪(包括薪水和獎金)20%-40%。而同時,董事總經理級別員工的獎金將被延後三年。

此次的加薪很顯然是巴克萊留住年輕人才的一種手段。而今年,巴克萊的獎金總金額將有所下滑。

巴克萊去年表示將重組公司業務,削減1.9個工作崗位。巴克萊原計劃在2014年削減1.4萬個工作崗位,並在2016年年底前削減額外5000個工作崗位。

巴克萊希望此舉可以吸引更多年輕人加入。現在,更多的年輕人選擇加入私募基金和對沖基金業。除了加薪之外,巴克萊還推出一系列舉措,削減員工的工作時長並改善員工的工作環境。

咨詢公司Purcell&Co董事總經理John Purcell向彭博新聞社表示:

投行對初級員工加薪並不令人意外。考慮到投行業不斷下滑的聲譽,投行已經不再是雄心勃勃的名校畢業生的職業首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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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131742

利潤下滑 三星員工今年無加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2/4578143.html

利潤下滑 三星員工今年無加薪

一財網 劉佳 2015-02-26 17:41:00

三星所謂的“凍結”工資,並非不給員工發工資,而是工資在2015年全年內都是固定的,不能有上調加薪。

外媒消息(路透社)稱,三星26日稱將在2015年凍結其韓國雇員的工資水平,這就意味著韓國三星的雇員2015年的工資將不會增加,這是6年來三星首次凍結員工工資。 

這很大程度與目前三星在市場上的競爭形勢有關。由於受到蘋果和小米等競爭對手的夾擊,三星2014年度利潤出現了下降。根據今年1月三星電子發布2014年第四季度業績預報顯示,該公司第四季度的營收預計在51萬億韓元至53萬億韓元之間,較上年同期下滑約12%;營業利潤同比下滑35%至39%,大約為5萬億至5.4萬億韓元(約合45.5億至49.2億美元)。

此前曾有韓媒報道稱,三星所謂的“凍結”工資,並非不給員工發工資,而是工資在2015年全年內都是固定的,不能有上調加薪。

三星上一次凍結工資在2009年,當時公司受到了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不過此後,三星上調了工資。對於此次的情況,三星的新聞發言人並沒有詳細說明凍結工資的理由,三星的股價隨後下滑了0.3個百分點。三星的投資者關系主管本月早些時候表示,去年公司投資提高了40%,而公司今年可能會削減紅利。

編輯:邊長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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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眾汽車德國員工加薪3.4% 德國通脹回來了?

來源: http://wallstreetcn.com/node/214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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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1月CPI創下5年新低,德國大眾汽車的11.5萬名工人成功加薪,收入的上升將推升消費支出,或推升德國低迷的通脹。

在削減成本,提高利潤的同時,大眾汽車將給在德國工廠的工人加薪3.4%。

大眾位於德國的6間工廠以及其金融服務部門的大約11.5萬名工人將於今年6月加薪。

德國1月的通脹率五年多來首次跌入負值區間,1月調和CPI同比下滑0.5%,這是自2009年9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大眾汽車人力資源主管Horst Neumann向路透社表示:“我們達成的一致展現了雙方的妥協。這讓我們在困難的經濟環境中保持競爭力。”

德國金屬工業工會對該協議表示歡迎。該公會原本要求加薪5.5%。

同時,德國的教師罷工,教師工會要求加薪5.5%,或至少加薪175歐元。

加薪推升通脹一直是安倍政府的訴求之一。安倍政府為了讓日本公司給員工加薪,真可謂是費盡心機。安倍希望可以通過提高工資的方法增加居民消費支出,推升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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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施壓企業漲工資實現2%通脹率 車企帶頭加薪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5/03/4587487.html

日本央行施壓企業漲工資實現2%通脹率 車企帶頭加薪

一財網 薛皎 2015-03-18 16:57:00

每年的春季,日本企業要進行勞資談判,在去年春季談判時,安倍以及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就曾向日本各大企業施壓,督促公司提高工資。當時,日本豐田汽車響應號召6年內首次提高了員工基本工資。

經濟狀況遲遲未有明顯改善讓“安倍經濟學”備受質疑,為了擺脫通縮困擾,激發經濟活力,日本首相安倍晉三(Abe Shinzo)多次施壓日本企業為員工加薪,日本幾大汽車企業率先響應“政府號召”。

3月18日,據外媒報道,日本豐田汽車公司(Toyota)管理層宣布,將在今年4月份開始的新財年為員工上調每月的基本工資,上調幅度達到1993年以來的新高。

同時,日產汽車公司(NISSAN)和本田汽車公司(Honda)也紛紛表示,新財年員工的工資幅度將超過當前財年。

日本各大企業為員工慷慨漲薪,得益於本財年優秀的業績表現。據彭博社報道,在截止今年3月這一財年中,日本大型企業的利潤總和有望達到創紀錄的21.1萬億日元(約合1740億美元)。

豐田公司工會發言人高木康幸(Yasuyuki Takagi)表示,如果將工齡與績效工資計算在內,豐田公司工會成員的平均加薪幅度為11300日元(約580元人民幣),創近22年來的最高水平,豐田公司為員工提供的基礎工資增幅約為1.1%,符合日本央行提出的1%的預期值。日本央行官員曾表示,日本企業需要將員工平均基本工資上調1%,才能幫助國家在下一財年擺脫經濟停滯的困境。

日產汽車公司則表示,將員工的每月基本工資提高5000日元(約合260元人民幣),並且將5.7個月的月薪作為年終獎,約205萬日元(約合10.5萬元人民幣)。本田公司發言人透露,該公司將員工每月基本工資上調3400日元(約175元人民幣)。2014年3月份時,這兩家公司曾分別將員工月薪上調3500日元與2200日元。

每年的春季,日本企業要進行勞資談判,在去年春季談判時,安倍以及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就曾向日本各大企業施壓,督促公司提高工資。當時,日本豐田汽車響應號召6年內首次提高了員工基本工資。

雖然日本企業在政府的施壓下紛紛為員工加薪,但也並非毫無怨言。豐田公司在去年宣布加薪後曾表示,如果提高基本工資,年度獎金、加班費和各種補貼費也將隨之增加。如果再加上根據年齡和工齡來提高基本工資的定期加薪,豐田公司每年的負擔將增加150億~200億日元。豐田專務董事宮崎直樹表示,“老實說,工會的要求太高了”。

眼下,薪資增長已經成為安倍經濟學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因素。數據顯示,截至今年1月,日本上班族薪資水平(根據通脹調整後的數據)已經連續19個月下滑。自“安倍經濟學”實施以來,大規模的質化及量化寬松政策(QQE)推動日本股市大漲、日元大幅貶值,不少日本企業因此獲利。但利潤增加後,企業並沒有表現出明顯的加薪意願,因此安倍政府不得不向各大企業施壓。這也導致日本企業普遍面臨兩難選擇:一方面希望控制人力成本,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回應安倍政府對於加薪和通貨膨脹上升的要求。

業內人士分析稱,只有日本企業將增加的利潤反饋給員工,才能有效地推動社會消費從而繼續增加企業利潤,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幫助日本更快地擺脫通縮。

此外,日本小企業的漲薪幅度無法與大型企業相比,預計下一財年的基本工資漲幅或為0.6%。瑞銀集團(UBS)駐東京經濟學家青木(DaijuAoki)表示:“受益於日元走低,制造業巨頭獲益頗豐,所以能夠慷慨加薪。但是對於吸納眾多就業人口的其他公司來說,工資增長速度可能十分緩慢。”

青木認為,日本企業開始與員工分享利潤是個好兆頭,但工資增長速度還是無法支撐央行實現2%的通脹率,也不足以幫助安倍政府實現經濟增長的目標。

編輯:於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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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議法案 加薪四法搞錯方向 解讀上市櫃公司 年財報 揭開台灣低薪真相

2015-04-27  TWM
 
 

 

《今周刊》是第一個報導苦勞經濟與年輕人低薪問題的財經雜誌,我們很重視台灣低薪問題。此時,立法院正在如火如荼討論「加薪四法」,看似政府終於有所行動,然而,我們發現,「加薪四法」不僅是看錯病給錯藥,而且還有強烈副作用!

撰文‧楊卓翰、陳柏樺、賴若函過去十年台灣的低薪困境,是企業賺飽飽卻不分給員工,還是整體產業附加價值沒有提升?

「什麼都漲,就是薪水沒漲!」不只是廣告金句,更道出台灣民眾過去十年的共同心聲。怨氣當頭的廣大勞工,自然把矛頭指向企業,說他們每年獲利提升,卻不願意加薪,不把利潤分配給員工。

「22K」現象,讓台灣企業家成了頭號罪犯。為了拯救苦命勞工,「強迫兼利誘」企業分享獲利給員工的「加薪四法」,於焉誕生。

「加薪四法」是四項法條修正案,當中包括《公司法》、《工廠法》、《勞基法》與《中小企業發展條例》,共通點就是透過法令,強迫或鼓勵企業,透過盈餘分紅、加薪,把獲利「還給」勞工。

冠上「貪婪企業家」之名,多麼誘人方便,很快就找到台灣低薪的兇手。但,當大家把矛頭指向資本家,卻從來沒人提出證據,代表資本的股東們真的吃掉大部分的餅嗎?

為了追蹤低薪真相,本刊與「參玖參公民平台」合作,委託台灣經濟新報社,解析台灣一千多家上市、上櫃、興櫃公司的盈餘分配資料,要找出「22K」元兇。

但是,我們卻發現傳說中的「貪婪企業家」,在統計證據下,原來根本不存在!

揭祕一》低薪問題不在盈餘分配上!

員工薪資,跟著企業同步成長將一家公司每年賣東西的營收,扣掉產品原料的直接成本與管銷等其他間接成本,剩下等於這公司創造的「附加價值」。這個附加價值最後由三群人分享,一個是發給員工的員工總薪資、一個是上繳給政府的營利事業所得稅,最後一塊就是股東賺到的稅後淨利。

加薪四法,就是因為政府和民眾都認為「企業賺了錢卻不分給員工」,也就是當企業的附加價值成長,餅越來越大時,分配給股東的部分也越來越大;而員工則是看得到,卻吃不到,分到的餅越來越小。

但從過去十一年的資料發現,台灣上市企業的附加價值總值,從二○○三年的一兆二五八五億元,成長至一三年的二兆二二七三億元,成長約七七%。而分給員工的總薪(薪資、分紅,以及企業幫員工出的勞、健保費用等),在同一時間,則成長了七三%。

企業分配給員工的用人費用加權平均比率,一直維持在附加價值的四七.三%左右,相較於股東分配到的平均比率四六.三%,兩者並沒有社會大眾想像得懸殊。

當企業多賺,員工就多分;員工的薪資,實際上是跟著企業同步成長的,因此分配的比率也沒有變化。

加薪四法的主要提案立委賴士葆接受《今周刊》專訪時指出,去年上市櫃公司的現金股利有一兆多元,「這麼賺,幾乎是破天荒、過去這幾年賺最多的。可是,已經加薪跟準備加薪的公司,才只有五六%,現狀就是如此,企業能夠不分給員工就不分哪。」多數人的想法可能跟賴士葆一樣,但若從數字來看,其實賴士葆錯了。

一兆元現金股利,這個數字固然嚇人,但是當股東分配到的利潤,成長了七三%,員工總薪也成長了七三%。

這就引發一個有趣的問題,台灣的低薪問題,真的出在企業盈餘分配上嗎?

「很多人認為,台灣的低薪問題,是因為獲利沒有分給員工,而是被大股東和股東分走。但是,從統計數字來看,台灣低薪的問題,不是出在這裡(盈餘分配)。」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前所長、資深會計師薛明玲分析。

揭祕二》加新四法是鬧劇!

在錯誤的基準修法,未來將引起紛爭等等!如果問題不出在企業的分配,員工吃到的餅沒有更少,大家一廂情願地讓對錯症、開錯藥的「加薪四法」通過,不就只是一場鬧劇?

結果,可能比鬧劇更嚴重。為「22K」找替罪羔羊,是多麼容易,「加薪四法」,就是罪狀。回頭細看這套修正案(見右表),我們會發現,政府在錯誤的基礎上修法,不但搞錯方向,也有可能傷害企業,讓學者、業者齊聲撻伐。

中研院院士朱敬一在臉書發文指出,雖然成熟期的公司每年營收穩定,但是草創期的公司,可能要先經過虧損期才有盈餘。同時,產業類別、公司規模,也都影響盈餘結構,「政府是想針對哪一種盈餘結構強制加薪?行政上分得清楚嗎?對於業績起落明顯的公司,這又是另一種外力干擾。」朱敬一指出。

揭祕三》強迫加薪是為難企業!

規定固定比例分紅,景氣不好怎麼辦事實上,從上市、上櫃及興櫃公司的營收結構可以看出,因為生命週期不同,過去十一年來用人費用分別占附加價值為四七.三%、五四.九%、六二.一%。這和朱敬一的觀察一致,當公司還在興櫃草創階段,盈餘分配的結構和成熟期大不相同。《公司法》修法,要怎麼針對這種生態個別規定?

而且,員工分紅在各產業的差距也極大。雖然在電子業的員工分紅占企業附加價值十一年平均為三.五%,但在傳產、百貨零售及金融業,占比都不到一%,法令要如何規範?若只是強制,卻不明訂數字,法令更形同具文,徒增企業困擾。

中華經濟研究院院長吳中書也認為,薪資停滯很久了,是應該鼓勵企業為員工加薪;然而,企業調整薪資必須衡量永續經營,「景氣好的時候,企業要留本,可是薪資易漲難跌,假如固定比例分紅,甚至讓勞工參與訂定分紅,會讓企業失去彈性,去應對經營上的狀況。」舉景氣循環明顯的DRAM產業為例,華亞科技公司二○一二年虧損一五五億元,隔年轉虧為盈,又賺二一二億元。若強迫公司有盈餘就要分配一定比率給員工或加薪,企業要怎麼因應大起大落的景氣循環起伏?

揭祕四》減稅補貼花的是人民的錢!

整體稅收將因此減少,結果還是全民買單強迫加薪的手段粗糙,而用減稅鼓勵的政策,也缺少考量。針對《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三十六條之二的「加薪減稅」,吳中書表示:「幫勞工加薪是好事,但是以減稅來補貼為員工加薪的企業,造成整體稅收減少,結果還是由全民來承擔。」他進一步說明,以減稅的方式來鼓勵企業幫員工加薪,企業有可能僅僅調整高階員工的薪資,以符合減稅的要件,又或者利潤豐厚的跨國企業為員工加薪,享受到賦稅優惠,整體而言未必有好處。

「修法對營造勞資雙方融洽的環境有負面影響。」中小企業總會監事長張豐國認為,雖然《中小企業發展條例》採取減稅鼓勵,企業自然拍手叫好,但是張豐國擔憂其他三法,對於業主來說是懲罰性的條款,強制加薪,對台灣整體經濟有不利的影響,也會引發更多勞資雙方敵對的可能。

尤其《勞基法》第二十九條修正草案規定,公司分潤計畫要由勞資會議決定,並交給主管機關審核,影響最劇烈。

「從執行面來看,利潤分享計畫必須經主管機關審核的話,核准機關的態度就非常關鍵。」一名專精《公司法》的律師直言,用行政手段取代市場運作,分紅比例固定與否都會衍生問題,若法條中的盈餘比例固定,個別企業恐難一體適用;比例如果必須透過《勞基法》第二十九條修正草案中的勞資協商,立場相對的兩方產生爭端的可能性勢必提高。

賴士葆則辯護,最初的提案沒有加入「勞資協商」的部分,而是在衛環委員會審查過程中,才在《勞基法》第二十九條修正草案加入相關文字。賴士葆說,就算要勞資協商,其實工會能心平氣和、理性討論,也不至於發生問題,工商團體應該只是擔心少數幾個勞工會比較難溝通。

「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像台灣一樣,違反公司治理原則,透過政府的行政干預要求企業訂分紅比例。」工總批評。《勞基法》修正草案中,要求企業經勞資協商通過、地方主管機關備查,工總也坦承,對於很多企業來說,有實行上的困難。因為許多企業在各地都有分公司、工廠,若各工廠盈餘不同、分紅比例不同,勞工之間必然產生衝突。

「政府想要用政策,去干預企業的薪資水準和獲利分配;但是我們應該去看,低薪的問題,到底出在哪裡?」薛明玲說:「追根究柢,台灣的低薪現象,還是國內產業的結構問題。」揭祕五》產業結構才是問題所在!

台灣若持續走代工老路,很容易被替代事實上,從台灣前五十大上市公司的薪酬數據,沒有發現員工分紅的問題,反而出現另一個令人擔心的現象。從○八年至一三年,我們可以看到,高級主管薪資(總經理與經理薪資)和全體均薪,中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也就是說,問題不是出在股東與員工,而是公司內部的「貧富不均」!

「高階主管薪酬與全體平均薪酬差距的擴大,也不是大家所想的『經理把我的餅拿走了』,」薛明玲說。「問題是在,台灣的產業結構,沒有跟上全球頂尖產業。這造成基層勞工的技術水準,相當容易被替代。」當全球的高成長趨勢,已經從勞力密集,轉向知識密集時代,在自動化取代人力之後,落後產業族群,獲利越來越困難,就算分配不變,但薪資自然無法提升。「但是,台灣的產業,多半仍是代工,也是最容易被替代的一群人。」薛明玲說。

薛明玲強調,對症下藥不是在表面的薪資上做文章:「我們應該思考,台灣的產業化要怎麼走,去發展台灣無法被取代的產業。」在知識經濟轉型的當下,政府須花心思在教育,以及人才政策未來該要怎麼走,從產業結構方面,打破「22K」的魔咒。

低薪困境,是企業賺飽卻不分給員工?

事實上,公司獲利,員工分得的甚至比股東多!

《今周刊》調查台灣所有上市、上櫃以及興櫃公司。依照國際會計標準,將附加價值分配為員工薪資、股東收益、稅負三大部分。我們發現過去11年,隨企業獲利成長,股東並未吃掉員工薪水,而且,上櫃及興櫃公司員工薪資都高於股東。

上市公司

員工11年平均分到47.3% 股東11年平均分到46.3%

上櫃公司

員工11年平均分到54.9% 股東11年平均分到38.7%

興櫃公司

員工11年平均分到62.1% 股東11年平均分到32.4% 資料範圍:上市╱上櫃╱興櫃 (不含創櫃╱全額交割╱管理股票╱TDR)之獲利公司附加價值:稅後淨利+所得稅+員工總薪資員工總薪資:凡支付給員工,不論名目,包括薪資、獎金、保險、退休金、現金分紅、股票分紅等*2003~2007年員工分紅尚未費用化,為統一資料表現;員工總薪資已另加員工分紅(現金、股票);稅負為營利事業所得稅,不含個人綜合所得稅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參玖參公民平台開錯藥方,加薪四法問題超多!

修正草案名稱 內容摘要疑慮與爭議《公司法》第235條之1 公司應考量當年度獲利,分配員工酬勞,並於章程規定定額或比率 無罰責、未訂定比例,恐流於具文《工廠法》第40條工廠如有盈餘,應予工人獎金或分配盈餘,鼓勵工廠以盈餘為工人加薪該法久未修正,條文多與《勞基法》重疊,與其修法不如廢除,由《勞基法》取代《勞基法》第29條公司如有盈餘,應透過勞資會議訂立利潤分享計畫,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 ● 勞資雙方本就站在不同立場,強迫勞資共商分潤計畫,恐引發更多對立、爭議● 違反公司治理原則、過度干預公司經營《中小企業發展條例》第36條之2 若企業為員工加薪,加薪部分可認列費用,抵減當年營所稅,以抵稅鼓勵企業加薪企業不管為哪些員工加薪都能抵稅,雇主若只為管理階層加薪,亦能獲得減稅

整理:陳柏樺

其實,問題在這:

公司內部給薪呈M型化

從台灣前50大上市公司2008年到2013年的財報發現,雖然股東沒有跟員工搶餅,但公司總經理和副總經理等高階主管薪酬,卻與全體均薪差距拉大,M型化的原因來自於台灣產業沒有升級,基層員工容易被替代,薪資自然難以成長。

高級主管薪酬項目: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薪資、退職退休金、獎金及特支費等、盈餘分配之員工紅利金額等酬金總加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社、參玖參公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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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企加薪35萬 求員工多上16天班

2015-06-22  TCW


工時長短有利或無益國家競爭力,亞洲與歐洲國家在榜上的名次或許有點各說各話,不過,日本政府三月才從禁止部分公務員加班做起,五月底,法國企業卻想用加薪吸引員工「多做十六天」。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報導,國營企業法國電力(Électricité de France)執行長列維(Jean-Bernard Lévy)提議,普通員工若能將一年上班天數從一百九十六天,增加至二百一十二天,就可以加薪一萬歐元(約合新台幣三十五萬元)。若以平均月薪二千八百歐 元計算,等於加薪近三成!

不過,儘管多做十六天,就可以大幅加薪,對於向來主張「假期神聖不可侵犯」的法國人來說,似乎不是個強烈誘因。 《日安,懶惰》(Bonjour Paresse)作者梅耶(Corinne Maier)比較現在的作家生涯與當年任職法國電力的日子,她坦言:「當我是員工時,絕對不會接受任何縮減假期長度的經濟補償。」

梅耶說,高薪重要,還是長假重要,自從每週工作時數降為三十五小時後,這個大問題在法國就吵個沒完。但她曾在書中自爆,當了十三年的經濟學家,每週幾乎都只認真工作兩天半,卻能享受十週帶薪假期,她很清楚,這些「特權公務員」都在做些平淡無奇、無關緊要的工作。

工時第二少,競爭力落後

她還說,抱持類似心態的法國人多得很,而且,整個國家「從員工到老闆,全都愛放假,」因此,就算法國電力推出新政策激勵員工「不能與世界脫軌」,更多的法國企業似乎絲毫不覺得脫軌有什麼問題,畢竟它們每年提供的假期普遍接近兩個月。

不 過,大家都喜歡的事,未必是好事。根據歐盟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法國是歐元區裡,全年工作時數第二少的國家,平均一千六百六十一個小時,僅僅比冠軍芬蘭多十 三個小時。不過,兩國的競爭力卻差很大:世界經濟論壇(WEF)所評比的全球競爭力指數(GCI)顯示,芬蘭高掛第四名,法國卻落在二十三名。

二月底才出版《我們要撞牆了……》的經濟學家薇爾迪——茉莉尼耶(Agnès Verdier-Molinié)憂心,法國自身的競爭力下降意味著,理想主義行不通,此際正值歐元貶值、能源價跌,反倒是政府闢出活路的大好機會。否則,一切就像歌詞所說「一切都會逝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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