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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孩生育率銳降 為什麽連第一個孩子都不願意生？

在“要不要生二孩”成為熱點話題的同時，中國一孩生育率銳降引起人口學者的關註。多位學者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第一個孩子基本不存在漏報問題，一孩生育率的銳降表明，民眾整體生育意願比較冷淡，全面兩孩政策能在多大程度上提升總和生育率，難言樂觀。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1%人口抽樣調查，一孩次生育率只有0.562，與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0.859、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0.725相比，降幅明顯。一位不便透露姓名的人口學者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盡管已經預料到一孩生育率會走低，但剛看到2015年的一孩次生育率數據時，也有些意外。

“關於總和生育率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幾十年。有些人總是認為存在大量漏報，所以堅持實際的總和生育率要比國家統計局的統計結果高。但是第一個孩子漏報的可能性很小，它跟實際總和生育率有很高的相關性。這是個非常值得警醒的信號。”這位學者稱。

從人口學上看，一孩生育率反映了沒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現實，與總和生育率平行變化，二者直線正相關。根據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學者的研究，美國1970年到2014年間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的相關系數高達0.95。新加坡1974年到2015年的一孩生育率與總和生育率的相關系數高達0.96。

即使是在實行了四十多年獨生子女政策的中國，第一個孩子的生育率相對獨立，不受生育政策的影響，而是與社會、經濟、文化發展水平相關。

另一位長期研究中國人口的學者認為，一孩生育率偏低，根源是在於，長達三十多年的獨生子女政策，改變了人們的生育觀念，少生的文化已經成為大眾心理。同時，中國的經濟模式、社會制度、城市規劃都是圍繞著獨生子女政策進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慣性，而且形成了經濟慣性，很難改變。

從目前中國已經進行的多項生育意願調查看，中國人整體生育意願的確很低。2010年、2011年《中國綜合社會調查》顯示20～44歲婦女平均理想子女數只有1.78個、1.88個。2013年國家衛計委在29個省的調查顯示，20～44歲婦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數只有1.93個 。

從生育意願到生育行為還有巨大的落差。根據人口學研究，實際生育率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數的50-70%，比如日本1992-2010年平均理想子女數是2.53個，但是平均實際生育率只有1.37；臺灣地區2015年理想子女數在2個以上，實際生育率只有1.18。

根據騰訊2016年3月做的十萬人生育意願調查，影響人們生育選擇前兩位的因素是經濟壓力大和照看精力不足。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室主任王廣州認為，除了生育意願的走低之外，一孩生育率低跟晚婚、初育時間推遲、不孕不育比例提高有關系。

根據調查，過去二十年，中國的女性的初婚年齡不斷推遲，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已經推遲到30歲以上。同時，初育年齡也從22歲推遲到26歲。由於生育年齡推遲、工作壓力、環境汙染和生活方式等原因，在北京等大城市，不孕率高達18%。除此之外，大城市中的剩女現象、不婚族和丁克族（主動選擇不育）的增加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一孩生育率。

“一孩生育率銳降值得有關部門關註。否則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未來應對老齡化的形勢會更嚴峻。”上述人口學者說。

 

 

發改委：煤價、鋼價都不具備大幅上漲的條件

據發改委網站消息，為進一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上關於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講話精神，落實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工作安排，全面完成2017年“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3月16日，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工作部際聯席會議機制聯合召開全體成員會議。國家發展改革委主任、部際聯席會議召集人何立峰同誌出席會議並作講話。會議傳達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五次會議精神，通報了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2016年工作成效，討論了2017年重點工作分工，研究部署了全年重點工作。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連維良、林念修同誌，部際聯席會議共37個成員單位有關負責同誌和聯絡員出席會議。

會議指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新常態下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的重大創新和根本舉措，是黨中央在全面分析國內經濟階段性特征的基礎上，給出的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治本良方。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十三五”時期經濟工作的主線。在黨中央、國務院的堅強領導下，2016年，各地區各部門著力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均取得了積極進展和成效，這是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總攬全局、科學判斷、正確領導的結果，充分表明這一重大戰略判斷經受了實踐檢驗，符合實際、富有遠見。

會議強調，今年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化之年，去產能、去杠桿、降成本的工作難度會明顯加大，黨中央、國務院已明確各項目標任務，必須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創造性開展工作，不折不扣地抓好貫徹落實。要紮實有效去產能，堅決清理整頓違法違規產能，實現“地條鋼”產能依法依規徹底退出，以更加嚴格的標準堅決淘汰落後產能;全年壓減粗鋼產能5000萬噸左右，退出煤炭產能1.5億噸以上，淘汰、停建、緩建煤電產能5000萬千瓦以上，同時用市場化法治化辦法做好其他產能過剩行業去產能工作。積極穩妥去杠桿，把降低企業杠桿率作為重中之重，促進企業盤活存量資產，推進資產證券化，支持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發展多層次資本市場，加大股權融資力度，強化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財務杠桿約束，逐步將企業負債降到合理水平。多措並舉降成本，加大現有減稅降費力度，全年再減少企業稅負3500億元左右、涉企收費約2000億元;降低各類交易成本特別是制度性交易成本，通過深化改革降低企業用能成本，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推動企業眼睛向內降本增效。

會議指出，近期出現的煤價上漲苗頭，主要是受今年以來用電需求較快增長、火力發電量增加、煤礦節後複產開工不足、地方階段性強化煤礦安全生產檢查致停工停產整頓的煤礦較多等因素的疊加影響;近期鋼價上漲主要是受鋼鐵去產能取得積極成效、鐵礦石價格上漲導致鋼材生產成本增加、市場預期有所改善等影響，這些都是短期的階段性現象。總的看，當前和下階段煤炭、鋼材供應都是有足夠保障的，供大於求的矛盾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煤價、鋼價都不具備大幅上漲的條件。但也要密切關註市場供需變化，加強監測預警，統籌做好去產能與保供應，避免價格大起大落。對於煤炭來說，在煤價仍處於合理區間及以上範圍時，不會出臺減量化生產措施;供暖逐步結束將大幅減少取暖用煤需求，南方來水增加、水電增發、安排清潔能源多發滿發將減少電煤消耗，煤礦複工複產增多等將增加煤炭供應。在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供需關系將趨於寬松，預計煤價將呈現平穩回落態勢。

會議要求，要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認真貫徹好落實好李克強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各項工作任務，真抓實幹，把各項工作抓緊抓實抓細。要充分發揮部際聯席會議機制的作用，調動各方面積極性，形成推進工作的合力，各司其職、壓實責任，確保今年目標任務的順利完成，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

格局上輸了，再努力都不可能贏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不管是財演的，雞湯作家還是企業精英，都忙著給芸芸眾生灌輸一個名詞 -- 財務自由。而從真正意義上來講，有資格且有慾望追求並實現財務自由境界的社會群體，是中產。

俞軍：為什麽多數產品經理都不合格

來源: http://www.iheima.com/top/2017/0516/163142.shtml

來源｜ PMCAFF（ID：pmcaffcom）

文｜阿德

俞軍說去年年底滴滴出行給產品經理們做了新的評級，要求非常嚴格。俞軍眼中，產品經理被分成A、B、C三類。想知道怎麽分？繼續往下看吧。

我知道這種嚴格評級的背後是俞軍老師長期以來對優秀產品經理的思考。作為已經有十年工作經驗的產品經理，我也終於有機會與俞軍老師探討產品經理在成長，天賦，能力，管理等方面的問題。

我會把本次交流的內容和心得整理成文章，分多篇來講，歡迎大家關註PMCAFF的訂閱號。

產品經理是理解世界、講述世界的人

一坐下來我就拋出了近幾年來的對產品經理的一個觀察：從PMCAFF的會員里面來看，4年到5年以上的產品經理其實特別困惑，很多能力並沒有隨著時間漲上去的人原本的預期又不低，而且很多有能力的新人也慢慢上來了，大家對自己的成長還是蠻迷茫的。

話題很快就打開了，“產品經理的成長就是靠一個一個問題的解決，PMCAFF的內容我也會去看，話題確實非常垂直。”俞軍回答道。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對於產品經理來說至關重要。產品經理的成長，能力都圍繞著這個看似簡單的兩件事展開。俞軍認為，優秀的產品經理其實做的也就是兩件事，先理解這個世界，再把他理解的這個世界講述給別人。

優秀產品經理 = 天賦 + 努力 + 機遇

俞軍說，當時百度的第一批產品經理都是他手把手帶出來的，那個時候也沒有現在那麽多豐富的資料、社區資源。在百度的8年時間里，他親手帶過無數的產品經理，把一位優秀產品經理的成長總結成了三個必備要素：天賦、努力和機遇。

從天賦的角度來說，有人會到了P6就漲不上去了，而做到P8以上的產品經理相當程度上會受一些性格上的影響，一般這樣的人在性格上來看會有一種強烈的動機想去把事情做好，發自內心地熱愛做這件事情。

把努力這件事拆開來，里面又包含了兩點，動機是第一重要的點，第二就是妥協能力。

除了天賦和努力這兩點，機遇同樣重要，這里可以解釋為實踐的數量和頻次，越多的實踐、越頻繁的操作，往往的機遇也會越多，所以產品經理的成長就是這樣：天賦+努力+機遇。

還有一個客觀因素就是好的導師，往往扮演這個角色的是你的直接上司。好的產品苗子遇上差的老板，基本也就浪費了。所以如果你是一個管理層級的產品經理，「識人」的能力也就顯得很重要了。

天賦為先：你屬於哪一類產品經理 

俞軍說加入滴滴之後，他有個小目標，希望3年之內幫助滴滴把產品團隊帶到業界一流，3年時間培養一批P9的人才。這個行業中的產品經理其實有很多是不合格的，俞軍的眼中，看一個產品經理的天賦，分A、B、C三類。

C類就是不合格的。這類人群往往邏輯或者性格上存在比較大的缺陷，其實不適合從事這份職業，而且如果你仔細觀察，行業里很多產品經理就屬於C類的，即使是在P8、P9這個層面里，也有這樣的人存在。

為什麽會出現這種情況？因為行業中大多數企業都是由高層去制定這個職級規則，一般制定這個職級規則里面隱含的因素實在太多了，好多企業其實不清楚高階產品經理的專業能力模型，一般都會根據工齡資歷職位或者按照薪酬倒推等等，不是按照真正的專業能力去看的，其實差別很大。

B類屬於基本的邏輯能力合格，但洞察力較低的。他可以通過3、4年時間的鍛煉成為一個熟練的執行者，一般行業內P6這個級別是個門檻吧，B類一般到達P6就很難再升上去了，除非有特別特別好的機遇去帶動你成長，不然基本會維持在這個水準了。只能做執行者、創造突破能力不強的產品經理在行業內還是占一大半的。

A類就是具備洞察力，能推動一個產品突破的。這個人群是這個行業最需要的人群，而且往往跟天賦有很大的關系。俞軍說，按他的觀察對行業中的產品經理做分類，A類也就10%到20%，B類的話差不多一半吧，另外有3成其實是不太適合當產品經理的。

A類人才的核心能力是洞察力

從過去到現在即便是以「創新」著稱的互聯網領域，其實是沒有多少從0到1的直接創新的，今天那些改變我們生活的產品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斷叠代進步的。

雖說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做事，但今天我們要做的所有事情其實都是新的，因為同一個人即使他去競爭對手那里做著一模一樣的產品，因為無數的邊界條件已經變了，他要做的依然是結合所有內部外部的情況找出最優解，怎麽找出最優解？

那一定是你對問題理解地更透徹才能找出最優的答案，才能把事情解決地更好。

所以對於A類的產品經理來說洞察力尤為重要。

俞軍曾經看知乎回答後特招過一個畢業半年的學生到滴滴，因為他認為他洞察力不錯，他認為產品經理到最後比的其實就是洞察能力。

對真正有天賦的產品來說，其實跨行是很容易的，所以對於從其他行業或者崗位轉到產品經理崗的人，俞軍更加註重考察這個人在行業里的洞察力。

也有人要問A類人才的洞察力怎麽修煉？俞軍老師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四個方向，邏輯，視野、同理心和自我否定的能力。

“一般任用產品經理的話，只要邏輯不出錯，會被歸為B類，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出錯，只是在這個人現有的知識體系內不能出錯，因為未知的東西可以教可以學，但是如果這個人在已知領域內還頻頻出錯的話，我會把他直接歸為C類的。”俞軍說。

B類人才進階

好的機遇 = （實踐數量 + 高增長業務 ） X 好導師

如果一個產品經理屬於B類人才，除非有特別好的機遇和歷練他才能進階到A類人才，而實踐的過程中，又非常講究加入的團隊是否有足夠的成長性。

這樣能夠讓人進階的機遇往往都是高風險的，所以這類人就更需要去冒險。如果你做的事情是高成長性的，那麽你加入的最好時機是產品發展的前半段時間。

如果像百度搜索業務或者騰訊的QQ這樣的，聽上去是核心業務，但其實已經很穩定了，所以這已經不屬於高成長性的業務了。

俞軍又提到，“這種機遇其實也有可能存在於比較邊緣性的業務，如果這個業務是高增長的，他就是好機遇，如果他不是高增長的，那它就不是好機遇。”

這里為什麽反複強調高增長呢？

一個原因是產品經理的工作一開始都是假設，然後再去執行驗證，做完了看哪里對哪里不對再總結出來有效的方法論，高增長的產品叠代次數更多，作為產品經理，你得到的實踐驗證也會越多。

另外一個就是到了後面產品數據的數量級很大，這樣的業務會很敏感，哪怕在產品上做一丁點的改動，它也能驗證你對產品的假設是否有價值。

所以我認為好機遇的特征包括：實踐的數量 + 高增長的業務 + 好環境 + 好導師（最好的情況下就是好導師 = 你的直接上司）。

做過產品經理的同學應該都深有體會，產品經理其實特別依賴環境，工程師、其他部門、老板的價值觀各種要素一起配合才能做事情，不然你很難做成一件事情。

運營和產品並不矛盾

俞軍也看過網絡上「五年後產品經理職位會消失」、「產品的時代已經過去，未來是運營的時代」這些言論。他對此也表達了自己的看法。

“產品模型決定的是業務的天花板。比如滴滴，其實就是有移動手機之後，才讓滴滴的這個業務成為可能。一開始滴滴他的價值其實是由有沒有移動手機所決定的。” 

產品模型和用戶價值決定的是產品的天花板，接近天花板的過程，還是要靠各職能包括運營協力，所以是不矛盾的。

體量小的產品，產品改動對於數據的反饋是不大的，但運營隨便搞個活動數據就上竄下跳的，因為產品的天花板是被產品模型所決定的。對於數據體量很大的產品，運營行為就沒有那麽強的拉動能力了。

“大家現在強調運營的重要性，是因為確實當一個產品的模型比較穩定的時候，你能調節的東西比較少的時候，要靠運營改變用戶認知來產生價值的。”俞軍說。

俞軍之前總結的一個公式也能說明這個問題。

用戶價值 =（新體驗 - 舊體驗）- 替代成本

替代成本包括三個，認知成本、獲取成本、使用成本。

新舊體驗差就是一個產品的核心價值，每一個產品的存在，尤其是最後能做大，一定是一開始產品的核心價值就是明顯的。但替代成本決定了產品到底能不能把用戶拉過來，能不能成長。

大公司有時候去做一個新產品特別容易火，因為替換成本低，沒有認知成本，獲取成本也很低，使用成本不會差。

也有很多大公司推的產品不成功，因為替換成本最多降到0，如果（新體驗-舊體驗）核心價值不行，那替換成本再低也沒用。

俞軍說，“運營很大程度上就是降低替換成本的，所謂運營和產品經理，其實職位的重要程度是動態變化的，要根據產品特點和階段來看，這是我的理解。”

我在新浪微博最早期的時候連著加班熬夜好幾天，寫了無數個方案給我的老板，當時我的老板都說不行。我當時攔住我的老板，問為什麽不行？

當時他的回答把我震撼到了。

“不要跟我說你有多辛苦。心到了，手就到了，你的心還沒有到。”

這也正是俞軍老師強調的動機重要性，一位產品經理必須要有強烈把一件事做好的動機。

我們為什麽都不願面對面交談了？

來源: http://www.iheima.com/zixun/2017/0821/164741.shtml

來源 | 思想潮（ID：sixiangchao）

文丨雪莉·特克爾 

編者按：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阻礙我們的交談。只要看到手機，我們就會有所疏離，交談時也沒那麽投入。在屏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

我們因技術變得沈默無聲，當然這並非否定技術進步的意義，而是在提醒我們迫切追求進步的同時，別忘記了自己對新事物的責任。

本文是麻省理工學院社會學教授雪莉·特克爾（Sherry Turkle）著作《重拾交談》內容節選，經思想潮刪節編輯，中信出版社供稿。

同理心日記

 數字時代為什麽更需要對話？

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說話。我們會發短信，發帖子，在網上聊天。身處滿是屏幕的世界，我們甚至覺得更加輕松自在。和家人、朋友、同事或愛人在一起的時候，我們會對著自己的手機，卻不會相互交談。我們都承認，自己寧願發條信息或發封郵件，也不願意見一面或是打個電話。

這種新的媒介化生活已使我們陷入了一種困境。

面對面交流其實是我們所做的最具人性，也是最通人情的事。面對面交談是一種相互間的完整呈現，我們可以學會傾聽，培養同理心，還可以體驗被傾聽和被理解的快樂。另外，交談還能促進我們的自我反思，也就是進行自我對話，這是兒童早期發展的基石，而且會貫穿一生。

但如今我們卻想方設法地避免交談。即使我們時刻保持聯系，也還是躲著對方。因為在屏幕上，我們總是呈現出自己想要展現給他人的一面。當然，任何地方的任何會面都會有這種表演的成分，但是在網上，在我們閑暇時，我們更容易創作、編輯、修改提高。

我們總說“無聊時”會看手機。因為我們已經習慣了時刻與網絡相連，不間斷地獲取信息和娛樂內容。我們總是心不在焉。上課、做禮拜或是開商務會議時，我們會註意自己感興趣的東西，覺得沒意思時就會翻翻手機找點兒好玩兒的。詞典里現在有了個新詞叫作“低頭族”（phubbing），就是指那些在手機上打字的同時還能保持眼神交流的人。我的學生告訴我，他們一直都在這麽做，其實沒那麽難。

我們開始把自己看作同一類人，並且忠於這一群體。在安靜的時刻或是覺得無法抵抗上網的誘惑時，我們會查看手機上的消息。即使是小孩子都寧可發發短信，也不願和朋友們見面聊天——或者說，他們寧願玩手機，也不願花時間遐想。遐想正是他們與思緒獨處的時刻。

這一切都導致我們遠離交談，至少是遠離那些開放式的即興談話。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彼此交流想法，呈現最真實的自己，不隱藏自己的弱點。不過，正是在這種交談中，我們增強了同理心，增進了親密感，社會行為也因此更具有力量。正是通過這樣的交談，教育和商業的創造性合作才得以繁榮。

但是，這樣的交談需要時間和空間，而我們總說自己太忙。在餐桌旁、客廳里，在商務會議上，或者走在街上時，註意力不集中的我們會發現一種新的“寂靜的春天”。這個詞是蕾切爾·卡遜發明的，那時我們隨處可以見到科技變化對環境的危害。現在，我們又意識到了一種新的情況。這次，科技對同理心造成了沖擊。我們發現，即使一部靜音手機都會阻礙我們的交談。只要看到手機，我們就會有所疏離，交談時也沒那麽投入。

盡管此刻的我們面臨嚴峻的形勢，我寫這本書時還是滿懷樂觀之情。一旦意識到問題，我們就可以重新思考自己的行為。當我們開始思考時，交談就在那里，隨時等著我們重拾。數字社會中，人與人日漸疏離，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

在很早之前，我就發現電腦會給人一種陪伴關系不需要友誼的錯覺。後來，隨著編程技術的提高，它會讓人誤以為友誼中不需要親密感。面對面交談時，人們會彼此詢問，但電腦從不這樣做。和人們相處時，如果你註意觀察，知道如何設身處地為他人著想，事情就會朝著最好的方向發展。真正的人需要對方回應他們的感受，並非敷衍了事的隨意一個回應就能打發。

在虛擬世界待得越久，孩子們就越想沈浸其中。相反，與人共處能教會孩子們如何經營感情，起點就是與人交談的能力。這又讓我想到了霍爾布魯克中學老師的擔憂。這里的中學生把更多的時間花在發短信上，他們幾乎沒有什麽面對面的交流。這就意味著，他們失去了培育同理心的機會，失去了學習眼神交流、傾聽和關心他人的機會。交談會帶給我們親密、共享和深交的經歷。重拾交談相當於重新找回我們人類最基本的價值觀。

移動技術及其帶來的所有新奇之物已經在我們的社會中根深蒂固，但現在是時候思考這種技術會如何阻礙我們珍視的其他東西。而在認識到了這一點之後，我們又應該如何采取行動呢？我們可以重新設計技術，改變應用它的方式。

“三把椅子”的良性循環

我們因技術變得沈默無聲，從某種程度上說，我們的“談話能力因此退化”。這種常常在我們的下一代面前表現出的沈默，已經引發了同理心危機，削弱了我們在家里、在公司以及在公共生活中的重要性。針對這一問題，我已說過，最簡單的解決之道就是談話療法。本書闡釋的就是我為什麽贊同交談。

首先，我要請出一個人，很多人都誤以為，他之所以隱居是為了逃避交談。1845年，亨利·戴維·梭羅為了學習如何更“審慎”地生活，遠離人群中那無休無止的嘮叨，搬到了馬薩諸塞州康科德的瓦爾登湖畔的一間小木屋生活。不過，他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所選的家具卻表明，這絕對不是一次簡單的“靜修”。他說，小屋里有“三把椅子，獨處時用一把，交友時用兩把，社交時用三把”。

這三把椅子仿佛良性循環鏈上的三個點，將談話與同理心以及自省能力連接了起來。獨處是我們發現自我的時刻，我們會做好與他人交談的準備，聊聊自己的真實感受。當我們建立了安全感，就能夠傾聽他人的訴求，真正聽到他們不得不說的心事。在與他人交談的過程中，我們會更善於進行內心的對話。

當然，這種良性循環是個理想模式。不過，如果我們認真對待的話，還是會起到效果的。獨處增強了自我安全感，有了安全感，就會增強我們的同理心。之後，與他人的交談為自省提供了豐富的素材。正如獨處時，我們會為與他人交談做好準備一樣，與人交談時，我們能夠學會如何讓獨處更有效率。

技術破壞了這種良性循環。

這種破壞從獨處開始，也就是梭羅的第一把椅子。最近的研究顯示，人們如果獨處，即使只有幾分鐘，他們都會受不了。有一項實驗要求實驗對象安靜地坐著，沒有手機可用，也沒有書可以看，就是安安靜靜地坐15分鐘。實驗開始時，研究人員詢問實驗對象，如果覺得無聊，他們是否會考慮接受電擊。他們表示堅決不會。無論如何，讓自己受不得勁電擊絕對是不可能的。不過，剛剛過了6分鐘，就有不少人願意接受電擊。

這一結果令人震驚，不過從某種程度上說，也並不奇怪。如今，當人們獨自等紅燈或是在超市排隊結賬時，我們會發現他們看上去幾近恐慌，會不自覺地伸手去拿手機。我們已經習慣了時刻與他人聯系起來，孤獨似乎是技術應該解決的問題。

上文提到的良性循環也因此土崩瓦解：因為害怕獨處，我們把註意力都放在了自己身上，與此同時，我們喪失了關註他人的能力。如果找不到自我，我們就會失去施予的信心。

我們也可以從另一種角度來看這個循環：我們過於關註彼此，喪失的則是我們了解自己的能力。

我們正遠離交談，同時也在遠離自省、同理心和良師益友，也就是梭羅那三把椅子所代表的美德。不過，這種遠離並非不可避免。當良性循環被打破時，交談可發揮修補作用。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好的一面。盡管被技術的力量拉扯，但人的適應性也很強。比如，在一次禁止攜帶各種電子產品的夏令營中，僅僅5天的時間，孩子們的同理心就得到了提高。測量標準是：他們看完照片或視頻中人物的面部表情，能否正確判斷他們的情緒。為了研究，我自己也參加過一次禁止攜帶電子產品的夏令營，見證了上文所說的那種適應性。

有一天晚上，一群14歲的男孩在一間小屋中閑聊，聊的是最近一次為期三天的野外徒步旅行。我們可以想象，在不算太久之前，這種徒步旅行最令人興奮的就是“那種艱苦的體驗”，或是欣賞未遭破壞的大自然。如今，這種旅行給人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離開手機的日子。有一個男孩稱：“那段時間你什麽都做不了，只能靜靜思考，和朋友聊天。”還有一個男孩利用小屋里的這次閑談，思考他對安靜的新體會。“人們難道不知道有的時候你可以透過車窗，靜靜地看著時間流逝？這難道不是很美好嗎？”

線上與線下十字路口

有些人可能會問：“為什麽要寫一本關於交談的書？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說話。”有的人會說：“為什麽要提這些負面的東西？你肯定知道網上那些新式的精彩談話吧？”我確實知道。如果沒有臉譜網，我此前就無法與布魯克林216小學六年級的同學們重聚。女兒23歲時雖然在遙遠的西海岸工作，但是短信拉近了她和家的距離。

人們之間的關系大多由線上和線下的互動構成。我們可以發短信示愛，政治辯論和社會活動也可以在網上發起。為什麽不看看這些正面的效應，為什麽不慶祝我們擁有了這些新的交流方式？

因為這是我們在解釋技術帶來的進步時所舉的例子。我們喜歡聽這些正面的消息，因為它們不會阻止我們追求新事物——新的給人安慰的東西，新的令人分心的東西，新的商業形式。我們願意聽這些例子，因為如果它們是唯一重要的事，我們就不用在乎一直存在的其他情感了——我們比以前更孤獨了，孩子的同理心與實際年齡相差得更遠，而全家人吃飯聊天時要想不被打斷也幾乎不可能了。

我們發現自己為了多登錄幾次郵箱，放棄了凝視孩子的眼睛或是花時間和他們交談的機會。如果10年後我們的孩子因此付出了代價，他們害怕孤獨而又對彼此間的依戀關系擔心，我們那時就會集中精力嗎？將這種令人不安的可能性與在臉譜網上建立的友誼或是在推特網上與他人的精彩互動進行比較，是沒有任何意義的。這並不是一個我們可以雙手合十祈禱利大於弊的遊戲。我們要獲得益處，同時要做出必要的改變，這樣我們才不會付出代價，因為任何技術都不值得付出這樣的代價。

交談的“價值主張”

我記得人們第一次接觸聯網的個人計算機是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那時，當人們要打遊戲、寫東西、做電子表格，或是發電子郵件時，才會“來到”電腦旁。電腦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同時帶來了很多新的樂趣。但是，這一切並沒有表明，發短信可能會代替交談。

僅僅幾年後，孩子們就玩起了智能手機、社交媒體和聊天工具。如今，那些孩子已經長大，成為教師、商人、醫生，並已為人父母。

當新一代的人聽到“遠離交談”這個問題時，他們往往會問：“這真的是個問題嗎？發短信或在網上聊天，就不算‘交談’嗎？此外，這種方式傳達的信息也是‘準確無誤’的，這有什麽問題呢？”當我和他們談起開放式交談，有人讓我詳細說明這種交談的“價值主張”。有人告訴我，交談似乎是件“苦差事”，不僅要發出很多邀請，往往還存在著欺騙、瑕疵、失控和無聊。這有什麽值得爭取的嗎？

其實，我們在愛情和工作當中碰到的很多問題都可以通過交談解決。研究顯示，沒有交談，我們的同理心、創造力和滿足感都會減弱，我們與他人的關系也不會那麽緊密。我們正在退化。但是，對於那些伴隨著手機長大的一代人，他們習慣於用手機發短信，研究結果中的那種退化，他們似乎並沒有感受到。在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面對面的交談並不多。

當然，不管哪一代中，都有人明確了解交談的價值，不用他人提醒。但是，即使是這些贊成交談的人往往也會讓我大吃一驚。他們中的很多人似乎都敗下陣來，他們說未來已經超越了他們。一位2009年大學畢業的電影導演告訴我，在他畢業的那年，交談就已經進了墳墓。有些家長給我的印象尤為深刻，他們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吃飯時不要發短信，但在孩子們拿出手機時，他們卻覺得無法反對。他們擔心現在提出忠告為時已晚，還擔心如果自己不接納新事物，就會落後於時代。

我所描述的不僅僅是遠離交談，這種遠離還代表著逃避自己作為良師益友的責任。技術仿佛會施魔法，讓我們忘記了生活的本質。我們將新事物——任何已經過時的新事物——與進步混為一談。不過，在我們迫切追求進步的同時，我們忘記了自己對新事物的責任，對後代子孫的責任。我們應該將自己知道的最珍貴的事情傳遞給下一代：我們應該告訴他們我們的經歷、我們的歷史，和他們分享我們曾經的對與錯。

我們不僅要讓孩子們收起手機，我們自己也要以身作則，收起我們的手機。如果孩子們不學會傾聽，不學會為自己勇敢發聲，不學會如何在課堂或家庭聚餐時與他人交流，那麽他們什麽時候才能學會施與受呢？這是建立友好關系所必需的元素，也是民主社會公民辯論的基礎。要重拾交談，首先要承認用心說話和傾聽是一種技能，是可以學會的。交談需要練習，而這種練習現在就可以開始，在家中、教室里或是公司中都可以開始。

重拾交談的時刻到了

2011年，我的著作《群體性孤獨》（AloneTogether）出版，這本書主要講述了在時刻相連的生活中，我們對彼此的漠視。我知道，我所描述的癥狀大多數人都不想看到。我們為技術著了迷，這種文化氛圍已經形成。像年輕的戀人一樣，我們擔心說太多的話會破壞浪漫的感覺。但現在才過了幾年，氛圍就發生了變化。我們做好了交談的準備。當我們有了手機以後，我們發現自己離孩子、愛人和同事越來越遠。我們要重新考慮“連接得越緊密，就越幸福”這一過於簡單的信仰。

現在，我們可以估量一下溝通之道都逼我們做了些什麽。我們知道處於這樣一個時刻相連的世界，我們的神經處於高度興奮狀態。我們意識到自己渴望那種“永遠在線”的感覺，但這卻成為我們全力以赴、做到最好的絆腳石。所以，我們應該認清楚技術所帶來的一切。

我們意識到，我們需要社交媒體所禁止的那些東西。我在之前那本書中提出了一個正不斷演變的問題，而這本書則是要呼籲大家行動起來。現在是修正航線的時候了。此刻，已經萬事俱備。我們擁有彼此。

三只松鼠開心果黴菌超標被召回！這下公司和吃貨都不開心了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26828

事實上，因被質疑產品質量問題，三只松鼠此前已數次遭消費者起訴。

由開心果引出的食品安全問題，讓IPO路上的休閑食品明星品牌“三只松鼠”有些開心不起來。

8月15日，其某個批次生產的開心果被檢出黴菌值超國家標準規定1.8倍。隨後，三只松鼠發布官方聲明稱，公司主動召回了該批次在售與庫存產品……可能是產品出廠後因存儲、運輸條件控制不當引起黴菌滋生，導致流通環節抽取樣品不合格。

（21世紀經濟報道/圖）

有業內人士表示，作為非全產業鏈的經營休閑食品的企業，三只松鼠許多產品原料由上遊生產商進行生產加工，存儲運輸又由下遊物流承運方負責，三只松鼠應當加強對上下遊的把關。

黴菌因何滋生？

8月15日，國家食藥監總局發布《關於3批次食品不合格情況的通告》，其中天貓超市在天貓（網站）商城銷售的，標稱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三只松鼠）生產的開心果，黴菌檢出值為70CFU/g，比國家標準規定（不超過25CFU/g）高出1.8倍。

據悉，該批次開心果的生產日期為2017年1月22日，規格型號為225g/袋，標稱生產企業地址為安徽省蕪湖市戈江區蕪湖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8月16日，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普通消費者的身份致電三只松鼠客服，客服表示已經對該批次的產品做了全面的檢測，並且已經進行無害化摧毀處理，目前在售產品沒有質量問題，並進一步說明，如果此前購買了開心果產品的消費者還是存有擔心和疑慮的話，三只松鼠可以為顧客辦理退貨退款服務。

（21世紀經濟報道/圖）

黴菌是自然界中常見的真菌，黴菌超標原因可能是加工用原料受黴菌汙染，或者是由於產品存儲、運輸條件控制不當引起滋生。

按照《食品安全國家標準堅果與籽類食品》（GB19300—2014）中規定，熟制堅果與籽類食品黴菌的最大限量值為25CFU/g。對於黴菌超標的原因，三只松鼠在官方聲明中稱，極可能是在產品出廠後因存儲、運輸條件下控制不當引起黴菌滋生，導致流通環節抽取樣品不合格。

對此，記者致電安徽省食藥監局采訪上述事件進展情況，相關工作人員回複“一切以稍後的通稿為準”。

隨後，安徽省食藥監局於8月16日發布通告稱，執法人員詳細檢查了企業上述產品的原輔料驗收記錄、生產記錄、控制記錄、檢驗記錄、出入庫記錄等。經檢查，企業各項記錄保存完整，生產現場未發現違法違規行為。同時查明，企業共生產同批次產 品 115 袋（可追溯編號 ：201701222131JP17012042001006），並已全部銷售，現場無庫存。

（21世紀經濟報道/圖）

上述通報表示，目前，企業依法主動暫停生產不合格食品，排查產品不合格原因。對已銷售不合格食品，企業主動采取召回措施，共計召回不合格產品27袋。食藥監執法人員已對召回的產品全部進行了封存扣押。經企業全面排查，不合格原因極有可能是產品出廠後在存儲、運輸環節因條件控制不當引起。

安徽省食藥監局進一步在通告中表示，針對不合格原因，三只松鼠股份有限公司采取了3項整改和加強措施：即與物流承運方再次明確車輛運輸要求，並在全國各物流倉儲環節開展全面培訓及監督工作；開展全鏈路產品防護培訓工作，進一步完善產品裝卸貨、外箱檢查等一切有助於產品防護工作的作業流程；加強庫內儲存溫濕度控制的管理，定期監測、記錄，責任到人。

多起訴訟尚未了結

事實上，因被質疑產品質量問題，三只松鼠此前已數次遭消費者起訴。

三只松鼠於今年4月21日披露的招股說明書（申報稿）顯示，截至簽署之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存在15起尚未了結的訴訟。其中，涉及到產品問題的共有13起，所涉及的起訴理由包括產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標準、個別成分含量超標、或者不達標等，而值得註意的是，三只松鼠凍幹榴蓮與松鼠小美金駿眉紅茶這兩款產品多次“中槍”。

針對上述問題，三只松鼠在給每日經濟新聞記者的書面回複中稱，這十幾起訴訟案件中，目前已經結案的7起訴訟案件三只松鼠全部勝訴，駁回了原告的全部訴訟請求。其余8起案件正在按照司法流程積極處理中。

此外，上述招股說明書（申報稿）還顯示，2016年5月三只松鼠曾因在食品中添加藥品（蓮子芯）、生產經營用非食品原料（玫瑰果）生產食品被蕪湖市弋江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罰款5.6萬元。

（21世紀經濟報道/圖）

中國品牌研究院研究員朱丹蓬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由於三只松鼠業務經營並不是全產業鏈，在原料甄選、生產加工、運輸貯存、流通環節等產業鏈上存在食品質量控制的風險。這次三只松鼠的開心果黴菌超標1.8倍，從產業角度來說，是大概率的事情。

朱丹蓬認為，早期發展，三只松鼠可以在原有的模式上發展，但是其如今已發展到很大體量，並且正在IPO。此時，應該考慮調整其經營模式，加強對上下遊的把關或是幫助上下遊提高質控水平。

三只松鼠亦在其招股說明書（申報稿）中坦承，在公司日常經營過程中，仍有可能因為質量控制制度和標準未得到嚴格執行、生產和檢測流程操作不當等原因導致食品質量安全問題的發生。在公司產品進入流通渠道後，食品安全問題會受到一些不可控因素的影響，盡管公司應對風險的能力較強，但仍不能完全規避食品質量安全控制風險。

公司質檢體系有環節缺失

對於三只松鼠食品質量控制，其公關部負責人殷翔於8月16日向每日經濟新聞（微信號：nbdnews）記者表示，公司的產品質量管理主要是從原料入廠檢測、產品出廠檢測，以及產品加工完成後還有後續部分抽檢等幾方面進行把控，公司擬IPO的一個募投項目就是圍繞食品安全和質量控制建設的。

據了解，除了質檢駐廠、來料全檢等這些以外，三只松鼠還自行研發了雲中央品控平臺，通過雲中央品控平臺連接上遊的生產商和終端的消費者，通過檢測數據及用戶評價，重新連接生產商和消費者，從而實現對產品品質的終端倒逼改善。

《經濟觀察報》此前曾報道，三只松鼠創始人章燎原稱，“三只松鼠對供應商資質審查非常的嚴格。”三只松鼠可通過“雲質量信息化平臺升級”和“全渠道信息化系統”實現追溯，進而控制產品質量。章燎原稱，這個追溯平臺可以幫助實現，消費者投訴哪個產品有問題，三只松鼠可以追溯到是哪個工廠生產的、產品是哪個批次，並反推出生產的哪個環節有問題。

三只松鼠創始人兼CEO章燎原（21世紀經濟報道/圖）

章燎原在其微博上轉發了三只松鼠的相關聲明（21世紀經濟報道/圖）

根據招股說明書（申報稿）顯示，2014年，三只松鼠成立了質量檢測子公司安徽中創食品檢測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創檢測”），專業從事食品質量安全檢測。此外，三只松鼠在質控上還有實行：核心環節自主控制，構建重度垂直的業務模式，通過供應商準入、入庫嚴格質檢、倉儲庫存自主管理等措施實現對產品質量的把控；自主研發雲質量管理信息化平臺；設置了產品經理管理制度等。

每日經濟新聞也註意到，中創檢測最近一年的盈利狀況並不理想。根據三只松鼠招股書，中創檢測2016年度虧損112萬元，是三只松鼠全資與控股子公司中唯一一家在2016年虧損的企業。對此，殷翔表示，中創檢測目前只檢測三只松鼠自己的產品，虧損是因為設備及人員的投入。

那麽，為何在上述這些層層把關手段之下，依然發生了三只松鼠開心果黴菌超標這事呢？

中國電子商務研究中心主任曹磊認為，在產品質量檢測方面，企業不能既當“選手”又當“裁判員”。三只松鼠有自己的產品質量檢測中心環節是必要的，但對於休閑食品行業包括三只松鼠和其他類似的企業來說：

第一是代工方生產廠家需要有出廠質檢；

第二是平臺方自己質檢；

最後還應該委托第三方建立質檢體系，盡量做到體系化、規範化、專業化地進行質檢，而不是以自查自糾來代替。

（來源：每日經濟新聞）

寧買一個好行業的爛公司，都不買一個差行業的好公司-香港經濟日報20130715 王雅媛

1 : GS(14)@2013-07-15 22:03:21

http://blog.163.com/wang_ya_yuan ... 141201361533251858/

上星期四晚，百麗(1880)跟達芙妮國際(210)分別公佈了上半年的營運數據，前者第二季國內鞋類業務同店銷售增長0.5%，運動服飾業務同店銷售增長2.5%，後者核心品牌同店銷售，第二季度按年跌13.7%。之後一天，百麗股價大幅高開，升幅最多時曾達8%，不過之後仍然要以下跌收市。大幅高開的原因是(1)公司跟其它同行比較，其營運數據比較突出，(2)市場之前過於悲觀，預期同店銷售應介乎-5至-10%，(3)公司沽空比率長期高企，好消息加上大市反彈令沽空者早上急於平倉。不過高開低收說明了早上急於平倉的投資者只屬一小部份，大部份投資者在看了數據後，仍沒有改變看空的觀點。筆者認為這是合理的，因為現價預測今年市值率達17倍，值博率非常一般。



筆者的理據是建立在以下兩點，一是行業沒有見底的跡象，雖然百麗公佈了比預期中好的同店銷售增長，不過其它同行的同店銷售數據仍然在大幅下跌中，沒有足夠證據證明行業放慢即將見底。這數據只是顯示了管理層卓越的營運能力而已。筆者認為這兩年智能手機，頁岩氣等板塊的良好表現，令很多投資者有了「寧買一個好行業的爛公司，都不買一個差行業的好公司」的短期想法。因此，一間在沒有跡象好轉行業的公司，先不要說做空者，大部份做多者都未必有興趣。另外，根據體育用品行業的經驗，前期的過度擴張是可以令行業衰足三年或以上的。雖說鞋類行業的擴張速度並沒有體育用品行業般的誇張，但是前者轉差才開始了不足半年，行業景氣再大幅下跌的機會依然存在。如果以上觀點是對的，理智的投資者是不會願意以17倍市盈率去買一間雖然營運卓越，但盈利還有大幅下行風險的龍頭公司，因為有可能跌進了價值陷阱。



二是即使行業見底，但在底部徘徊或輕微反彈的機會率最大。黎明前夕是最黑暗的，假設筆者在黑暗中把這轉角位看錯了，行業見底真的發生，但這個黎明是否就代表之後一定陽光普照？筆者這裡所指的其實是見底後出現的格局可以有三種，一是同店銷售增長馬上大幅反彈，二是緩慢增長，三則是持平不升不跌。如果把這選擇題配上市場對於中國下半年經濟將顯著放緩的背景上，筆者相信大部份理智的投資者都會認為第一個答案出現的機會率是最低的。



因此，考慮到以上兩種情況，短期內百麗股價大升絕對屬小機率事件。筆者認為，到了這價錢，未必很多人敢再加注做空公司，但是願意把價錢買上去的人應該更少。



王雅媛為持牌人士，並沒有持有以上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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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鉛筆小生(8153)@2013-07-15 22:04:40

靚女不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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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GS(14)@2013-07-15 23:10:43

2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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靚女不簡單

一般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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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qt(2571)@2013-07-15 23:35:44

係咪抄橋? 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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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 GS(14)@2013-07-15 23:55:36

4樓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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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咪抄橋? 林奇?

算啦，一個禮拜無稿寫，他那些算好的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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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 Clark0713(1453)@2013-08-18 02:00:46

果然有眼光，假以時日可成大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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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習慣了　甚麼都不貴 周顯

1 : GS(14)@2016-08-07 02:30:27

http://eastweek.my-magazine.me/main/56544
那天同幾個細價股莊家吃飯，席間問起了一個問題：現在交易所收緊了上市條件，令到公司申請上市比以前更困難得多，在新例之下，殼價將會如何走？

這答案大家是一致的：殼價將會繼續上升，皆因殼的供應量大幅減少了。如果以現時的香港殼價六億元去計，內地的殼價則是三十億元，那麼，港殼再升上一倍至兩倍，也不是難事。

當然了，殼價高低，很多人並不關心，大部分人都是只買藍籌股的，畢竟，細價股實在太危險了。不過，在新例之下，藍籌股的走勢又將如何呢？

大家都知道，在A股市場，藍籌股的市盈率通常比港股高出很多，這叫做「AH股差價」。正因有這個差價，「萬達」才會在香港退市，而要在A股重新上市；正是因為在內地，股票的估價比香港高出太多。

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講股價高的好處，以及壞處。簡單點說，在一個股票市場，股價高，或低，是各有好處，也各有壞處的，不能說某一種情況比較更佳。在一個股價高的市場，股民只能買貴貨，資金的回報很低；反過來說，在股價低的市場，則因對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不足，因而吸引不了優質公司來上市，甚至會像「萬達」般退市。
十幾年前一隻主板殼只值三千多萬元，現在已需要六億元了，我們的下一代，更加可能沒有平的股票買了。

更壞的是，一個股價高的市場，很容易會暴跌，因為股民遲早會發現，買這些回報太低的股票，是不值得的。當這想法變成了羊群效應，股市便會快速崩潰了，一年前的A股市場便是這樣了。這想法也有另一種不同的看法，就是把估價過高的市場，暴跌下去，也只是把市場變回正常化，這反而是一件健康的事。至少長期而言，的確是如此。

先不管股價過高是不是一件好事，但是，只要把上市公司的增速減少，的確是有效令到股價上升的最佳法子，這是僧多粥少的供求關係，正如只要把新樓的供應減少，樓價也必然會上升，這兩者的原理是一樣的。

當我們討論到這裏的時候，我笑說：「股市四萬點不是夢了，這當然不是因為細價股難以上市，也是因為遲點可能連增發新股、二次集資的數量也受到限制，既然股票的增速減少了，所有股票的價格都應同步上升才對。」

如果股票的平均市盈率一直上升，只要大家習慣了，也其實並沒有關係，這好比樓價升了上去，只要大家習慣了，也並沒有太大的問題。只是樓價上升，年輕人買不到樓；股價上升，年輕人也買不到平股票，像內地的股民，買不到便宜的藍籌股。我同香港的小朋友說起，十幾年前有很多細價股的市值，不過是一千多萬元。他們聽來，也恍如天方夜譚，不敢置信。

所以說，我們這一代是多麼的幸福，因為在下一代，可能沒有平樓買了，也沒有平股票買了。不過，也正如前文的所言，不管那一種商品價格，只要習慣了，也沒有甚麼。十幾年前有人三千多萬元買一隻主板殼，但今天，幾億元一隻，咪又係有人買，幾時會嫌貴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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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2小學食水驗出含鉛監督團體：1ppb都不應有

1 : GS(14)@2017-08-02 05:59:36

上個月，美國洛杉磯兩所位於蘭丘庫卡蒙（Rancho Cucamonga）的小學遭檢測出食水含鉛的問題。消息一出，引起當地家長的高度關切。據了解，這兩所學校都隸屬學區Alta Loma School District；其中Carnelian Elementary School有兩處水源含鉛量達17ppb（十億分一濃度），而Jasper Elementary School則是在其中一間教師休息室中檢測達6.9ppb。駐洛杉磯記者：陳志豪事發至今已經數周，《蘋果》記者也前往Jasper Elementary School，試圖了解校方是否在之後做出任何相應處置。由於目前正值暑假期間，校園內空空蕩蕩、並沒有人和學生的蹤影。而針對記者的突然造訪，校方顯得十分低調。校長舒里特（Kimberley Shurett）雖然願意出面，但也僅淡淡表示，目前所有的程序都已交由學區的行政單位以及水資源部門接手處理，所以她「不予評論，也不便對外發言」。針對這個議題，在學區負責相關業務的穆爾（James Moore）則發出聲明強調，日前發現含鉛的水源都位於學生無法接觸的區域，所以並沒有對他們造成傷害。他表示，以目前的法律來說，其實學區並不需要真正採取任何改變行動，但是「我們還是很重視這件事，目標還是要讓所有水源的含鉛都0檢出」。對於相關單位的說法，維權團體「CALPIRG and CALPIRG Education Fund」的執行總監魯施（Emily Rusch）似乎頗不以為然。她透過電訪向《蘋果》表示，現行的政策規範根本不足以保護學生免於含鉛水的傷害。魯施說，目前聯邦法對於含鉛量的接受度為「低於15ppb」，但這樣的底線根本不合趨勢，因為許多醫療以及公衞專家都已經指出含鉛水根本沒有所謂的最低標準，「因為就是有可能對孩童造成傷害」。其實不論含量高低，鉛對於人體的影響都非常大，因為它將透過血液進入到腦部、腎臟、以及骨骼等地方。如果飲用過多將造成鉛中毒，會嚴重的危害人體的神經系統以及血液功能。除了極少數的例子之外，含鉛水多半是透過老舊的鉛製水管滲入水中所造成，所以大部份都市都會有系統的汰換鉛管。然而，由於洛杉磯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更換這些水管的速度曠日費時，經費更是一大問題。魯施表示，雖然「CALPIRG and CALPIRG Education Fund」一直有在針對各個學校進行監控，但也明白全面汰換鉛管並非一蹴可及的事，因此她也向《蘋果》提供相關資料，希望學區家長能夠正確教育子女，遠離鉛水傷害。例如，家長可要求校方在早上學校開始前，先讓校區內所有的水龍頭都放流數分鐘，讓沈澱一夜的重金屬殘留減至最低。這些放流的水則可用來做澆花、清洗等其他用途。除此之外，也盡量教育孩童別生飲自來水，因為含鉛水無法用肉眼辨識，所以避免飲用也是一個自保的好方法。另外，發育中的學童也能多食用高鈣的食物，像是乳酪、魚蝦類、或是芝麻等等食品，都能夠有效減少鉛的吸收。




來源: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170802/20109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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