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擺脫亦步亦趨 華為打入5G核心標準

美國時間11月17日淩晨，在3GPPRAN187次會議關於5G短碼方案討論中，中國華為推薦的PolarCode(極化碼)方案獲得認可，成為5G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的最終解決方案。

在此之前，美國高通所提出的LDPG確定為5G中長碼編碼解決方案。此次短碼決定Polar碼解決方案讓法國主推的Turbo2.0則再次失落5G方案規則。

雖然以華為為代表的中國企業擺脫3G、4G時代亦步亦趨的技術形式，在5G規則制定上擁有更多話語權，但這並不代表華為已經可以左右5G技術發展，更不代表華為技術已經碾壓高通。

打入核心標準

“一流公司做標準，二流公司做品牌，三流公司做制造。”通信技術標準制定一直是業內具有研發實力企業必爭之地。

此次華為Polar碼的競爭對手包括美國高通為主導的LDPC編碼以及法國主導的Turbo2.0編碼。而這兩個陣營所代表的是此前在3G、4G技術的主導力量。

第三代通信技術包括CDMA2000、WCDMA以及TD-SCDMA三種標準。其中前兩者占據最大市場，歐美以及日本為主要技術主導國。無論是3G還是4G技術，高通在標準制定上一直處於主導地位。

“這次是以華為為首的中國廠家推薦的方案第一次獲得編碼級別標準認定，代表華為地位獲得國際認可，”手機中國聯盟秘書長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說道。“2G時代華為跟著跑，3G時代能夠看到，4G時代參與一部分，到了5G成為重要組成部分。”

事實上，華為在5G技術上的布局很早就開始。2009年，華為展開了相關技術的早期研究，並在之後的幾年里向外界展示了5G原型機基站。2013年11月6日華為宣布將在2018年前投資6億美元對5G的技術進行研發與創新，並預計在2020年用戶會享受到20Gbps的商用5G移動網絡。

在此次會議中，對於短碼標準選擇上，具有競爭資格的三家企業是來自美國的LDPC方案，法國的Turbo2.0方案，以及中國華為推薦的Polarcode方案。LDPC方案為麻省理工學院RobertGallager於1962年提出，Polar為土耳其畢爾肯大學ErdalArikan教授在2008年提出。最終，支持華為公司提案的公司達到了59個，Polarcode最終成為控制信道上行和下行的編碼方案。

根據記者了解，此次Polar解決方案中興等中國公司也有參與其中。據內部人士介紹，此次中興對於Polar方案亦有較深入的研究與貢獻。

在此之前，中國技術一直尋求在全球通信網絡標準制定中的突破。在3G、4G中所出現的TD-SCDMA和TD-LTE中，都不乏中國通信技術身影。但是其中的核心長碼編碼Turbo碼和短碼咬尾卷積碼領域，中國技術介入較少。

道阻且長

11月15日在泰國曼谷舉行的“國際電信聯盟(ITU)2016年世界電信展”上，國際電信聯盟秘書長趙厚麟透露5G標準將在2019年發布，中國5G商用將在2020年開展。

雖然華為拿下了控制信道eMBB場景編碼的最終解決方案，但這並不意味著華為就能完全碾壓高通，也並不能說明中國在通信技術領域已經超過美國，事實上，在推行5G技術上，華為以及國內企業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此次華為所拿下的eMBB不過是5G應用的其中一個場景。第三代合作夥伴計劃3GPP定義了5G三大場景：eMBB、mMTC和URLLC。其中，eMBB對應的是3D/超高清視頻等大流量移動寬帶業務，mMTC對應的是大規模物聯網業務，而URLLC對應的是如無人駕駛、工業自動化等需要低時延高可靠連接的業務。較之3G、4G只有語音和數據業務，5G應用場景更多所涉及業務範圍也更廣。

在eMBB之後，後續還將決定URLLC場景下的信道編碼方案，最後再決定mMTC場景。

對於物聯網信道連接上，中興提出了MUSA多址接入技術或許也將在明年進行討論。

而在核心的5GeMBB場景上，Polar為信令信道編碼方案，LDPC碼為數據信道編碼方案，兩者平分秋色。

“這兩個協議談不上非此即彼，可以同時存在，只是應用場合不一樣。中國廠家確實第一次進入核心標準，但是核心標準有很多方案、領域，單項勝利並不能說明中國通信技術已經超越美國。”王艷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分析道。

對於兩種技術而言，現在談優劣為時過早。無論是高通還是華為，下一步應該是對基於自身技術的產品開發，爭取更大的市場。

“規則提出需要實現，這考驗企業對於高端通信技術的這種理解與相應的研發能力。”通信行業人士孫燕飈說道。

曾經，高通公司在其擁有的CDMA、WCDMA和LTE無線通信標準必要專利組合的國內市場份額為100%;CDMA、WCDMA和LTE無線通信終端基帶芯片的市場份額也超過了50%，具有了絕對的市場支配地位。

盡管華為力推的Polar編碼已經獲得肯定，但是在5G時代到來之前，高通所掌握的3G、4G核心技術依然在市場發揮重要作用。“(從運營商角度出發)做5G的同時也不可能放棄4G、3G，這樣還是用了高通專利。”王艷輝說道。

目前，在4G核心專利數量上，美國依然領先於中國。而國內企業也出現趕超勢頭。未來5G技術將覆蓋更多領域，而在這些領域的布局上，中美之間差距在縮小。

11月14日，工信部發布《關於組織“新一代寬帶無線移動通信網”國家科技重大專項2017年度課題申報的通知》，5G研發作為其中重點項目列入。根據計劃，2017年國家科技重大專項之中的5G研發項目，總數達到24個。未來，在5G核心技術上，中國將發出更多聲音。

擺脫速度情結，商務部未定明年外貿增速目標

12月26日開幕的全國商務工作會議透露出一個重要信號：2017年進出口增速目標未定。

在聽完商務部部長高虎城的工作報告之後，商務部研究院副院長李鋼對包括第一財經在內的小範圍參會媒體解讀說，在當前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面臨與以往不同且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多的大背景下，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的大邏輯中，如何認識、把握和引領商務領域“新常態”，需要擺脫速度情結，內貿流通與消費中自主可控性較強，保持中高速應有保障；但在開放型經濟領域，世界經濟外部性影響無法掌控，因此，要“客觀對待，不可能一廂情願”。

高虎城在會議上表示，2017年商務工作將“一帶一路”建設作為新時期我國對外開放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全力做好商務領域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工作，保持國內外貿易和國際經濟合作各項業務平穩健康發展，更好地服務經濟社會發展大局。

對外：兵來將擋

不設立具體進出口目標，是面對不確定外部環境的被動選擇。

2016年3月，高虎城曾公開表示，國際貿易持續低迷，全球主要31個經濟體1、2月的進出口都是下滑。這樣的情況下，很難做出定量指標，因此在當年政府工作報告中做出定性而不是定量的指標。

在即將過去的2016年，包括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等一系列“黑天鵝”事件爆發，這也引發了全球對於貿易保護主義的擔憂。

每天直面各類貿易摩擦糾紛，商務部貿易救濟調查局局長王賀軍用“山雨欲來風滿樓”來對第一財經記者形容自己的心情。

他說，特朗普提出的將中國定為“匯率操縱國”等言論，各國缺乏新的增長動力，都讓人擔心，明年形勢更加嚴峻。在他看來，明年針對中國的鋼鐵過剩產能還是熱點；而隨著中國向高端產業升級，一些高端產品出口也可能面臨貿易摩擦問題。

他也表示，在外部壓力下，只能“兵來將擋，水來土掩”，現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與各個貿易夥伴是互利共贏的關系。而事實也證明，凡是一國使用貿易措施限制一個產品進口，由於成本上升，該產品下遊競爭力會降低，造成兩相傷害的後果。

對外貿易司副司長支陸遜則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特朗普上臺以後的貿易政策，可能會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相信政策基本面沒有變化，明年中國外貿還將持續回穩增長。

根據世貿組織統計，2016年世貿成員發起的貿易救濟調查月均數量達到2009年以來的最高點，我國已連續21年成為遭遇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連續10年成為遭遇反補貼調查最多的國家，近期全球有三分之一的調查針對中國。2016年全年（截至12月21日）共27個國家（地區）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調查117起，平均每3天一起案件，涉案金額總計139.8億美元，案件數量和涉案金額同比上升了34.5%和71.5%。

商務部11月初發布的《中國對外貿易形勢報告（2016年秋季）》（下稱《報告》）顯示，當前中國外貿發展面臨的形勢依然複雜嚴峻，相對2015年9月以後的月度進出口基數普遍較高，四季度進出口下行的壓力依然較大。

不過，《報告》預計，2016年中國進出口有望實現回穩向好，2017年中國外貿占全球市場份額有望保持基本穩定。

雙向投資提量提質

從已經公布的數據來看，除了進出口降幅逐漸收窄，回穩向好，中國引進外資和對外投資的量質齊升也是值得關註的動向。

李鋼認為，今年值得關註的是，進出口實現回穩向好，前11個月進出口下降1.2%，降幅收窄6.6個百分點，同時走勢逐季回穩。

而更引人關註的是，根據最新披露的數據，前11個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7318億元人民幣（折合137.9億美元）。預計全年實際吸收外資（不含金融領域）約7850億元人民幣（折合1260億美元），連續25年居發展中國家首位。前11個月，服務業實際吸收外資增長8%，占比70.1%，提高2.6個百分點。對外投資快速增長。前11個月，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增長55.3%。預計全年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12萬億元。

根據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提供的資料可以看出，中國吸引外資，已經從過去的粗放型轉向高精尖領域。1~11月，計算機應用服務業、分銷服務業、企業管理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分別增長123%、44%和52.1%。高技術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881.4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97.7%。制造業中，醫藥制造業、通用設備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分別增長65.3%和16.6%。高技術制造業實際使用外資547.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6%。

服務業較為發達的北京市披露的數據也能佐證這一趨勢。北京市商務委員會閆立剛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服務業占北京GDP的比重已經超過了81%，比去年底提高1.3個百分點。1~11月，服務業實際利用外資123.2億美元，占全市實際利用外資的94.7%。

商務部外資司司長唐文弘對第一財經說，應該提醒外資企業的是，中國的市場潛力巨大，效益開始顯現。今年前三個季度，消費占GDP的貢獻率達到71%。在經濟新常態下的中國人對高品質的商品需求旺盛。他希望，外國投資企業能夠在提供高品質的服務方面做一些研究。

“中國互聯網人口達到7.1億，2020年，（中國）農村電商交易將達到8000億元。農村的消費升級，外商投資企業面臨巨大商機。”唐文弘說。

試圖擺脫對手機市場的依賴 高通發布新款芯片“驍龍835”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高通公司在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CES 2017上發布了最新款高端芯片──驍龍835(Snapdragon835)。高通將其最新款智能手機芯片視為更偏“聯網設備”(connecteddevice)的芯片。在內置計算和通信功能的設備市場生機煥發之際，高通試圖借此超越英特爾公司等競爭對手。

和前幾代驍龍一樣，新版驍龍包含了升級後的技術，有望逐步改善未來智能手機的性能、推動消費者更新換代。除此之外，這款芯片還具有一些特性，用於為擴增實景、虛擬現實功能處理圖像和聲音，再加上續航更持久的電池壽命、更嬌小的體積，都可能幫助其適用小型聯網設備。

“驍龍835”的潛力體現在聯網設備上，而非智能手機，這對於高通而言很重要，因為該公司非常依賴手機市場，致使其不得不直面手機發貨量增速放緩的現實。一些芯片能令手機與蜂窩網絡進行通信，而高通正是這類芯片的最大供貨商之一。

近些年來，高通已嘗試多樣化其業務，向著聯網設備等與現有芯片客戶相類似的市場拓展。

春節放假為何仍擺脫不掉重汙染 放個鞭炮有多大影響

霧霾如幽靈一般，連春節放假期間都不時出現。

第一財經記者2月2日從環境保護部拿到的統計數據顯示，1月24日-26日，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遭遇了一次大氣重汙染過程。29日，汙染範圍主要集中在京津冀及周邊、中部及西部地區，其中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為汙染最重區域。

2月2日初六，東北大部、華中大部、華北北部以良至輕度汙染為主;西北局部地區、華北中南部以中至重度汙染為主。

1月下旬，全國各地開始進入歡度春節的氣氛中，各行各業辛苦工作了一年的人們陸續踏上返鄉團聚的行程。特別是在北京、上海、廣州這些大城市，公司放假、工地關停、馬路上車少了，平日里熙熙攘攘的人流不見了。

按理說，春節期間的汙染物排放應該減少了，為何仍擺脫不掉重汙染?

大企業汙染物排放沒減

“春節期間，在大城市工作和生活的很多人回家過年，很多中小企業停產，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大氣汙染物的排放量總體有所下降，但排放的空間分布有明顯變化。”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大氣環境首席科學家柴發合研究員說。

他分析，從春節期間京津冀及周邊地區8個城市的汙染來源解析結果看，燃煤排放沒有明顯下降，多個城市PM2.5汙染的首要來源均為燃煤排放，石家莊、保定、鄭州等城市的燃煤排放貢獻高達40%左右。

“事實上，春節期間的汙染規律和其他時間的重汙染過程有所不同，我們分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柴發合說。

一方面，春節期間，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中小企業大多放假了，但很多大型企業，特別是鋼鐵冶金、石油化工等企業，由於生產工藝需求，需要連續生產。特別是近期鋼鐵、電解鋁市場需求旺盛，有些企業可能還要加班加點生產。

柴發合說，去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全社會用電量數據顯示，春節期間用電量下降了30%左右。但從用電結構分析，用電量下降主要是中小企業停產的緣故，鋼鐵、有色、石化等大型企業用電量基本沒有下降。

“2016年春節前後，京津冀鋼鐵產量基本上就沒有變化，在同等汙染物控制水平下，這些大企業的汙染物排放量並沒有因為假期而下降。”他說。

另一個因素是城市排放量下降，農村地區排放有所增加。環保部監測發現，春節期間，城市人口大量離開後，機動車排放和城鄉結合部的燃煤散燒排放顯著下降，但居民小區的供暖沒有停，集中供暖鍋爐的排放沒有減少。

環保部門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十多個城市的調研結果表明，大量外地務工人員返鄉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農村居民的供暖面積和供暖溫度等需求劇增，農村燃煤采暖排放顯著增加。

監測數據顯示，近期京津冀各城市城區二氧化硫(SO2)濃度有所下降，但農村地區的SO2濃度不降反升，且普遍高於城區，也反映了農村地區燃煤排放的增加。“目前，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大氣重汙染過程往往都具有明顯的區域性特征，農村地區燃煤排放的增加，同樣是重汙染形成的重要原因。”柴發合說。

最後一個因素，雖然公路貨運大幅下降，但客運顯著增加。柴發合解釋說，春節放假前期，各工業企業均提前儲備原料、輔料和煤炭等生產必須品，導致和工業生產緊密相關的柴油貨車運輸大幅下降，貨運量下降達到20%以上。但受春運外地返鄉影響，公路客運顯著增加，客運量上升30%左右，所以柴油客車的排放不降反升。

“綜合以上原因，加上近期華北地區再次遭遇不利於大氣汙染物擴散的氣象條件，因此出現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持續3天左右的重汙染過程。”柴發合對記者說，但由於汙染源的排放總量和空間分布發生了變化，部分城市重汙染程度較預測相比還是有所減輕的。

柴發合認為，下一步的工作重點還應放在加快北方地區冬季清潔取暖工程進度，加大工業企業汙染治理力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重汙染的問題。

為何燃煤采暖易引發重汙染

“燃煤采暖容易引發重汙染過程。”南開大學教授馮銀廠對記者說。

燃煤采暖是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冬季最主要的汙染源。春節期間，城市人口雖然走了不少，但居民小區的供暖沒有停，集中供暖鍋爐的排放沒有減少。

馮銀廠分析說，由於燃煤鍋爐新標準從2016年7月才開始全面實施，北方地區集中供暖的燃煤鍋爐汙染去除效率偏低，綜合去除效率遠低於工業鍋爐。

目前，針對采暖鍋爐的治理設施普遍達不到要求，20蒸噸以下采暖鍋爐用的治理設施基本是水磨脫硫除塵一體化，汙染去除效率低，同時在設施穩定運行上也難以保證。大量10蒸噸以下的采暖鍋爐未采取任何治理措施，汙染物直接排入大氣中。

環保部門調查發現，2016年，北京市城鎮地區基本淘汰了10蒸噸及以下燃煤鍋爐，但京津冀及周邊地區還有大量的10蒸噸、20蒸噸以下燃煤鍋爐在供暖。2017年，京津冀及周邊地區要在集中供暖燃煤鍋爐上進一步加大治理改造力度，減少這部分的排放量。

馮銀廠說，另一方面，大量外地務工人員返鄉後，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農村居民采暖排放有所增加。近年來，農村居民到大城市、省會城市和地級城市務工的越來越多，僅父輩老人留守家中。

科研人員在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的調研結果顯示，多數老人為了節約用煤，平時僅燒一臺小爐子取暖或者關閉其他房間供暖閥門。但春節期間兒女回家，供暖面積和供暖溫度等需求聚增，導致燃煤消耗大幅增加，汙染物排放顯著升高。

監測數據還顯示，近期京津冀各城市的城區SO2濃度有所下降，但農村地區的SO2濃度不降反升，也反映了農村地區燃煤排放的增加。

“目前看，在極端不利氣象條件下，僅燃煤取暖產生的汙染物排放，就已經超出了環境容量，容易引發重汙染過程。因此加快北方地區清潔取暖工程進度，加大燃煤小鍋爐淘汰治理力度至關重要。”馮銀廠說。

煙花爆竹燃放有多大影響?

環保部門的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除夕至初一，受煙花爆竹集中燃放影響，多數城市PM2.5濃度快速上升。

除夕夜18時，全國338個地級及以上城市中僅19個城市空氣質量為重度及以上汙染。隨後隨著煙花爆竹燃放量大幅增加，多個城市空氣質量快速轉差兩到三個級別，到初一淩晨2時，183個城市達到重度及以上汙染，其中嚴重汙染城市105個，62個城市在除夕夜間小時空氣質量指數(AQI)一度超過500。全國338個城市PM2.5平均小時濃度也由18時的62微克/立方米上升到213微克/立方米。

在對部分城市2013年至2017年除夕至初六PM2.5小時濃度變化情況分析後發現，京津冀及周邊地區受煙花爆竹集中燃放影響較大，北京、天津、石家莊等城市除夕夜間PM2.5小時濃度快速上升，PM2.5小時峰值濃度較18時分別增高8.7倍、6.3倍和4.4倍。

而上海、南京、杭州、太原等實施禁放限放措施的城市在除夕夜間PM2.5濃度均未出現明顯上升現象，和本地未禁限放的年度相比大幅下降。2017年除夕18時至初一6時，上海、南京、杭州和太原PM2.5平均濃度分別為17、44、39和115微克/立方米，比2013年至2015年同期分別下降90%、78%、77%和42%。

環保部介紹，煙花爆竹集中燃放對城市空氣質量影響較大，導致PM2.5濃度快速上升，空氣質量在短時間內迅速惡化，特別是在大氣擴散條件不好的情況下，燃放煙花爆竹會造成更加嚴重的空氣汙染。

第一財經記者從環保部了解到，春節期間，京津冀地區大型企業，特別是鋼鐵企業仍然保持高負荷生產，國家重點汙染源自動監控系統顯示，河北省唐山市北陽焦化有限公司、廊坊市開發區耀邦熱力有限公司、廊坊市恒盛供熱有限公司等企業存在汙染物超標排放現象。

“隨著春節假期臨近結束，部分中小型企業開始恢複生產，返城旅客日漸增多，客運量逐日上升，汙染物排放水平將呈現上升態勢。”環保部有關負責人對記者表示，將密切關註空氣質量變化情況，督促地方切實加強監管執法。

2017年除夕至初一全國338城市逐小時重汙染城市數量及PM2.5平均濃度

鐵了心想擺脫WTO？特朗普也許只是在搶談判籌碼

雖然並不意味著貿易戰就在眼前，但種種跡象顯示，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他的經濟團隊正在試著擺脫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束縛。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特朗普團隊正在尋求繞開WTO爭端解決機制對他國進行單邊貿易制裁的法律機制。

特朗普本人從來就不是WTO的擁躉，他在選戰中就將WTO稱作“災難”。所以，此次消息傳出後，分析認為此舉一方面體現出特朗普團隊對WTO系統的懷疑情緒，另一方面，這也可能是特朗普為了在與各國及WTO的談判中獲取更多“美國優先”利益的技巧。

諾貝爾經濟學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Krugman)直接在推特上寫道，這一舉動是“拿最基本的貿易規則當兒戲”。

認定WTO對美國不利

據了解，數名特朗普團隊的提名官員已經要求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起草一份清單，列出美方可用來對中國及其他國家實施單邊貿易制裁的法律機制。

自1995年成立以來，WTO是其成員解決貿易沖突的有效平臺。特朗普政府雖然希望保留WTO成員身份，但其繞開WTO爭端解決機制的企圖反映出他們對WTO體系的真實看法，即認為WTO是一個對美國利益抱有偏見的國際主義官僚機構。

特朗普團隊對於多邊貿易組織的不信任從其上任之初就可見端倪：在正式當選為美國總統後，特朗普就宣稱“美國優先”並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系協定(TPP)。特朗普的白宮首席戰略顧問班農(Stephen Bannon)很快附和，將其稱之為“現代美國歷史上最重要的時刻之一”。

國際資產管理公司荷寶的首席經濟學家肯艾莉森(Léon Cornelissen)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特朗普經濟學’所帶來的貿易保護主義與孤立主義將使美國和其他國家的貿易關系僵化，且不利於全球經濟發展。”

肯艾莉森認為，特朗普未來的指導原則就是“買美國貨，雇美國人”，“這聽起來就像上世紀30年代一些令人不安的聲音。”

肯艾莉森暗指的是，美國在1930年通過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關稅法》，對2萬余種進口商品征收高關稅，此舉立即引起歐洲國家對美國產品的報複，使全球貿易幾乎停滯。

除了特朗普，輔佐他的貿易團隊也趨向於保守。根據不同信源的確認，白宮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納瓦羅就是提出“繞過WTO”倡議的幕後推手之一。

與此同時，特朗普貿易團隊中許多人來自於美國鋼鐵業，譬如曾代表美國鋼鐵公司的律師萊特西慈(Robert Lighthizer)和格力仕(Jeffrey Gerrish)，以及曾代表AK鋼鐵公司的律師沃恩(Stephen Vaughn)等人，由此不難感受到其貿易團隊對WTO系統並不抱好感。在過去數年里，WTO小組拒絕了美國鋼鐵行業推動的許多激進的反傾銷訴求。

其中，萊特西慈目前是特朗普政府提名的USTR代表，而他早在2010年就建議美國要對WTO更強硬一些。在當時的一次聽證會上，他直言“WTO的爭端解決機制沒有效率，美國應當考慮主動對WTO中那些可以幫助美國應對中國重商主義的條款進行釋義”。

特朗普當選後，美國各鋼鐵協會就曾密集同特朗普的過渡團隊進行接觸，遊說他們采取更嚴厲的貿易防禦措施，例如，美國鋼鐵產業協會(AISI)就明確表示會在這些方面繼續做出努力。

諾柯鋼鐵(Nucor Corp)前首席執行官迪米可(Dan DiMicco)曾是特朗普USTR過渡團隊的負責人，他近日表示，在尋找WTO之外的解決機制的問題上，該團隊已經討論了很長一段時間。“我的個人看法是，WTO已經不再奏效了。”

“如果人們不願真誠地重新談判，並促進公平貿易，那麽特朗普將做出一些艱難決定。”迪米可表示，“我認為他會接受他所認定的挑戰，以確保我們得到公平的談判和公平的待遇，其中就包括從WTO出走。”

增加與WTO談判的籌碼

在WTO的現有規則之下，任何國家都不能對其他國家進行單邊的貿易或關稅制裁。如果美國挑起事端，有可能對全球貿易體系造成不可估量的損失。

“將出現非常可怕的負面效應。”WTO前官員、現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員萊斯特(Simon Lester)表示，“我們恐怕會進入一個嶄新卻十分可怕的經濟狀態。”

近日，世界銀行就在最新一期全球貿易年度報告中發出警告：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徒增是導致2016年全球貿易增長下降的因素之一。

報告提到，全球貿易已經連續第五年增長緩慢，而且2016年的表現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弱的一年。初步數據顯示，2016年世界商品貿易增長僅略高於1%，低於2015年的2%和2014年的2.7%。

經濟學家認為，歐美的政策不確定性拉低了整體全球增長率，從而對貿易產生了負面影響，企業因此可能會推遲投資和出口決策，貿易協定解體也會增加政策的不確定性，對貿易增長造成傷害。

不過，萊斯特懷疑特朗普政府是否可以真正繞開WTO爭端解決機制，“他們是否只是在設計一種技巧，用於與WTO談判時獲得更多籌碼?”

此前，在特朗普的“百日計劃”中，他宣稱將“查明所有對美國工人造成不公平影響的外國貿易濫用現象”，並“利用美國和國際法框架下的一切手段制止這些行為”。

但貿易專家認為，特朗普在打造了一支具有強烈貿易保護主義色彩的團隊後，將在WTO機制中更積極地投訴來自貿易夥伴的貿易壁壘，或更積極地使用反傾銷措施等貿易防禦工具，並更多關註如何減少美國的長期貿易赤字。

需要指出的是，奧巴馬政府已經在WTO機制下表現得足夠活躍，前副總統拜登曾表示，在推行美國貿易法方面，奧巴馬政府“比史上任何一屆政府都更積極主動”。僅在2016年一年，奧巴馬政府就在WTO針對中方起訴了3項新案件，而在過去8年中，美國在WTO針對貿易夥伴發起的24次法律行動，超過一半目標都針對中國。

WTO總幹事阿澤維多在2月22日曾表示，對美國人抱怨不公平貿易有所耳聞，但“WTO的每個成員都抱怨不公平貿易，重要的是怎麽處理。”

阿澤維多認為，要等到特朗普政府貿易政策細節出爐再做判斷。“在貿易問題上，魔鬼就在細節之中。”

銷量超越蘋果 中國手機歐洲市場擺脫低價形象

在歐洲人說著不太標準的中文“你好，歡迎合作”之前，也許他們中的大多數早已熟悉了華為、聯想等來自中國的品牌。

越來越多的國產廠商開始活躍在全球性的電子消費展上，第一財經記者從剛剛結束的MWC世界移動大會上看到，在參展的主流廠商中，超過一半的手機產品來自於中國本土或者說“Made in China”。

“當國內市場需求臨近飽和，向海外尋找機會點是必然的趨勢。”賽諾分析師李睿對記者表示，如果說去年海外市場對於國產智能手機是一個支線策略的話，今年則會上升至戰略級別。企業如果希望繼續保持增長，爭取供應鏈優勢，海外市場具有比較大的機會。

據賽諾公開數據顯示，中國市場手機增速將從去年的20%左右下降至5%。

但真正敲開歐洲大門遠比想象中複雜。手機廠商依靠發布會以及營銷驅動的無序競爭也許不再奏效，技術的門檻以及產品的門檻也不容易輕易邁過。

“我們也在摸索適合自己的一套方式，目前來看，華為的雙品牌戰略比較成功。”榮耀品牌西歐地區相關業務負責人林肯(化名)在MWC上對記者表示，去年僅“黑五”三天時間，Honor8的銷量就突破了三萬五千臺，這創造了西歐單品銷量的歷史最好成績。而據賽諾1月的中國手機市場報告，線上市場，榮耀銷量登頂，超越國內國外所有手機品牌，銷售額僅排在高客單價、高利潤的蘋果之後，排名第二，領先所有國內手機品牌，也許從華為榮耀在西歐的電商故事可以一窺國產手機如何在強手如林的市場上“征戰”拿下市場的。

電商成績單

放棄低端

“華為目前已經基本完成了進入歐洲市場的目標，份額穩定在5%以上，接下來的目標則是突破5%，達到10%到12%，這時候才是站穩腳跟的時候。”這是兩年前華為消費者BG余承東對記者說的一番話，如今看來目標已經實現。

2016年上半年，華為智能手機海外市場銷售收入增速是國內的1.6倍。尤其是在歐洲市場，在西班牙等5個國家，華為的市場份額超過20%，而在西歐整體市場中，華為智能手機的份額達了11.6%;500~600歐元價格的高端智能機市場，華為份額達到了14.3%。

華為全年業務的具體財報數據在每年的3月底、4月初對外公布，但第一財經記者獲得的獨家信息顯示，華為的雙品牌策略繼續保持高增長態勢，其中榮耀2016年銷售額同比增長8.6%，海外市場進入全球74個國家和地區。

“拿榮耀品牌來說，西歐的增長去年在200%以上，每個季度都在高速增長。”林肯對記者表示，在多個電商節日上，榮耀的銷量都創造了歷史，原本並不重視電商渠道的競品也開始慢慢跟進。

雖然榮耀取得的成績不錯，但在一開始，整個華為終端在歐洲遇到的“磕碰”並不少。

2011年上任之初，雷厲風行的余承東就飽受爭議。2012年，它在歐洲一度擁有15家定制機客戶，品牌戰略的推出讓其客戶僅剩一家，即使在華為內部，人們亦對他激進的做法疑慮重重。以至於關於他下課的傳聞，每隔半年就會有一次。“當時華為從ODM轉型做品牌的時候，只有沃達豐願意和我們合作，所有的人都在質疑華為，覺得做品牌很難，他們不能陪著你投入。”余承東說。

此外，華為的團隊也比其他對手少得多。

“當時榮耀的團隊人數也不多，可能一個國家還沒有人家一個地區的多。”林肯告訴記者，但在做促銷節日這種項目的時候，也許競爭對手幾天甚至幾周就完成了，團隊都是提前幾個月的投入，這為後來的成績奠定了基礎。

此外，林肯還告訴記者，69歐、80歐這樣的市場他們是不碰的，西歐操盤小組主要將精力放在了中高端價位。幾年下來，依靠口碑營銷榮耀成為西歐第四大品牌，贏得了市場的同時，也撕掉了國產機以往身上“低價”的標簽。

電商突圍

“力出一孔，利出一孔”出現在華為總裁任正非在2012年12月31日發出的新年獻詞中，這個郵件被發送給140個國家中的15萬員工。而在歐洲市場上，電商的突圍也是這種“利出一孔”的表現。

事實上，中國手機品牌在歐洲市場上賣手機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在像歐洲這樣的市場，消費者其實對價格並不是很敏感，對於他們來說，什麽牌子和什麽資費檔位更加重要，這就造就了運營商主導的地位。所以作為手機廠商，怎麽搶占資費檔，拿到運營商的補貼很重要。比如說A廠商的補貼率是50%，B廠商的補貼率是30%，對售賣的結果影響會很大。”華為的內部人士對記者說。

“以前我們有過教訓，在和一家運營商合作的時候，當時我們的一個手機型號和蘋果擺在了同一個資費檔中，當時我們的團隊還很高興，覺得可以和蘋果擺在一起了，但事實上這個機器最後賣得很差。因為當時這個運營商對蘋果的補貼力度非常大，價格非常有優勢。所以放在哪一檔並不重要，要在當中保持競爭力才是最重要的。”上述人士說。

所以，電商的突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讓華為在海外市場走得更遠。

但在海外做電商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林肯告訴記者，在中國大火的“互聯網思維”在西歐等國家根本走不通，理性的消費意識讓消費者看重的不僅僅是性價比。“歐洲的線下物流非常發達，如果是照搬國內的線上模式很難做好，我們主要是從口碑營銷入手，在Facebook、Twitter上進行消費者互動。”林肯說。

但互動也有方法論。

林肯告訴記者，國內轉發消息都是有獎轉發，但歐洲人只有自己想分享才會轉發，所以我們也會做一些有趣的活動，或者讓消費者分享使用的心得。“又比如說做一些跨界營銷。“不是贊助的形式，而是合作的形式，我們和金剛2做一些定制UI的合作，然後我們也可以使用對方的衍生品授權，在線下做一些首映活動。

在一些電商大促來的時候，榮耀往往提前幾個月開始準備，這也讓其在西歐的黑五活動中，登上亞馬遜和本地電商銷售排行榜第一名，以及法國當地7大電商平臺的銷售冠軍。

“踏踏實實把產品做好，再加上互聯網這樣一個武器，實際上是會助力你發展更快的。”榮耀總裁趙明如是說。

李睿則對記者表示，無論是國內還是海外市場，打造產品力和適合自己的商業模式終究是市場取勝的根本。

同業負債占比逼近上限 中小銀行面臨擺脫“同業依賴”

做大同業負債，擴張同業資產，過於依賴同業渠道，從而實現擴張規模、利潤增長的商業銀行，正在遭遇“三套利”清理的寒霜，而中小銀行將首當其沖。

根據《銀行業金融機構"監管套利、空轉套利、關聯套利"專項治理工作要點》(下稱《要點》)，銀監會此次整治的一大重點是，商業銀行是否存在同業融入資金余額占比負債總額超過三分之一的情況。而部分城商行、中小股份制銀行，僅同業存放、拆入資金、賣出回購等同業負債，就已接近甚至超過30%，而這還未納入同業存單。

多家銀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同業存單是否納入同業負債，目前標準不一，各家銀行在核算時，具有一定彈性。如果同業存單納入，一些銀行同業負債將承受壓力。如果嚴格按照不超過三分之一的比例考核，部分過於依賴同業負債的銀行，利潤將會受到很大沖擊。

中小銀行將受沖擊

“按照監管口徑，納入同業負債的，除了同業存放，一般還包括賣出回購、拆入資金。”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中層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商業銀行的會計科目中，除了普通業務、資金交易之外，凡是流入的資金，基本上納入同業負債範疇。

華東地區某上市銀行計財部門人士亦稱，按照現有的分類口徑，計入同業負債的，主要包括同業存放、賣出回購、同業拆放等三類，而同業存放又是同業負債的主要科目。在一些商業銀行的同業負債中，同業存放通常占比最高。

業內人士認為，監管清查同業融入資金余額的比例，是否在負債總額中超過三分之一，對於依靠同業負債進行規模擴張的銀行來說，將會直接受到沖擊。而一些股份制銀行、城商行等中小銀行，影響將首當其沖。

部分上市銀行2016年的情況，已經反映出這一情況。已披露2016年年報的中小銀行中，同業負債占比雖然尚未突破限制，但也已逼近三分之一的比例。

根據盛京銀行(02066.HK)年報披露，截至2016年底，該行總負債8591億元，比上年的6599億元增加1990億元，增幅約為30.2%;其中同業存放、賣出回購、拆入資金三項，余額分別為1434億元、403億元、389億元，三者合計達到2226億元，占比約為27%。

不僅如此，一些股份制銀行也面臨同樣的問題。年報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底，浙商銀行總負債為1.29萬億元，同比增加31.1%，同業負債為3941億元。其中，同業存放3574億元，同業拆入193億元，賣出回購證券及票據合計173億元，合計比上年增加395億元。同業負債在總負債中占比，已經超過30%。

除了中小股份制銀行、城商行，部分大中型銀行的同業負債，在總負債中的占比也相對較高。根據浦發銀行(600000.SH)2016年年報，截至當年底，該行總負債5.4萬億元，負債結構為：客戶存款3萬億元，同業負債1.43萬億元，具體包括銀行同業負債4946億元，非銀行同業為8473億元，兩者共計超過1.34萬億元。此外，還有賣出回購余額932億元，三者在負債中占比約為27%。

不僅如此，是否通過同業業務“倒存”，將同業存款變為一般性存款;是否存在協助同業機構，違規將同業存款變為一般性存款，也在監管整治的範圍之內。如果存在類似情形，同業負債的比例，還將進一步上升。

而同業存單是否納入同業負債，各家銀行情況不一。在各家銀行的財務報表中，同業存單一般計入已發行債券項目。上述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中層人士稱，按照久期，同業存單要長、短期分列，而且屬於同業負債中可豁免項目，是否計入同業負債，各家銀行標準不一。其所在銀行就將同業存單作為單獨的會計科目。

不過，在財務報表中，也有部分銀行沒有披露同業存單發行總量、存量規模。“同業存單在有些銀行算同業負債，有些銀行不算，具有一定彈性。”某中小銀行人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一般情況下，大規模的銀行，發行的金融債、二級資本債、混合資本債占比較大，小銀行發行的同業存單占比較大。

九州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鄧海清也撰文認為，結合監管層近期的表態，監管可能認為同業存單本質屬於同業負債，有可能會納入同業負債，但具體影響，取決於出臺政策的實施力度。

利潤將受擠壓

作為突破地域、規模制約的同業負債、同業資產，已經成為一些中小銀行規模擴張、利潤增長的驅動因素。 公開信息顯示，一家2016年營業收入不足60億元的農商行，同期存放同業及其他機構款項利息收入就達到11.4億元，買入返售利息收入4.15億元，兩者在營業收入中的占比已經超過25%。

類似上述情況的銀行雖然不多，但同業業務收入占比，超過貸款收入，在中小銀行中已是普遍現象。年報數據顯示，2016年，盛京銀行存放同業的利息收入29.94億元，買入返售利息收入2.45億元，兩者合計32.39億元，同期該行利息收入360億元，同業業務收入占比已達9%左右。

而這還不是該行主要的同業業務收入。2016年，該行金融投資的收入，從2015年的118.23億元，增加到2016年的182億元，同比增加54.6%，主要為債券、信托受益權。而在同期，該行貸款利息收入為133.8億元。

徽商銀行也是如此。2016年，該行利息總收入327億元，其中證券投資收入154億元，存拆放同業利息收入16.7億元，超過利息總收入的50%，貸款利息收入則只有137億元。而在同期，浙商銀行投資總額6631億元，同比增加1423億元，增長27.32%;金融投資的利息收入289.44億元，比上年增加63.73億元，增長28.24%，主要是同業投資增加，具體包括資管計劃、信托計劃增加所致。而在同期，該行貸款利息收入212.63億元，遠低於投資收入。

在成本、收益方面，盛京銀行2016年的同業存放、賣出回購的平均付息率為3.91%、2.17%，同業存放、買入返售的收益率為3.54%、2.14%，金融投資則為4.63%。而浙商銀行同業存放、拆入款項平均付息率3.18%，存拆放同業利息收入平均收益率則為3.29%，收益率並不高。

“同業業務的回報率確實不高，平均可能在0.5%左右，有些甚至存在倒掛。”上述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中層人士說，但同業業務不是依靠單一交易獲利，而是通過放大杠桿，通過杠桿循環放大規模，對接非標、債券等資產來盈利，普遍存在期限錯配，後面的負債，很可能匹配的是存量業務。雖然背後有項目支撐，但層層穿透之後，看起來就形成了資金空轉。

該人士認為，如今監管限制同業負債比例，目的就是去杠桿。一些同業負債占比較高的銀行，可能會被迫賣出部分同業資產，目前存量的同業業務，相當部分形成於2015年前後，當時市場資金成本較低，業務收益也明顯下降。而現在資金成本上行，如果賣出，這些銀行就會遭受很大損失。此外，同業、票據、理財等業務，是否按照未穿透性、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準確進行風險計量、足額計提資本的監管要求，還將影響一些銀行的資本充足率。

人民幣擺脫“操縱”標簽深意何在？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後不久，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稱，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業內分析稱，這一表態傳遞了關鍵信號——當美國將目前的焦點轉移到地緣政治沖突之上後，開始尋求和中國進行合作。

下一步需要關註的是，美國財政部將於4月末發布半年度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報告，去年中國並未被列為“匯率操縱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將對中國進行2017年第四條磋商訪問，IMF自2015年起就認為人民幣已不再被“大幅低估”。

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

特朗普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指出，近幾個月來中國並未“操縱匯率”。

眾所周知，去年9月第一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開場幾分鐘後，特朗普便指責中國引導人民幣貶值，意在質疑中國是否通過操縱人民幣獲得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上任後，特朗普尚未將矛頭指向中國的人民幣，新政府的第一個“批判對象”竟是歐元。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的主席彼得·納瓦羅今年2月對媒體表示：“歐元就像是一種‘隱性的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使德國相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具有優勢。”話音剛落，歐元對美元應聲大漲。

事實上，時任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今年1月表示，過去18個月中國為捍衛人民幣匯率而采取的措施顯示，中國並未尋求通過人民幣貶值來獲取不公平貿易優勢;高盛前投行家、美國財長姆努欽今年以來也未就中國發表任何激烈言論。IMF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也都顯示，中國過去兩年並未“操縱匯率”，對中國“操縱匯率”的相關指控並不成立。

一切都讓市場對中美出現貿易戰的擔心有所緩解。

其實，將一國指為“匯率操縱國”並不容易。美國自1988年開始對其主要貿易夥伴進行每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判斷有關貿易對象是否利用對匯率的操縱(即不合理定價)獲取對美優勢。

根據法律，一旦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財政部就會與該國家(地區)進行談判，敦促其解決貨幣低估的問題，而且美國總統在此過程中有權采取行動，如果持續一年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就會采取懲罰措施或直接提請IMF進行裁決。

當一國滿足以下三個標準時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存在巨額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在外匯市場持續進行單向幹預。

按照美國財政部的現行技術標準來看，雖然我國符合前兩條，即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且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有時略高於3%，但明顯不符合第三條，即12個月內購買外匯總量占GDP的2%，因為我國的單向幹預是購買人民幣以維護匯率基本穩定。

根據美國財政部去年10月份的表態，雖然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但依舊提及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就強調了推進再平衡改革的重要性。同時，市場仍然對於中國對於匯率釋放的信號高度敏感，這也突出了加強匯率機制透明度、加強溝通的重要性。貿易再平衡也是當下特朗普關註的焦點。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丁爽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籌碼並不多，由於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高達330億美元，渣打預計中國會以美國農產品、汽車和飛機等為目標進行必要的“回擊”，但因為“貿易戰”的結果將是兩敗俱傷，雙方還是會回到談判桌上，“中國可能會同意加大向美國開放其商品和服務市場，來縮小對美貿易順差。”

人民幣貶值壓力暫時減輕

相比去年，人民幣今年以來的走勢更穩了。特別是在此前美元指數強勁反彈的情況下，並未對美元大幅跳貶。

貨幣金融專家、上財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巫厚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民幣遠期的貶值預期在過去一個月當中相對穩定，一年期離岸遠期交割隱含約3%的貶值幅度，兩年期隱含約5.5%的貶值幅度。對比去年，一年期的預期基本與去年持平。”

業內人士認為，預期的穩定主要是因為境內結售匯格局的變化。外匯專家韓會師表示：“扣除對市場情緒反應不敏感的銀行自身結售匯數據，今年2月銀行代客結售匯(即期+遠期)的逆差總額只有19億美元，僅為1月的十分之一。3月結售匯數據雖然尚未公布，但從3月外匯儲備小幅增長40億美元以及3月至今即期市場的日間波動情況看，代客結售匯逆差很可能繼續維持在極低的水平，甚至已經恢複平衡。”

其實，市場供求是影響人民幣匯率最直接的因素。韓會師認為，雖然美元升值會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但在境內結售匯力量較為均衡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這一定價原則難以同時對人民幣施壓，這就使得人民幣的貶值難度大為增加。

特朗普近期還頻頻發聲打壓美元。他周三表示：“美元變得太強了，這可能是因為我的錯，因為人們對我(的政策)有信心，但這的確會最終傷害美國經濟。”

此前，由於市場寄望於美國政府的萬億基建政策、減稅、金融去監管，美元指數一度沖到了103.8，今年開始不斷回調。“市場對特朗普政府推進稅改能力的擔憂揮之不去，這可能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抑制美元漲勢。”FXTM富拓研究一名分析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過，人民幣仍然面臨美聯儲持續加息及收縮資產負債表的風險。

“美聯儲所謂的縮表，就是賣出國債和MBS(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從市場里收回美元。這樣就少了基礎貨幣，廣義貨幣M2會大幅減少，可能會加大人民幣資金流出的壓力。”諾亞香港研究總監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但縮表不會快速降臨，主流觀點認為是2018年，甚至有專家認為美聯儲並沒有動力“縮表”。

德國商業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師周浩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認為美聯儲不太可能縮表。金融危機後，居民部門去杠桿，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新增的這麽多債總要有人買，美聯儲購債也能增加市場的信心，沒必要縮表。”

為匯改贏得空間

長期來看，人民幣邁向“自由浮動”或“清潔浮動”仍是一大目標，匯率趨穩的態勢有助於中國逐步推進匯改等各項金融改革。

“盡管經常賬戶順差在2016年降到GDP的1.8%，但是資本賬戶逆差從2015年的高位有所滑落，資本外流規模今年預計會降至3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這得益於匯率趨於穩定、資本外流管控趨嚴，如果美國政策不出意外，中國外匯儲備今年年底前預計將維持在2.9萬億美元之上。”丁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中期而言，中國一定要逐步習慣本國貨幣(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這會釋放經濟的價格信號，如果經濟轉弱、貨幣貶值，那麽貿易部門可能更有動力。當然，自由浮動就意味著可能會導致短期匯率超調，但如果市場穩定、流動性好，超調就能減弱。”法國興業銀行董事長洛倫佐·比尼·斯馬吉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表示。

無獨有偶，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在他看來，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優先，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成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3日表示，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匯率操縱國”，中方無意通過貨幣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中國將在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除了匯改，各界認為其他改革議程也應持續推進，包括減稅放權、國企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城鎮化、醫療、教育、科技投資等。只有中國經濟從各項改革中找到新動力，才能讓人民幣更為強勢。

只要3步，輕松擺脫80%的選擇煩惱

YouCore 2017-07-10 16:28

來源 | YouCore（ID：YouCore）

作者 | 繆誌聰

有剛畢業的YouCore粉絲私信我，她最近焦慮著要確認哪個offer：一個是銀行的核算工作，國企穩定、薪資待遇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發展前景論資排輩；另一個是四大的審計工作，外企工作強度大、收入可觀、發展全憑能力。兩個選擇各有利弊，她不想放棄穩定的金飯碗，又不想放棄可觀的收入。考慮再三，依然無法做出取舍。

我們總是會面臨各種選擇：

也許是在兩家公司間做出一個決定，國企銀行還是四大審計；

也許是選擇一個自己奮鬥的地方，小些的城市還是北上廣深；

抑或是在兩人中選擇和誰結婚，王四聰還是伍彥祖（你說，是不是超級難？！）。

面對這麽多兩難的選擇，你是不是經常會糾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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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麽做選擇會這麽難？

馬薇薇在《奇葩說》中說：一個對的，一個錯的，那不叫選擇——傻逼才選錯的。兩個都是對的，那不怕選擇——選哪個都很爽。臺下的觀眾聽了，熱烈地鼓掌。

但事實上，即使面臨著兩個所謂對的選擇，你也可能依然不爽。比如上面的這位小妹妹，在首先拿到銀行offer的時候，她覺得工作有了保障，非常開心，隨後拿到四大offer的時候，一看薪酬不錯，也很興奮。但隨後在面對這兩個都還不錯的選項時，她卻覺得選擇異常艱難。

大多數的選擇之所以難，難就難在影響因素的互有利弊，以及可選項的發展不確定。

影響因素：大多數困難的選擇，就在於影響因素多，且互有利弊

比如找工作時，你理想的標準是：錢多事少離家近，但不幸的是，99%的時候你面對的卻是“錢多事多離家遠VS錢少事少離家近”之類的沖突。這時，選擇困難癥就油然而生了，到底是錢多好呢？還是事少好呢？還是離家近好呢？

可選項：對可選項的未來發展有太多的不確定

比如，四大薪酬比國企會計誘人，但誰能保證你在未來就一定能頂住壓力，不被四大裁員呢？就像，眼前雖然景色宜人，但會不會走著走著，就一片荒蕪了呀。因此，更糾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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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更好地做出選擇？

現在你知道選擇困難的根源了：影響因素的互有利弊，可選項的未來不確定性。接下來要做的，就是針對這兩個根源給出對策了。其實方法很簡單，遵照下面3步即可。

第一步：羅列要素，找出影響選擇的主要考量標準

將自己所有想到的標準先列下來，比如選擇工作，你可以拿出一張紙，在紙的中央寫上“找工作的標準”，然後天馬行空地想到什麽，就寫什麽。最後從中選出主要的幾個考量標準。

比如工資、提能機會、晉升空間、工作時長和公司距離。

第二步：去異存同，對每一個選項作考量標準的分析

乍一看，各有優劣，難以取舍。但如果可以減少各個選擇在指標上的不同之處，直到彼此之間就一個指標不同，不就方便比較了嗎？

首先，找出最重要的指標，假設是薪資。在比較其他指標時，就可以以薪資為標準來置換。

例如：如果能將四大審計工作的工作強度降低，時間縮短，變成和銀行一樣，你願意薪資上犧牲多少？

如果回答是犧牲1000/月，兩者的指標是不是就可以變成下面這樣：

這時已經可以無視工作時長了，因為兩者是一樣的。

其次，我們可以對其他指標進行類似的置換：

最後，兩者實際上比的只剩一個指標：薪資

如果再簡化一下，就成了下面這樣：

這時候再選擇是不是很簡單？

第三步：預測未來，評估可選項風險

比如，還以銀行核算和四大審計工作為例。你認為銀行工作穩定，而四大的審計工作，你有可能扛不住壓力，未來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內心非常感到不安。這時，你可以對未來作個可能性的推演。

那是不是四大審計結果得分就是90+20=110

銀行核算就是80+10=90呢？

既然是推演，我們就要考慮不確定性，也就是概率。

假設預計四大審計工作做得好的概率是60%，不好的概率是40%。

銀行核算工作做得好的概率是75%，不好的概率是25%。

這時，就可以算出四大審計的結果得分是 ：

60%*90+40%*20=62

銀行核算的結果得分是：

75%*80+25%*10=62.5

銀行核算工作62.5>四大審計工作的62，銀行核算工作就僥幸勝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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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掌握了如何快速做出合適選擇的方法，就會省去很多無謂的糾結時間，減少焦慮，提高執行效率。

這套簡單有效的選擇實操技巧，能夠幫助你在選擇時，有效識別影響決策的關鍵因素，量化未來風險。而你只需要：

第一步：羅列要素，找出影響選擇的主要考量標準

第二步：去異存同，對每一個選項作考量標準的分析

第三步：預測未來，評估可選項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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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加持新品手機挑戰 iPhoneX　華為急欲擺脫薄利多銷窘境

每經記者王晶 每經編輯 劉雪梅

9月黃金旺季過後，手機廠商發布新品的熱情依舊不減。近日，華為、中興、諾基亞等眾多手機廠商陸續發布了新品，其中，華為旗艦Mate10系列搭載了華為首款人工智能手機芯片——麒麟970；中興則推出可折疊的雙面屏手機，即中興天機AXON M；而老牌手機廠商諾基亞攜世界首款蔡司認證的安卓手機Nokia 7回歸大眾的視線，意欲重打“情懷牌”。

眾多新品各有千秋，但以AI作為賣點的Mate10系列一發布就吸睛無數。事實上，目前只有華為和蘋果兩家智能手機廠商可以提供AI功能，而華為也一直希望能在更高端的產品上和蘋果競爭。那麽，華為的麒麟970芯片與蘋果A11芯片有何不同？華為高端手機如何承載人工智能？用戶憑什麽選擇國產或國外品牌？

華為和蘋果卡位AI芯片

根據華為發布會現場介紹，Mate 10、Mate 10 Pro和Mate 10保時捷版的亮點不少——第三代徠卡雙攝、4000mAh電池，基於安卓8.0打造的EMUI 8.0系統以及采用了金屬中框、雙軸3D熱彎曲面玻璃後蓋等等，但三款手機最大的看點無疑是搭載了華為首款人工智能手機芯片——麒麟970。

該芯片采用了TSMC 10nm工藝，在僅僅指甲蓋大小的芯片上，集成了55億個晶體管，其中包含8核CPU、12核GPU、雙ISP以及HiAI移動計算架構，集成NPU（Neural Network Processing Unit神經網絡單元）專用硬件處理單元。

華為宣稱，麒麟970的AI運算能力相比四個Cortex-A73核心有大約25倍性能和50倍能效的優勢，可以大幅提升手機在圖像識別、語音交互、智能拍照等方面的能力。而基於強悍的NPU，華為在今年9月蘋果秋季新品發布會後曾暗諷“蘋果新品令人失望，華為準備了超越以往任何事物的驚喜（華為Mate10）。”

“以100張照片的識別時間為例，Mate10僅僅用5秒鐘完成了任務，iPhone 8 Plus則用了9秒鐘，”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還順道“刺”了一下三星，“而我們需要等等三星Note8，它需要花100秒鐘。”

目前只有華為和蘋果兩家智能手機廠商可以提供AI功能，但與華為不同的是，蘋果A11仿生芯片集成了“神經網絡引擎”，通過機器學習能大幅提升芯片的運算效率。蘋果宣稱，神經網絡引擎已勝任諸多任務，包括更智能的識別人物、地點和物體，為“Face ID”和“動畫表情”等功能提供強大性能。此外，蘋果還計劃將A11的神經網絡引擎擴展到更多蘋果生態，包括無人駕駛、Apple Watch和醫療健康等。

面對蘋果和華為之間爭相開始的移動AI芯片卡位戰，余承東認為這將有助於開啟智慧手機時代，“華為Mate 10通過創造性地集成人工智能專用NPU神經網絡單元，在AI端側人工智能上邁出了開創性的一步。”

手機要盈利必須做高端

除了在芯片上和蘋果一樣卡位AI，華為Mate 10系列在售價方面也直接對標了蘋果和三星的高端手機序列。

事實上，從Mate 7開始，華為Mate系列、P系列的機型價格便持續走高，今年也不例外。加之今年全面屏、雙攝像頭、內存以及其他各種元器件產品的大幅漲價和缺貨等因素，Mate 10系列的售價比Mate 9系列均有上漲。其中，Mate 10 64GB版售價3899元；Mate 10 Pro 128GB版售價5399元；而Mate 10保時捷版的售價高達8999元。有網友戲稱，“以前是沒錢，買華為，現在是沒錢買華為”。

華為的確一直希望能在更高端的產品上和蘋果競爭。《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註意到，在發布會現場，余承東多次將Mate 10系列與iPhone X進行對標。而過去一年，余承東也曾多次在多個場合直言不諱，希望超越蘋果。

10月20日，華為首次公布了2017年前三季度智能手機的銷售情況，截至今年9月底，華為手機發貨量1.12億臺，發貨同比增長19%，而收入同比增長大於30%。在全球，華為手機的市場份額排名第二，已超過蘋果。

余承東稱，“華為高端機的占比在迅速提升，平均出貨單價也在提升。Mate 8系列全球銷售了700萬部，而Mate9系列全球銷售超過1000萬部。”因此，出現了華為消費者業務收入增長率超過手機發貨量增長率的現象。

總體來看，華為等國產手機廠商仍然長期陷入低利潤怪圈，與其強勢增長的出貨量形成鮮明對比。

據國際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發布的《全球手機利潤份額2017年第二季度》顯示，全球手機利潤總額在今年第二季度同比下降了10%。不過，蘋果依然主導了全球利潤份額的大頭。2017年第二季度，蘋果以9%的出貨量獲得了全行業65%的利潤，國產手機三大品牌——華為、OPPO、vivo只占了利潤份額的4.1%、4%和3%。

顯然，發力中高端市場是改變尷尬現狀的出路。

當談到華為面臨的市場局面時，余承東對《每日經濟新聞》記者表示，手機市場洗牌程度會越來越深，只有很少的中國手機廠商才能生存下來。不過，出貨量已經不是華為追求的方向了，華為現在的目標就是追求高端市場。

而華為方面意識到，與蘋果的差距，主要體現在品牌和生態上的差距。華為的品牌影響力與蘋果相比，還比較弱，品牌崛起還需要一個過程。此外，蘋果的iOS封閉生態有很大優勢，而華為所采用的安卓平臺還需要改進生態的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