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躍居國內中歐班列開行數量首位之後,成都到歐洲的蓉歐快鐵今年開行數量將再次翻番,計劃達到1000列,2020年達到2000列。
3月1日,在成都市政府新聞辦專題新聞發布會上,成都市政府秘書長、新聞發言人張正紅表示,力爭到2020年,成都鐵路集裝箱吞吐量超過120萬標箱,其中國際集裝箱吞吐量50萬標箱,全面建成“多式集合、智能現代、服務便捷”的國內國際鐵路第一港。
蓉歐快鐵2013年正式運營,按照每周一班的頻率定期發運到波蘭羅茲,線路全長9826公里。運行時間初期為14天,後縮短至11天,這是國內直達歐洲時間最短、最早承諾定期開行且冬季不停運、率先采用全程EDI電子通關的中歐班列。
為破解因本地外向型經濟欠發達造成的腹地貨源供給不足的難題,成都主動牽手東部沿海港口城市,共同打造貫通泛歐泛亞地區的新亞歐大陸橋。
2015年8月16日,廈門至成都“廈蓉歐”班列首次開通後,深圳、寧波、昆明、南寧、上海、武漢、廣州等國內樞紐城市至成都的互聯互通班列相繼開通,“蓉歐快鐵”的國內市場腹地大幅拓展。2015年8月18日,首趟返程班列從波蘭羅茲發車,“蓉歐快鐵”正式實現雙向運行。
在此基礎上,成都市政府進一步提出要大力實施“蓉歐+”戰略,把成都建設成為聯通歐洲、泛亞的橋頭堡。
張正紅介紹,“+”是“蓉歐”的拓展延伸,其內涵是推動“蓉歐+”戰略在節點、樞紐、腹地、產業等方面的全方位拓展,最終目標是“+制造、+貿易、+物流、+金融、+信息”,統籌推進物流業、服務業、制造業“三業並舉”。通過通道經濟、樞紐經濟的價值疊加,使“蓉歐+”發揮了“蓉歐×”的倍增效應,推動了成都更快更好融入經濟全球化。
在這一戰略的推動下,2015年10月12日、2016年3月19日,德國紐倫堡、荷蘭蒂爾堡站點相繼開通,“蓉歐快鐵”國際市場腹地向歐洲樞紐城市迅速拓展延伸,並在2016年實現了“天天一班”。
張正紅介紹說,中歐班列“蓉歐快鐵”量能快速提升,初步形成北線至莫斯科、中線至羅茲、南線至伊斯坦布爾三線並行格局,實現“天天有班列”目標,開行量由2013年的31列、2014年的45列、2015年的103列一躍增加到2016年的460列,開行數量躍居國內首位,占國內中歐班列總量的26%,發運貨物總價值超過13億美元。中亞班列同步開行共60列,以成都為中轉樞紐的對歐貿易貨物接續服務能力大幅提升。
“蓉歐+”戰略的實施帶動成都全方位立體口岸開放體系建設。去年鐵路保稅物流中心(B型)封關運營,整車進口口岸順利完成五批次全程測試,肉類進口口岸正式運營並實現國內首次通過國際鐵路運輸方式直接進口歐洲高品質肉類產品,空運水果進境指定口岸正式運行並實現國內首批波蘭水果進口,政府購買鐵路和航空口岸操作服務已全面實施。
張正紅表示,力爭到2020年,蓉歐快鐵國際班列年度開行量達到2000列以上,依托成都、波蘭羅茲、俄羅斯莫斯科、哈薩克斯坦阿拉木圖、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等5個境內外樞紐節點,建成德國漢堡、法國里昂、匈牙利布達佩斯、伊朗德黑蘭、越南河內等10處以上境外分撥轉運中心,設立波蘭華沙、英國倫敦、俄羅斯莫斯科、土耳其伊斯坦布爾等10處以上境外代表處(辦事處),穩定開行成都到上海、深圳、天津、青島等15個以上樞紐節點城市的國內互聯互通班列。
3月2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宣布正式批準13個新成員的申請,這是2016年1月正式開業運作的亞投行在57個創始成員基礎上首次擴容,成員總規模達到70個。
目前,從成員規模上來看,亞投行已經成為僅次於世界銀行的全球第二大多邊開發機構,超過了歐洲複興開發銀行和亞洲開發銀行各67個成員的規模。
此次擴容新批準的13個意向成員包括5個域內成員和8個非域內成員。域內成員分別是阿富汗、亞美尼亞、斐濟、中國香港和東帝汶;非域內成員分別是比利時、加拿大、埃塞、匈牙利、愛爾蘭、秘魯、蘇丹和委內瑞拉。
亞投行行長金立群表示,世界各國加入亞投行的興趣再次印證了亞投行作為一個國際機構成立以來所取得的顯著而快速的進展。“我很自豪地(看到)亞投行目前的成員已經覆蓋全球各個大洲。”
金立群還介紹,預計今年晚些時候亞投行理事會將考慮進一步的成員申請。
根據亞投行的章程,當前獲批的13個意向成員在完成其內部要求的程序並向亞投行交付初始資本金後,才會正式加入亞投行。新的意向成員的股份來自亞投行此前未分配的股權池。
2016年,亞投行批準貸款達到17.3億美元,支持了巴基斯坦、孟加拉國、塔吉克斯坦、印度尼西亞、緬甸、阿塞拜疆和也門7個國家的9個基礎設施項目,涉及能源、交通、民生等多個領域。
在亞投行第一年完成的融資項目中,有多個是與世界銀行、亞開行、歐洲複興開發銀行等已有國際多邊開發機構聯合融資的項目。由此,也打破了亞投行成立之初外界對其與已有機構潛在競爭關系的擔心。
金立群3月21日在中國發展高層論壇的演講中特意感謝亞開行、世行等機構對亞投行籌建和運作以來的支持和幫助。他直言:“沒有世界銀行、亞開行的支持,亞投行沒辦法拿出現在的成績單。”
亞洲開發銀行(下稱“亞開行”)副行長格羅夫在接受第一財經等媒體群訪時表示,不擔心中國經濟放緩,中國正在進行結構調整以提升發展質量。亞開行將繼續與亞投行開展合作,以滿足亞洲巨大的投資需求。
格羅夫表示,經濟放緩的過程對於任何經濟體而言都是正常的。隨著國家的發展,肯定會逐漸放緩。所以根本不擔心這種放緩,這種結構調整是健康的,是正確的方向。很高興看到中國宏觀經濟的管理者很好地把握方向。
“目前要關註和解決的是增長的質量問題,需要研究對策以確保弱勢的社會群體沒有被忽視,也可以獲得教育醫療等服務,中國所需要的就是這樣的發展。”格羅夫說。
格羅夫介紹,之前和中國的合作大多是大型的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而現在很多項目是基礎設施之外的比如環境,水質量、醫療、養老等不同的投資領域,這些跟以前非常不一樣。中國政府認識到了提高自身發展的質量。
23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批準加拿大、中國香港等13個新成員加入,亞投行成員數量達到70個,超過了擁有67個成員的亞開行,成員規模僅次於世界銀行。
對此,格羅夫表示,亞開行和亞投行不存在競爭關系。“我們都是成員性質的機構,亞投行有更多的成員要貢獻資本才能快速地發展。就合作而言,我們有諒解備忘錄,還有工作層面的緊密合作,從亞投行一開始就合作,我們有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的合作項目,還有新的項目是和亞投行共同融資,我認為以後的合作前景非常光明,期待進一步加強合作。”
他表示,亞開行和亞投行不是誰發展快、誰發展慢的競爭關系,最終是鑒於巨大的投資需求,亞開行既歡迎現有的多邊機構,也歡迎這些機構的成員,去彌補投資方面巨大的缺口。
談到“一帶一路”建設,格羅夫認為這是一個宏偉的目標,非常支持區域合作和一體化的發展。未來亞洲整體的發展取決於各經濟能否進一步融合在一起。基礎設施是重要的一方面,亞開行長期以來支持區域合作,比如有大湄公河區域、東南亞、中亞區域合作的計劃。
格羅夫表示,中國是大湄公河經濟合作項目的成員,也是中亞經濟合作的成員,今後要將這些項目融合在一起,就“一帶一路”而言,可以將這樣的經驗推廣到各個領域,進一步支持亞洲地區的一體化發展。
亞開行發布的《滿足亞洲基礎設施需求》報告指出,盡管最近十年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大幅增加,但仍有4億人口無法使用電力,3億人口缺乏清潔飲用水,15億人口沒有基本的衛生環境,基礎設施缺口仍非常大。
報告估算,從2016年到2030年,亞洲每年需保持1.7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規模,是現有8810億美元投資規模的兩倍。在全部26萬億美元投資總規模中,電力領域需要14.7萬億美元,交通8.4萬億美元,通訊2.3萬億美元,用水和清潔8000億美元。
距離2006年銀監會放寬村鎮銀行準入至今,經歷了十年發展歷程的村鎮銀行正面臨越來越尷尬的境地。
資產回報率低,不良貸款居高不下,利潤大面積虧損,讓村鎮銀行從設立之初的香餑餑,走到如今被“清倉”甩賣的境地。
3月20日,國開行在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下稱“北金所”)公開掛牌轉讓其所持有的15家村鎮銀行全部股權,轉讓總價接近12億元,涉及資產超過164億元。迄今為止,國開行發起成立了15家村鎮銀行,如果此次轉讓順利完成,國開行將完全退出村鎮銀行。
不僅如此,在此之前,對村鎮銀行態度積極的商業銀行,也已開始“脫手”村鎮銀行股權,其中還包括外資銀行。公開信息顯示,早在2016年初,就有主發起行公開轉讓持有的雲南、四川、內蒙古等地的村鎮銀行股權。
國開行此次轉讓股權的15家村鎮銀行,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區,其中8家在2016年出現虧損,虧損總額接近3億元。根據公開信息,即便在珠三角、北京等經濟發達地區,一些規模較大的村鎮銀行同樣也面臨虧損困境。業內人士認為,資產回報率低,不良貸款高企,始終困擾著村鎮銀行。
發起行“甩賣”村鎮銀行股權
公開信息顯示,僅僅3月20日這一天,就有 15家村鎮銀行的股權在北金所集中掛牌轉讓,而且是清倉式全部轉讓,涉及湖北、四川、甘肅、深圳等十四個省市和地區。
掛牌轉讓股權的15家村鎮銀行股東名單中均有國開行,其中14家,國開行還是第一大股東。除了四川北川富民村鎮銀行持股比例為20%以外,其余14家中,國開行持股超過51%的共11家,其中,持股比例75%的一家,55.56%、55.28%的各一家,國開行持股51%的最多,共計8家,均處於絕對控股股東地位。而剩余的3家,持股比例也分別達到45%、35%、30%。
第一財經記者統計發現,截至2016年6月底,上述國開行掛牌轉讓的村鎮銀行,資產總額達到164.3億元,資產規模最大的達到29.8億元。而轉讓的股權掛牌價累計達到11.97億元。但不同銀行之間,轉讓價格相差懸殊,最低的掛牌價僅為1028萬元,最高的則為1.43億元。
對待村鎮銀行的態度,十年前的國開行相對積極。2006年底,銀監會《關於調整放寬農村地區銀行業金融機構準入政策、更好支持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幹意見》出臺,2007年初,國開行在甘肅涇川成立了其第一家村鎮銀行。此後,陸續在四川、湖北、吉林、青海、深圳等地發起成立多家村鎮銀行。年報信息顯示,截至2015年底,國開行控股村鎮銀行13家,參股2家。此次將股權全部轉讓,表明國開行將徹底退出村鎮銀行領域。
而退出村鎮銀行的商業銀行,並不僅僅是國開行。從2012年開始,就有一些村鎮銀行的股東陸續開始轉讓股權。隨著時間推移,一些商業銀行也加入這一行列。除了當初作為發起主力的城商行、農商行,還包括態度積極的外資銀行。
根據某拍賣行發布的拍賣信息,4月20日,將在樂山產權交易中心對樂山商業銀行所持成都蒲江民富村鎮銀行724萬股、130萬股進行拍賣,拍賣價格1100萬元、197萬元。成都蒲江民富村鎮銀行成立於2011年12月,註冊資本7240萬元,樂山商業銀行出資4590萬元,持股比例63.4%。
更早些時候的2016年1月,重慶農村商業銀行(下稱“重慶農商行”)以9291.8萬元的價格,掛牌轉讓其持有的雲南大理渝農商村鎮銀行36%股權。該村鎮銀行成立於2010年12月,註冊資本2億元,重慶農商行持有51%股權。轉讓36%的股權意味著重慶農商行打算放棄控股權。但在2016年2月23日,大理渝農商村鎮銀行36%股權再次在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掛牌,轉讓價格下調至8455.54萬元。
不僅是中資銀行,外資銀行退出村鎮銀行已有先例。根據公開信息,2016年10月,經銀監會批準,渣打銀行將持有的和林格爾渣打村鎮銀行4000萬股股權,全部轉讓給包商銀行。轉讓後,包商銀行持有和林格爾渣打村鎮銀行100%股權。成立於2008年的和林格爾渣打村鎮銀行,註冊資本4000萬元,是渣打銀行發起的第一家村鎮銀行。經營了八年之後,渣打銀行最終放棄了這家村鎮銀行。2016年11月,該行已更名為和林格爾包商村鎮銀行。
村鎮銀行大面積虧損
與公開掛牌轉讓同步披露的業績顯示了國開行名下村鎮銀行的經營狀況並不樂觀,2016年出現大面積虧損。
披露數據顯示,國開行上述15家村鎮銀行中,8家在2016年上半年處於虧損狀態,占比超過一半,虧損總額接近3億元。其中,虧損最多的是湖北宜城國開村鎮銀行,2016年上半年凈利潤為虧損7061萬元,達拉特國開村鎮銀行同期虧損5009萬元。
除此之外,吉林鎮賚、四川巴中、青海大通三家村鎮銀行同期分別虧損4402萬元、4666萬元、4321萬元,其余3家國開村鎮銀行則共計虧損近4200萬元。最早成立的甘肅涇川國開村鎮銀行,2016年上半年虧損額為1912萬元,而同期其凈資產僅1840萬元。
與此同時,國開行控股的部分村鎮銀行2016年還出現了總資產大幅下滑的情況。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底,北京通州國開村鎮銀行總資產22.6億元,總負債21.26億元,但到了2016年6月底,該行總資產僅為9.67億元,減少了近13億元,總負債為8.32億元,減少12.94億元。
對於退出村鎮銀行的原因,國開行並未說明。該行近期曾對媒體表示,轉讓村鎮銀行,有三點意義:利於貫徹國家“三農”和小微金融政策要求;已具備市場化退出條件;監管支持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規模化、集約化收購其他村鎮銀行主發起行的股權,有利於批量化擴大村鎮銀行的規模。
根據銀監會統計數據,截至2016年底,全國已組建村鎮銀行1519家,總資產達到1.23萬億元,貸款余額7021億元。村鎮銀行虧損也並非個別案例,這是困擾村鎮銀行的普遍現象。《中國村鎮銀行發展報告(2016)》數據,2015年全年,全國有254家村鎮銀行經營虧損,虧損面接近20%,其中31家村鎮銀行凈虧損額在1000萬元以上,開業三年以上的110家機構,凈虧損合計達到8.5億元。
由於缺乏完整數據披露,2016年全國村鎮銀行的經營狀況目前尚無法得知。但面對商業銀行凈利潤增長的持續下降,作為銀行業最薄弱的群體,村鎮銀行的情況可能也不會太樂觀。而大面積虧損的情況,在多家上市公司的年報中已經得到了反應。
友阿股份(002277.SZ)年報顯示,其參股的資興浦發村鎮銀行,註冊資本1.5億元,截至2016年底,總資產22.3億元,凈資產2.1億元,營業收入3951萬元,營業利潤虧損1741萬元,凈利潤虧損1351萬元。而在2015年,該行營業利潤也為虧損148萬元。
不僅是內陸的村鎮銀行,即便是經濟發達地區的村鎮銀行,同樣也存在虧損。資料顯示,中炬高新(600872.SH)參股10%的中山東鳳珠江村鎮銀行,註冊資本1.5億元,2016年營業收入3217萬元,凈利潤為虧損3726萬元。而國開行此次轉讓的北京通州國開村鎮銀行,2016年上半年虧損了119萬元。
資產收益率堪憂
小微企業、個體商戶為主的客戶結構,使得村鎮銀行的貸款利率遠遠高於其他類型的商業銀行。
“如果是商戶信用貸款,年化利率一般都在12%~18%之間,如果是企業,利率會低一些,但也遠遠高於其他銀行。”深圳某村鎮銀行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從表面上來看,村鎮銀行業務的高風險屬性帶來了高回報,但實際上,村鎮銀行的資產回報率普遍低於行業平均水平。
根據《中國村鎮銀行發展報告(2016)》數據,2016年第一季度,全國村鎮銀行資產利潤率和資本利潤率,分別只有1.11%和8.32%,顯著低於商業銀行1.19%和15.96%的平均水平。四川銀監局2017年3月曾披露,其轄區村鎮銀行資產利潤率0.95%,資本利潤率8.97%。
“前幾年,一些情況好的村鎮銀行,資產回報率可以達到1.4%~1.7%,現在很多估計都達不到了。”華南某村鎮銀行人士說,在行業資產回報率普遍下滑的情況下,村鎮銀行也不例外。
根據禦銀股份(002177.SZ)披露,其參股的花都稠州村鎮銀行,註冊資本2.5億元,截至2016年6月底,總資產23.1億元,但同期營業收入僅有4295萬元,營業利潤696萬元,凈利潤也只有1377萬元。據此推算,其年化資產收益率只有1%左右。
規模更大的深圳寶生村鎮銀行也是如此。根據廣聚能源(000096.SZ)披露,截至2016年6月底,深圳寶生村鎮銀行總資產已達65.4億元,營業收入1.31億元,營業利潤、凈利潤分別只有5616萬元、4120萬元。2015年全年,其凈利潤為8686萬元,年化資產收益率約為1.3%。
之所以出現上述情況,在於村鎮銀行高企的資金成本。上述深圳某村鎮銀行人士說,村鎮銀行貸款利率看起來很高,但吸收存款能力差,在存款利率上限已經取消的情況下,只能以較高的利率吸收存款,大大抵消了利差、息差空間。此外,村鎮銀行沒有理財業務,流動性壓力較大,經常依靠同業拆借、主發起行授信解決,這大大擡高了資金成本。“據我所知,個別村鎮銀行的貸款利率如果低於6%,可能就賺不到錢。”上述深圳某村鎮銀行人士說。
除了資金成本,遠高於同業水平的不良貸款也在吞噬著村鎮銀行的利潤。廣州農商行2015年年報顯示,該行納入並表的村鎮銀行25家,有近半出現虧損。凡是虧損的村鎮銀行不良率幾乎都居高不下。其中,不良率最高的福山珠江村鎮銀行,2015年虧損1169萬元,不良率高達12.81%;三水珠江村鎮銀行同期虧損4606萬元,不良率高達11.18%。此外,還有5家村鎮銀行不良率超過了5%。
整體上,村鎮銀行的不良貸款率要遠遠高於行業平均水平。根據四川銀監局數據,截至2016年底,其轄區村鎮銀行不良貸款率達到2.09%。同期,安徽省包括村鎮銀行在內的小型銀行,不良率達2.48%。
“出現這種情況,主要是村鎮銀行不願意做小額業務,客戶經理胃口都很大,都想著做大客戶,”上述深圳某村鎮銀行人士說,村鎮銀行規模小,大額貸款占比過高,只要出現一筆壞賬,就有可能導致虧損。此外,一些村鎮銀行在管理上也存在問題,貸款審批不審慎,甚至存在腐敗現象也是一個原因。
4月27日據國開行官網消息,國家開發銀行與河北省政府日前在石家莊舉行高層聯席會議並簽署《建設河北雄安新區開發性金融合作備忘錄》。根據備忘錄,雙方將按照優勢互補、合作共贏、依法依規的原則,在新區規劃編制、投融資主體組建、體制機制創新和重大項目融資等方面進一步加強全方位高效務實合作。國開行將發揮“投貸債租證”綜合金融優勢,支持雄安新區對外骨幹交通路網建設、起步區基礎設施建設和產業布局、白洋澱環境綜合治理和生態修複。近期,將提供1300億元資金支持新區起步區相關工作。
河北省委書記趙克誌,省委副書記、省長許勤,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袁桐利;國開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胡懷邦,黨委副書記、行長鄭之傑出席會議。
趙克誌感謝國開行長期以來對河北省的大力支持。他表示,河北省堅持以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為引領,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的決策部署,堅持先謀後動、規劃引領,按照“世界眼光、國際標準、中國特色、高點定位”的理念和“把每一寸土地規劃得清清楚楚後再開工建設”的要求,做好新區規劃、加強區域管控、創新體制機制,穩紮穩打做好新區開局起步工作。希望國開行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的獨特優勢,為新區規劃建設提供有力金融支持。
胡懷邦感謝河北省對國開行的信任和支持,並表示,作為服務國家戰略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國開行在支持雄安新區規劃建設中負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國開行與河北省在雄安新區謀劃建設方面已經有了很好的合作基礎,目前國開行已成立雄安新區規劃建設領導小組,將進一步發揮開發性金融在重點領域、薄弱環節、關鍵時期的功能和作用,以“規劃先行融智、改革創新融制、市場運作融資”的“三融”方式積極主動開展工作,為新區建設提供全方位服務。國開行將適時在新區設立分支機構,全力滿足新區建設需求。
據介紹,截至2017年3月末,國開行累計向河北省投放貸款超過8000億元;國開行河北分行非個人中長期貸款余額2379.5億元,位居省內同業首位,繼續保持中長期融資主力銀行地位。
4月27日,中行公告稱,當天與國開行簽訂了《股權轉讓協議》,收購國開行在北京金融資產交易所有限公司公開轉讓其持有的15家村鎮銀行(簡稱“目標銀行”)股權。
據中行介紹,此次收購交易金額10.87億元,中行與新加坡淡馬錫下屬的富登金控為聯合收購方,其中中行出資約為人民幣9.78億元。
“本次收購不是‘突發奇想’,這是中行的戰略,準備做大村鎮銀行,可以自己投資也可以並購一批。”中銀富登村鎮銀行集團公司(籌)董事長王曉明表示,下一步中行對村鎮銀行繼續加大投資,通過並購和自建結合“兩條腿”的模式來擴容。
並購、自建“兩條腿”擴容
2011年起,中行與富登金控合作,開始規模化、批量化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去年底中銀富登村鎮銀行(下稱“中銀富登”)完成第一個五年規劃,今年中銀富登村鎮銀行也即將開始新的五年計劃。
中銀富登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末,中行在全國12個省(直轄市)設立82家村鎮銀行和77家支行,其中78%在中西部,33%是國家級貧困縣,成為國內機構數量最多、地域覆蓋範圍最廣的村鎮銀行。
中銀富登在經過5年的摸索之後,批量化發起設立村鎮銀行的商業模式以及社會認可度有所提高,因此在新的五年規劃中,擴大機構的覆蓋面成為主要目標之一。
擴容的方式,就是前面所提及的“兩條腿”走路:“中行將通過並購和自建等方式逐步擴大村鎮銀行機構覆蓋面”。
此次中行和富登金控合作的收購國開行15家村鎮銀行情況來看,收購的村鎮銀行持股比例大部分都在40%以上,僅3家村鎮銀行的股權比例低於40%。收購的北京通州國開村鎮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權比重已經達到67.5%。
數據顯示,從2007年至2011年間,國家開發銀行共發起設立15家村鎮銀行。據統計,截至2016年末,15家村鎮銀行總資產合計164.64億元,累計發放涉農貸款280.29億元,受益農戶26.22萬戶。
“參與收購國開行村鎮銀行符合中銀富登村鎮銀行長期發展戰略,有利於充分發揮村鎮銀行集約管理、規模經營的優勢,提升整體競爭力,鞏固在村鎮銀行領域的行業標桿地位。”中行表示。
王曉明告訴第一財經,收購國開行的15家村鎮銀行股權,是一個契機,看是不是可以“不靠自己生孩子”,即看看中銀富登的商業模式是不是可以改造別的村鎮銀行,而並購後有股權關系更有利於這種“改造”的實現。接手國開行的村鎮銀行後,下一步的事情就是將中銀富登的商業模式融入到這些村鎮銀行當中。
中行也表示,順利接管後,將充分發揮集約管理、規模經營的優勢,把中銀富登村鎮銀行支付手段、產品研發、系統功能等優勢與國開村鎮銀行有機結合,增強並購村鎮銀行的核心競爭力和持續發展能力。
“中行對村鎮銀行領域未來的其他並購機會持積極開放態度。”中行稱。
未來或引入民營資本
中行普惠金融戰略中,中小企業和村鎮銀行是兩大平臺,農村普惠金融的戰略自然在村鎮銀行身上。在5年的發展探索中,中銀富登的確走出了一條“獨特”的發展路徑。
王曉明介紹,中銀富登主要按照“批量化、規模化、標準化、集約化”的方式發起設立村鎮銀行,堅持“支農支小”的定位,形成了有效的管控模式,統一打造了獨立完備的IT系統平臺等。據了解,中銀富登的平均貸款額為24萬,定位“小而散”。
截至2016年底,中銀富登全轄存款余額為202.2億元,較年初增長51.4億元,同比增幅34%。全轄貸款余額為185.1億元,較年初增長32.7億元,同比增幅21%。全轄不良率為1.7%,撥貸比3.55%,撥備覆蓋率209%。
梳理中銀富登的發展路徑顯示:單家村鎮銀行成立初期,經營管理權限較小,總部要分條線對其進行深度幫扶,類似於事業部管理,稱之為1.0模式。成立半年以後,總部要對其業務發展和經營管理水平進行評估,如果符合條件則進入2.0模式,村鎮銀行在風險、財務、人事等方面將享有更大的權限。
值得關註的是,中銀富登正在探索3.0模式,在條件成熟的村鎮銀行吸收更多民營資本進來,進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村鎮銀行將享有充分的經營自主權。
過去的5年發展中,中銀富登股權多元化並沒有推開,大多數是和富登金控合作。對於村鎮銀行成立之初為什麽不引入民營資本,王曉明對第一財經表示,起步階段民營資本過多進入,會導致想法不一樣。現在在中銀富登標準化的運營模式已經有了基礎的情況下,引入民營資本考慮更多的是利於公司治理和解決“本土化”的問題。
早期中銀富登的註冊資本金有一個巧妙的制度設計大部分在4000萬,而行業平均在8000萬左右。如此設定,是因為銀行單一客戶的規模不能超過10%,集團客戶不能超過15%,這樣有利於用資本杠桿的硬約束。如今在養成信貸習慣之後,則用股權多元化的方式來補充資本。
那麽,中銀富登如何來選擇這些民營資本?王曉明告訴第一財經,中銀富登選擇13家村鎮銀行進行試點,引入所在縣域民營企業的股權,能夠更加“與當地融為一體”。對於民營資本的引入,中銀富登也保持審慎的態度,農村金融需要長期的投資人,不希望是短期的投資者。
面對村鎮銀行平均運營成本高,規模效應發揮不足等短板的存在,中銀富登從建立統一IT系統平臺等方面來克服“散”的不足。
例如,統一打造以CRM、CBS、CMS為核心,包括幾十個外圍系統的獨立IT系統平臺,建立了由高素質人員組成的信息科技團隊,既能向各村鎮銀行提供高效、穩定、先進的信息科技系統支持,還將系統研發運維的成本攤薄,有效解決了這一問題。
中銀富登還建立縣域金融大數據平臺,以情景規劃、反欺詐等為突破口,對縣域金融的市場特征、行業特色、企業特點等從定量、定性兩個方面進行研究,為村鎮銀行在客戶營銷、風險管理、內控合規等提供支持。同時,中行作為主要發起行,也承諾給村鎮銀行項目30億元的流動性支持。
5月5日消息,國開行官方網站發布聲明表示,目前不存在金融債“暫停發行”的情況。
聲明稱,近日,個別媒體對國開行金融債發行安排做出不實報道。長期以來,我行根據信貸投放進度及金融市場變化穩妥有序安排發債工作,維護金融市場平穩運行,目前不存在“暫停發行”的情況。國開行將繼續認真貫徹中央精神,按照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紮實做好開發性金融支持實體經濟各項工作,繼續落實“三去一降一補”,助力深化供給側改革,持續精準發力,服務脫貧攻堅、棚改、“一帶一路”等重大任務。
國家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劉勇10日在銀行業例行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在支持我國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方面,國家開發銀行起步早、支持額度大,而且對集成電路產業的發展前景有自己的判斷,將采取多種方式進行支持。
四月以來,受美國制裁中興事件的影響,我國掀起了又一波集成電路產業投資熱潮,湖南、雲南等省市,阿里巴巴、恒大等企業相繼進軍半導體產業。劉勇透露,下一步,國家開發銀行將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發揮開發性金融優勢和作用,加大對集成電路發展的支持力度。
總體來看,我國集成電路產業仍處在發展初期。根據ICinsights的數據,2016年我國集成電路自給率僅10.4%,按我國集成電路產值CAGR28.5%測算,2020年我國的自給率可以達到15%,仍處於較低水平。從進出口數據來看,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金額長期遠高於出口金額,且差額不斷走闊。2017年,我國集成電路進口金額2601億美元,出口金額近669美元,凈進口額高達1932億美元,同比增長16.4%。從進口替代的角度來看,集成電路自主化的意願和需求都極為迫切。
集成電路產品的廣泛應用推動了電子時代的來臨,也成為現代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集成電路行業主要包括集成電路設計業、制造業和封裝測試業,屬於資本與技術密集型行業,業內企業普遍具備較強的技術研發能力、資金實力、客戶資源和產業鏈整合能力。從行業的發展來看技術水平持續提升、新興領域需求提升已成為未來發展的趨勢。
在政策的大力支持下,我國集成電路產業將迎來黃金發展時期。A股市場相關上市公司中東軟載波(300183.SZ)、長川科技(300604.SZ)、士蘭微(600460.SH)以及紫光國微(002049.SZ)等值得關註。
5月10日,國開行相關負責人在銀保監會例行發布會上透露,截止今年一季度末,國開行全行總資產15.55萬億元,貸款余額10.67萬億元,國際業務貸款余額3227億美元,人民幣金融債券余額8.27萬億,不良貸款連續52個季度控制在1%以內。
國開行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院院長劉勇說,在2017年5月召開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上,國開行宣布會提供2500億元等值人民幣專項貸款,其中,1000億等值人民幣用於基礎設施,1000億用於國際產能合作,500億用於金融合作。截至今年3月末,國開行“一帶一路”專項貸款已承諾金額折合人民幣1624億元,占專項貸款的65%,力爭今年全部兌現承諾。到目前為止,國開行已支持了柬埔寨暹粒機場、印尼金光集團紙業板塊收購巴西埃爾多拉多(Eldorado)漿廠、阿曼財政部綜合授信等一批重大基礎設施、產能合作和金融合作項目。
劉勇說,在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過程中,國開行作為境內金融企業中唯一一家國家高端智庫培育單位,充分發揮與國際市場、國際金融組織的聯系和對話合作機制,通過這些合作,用國際語言,國際方式傳播中國在“一帶一路”的聲音,傳播開發性金融機構在服務國家戰略當中的一些做法。
劉勇說,國開行將大力支持國家集成電路產業發展,提供信貸支持。首先,國開行從2005年開始支持集成電路,支持領域涵蓋了設計、制造、封測、裝備材料等全產業鏈各個環節,陸續支持了中芯國際、上海華力、紫光展銳、長電科技、通富微電、中微半導體等骨幹企業,而且在產業波動期仍堅定對企業予以支持,支持中國企業從弱到強,在多個領域填補了產業空白。其次,國開行受托管理國家集成電路產業基金。截至2017年底,累計有效決策項目67個,完成有效承諾額近1200億元,實際出資818億元。最後,開行將以投貸聯動助推產業發展。開行通過“貸款支持+國開發展基金投資”的方式,提供股權和信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