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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西藏特困國企的救贖易貢茶場:援藏啟示錄

來源: http://www.infzm.com/content/103212

 

易貢鐵山類似火箭一樣峻峭的山崖,稀疏點綴著松柏,易貢茶場里幾個茶園就圍繞著它,藏民們在山下的茶園里采茶。 (南方都市報記者 陳偉斌/圖)

走在改革開放之先的廣東思維,在西藏撞上了沈重的現實,比如“待業青年”這種幾乎絕跡的名詞,在那里卻是個棘手難題。

錢、項目、人……廣東能給西藏什麽?嶺南的市場思維,如何能嫁接到雪域高原的特困國企身上?易貢茶場的四年援藏試驗,提供了一個觀察樣本。

“同車的當地人開玩笑,說歐書記你看你臉都嚇白了”,2014年夏天,向南方周末記者回憶起一年前上任的情形,廣東省國資委派遣的赴藏幹部歐國亮記憶猶新。

那是2013年7月,西藏的山尖依然覆蓋著白雪。歐國亮坐在越野車里上任易貢茶場黨委書記。土路顛簸不休,一側是山崖,一側是奔騰的江水。

易貢茶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茶場,也是西藏唯一成規模的茶場。

雖然距林芝中心還要168公里,幾乎與世隔絕,但它卻有著遠高於其規模的政治地位。這是一個正縣級的國營企業,正式職工112人,總人口1508人。

在茶場,新書記和老書記見了面——老書記黃偉平也是廣東省赴藏幹部,擔任茶場黨委書記已經三年期滿。

自1994年中央西藏工作會議正式提出“對口援藏”的口號起,廣東省對林芝地區的援藏活動已近二十年,累計投入資金超過70億。2010年,廣東援藏地點從傳統的林芝、波密、察隅、墨脫四縣,第一次擴大到了偏遠的易貢茶場。

黃偉平是廣東派來的易貢茶場第一任書記。兩人用了一星期的時間交接工作,歐國亮有些措手不及——黃偉平的說法是,這里還是內地上世紀七十年代的水平。

這一年,茶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只有四千余元。這時候,廣州的居民人均收入已經超過18000元。

“特困生”的自救

“是我們去把廣東援藏爭取過來的。我們是茶場,要把茶葉賣出去,廣東應該會有辦法。”

四千余元的人均年收入,已經是廣東援藏幹部入駐三年後的結果。2010年,這個數字是1700元。

剛到茶場時,讓黃偉平驚訝的是,當地老百姓喝的還是山上流下來的黃泥水。

順理成章,援藏第一件事便是“飲水保障工程”,黃偉平籌集二十余萬資金建了過濾網,用來攔截、沈澱泥沙。

三年後,水里的黃泥沒有了,但專家檢驗水質後又發現山泉“砷超標”,等於說大家都喝了一點砒霜。2014年4月,歐國亮把這一情況匯報給自己援藏前的就職單位廣東省國資委,國資委籌資5000萬,修建當地第一座自來水廠和新的發電站。

“來之前組織上沒說過茶場的情況,真沒想到這麽落後。”歐國亮說。

始建於上世紀60年代的易貢茶場,當初是用炸藥炸出來的。

1966年,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依照國家要求,組建了易貢五團,向西藏推廣農墾屯邊的經驗,兩千余名農墾士兵從一處邊疆來到了另一處。當時易貢湖邊都是原始森林,大樹盤根錯節,斧砍不壞,為了開荒種地,年輕的士兵們在樹根下掏一個50厘米左右深的坑,放上500克左右的炸藥包,轟的一聲,泥土四濺,樹和樹根炸成了兩半。

大幹四年後,農墾兵團發現,易貢山高坡陡,無法推廣新疆的機械化農場模式,農墾士兵又被全數調回新疆。農場卻保留了下來,周圍的藏族人以擴場工的身份全部納入農場,生產物資也被一並納入。之後確立了以茶葉為主要經營方式,又更名為易貢茶場。

現任茶場場長安青回憶說,四十年前,他們也像內地的農村一樣,分成不同的生產隊,勞作時還要比賽爭奪流動紅旗。農場有自己的小學和初中,老師都是畢業後“支援邊疆”的內地大學生,校長是一個會彈鋼琴的北京人。幾年教育下來,孩子們會用民族舞排演《北京的金山上》,會唱《邊疆的泉水甜又甜》,知道北京、上海,反而不知道那曲和阿里。

1990年代之前,易貢農場是西藏有數的興旺之地,只需完成上級安排的生產任務,不用考慮銷路。但很快,當沒有了國家的統一收購後,不知如何打開銷路的茶場,開始變得難以為繼。

一次失敗的改制,更讓這所曾彌漫著革命激情的茶場徹底陷入了困境。

1998年,正是國企改制風行之時,易貢茶場也在當地政府的主持下,引進一家重慶的企業成立股份制公司,更名為“西藏太陽農業資源開發有限公司”,最後卻演變為西藏自治區建區以來涉案金額最大的貸款詐騙案。

來自重慶的公司負責人以茶場技術改造為由,把茶場資產拿去做抵押,貸了5300萬元。除少部分用於茶場經營外,大部分都挪為他用。2006年東窗事發時,茶場已一蹶不振。拖欠職工工資360萬元,欠繳職工社會養老統籌金2700萬元、公積金1000萬元。

由於欠繳養老金,職工無法正常退休,易貢茶場成為當地的上訪大戶。

“是我們去把廣東援藏爭取過來的。”安青說,當時的茶場老領導江秋群培寫信給林芝地委,請求將茶場作為廣東援藏的地點,並指名要黃偉平來茶場工作——之前三年,黃偉平在離易貢茶場數百公里外的察隅農場擔任黨委書記,將同樣命懸一線的農場挽救了過來,這讓茶場職工看到了希望。援建能帶來資金和項目,他們也想發生改變。

2010-2013年,六千余萬元廣東援藏資金陸續到位,西藏自治區政府也豁免了欠繳養老金、撥款補發了工資,茶場緩了口氣。

而安青的考慮更實際一些:“我們是茶場,要把茶葉賣出去,廣東應該會有辦法。”

最貴的兩萬元一斤

兩萬斤積壓多年的綠茶被統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紀念茶餅,以1500元一塊的價格,在當年的銷售中大出風頭,一共賣出了5000塊左右。

2010年,黃偉平初到易貢茶場的時候,茶場積壓的綠茶有兩萬多斤,十多年也賣不出去,大家一籌莫展,一度考慮拉去茶園做肥料。

易貢茶場種茶的歷史要一直追溯到建場以前。茶場老職工們都認可的一種說法是,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時期,由於士兵們想喝茶而喝不到,戰爭結束後,一部分解甲歸田的士兵開始在當地試驗種茶。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拓荒之初,農場已經有了第一批茶樹。在高山雪水澆灌下,易貢茶葉的茶多酚含量達35%,高出國內其他茶葉的一倍,但一直沒有成規模種植。

1983年,大學畢業生李國林加入了四川林業廳組織的、為西藏林芝地區進行區劃調查的工作組。李國林本科學的專業是制茶,畢業後供職於四川雅安的制茶廠,在西藏調查時聽說易貢有茶後,專門繞道去了茶場。

“當時他們茶做得很差,炒青過後,又焦又燥,我說聞著一股焦臭味,怎麽賣得出去?”但李國林發現這里的土壤是適合種茶的酸性土。回到拉薩後,他在交給西藏自治區政府的報告里提到了易貢,“建議在那里種茶”。

自此,易貢茶場形成了兩千畝左右的茶葉種植面積,並維持至今。

但國家統一收購取消,易貢茶場以企業形式自負盈虧後,盈利狀況一直不算太好。

一個重要原因是,茶場主要生產綠茶,周邊的藏民卻沒有喝綠茶的習慣——安青自己在家里也不喝。當地人愛喝的是磚茶,可以用來打酥油茶。

磚茶便宜,12塊錢一斤;綠茶貴,500一斤。茶場生產的磚茶供不應求,綠茶則無人問津。如果全部生產磚茶,微薄的利潤又無法負擔傳統國企遺留下來的各種人員福利重擔。

“以前工資發不出去時,只能向政府推銷,每個黨委機關買個一斤兩斤的。”這是黃偉平剛到易貢時了解到的情況。

多年積壓下來,綠茶堆成了山。這些綠茶的制作工藝粗糙,也沒有響亮的商標和精美的包裝。在黃偉平看來,“雪山上的茶葉”充滿噱頭,必須對粗糙的茶葉生產工藝進行改造,才有可能打開市場。

充沛的廣東援藏資金,讓他們有了搏一搏的底氣。安青跑到四川雅安邀請李國林再次出山,幫助茶場制茶——一晃27年,當年的年輕人這時已經到了退休的年齡。

兩萬斤差點淪為肥料的茶葉其實都沒壞,從業快三十年的專家李國林建議黃偉平配置先進的制茶設備,將這些綠茶發酵,制作成更耐保存的黑茶。

價值88萬元的茶葉加工設備第二年就到位了,沈澱多年的綠茶被統一制作成黑茶。2011年是西藏解放60周年和建黨90周年,黑茶被制作成紀念茶餅,以1500元一塊的價格,在當年的銷售中大出風頭,一共賣出了5000塊左右。

多年制茶經驗讓李國林明白,只有高端茶葉才能賺錢,低端茶賣得再多也賺不了多少。他和黃偉平商量,應該著重發展高端茶葉,“西藏這個地方,茶葉的價格可以隨便定。”這成為新的茶品制作和銷售策略的一部分。

接下來兩年,雪域茶極、雪域銀峰和易貢雲霧等高端產品相繼在易貢茶場面世,黃偉平還給茶場註冊了“雪域茶谷”的商標。

“最好的茶葉,只有20斤,一度炒到兩萬元一斤。”有了商標,有了產品,此後每一年黃偉平都要帶些茶葉回廣東,向政府部門和企業推介。作為佛山援藏幹部,他還專門去參加廣東(佛山)安全食用農產品博覽會。

茶場職工夢寐以求的銷路總算開了一條,茶場產量從2011年的3.1萬斤增加到2012年的5.5萬斤,茶場居民的人均年收入從1700元提高到了4100元。

“那時,還有人來問有沒有更貴的呢。”回憶著當時的好時光,安青驕傲地笑出了聲。

不過,兩萬元一斤的最高價超出了“操盤手”李國林的想象,“我倒建議不要賣這麽貴,5000一斤就能拿到市場上去拼一拼了,也不一定要政府來買。”

就業困局

同來的援藏幹部曾經提出要在茶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歐國亮擋了回去,“現在這個情況,根本辦不到。”

好日子並沒有繼續多久,新書記歐國亮甫一上任就面臨著茶葉市場的驟然大變:2012年底消費市場發生巨變,高檔茶葉消費應聲銳減。以送禮用途為主、包裝精良的茶餅,2013年竟然一份訂單也沒有。

廣東再次成為市場支撐:

歐國亮調整了銷售策略,把高檔茶的價格砍了一半,又提高了像磚茶這類低端茶的價格。到2014年7月份,茶場訂單已經達到四百多萬元,其中廣東占三分之一強。“我覺得廣東的市場還有潛力。”

接手易貢茶場一年後,歐國亮對於茶場的發展有了新的想法。

“茶園只有兩千畝,無法實現規模效益。”易貢茶場占地面積不小,總共有24萬畝。歐的計劃是,在之後三年里,每年增加一千畝茶園。同時申請茶葉產業種植項目扶持資金4500萬元,將茶場建設成為全國最有特色、最有競爭力的有機茶生產基地。

擴充茶園的想法讓李國林有些擔心,他年輕時考察過易貢茶場的土壤,並不是所有土地都適合種茶——茶葉適合在酸性或偏酸性土壤上生長。

“最多還能找一千畝吧。”他的想法是,如今茶場的茶樹普遍茶齡超過三十年,老化後產量不高,如果能夠全數換為新的茶樹,產量翻番,一樣能解決規模效益不高的問題。

歐國亮也有自己的苦衷,除了茶場的長遠發展,就業是一個更重要的因素,“一個人承包十畝,一年就能安排一百人。”

待業青年,這個在廣東已經“絕跡”的名詞,在這里卻是一個沈重的現實。茶場效益多年來一直不好,無力提供大量新的就業崗位,年輕人多是待在家里,無處可去。從2010年到2014年,茶場正式職工從263人下降到112人,不增反減。

2014年,茶場還有待業青年四百余人,“現在最讓我憂心的就是他們的就業”。

“他們也很難出去打工。”歐國亮將主要原因歸於當地的教育水平。1500多名居民中,只有大專學歷2人、高中學歷3人、初中學歷2人,其他都為小學文化或文盲。

91個待業青年簽了聯名信來歐國亮安排工作,一開始他有些抵觸——在廣東管理了許多年的國有企業,從來沒有這樣的先例。但後來想一想,又不能不管。“他們來找我也是相信政府。”

黃偉平當年也遇到過同樣的情況,幾個沒有工作的年輕人開著卡車要去林芝上訪,他們知道後,急忙追上去勸了回來,追加安排了工作。

後來,黃偉平和他的援藏工作團隊進行了項目創新,通過“以工代賑”的方式,鼓勵各生產連隊成立由在職職工、待業青年、退休職工組成的“互助合作隊”,明確規定凡是茶場職工能夠承擔的項目優先安排給“互助合作隊”。

歐國亮接任之後,先在茶場辦了個沙石廠,提供了十來個崗位,制作的沙石還可以用來建設剛動工的旅遊中心。“以後旅遊業發展了,起碼又能提供60個崗位。”

不過,無論是發展旅遊業還是擴建茶場,最後究竟能增加多少正式職工,歐國亮並不確定。作為茶場的一把手,歐國亮沒有權力招收新的職工,也沒有權力開除任何一個人。茶場正式職工的變動,都需要報地委和自治區政府批準。即使現在茶場效益開始有了起色,人力調配上茶場也很難自己做主。

“茶場是個四不像。”歐國亮說。茶場既不像企業,也不像政府;茶場職工,既不像農民,也不像城市居民。

同來的援藏幹部曾經提出要在茶場建立現代企業制度,被歐國亮擋了回去,“現在這個情況,根本辦不到”。

“這里是穩定壓倒一切。”他只能慢慢來,先試行績效考核,鼓勵大家多勞多得,“但一開始也遇到了不小的阻力”。

廣東援藏四年來,茶場這個原本的上訪大戶再沒有發生一例上訪,反而成了“林芝地區先進企業”。

即使歐國亮們在努力提供就業機會,他們還必須面對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地的年輕人並沒有太多承包茶園的積極性。

李國林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地人覺得種茶辛苦,寧願時不時地上山砍點木材,采點蘑菇,賣點土特產賺錢。

“現在還有茶園沒有承包出去。”他說,2013年至今,茶場使用國家農墾基金300萬元,新增茶園200畝,雖然交給生產隊管理,但一直沒有找到願意承包的茶戶。

“有時候會覺得壓力很大,迷茫的時候肯定有。”歐國亮坦言,要是說一來就喜歡上西藏了,那是糊弄人,“但不管是個人願意還是上級動員來的,既然來了,還是想把事情辦好”。

2010年後的每一年,李國林都要來茶場義務幫忙一段時間。他的老家四川雅安,曾經是著名的茶馬互市之地,幾百年來,藏人們用馬換取茶葉,“古時候講以茶治邊,現在不講了,但維護感情很重要的還是茶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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