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鋼鐵業哀鴻一片時,法德合資企業瓦盧瑞克·曼內斯曼鋼管公司(以下稱「瓦盧瑞克集團」)卻瞄準了中國電力市場管材這一細分領域,並砸下2.89億美元對在華工廠進行擴建。
9月13日,在瓦盧瑞克·曼內斯曼無縫鋼管(常州)有限公司工廠二期擴建工程的落成儀式上,其集團董事長、管理委員會主席菲利普·克魯澤(PhilippeCrouzet)表示:「工廠擴建項目是瓦盧瑞克集團發展中國工業業務的一項重要舉措。在中國電力行業的長期歷程中,我們一直將自己定位為伴隨中國電力客戶共圖發展的業務夥伴。」
作為全球最大的鋼管生產企業之一,瓦盧瑞克集團在全球10個國家擁有45個生產基地,產品用於石油、天然氣、電力、汽車、機械等行業。此次常州擴建項目將於2013年達產。據瓦盧瑞克中國區發言人林文軍介紹,其常州工廠一直致力於向發電站供應大口徑無縫成品管,此次擴建項目投產後,高端大口徑無縫管產能將從1.5萬噸增加到6萬噸。
「實現年銷售收入17億元人民幣」是菲利普·克魯澤對瓦盧瑞克常州工廠二期擴建項目的經營預期。
據國家電監會公佈的《電力監管年度報告(2011)》顯示,2011年全國火電投資跌幅高達26%,並且已經連續下降6年。2011年火電投資僅為2005年的46.4%,同比銳減26%。但在行業不太景氣的情況下,瓦盧瑞克並未暫緩擴建工程的腳步。
菲利普·克魯澤認為,中國現已配備超過世界半數的火力發電站,並預計到2020年,中國對煤炭的消耗將增長為全世界煤耗量的三分之一。「從長遠角度看,中國市場對電能的需求會繼續增加,儘管這些方面有一些波動,但是這個需求是結構性的。」
而對於來自中國同行的激烈競爭,他則向記者表示:「瓦盧瑞克走的是高端路線,擁有高端研發中心,以獨創科技為支撐,向能源和工業領域市場供應高端產品。」
在他看來,中國市場對高端管材的需求仍然很大。據其統計,2011年,瓦盧瑞克中國區營銷額約佔其集團總收入的5%。高端產品需求比標準產品需求增長快,分別年增長為8%和4%。
另據記者從擴建項目工程師處獲悉,該項目引進的2億元左右的生產工藝設備,可使每噸鋼的生產較過去節約30%左右的能源。目前該工廠尚處試營業階段,以產定銷,以生產小批量訂單為主。
18日據新華社消息,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今日稱,俄總統普京將前往德國柏林參加19日在那里舉行的烏克蘭問題四方會談。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將與德國、法國、烏克蘭三國領導人舉行會談,但目前還無法確認能達成什麽具體共識。
另據俄羅斯衛星網18日消息,當日早些時候,烏克蘭總統新聞處發布消息稱,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通電話,並在談話中商定於10月19日在柏林舉行“諾曼底模式”會談。
德國政府和法國愛麗舍宮均證實這一消息。德國政府發言人賽伯特表示:“默克爾總理已邀請法國、烏克蘭和俄羅斯總統10月19日晚前來柏林,以對明斯克協議的實施進程做出評價,並對接下來的措施進行討論。”
2015年2月11日,俄羅斯、德國、法國、烏克蘭的領導人在四國峰會上(圖:俄羅斯衛星網)
據報道,佩斯科夫說,俄羅斯方面仍然堅持履行新明斯克協議的必要性,尤其是烏克蘭應該履行該協議政治部分的內容,主要包括烏克蘭憲法改革、給予烏東部特殊地位、烏政府同東部民間武裝開展直接談判和在東部組織地方選舉等。
佩斯科夫表示,雖然烏克蘭“缺乏履行該協議的意願”,普京仍對此次四方會談“持開放、積極態度”。
據悉,烏克蘭總統波羅申科此前表示,不應對19日的四方會談“抱太高期望”。
2014年4月,烏克蘭東部地區爆發武裝沖突。同年9月,烏克蘭問題三方聯絡小組(烏克蘭、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俄羅斯)與烏東部民間武裝在明斯克達成停火協議,但沖突並未完全停止。2015年2月,新明斯克協議簽署。協議各方就烏東部地區政治安排達成一致,但協議並未得到有效執行。
對於歐洲而言,2017年即將到來的未知和吊詭,猶如迷霧中泛舟時生怕驚起的一只只黑天鵝。
劍橋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學院資深研究員、英國著名學者馬丁·雅克(Martin Jacques)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指出:“為反對全球化,歐洲的中產階級開始反抗,並集結力量和共識。我想這只是剛剛開始,那些在新自由主義時期被當成想當然的事情都會消失。這不僅在英美,而是在更廣泛的歐洲。”
一位歐洲資深經濟學家匿名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在英國脫歐之後,法國將在歐盟繼續坐大,而這對全球自由貿易並非有利:無論左、右翼政客,甚至極右翼上臺,法國政府都更偏向貿易保護主義,而歐盟實際老大德國將因難民政策觸發的更多困局而自顧不暇,至於英國,脫歐後的最佳選擇就是同歐盟迅速了斷,然而法國並不會輕易“放過”英國。
假如歐盟失去法國
上述要求匿名的經濟學家對第一財經記者指出,德國的極右翼同法國的極右翼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德國選項黨”從不敢說出“如果當選就舉行脫歐公投”這樣的話,因為這樣的言論在德國沒有基礎,德國大眾盡管對歐盟多有抱怨,但德國人的共識沒有改變,即德國是歐盟統一以來最大的受益者,特別是在貿易方面。
因此,對於歐盟來說,2017年最危險的,將會是法國的總統輪換結果,而非目前難民政策對於德國總理默克爾的沖擊。上述經濟學家表示。
這似乎也是目前主流歐洲經濟學界的共識:對於歐盟,乃至整個世界,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的勝選所帶來的危機要大大超過默克爾的敗選。
原因在於,勒龐承諾舉行退歐公投,而如果她獲勝,那麽即使是默克爾也難以阻止這場公投,而且法國退歐有可能意味著歐元解體,其危害之深遠將難以估量。
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領導人勒龐
法國央行前行長、現任法國央行名譽行長的克里斯蒂安·努瓦耶(Christian Noyer)曾是在任時間最久、資歷最深的歐洲央行行長。
近日他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沒有法國就沒有歐盟,就像沒有德國就沒有歐盟一樣。”
努瓦耶稱:“我可以保證,這次選舉無論是結果如何,(法國)都不會脫歐。”
而法國駐華大使顧山更是篤定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目前我不認為他們極右翼有可能選上。”
不過,顧山指出,盡管如此,左右兩派的候選人仍要在選舉中針對目前所出現的全球化倒退問題加以解釋。
誠然,不僅在美國,即便是在福利社會導致分配系統更加註重公平的歐洲,也彌漫著一股中產階級對自身生活水平下降的憂慮。
雅克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不平等問題在西方世界變得越來越嚴重:不僅是在英國,還有美國,以及歐洲各國。我覺得這是一個全球問題。”
在新自由主義的好日子里,“平等”這個詞並不被廣泛使用,因為這不時髦。雅克說,“然而,現在不僅開始使用,且不論左翼、右翼都在反對不平等,其中右翼還更強烈一些。”
“那些在西方特別反對新自由主義的,是工資滯漲或者減少的人群。”雅克表示,比如在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之所以重要,因為他代表了那些三四十年來工資都沒有漲過的白人男性工人階級,“細想一下,這件事很神奇。”
雅克所指的神奇之處恐怕在於,美國的工人以前把自己稱為中產階級,現在“他們管自己叫做工人階級,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改變。”雅克表示,而在英國脫歐公投等事件中,這些被全球化落下的人正在表達他們的反抗。
“權貴在自己的圈子里面生活太久了。”勒龐說,全球化的世界把人民的興趣和夢想都忽略了。
根據民調機構Cevipof的數據,法國有45%的藍領工人以及38%的失業或正在尋找第一份工作的年輕人表示,他們要在選舉中支持勒龐,而這一群體占法國就業人口的40%左右。
要看到,近年來“國民陣線”在第一輪選舉中的得票率均在25%到30%之間,以此推算,勒龐在第二輪選舉中戰勝右翼的幾率很小。而目前的看法是,法國前總理菲永和勒龐將毫無疑問地在明年5月7日攜手進入法國總統大選第二輪投票,隨後勒龐將被淘汰。
不過,在英國脫歐和特朗普勝選之後,沒有人再敢斷言勒龐絕無法當選法國總統,雖然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極低,但其負面影響幾乎無法估量。
默克爾的難題
美國國保守派政治家本布坎南(Patrick Buchanan)在他最新的文章中一語點破默克爾的失職之處:右翼主義和反移民政黨在歐洲獲得成功的理由很簡單,主流政黨並沒有做好政府的第一要務——保護人民安全。
聖誕前夕,柏林發生了聖誕市場血案,造成12人遇難,2016年的德國在大量湧入的移民潮下暴露了諸多安全方面的脆弱性。
自2015年9月4日德國向滯留在匈牙利的難民正式打開邊界以來,德國共接收了大約150萬難民。需要註意的是,根據德國聯邦移民和難民署(BAMF)的統計, 2015年來到德國的難民大部分是年輕男性,其中近2/3是33歲以下的年輕人,分別來自巴基斯坦、阿富汗、敘利亞、厄立特里亞和伊拉克。
湧入德國的難民
與之相承的是,在歐洲進行恐怖襲擊或暴力行為的犯罪分子的年齡也不斷下降。根據歐洲刑警組織的統計,在2013年,每6個恐怖分子中就有一個是25歲以下的青年人,而在2015年,這一範圍縮小到每4個恐怖分子中就有一個這樣的年輕人。 與此同時,這些年輕的“獨狼”還多患有心理疾病。
在柏林血案發生後,西方各媒體對德國民眾發出“德國不應讓這一襲擊毀滅自由主義價值觀,並屈服於反移民的右翼主義者論調”的祈求。
然而正如布坎南所指出的,近十年以來,歐洲一直在處理各種恐襲和死傷者,從馬德里、倫敦、巴黎、柏林,到布魯塞爾,歐洲人對民主價值越來越不感興趣,他們更想知道各國政府將如何將極端勢力驅逐出境,確保國民安全。
在壓力之下,默克爾也做出了需盡快遣返不合格難民等一系列表態。
中債資信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國家風險部資深分析師李昕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2017年德國將迎來大選,移民政策無疑將是焦點問題之一。默克爾政府在接收難民方面的立場受到越來越多來自德國輿論、民眾和其他政黨的批評。
李昕認為,在安全形勢不斷惡化的形勢下,對移民持強硬態度的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扶搖直上:2015年8月,默克爾宣布準許敘利亞難民赴德避難後,德國選擇黨的支持率一舉從4%飆升至14%。
可以預測,此次柏林恐襲後該黨支持率將進一步提升。李昕表示,考慮到目前距德國大選還有近一年的時間,若期間德國再次發生惡性恐怖襲擊事件,德國選擇黨的勢力將進一步擴大。
然而,也不能就此斷言德國選擇黨在大選中勝率更高。李昕表示,德國選擇黨除在移民政策方面獲得較大回響外,並沒有令人信服的經濟和外交政策,是否具有足夠治國能力尚待觀察。而其他即將舉行大選的歐洲國家面臨類似的問題:雖然反全球化、反移民的民粹主義勢力不斷擴大,但選舉制度決定了他們最終問鼎難度較大。
法國不會輕易放過英國
當英國通過公投決定脫歐那一刻,巴黎就決定同倫敦展開對於歐洲金融中心的爭奪,而努瓦耶則成為這場爭奪戰中由法國總理親自任命的特使。
目前英國政府則認為脫歐應當在“英國離開歐盟單一市場”的背景下展開,這一強硬立場對於法國而言並不完全是壞消息。
努瓦耶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專訪時透露了兩點信息:如果英國想要離開歐盟單一市場,那麽脫歐後,倫敦金融城很可能失去其“金融護照”,而金融城也別想再保留爭議已久的歐元清算中心。
多年前,努瓦耶就提出反對倫敦擁有歐元清算中心:有近40%和歐元相關的交易是在倫敦進行的,這威脅了歐元的金融穩定性。而當英國選擇退歐後,歐洲法院也不能再罩著倫敦了。
“我認為歐元的清算業務將會撤出倫敦,這涉及歐元的穩定性問題。”努瓦耶還告訴記者,早在2011年,倫敦的清算所和監管部門已經因為做出過錯誤的決定而影響了歐元區,他和歐洲央行均發出警告,希望將該清算所轉移到歐元區,但那時並沒有成功。此次在英國公投決定脫歐後,英國的清算中心必須離開倫敦。
此前,有歐洲學者估算,歐洲委員會可以立即要求清算所將歐元交易置於歐元區之內,而英鎊兌歐元在3個月內將暴跌34%。
無論如何,脫歐的時限拖得越長,其不確定性對英國的傷害就越大。英國ICM民調公司的一項調查顯示,目前54%的英國人希望實現快速脫歐,僅有20%的投票者反對。
前述資深歐洲經濟學家本身是英國人,當談到對努瓦耶觀點的看法時,他表示,法國肯定如此希望,但結果如何仍要看英國的談判能力,不過他也帶著些許譏笑的口吻說:“法國人肯定不會輕易放過我們。”
4月19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柏林與德國總理默克爾會面。
兩人就歐盟改革問題互換意見,表示將在今年6月底前向歐盟呈交涉及難民政策和經濟與貨幣政策的具體改革方案。
就在出訪德國的前一天,馬克龍剛剛在位於法國小城斯特拉斯堡的歐洲議會發表以“為了新的歐洲主權”為題的演講,就歐盟所面臨的一系列問題闡釋其改革設想。
他在發言中承諾法國在2021年開始的歐盟新的預算框架中將提高分攤份額,同時回應德國政府的建議,認為可以對接收難民的城市和地區予以補助。除了包含法國國民陣線、德國另類選擇黨和英國獨立黨的右翼民粹黨團外,現場的歐盟議員都對馬克龍的演講予以掌聲歡迎。歐盟委員會主席容克評價道“真正的法國回來了”。
然而就4月19日默克爾與馬克龍的會面來看,馬克龍的一系列主張目前尚未得到法國在歐盟最重要的夥伴——德國的積極響應,重啟“法德軸心”的前景依然充滿不確定性。
首先,法國與德國重啟“法德軸心”的“窗口期”時間有限。
在2017年法國大選中,馬克龍對推進歐盟一體化進程、深化“法德軸心”合作的銳意進取姿態吊足了人們的胃口。2017年9月26日,馬克龍在巴黎索邦大學的演講中描述了“一個主權的、統一的和民主的歐洲”,他從防務、環保、經濟發展、移民、教育、機構改革等多方面描述了歐盟未來數十年的發展藍圖,強調建立歐盟統一財政預算和歐盟避難管理機構,直擊法國希望成立歐盟經濟政府和德國尋求在歐盟層面解決難民問題的利益關切。
但是,如果說法國在歐洲政策上的積極姿態在一定程度上是為了增強民眾對歐盟的信心、為他在內政上有所作為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那麽法國國內的社會發展狀況也是馬克龍施展外交抱負的重要基礎。
馬克龍入主愛麗舍宮的內政首秀是推動《勞動法》改革,以改變法國經濟不景氣、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現狀。但馬克龍的改革方案仍以賦予雇主自主權、松綁勞動力市場為主,比起上任奧朗德政府並無太大亮點。法國隨即爆發的罷工和遊行以及支持率下降,在一定程度上說明馬克龍當選之初“希望先生”的光環已經褪去。從去年5月當選到今年3月,馬克龍的支持率從62%下降到42%,最差時曾跌至30%。這不禁讓人擔憂他是否有足夠堅實的民意基礎推行歐盟改革。
從2017年5月至2018年3月,默克爾忙於應付聯邦議會選舉和政府組閣,除了外交場合禮節性地回應馬克龍的歐盟改革倡議外,法德軸心並未取得實質性進展。
與法國大選中馬克龍和勒龐就“挺歐”與“疑歐”展開激烈爭辯所不同的是,除德國另類選擇黨外的其他政黨,在選戰中對於深化歐洲一體化有較強共識。因此,即使是前歐洲議會議長、社民黨首席候選人舒爾茨在選戰中與默克爾直接對壘,歐盟政策也並未成為德國大選的核心議題。
雖然聯合政府執政協議和默克爾的執政宣言都著重闡述了“法德軸心”與歐盟政策的具體方面,但從大聯合政府近一個月來的動向來看,歐盟的重要性更多凸顯在應對美國征收鋼鋁關稅、中美貿易戰等外部挑戰中,德國對於解決歐盟內生性矛盾尚不如法國那樣積極。正如默克爾在19日同馬克龍會面時所談到的:“我們還需要經過開放的討論才能最終達成妥協”。
而當法國與德國對下一步改革計劃躊躇不前時,疑歐聲音在歐洲政壇愈發甚囂塵上:在意大利大選中,右翼民粹政黨五星運動黨獲得32%的支持率,成為議會第一大黨;歐爾班所領導的青年民主聯盟在匈牙利大選中獲得絕對多數。隨著歐洲議會的選舉即將在2019年展開,倘若法德沒有合理方案處理歐盟內政外交的頑疾,右翼民粹政黨也許會從中坐大,將疑歐、反歐力量從民族國家層面匯聚到歐盟層面。
其次,法國與德國在推動歐盟改革伊始便遇到了“難啃的骨頭”。
德國與法國在推動歐盟團結、穩定、繁榮的方向性目標上並無分歧,但是對於具體政策安排卻存在異議。
貨幣與財政政策的改革是最易令法國與德國齟齬的話題。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分屬歐洲央行和各成員國政府的政策安排,在歐債危機中暴露出了極大的制度弊端,清算這一“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法德軸心發力要克服的重要難題。法國希望歐元區可以朝著“財政聯邦主義”的方向發展,即設立統一的歐盟經濟政府,由歐盟財政部長負責歐元區財政預算。但是,德國財政部部長舒爾茨已明確表示反對設立歐盟財長的計劃。同時,德國視避難政策和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優先度高於經濟與貨幣政策。
在難民危機背景下,德國在歐盟發揮領導力時顯然沒有了處理歐債危機時的那份自傲,以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妥協換法國在難民政策上的支持,未嘗不是一種選擇。但在拯救歐元時自視勞苦功高的德國,顯然不願放棄對貨幣與財政政策制度安排的絕對話語權。對於德國而言,歐盟經濟與貨幣政策的一系列改革,意味著在法理上試探《基本法》對於主權可以在何種程度上讓渡到歐盟層面的極限,在民意上試探著德國民眾對於花德國納稅人的錢填充歐盟“資金池”漏洞的忍耐限度,在財政上試探著德國以低工資增長率、高儲蓄率保持財政盈余經濟增長模式的韌性。就整個歐盟而言,一體化程度更高的歐元區就意味著核心歐洲將對非歐元區產生更強離心力、歐元區與非歐元區的分化程度也將越高,那麽這就驗證了中東歐國家對於“多速歐洲”理念將在實際過程中變成“雙速歐洲”而分裂歐洲的憂慮。
第三,法國與德國在歐盟內的領導力能否有效發揮,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兩國能否得到其他成員國的支持和響應,能否消除歐盟內現有的分歧。
首先,兩國要應對右翼民粹勢力對歐盟一體化造成的阻礙。隨著右翼民粹政黨進入議會與政府,它們會成為歐盟改革方案在成員國通過的掣肘。馬克龍18日在歐洲議會發言時就表達了對此的憂慮,他強調歐盟各國應當警惕威權主義體制對歐洲價值的侵蝕,呼籲各國領導人應當用實際行動方案而不是蠱惑人心的宣傳回應人民對歐盟的不滿。同時,由主流政黨流向右翼民粹政黨的選民對歐盟一體化前景往往較為悲觀,這使得歐盟下一步改革將成為一場挽救民心之戰。其次,法國與德國在達成共識時還需考慮他國訴求,尤其是要彌合南歐與北歐國家在歐元區改革議題上、東歐與西歐國家在難民問題上的不同立場。正如容克在評價馬克龍18日歐洲議會的發言時所言:“歐盟不只有德國和法國兩個國家,而是由28個成員國組成。”
或許,法國與德國需要在兩國實力與領導力分配不均的情況下尋找新的平衡。在歐洲一體化的60多年進程中,法德兩國領導人的默契互動和兩國在一體化議題上的利益置換,成為支撐“法德軸心”的重要動力。從戴高樂與阿登納、德斯坦與施密特到密特朗與科爾、希拉克與施羅德,政治先賢在經營著歐洲一體化這一共同事業的過程中,努力實現民族國家利益訴求與超民族國家利益訴求的平衡,為維系歐共體凝聚力提供了寶貴經驗。在經歷了“法強德弱”到“德強法弱”的轉變,“法德軸心”始終維持在一種能量守恒的平衡狀態下。
然而,當一個躊躇滿誌的法國和一個堅若磐石的德國兩位政治巨人同時存在於歐盟時,“法德軸心”能否在新的挑戰中步調一致、形成合力,考驗著當今的法國與德國。
(作者系同濟大學德國研究中心、同濟大學中德人文交流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