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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 推進國資監管機構職能轉變

據新華社消息，近日，國務院辦公廳轉發《國務院國資委以管資本為主推進職能轉變方案》，明確要求調整優化國資監管職能，改進監管方式手段，著力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

《方案》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務院國資委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決策部署，準確把握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的出資人代表職責定位，探索完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機制，為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發展壯大國有經濟作出了積極貢獻。但與此同時，國有資產監督機制尚不健全，國有資產監管中越位、缺位、錯位問題依然存在，亟需加快調整優化監管職能和方式，推進國有資產監管機構職能轉變。

《方案》提出，要按照深化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的要求，依法履行職責，以管資本為主加強國有資產監管，以提高國有資本效率、增強國有企業活力為中心，明確監管重點，精簡監管事項，優化部門職能，改進監管方式，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加快實現以管企業為主向以管資本為主的轉變。推進職能轉變要堅持準確定位、堅持依法監管、堅持搞活企業、堅持提高效能和堅持黨的領導。

《方案》要求，將強化出資人監管與落實管黨治黨責任相結合、精簡監管事項與完善國有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相結合，具體包括五方面措施：一是強化管資本職能，落實保值增值責任。完善規劃投資監管，突出國有資本運營，強化激勵約束。二是加強國有資產監督，防止國有資產流失。堅持出資人管理和監督的有機統一，強化外派監事會監督，嚴格落實責任。三是精簡監管事項，增強企業活力。取消、下放、授權工作事項43項，進一步明確國有企業各治理主體行權履職邊界，層層落實責任。四是整合國有企業改革職能、經濟運行監測職能，整合推動科技創新職能，提高監管效能。五是全面加強黨的建設，強化管黨治黨責任。建立健全黨建工作責任制，加強黨的領導與完善公司治理相統一，堅持黨管幹部原則與市場化機制相結合，加大紀檢監察工作力度。

《方案》明確，按照事前制度規範、事中跟蹤監控、事後監督問責的要求，強化依法監管，實施分類監管，推進陽光監管，優化監管流程，更多采用市場化、法治化、信息化監管方式，提高監管的針對性、實效性。

《方案》強調，堅持試點先行，結合企業實際情況，分類放權、分步實施，確保放得下、接得住、管得好。要積極適應職能轉變要求，及時清理完善涉及的國有資產監管法規和政策文件。

國內千萬資產家庭達147萬 胡潤：高凈值人群理財應以保本為主

每經記者 邱德坤 每經編輯 趙橋

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國內家庭財富的資產規模和高凈值人群數量不斷增加。作為中國高凈值人群重要組成群體，年齡在40至49歲的主力高凈值人群，又將如何進行投資？

9月16日，《中國高凈值人群醫養白皮書》（2017）（以下簡稱《白皮書》）在廣州發布。泰康與胡潤研究院連續第三年發布的該《白皮書》顯示，截至2017年1月，國內擁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家庭數量已達147萬，比去年增加13萬，增長率達9.7%。

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基於主力高凈值人群的特性，他們並非要追求高收益，建議以保本為主。

胡潤發布《中國高凈值人群醫養白皮書》（2017） 每經記者 邱德坤 攝 

千萬資產高凈值人群55%為企業主

上述《白皮書》顯示，廣東連續第二年成為擁有最多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的地區，比去年增加2.8萬人，達到26.8萬人，增幅11.7%；北京第二，千萬資產高凈值人群比去年增加2.5萬人，達到26.3萬人，增幅10.5%；上海第三，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比去年增加2.5萬人，達到23萬人，增幅12.2%。

《白皮書》發現，在千萬資產的高凈值人群構成中，主要由以下四部分人群構成：企業主占55%、金領占20%、炒房者占15%和職業股民占10%。

而今年的《白皮書》在廣州發布時，重點呈現了珠三角地區的特色。胡潤百富的一位工作人員提到，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是417萬元，高於全國平均值的339萬元。

胡潤百富市場調研副總監謝穎進一步表示，相對於全國高凈值人群，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人群顯得更會“享受生活”，尤其在“體育運動”、“旅行度假”等休閑娛樂主題上。而醫療需求方面，珠三角地區高凈值人群表示“有明顯提升”的比例高達45%。本人養老規劃上，未來打算入住“高端養老社區”的比例較高，尤其在深圳地區，超過八成的人表示出較強的意願。

胡潤稱，珠三角地區的高凈值家庭較多，就財富的階段來說，珠三角地區一直走在中國其他地區的前列。珠三角地區的醫養產業發展，可以對全國起到引導作用。 

主力高凈值人群理財偏向“穩健型”

值得註意的是，主力高凈值人群在投資上面，更為重視風險。《白皮書》指出，主力高凈值人群的理財態度，越發偏向“穩健型”，風險控制成為他們在理財過程中首要關註的因素。數據指出，90%的主力高凈值人群認為，“規避風險”在理財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

胡潤認為，保險的特性類似一名“守門員”，既可以保護自己的財產，也可以獲得一定的收益。這也是為什麽，國內這幾年的保險市場呈現快速增長。

《白皮書》提到，作為保障型投資，從主力高凈值人群的投資理財現狀來看，保險以92%的選擇率，位列理財方式的首位。在未來計劃增加配比的投資上，“保險”也以82%的選擇率排名第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在會上了解到，主力高凈值人群對風險的重視，與其自身特性有關。

《白皮書》調研發現，自身健康、父母養老、子女教育，是主力高凈值人群的三大核心需求。《白皮書》進一步解釋，每個主力高凈值人群的家庭中，有3位平均年齡在73歲的老人需要贍養；超六成家庭有1位小孩需要撫養，高中及以下年齡段的孩子占比70%。在生活困擾上，“自身及家人健康”以61%的選擇率排名第一，其次為“父母養老”（57%）和“子女教育”（55%）。 “健康”（82%）和“養老”（73%）是主力高凈值人群最為關註的兩大風險。

房地產藍皮書：樓市調控將以“穩”為主 一二線城市或率先探底

從城市層級來看，由於房地產緊縮調控政策不放松，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會率先探底，三四線城市市場的調整，預計將於2018年下半年出現。

5月14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與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房地產藍皮書：中國房地產發展報告No.15（2018）》給出上述預測。

今年樓市調控將以“穩”為主

展望2018年，藍皮書稱，樓市調控將以“穩”為主，為住房制度改革和房地產長效調控機制建設營造穩定的市場環境，樓市緊縮調控與去庫存政策仍將並行不悖。

一方面，盡管熱點一二線城市房地產市場明顯降溫，但供不應求的市場格局並未發生實質性轉向，房價仍存在一定上漲壓力，需要維持現有政策調控力度不變，部分熱點城市不排除進一步出臺更為嚴厲的調控政策；另一方面，由於三四線城市市場熱度持續提升，房價、地價快速上漲，市場已經被充分“激活”，前期刺激政策需要淡出甚至轉變為緊縮調控，以維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藍皮書認為，在供給側，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為緩解庫存危機，土地供應量有望進一步提升。但限價政策很難有所放松，熱點城市供應量將持續偏緊；在需求側，“房住不炒”的政策基調不會發生變化，加上銀行信貸收緊也使得購房成本顯著上升，故而成交規模也會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商品房銷售面積受到調控政策和貨幣環境的影響，將出現回調。銷售萎縮和融資渠道受阻給房企造成的資金壓力，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房企新開工意願，新開工面積增速仍將維持低位運行。

從城市層級來看，由於房地產緊縮調控政策不放松，一線和熱點二線城市會率先探底，而三四線城市調整將明顯滯後於一線城市，政策相對寬松、需求外溢等因素仍將支持三四線城市保持一定的熱度，但隨著去庫存刺激政策逐漸退出，轉變為緊縮調控，預計2018年下半年三四線城市市場調整將會出現。

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仍有上行可能

2017年底，國家有關部門定調2018年樓市調控時提出要堅持調控目標不動搖、力度不放松，保持房地產市場調控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藍皮書預計，2018年房地產調控政策將維持平穩，出現過熱勢頭的城市政策將適時收緊。總體而言，房地產市場在經歷了過去幾年的大幅上漲後將進入調整期，個人住房貸款業務增長也將隨之繼續放緩。同時，在市場化資金成本上升的推動下，貸款利率將繼續上行。

從信用風險來看，個人住房貸款仍是商業銀行優質的資產，尤其是在當前貸款利率上行的趨勢下，商業銀行仍將把個人住房貸款列為優先發展的業務之一。然而，受制於市場需求萎縮和監管政策趨嚴影響，2018年個人住房貸款增速將繼續放緩。

藍皮書還分析，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仍有上升空間。

當前，美國、歐洲等主要經濟體正在逐漸收緊貨幣政策，包括實施加息和縮減資產負債表，對我國貨幣政策形成一定制約。藍皮書稱，從穩定匯率的角度考慮，未來人民銀行將跟隨美聯儲上調公開市場利率，甚至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水平，這些操作都將逐步傳導或直接影響到信貸業務的定價水平。

對於2018年總體的房地產市場的形勢，在發布會後舉行的房地產高峰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飛稱，當前一是要妥善管理預期，包括推出一些重大政策或重大制度，都要在市場提前消化，使不確定的預期得以適應。二是要持續保持調控政策的人性化和機制化，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有些韌性，並且維持政策的持續性，建立更敏感、更靈活的機制。此外，在租售並舉的框架下，在土地和金融稅收等方面大膽改革。

在論壇上，中國人民大學漢青經濟與金融高級研究院副院長陶然建議，可以打破集體建設用地不準進入城市房地產市場的限制，建立由高中低端構成的房地產市場，既有出租屋，也有商品房。

深圳樓市變局，市場為主轉向保障為主

一份文件，打破了深圳樓市的平靜。

6月5日，深圳市發布《關於深化住房制度改革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的意見（征求意見稿）》（下稱《意見》）。

這時的深圳，新房成交均價已連續19個月保持每個月極微量的下調。2016年四季度開始，調控政策的出臺，住房租賃市場的培育，影響市場成交和預期。

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機制和住房體系，來引導房價平穩發展，實現居者有其屋？深圳試圖通過《意見》來給答案。

這是一份全市住房中長期發展規劃(2018—2035年)，指明未來18年的住房制度發展方向，以及對商品房、人才房、安居房以及公租房的住房供應結構進行明示和調整。至2035年，深圳新增各類住房共170萬套，商品房約為70萬套。其設計邏輯是，以住房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突出多層次、多主體供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

業內對此評價頗高，把《意見》稱之為深圳的“二次房改”。不過後續的配套政策何時出臺、如何落地和執行尚需期待。

商品房供應占比4成

回看《意見》的初衷，深圳市委市政府希望通過完善住房供應與保障體系，讓深圳全社會對未來住房有良好的預期，實現住有所居。

深圳市人口持續凈流入、供需矛盾加劇，住房問題可概括為供需不平衡、保障不充分，結構不合理。

按照《意見》的設計，這個以商品房供應為主的格局將會得到重構。以後深圳的住房供應市場中，商品住房將占住房供應總量的40%、人才住房占住房供應總量的20%、安居型商品房占20%、公租房占總量的20%。

對此，中國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表示，這將深刻影響深圳未來多年住房供需體系。

除了調整住房供應結構和比例外，《意見》還提出多主體供應——

房企提供商品房，租賃機構提供長租公寓，市和區政府提供人才住房、安居房和公租房，人才住房專營機構籌集人才住房、安居房和公租房，企事業單位籌集人才住房、安居房和公租房，金融機構籌集人才住房、安居房和公租房，社區股份合作公司和原村民通過綜合整治提供租賃房、支持社會組織各類主體籌集具公益性的各類住房。

不過，一家在香港上市的深圳房企負責人對第一財經表示，“深圳近年來，一直在嘗試建立多主體供應體系，不是從這個《意見》發布才開始，這份文件只是把深圳近幾年的探索進行總結。”

譬如，2017年10月，深圳便正式發布《深圳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於加快培育和發展住房租賃市場的實施意見》，提出到2020年，基本形成供應主體多元、租賃關系穩定的住房租賃體系。

按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的說法，“在考慮未來新增人口對各類住房的需求基礎上，計劃到2035年，分近期、中期、遠期三個階段，籌集建設各類住房170萬套，其中人才住房、安居型商品房和公共租賃住房總量不少於100萬套。”

也就是說，未來18年，深圳的商品房供應總量將不多於70萬套。住房市場供應從市場為主，變為保障為主。

與“高端有市場、中端有支持、低端有保障”對應，高端有商品房、中端通過人才住房和安居房解決，而低端有公租房。

《意見》另一個亮點在於提出，以公共交通為導向，職住平衡，在深圳關外如龍崗、龍華、坪山、 光明等地和深汕特別合作區等區域建安居社區。這是都市圈合作，發展住房市場的方向。

購房者仍夢想上車

目前，《意見》還處於面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和建議的階段，有不完善處實屬正常。一個五千億級別的房企相關負責人點評，“雖然有bug，但總算開始了。”

市場上，對《意見》的可完善處集中在住房供應總量、人才房和安居房的籌建、分配及運行，以及政策落地力度等方面。

深圳中原研究中心指出，2018-2035年，深圳新增建設籌集各類住房公170萬套，即年均供應約9.4萬套。而截止2017年底，深圳的常住人口為1252.86萬人，深圳常住人口自有住房率僅34%。“這個供應量對於人口數量還在增加的深圳來說依然稀缺。”

另一方面，深圳在關外、甚至是市外如深汕特別合作區等區域的嘗試和探索，恰恰是（潛在）購房者遲疑之處。

敦明敏（化名）大學畢業後來深圳打拼5年，一直夢想“上車”，也一直密切關註深圳樓市及相關政策，但強調民生和保障的《意見》發布後，她不喜反憂。

敦明敏對第一財經表示，如果有可能還是盡力買商品房。“一是，保障性住房多數位置偏遠，沒法覆蓋福田、南山等白領主要通勤區；二是輪候時間過長；三是，同小區內很可能存在鄙視鏈，譬如商品房業主有車位、有學位，但保障房業主無，也就是說租售同權未能真正落實。”

值得註意的是，《意見》提出，出售的人才房和安居房僅封閉一定年限，購房人自購房之日起累計在深繳納社保滿15年，可以進入市場流轉，但要向政府繳納一定的增值收益。

也就是說，人才房和安居房依然存在投資套利空間，盡管投資收益會被打折。但對於敦明敏們來說，既然遲早回歸市場，當然是越早越好，或者從一開始便在市場中。

除此外，在住房用地供應上，《意見》提出：優先安排人才房、安居房用地。並且，從2018年起，在新增居住用地中，確保人才房、安居房和公租房用地比例不低於 60%，新出讓居住用地中提高“只租不售”用地比例。

在香港上市的一位深圳房企負責人告訴第一財經，“未來深圳商品住宅土地市場極度稀缺的供求關系將進一步加劇，開發商通過公開市場獲取土地的難度越來越大，土地價格也可能居高不下。”

“針對這種情況，公司在深圳只能通過更多元化的渠道獲取土地資源，包括參與城市更新、股權收並購、與企事業單位或各類機構合作開發；另一方面，公司會加大在環深區域的項目布局和拿地力度，承接深圳樓市的需求外溢。”

股權收購已成為房企競逐深圳樓市的主流方式，最近兩年，融創、碧桂園、金科、禹洲等外地房企進入深圳均以此方式進入。

房地產，一個與民生、金融密切相關的行業，在政府主導下，格局的重塑正式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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