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號碼十年未變？恭喜，很多人願意借錢給你！“編碼”全民信用

擁有海量豐富行為數據的互聯網公司們正試圖勾勒出每一個中國人的信用形象，每一個數據就是一個像素。

“一個人，如果手機號碼十年沒變，你就可以放心借錢給他。理想狀態下，手機號碼不變，理論上沒有人向他催債。”2015年1月5日，螞蟻金服首席信用數據科學家俞吳傑在一個面向金融記者的信用課堂上說。

作為一個數據研究員，俞吳傑每天埋首於阿里雲平臺上產生的數據，從海量數據中找出能描繪個人或小微企業信用的相關變量。

俞吳傑從數據中讀出了很多信息，例如，“就整體人群而言，如果手機號碼用的時間越長，居住地越穩定，違約率越低，只有5%，甚至1%。”與上述結論相類似的還有，如果你熱心公益捐贈，這也意味著你在金融領域違約的可能性較小。

眼下，俞吳傑和他的團隊經過長期數據積累、挖掘、分析得出的結論，將在幾個月後，被納入一個更複雜、全面的模型中，為國人“編碼”出各自的信用分數或等級。

2015年1月5日晚間，央行在官網上發布《關於做好個人征信業務準備工作的通知》（下稱《通知》），要求芝麻信用管理有限公司、騰訊征信有限公司等8家機構做好個人征信業務的準備工作，準備時間為6個月。這個時間長度，恰與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等一批新型互聯網民營銀行審批通過時要求的籌建時間相同。

作為央行征信系統的補充，互聯網公司正試圖從手中的數據中勾勒出每個人的信用形象，這些信息將被各類金融機構作為風險管理的依據，以此提供更快捷、多元的金融服務。

就在《通知》發布的前一天，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到訪深圳，在國內首家開業的互聯網民營銀行前海微眾銀行敲下回車鍵，完成了第一筆放貸業務——一名叫徐軍的卡車司機拿到了3.5萬元貸款。

《新京報》消息稱，李克強在見證了第一筆業務後說，“我作了見證，可不代表政府對這筆貸款擔保啊！”

新玩家入場

中國的征信市場至少在千億級別。

李克強提到“擔保”，是因為“擔保”確實是在中國借錢最重要的東西。

無論是個人還是企業，要想貸款，得有足額的抵押物。銀行通過測算抵押物的變現能力，確定可貸金額，管控貸後風險。在中國，信用貸款模式稀缺，“絕大多數作抵押，傳統銀行某種程度上類似於大典當行，”1月6日，金電聯行CEO範曉忻在受訪中對南方周末記者說。金電聯行是一個基於大數據的信用評價平臺，通過數據分析，幫助中小企業拿到銀行的信用貸款。

2010年，山東一家註塑件廠遇到資金困難，但又無合適的資產抵押或擔保人。這家工廠的戴姓老板沒法相信，不通過資產抵押也可以貸到款。範曉忻回憶說，“他覺得我們就是釣魚的，為了掙那點服務費。但是實在缺錢，他就配合我們做了（信用貸款）。”

直到取到錢，他才相信信用可以貸款。事後，他坐火車連夜趕到北京，一大早就來到彼時尚在創業艱難時期的金電聯行，帶來了一堆當地的特產——熏肉。普遍缺錢且習慣於“典當行”模式的小企業主們，被自己的生產、供應數據能夠產生金融信用這件事震驚了。

企業如此，遑論個人。

由於沒有足夠豐富可用的信用數據作支撐，針對個人借款的P2P網站往往采取高成本的實地調查取證和抵押物的傳統方式進行風險管控。被存入P2P網站後臺的，往往是借款人的家人照片，身份證、戶口本的照片和資金往來賬目。

P2P公司“玖富”的CEO孫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目前90%的中國P2P公司還是小貸公司網絡化的翻版，解決線下的信貸問題，沒有互聯網科技進行相應的改造。（互聯網）征信平臺出來，是一個行業利好。”他同時指出，如果可以打通，把P2P平臺的客戶情況上傳到征信體系，對信用閉環的形成會有更大好處。

這個行業甚至已經有些按捺不住。一個細節是，盡管互聯網征信平臺的數據產品還遠未出爐，但就在微眾銀行的網頁於2014年年尾上線後不久，百度的關鍵詞搜索中，輸入“微眾銀行”能夠搜出來的卻是一大批個人信貸廣告，其中不乏一些知名的P2P網站；真正的微眾銀行網站頁面反被一度擠到了搜索結果頁的中下部。

企業與個人的征信數據本來存在於互聯網的每一個角落，但在沒有被系統性地收集並分析計算出來之前，眾多金融機構像視界模糊又害怕跌倒的巨人，只能憑著經驗和謹慎地觸摸蹣跚而行。

個人征信平臺建設不足，也是中國的信用卡數量遠低於借記卡的原因之一，在個人征信更發達的美國，信用卡數量和借記卡數量相當。

一般認為，中國的征信市場至少在千億級別，而央行發布的《中國征信業發展報告（2003-2013）》顯示，截至2012年底，征信行業這片藍海收入約為二十多億元。對數據利用不足的傳統征信業亟待新力量的進場；互聯網公司們也躍躍欲試，以期釋放大數據的更多能量。

《通知》被看作是監管層審慎的認可。

有不願具名的業內人士對南方周末記者分析，當時的民營銀行審批時說的是“籌建”，而這個征信業務說的是“準備”，時間長度相同，分量卻是不一樣的，“籌建”的分量更重。

“央行目前覺得，征信也是可以讓你們來‘玩’的。這6個月里，要讓監管放心。他們是鼓勵創新的，也基本認可，但是要讓他們心里有底。”上述人士說。

大數據的想象力

從個人到公司，其形象與運行狀況都能被數據繪制。

事實上，以央行為核心的征信系統早就在運行。2003年9月，央行設立了征信管理局。央行發布的《中國征信業發展報告（2003-2013）》顯示，截至2012年12月底，金融信用信息基礎數據庫已為8.2億自然人和1859.6萬戶企業建立了信用檔案。

清華大學發布的《征信系統對中國經濟和社會影響研究》報告顯示，2012年，信用記錄良好的小微企業貸款批準比例為54.56%，比沒有信用記錄的小微企業高出近一倍。

但僅靠這些檔案，並不能滿足全社會的需求。央行征信目前可查詢到的主要內容是個人身份信息、銀行信貸記錄、逾期記錄，內容較為單一。

某大型國有銀行負責個人貸款業務的人士表示，央行征信報告最有用的是體現了客戶的逾期歷史、現有負債、還款習慣、信用卡額度，“這樣可以判斷這筆貸款是不是為了還以前的欠賬。信用卡或者貸款記錄很多，還款記錄又非常好的，我對他的還款意願就比較有把握。”

但僅憑這些並不能描繪貸款客戶的信用形象，金融機構還需要參考其他數據，例如根據身份證、戶口本、社保繳納情況去甄別客戶。“央行的征信報告中，銀行上傳的資料都是可信的，但是更新速度也取決於各行；報告里頭客戶自己寫的一些資料，可能就很久都沒更新過了。”

即便如此，央行的征信報告依然是金融機構珍貴的“眼睛”，要借錢就得先去央行打印征信報告。中國人民銀行武漢分行門前曾發生平安和宜信信貸員爭搶客戶的血案，起因之一就是信貸員們多在央行門口蹲守客戶。

在以微眾銀行、網商銀行為代表的一批新型互聯網銀行的運作模式中，大數據成為征信的新手段，互聯網數據比傳統數據涉及的範圍更廣，種類更多。

螞蟻金服信用業務拓展負責人鄧一鳴將自己正在做的事情稱作“央行征信的補充”——這包括人群覆蓋面、數據豐富度和應用場景的補充。

在大數據的幫助下，婚戀交友市場、勞務市場都有可能變得更健康。“婚戀網站上有騙婚的。怎麽證明你真的有需求？只需要把你的數據留下來。”鄧一鳴說。另一個被鄧反複提到的案例是租車。網絡征信平臺向租車公司提供基於大數據和不同場景的信用值，租車公司就可以給相應客戶提供免押金、免擔保的便捷服務，而不再是凍結預授權——刷一下卡，提車走人，成本越來越低，體驗越來越好。

眼下，掌握著3億多實名個人、3700多萬戶中小微企業數據的阿里，每天產生著相當於5000個國家圖書館信息總量的數據。螞蟻金服國內事業群總裁樊治銘在世界互聯網大會上說，余額寶的成功其實不在於2013年6月13日那個日子，而是在於支付寶對數據的積累。財報顯示，騰訊旗下拳頭產品QQ的月活躍賬戶數達到8.08億，微信的月活躍賬戶數則在2014年的第三季度達到了4.68億。

這些擁有大量而豐富行為數據的互聯網公司們要試著勾勒出每一個中國人的信用形象，服務器里的數據就是每一個像素。不過相比於金電聯行獲得的中小企業數據來自申貸企業的主動提供，每一個普通消費者在剛一點擊鼠標或者敲擊鍵盤的剎那，就已被記錄了。

與上億人有關的數據被特定的密鑰按照不同層級的要求保護起來，儲存在兩道門禁里。

這些數據也隨時可以在網絡空間被提取、計算，用以描摹出虛擬的賬號背後，活生生的個人的信用，甚至每一個人的衣著、面貌、起居、飲食，或者欲望。

在淘寶的搜索框旁邊，基於搜索記錄、相似產品和購買習慣出現的其他推銷產品赫然在列，這如同一個如影隨形的機器人，將它猜到的你的喜好琳瑯滿目排到眼前。百度搜索的數據也會沈積下來，數據機器人開始猜測你是不是對這些詞比較了解，然後不時跳出和你的搜索詞相關的問題，在百度知道中邀你回答。

這些數據似乎也在捆綁著人們，有網購達人說，“有時候我也不知道是自己選的，還是數據幫我選的了。”

寡頭再戰寡頭

這些新入場者正在沖擊傳統銀行的個人消費貸款業務和信用卡業務。

支付寶的每一項服務、每一個功能按鈕背後，可能都是一個數據的記錄器。一位熟悉螞蟻金服的業內人士透露，支付寶支持的信用卡還款服務、轉賬服務產生的數據都被做了許多研究，或將成為未來信用評級的重要分析指標。

社交圈的質量也與信用相關。“社交關系中，‘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解釋得通的。阿里也可以從微博中獲得數據，因為阿里是微博的戰略投資者，”上述熟悉螞蟻金服的人士說。相應地，騰訊對另一個備受關註的電商平臺京東的投資，也讓其在電商領域的數據短板可被補足。

京東在對南方周末記者的回應中稱，其對用戶的消費記錄、配送信息、退貨信息乃至購物評價等數據都進行了風險評級，以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信用體系。

從京東白條，到淘寶“花唄”，甚至包括微眾銀行的第一筆貸款，一個相同的特點是，互聯網公司基於大數據產生的判斷，主動向用戶提供授信。用戶只需要手指一點，就可以從忍不住花錢的“剁手黨”變成忍不住把將來的錢也花了的“剁手剁腳黨”。

這些新入場者正在沖擊傳統銀行的個人消費貸款業務和信用卡業務。業務重合的部分，即是最依賴於征信平臺所提供的數據產品的部分。擁有龐大消費者行為數據的互聯網公司一旦進軍征信業，戰鼓未響，就已占據了富足的上遊水源。

而新生的網絡銀行，甚至在出生前就開始撬動傳統銀行的領地。

微眾銀行在籌備期從各傳統銀行挖來了幾乎整個高管團隊，僅來自平安銀行的就包括平安集團前執行董事兼副總經理顧敏，現擔任前海微眾銀行董事長；原平安銀行董秘李雨青，現擔任監事長。一批中層也隨他們前往新的崗位。

1月4日，一個有趣的場景是，平安銀行的員工們看到自己的前同事們出現在李克強身邊，還以為這是總理來了平安銀行視察。在會議室里，他們調侃道，“這不是our bank（我們的銀行，指平安銀行）嗎，怎麽後面寫著‘WeBank（微眾銀行的英文名）’？”

互聯網領域垂直招聘網站拉勾網內部人士介紹，由於當時籌備時間緊迫，微眾銀行在接到央行通知後不久的8月就向拉勾網發來需求——“要三百多號人，大多是互聯網金融和安全崗位的”。

《中國銀行家調查報告（2014）》顯示，民營銀行設立之後，銀行家們認為最可能受到沖擊的銀行類型是城市商業銀行（持此觀點的銀行家比例為74.9%），最可能受到沖擊的銀行業務是小微信貸（持此觀點的銀行家比例為75.4%）。這份報告由中國銀行業協會聯合普華永道推出，邀請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巴曙松主持實施，2014年是第六年發布。

阿里、騰訊兩個巨頭靜候盛宴。在互聯網領域大門打開之後，流量為王的定律再次應驗。越大的流量帶來越大的信息沈澱，意味著可能產生越複雜的模型，與對個體越精準的描述。

在征信業的下遊，不同的金融機構則迫切地期待著這些畫像變得越來越立體和富有細節，以便從中篩選取出自己所需的剖面。

（南方周末記者張玥對本文亦有貢獻）

李克強：很多宏觀調控手段還沒用 為今年留下了余地

李克強總理周三下午看望出席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的經濟界、農業界聯組會的委員時表示， “我們有很多宏觀調控手段還沒有用，這就為今年應對更多、更大的困難留下了余地。”

他在會上重申，“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對於委員們的發言和提議，他表示，無論是國企改革，還是消費領域、金融領域和農業領域的改革，都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都可以釋放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紅利。

關於簡政放權，減少行政審批，總理如是說：

我之前承諾，本屆任期內減掉1/3的審批事項，現在兩年已經完成了!下一步，我們要騰出時間，真正疏通‘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有些地方還有非行政許可事項，還有的地方辦照容易了、辦證還不行，這些都要打掉!

總理也承認改革的艱難：“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里面有各種利益在博弈，但我們義無反顧。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以下是《新京報》的詳細報道：

信號1：宏觀經濟調控的“工具箱”還很充足

除了回應委員們提出的意見和問題，總理最後的講話也釋放了三大信號。

提及去年中國經濟的成績單，總理用一句話總結“事非經過不知難”。他說，去年國際形式錯綜複雜，國內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但中國經濟增速達到7.4%，城鎮新增就業人口創下歷史新高，能耗降幅也達到歷史最好成績。

“更難能可貴的是，在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的情況下，我們沒有運用短期刺激的手段，而是堅持在區間調控的基礎上實施定向調控，赤字率、貨幣發行量都沒有超過我們規定的目標。”他說，“我們實現這樣的成績單的確來之不易，要倍加珍惜。更重要的是，我們有很多宏觀調控手段還沒有用，這就為今年應對更多、更大的困難留下了余地。”

信號2：要向促改革要動力

既然去年的宏觀調控沒有用到短期刺激，那實現既定增長目標靠什麽?總理給出的答案是“靠改革”。

他說：“我們要向促改革要動力、向調結構要助力、向惠民生要潛力。”

總理在這次會議上也提到了他那句經典的表述：“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他說，各位委員的發言表明，無論是國企改革，還是消費領域、金融領域和農業領域的改革，都有很大的潛力可以挖掘，都可以釋放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巨大紅利。

信號3：本屆任期內減掉1/3的審批事項已經完成，下一步打通“最後一公里”

總理說，中國的經濟要升級、產業要轉型，很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未知的比已知的多”。“要真正瞄準前方，掌握更多未知，決不能靠我、靠國務院，也不能只靠在座的各位，而是要靠大眾的力量。”

李克強還講述了兩個自己在基層考察期間遇到的創業者的故事。“我在深圳創客空間，一個年輕人設計了一個像手提箱一樣的東西，裝了電池，人站上去就走了，不用推，現在已經有機場希望購買他的產品。還有一次在工商登記所，一位大媽要註冊婚慶公司，她說她對本地的老風俗特別熟悉，專門服務那些想辦傳統婚禮的人。”

他因此感慨：人民群眾中蘊藏著巨大的智慧!要讓他們創新，把他們的積極性充分調動起來。但現在的問題是，我們的束縛太多、障礙太多。

“我之前承諾，本屆任期內減掉1/3的審批事項，現在兩年已經完成了!”總理說，“下一步，我們要騰出時間，真正疏通‘中梗阻’，打通‘最後一公里’，有些地方還有非行政許可事項，還有的地方辦照容易了、辦證還不行，這些都要打掉!”

總理也承認改革的艱難：“中國的改革是漸進式的，里面有各種利益在博弈，但我們義無反顧。一切都是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他邀請在座的政協委員加強監督：“如果我們大家都這樣做，中國經濟一定能夠由中低端邁向中高端，長期保持中高速發展水平，最終實現現代化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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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訪張瑞敏：企業做“互聯網+”轉型會遭遇很多的失敗

早期創業者潑冷水:上門按摩有很多“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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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財經日報 江旋 2015-05-21 06:00:00

就在上門按摩一片火熱之際，最早一批開始做上門按摩服務的“按爽”創始人文皓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他對上門按摩到底有多大需求持“謹慎”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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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為了低調，都換成了普通車牌” “京A”車牌變遷記

上世紀90年代轎車並不普及，京A車牌便主要發給了駐京的黨政機構。某種程度上說，掛京A車牌代表著公家。

相對於私企老板的高調，一些黨政機構越來越不想用京A車牌，許多公務用車車牌開始呈現多樣化趨勢。

站在被告人席的宋建國，頭發花白，神情落寞，他的眼里也不再有擔任北京市交管局局長時的誌得意滿。

2015年5月25日，原北京市交管局局長宋建國涉嫌受賄案，在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公訴機關指控，2004年至2014年4月間，宋建國利用其先後擔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長、北京市交管局局長的職務便利，為多人在辦理“京A”車牌事項上提供幫助，並涉嫌收受賄賂折合人民幣2390余萬元。

宋建國案情的曝光，讓京A車牌一時成為眾矢之的。京A車牌為何有如此大的魔力？京A車牌自從出現以來，它背後隱藏了多少身份、特權，以及財富？作為首善之都，北京市又是如何將車牌分配給不同機構和個人的？

掛京A車牌=“公家”車？

“北京市交管局內部有一個規定，交管局局長可以審批京A8車牌，副局長可以審批京A車牌。”在宋建國一案的庭審現場，2002年至2011年任北京市交管局車管所所長的李長征證實，“作為車管所所長可以審批京A帶一個字母的號牌”。

宋建國正是利用手中握有的交管局長權力，圍繞“京A”牌照的審批，與有需求者進行利益交換。一個典型個案是：2007年與宋建國相識的個體戶李國良，買了一輛奧迪A6。他找宋建國幫忙，一周後便得到一個京A8車牌。從2008年到2011年，宋建國總共幫李國良辦理了十幾副京A或京A8車牌。

京A車牌最早出現在1994年8月1日，當時北京市啟用、換發“九二式”車牌和行駛證。按公安部相關文件，對北京市車輛註冊登記發牌代號給了A、B、C三個字母。北京市按順序對61萬輛（其中包括30萬輛小型汽車）機動車進行了核發。

京A是北京最早開始發放的車牌號段，上世紀90年代轎車並不普及，京A車牌便主要發給了駐京的黨政機構。某種程度上說，掛京A車牌代表著公家。

至於京A8車牌，社會上流傳一種說法是，京A8是部級領導身份的標誌。據《時代周報》報道，京A8車牌源於上世紀90年代一位高層官員的選擇。這位官員選用了一輛奧迪A8L為非公務座駕，並且選了此前甚少被用的京A8車牌，從那時起，京A8打頭的車牌才被預留為中央機關公務車備用號段。

2015年6月2日，南方周末記者在中國人民大學的地下停車場發現，有兩輛京A8號牌的奧迪公務用車，其他都是私家車。

中共十八大後，八項規定的出臺，不僅讓各黨政機構的公務車變得簡樸實用，領導們的車牌也不再像以往“一看便知”。一位省部級領導的秘書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以前很多部級領導都是京A8車牌，但現在很多人為了低調，都把車牌換成了普通車牌。”

一位已退休的部級幹部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各部委辦現職一把手的車牌為京O，其他人就不一定了。”兩位國務院不同部委的處長也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他們的部長都是乘坐京O牌照車輛。

“車牌太好，怕麻煩”

因為“京A”車牌落馬的並不只有宋建國一人。此前，包括北京市車管所原副所長宋海燕在內的多名警務人員已因“京A”號牌被查獲。

宋建國之所以可以利用京A車牌進行權錢交易，原因在於上世紀90年代並未實施“車牌終身制”，大量“京A”車牌在車輛報廢後被交管部門回收。北京交管部門後來開啟新號段供新車選擇，但“京A”等老號段車牌在回收後並未再投入重新流通。

然而，這項規定為權力的介入留下空間——如果要再使用京A號牌，通過交管局、車管所的內部審批，即可實現報廢車牌的重啟。宋建國手中的權力甚至形成了“圈子腐敗”。經查明，宋建國的司機楊常明於2009年8月至2012年8月間，分別為多人辦理“京A”機動車號牌提供幫助，收受人民幣共計43.8萬元。

民眾似乎已經形成了某種潛意識：京A車牌代表公家，也即代表權力。越來越多的個人開始想辦法，透過交管部門負責人，獲得京A車牌使用權。

新啟用的京A車牌更多流向個人，追求京A車牌的人則多數有炫耀心理。在北京一次飯局上，司機小江（化名）就聽同學炫耀：“我們老板的賓利車就掛著京A8車牌。”

京A車牌至今非常有市場行情。有媒體報道，在北京市車管總所停車場，仍有“京A”車牌在偷偷倒賣，“京A帶字母”的號牌開價10萬至16萬元，普通“京A”車牌開價20萬至30萬元，“京A8”則要價60萬至80萬元。

相對私企老板的高調，一些黨政機構越來越不想用京A車牌，許多公務用車車牌開始呈現多樣化趨勢。“單位車庫里京A的牌照屈指可數，我知道的只有一輛，是單位某位領導個人的車，一款老桑塔納。”北京市某事業單位一位科級幹部透露，“因為車牌太好，怕麻煩，他最近才換車。”

“雖然大部分副部長是京A牌照，但剛提拔起來的還有用京K和京Q車牌的。”國務院某部委的一位處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還有一個常與軍隊打交道的部領導，用的是武警車牌。”

許多部委辦的公務車本來也不是京A車牌。經常跟部委打交道的司機小江透露，國務院某部的公務車是以京K開頭，另一個部門是京L開頭。

司長買車也要搖號

中國人使用車牌的歷史並不長。1901年冬天，匈牙利人李恩時將兩輛汽車帶入上海。次年1月，經當時公共租界工部局討論，決定暫時先給這兩輛進口“自動車”發放臨時號牌，由此開啟中國機動車號牌歷史。

在1949年以前，機動車號牌沒有統一標準，完全是各地方政府自行決定號牌樣式。新中國成立後，公安機關統一規範機動車號牌大小、標色和材質，並按照全國省、直轄市、自治區序列號進行排序。

如今正在使用的是“九二式”車牌，於1994年夏天頒發。“九二式”只有一行字，字體大了許多。車牌號的第一個是漢字，代表車輛“戶口”所在省區簡稱，如北京就是京，上海是滬；第二個是英文，代表車輛所在地的地市一級代碼，A是省會，B是該省第二大城市，依此類推。

北京的汽車牌照並非按行政區劃分號段，而是按時間順序。從京A開始，用完這個字母的序號後就啟用一個新字母。北京目前使用的汽車牌照包括：京A、京B、京C、京E、京F、京G、京H、京J、京K等。其中，京B代表出租車，京G則是郊縣車。由於D和I容易和其他字母混淆，北京車牌序列中並沒有這兩個號段。此外，按照慣例，O是警車牌照，北京也不例外。

2002年，北京還短暫啟用過個性化車牌。“02式”車牌的優點是把號段容量擴大到幾千萬，同時實現個性化選號，最大程度滿足了車主的心理需求。然而，由於沒有大規模征求社會意見就匆匆發放，導致出現IBM、BTV、SEX、USA911等搞笑版本車牌，不得不暫停發放。

2011年北京車牌施行搖號政策之後，普通市民買車再也不能想買就買，京城車牌一時成為更加稀缺的資源。據南方周末記者了解，北京的各級黨政機構，購買車輛有不同的渠道。

“中央單位都是從國管局批指標。”上述國務院某部委處長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但是單位現在不讓添新車。舊車報廢了，新的也不讓買。”北京市某郊區食藥局公務員小麗（化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單位是2013年底成立的，車是那時買的。我們當時就買了一輛皮卡。”

在北京，還有大大小小的國外駐華機構。聯合國糧食計劃署駐華辦事處的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的車牌是外交部審核發放的。可以以個人名義購買，但有個前提，你必須是外交官才行。”

對於黨政機關的個人，並不像外交官那樣有特殊優待政策。特別是自去年公務車改革推行之後，司局長也不再有專車。他們多數在搖號政策之前就購買了私家車，沒買車的只能參加搖號。

外交部一位駐外領事館參贊透露：“我都搖了四五年了，還沒搖到號。”

希臘公投陷混亂：很多選民不知投什麽

希臘公投陷混亂：很多選民不知投什麽

一財網 王蕾 2015-07-05 22:02:00

由於此次選票上描述的文字非常長且複雜，理解上有一定難度，導致很多選民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投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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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圖書館里的中國故事】羅斯福的過世終止了很多的可能性

2015年9月，習近平第六次訪美，第一次訪問白宮

習近平和奧巴馬第五次會晤

太平洋兩岸兩個大國跨越大洋的大歷史

蹉跎之久，關聯之深，交情之巨

故事開始於羅斯福時代

1945年1月，毛澤東提出訪問白宮，羅斯福猶豫了

1972年2月，尼克松希望訪問北京，毛澤東同意了

1979年1月，鄧小平欣然訪問白宮，卡特迎候了

美國總統圖書館珍藏的密檔，記錄了跌宕的中美往事

講話嚇壞美國人

羅斯福家族和中國的緣分始於19世紀羅斯福的外祖父沃倫·德拉諾——德拉諾31歲時成為中美貿易最大公司旗昌洋行的高級合夥人，領導這家公司在澳門、廣州和香港的業務。1846年他辭職回到美國時，已經積累了超過100萬美元的巨額財富。在當時的美國，擁有如此多財富的人不超過12個。

德拉諾回國之後開始投資鐵路，1857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災難幾乎讓他的投資血本無歸。3年後，瀕臨破產的沃倫再次來到香港。這一次，他專心做起了鴉片貿易。他在給弟弟的信中寫道，“我從不假裝鴉片貿易是一種道德和仁慈的貿易。但作為一個商人，我認為這是一個公平、體面、合法的貿易。”

1862年，羅斯福的外祖母帶著七個兒女登上當時美中貿易航線上最快、最漂亮的快速帆船“驚奇號”，經過128天的航程，到達香港和丈夫團聚。羅斯福的母親莎拉當時只有7歲。羅斯福的集郵冊里最初全是中國和香港郵票，是他母親在他十歲時送給他的禮物。

“羅斯福家里面裝滿了從中國拿回來的家具和裝飾，所以羅斯福在成長過程中一直都會思考跟中國有關的問題。羅斯福認為自己比美國其他政治家更了解中國。”羅斯福圖書館館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學者沙勒對羅斯福的中國關系表示不以為然：“羅斯福喜歡把他與中國的這種特殊聯系掛在嘴邊，事實上，這種關系非常膚淺。他年輕的時候環遊世界，到過歐洲、拉丁美洲，卻從來沒有去過中國。他對中國鮮有認識也缺乏興趣。”

羅斯福當選適逢一個戰亂年代。1933年3月4日，51歲的羅斯福宣誓就職總統的當天，日本軍隊占領了中國熱河省省會承德，隨即兵臨長城腳下。第二天，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在德國舉行的最後一次自由選舉中獲得了壓倒多數的勝利。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1930年代，美國是一個非常孤立的國家。美國人強烈感覺到將會有另外一場戰爭，對於中日之間的矛盾，90%的美國人認為這和我們無關。記住那個時候並沒有洲際導彈，雖然有空軍，但是誰會來轟炸美國呢？”

1937年的9月19日，日軍對南京實施了無差別級的轟炸，直接以平民和街道為空襲目標，震驚了世界。10月5日上午十點半，羅斯福在芝加哥外環大橋的開幕式上，發表了著名的瘟疫隔離演說，譴責了日本人的行為。

芝加哥是反對美國卷入戰爭的大本營，羅斯福在這里第一次置身中日事務，第一次為中國人發聲。

達萊克說：“羅斯福是一個非常精明的政治家。他知道他會觸及到美國人所最擔心的內容，所以他把這個演講取名為‘隔離’，就像舉出了紅旗並對日本人示意，你們不能這樣繼續下去了。”

美國人似乎被羅斯福的講話嚇住了。6個孤立主義團體組織了2500萬人的簽名反戰，“讓美國遠離戰爭”。

沙勒認為：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羅斯福選擇了退讓。他曾對他的一個助手說，這是很可怕的感覺，當你在前面領隊的時候，回過頭卻發現一個人都沒有。

蔣介石卻聽信了羅斯福的講話。

芝加哥講話第二天，國聯宣布11月4日在布魯塞爾召開九國公約會議。就在會議召開前一天，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包抄中國軍隊。中國戰線岌岌可危，理當撤兵，重建新的戰線。蔣介石卻命令：再死守三天。

但半年後他後悔不叠。

“去年最大失著，在美總統發表芝嘉谷（芝加哥）宣言，召集九國會議時，不即退兵於蘇嘉陣地。精疲力盡時，反而增兵堅持，竟使一敗塗地，無可收拾！”

共產黨出現在白宮

1937年12月10日，毛澤東致電十八集團軍駐西安辦事處，同意美國海軍情報官埃文斯·卡爾遜赴十八集團軍抗日根據地考察。卡爾遜是羅斯福在中國的第一位私人特使。

1937年，曾經做過羅斯福溫泉警衛部隊副隊長的卡爾遜被派往中國。總統在白宮單獨接見了他，要求他時常給自己寫信，匯報中國的局勢，同時約定：這是一個秘密。

卡爾遜1937年9月11日的報告中第一次出現中國共產黨和朱德。“中國決心戰鬥到底。日本完全低估了中國人。”

在八路軍臨汾總部，他見到了總指揮朱德、副總指揮彭德懷，和平型關戰鬥的指揮官林彪、聶榮臻。

經過三個月的山西之行，回到漢口的卡爾遜給羅斯福撰寫報告。

“八路軍的領導人已經培養出這樣一群中國人，他們對待人生問題的態度、他們的行為方式更加接近我們，而不像任何其他中國大集團。即使中央政府決定向日本人妥協，我相信這個集團將繼續抵抗日本侵略。”

羅斯福在卡爾遜的信件上批註：請寫信告訴他，我們非常重視他的信件。

1938年5月3日，卡爾遜到達延安的第一晚，住在諾爾曼·白求恩大夫剛空出來的窯洞里。他在延安待了10天，毛澤東用花生和茶招待卡爾遜。

卡爾遜在報告中寫道：“我去了延安花了十天考察共產黨根據地。我和毛澤東有過兩次長談。他是一位夢想家，當然，也是一位天才。”

1939年1月1日卡爾遜再次致信白宮：“共產黨領導的抗戰方式才是解救中國最大的希望。”

撰寫這份報告時卡爾遜已經回到美國。

兩年後，居里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1941年1月，羅斯福派出了他的第一個官方特使，總統助理勞克林·居里。白宮剛剛批準了一億美元的對華貸款，正當美國援華力度逐漸加強，北方的八路軍持續了5個月的百團大戰剛剛結束，中國南方卻爆發了新四軍被圍攻事件。美國的援華政策因此發生動搖。羅斯福很疑惑：國共兩黨為什麽不能成為朋友？

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新四軍問題，余波未平，美國受共產黨宣傳蠱惑更甚，其政府心理援華政策，幾乎動搖。”

羅斯福對此深為關切，2月7日，羅斯福派出的訪華特使勞克林·居里抵達重慶。

2月8日，居里在抵達的第二天就與蔣介石開始了會談，居里首先轉達了羅斯福口信：“我從萬里之外觀察中國的共產黨，似乎和我國的社會黨員沒有太大差異，他們對於農民、婦女，以及日本的態度，值得我們贊許。所以中國共產黨與國民政府相同之處多，不同的少。我深切期望國共雙方能夠消除歧見，更密切的合作，以利於對日作戰的共同目標。”

居里對蔣介石說，“我認為羅斯福總統考慮的不是如何分頭責備，他只是關心保持對日作戰。中國共產黨人在美國得到了新聞界的好感與同情。”

居里對蔣介石表示，內戰將會導致美國對中國的支援變得困難。

2月14日，居里在英國駐重慶大使館會見了中共代表周恩來。

周恩來表示：中共不反美，也不反對美國的援助，只是擔心美國援助被用來對付共產黨。共產黨只得到150挺機槍，而且很久沒有彈藥供給。另外，共產黨要求解除對邊區的經濟和軍事封鎖。

居里在報告中指出：中央政府對共產黨力量的增長越來越感到驚恐，它力求用各種辦法來對付這股勢力，一個辦法是停止給共產黨人任何軍事供應，第二個辦法是實行軍事和經濟封鎖。

居里報告：蔣介石對共產黨的仇恨是深刻的，且對其完全不信任。這種情緒更多地來自他對於統一中國有著強烈的控制欲和熱情，而共產黨則是唯一未被其收買、吸收、分解或壓制的群體。

居里離開重慶的前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居里熱心與誠實可嘉，惜其未能熟悉我國真情耳。

居里報告：總統先生，我認為，您讓我帶的口信，國內對於國共沖突的關切，英國大使卡爾先生的施壓，以及最後最重要的、來自俄國的持續援助，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能夠使得蔣介石避免與中共發生沖突。

居里回國後，在3月15日向羅斯福呈遞了一個書面報告，結論是：“由於中國實際上還是獨裁國家，蔣介石本人就在我國外交政策中占有首要的必不可少的地位。我確信他在感情上依附美國，崇拜美國，特別是您，他仔細研讀您演說中的每一個詞並視您為世界上最偉大的人。”

居里為美國政府完成了從前無人嘗試過的工作，勾畫出一項對華政策的基本輪廓：中國應該被當作美國的主要盟國和未來的大國。在他的構想中，中國在某種意義上等同於蔣介石。但是兩年後，居里本人也成了蔣介石的反對派。

星期五不是幸運日

1944年是美國的總統大選年。羅斯福史無前例地贏得第四任總統職位。

11月7日，總統大選之夜，羅斯福照慣例待在他的家鄉小鎮紐約州海德公園。前一天，他的特使赫爾利抵達延安。

赫爾利抵達延安最關切的一個動作是給華盛頓拍發電報。因為重慶方面的天氣原因，36個小時後電報才得以發出。

毛澤東也發出了自己的祝賀電。

電報由重慶美軍司令部轉華盛頓陸軍部，陸軍部再轉白宮。

這是毛澤東與羅斯福的第一通電報。

赫爾利住進了瓊斯海軍上尉的窯洞。瓊斯上尉的窯洞有美軍觀察組唯一的床。

美軍觀察組進駐延安已經有四個月。導致美軍觀察組進入共產黨地區的，是史迪威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一等秘書約翰·戴維斯。此時，他正在延安。

戴維斯在赫爾利抵達延安的當天寫下了備忘錄，標題是：《共產黨人會接管中國嗎？》——

“共產黨是中國最堅韌不拔、最嚴密、最有紀律的組織。他們向蔣提出合作是由於他們強大，而不是由於他們弱小。

“共產黨已經太強大了，蔣無法打敗他們。1937年以來，共產黨一直試圖說服蔣成立一個有他們參加的民主聯合政府。”

11月8日，赫爾利與毛澤東舉行了兩次會談。

《延安會談紀要》記載：“赫爾利說，我的總統羅斯福―直渴望中國能成為四大國之一，這四大國是中、俄、英、美。但是，一個充滿了分歧和內戰的中國是不能擔此重任的。”

毛澤東說，“我們必須承認事實上中國缺乏兩樣東西：團結和民主。”赫爾利說他同意；毛澤東說我們必須團結，必須民主，赫爾利說，他再次同意。

當天上午，赫爾利提交了重慶版本的國共合作協議書。

第二天，毛澤東提出了延安版本的協議書。

第三天，11月10日，星期五，赫爾利提交了他的修訂版。毛澤東和赫爾利在一塊石板上簽署了“五點協議”。他們給蔣介石留了簽名的位置。

赫爾利認為星期五是他的吉祥日。他的生日、結婚日、第一個孩子出生日、獲得第一枚勛章，都在星期五。

赫爾利還帶著一封毛澤東寫給羅斯福的信乘機飛回重慶。這是紅色中國第一封直達白宮的官方函件。

赫爾利回到重慶之後，他發現延安的星期五不是他的幸運日。

蔣介石憤怒地拒絕了來自延安的五點協議。他認為赫爾利攜帶一份延安協議回來是對政府的最大打擊，因為它滿足了毛澤東的條件。

重慶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政府和乙方共產黨之間的“收編”協議。延安方面的版本是甲方國民黨、乙方共產黨合組聯合政府的“重組”協議。延安協議說：中國政府、國民黨、共產黨應共同工作、完成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重建中國。

11月29日，赫爾利致信羅斯福：“委員長的觀點是，他如果同意成立聯合政府那就等於承認他的黨被共產黨徹底擊敗了。我的爭辯和周恩來將軍的爭辯沒有任何作用。國民政府制定了一個三點的反建議。”

赫爾利承認自己是延安協議的作者之一，但是反對公布協議，同時否認重慶方面的反建議中有任何他的意見。

中美關系史專家陶文釗說：“赫爾利是個機會主義者，確實他在對中國共產黨和國民黨的態度當中就表現出來了，但是他不是完全無原則的，他的原則就是要支持蔣介石的領導地位。”

羅斯福為國共談判增加了新的砝碼：“俄國人”要來了。他即將啟程奔赴雅爾塔。那里將舉行他和斯大林、丘吉爾的第二次高峰會。他預計：斯大林將同意加入對日作戰。

赫爾利回複羅斯福說：“我強調了‘俄國人’這個詞，起了作用。他隨即吩咐他的談判代表們立刻重開討論。但是委員長的某些條件仍然太過強硬。”

赫爾利建議安排一次羅斯福和蔣介石、毛澤東的會見，條件是：“會見之前他們必須就中國統一的問題在他們自己之間達成協定。”

毛澤東、蔣介石和羅斯福的會晤沒有實現。

來自延安的密電

1945年4月2日，延安，美國大使館二等秘書謝偉思最後一次同毛澤東談話後，飛離延安。4月12日，謝偉思乘坐專機回到華盛頓。

謝偉思的兒子、前美國外交官羅伯特·謝偉思回憶道：“我的父親約翰·謝偉思，回到了華盛頓，在羅斯福死的那一天，但他並不知道，直到他抵達了華盛頓，走進了約翰·卡特·文森特的辦公室。”

國務院遠東司中國處處長文森特正在接聽一個電話。電話里說：羅斯福總統剛剛過世，時間是1942年4月12日下午3：45。

一個月前，羅斯福總統在國會發表了他平生最後一次演講。

總統第一次坐在輪椅上進入國會，並且坐著講完近一個小時的演講，話題是關於雅爾塔會議和4月25日的舊金山聯合國會議。

“全世界所有聯合國家將在1945年4月25日於舊金山舉行會議。”

“國會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代表將包括同等數目的共和黨和民主黨議員，美國代表團，將在一切意義上，是兩黨的。”

羅斯福演講第二天，白宮收到一封由5位美國駐重慶使館的外交官聯名簽署的電報。電報的主要執筆者是謝偉思。電報經由前駐日大使、代理國務卿格魯轉發。

來自重慶的聯名電報說：“建議總統以明確的方式通知委員長，由於軍事需要，我們必須向共產黨及其他能幫助抗日戰爭的適當的集團提供物資並與其合作。”

這份電報基於美軍觀察組一位外交官在共產黨根據地4個月的長途旅行後做出的。

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激烈反對“聯名報告”，並聲稱遭到背叛，謝偉思因此被勒令從延安召回美國。

經過連續三天與國務院遠東司外交官的激烈爭執之後，赫爾利走進白宮。3月8日，羅斯福接見赫爾利，赫爾利看到了雅爾塔密約。羅斯福則看到了赫爾利帶來的毛澤東信函。

學者沙勒說：“羅斯福會見了回到華盛頓的赫爾利，並按照慣例贊揚說我支持你在中國的努力。但就在同一周，羅斯福會見了記者埃德加·斯諾，說我很支持國共合作之政府，我會用美國力量左右它，這和赫爾利所做的截然相反。所以羅斯福的理解真的很令人困惑。”

兩天後，羅斯福複信延安的毛澤東。“親愛的毛先生：我從雅爾塔會議一回來，就收到了你1944年11月10日的信。我非常高興獲悉你本人對中國事態發展的看法。我懷著極大的興趣註意到你非常強調中國人民和軍事力量的統一，對打敗日本和重建中國的重要性。我真誠地希望你和蔣介石主席共同工作以取得國內的統一，通過統―中國人民可以為抗日戰爭的進行作出更加偉大的貢獻。”

5天後，羅斯福給重慶的蔣介石發去一封電報，否定了赫爾利的意見，支持了周恩來。這封電報的源頭，是周恩來發給赫爾利的電報，延安方面表示：應該有共產黨代表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

赫爾利反對周恩來的提議：“在舊金山舉行的是一個國家之間的會議而非政黨間的會議。中國共產黨並非一個國家，只是一個有武裝的政黨。”

3月15日，羅斯福致電蔣介石。電報中他支持了周恩來的意見。

“他希望在舊金山組建的聯合國雙方都有代表，因為他知道他們雙方都重要而且有影響力，他們都有龐大的部隊在中國。這是用他的方式來表達：讓我們組建一個中國聯合政府。”達萊克說。

3月27日，蔣介石給羅斯福回電。這是羅斯福收到的最後一通蔣介石電報。

“中國政府代表團今日已派定代表10人。其中6人為國民黨參政員，共產黨、無黨派人士及其他兩反對黨各1人。”

在延安，毛澤東曾經向謝偉思坦率地表達了自己對美國政府的期待。

謝偉思《關於毛澤東談話之備忘錄》：形勢所需要的和能夠挽救它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成立一個聯合政府。沒有它，美國一直為之努力的一切都會化為烏有。

羅斯福回應了延安參加聯合國舊金山會議的要求，但是沒有回應延安訪美的要求。

1945年1月9日，在延安的美軍觀察組給中國戰區盟軍司令魏德邁發去電報：“現有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一項建議。以下是他們絕對保密的建議：如果羅斯福總統表示同意，在白宮將其作為一個中國主要政黨的領導人來接待，那麽毛和周即願一同或單獨一人前往華盛頓舉行探討性的會談，向美國有關公眾和官員解釋中國目前的局勢和問題。周恩來表示，如果得到邀請，希望乘飛機前往美國。”

雅爾塔會議之前，白宮接到這個消息。雅爾塔之後，羅斯福回複了毛澤東的信。但是，對於訪問的建議，他沒有說是，也沒有說不。

學者達萊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因為1944年羅斯福在競選總統的時候，已經有很多人在叫囂羅斯福太同情共產黨，如果讓周恩來和毛澤東來華盛頓的話，那美國的右翼會大力攻擊羅斯福。

幾年後美國的國會聽證會上，赫爾利說，羅斯福曾經告訴他：“現在要盡量對他們寬容，盡量說有利的話，不要破壞有可能使得中國武裝力量統一的基礎。”

他們，指的是共產黨。

羅伯特·謝偉思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如果那時美國和中共交好，那麽可能後來的越戰、朝鮮戰爭都不會發生。”

羅斯福的過世終止了很多的可能性。

羅斯福最後的手寫文字是：“唯一會限制我們明天實現理想的因素，就是我們今天的遲疑。我們要懷著堅強和積極的信念大步前進。”這篇稿子是他準備用於第二天的傑弗遜紀念日演講。

毛澤東和朱德向華盛頓發去唁電，延安連續三天降半旗。

很多年以後，前美國外交官、延安觀察組的倡議人戴維斯在其回憶錄中寫道：“1945年1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華盛頓會見美國總統。在赫爾利的建議下，被拒絕了。1971年7月，美國試圖秘密安排一次訪問，在北京會見毛和周，尼克松接到了邀請。”

偽命題！很多家裝O2O正在面臨挑戰！

導讀 : 互聯網與家裝行業的融合並沒有想象中的快速和簡單，市場主體、市場結構、消費體驗三大方面的問題依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

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家裝並不是率先與互聯網發生深度融合的行業。然而，它卻是與互聯網融合之後真正受到眾多資本和市場最廣泛關註的一個行業。互聯網家裝之所以會受到如此多的關註，主要是因為家裝行業本身的市場規模巨大，產業鏈延伸很長，涉及到的環節很多，人們與家裝的關系也最為密切，改造的難度也最大。盡管如此，卻絲毫都改變不了互聯網對家裝行業產生的深刻影響。互聯網正在以一種從未有過的勢頭深刻地影響著家裝行業，並企圖給這個行業帶來顛覆性的改變。

於是，不同類型的互聯網家裝公司如雨後春筍般開始出現，土巴兔、齊家網、愛空間、構家網……這些互聯網家裝以不同的特征吸引著各界的關註，從資本到市場，從傳統裝修公司到建材公司，從創業者到消費者無不感受著互聯網家裝帶給他們的改變。

偽命題一：互聯網與家裝正發生深度融合？

毋庸置疑，互聯網正在與家裝行業發生深度融合。同其他行業的大刀闊斧不同，互聯網與家裝行業的這種融合正在以一種潛移默化的形式慢慢展開，並朝著改善用戶體驗的目標邁進。雲設計介入到傳統家裝的設計階段，通過對傳統不同裝修風格進行解碼，研發出不同的產品包；實時監控系統應用到裝修現場，並通過雲端處理系統進行傳輸，再加上與APP進行實時互聯，用戶只要通過APP便能夠實時監控到整個裝修過程，對於家裝過程中出現的問題，用戶沒有必要前往裝修現場，便能夠完成對整個裝修過程的控制……改變正在悄然發生，雖然這些改變雖然有些機械，但是它們卻正在真切地發生著。

而用戶也從這些改變當中感受著互聯網家裝帶著他們的那種從未有過的感受，這些感受的確給深陷傳統家裝泥淖的用戶帶來了一股新鮮感受。這些感受告訴我們互聯網正在與家裝發生著深度融合，只是這種融合並不及其他行業與互聯網融合的速度快速和深刻而已。

不可否認的是，互聯網與家裝是一個特征並不相近的個體。互聯網以公開和共享為主要特征，並與外界的事物有著一種天然的包容性；而家裝卻不一樣，對於很多用戶來講家裝都是一個非常隱秘的過程，很多環節對於用戶來講都是黑幕與陷阱，稍不留神都會陷入其中。

互聯網與家裝完全不同的特質註定了他們在融合的過程中並不會一帆風順，很多流程和環節即使已經發生了融合，這種融合也並未深入到骨髓之中，兩方特質都沒有發生真正的改變。即使互聯網家裝的提法已經有一年多了，但是互聯網與家裝之間似乎並未發生真正的聯系，有些時候，我們仍然把互聯網叫做互聯網，把家裝稱作家裝，而互聯網家裝只不過是兩個事物簡單的拼湊和機械糅合而已，真正的互聯網家裝並未形成。從這個方面來講，互聯網與家裝正在深度融合的說法只是當前的一些所謂的互聯網家裝公司進行的一些營銷手段而已，其實，真正的互聯網家裝還遠未到來。真正的互聯網家裝應該是一個有機融合的過程，互聯網與家裝兩個方面在融合的過程中已經發生了質變，並衍生出來了一種全新的事物，這個事物便是互聯網家裝。另外，這種互聯網家裝不符合現在所有的互聯網家裝模式，它是一個全新事物，不屬於現在所有互聯網家裝範疇。

偽命題二：家裝市場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

從互聯網家裝開始走入人們的視野開始，很多觀察者都表示，家裝市場的結構正在發生深刻的變化，而引起這場巨大變革的最主要的力量便是互聯網家裝的出現。經過一年的發展，我們發現，在50000億的巨大的市場規模中，互聯網家裝當前的占比顯然並不是決定整個家裝市場的走向主要力量，傳統家裝依然在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對於原本就在家裝市場中占比很小的互聯網家裝來講，即使增長速度很快，但是卻依然改變不了整個家裝市場的格局，家裝市場結構依然以傳統家裝為主。

對於很多正在裝修或者準備裝修的人來講，互聯網家裝作為一種全新的市場模式的確吸引了不少人的註意，但是這種模式並不是他們首要的選擇模式，傳統家裝依然是很多業主在裝修過程中通常會選擇的裝修途徑，互聯網家裝只是一個備選而已。

業主對於互聯網家裝的觀望狀態讓處於創業期的互聯網家裝公司在開拓市場，打開銷路的時候遇到了不少困境。盡管他們通常以促銷的形式來提升銷量，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效果，但是整個家裝市場依然是以傳統家裝公司為主的市場格局並未發生改變，即使互聯網家裝公司以打折促銷的形式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一定效果，並且銷量達到了傳統家裝公司的幾倍甚至十幾倍，但是面對如此龐大的傳統家裝規模，這些互聯網家裝公司取得的市場銷售業績顯然依然無法和規模龐大的傳統裝修相抗衡。

可見，互聯網家裝正在深刻地改變著家裝市場結構的說法顯然是一個偽命題。對於龐大的家裝市場規模來講，互聯網家裝剛剛起步的市場銷量顯然無法與傳統家裝相抗衡。而目前各界鼓吹的互聯網家裝正在深度改變家裝市場格局的說法顯然還為時尚早。而對於家裝市場深度改變的說法也不過是互聯網家裝公司進行的一廂情願的營銷而已。

偽命題三：消費者的體驗正在發生深刻改變？

互聯網家裝之所以受到如此多的期待，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人們在傳統家裝中遭遇到的黑幕與痛點太多，互聯網對於其他行業改造的成功案例為他們提供了一條能夠改變這種不良體驗的途徑。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用戶在家裝過程中遭遇到的痛點和黑幕並沒有因此而減少，很多用戶依然會面臨在傳統家裝過程中同樣會遇到的問題和痛點。工期長、用料差、設計不到位、施工不科學等這些直接關系到用戶體驗的問題依然會存在。

很多所謂的互聯網家裝公司雖然企圖通過利用互聯網技術轉變人們對於家裝的感受，然而家裝與互聯網融合的淺嘗輒止更是讓用戶無法從中感受到任何改變。從目前互聯網家裝的發展情況來看，互聯網和家裝似乎仍在在一條平行線上行進，兩者並未發生真正的交點。如果說兩個連真正的交點都沒有發生的事物會對用戶產生一種別樣的體驗，那簡直就是天方夜譚。

用戶幻想的體驗並未出現，讓我們對於互聯網家裝的真正走向充滿了懷疑。如果說消費者的體驗在互聯網家裝的感受下有了某種真切的改變，那麽身處其中的人應該能夠真切感受到這種改變。而現實情況卻是有很多人卻並未在如今的互聯網家裝中真切感受到這種體驗的新鮮與改變，更不用說這種改變將會帶給我們的實際裝修的改變了。因此，消費者的體驗，特別是消費者的裝修體驗正在互聯網家裝的影響下發生深刻的改變也是一個偽命題。

互聯網與家裝行業的融合並沒有想象中的快速和簡單，市場主體、市場結構、消費體驗三大方面的問題依然沒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如果我們對於互聯網家裝中的偽命題沒有一個清晰的認識，就很有可能會陷入到“溫水煮青蛙”的陷阱之中，最後在相向而行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互聯網家裝的偽命題與其他行業的偽命題一樣，都會在一定程度上蒙蔽我們的雙眼，影響我們對於它們的真實判斷。只有真正了解這些偽命題，才能在創業的路上少走彎路，才能知道未來工作的發力點。

版權聲明： 本文作者孟永輝，文中所述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i黑馬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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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簽 互聯網家裝 O2O

80億春節紅包狂潮待發 “你投一個石頭進去，周邊很多東西會炸開”

2016年春節臨近，一場中國互聯網史上最大規模的紅包狂潮蓄勢待發。各家互聯網公司宣稱在春節要發出的紅包總額已經接近80億元人民幣。

經過兩個春節的紅包大戰，互聯網公司早已看到紅包在培養用戶支付習慣、爭奪用戶眼球上的巨大威力，它們紛紛掏出巨額紅包時，也在各取所需。

2016年1月26日下午5點，微信朋友圈的相機符號突然變成了金色。人們發出一張張“毛玻璃”效果的照片，好友需發紅包才可以看到照片內容。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這是2016年微信春節紅包的第一次公測，意味著一年一度的春節紅包大戰已經開場。

兩天後，支付寶也出手了——用戶通過加好友的方式就能獲得三張福卡，在支付寶“咻一咻”紅包的時候也可能咻出福卡，只要集齊五張福卡，就可以進入一個大的獎金池，平分超過2億的現金。

支付寶提供給南方周末的數據顯示，1月28日這一天，全國數千萬人次在支付寶群交換福卡、贈送福卡。而在淘寶上，5張福卡中“稀缺”的“敬業福”已經成了“硬通貨”，明碼標價99元。

喊著要發紅包的可不僅僅是微信、支付寶。很多互聯網公司都加入了戰團，他們宣稱在春節要發出的紅包總額已經接近80億元人民幣。

其中包括，QQ的2億現金紅包、微信計劃把除夕前後10天的廣告收入（億元級別）全部發給用戶；支付寶2.67億拿下春晚紅包互動權，除夕當天要發1億×N次現金紅包以及2億元平分給完成收集福卡任務的用戶；百度錢包要發價值60億元的福袋，360手機助手要發3.6億元現金……

互聯網公司這麽大手筆地燒錢，是因為從2014年開始的兩個春節，讓他們看到了紅包在培養用戶支付習慣、爭奪用戶眼球上的巨大威力。到了2016年春節，沒有人願意缺席這場紅包大戰。

紅包圈用戶

騰訊是紅包的“始作俑者”。2009年春節，騰訊首次在PC端的QQ上線了電子紅包，主要用於公司給員工發開工紅包、領導派紅包，但體驗不是特別好，並沒有火起來。

2014年春節，騰訊內部作為試驗品的微信紅包，通過社交關系放大而意外走紅。

騰訊FIT副總經理、騰訊QQ錢包總經理鄭浩劍認為，紅包最大的價值是在普及移動支付。以前支付平臺要做很多的用戶教育工作，有了紅包之後，很多綁卡行為都是以“好友幫好友”的方式完成。

作為中國移動互聯網上最獨特的產品，紅包引爆了中國移動支付的快速發展。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5年12月，中國網民總數為6.88億，使用網上支付的用戶為4.16億，使用手機網上支付用戶為3.85億。把這個數字放進13億中國人口中，意味著平均每10個人中間就有3人使用手機支付。

作為中國市場上的支付老大，支付寶提供的數據顯示，其用戶數量為4億，2015年年度賬單中移動支付占比為65%；騰訊2015年第三季度財報顯示，微信錢包和QQ錢包的綁卡數超過2億張；同期百度財報顯示，百度錢包的已激活賬戶數為4500萬個。中國互聯網三巨頭BAT，圈住了移動支付的主要用戶。

但互聯網公司紛紛撒出巨額紅包，已經不僅僅是吸引用戶綁卡支付這麽簡單，而是各有各的用意。

騰訊發紅包是希望逐漸將用戶導入互聯網金融及更多應用場景。而支付寶則想通過紅包，誘惑用戶將社交關系鏈移植到支付寶上。

2016年百度錢包的“新年開福袋”紅包活動，是BAT里持續時間最長、金額也是最大的。從2016年1月28日一直持續到2月22日正月十五元宵節，近一個月內發放總價值為60億元的“福袋”。百度紅包的打法非常明確，借助紅包與手機百度、百度糯米、百度外賣等O2O聯動，同時帶動覆蓋電影票、團購、外賣、出行等眾多高頻支付場景。

360公司的會議室掛出了“不發現金的紅包拜年都是對用戶耍流氓”的橫幅，360手機助手計劃聯合平臺上的應用商發出3.6億現金。360出手闊綽，是為了爭奪移動分發市場的市場份額。

根據易觀智庫的數據，2015年第三季度移動分發市場排名中，排名第一、第二的百度系、騰訊系分別占到42%和22%；360系排在第三，占比約19.5%，較2015年第一季度下降了1.7個百分點。

除了直接發紅包外，幫助大家搶紅包也成了互聯網公司的賣點。360、小米紅包助手、騰訊手機管家都推出了“紅包鬧鐘”功能，可識別各個平臺的紅包，並向用戶發出提示。360手機旗下的大神Note3則以搭載360OS、支持紅包提醒功能作為賣點。小米手機MIUI7、華為手機G7Plus、魅族手機Flyme操作系統，也表示對搶紅包功能作出了優化。

在場景里彎道超車

對於騰訊來說，奮鬥十年的財付通趕不上支付寶，一直是塊心病。

騰訊FIT企業方案高級總監、國際支付高級總監洪桃李感慨，第一名的支付寶有阿里巴巴、淘寶這個支付場景，財付通沒有。直到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財付通才有了彎道超車機會。

用戶從PC端轉移到手機端，人們在手機上購買餐飲、娛樂、美容等服務超過了商品購買。在這一點上，財付通和支付寶是平等的，洪桃李稱，“我們想得很清楚，我們必須借助社交的優勢。”

騰訊QQ錢包總經理鄭浩劍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2012年下半年，財付通開始籌備移動支付，一開始單獨做了一個“財付通錢包”的App，但是發現讓用戶單獨下載的成本巨大，而且依然無法超越支付寶，財付通決定放棄，轉而與騰訊旗下和用戶走得非常近的App結合起來，為其提供支付能力。

在QQ和微信之間幾經權衡，基於此前財付通支付建立在QQ基礎之上，他們決定在微信上開辟新領域，2013年整整一年，財付通團隊大部分人員都投入微信支付業務，於2013年8月份上線了微信支付業務。

2014年3月，財付通又上線了QQ錢包。有了微信錢包和QQ錢包作為前端，財付通轉入中、後端作為平臺支撐。

財付通在2015年整合成為FIT，除了微信支付和微眾銀行，騰訊其他有關互聯網金融業務都在其中。

2016年1月中旬，微信上線了“零錢理財”功能，用戶收到的紅包一直默認存入零錢，可以一鍵購買理財通的理財產品。如果說紅包是騰訊將社交和支付打通，零錢理財則是騰訊第一次將紅包和理財通兩個平行產品打通，將紅包用戶導入、轉化為理財通用戶。這有些類似此前微信接入騰訊新聞公眾號，帶動騰訊新聞客戶端下載量的提升。

騰訊FIT副總經理林文欽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自己剛加入FIT時，理財通知名度幾乎等於零，馬化騰提出了一個願景——理財這一塊可以再造一個京東。在林文欽看來，現在互聯網金融，就像十年前剛起步的電商，大家都在新的跑馬圈地時代，無論是紅包、轉賬，還是理財，騰訊、支付寶等支付平臺都在為用戶墊付銀行間手續費用，這是一筆巨大的數字。

社交關系鏈之爭

騰訊財付通一直拼命想在支付領域超越支付寶。而支付寶想的卻是如何完成從支付工具到平臺的轉型。

社交正是支付寶想要補足的短板。支付寶方面發給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回函稱，2016年的紅包之爭，背後更多是社交關系鏈之爭。

在移動互聯網時代，關系鏈是在各個場景下的黏合劑與催化劑。微信的崛起，是借助打通手機通訊錄。支付寶也想把用戶存在的關系鏈喚醒和沈澱，提供合適的場景，而紅包是支付與社交的結合點。

為此，支付寶在紅包上不惜重金，用2.67億元拿下2016年央視春晚紅包互動權，2015年微信拿下這一合作的價碼是5000萬元。

2015年春晚，吸引了超過9億觀眾，收視率高達49.61%，這是一個巨大的放大器。2015年除夕當天，微信紅包收發總量為10.1億次，相比2014年增加了200倍，QQ紅包的收發量也去到6.37億次。

當天支付寶的紅包收發總量僅為2.4億個，排在第三位，這與它作為全球第一大移動支付公司的地位相去甚遠。人們揣測，這是讓馬雲坐立難安的一個春節。

在社交催化劑下，紅包並沒有隨著春晚結束而消亡，騰訊在移動支付上的活躍度有迅速追趕支付寶之勢。騰訊FIT支付平臺產品負責人陳起儒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2015年端午、六一、七夕都變成紅包大潮了，2015年中秋節當天紅包的收發總量是22億次。”

再加上騰訊另一個有著8.6億活躍用戶的社交產品QQ也在發力。2016年元旦，QQ紅包首次嘗試了“刷一刷”的跨年紅包玩法，參與用戶數為1.72億人，刷出了驚人的729億次，刷出5.62億個QQ紅包。

2015年騰訊積極推廣其“互聯網＋”戰略，QQ錢包、微信錢包接入更多境內外商戶，加入民生、購物、理財、信貸、生活等更多支付場景，在線上線下與支付寶展開了全面競爭，大有後來居上之勢。

補齊社交短板，紅包是支付寶不得不緊緊抓住的機會。2016年開始，支付寶頻繁以各種禮包、紅包的形式，讓用戶把關系鏈引入支付寶平臺。

2016年1月23日開始，支付寶連續19天派發可裂變的商家禮包，鼓勵用戶將禮包發送給好友實現裂變。五天後，支付寶又使出了大招——福卡上線，用戶只要從手機聯系人中添加10位為支付寶好友，就能獲得3張福卡。

2015年春節，支付寶紅包分享鏈接在微信被封殺，為此支付寶轉而開發了口令紅包，微信無法封殺口令，用戶複制口令後打開支付寶即可領紅包。以福卡為契機，2016年支付寶向全體用戶開放了個性口令紅包——被稱為黑科技的支付寶“吱口令”，複制口令後打開支付寶即可添加好友，好友間可以相互贈送福卡。

顯而易見，支付寶不願繼續做一個單純的支付工具，而想成為平臺。

支付寶方面回複南方周末記者稱，支付寶已經擁有了4億實名用戶，擁有關系鏈的基礎，並且擁有完整的線上線下的場景體系。支付寶希望能夠借助紅包和福卡喚醒體系內的關系鏈，讓四億用戶在支付寶這個平臺上互動得更加順暢。

支付寶強調，它永遠不會做一個純聊天工具，但基於各個場景為用戶提供便捷全方位的生活服務，並以此打造牢固的場景關系鏈，這將是它未來的重要發展方向。

紅包大對決

對騰訊和阿里巴巴來說，紅包也是對各自創新能力、底層支撐、商業拓展的全面考驗。

盡管沒有春晚這個平臺，騰訊希望依托QQ的8億多用戶、微信的6億多用戶，聯合商家、明星發出2億現金、10天廣告收入，繼續創造紅包奇跡。

2015年春晚，微信聯合商戶送出了30億現金和禮券。支付寶則向南方周末記者透露，目前有接近30家品牌商加入支付寶春晚紅包的平臺。

紅包不僅僅是遊戲，還具有了品牌、營銷等價值。QQ方面向南方周末記者稱，2016年QQ跨年紅包活動中，廣告商挖財在當天一舉登上了AppStore中國區的下載排行榜榜首。

支付寶紅包，這一次前所未有地全面調動了阿里系資源，其中包括首次開放阿里系生態Top 10App平臺資源，為品牌商打造完整營銷閉環；阿里系生態內的微博、優酷土豆、陌陌、高德地圖、UC、銀泰等高價值合作夥伴，也將向支付寶紅包的合作品牌商進行曝光引流。

發出去的紅包，一個會裂變成多個，同時也有個人搶到紅包再發出去，一換接一環，相當於是一變十、十變百幾何級的成長過程。騰訊FIT平臺研發部支付平臺研發中心總監李茂材介紹，紅包會帶來一種聯動效應，用戶不只是發紅包而已，可能還會發一些圖片到朋友圈，會帶動很多資源。用他的話說，相當於你投一個石頭進去，周邊很多東西會炸開。

目前，支付寶和FIT團隊都在閉門壓力測試之中。2015年“雙11”，支付寶平臺處理能力達到歷史最高點8.59萬筆/秒。騰訊FIT透露，2016年元旦23億次/天的紅包收發量，峰值約為發紅包4萬多次/秒、收紅包10萬次/秒。在此基礎上，雙方都還需要繼續加碼。

騰訊FIT預計，2016年除夕當天將面對一個100億次級別的紅包收發量。為了迎接紅包高峰，FIT從2015年6、7月就已經開始準備。騰訊FIT支付平臺產品負責人陳起儒被很多銀行問到，今年除夕紅包個數和並發量需求是多少？他的回答是不知道，“第一次說不知道，這次真編不出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