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9點網上掛出一個123平米230萬的房子,到了10點,房東就把價格改成了240萬。”朋友Y告訴記者,他本來準備帶客戶去看這套房子,到了下午去之前給房主打電話確認時,發現房子竟然已經賣出去了。
Y原在一家公司做文職工作,去年隨著合肥樓市的爆發,便改行做了當地某大型房產中介公司業務員,“錢賺得更快一點”。
也是,合肥剛從三線城市升級到二線城市沒多久,還處在二線下遊的尷尬位置,但是今年以來來房價飆升速度卻超越北上廣,新房和二手房房價漲幅均居全國前列,這也使得二手房中介行業大發展。
就在10月2日晚間,合肥出臺了被認為是“二線城市最嚴厲”的樓市限購限貸政策。但Y說,他目前的感覺還不明顯,“至少合肥二手房還沒明顯影響,我們現在最大的問題不是沒客戶,而是沒房子。”他稱,有的要價太高的房東,他也以限購為理由勸房東降價成交,不過,目前房東還沒有降價的意思。
“遲買不如早買,房子只會越來越貴的。”Y說,“如果是一般的客戶,我肯定會勸說他們砸鍋賣鐵買房啊。”但合計下需要付的首付和按揭後,他還是同意記者“別為買房影響了正常生活”的觀點。
“實話說,房價上漲我們中介也是蠻大的原因。”Y說,房主把出售房源掛在了網上,合肥有十來萬的中介業務員,每100個業務員中有1個人打1個電話給房主,這房主就能接到1000多個電話。談起飆漲的房價,Y也做了個“自我檢討”。“還有時候,客戶找我們看好了一套房子,覺得應該再看看,於是又找了其他的中介公司,其他中介又打電話給房主……房主一看,哇塞,這麽多人問這麽多人想買,價格自然就漲上去了。”
截至10月7日傍晚的數據顯示,目前合肥市二手房掛牌均價14476元/平方米,同比9月上升9.77%。瘋漲的房價讓很多房主產生了“捂著”惜售的心態,而“限購令”一出,又有房主選擇了“觀望”。
Y所言不虛,在國慶期間,記者也接到了不同中介咨詢是否賣房的電話,比限購前還要頻繁。
“你在網上看到物美價廉的房子,結果打電話過去一問,往往房主都提價了。除了買賣雙方的博弈因素外,也有部分是房產中介通過故意降低房價來吸引人註意。”Y提醒說,“虛假廣告”也是業內的“潛規則”。
偶爾也會有開價不高甚至明顯低於市場價的二手房源,但這樣的房源很難落到買家手里。因為敏銳的房產中介可能會做起高拋低吸,倒騰房子的生意。中介行業里,這種倒賣房子的人叫“房蟲”。
Y舉了個例子,前些天篩查房主信息時,他們發現一條幾年前的賣房信息。“房主人在外地,打電話過去問他還賣房嗎?他問目前多少錢,我們就報了每平米一萬多的價格,對方欣然接受。”接下來,中介公司就接手了房子,不辦理過戶手續,只去做委托公證。獲得房子後,轉而以一萬五六的價格掛牌出售。確定買家後,他們就拿著房本和公證書直接過戶,不用原房主出面,稅也逃過了。
Y說,中介公司冒充賣房者或買房者進行炒房並不少見,因為他們熟悉市場行情,有的房主不懂行情,有的則是怕麻煩,急於脫手。按照合肥的政策,房地產中介一般會收取買方2%以下的房產中介費,但做房蟲,明顯是件收益更大的好生意。
也有精明的房主和中介公司達成協議,中介公司以不低於某個底價的價格獨家代理房源,如實際成交價格超過約定價,可以和中介公司就增值部分五五或四六分成。這樣以來,中介除了掙得規定的2%的服務費外,還能坐享增值部分收益。
中國的食用農產品質量安全狀況到底如何?
日前,在首屆安全食品生態協同工程倡議大會上,江南大學食品安全風險治理研究院首席專家吳林海稱,梳理近幾年來的蔬菜、畜產品、水產品、水果、茶葉檢測數據發現,中國食用農產品的安全狀況是總體穩定、趨勢向好。
他說,全國蔬菜產品抽檢合格率自2008年以來,連續8年保持在96.0%以上的高位波動;畜禽產品的監測合格率自2009年起,已連續7年在99%以上的高位波動;我國水果合格率自2009年以來,檢測合格率一直處於95%以上的高位波動;目前,水產品質量安全水平穩定性不足;2009-2015年間我國茶葉例行監測合格率非常不穩定,質量提升也有較大的空間。
不過,對於這些數據,吳林海補充說,這些數據主要來源於對全國154個城市的監測,並不能代表全國的水平,而且這些檢測數據是如何抽樣,是否具有代表性,仍然有待於檢驗。
吳林海稱,全國土壤環境狀況總體不容樂觀,部分地區土壤汙染較重,耕地土壤環境質量堪憂,工礦業廢棄地土壤環境問題突出。工礦業、農業等人為活動以及土壤環境背景值高是造成土壤汙染或超標的主要原因。
此外,研究表明,現階段,相當一部分地區,已過量施用農藥,農藥殘留已經成為影響食用農產品安全的主要風險源。不過,他提到,農業生產過程中的病蟲害防治必須依靠農藥,不使用農藥顯然還不行,還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但問題是農藥的使用量不能過量。
至於病死豬流入市場,吳林海稱,這意味著中國農產品安全風險,很大一塊是來自農業生產者、食品生產者的不誠信、不道德,而且這個問題還非常嚴重。本來病死豬是生豬養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產物,但是考察2009-2014年間發生的101個病死豬流入市場的事件會發現,曝光數量逐年增加,曝光地區以生豬主產區與經濟發達地區為主,集中在廣東、福建、湖南、山東等省,而且跨區域犯罪可能成為常態。
在中國,食用農產品安全風險也是逐步累積形成的。
吳林海表示,一方面是長期以來實施的工業化戰略,由於對客觀規律認識不足,指導思想的偏差,快速的工業化發展對農業生產環境造成了極大的破壞,甚至有些是難以逆轉的歷史性破壞。還有長期以來,農業生產過程中不當施用化肥、農藥、農膜等農業投入品。
他說,農產品安全風險不僅僅來源於農業生產環境汙染的直接傳導,而且通過間接傳導機制對農產品安全風險產生更具持久性、複雜性、隱蔽性和滯後性等特點的複雜影響。所以要改善農產品品質,必須是從農業生產者自身來促進。
除此以外,吳林海還提到,農產品安全風險跟國情是密切相關的,並且還跟人為因素產生的風險有關。
小規模、分散化的農業現實,小農戶普遍具有理性有限、文化程度低等特征,出於改善生活水平的迫切需要,不同程度且普遍存在不規範的農產品生產經營行為。尤其值得關註的是農產品生產經營“一家兩制”的情形。具體來說,就是農戶會將土地分為兩塊,地塊上種著銷往市場的農產品為了追求產量,會過量施肥施藥,而地塊上種著自家食用的農產品則會少打甚至不打農藥。
值得關註的是,安全食品生態協同工程倡議的發起旨在解決食品安全領域的多方協同問題,希望能通過倡議的發起集合各方力量共同打造公益管理平臺和安全食品平臺,實現“地凈、天藍、人健康”健康生態構建的願景,減少化學物投放,實現保護環境、保護人類的理念,倡導利他與利己的高度統一、擁抱關愛、拒絕自私和冷漠及契約精神與高效率原則。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11月5日深圳舉行的大梅沙論壇上表示,中國經濟已經在很大程度上接近底部,未來一兩年是觸底的關鍵期。
需求側接近底部
為什麽說中國經濟已經接近底部了呢?他從需求側和供給側兩個方面進行了分析。
從需求側來講,中國過去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是高投資帶來的。而高投資主要是跟三大需求有關:出口、基礎設施和房地產。
其中,出口過去都是20%以上的增長,現在已經出現了負增長。基礎設施投資最高峰是2010年左右,現在是一個回調的趨勢,但是它是政府穩增長的工具,波動比較大,一般和政策的變化聯系緊密。至於房地產,構成房地產投資70%以上的城鎮居民住宅的歷史需求峰值是1200到1300萬套住房,這個峰值在2014年已經達到了,以後整個投資就是走平,然後逐步下降的態勢。
劉世錦說:“當然今年一季度出現了在部分一線城市房價飆升,然後帶動房地產投資回升的態勢,我認為它是一個短期現象,不會太長時間。在今後幾個月的時間,房地產投資又會恢複到一種常態,這個常態就是低速增長,甚至零增長、負增長。”
他將上述出口等三大需求稱之為三只靴子。“這三只靴子都是會落地的,落地以後,整個投資也就觸底了。”
供給側接近底部
從供給側方面來說,他認為當三大需求下降時,重化工業也在回落,但是回落的速度比較慢,於是出現了嚴重的產能過剩。
產能過剩導致了兩個主要的變化。第一個是工業品出廠價格(PPI)過去50多個月負增長,最低的時候負5.9%。
同時,工業企業,特別是那些重化工業的工業企業盈利水平大幅下降,出現大面積虧損,工業企業的盈利水平從2014年8月以後一年多的時間都是負增長,所以政府提出要去產能。
他說:“去產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一個是因為政府在推動,當然有些行政性的辦法也有不同的反應,但是市場的力量也在起作用。”
劉世錦也註意到一個現象:以前一些嚴重產能過剩的行業,比如說鋼鐵行業,去年12月份,最好的企業國企寶鋼和民企沙鋼的主營業務都出現了虧損。
他認為,當一個行業中最好的企業主營業務出現虧損的時候,基本上可以判斷這個行業價格觸底了。
他說:“從這些指標來看,供給側現在也是接近底部。所以我判斷,現在已經接近了底部,大家對經濟的判斷不要過於悲觀。但是,接近底部和真正觸底還是兩回事,現在還不能說已經完全觸底。但是今後一兩年是觸底的關鍵期,這一兩年如果不觸底的話,經濟可能就出大問題了。這個觸底不會一蹴而就,它會是一個複雜的過程,可能需要多次驗證。明年某個時候經濟還會有一定幅度的下調,但是總的來講下調的幅度也不會很大。”
他補充道:“今後一兩年也是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超過以往的時期,在這個時期很可能有些因素對觸底形成較大的沖擊或者影響,比如說房地產泡沫問題,金融風險的問題,有一些金融風險過去還繃得住,在快觸底的時候就繃不住了,還有國際形勢的變化、政策導向等等。”
當前貨幣競爭力已成為國家間競爭的關鍵。
日前,在首屆優V國際貨幣論壇上,麻省理工-東南大學互聯網金融與大數據研究中心主任劉曉星稱,整體來看,人民幣的綜合競爭力已經超越發達經濟體貨幣的平均水平。但隨著美元的不斷走強,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瞬息萬變,進一步提高人民幣競爭力和擴大人民幣國際影響力的過程絕非一片坦途。
由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首席研究員鄒平座與劉曉星合作完成的《國際貨幣競爭力指數研究報告》(下稱《報告》)亦於當天發布。《報告》稱,當前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國際貨幣競爭格局已然形成,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人民幣在全球的貨幣競爭。
基於貨幣競爭力的形成機制,《報告》將影響貨幣競爭力的因素歸納為貨幣競爭力的基礎因素、幣值因素、環境因素和持續發展因素四大類。構建貨幣競爭力指數體系是基於這四種成分指數進行的合成指數。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等問題,《報告》選取了包括G20在內的23個國家的貨幣相關數據,分別計算其貨幣競爭力指數和成分指數,並根據計算得出的指數值對各國進行了排名。
研究結論表明,以美元為首的發達經濟體貨幣競爭力普遍高於新興經濟體。近年來,新興經濟體貨幣競爭力普遍呈現出提升態勢。其中,韓元與人民幣的競爭力水平處於前列,人民幣的競爭力水平在2008年超越韓元在新興經濟體中排名第一。但人民幣競爭力的影響因素發展並不均衡,仍然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間。雖然一些反映“量”的指標已經排名世界前列,但諸多反映“質”的指標則相對落後,這與中國當前經濟發展質量亟需提升的客觀要求相一致。
為提升人民幣貨幣競爭力,《報告》建議,可以著重從影響貨幣競爭力的四大因素來探尋。
比如,提高我國全要素生產效率水平,從生產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穩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從貨幣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以“互聯網+金融”為突破口,從金融服務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合理引導我國“資本走出去”,從資本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依托“一帶一路”國家發展戰略,從貿易端提升人民幣競爭力。
此外,還要增強人民幣的貨幣供給彈性,提高人民幣的貨幣生產力彈性,增加對實體經濟和有效供給的貨幣投入。積極參與國家規則的制定和創造國際語境話題,提升國家貨幣話語權。構建新型的金融風險管理體系,實現金融體系的穩定性和自我修複能力,提升人民幣的貨幣環境競爭力。
浦發矽谷銀行行長蔣德。(受訪者提供/圖)
(本文首發於2018年1月25日《南方周末》)
中美兩國都不允許商業銀行直接持股,但目前中國推出了試點,美國還沒有。
美國的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成立於1983年,1987年在美國納斯達克上市。35年來,專註為中小科技型創新企業提供綜合金融服務。
國內商業銀行主動探索、間接投資股權的各種試驗,大都對標矽谷銀行。矽谷銀行的“認股權證”模式是,在給企業的貸款同時,銀行要求少量(通常不超過1%)的企業股權認購選擇權。當企業上市或下一輪融資時,銀行有獲得超額收益的機會。
“‘認股權證’模式不是我們首創,但我們肯定是最專業,做得最久、最認真的。”浦發矽谷銀行行長蔣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
浦發矽谷銀行成立於2012年8月,由浦發銀行和美國矽谷銀行各出資50%,擔負著美國矽谷銀行模式在中國落地的使命。2016年4月起,它也成為了國內“投貸聯動”的首批試點銀行。
1月19日,南方周末記者專訪了浦發矽谷銀行行長蔣德。2013年,他來到中國,此前他在美國的矽谷銀行工作了20年,一直擔任“首席信貸官”,可謂是全球對“投貸聯動”模式最熟悉的人。
南方周末:美國矽谷銀行是全球“投貸聯動”業務的標桿,這一業務當時是怎樣產生的?有什麽有趣的故事嗎?
蔣德:對美國矽谷銀行來說,投貸聯動的模式幾乎和銀行的歷史一樣悠久,已經有35年了。矽谷銀行一直和VC(風險投資機構)有很緊密的合作,最開始籌建的時候也是源自與很多VC的討論。他們發現,投資時找不到一家銀行願意為他們所投的公司來提供貸款服務,一般的商業銀行懼怕這些小公司的高風險,也很難把握他們的商業模式。那為什麽我們不來建立這樣一家銀行呢?這就是矽谷銀行的來源。
南方周末:在中國,浦發矽谷銀行的主要業務模式是什麽?
蔣德:“認股權證”是我們的主要模式。我們的服務對象是輕資產、高成長性的科技企業,對於其中有較高風險的客戶,為了緩釋提供貸款的風險,在貸款交易中我們會要求少量(通常不超過1%)的公司股權的認購選擇權。當公司成功上市或者下一輪融資時,認股權證就可能帶來收益。
1%的股比並不是出於人為規定,它來源於現實因素,也就是我們承擔的風險。我們在貸款給這些企業時,不會要求通常的抵押物,比如可預見的現金流、利潤或房地產。少量的認股權證目的僅僅在於緩釋高風險。
我們提供少於10%的貸款年化利率,這是個很合理的數字,會隨著公司具體的情況和我們為其承擔風險的大小略微變化。
南方周末:在這一模式中,銀行和投資機構之間的關系是怎樣的?
蔣德:我們會和優秀的風險投資機構(VC)合作,我們相信這些VC對公司的背書。他們為我們推薦客戶,我們也會一起去走訪、做盡職調查、做貸後管理,所以貸前貸後,銀行和VC的關系都是比較緊密的。VC通過為企業引入債權融資,能夠提高自己的回報率,企業也能得到更多支持,所以這是一個銀行、VC和企業三方的有機結合。
南方周末:在“投貸聯動”中,有設立子公司的模式,就像美國矽谷金融旗下的矽谷資本。目前浦發矽谷銀行的子公司籌備到了哪個階段?
蔣德:我們基本和其他試點銀行在同一進度上,都在等待國務院的批複。目前我們的投貸聯動是和一些比較信任的第三方公司合作,像美國矽谷資本這樣的公司,由他們幫助代持。當股權價值出現變化,他們會按約定,把增值的部分給到我們。將來我們有了子公司以後,認股權證的模式是依然維持的,只是行政流程上會多一些便利。
南方周末:從2012年浦發矽谷銀行成立到現在,通過投貸聯動投資了多少企業?目前這樣的業務步伐進展速度和計劃相比,算快還是慢?
蔣德:我們2015年才獲得人民幣業務的許可,所以談到成功,其實這還只是一段很短的時間,我們需要等待企業成長的過程。
我們現在有幾百家中國科技創新企業的客戶,在2015年至今的兩年多,已經有大概10家公司被收購或者上市,這對我們來說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也算是一個很好的數字了。
而且我們不會用“退出”這個詞,不管最後是不是實現了資本的退出,我們之後還是會陪伴他們成長。就像人一樣,我們可能在年輕的時候相遇,但卻會陪伴彼此一生。
南方周末:您認為“投貸聯動”會不會變成商業銀行的一種主流模式?為什麽在美國發展多年,只有矽谷銀行“一枝獨秀”?
蔣德:如果主流意味著有大量這樣的銀行產品,那麽我覺得答案是否定的。對於一些中國大的商業銀行來說,我們做的這塊業務始終是風險比較大的,回報很難講,所以難以成為主流。
但這項業務對於科技創新企業來說很關鍵,雖然他們的數量不占絕對優勢,但他們給中國創造的GDP、貢獻的就業崗位以及對中國創新經濟本身至關重要。
我們沒有任何零售業務或個人存款,定位就是服務這樣的創新企業。雖然他們風險很高,別人不一定會做,但我們願意將這些企業養起來,並分享他們的成長。做得專註,就能學會怎樣控制其中的風險,這也是美國矽谷銀行能在這個領域一枝獨秀的原因。
世界上總有一些高風險的事,但總有些人只做這樣的事。創新經濟很重要,我們也很重要,但並不意味著我們要做得很大很大,Not everything that is important has to be big(不是所有重要的東西都必須很大)。
南方周末:在對商業銀行投資的監管方面,與美國相比,中國的監管有什麽特點?
蔣德:在任何國家,商業銀行想通過持股來獲得收益都是風險很大、極不穩定的事情,所以中美兩國都不允許商業銀行直接持股。
但目前,中國推出了這樣的試點,美國還沒有,在這點上我們其實已經做得比美國矽谷銀行前進一步了。
中國的確理解了創新企業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而這些企業需要得到銀行的支持,更需要政策的監管和扶持。中國在這方面做得很好,出臺了很有創造性且經過了深思熟慮的規定。
城市是現代經濟的載體,人口向城市聚集是現代經濟的必然要求。下一個問題是,我國的城市化未來還有多大的空間?城市化的方向又是什麽?
我的基本看法是,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聚集不會停止。未來的方向是大城市會進一步發展,城市間的人口流動也不會停歇。在主要大城市的周圍,會形成城市群。
我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理解這個問題,分別是——城市化水平、城市化結構,以及較高城市化水平上的進一步城市化。
首先,從城市化水平來看,我國城市化的空間還很大。目前我國城市化率還是比較低的,2016年只有57%左右,發達國家已達80%。根據很多國家的經驗,到70%這個點是個拐點,很多國家上升到70%時完成快速城市化,從70%到80%的速度則會變慢。
進一步細察的話,我國城市化率的這個數據還可斟酌。因為我們看的是常住人口,還有一個指標是戶籍人口,戶籍人口的城市化率要低很多,現在剛過40%。這樣看的話,空間就更大。倘若把非戶籍常住人口算作“半城市化”,那麽我國2016年的城市化率約在49%。
圖1是世界十大經濟體的城市化率。我們可以看到,大部分國家的城市化率都比我們高,印度是唯一的例外。但印度的人均收入只有我們的五分之一,不太有可比性。換句話說,印度的城市化還沒有真正起飛,城市化率低是正常的。如果看其他主要大經濟體的城市化率(阿根廷、墨西哥、澳大利亞、沙特、土耳其、韓國、南非、俄羅斯等),絕大多數都比我國高很多。
發展中國家中,印度尼西亞、泰國的城市化率比我們低一點,在52%~54%的水平。這兩個國家都是典型的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經濟很早就起飛了,但人均收入一直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徘徊,沒有進入高收入國家的行列。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很複雜,眾說紛紜,從有限的國際經驗來看,和城市化發展停滯不前是有聯系的。再回過頭來看我國,城市化並沒有發生停滯,局勢正在扭轉,城市化正在取代工業化,變成經濟發展的主發動機。
其次,從城市化的結構上看,我國的城市也依然有著很大潛力。
所謂城市化的結構問題,是大城市、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比例問題,以及城市聚集的形態(比如城市集群)。數據表明,我國的大城市率還比較低。我國百萬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國人口比重是24%,跟其他國家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日本、澳大利亞的這一比例在60%左右,韓國、加拿大、美國在45%左右(圖2)。即便考慮到我國大城市人口的低估,這個基本判斷也不會改變。
大城市率比我們低的是德國、法國,這兩個國家的大城市率低,有歷史的、財政的原因。比如說,它們有悠久的封建傳統,權力非常分散,財政資源也很分散。而我國從秦統一六國開始,2000多年來一直是統一的集權國家,財政資源也很集中,資源分散不是我們的發展方向。我們的發展方向,更可能向大城市集中的方向靠攏。
很多人會擔心,我們國家的大城市已經人滿為患,還能聚集那麽多人嗎?聚集了人,他們能在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嗎?我們來看圖3,這是一些大城市的經濟密度,也就是大城市建成區每平方公里的經濟產出。“北上廣深”平均是2.7億美元左右,在國內名列前茅,但與世界上其他著名大都市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比如,首爾達4.8億美元,新加坡達9.2億美元,香港達10.4億美元,而東京達14.5億美元,紐約更高達18.8億美元。
這一組數據表明,在給定空間的產出方面,我國大都市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如果我們能學習較好的城市管理,產出增加的空間還是很大的。
再看圖4,這是各主要國家中的三大都市圈GDP和人口的占比。我國拿出的是“北上廣深”四大城市的數據,拿我們的四大都市跟別國的三大去比,我國的指標也還比較低,有較大的上升空間。
第三,我們還可以進一步問一個問題,在發達國家較高的城市化水平上,城市化是不是就停止了呢?可能也還是沒有。
筆者曾在日本東京看到鬧市區的摩天大樓的頂上在施工,在對大樓進行“拔高”操作。也見過在摩天大樓的縫隙里的小塊地上進行施工,修更多的樓。也就是說,在東京這樣人口稠密的大城市,還需要修更多的房子,因為人口還在上升。
我們知道,日本全境的總人口是在下降的,但東京還繼續在吸納人口,人口在增長。這是一個趨勢。為什麽人往大城市走?因為大城市有各種機會,就業機會好,各種設施好、方便,再加上收入高,所以吸引人。
再說一句題外話,日本的老齡化很嚴重,日本的很多中小城市被稱作“白發城市”。什麽意思呢?就是那地方只有老人,年輕一點的也都60多歲了。想一想,如果你是年輕人,你會待在那樣的地方嗎?所以,大都市會吸納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會更有活力,這就是大城市特別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聚集可能是沒有止境的。
我們還可以把邏輯再往前推進一步,城市化水平很高了,人口就不流動了嗎?不是的。有的城市會衰落,有的城市會興起,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城市會找到不同的機會,人口流動是永無休止的。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鐵銹城市”,指的是老的工業城市,隨著工業的衰落,人口開始流出。最近還有一個詞,叫“陽光城市”,說的是美國北方寒冷的地方,很多城市人口呈凈流出,流向南方溫暖的城市。(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