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美國在國際貿易中的單邊主義愈演愈烈。無論這場正在進行的貿易摩擦如何演化下去,對中國的發展尤其是對中國的高質量發展,都是一個重要的挑戰。正如中方有關部門所言,這場貿易摩擦實質上是事關貿易保護主義之戰,也是多邊主義與單邊主義之戰。因而,面對這場貿易摩擦,我們理性的態度應該是繼續堅持自由貿易,將這場貿易爭端的危機,化為中國高質量發展的一次機遇。
第一,加入WTO的歷史進程表明,充分的市場競爭是中國高質量發展最根本的動力。
改革開放帶來了很多讓我們沒有想到的成果,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其中之一。想當年,我們對WTO是有畏懼的,最大的擔心就是眾多的國內產業面對開放的市場競爭可能不堪一擊。然而,事實證明恰恰相反,那些看似幼稚的產業,在國際競爭面前得到了快速成長,有不少今天已可以與最強大的國際競爭對手同場較量了。
電器行業如此,紡織服裝行業如此,不少高科技的通信設備都在異軍突起,包括電動車、太陽能等新興產業更具有了國際水準。我們可以細數一下中國發展質量好的產業,幾乎都是在國際市場的競爭中成長起來的,越是競爭激烈,越是具有強大的競爭力,這幾乎成了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定律。
所以說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我們正確的抉擇是要堅持自由貿易,用開放回應保守。更加充分的競爭,只會讓那些還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產業變得更加強大。在自由貿易的競爭環境中,使越來越稀缺的要素資源,配置到更高質量的市場主體手中,產出更加高質量的產品和服務,進而提高我國的全要素生產率。
4月1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上宣布了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創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主動擴大進口等幾項具有標誌意義的重大開放舉措。
重大開放政策的出臺,意味著我國不會受到貿易保護主義的影響,而是會抓住當前難得的契機,繼續以更加開放、公平和自由競爭的政策環境,促進中國經濟更高質量的發展。
第二,合理采用技術性貿易措施,更有效地激勵企業追求高質量發展。
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則,並不鼓勵各國采用關稅作為貿易壁壘的手段,但是卻支持平等地利用技術標準作為貿易手段,來合理促進更高質量的產品貿易,只要這種技術手段和標準是一視同仁的,就可以正常采用。所謂技術性貿易措施,就是可以利用提高標準等技術指標,來限制外來產品的進口,也可以通過產品認證的手段,強制性地要求外來產品必須達到更高的技術標準。實際上,WTO之所以鼓勵技術性貿易措施,就是為了通過技術手段來不斷提高國際貿易的產品質量水平。
此次面對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挑戰,一方面我們當然可以采取同等的關稅報複措施,另一方面更好的措施實際上是提高我國市場準入的技術標準。4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表明,中國企業具有強大的學習能力,並在此基礎上可以實現後發趕超,中國高鐵的成功就是一個最好的證據。因而,利用這一次美國保護主義挑戰的機會,我們應該更加主動地全面清理我國的技術標準,大幅提高這些標準的技術水平。這一舉措不僅僅是基於和美國競爭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為我國的企業提高產品質量水平提供更好的激勵和約束。這樣的舉措,勢必會驅使我國企業向國際更高標準的產品學習,在競爭中學習到提高產品質量的方法,打造更高質量的經營能力。
當然,更多采用技術性貿易措施,不僅可以提升國內企業的質量水平,而且可以進口更高質量的國外產品,進而滿足中國消費者對更高質量產品的需求。中國現在擁有全世界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人群,消費升級是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一個重大機遇。消費升級,實際上必然要求中國的消費者能更廣泛地選擇國外更高質量的產品,能夠更好釋放消費對經濟發展的拉動作用。通過消費升級來優化中國經濟增長的結構,是非常重要的高質量發展舉措。
第三,加快營商環境的優化,從采用產業政策到更充分地采用競爭政策。
美國此次貿易保護主義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要限制中國在高新技術產業上對其潛在的挑戰能力,進而繼續保持美國在高附加值產業領域的競爭優勢。面對這一挑戰,我們的應對之策就是通過更加公平的競爭,特別是對知識產權強有力的保護,來創造一個激發創新的市場環境。其中,政府所創造的營商環境至關重要,還有相當大的制度紅利可以釋放出來,從而在創新的層面上應對美國的挑戰。
在營商環境的優化中,商事登記改革還有巨大的潛力可挖。按照世界銀行的評估標準,我國新註冊一家企業的平均登記時間還需要20多天,較之只要一兩天的國家還有較大距離。不僅如此,很多企業拿到營業執照後,還要辦理很多行業準入,實際上有執照而不能營業,眾多隱性的行業準入門檻還需要消除。因而有必要以國際先進標準為參照,更加大幅縮短商事登記時間。
以行業準入為主要手段的縱向產業政策也必須加快改革,更好地實行負面清單管理,一般不應有基於身份的行業準入限制,讓資源能真正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市場主體,從而大大提高資源產出的效率。在橫向的產業政策中,諸如創新補貼等政策措施,也應對所有的市場主體一視同仁,讓市場主體的經營績效純粹以自身的經營能力為依照,而不是依靠各種補貼。這樣的營商環境,能夠讓各類市場主體在公平競爭中實現優勝劣汰。
更多利用競爭政策來驅動中國未來的發展,特別有利於市場主體發現新的需求,也能更加精準地使供給與需求相互匹配,從而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實際上質量的核心定義就是滿足需要,只有在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中,供給方才能專註地去基於市場需求的發現來提高質量水平。同樣,消費者也只有在公平的競爭環境中,才能實現“消費者主權”,也就是通過自由的選擇來淘汰那些劣質產品,從而實現優質產品的利潤紅利。更加公平高效的營商環境,不僅可以保持我國現有產業的競爭優勢,也會促進高新技術產業更好發展,從而回擊美國的挑戰。
每一次的危機都有可能是一次新機遇。中國改革開放的整個過程,可以說就是在一次次危機的挑戰中發現新機遇的過程。在這次的貿易危機中,實際上也蘊藏著中國發展的重大機遇,那就是通過更加開放的競爭環境的建立,進一步提升中國企業的競爭力,強化中國消費升級的帶動效應,加快中國經濟轉向高質量發展的歷史進程。
(作者系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宏觀質量管理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主任)
日前,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促進“互聯網+醫療健康”發展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就促進互聯網與醫療健康深度融合發展作出部署。
近年來,“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新模式新業態蓬勃發展,健康醫療大數據加快推廣應用,為方便群眾看病就醫、提升醫療服務質量效率、增強經濟發展新動能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也遇到一些新情況,需要及時加以規範引導。
《意見》指出,要深入貫徹落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推進實施健康中國戰略,提升醫療衛生現代化管理水平,優化資源配置,創新服務模式,提高服務效率,降低服務成本,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醫療衛生健康需求。要突出包容審慎、鼓勵創新的政策導向,鼓勵醫療機構運用“互聯網+”優化現有醫療服務,“做優存量”;推動互聯網與醫療健康深度融合,“做大增量”,豐富服務供給。
《意見》提出了促進互聯網與醫療健康深度融合發展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一是健全“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體系。從發展“互聯網+”醫療服務,創新“互聯網+”公共衛生服務,優化“互聯網+”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完善“互聯網+”藥品供應保障服務,推進“互聯網+”醫療保障結算服務,加強“互聯網+”醫學教育和科普服務,推進“互聯網+”人工智能應用服務等七個方面,推動互聯網與醫療健康服務融合發展。二是完善“互聯網+醫療健康”支撐體系。加快實現醫療健康信息互通共享,健全“互聯網+醫療健康”標準體系,提高醫院管理和便民服務水平,提升醫療機構基礎設施保障能力,及時制訂完善相關配套政策。三是加強行業監管和安全保障。強化醫療質量監管,保障數據安全。
《意見》強調,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結合工作實際,及時出臺配套政策措施,確保各項部署落到實處。中西部地區、農村貧困地區、偏遠邊疆地區要因地制宜,積極發展“互聯網+醫療健康”,引入優質醫療資源,提高醫療健康服務的可及性。
4月25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再推7項減稅措施,其中有5項與鼓勵科技創新直接相關,既涉及企業層面,也涉及個人層面,這是我國落實建設創新型國家的重要舉措。一方面健全科技創新稅收激勵政策體系,另一方面啟動個人創新驅動稅收激勵,這將有利於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
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限額增大
此次政策調整將一般企業的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限額與高新技術企業的限額統一,從2.5%提高至8%。表面上看,該項政策似乎與高新技術無關,實質上這是一項個人創新驅動舉措。
科技成果的產生源於人力資本,而人力資本的形成主要來源於教育與培訓,初級勞動力有了知識技能的投入才可形成人力資本。長期以來,經濟學的研究已經多次證明了人力資本對於經濟增長的貢獻,而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的實踐也證明了,我國人力資本對於促進經濟增長以及社會進步的卓越貢獻。正是因為我國從人口紅利發展成為了人才紅利,才形成了令世界矚目的增長及進步。因此,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在資本要素投入回報遞減的前提下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由於教育及培訓對於促進人力資本形成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從個人創新驅動去看,無疑教育及培訓至關重要。此次將職工教育經費稅前扣除的限額提高了兩倍多,而職工教育經費項目最為核心的內容是培訓支出,因此,該項政策的出臺對於促進人力資本的形成及發展十分有利。根據該項政策,企業職工教育經費支出越大,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的金額便越大,所產生的抵稅效應便越大。因此,企業如果希望減稅,可加大職工教育經費的支出,並且當年超過工資總額8%限額的部分還可以無限期結轉至以後年度進行抵扣。
在此政策的激勵下,有些企業會增大培訓費支出,甚至會制定一些長期的人才培養計劃,這將促進我國整個社會的人力資本形成,有利於我國人力資本要素的積累。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會以減少社會資源耗費以及不造成環境破壞為前提,其應成為新時期我國下一輪經濟增長的核心要素。
當然,人力資本的形成對於科技成果的形成及轉換也有積極意義。
科技成果是人力資本價值的體現,只有社會積累了更多的人力資本,才能形成更多的科技成果並使之轉換成生產力。該項政策與此前出臺的對依法批準設立的非營利性科研機構、高校等單位的科技人員,通過科研與技術開發所創造的專利技術、計算機軟件著作權、生物醫藥新品種等職務創新成果,采取轉讓、許可方式進行成果轉化的,在相關單位取得轉化收入後三年內發放的現金激勵,減半計入科技人員當月個人工資薪金所得計征個稅的政策,均為個人創新驅動的稅收激勵,有助於我國建設創新型國家。
提高研發設備費用化的上限
此次政策中將享受當年一次性稅前扣除優惠的企業新購進研發儀器、設備單位價值上限,從100萬元提高到500萬元。該舉措主要作用在於提高研發設備費用化的上限。設備資本化與費用化的差異在於,資本化需要通過折舊的方式若幹年才能在企業所得稅稅前抵扣完設備的價值,但費用化則購買設備的當年即可將設備價值在稅前扣除。由於貨幣是有時間價值的,設備的價值越早扣除完,其產生的抵稅效應便越大。
該項政策與設備的加速折舊政策具有異曲同工之效。近年來,許多國家均推動減稅,具體舉措往往將固定資產的費用化範圍進一步擴大。我國也積極推動減稅促進經濟增長,因此,將研發設備費用化的上限提高,使更多的研發設備納入加速扣除的範圍,既與世界稅制改革的趨勢趨同,也體現出針對性。我國此項政策並非普惠制,並非企業購買任何固定資產均可享受政策的優惠,僅是購買用於研發的儀器、設備才適用,對科技研發的激勵導向十分明確。
境外研發費用允許加計扣除
所謂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是指為了鼓勵企業科技創新、必須引導企業進行更多的研發費用投入,因此對於企業實際支出的研發費用,在允許據實扣除的基礎上,額外增加50%的加計扣除。那麽企業的研發支出在企業所得稅扣除的金額大於其實際投入的研發支出,從而產生更大的抵稅效應,降低企業的稅收負擔,從而達到預期鼓勵科技創新的目標。
另一方面,科技型企業的稅負降低了,其自有資金及留存利潤便會增加,便可擁有更多的可支配資金去再投資於科技領域,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我國的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政策分為費用化及資本化兩類,費用化即在研發支出的當年扣除,而資本化則意味著形成無形資產後、按照企業所得稅的無形資產法定折舊年限10年,將該筆研發費用加計50%扣除完。考慮貨幣的時間價值後,後者所產生的抵稅稍弱。
但根據我國原有的稅法,不允許境外研發支出在企業所得稅中加計扣除,這也是出於保護自有知識產權、鼓勵境內研發的目的。但是,我們必須看到,雖然我國科技水平突飛猛進,但仍有不少領域尚未處在世界領先水平,例如前段時間備受社會關註的集成電路就是其一,因此允許企業走出去、到科技最為發達的國家去設立研發機構,並利用東道國科研人員的研究力量,及時學習及分享到最新的研究成果,並使之盡快轉化為生產力,是科技興國中可使用的途徑之一。
因此,此次我國將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範圍擴大到了境外,對於一些企業來說是十分有利的。一方面其研發成本可以享受同等稅收待遇,另一方面,如果東道國不但科技發達、稅負還較輕,則企業可以降低境內外的稅收負擔。
科技企業延長虧損彌補期限
政策中還提到將高新技術企業和科技型中小企業虧損結轉年限由5年延長至10年。所謂虧損結轉主要是考慮到企業的持續經營,由於並不能確保每年均盈利,但根據企業所得稅法盈利的年度必須繳納企業所得稅,因此為了均衡企業的稅收負擔,稅法允許虧損的企業從虧損的次年開始連續5年用這5年的盈利來彌補5年前的虧損。
該項政策雖也發揮了一定作用,但由於每個企業的生命周期不一,經營發展的規律不一,因此有時會造成企業前期所發生的虧損後期無法彌補的情況,因為其超過了5年的彌補期限。無法彌補的虧損最終無法稅前扣除,造成增加了企業的稅收負擔。因此,延長虧損彌補期限對於企業是有利的。
此次政策延長科技企業的虧損彌補期限,主要考慮到科技企業的研發周期較長,並且大量研發成本在企業初創期或萌芽期產生,而企業有可能到成長期才產生利潤,因此虧損彌補延長至10年,可以保證有更多科技型企業前期的研發支出等能盡數在稅前扣除。
創投、天使投資抵免覆蓋全國
此次政策調整還規定,將目前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試點的創業投資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投向種子期、初創期科技型企業按投資額70%抵扣應納稅所得額的優惠政策,推廣到全國。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有關優惠政策分別自1月1日和7月1日起執行。
該項政策的著力點在於投資環節,通常科技型企業在種子期、初創期投資風險較高,有可能投入成本很大,但是否能成功具有不確定性。從風險定價的理論去看,往往高風險高收益,因此一些創業投資基金及天使投資基金是願意投資在這些種子期、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的,以期獲得未來更大的回報。
從另一方面去看,許多種子期、初創期的科技型企業雖然擁有非常好的研發思路及創意,甚至擁有專利權等無形資產,但由於創業初期資金實力不夠難以將成果轉化,此時若獲得資金的資助,會有利於其發展壯大。並且,研發投入的初期成本較高,對於中小微企業而言,現金流普遍存在較大困難,因此資金的幫助非常重要。
基於投資者與被投資者雙方均有利的局面看,在政策上必然需要考慮促進創投、天使基金對於科技企業尤其中小科技企業的投資。前期我國已經出臺了相關政策,但僅覆蓋到8個全面創新改革試驗地區和蘇州工業園區試點,此次將該政策覆蓋全國,將十分有利於中小微企業的投資資金的籌集。
當然,促進科技創新的稅收激勵政策還可以做進一步深入,包括科技企業廣為關註的增值稅留抵額退稅的問題,都有待於政策的出臺及明確。(作者系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財稅政策與應用研究所所長)
5月9日,在李克強總理和安倍晉三首相共同見證下,中國商務部鐘山部長與日本經濟產業大臣世耕弘成共同簽署了《關於加強服務貿易合作的備忘錄》,中國國家發展改革委、商務部與日本外務省、經濟產業省共同簽署了《關於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的備忘錄》。
雙方同意成立“雙邊服務貿易合作機制”,積極促進服務領域互利合作。同意加強兩國在第三方市場合作,在中日經濟高層對話機制下設立跨部門的“推進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工作機制”,並與經濟團體共同舉辦“中日第三方市場合作論壇”。
當前,中日經貿合作呈現企穩回升態勢。2017年雙邊貿易重返3000億美元規模,日本對華投資加快回升,中國對日跨境電商、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新經濟模式投資增多,訪日中國大陸遊客超過730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5%。
據央行網站消息,央行行長易綱到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調研並召開小微企業融資情況座談會。易綱強調,要與政府相關部門、中介服務機構等加強溝通、密切協作,主動適應新時代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新要求,緊密圍繞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好小微企業融資支持工作。易綱指出,人民銀行將積極會同有關部門,加快制定出臺促進小微企業融資的相關政策措施。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到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調研並召開小微企業融資情況座談會
為深入貫徹黨的十九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全國金融工作會議精神,落實國務院有關工作部署,研究完善小微企業融資支持政策,中國人民銀行行長、黨委副書記易綱5月29日下午到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調研並主持召開座談會。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潘功勝一同參加調研並出席座談會。北京市政府相關部門、社會團體、部分金融機構和小微企業代表參加座談。
座談會上,人民銀行營業管理部、北京市經濟信息化委和中關村科技園區管理委員會有關負責同誌介紹了北京市小微企業整體發展、支持小微企業融資的政策措施、科技型小微企業主要融資渠道及融資成本等方面情況;中國工商銀行、中國建設銀行北京市分行、北京銀行、中關村銀行等金融機構主要負責同誌圍繞落實小微企業金融服務政策情況,重點就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覆蓋率、融資條件、貸款利率及融資成本等方面情況作了專題發言;中關村企業信用促進會主要負責同誌介紹了完善信用體系建設、服務小微企業融資的有關情況;部分小微企業代表反映了小微企業融資方面面臨的問題。各參會代表還分析了當前小微企業融資服務中存在的突出問題和面臨的主要困難,並提出了意見建議。
易綱在講話中指出,黨中央、國務院始終高度重視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人民銀行等金融管理部門不斷加大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政策引導和支持力度,靈活運用各種貨幣政策工具,推動金融市場產品創新,有效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北京的小微企業發展具有自身產業特點,相關政府部門在支持小微企業、特別是科技型小微企業融資方面,形成了一系列有效做法,金融機構在組織、機制和產品創新方面也取得了積極成效。
易綱強調,小微企業在承載“創新、創業”、保障就業民生等方面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金融部門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從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高度去理解和認識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的重要意義。同時,做好小微企業金融服務工作,也是金融服務實體經濟、防範化解重大風險的根本要求。要與政府相關部門、中介服務機構等加強溝通、密切協作,主動適應新時代下小微企業金融服務的新要求,緊密圍繞服務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好小微企業融資支持工作。
易綱指出,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需要大家共同努力,人民銀行將按照黨中央、國務院的決策部署,積極會同有關部門,加快制定出臺促進小微企業融資的相關政策措施。
人民銀行辦公廳、貨幣政策司、金融市場司和營業管理部主要負責同誌參加調研和座談。
6月14日,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董事長兼總經理屠光紹在陸家嘴論壇上表示,全球經濟增長要靠投資,特別是FDI(外商直接投資)的支撐,進一步促進全球FDI的穩定增長,需要有全球共識。
“在當前貿易摩擦的情況下,通過FDI跨境的投資可以減少在進出口貿易上的摩擦,所以,FDI對於經濟增長至關重要。”屠光紹表示,FDI不光是能夠通過跨境的投資進行全球的資源配置,改善全球的資本流動的狀況和結構,在面臨著新一輪經濟結構和產業結構的調整時,通過加快促進全球產業投資,也能支撐產業結構調整,更好地形成全球性的產業鏈。
根據聯合國貿易和發展組織的統計數據,2017年全球FDI比2016年下降了23%。這已是全球FDI連續三年同比下降。
中國商務部近期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4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FDI)436億美元,同比增長2%,折合人民幣2867.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0.1%。其中,中國4月FDI為90.9億美元,同比增長1.9%,折合人民幣592.4億元,同比下降1.1%。
對此,屠光紹表示,一方面是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各國特別關註跨境投資的增長吸引外資,各個國家都在制定一系列吸引外資的政策;另一方面,在制定吸引外資的政策的同時,有些國家又在制定一些不利於跨境投資的政策。
在屠光紹看來,全球FDI的下降主要來自發達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相比,美國、歐洲的數量都是下降的,但新興經濟體還保持基本穩定的增長。這就說明全球貿易保護對投資的限制,已經對於全球跨境資本的流動,特別是FDI造成一定的影響。“這樣的影響如果繼續發展下去,極不利於全球資本的流動,會給下一步經濟增長帶來負面的作用。”他稱。
怎樣進一步促進全球FDI的穩定增長?屠光紹認為,需要有全球共識,特別是有些國家在促進FDI全球跨境資本流動方面要有開放的心態,同時要有積極的措施。從全球範圍來說需要關註以下三方面:
第一,盡快促進全球投資協定建立。目前全球投資的協定主要以雙邊和多邊為主,進程非常緩慢,比如2017年撤銷的雙邊或者多邊投資協定數目已經大於新建的立雙邊、多邊投資協定。
第二,要更加註重投資環境、營商環境的打造。這需要更多地采取有力措施,為全球跨境資本的流動特別是吸引FDI創造更好的環境。
第三,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新經濟的發展需要與產業政策、投資政策更好地融合。中國在推進全球跨境投資方面已經做出了積極的表率,無論是“一帶一路”倡議,還是宣布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從中央政府到地方都推出了一系列改善營商環境的舉措。
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8月20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劉鶴主持會議並講話。會議分別聽取了工業和信息化部關於中小企業總體發展情況,全國工商聯、中國人民銀行關於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財政部關於落實財稅支持政策,商務部關於進出口情況的匯報,領導小組其他成員單位負責同誌作了發言。愛博諾德醫療科技公司董事長解江冰、上海金陵電機公司總經理顧偉民、時代集團總裁王小蘭、隆基綠能科技公司董事長鐘寶申、興發集團董事長李國璋應邀參加會議並發言。
會議指出,要充分認識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性。目前,我國中小企業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貢獻了50%以上的稅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術創新,80%以上的城鎮勞動就業,90%以上的企業數量,是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生力軍,是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礎,是擴大就業、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撐,是企業家精神的重要發源地。做好中小企業工作,對穩就業、穩金融、穩投資、穩外資、穩外貿、穩預期,增強經濟長期競爭力都具有重要意義。
會議強調,要抓緊解決當前中小企業發展中的突出問題。要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對國有和民營經濟一視同仁,對大中小企業平等對待,把工作重點放到為企業發展創造環境上來。要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加快體制創新和技術創新,健全激勵機制,強化貨幣信貸政策傳導,緩解融資難融資貴問題。要完善資本市場,拓寬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渠道,更好滿足融資需求。要提高財稅政策支持精準度,做好稅費減免、融資擔保等工作,確保已出臺政策落地見效。要完善中介服務體系,提升服務質量和水平。要加強產權和知識產權保護,加大執法力度,提高違法成本,保護中小企業創新研發成果。要大力弘揚企業家精神,健全有效保護機制,為企業家成長創造良好環境。
會議指出,實現中小企業高質量發展,要在提高企業的專業化能力和水平上下功夫。中小企業要堅持聚焦主業、打造優勢、以質取勝、規範經營、勇於創新,走“專精特新”發展之路。國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要切實負起責任,各地要提高認識,加強組織保障和監督問責,切實抓好政策落實,滿腔熱忱地支持中小企業健康發展,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做出新的更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