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行政院高喊要讓台灣發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但強敵環伺,香港、新加坡、倫敦皆來勢洶洶,加上台灣本身的法規制度、產品問題、政治考量,都讓台灣的人民幣離岸中心版圖,仍有不少難關待克服。 撰文‧張舒婷 二月二十日,行政院長江宜樺聽完金管會報告「發展具兩岸特色金融業務計畫」後表示,將持續鬆綁法規,以利台灣發展成人民幣離岸中心。一時之間,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議題,再成焦點。 「台灣人好像(對於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比較悲觀,可是其實台灣的潛力不比香港少。」澳盛銀行資深經濟學家楊宇霆獨排眾議,主要就是看好兩岸強勁的經貿往來關係,以及讓香港瞠乎其後的人民幣存款成長速度。 但江揆的發言,早已不是政府官員第一次高喊的目標了,只不過,什麼是人民幣離岸中心?對一般民眾、金融業乃至於企業界,又有何影響? 簡單來說,「人民幣離岸中心」就是中國政府認可和擔保的海外大宗人民幣交易地點;尤其在人民幣走向國際化的過程中,設定海外特定區域成為主要的交易中心,如此才能養成一定規模的資金池,所有人民幣的相關業務要啟動,都得從這個蓄滿水的池子開始。 優勢:存款成長速度快 事實上,早在二○一○年,中國就正式宣佈香港成為第一個人民幣離岸中心。領先起跑的香港,如今各方面表現都領先主要競爭區域;根據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最新統計顯示,截至去年十二月底,香港人民幣存款已來到八六○五億元,是目前台灣的四倍多。 香港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有成,其他國家也積極搶進成第二個離岸中心,除了台灣,主要試點城市還有新加坡、倫敦。 相較於香港、新加坡,台灣雖然起步較晚,不過也有急起直追之勢。前年八月,兩岸簽署《兩岸貨幣清算合作備忘錄》,開啟新台幣與人民幣清算機制;去年二月六日又開放DBU(國內外匯指定銀行)辦理人民幣存貸業務。 不過台灣最讓其他試點城市羨煞的,除了人民幣存款驚人的成長速度,更重要的,是中國在去年一月兩岸金證會時允諾的人民幣一千億元R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額度,不僅高於新加坡五百億元、倫敦八百億元,甚至比「第一站」香港試點初期的七百億元還高(一二年十一月又增加至兩千七百億元),代表在人民幣尚未全面開放的階段,中國已率先准許台灣的資金匯入,進行投資,而且可投資的規模僅次於香港。 此外,自台灣開放DBU辦理人民幣業務以來,各家銀行爭相提供人民幣高利存款優惠活動,也讓存人民幣成顯學。 根據央行統計,去年十一月底,國內人民幣存款餘額達到一五五一億元;人民幣DBU存款也來到一一七三億元,這是香港六年半(○四年至一○年下半年)才達到的水位,而台灣只花了短短十個多月。 至今年一月底,國內人民幣存款餘額達二一四五.二二億元。日前渣打、星展銀行分別發佈預測,今年底台灣的人民幣存款可突破兩千五百億元、三千億元;永豐金控董事長何壽川更在法說會上自信高喊,達到四千億元不是問題。 包括業者、外銀專家如楊宇霆,都看好台灣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但金管會主委曾銘宗則語重心長說:「台灣有台灣的優勢,但眼前還是要承認,有很長一段路要走。」 挑戰一:產品面不夠多元 主要癥結點何在?一是產品面不夠多元。今年一月,英國倫敦金融城市長吳斐娜(Fiona Woolf)訪台時,直言「台灣沒有發展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能力」,就是看到台灣境內人民幣相關產品及服務不足的問題。 目前一般民眾除了人民幣存款、基金外,選擇甚少。雖然去年十二月政府陸續讓中國銀行、交通銀行、農業銀行及建設銀行來台發行寶島債,但僅限專業投資機構法人購買。 曾銘宗說,目前金管會已在研究引入更多香港、倫敦的人民幣理財商品,包括基金、保單、其他衍生性商品,也會考慮雙幣別的ETF(指數型基金)和股票。「產品要多樣,才有辦法成為一個(人民幣離岸)市場。」政大金融系教授殷乃平指出,日後政府可發行雙幣別債券,或和不同的人民幣離岸中心合作,開放人民幣商品相互掛牌,一起把餅做大,但以台灣目前產品太少、連寶島債都不開放一般民眾購買的情況來看,還有很大的努力空間。 挑戰二:欠缺回流機制 第二點,是所有業者最大的痛處:沒有人民幣回流機制。談到政府要將台灣打造成人民幣離岸中心時,國泰世華銀行董事長陳祖培不假思索回答:「回流機制當然最重要!要讓人民幣可以自由流出流入嘛。」人民幣離岸中心就像一個水池,為了保持這個池子的水源源不絕,水位低時,人民幣應當及時注入;如果水位太高了,也要有回流管道;如此一來,這個池子才能長保水源不絕,這也正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實際意義。 殷乃平也認為,要成為人民幣離岸中心,重點根本不在RQFII額度多寡,而是人民幣資金是否活絡,但目前國銀DBU的人民幣存款,高達半數以上缺乏去化管道,「是靜態不動的,簡直是一灘死水。」即使崑山試驗區、上海自貿區有特定的回流機制,但並非全面開放,只適用零星個案,形同杯水車薪。 「國內的人民幣存款成長速度太快了,而且人民幣不是全球流通的國際貨幣,如果人民幣無法回去,統統卡在我們這裡,怎麼可能不出問題!」某位公股行庫主管相當擔憂。 該主管分析,銀行吸收存款後的資金運用,攸關其整體營運能力,但目前狀況是:國銀吸收如此多人民幣存款,多數卻都轉存在中國銀行台北分行,賺取三%多利息,非但不利營運多元化,日後支付龐大存戶利息時,恐難以承受。 就連二月中旬,瑞信證也罕見地發表報告,警告國銀人民幣存款激增,擠壓了其他存放利差更高的外幣(例如美元),導致人民幣業務龍頭業者例如兆豐金、中信金,外幣存放利差均出現逐季下降趨勢,並非台灣銀行業之福。這一切問題,皆源自於沒有人民幣回流機制。 挑戰三:開放額度受制政治第三,還是兩岸之間無解的問題:政治考量。雖然中國允諾台灣一千億元RQFII額度,但其實這些條件都與《兩岸服貿協議》綁在一起,走出立法院審查後才算數,只是︽服貿協議︾卡關太久,導致RQFII額度遲遲無法啟動,更遑論建立人民幣回流機制。 不少等不及的金融業者,多次主張應讓金融業與︽服貿協議︾中的其他服務業者脫鉤,只是這樣的建議,也許礙於其他考量,並沒有被行政院採納。如今,在外患內憂不斷的市況下,江宜樺再提「人民幣離岸中心」,面對眼前僵滯的人民幣市場,人民幣究竟是台灣金融市場再起的活水,還是流過門前的過路財神,就看政策鬆綁的時程了。 人民幣離岸中心的三贏藍圖 人民幣離岸中心 1.所謂「人民幣離岸中心」,是指人民幣走向國際化後,陸續在中國境外經營人民幣交易的地區,提供非中國居民相關金融產品和服務,一般包括外匯兌換、存款、貿易結算、人民幣債券等2.目前中國開放香港、台灣、新加坡、倫敦四大城市試點 一般民眾 1.投資外幣時,多了人民幣可選擇,目前以存款、基金為主,今年3月可望再增加保單 2.換匯更便利快速 企業界 1.目前台商在中國,慣用美元來計價或結算;若改用人民幣,則可節省匯兌手續費等成本,還可更快取得中國外銷退稅2.可望享有更進一步的人民幣金流、融資、理財等服務3.有人民幣資金需求的台商,可以透過更多管道籌資 金融業 1.從人民幣存款,創造外幣衍生性商品的新需求,激發金融創新2.可創造更多非利息收入,包括手續費、TMU(金融商品行銷)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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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知名民營企業「華通系」傳出財務危機,多家台資銀行借貸給集團旗下企業旭光高新,曝險金額達新台幣二十六億元,但事實上,台資銀行搶做中國生意、輕忽風險的問題,始終存在。 撰文‧張舒婷 今年五月,是兩岸銀行界同時提心弔膽、草木皆兵的時刻。因為知名中國民營企業「華通系」(騰中重工、旭光高新、華通投資、華拓實業)傳出財務危機,身價曾達三十五億人民幣的「華通系」負責人李炎疑似捲款潛逃,至今音訊全無,不但讓十多家中資銀行遭到波及,八家台資銀行也同樣焦頭爛額。 去年四月,七家台資銀行共同承辦華通系在港掛牌的旭光高新一年期無擔保品聯貸案,金額共達八千五百萬美元(折合新台幣約二十六億元),主辦銀行兆豐銀的貸款部位約一千五百萬美元,其他參貸銀行(台新銀、大眾銀、國泰世華、北富銀、開發工銀、台企銀)各借出一千萬美元;這樁聯貸案,已在今年五月二日到期。 借貸銀行高層一度﹁掛保證﹂未參加聯貸的遠東銀行,則在去年四月自行以無擔保品的方式貸放兩千萬美元,目前已撥款四四○多萬美元。 事實上,在今年三月二十五日,旭光高新遭到美國放空機構格勞克斯(Glaucus)突襲、停牌交易後,借貸銀行的高層們仍異口同聲「掛保證」,強調這是一家優質的香港上市企業,財報漂亮、營運穩健、繳息正常,放空報告出爐的當天,某家聯貸銀行的主管甚至說:「這件聯貸案是兆豐銀行牽頭的,我就不信格勞克斯會比嚴謹的老大哥(兆豐銀)高明?」直到三月二十八日,整起事件急轉直下,在旭光高新公告,會計師需要更多時間審計集團年度帳目,不能如期發佈業績後,部分台資銀行開始察覺苗頭不對,主動﹁提醒﹂旭光高新必須在五月二日如期償還本金。 債務到期後,旭光高新遲遲無還款動作,五月七日,兆豐銀行透過電話,緊急向旭光高新追討債務,對方要求還款期限再延長一年至明年五月,期間將分期償還。 對於這項要求,問了一輪參貸銀行主管,得到的答案几乎都是「情況還不明朗,很多問題都無法回答」,只能以主辦行的意見為主;遠東銀行副總周添財也說,雖未參與聯貸,但基本上會比照兆豐銀行的方式,追討貸款。 恰好在此事爆發不久前,金管會公佈最新統計,今年第一季國銀對中國曝險部位接近一.五九兆元,佔國銀整體淨值的○.六五倍,較去年第四季的○.五八倍明顯增加;曝險部位佔淨值七成以上、接近「不得超過淨值一倍」上限規定的銀行,也從去年底的十一家增加至十四家。 無庸置疑地,台資銀行與陸企生意往來日益緊密,但是在旭光高新的地雷引爆之後,至今無人能確定,兩岸之間還有多少顆「未爆彈」,本土銀行業者人人自危,內部掀起檢討聲浪。 某位公股行庫主管分析,台資銀行飽嘗長期殺價競爭的苦果,國內各項業務的利差,皆已殺到低檔,幾近無利可圖。至於中國,影子銀行、地方債務飆升、信用違約風險激增等問題接踵而至,資金漸趨緊縮,企業借貸不易,一遇到滿手爛頭寸的台資銀行,雙方一拍即合,各取所需,才演變成至今局面。 金管會銀行局官員透露,去年出手管制業者惡性殺價搶聯貸案業務後,目前國內聯貸案的利率已回穩,但基本上也就是一.六%到一.七%,扣掉成本後,利差極可能不到一%,依舊微乎其微。 反觀陸企聯貸案,目前台資銀行的承作行情,平均利差都在三%以上,以旭光高新聯貸案來說,利率為較倫敦銀行間拆放款率(LIBOR)加碼約四九五個基點,利差空間約四%左右,是台灣的好幾倍,難怪台資業者情願「觸雷」,也要搶食陸企聯貸商機。 不要求擔保品 風險相對高此外,看準陸企聯貸好賺,各業者在金管會堅持不放寬「對陸企放款不得超過淨值一倍」的規定下,也想方設法提高淨值。 去年才剛辦完一百五十億元增資的兆豐銀行,今年二月又確定發行一二○億元次順位債(可充當銀行第二類資本),擴充可新增的曝險部位;曝險額度達到淨值七九%的大眾銀行發言人張寒青則說,為了保持淨值水位,公司政策是發放股票股利為主,不發放現金股利。 相較於對陸企放貸的高昂興致,台資銀行對陸企的風險評估,卻讓不少業內人士捏把冷汗。 某位在中國金融圈待超過五年的外商銀行法金部主管,對此就相當感嘆:「台資銀行進去中國市場後,就被視為行情破壞者,不只在利率方面亂殺價競爭,外商銀行借款給陸企,十之八九都有擔保品,但很多台資銀行為了搶生意,不會要求(擔保品)。」另外,即使台資銀行取得擔保品,多數也沒有鑑價能力,又普遍不願意支付高額費用,請有口碑的估價公司協助,自然而然必須承擔較高風險。 經過幾次來自陸企的教訓後,雖然國內銀行圈開始出現痛定思痛的聲音,日後選擇合作對象應會更加謹慎,但隨著對大陸曝險部位的警報響起,銀行圈是否還要再付上幾筆學費才能「止血」,需要更多時間來驗證。 今年對中國曝險佔淨值比重前十大銀行銀行 曝險額度佔淨值比重(%) 中國信託商業銀行 96 兆豐國際商業銀行 9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89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87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 86 台北富邦商業銀行 84 永豐商業銀行 84 澳盛(台灣)商業銀行 83 大眾商業銀行 79 玉山商業銀行 77 附註:統計至2014年3月底 資料來源:金管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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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時四年之久的三陽工業經營權之爭,市場派透過電子投票制度與大量收購委託書策略奏效下成功進駐董事會,雖然市場派代表人物張宏嘉成功「王子復仇」,但他是否真能掌控公司經營,或許仍有討論空間。 撰文‧梁任瑋 六月十八日,引發市場高度關注的三陽工業股東會,在歷經八小時的馬拉松式議程,以豐群集團董事長張宏嘉為首的市場派,最後以過半的五席董事壓過以現任三陽董事長黃悠美代表的公司派四席,拿下董監改選勝利。 張宏嘉是前三陽總經理張國安的長子,張國安與現任董事長黃悠美的祖父黃繼俊共同創辦三陽,但在一九八六年被前任董事長黃世惠無預警撤換,當時已擔任三陽營業部經理的張宏嘉也跟隨父親離開公司。因此,市場大多以「王子復仇記」來形容這次以張宏嘉為首的張家勢力成功逼退黃家。但外界不知道的是,真正主導這次三陽經營權變天的幕後關鍵人物,是來自新竹的九鼎開發執行長、同時也是三陽董事的吳清源。 吳清源入主 動機備受質疑今年五十八歲,頂著一頭微捲白髮的吳清源,早年從事營造業,○四年成立九鼎開發,積極跨入市地重劃,主力放在新竹市政府積極開發的光埔重劃區,累積龐大資金實力,讓他在一一年就透過大量收購三陽股票拿下一席董事;但由於他的專業都在房地產業,入主三陽的動機,長期以來備受外界質疑。 不過,外界更好奇的是,已離開三陽董事會十四年的張宏嘉,怎麼會與吳清源結盟,甚至最後成為市場派的代表人物?而所謂的「王子復仇」,真的意味張宏嘉將在未來主導三陽經營嗎? 時間必須回到一一年三陽改選董監事結束後,代表市場派的吳清源與三陽前投資部經理高力川兩人已聯手取得兩席董事,但吳清源認為自己對於三陽的業務不熟悉,因此主動拜訪張宏嘉希望他加入市場派,「但張董與吳董素昧平生,並未立即同意,甚至觀察吳董的意圖與動機長達半年後,才答應加入陣營。」三陽股東權益促進會祕書長田人豪表示。 「接下來,張宏嘉就一直是我們的精神領袖。」田人豪說,近兩年半,張宏嘉一直與三陽股東權益促進會成員互動密切。舉例來說,一二年三陽股東會未通過前一年財報與盈餘分派等議案,一二年八月,張宏嘉的弟弟們張宏豪、張宏碩、張宏傑與妹妹張昭淳就已與吳清源、高力川共同去函三陽,要求召開股東臨時會,雖然最後未獲公司回應,但顯見張宏嘉與吳清源在當時,已有一定程度的結盟關係。 話雖如此,不過,仍有聲音質疑市場派推出張宏嘉為看板人物,其實是為了轉移焦點;畢竟,吳清源自三年前董監改選浮上枱面後,陸續傳出不少爭議,的確可能影響三陽股東對市場派的認同度。 對此,田人豪並未直接反駁,僅表示:「吳董認為成功不必在我,由張董出面或許比較好。」關於吳清源的爭議,最主要是近五年來大量賣出新竹關埔重劃區土地給全球人壽,短期之內讓吳清源賺進數十億元;全球人壽的唯一股東是中瑋一公司,該公司負責人彭騰德是美孚建設董事長彭誠浩之子,而美孚與三陽合建內湖總部園區案正因分屋比率問題喬不攏面臨卡關,加上全球人壽也曾持有三陽股權,種種巧合,讓外界有「美孚結合市場派覬覦三陽土地資產」的說法。 吳清源極力否認,全球人壽發言人王智應也澄清,全球人壽早在一二年已將三陽持股全部出清,與市場派無關。但直到三陽股東權益促進會推出張宏嘉為下屆董事長人選,市場焦點才算真正轉移。自稱四歲開始就在三陽工廠長大的張宏嘉,以「出社會後就在三陽從基層做到營業部主管,與老員工感情深厚」的正當性訴求,頓時成為三陽經營權之爭的焦點人物。 除了存在「轉移焦點」的動機,由於吳清源終究才是真正出錢出力拿下三陽經營權的老大,個人與投資公司對三陽持股將近七%,股權甚至高出張宏嘉家族,也讓外界質疑張宏嘉即使在市場派支持下重返董事會,甚至將坐上董事長大位,但不見得真能掌控公司營運。 土地價值高 開發利益驚人對此,負責替吳清源打贏經營權大戰的鼎力律師事務所主持律師田振慶反駁,「吳清源個性豪邁,是會充分授權的人,他認為張宏嘉有代表性,又會經營,可以幫公司賺錢,何樂而不為?」「究竟張宏嘉是不是神主牌,未來的經營實績就能證明他的能力。」至於張宏嘉本身,則至截稿前並未對此問題做出回應。 整體而言,爭議多時的三陽經營權大戰,在今年股東會結束後看似已成定局,但後續仍有必須觀察的變數。短期內,由於公司派代表莫詒文是董監改選最高票,有權決定召開董事會與推選董事長的時間;加上公司派在股東會中抨擊市場派汙衊公司對股東會場地的安排不當,似乎預留未來法律訴訟戰線。 長期而言,即使張宏嘉坐上大位,他的角色與立場是否符合股東期待?外界原先對市場派的質疑能否化解?種種疑問,都還待時間驗證。 開發利益驚人 三陽土地資產概況 名稱 土地面積 (坪) 土地市價 (億元) 建物總銷 金額 現況 新竹廠 8.8萬 88 無 三陽機車生產線新豐廠 1.5萬 12 無 三陽技術研發中心 內湖企業總部 園區 1.1266萬 106.58✽ 450億元 興建中,五棟廠辦大樓資料來源:三陽工業網站 ✽2013年4月委託高力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重估 |
說明:統計結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響。 統計數據來源:圖政研究中心。 原始資料來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2014年一季度報等。 (JZ多媒體解決方案/圖)
他們拿走了多少薪酬
哪裡最盛產官員獨董
哪些行業的人士最值錢
誰對中組部禁止令最敏感
多少人提前離任,還有多少依然在任
在中央強力反腐的背景下,中國的上市公司們開始頻頻發佈獨立董事變動公告。看起來,中組部2013年10月出台的《關於進一步規範黨政領導幹部在企業兼職(任職)問題的意見》(「18號文」)似乎正在產生效力,媒體紛紛報導說官員獨董「離職潮」正在出現。
原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吳建常,先後辭去江西銅業、中國鋁業的獨立董事職務;原四川省副省長鄒廣嚴,不再擔任川投能源公司獨立董事;原大連市常務副市長王承敏,告別中國船舶重工股份公司的獨董職位……
然而,中國資本市場上究竟有多少官員獨董群體?離職潮真相究竟如何?南方週末與時政數據研究機構圖政研究中心一起,依據2013年年報和2014年一季度報,對中國2532家滬深上市公司的官員獨董情況進行了詳細的統計分析。
2013年年報統計顯示,曾經在黨政機關或者公檢法系統有過任職經歷的「官員獨董」共901人,加上一人兼任多家公司獨董的情況,一共1101人次。這些獨董分佈在816家上市公司中,也就是說,平均每2.3家上市公司就有1人次的官員獨董。
僅從年報披露的薪酬來看,2013年這些官員獨董拿走的年薪共計7733.34萬元。不過,其中有96人次「年薪為0」,原因有的是因為剛入職,有的是因為「中管幹部退休後擔任獨董不得領取報酬」的規定,有的則根本未披露。也有一些公司,載明「報銷差旅費」,但幾乎都沒有披露具體數據。
不過,截至2014年6月29日,這些官員獨董中,70%仍然在任,僅有10.4%的官員獨董選擇了提前離任,還有19.6%的人士本屆任期自然結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經連任。
這些「官員獨董」大致分為五類:
第一類是長期在黨政系統任職的「典型官員」。
比如,江蘇上市公司潤和軟件的獨董董化禮,先是任職於南京軍區空軍司令部政治部,後來在安徽和江蘇政界任職四十餘年,2008年退休,2009年起任潤和軟件獨董(2014年3月辭職)。同時,他從2009年起擔任上海能源獨董,至今仍在任。
第二類是曾經長期待在國有企業,或是後來從國有企業下海的「商官」。
例如原南京供電局副局長顧自立,曾長期在江蘇省電力國企擔任管理職位,後來擔任南京新聯電子公司的獨立董事。桂林旅遊公司獨立董事聞心達,早期曾是桂林市副市長,並曾在多家國企任主要領導,目前是深圳新都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第三類是有過官方身份的「官方學者」。
最為醒目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目前有15人次的官員獨董曾在該中心工作過,其中金融研究所就「貢獻」了4人次。
金融研究所現名譽所長夏斌(2013年6月開始任南開大學國家經濟戰略研究院院長,自1970年代末參加工作以來一直在央行、證監會、深交所等處任職,擔任國研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多年,並曾擔任國務院參事、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同時在房地產公司「華夏幸福」以及海通證券擔任獨董,不過如今一家已提前離任,一家已屆滿。
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巴曙松,2013年從民生銀行領走了100.5萬元,這是當年官員獨董領取到的最高年薪。
第四類是曾轉行去律師事務所或會計師事務所的「專業人士」。
這類官員獨董多達92人次,他們的從政經歷可謂五花八門:不僅來自公檢法司系統,還可能在國家工商總局、央行、證監會、民政部、衛生廳、食藥監管理局、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宣傳部門、地稅局、城管局等等部門工作過。
第五類是長期在行業協會、基金會任職的「協會官員」。
比如,上市公司海寧皮城的獨董張淑華,1978至1988年曾就職於中國輕工業部皮革處,之後長年在中國皮革協會、國際皮業貿易協會任職。
翻開以上五類獨董的履歷,不難發現,他們擔任獨董的上市公司,許多都是在自己從政時所在的行業或者地域範圍內。
從地域來看,來自北京的官員獨董數量遠超其他地方。
這些官員獨董中,長期從政地是在中央的有375人次,佔總數的34.1%;若加上曾紮根北京市系統的官員46人次,可以發現,曾長期在北京的官員獨董佔總數的近四成。
從單位級別來看,中央與省兩級均盛產官員獨董。
最高曾任職中央級單位(以下簡稱「中央級」)的官員獨董共412人次,而最高曾任職於省級單位(以下簡稱「省級」)的,也多達427人次,這兩部分官員獨董加起來佔總數的近八成。
不過,並不是所有系統都盛產官員獨董。
發改委系統是官員獨董的主要來源,多達133人次(佔12.1%)的官員獨董曾在發改委系統工作過,有許多人曾就職於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等發改委前身部門。掌管政府財政收支的財政系統官員也受到上市公司青睞,他們佔到官員獨董總人次數的11.0%。
哪些行業最愛官員獨董?
將各行業的上市公司數量與該行業的官員獨董數量進行對比,可以發現,「企官比值」最高的是金融業(僅包括貨幣金融服務業和資本市場服務業),每1家該類公司就有2.68人次的官員獨董。此外,石油天然氣開採業和航空運輸業緊隨其後,「企官比值」分別達到1比1.25、1比1.00,這意味著這些行業每家公司都至少有一位官員獨董。
相比之下,互聯網、信息技術等領域的官員獨董並不普遍。例如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的上市公司共有213家,總共只有83人次的官員獨董,1家公司僅僅對應0.39人次的官員獨董。
說明:統計結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響。 統計數據來源:圖政研究中心。 原始資料來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2014年一季度報等。 (JZ多媒體解決方案/圖)
從行業和薪酬來看,官員獨董之間也有明顯的差別。
八成以上的官員獨董,年薪在10萬元以下,拿5萬-10萬元年薪的最多。不過,年薪30萬以上的官員獨董也有12人次,其中有8人次是受聘於銀行——僅平安銀行一家就「貢獻」了5名年薪超過30萬元的官員獨董。
從行業的選擇來看,「中央級」官員獨董明顯集中在信息技術、金融等「高大上」領域:比如9.7%的「中央級」都集中在計算機、通信業的上市公司裡,省級則僅佔5.4%;在資本市場服務業,有13人次的「中央級」官員,而省級僅有5人次。
而「省級」官員獨董自己的優勢行業是醫藥製造業,7.5%的「省級」官員匯聚於此,多達32人次,相比之下中央只有19人次。例如原河北省財政廳副廳長陳金城,就在華北製藥公司連任4屆獨董。
此外,化學製品、道路運輸業等與民眾生活更相關的實體經濟行業,也是「省級」獨董們扎堆的地方。
不僅行業去向不同,薪酬的高低也有差別,級別越高的官員獨董「吸金」越多——在2013年拿到最多錢的五位獨董中,有四位都是「中央級」。
剔除0元年薪的獨董之後,「中央級」官員獨董平均年薪為9.25萬元/人次,遠遠高出平均線,而且是唯一高出平均線的群體——所有官員獨董2013年的平均年薪是7.7萬元(剔除0元年薪者)。其餘的省級、市級、縣級,全部低於平均線,其平均年薪分別為7.00、6.53、4.83萬元每人次。
與薪酬相關的不僅僅是單位級別,還有工作系統。
除了來自金融系統的官員獨董非常賺錢之外,另一個「賺錢」的系統是國資管理系統,在國資系統工作過的官員獨董平均年薪高達8.47萬元/人次。緊隨其後的是出自發改委系統的官員獨董,平均年薪為8.21萬元/人次。
「秘書」扎堆,這是官員獨董中一個有趣的現象。
2013年年報信息顯示,有差不多一成的官員獨董(105人次),從政期間曾擔任過秘書、秘書長等職務。
比如,大唐發電公司的獨董董賀義,曾先後在國家經委、國家計委、國家發改委辦公廳工作,先後任秘書處處長、辦公廳副主任等。其2013年從該公司拿走了13.68萬元年薪,並於2014年5月因中組部18號文而辭職。公告顯示,董賀義在該公司已經連任獨董近6年。
原紡織工業部的部長秘書楊東輝,更是直接在相關行業的華紡股份擔任獨董。原財政部辦公廳秘書江錫如,還同時兼任神州泰岳、立思辰、凌云B股三家上市公司獨董職位。
到了省一級,原遼寧省委辦公廳秘書趙廣傑2013年也通過中國鐵建的獨董職位,拿走了17.6萬元年薪。市一級中,原寧波市人民政府副秘書長、市口岸辦主任林勇,2013年從寧波海運公司領到8萬元年薪。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現象,是獨董群體中,不乏「軍轉干」人員。
比如,華映科技公司獨董李錦華,曾是福建軍區的團職幹部,之後在中國人民銀行福建省分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福建分局任職。深圳市長方半導體照明公司獨董劉子先,是原某軍團連長、副營正營職參謀。
山東黃金礦業公司則一下招攬了兩名有軍隊背景的官員獨董:宋文平曾任解放軍33992部隊排長、副連級幹事,後來成為山東省國資委副主任;劉戰原來是山東省軍區宣傳處處長,後擔任山東省地礦局黨委書記兼局長。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資本市場上「兼職」最多的官員獨董陳日進,也是軍隊出身。這位前廣州軍區空軍參謀、海南省政府副秘書長,目前同時在海島建設、廣濟藥業等5家公司任獨董。
上市公司官員獨董中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便是「同僚扎堆」。
比如,原甘肅省環保廳廳長馮傑擔任酒鋼集團宏興鋼鐵公司董事長,這家國有企業請來的獨立董事是原甘肅省副省長吳碧蓮(年報顯示未曾向其支付年薪)。2014年4月28日,吳碧蓮因為即將連任滿6年涉嫌違規而辭去該職位。
說明:統計結果受上市公司信息披露量影響。 統計數據來源:圖政研究中心。 原始資料來源:各上市公司2013年年報、2014年一季度報等。 (JZ多媒體解決方案/圖)
從不斷發佈的官員獨董辭職公告看起來官員群體正在紛紛遠離獨董職位。
但是,依據2013年年報和2014年一季度報進行統計,截至2014年6月29日,曾經從政的1101人次獨董中,70%仍然在任,僅有10.4%的官員獨董選擇了提前離任,還有19.6%的人士本屆任期自然結束,但不知道是否已經連任。
實際上,有關規定不斷趨向從嚴管理,但官員獨董依然遍佈資本市場。
2006年,公務員法規定:「公務員辭去公職或者退休的,原系領導成員的公務員在離職三年內,其他公務員在離職兩年內,不得到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企業或者其他營利性組織任職,不得從事與原工作業務直接相關的營利性活動。」
2008年,中紀委發文專門對官員獨董進行規範,不過此次發文規範的只是中管幹部。文件明確要求,「中管幹部辭去公職或者退(離)休三年後擔任上市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獨立董事、獨立監事的,應由本人向其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報告,並由其所在單位黨組(黨委)向中央組織部備案,同時抄報中央紀委」。
到2013年,中組部18號文件又將有關規範擴大到黨政領導幹部、參公單位(即參照公務員管理機關事業單位)的領導幹部以及「其他領導幹部」。
對於違規在企業任職的行為,中組部18號文件規定「限期清理」,還給出了3個月的「大赦期」。「清理工作完成後,如再發現黨政領導幹部有違規在企業兼職(任職)或領取報酬隱瞞不報的行為,一經查實,要按照有關規定嚴肅處理」。
不過,這些官員獨董的任職究竟是否符合規定,是否已經報備,他們領取報酬是否合規,是否還有其他諸如報銷之類「隱性福利」,則因為信息披露並不完整,外界不得而知。
在近來愈演愈烈的反腐態勢下,這道「官員獨董禁止令」對一部分人群產生了影響。
截至6月29日,曾任職發改委系統的官員獨董對禁止令「最敏感」,15.8%選擇提前離任;其次是當過秘書的官員獨董,15.2%已經辭職,這兩個群體的離任率均大大高出平均離任率(10.4%)。
「禁止令」的效力同樣具有一個從上到下遞減的規律。「中央級」官員獨董中,13.1%已提前離任,省級則有10.8%的離任率,到了市級則僅有5.6%。
但總體來說,官員獨董的離任率都並不高。至於仍然在任的官員獨董中有多少涉嫌違規,並不清楚。
在目前已經發佈的規範中,三年「冷卻」期備受矚目。
不過,這一禁止期依然留下了很大的空間。因為這只是約束官員不到原本管轄領域兼職。
只要不在本職領域,就不存在時間禁令。曾任國家審計署人事教育司教育處處長、審計局局長、政法審計局局長張大維,2007年5月剛剛退休,2008年1月就成為了華誼兄弟傳媒公司的獨立董事,之後他連任兩屆,2014年3月底才剛剛屆滿。然而,這並不違規。
另一個爭議是,官員退休後繼續在人大、政協任職,同時兼任獨立董事。他們仍在部分行使國家管理的職能,卻又被看成「已經辭去公職」,不受相關規定限制。
這些騰挪空間,讓官員獨董深陷爭議之中。
事實上,獨董制度的初衷,本是為了保證中小股東的合法權益不受損害,但現實卻並非如此。
早在2004年,也曾有獨立董事程厚博、劉文波「揭竿而起」,對國有企業樂山電力提出質疑,希望聘請會計師事務所對公司負債進行審核。但最終,這場風波以兩位獨董辭職而告終。同年,伊利股份也罷免了「找事兒」的獨董。
到現在,十年過去了,獨立董事的「獨立性」不僅未能得到重塑,反而在許多上市公司中逐漸淪為「花瓶」,甚至成為進行利益輸送的「灰色通道」——獨立董事的年薪只是公開的表面收入,往往還有報銷等其他「隱性收入」,甚至與上市公司有關的信息也可能存在牟利空間。
比如,曾經被廣泛報導的一則案例是,中信證券明星分析師楊治山,2011年以漳澤電力的獨立董事身份參與了同煤集團與漳澤電力資產重組的論證過程。之後,楊治山指使他人開立證券賬戶,買入漳澤電力的股票期望牟利。
正因為獨立董事背後的這些利益,讓官員獨董現象備受矚目,也成為中央強力治理的領域。不過,從現有情況來看,這一現象要想真正得到治理,尚需進一步的決心,更需公開透明的信息披露。
7月28日,有媒體報導稱,北京市市長王安順表示,北京不會輕易出台新的房地產政策甚至採取放鬆限購等措施。不過,就在28日一天內,有三個城市宣佈全部或部分取消限購了。
據新華網消息,7月28日起,石家莊將取消實施三年的購房限制。儘管石家莊市住房保障和房產管理局的相關人員表示,「取消限購令」不會官方發佈,但此事已板上釘釘。
同時,28日下午六點24分杭州市住保房管局官方微博表示,從7月29日零時起,購買本市蕭山區、餘杭區住房(含商品住房、二手住房)不需提供住房情況查詢記錄;購買主城區140平方米及以上住房(含商品住房、二手住房)不需提供住房情況查詢記錄。
巧合的是,除了官方的表態外,江蘇徐州在這天也悄悄鬆了綁。自8月1日起,在徐州市區購買商品房不再提供限購查詢證明,簽訂並打印商品房買賣合同時不再需要輸入查詢證明號碼。但是沒有下發正式的文件,僅僅是口頭通知,只做不說。
有趣的是,據第一財經消息,上述杭州市住保房管局的微博消息一出,立刻引起開發商連鎖反應,當地業界甚至盛傳開發商要調價的消息。不過,這些醞釀調整價格的開發商並沒有透露漲幅是多少,只是表示,看市場情況來定。
根據都市快報最新統計,杭州限購解禁的首日截止至11點,杭州一上午總共成交12套140平方以上的房子。武林壹號快速成交了5套,入賬1.59億元。其中最貴的那套房子約555平方,房價4984萬元,一次性付款。最便宜的一套面積為320平方米,總價超過1800萬。
有人打趣說,政策一出,立馬買單了。限購政策的調整或取消,對樓市的影響不言而喻。
目前各大城市的限購政策到底執行如何?政府是只做不說還是高調表態?未來到底還會有多少城市按捺不住?
南方週末網根據公開信息統計,截止自2014年7月29日,宣佈全面取消限購的城市9個,部分取消限購的11個,具體如下表顯示。
2014年城市限購政策調整盤點 (小虎/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