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之聲報道,當地時間20日,李克強出席紐約經濟俱樂部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致辭時說,中美之間的共同利益遠遠大於分歧。中國去年赴美遊客達260多萬人次,而許多美國人卻沒有去過中國。他建議,中美之間要常來常往,加強人與人之間坦誠溝通,以此消除誤解、增進互信。
此外,李克強在回答嘉賓提問時表示,中國需要外資推動的力量,更需要外資帶來的管理理念和先進技術。中國對外資的準入領域會越來越寬,我們開放大門會越開越大,絕不會關上。
李克強在紐約經濟俱樂部舉行的歡迎宴會上致辭(來源:中國之聲)
李克強出席經濟俱樂部舉行的歡迎宴會(來源:中國之聲)
與中國國內民間投資剛剛企穩不同,非公企業境外投資2015年以來出現了大幅上漲,占比已經趕超國有企業。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2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管局”)聯合發布了《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下稱《公報》)。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表示,2015年非公企業境外並購金額占當年境外並購金額的75.6%,在數量和金額上均首次超過了公有經濟的企業。
“對企業來說,‘走出去’已經是一種擋不住的誘惑。”上海商務委主任尚玉英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上海近年來對外投資出現“井噴”,2015年位列地方對外直接投資首位。
國家外管局資本項目管理司司長郭松在22日的9月外匯管理政策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全球經驗來看,到中等收入國家之後,會逐步從資本凈輸入國變成資本凈輸出國,所以對於“走出去”多了,“從我們看是一個正常的、合理的事件。”
中國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中國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僅次於美國的2999.6億美元,躍居全球第二;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09萬億美元,位居全球第八;2015年末中國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4.37萬億美元……《公報》數據顯示,中國首次成為了資本凈輸出國。
進入2016年,中國對外投資依然強勁增長,今年前8個月,對外直接投資已經超出實際利用外資321.8億美元,已是2015年全年100億美元的3倍多。不過,在今年4月份達到199.9億美元的峰值後,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逐漸趨於平穩。
張向晨將中國對外投資快速發展的原因歸納為四點:國際市場上有需求、中國有能力、政策有效應、企業“走出去”有動力。
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
具體來說,發達經濟體在複蘇,對外國投資有需求,發展中經濟體在進行工業化,也需要外來的資金。中國開展的“一帶一路”和國際產能合作,也發揮了引領和推動的作用。
與此同時,中國外匯儲備連續多年位居世界首位,這是中國企業開展對外投資堅實的物質基礎。
張向晨表示,中國企業“走出去”尋找國際市場和資源,是企業實現國際化經營采取的通行戰略。究竟在哪兒投資,是由企業根據市場條件來決定的。
與中國企業這種轉型升級的需求相對應,中國企業的海外並購增長迅猛。今年前8個月,中國企業並購項目486個,實際交易金額617億美元,已經超過2015年全年的並購金額(544.4億美元)。
張向晨對此表示,並購主體多是國內相關行業的主導企業,這些領軍的企業在資金、技術開發、人才儲備、跨國管理能力方面已具備開展跨國並購的實力和條件,就說明這大體是正常的。而且,並購涉及的領域日益多元化,並非局限於單一領域。信息技術、制造業這兩個領域的並購已經超過了資源和礦產類。
民間投資成主角
對外投資持續大幅上漲的背後,非公企業的“發力”成最大亮點,甚至使得國企在海外投資中的占比出現連續十年下滑。
《公報》數據顯示,2015年非公經濟占中國對外投資的65.3%,年末的存量非公經濟占到35.6%。2015年非國有企業境外並購的金額占當年境外並購總額的75.6%,在數量上、金額上都超過了國有企業。
張向晨表示,民營企業有的是為了獲得技術,有的是為了獲得網絡,有的是為了獲得資源。但是無論目的是什麽,都是為了企業轉型升級和獲得更好的發展。
“未來十年中國企業跨境投資加速增長的趨勢不會改變。”中民國際首席執行官廖鋒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有雄心的企業來說,不去占領國外的市場就等於是一個損失。”
“我們認為中國企業在海外進行並購有助於獲得設計、研發、營銷、服務這些高端的生產要素,來提高中國企業在全球價值鏈、產業鏈、物流鏈中的地位。通過境外並購,可以幫助被並購企業擺脫困境,也為所在國或者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總的來說是正常的。”張向晨說。
今年7月份,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在回應第一財經記者關於上半年對外投資增長較快,是否與民營企業把很多資本轉移到海外有關系時表示,至少現在沒有數據來支撐這一觀點。
外管局管理檢查司司長張生會20日在9月外匯管理政策新聞發布會上介紹,外管局上半年開展了兩期非現場檢查,主要是針對違規資金流出的,共查實2335條線索存在涉嫌違規問題,涉及資金84億多美元,對於案件基本上都進行了處理,還有一些正在處理當中。
郭松同時表示,對虛假的投資也肯定會采取高壓的態勢。過去一年來,也的確發現有個別企業或個人通過對外投資這個渠道來轉移資產,“這肯定是我們目前關註的重點。”
張生會表示,從《外匯管理條例》、外匯管理實踐和檢查工作實踐看,對交易真實性一直有這樣的要求,對收支與交易的一致性要求也一直存在,所以“不存在已經加強或者將要加強真實性審核的情況。”
“總體來說,外匯局支持真實合理的海外並購。當然我們希望去做並購的企業是那些有能力、有條件的。”郭松說。
自貿區的“最快樣本”
在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版圖上,上海、北京、廣東2015年流量均突破百億美元,位列地方投資前三。而在位居首位的上海,僅以今年前8個月的數據來看,自貿區又占到了上海對外投資(176.2億美元)的70%。
上海方面將原因歸納為簡化流程的“備案制”和FT賬戶(自由貿易賬戶)等金融創新。
上海自貿區在全國率先實施境外投資備案管理,同時,全面優化了企業註冊登記、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銀行賬戶開設、境外投資備案和資金匯兌等辦事流程,開創了8個工作日內辦完所有手續的最快紀錄,一般可在10~15個工作日內辦結從企業設立到完成境外投資的全部手續,提升了企業參與境外並購項目的競爭力。
2015年8月,東證資本旗下並購平臺——東方嘉實及東方睿德拿到了擁有VIE結構的大疆無人機股東憑證,這筆交易是從當年7月中旬開始履行交易流程,完成所有工作,耗時僅一個月。
東方證券資本投資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續琰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時間的節約,在於工商設立、對外投資備案各個環節,而且越來越多的銀行有自貿區對外投資的操作經驗,因此從企業決策到政府、銀行,各環節操作的速度都很快。
去年11月,為了收購西乙B聯賽洛爾卡足球俱樂部,足壇名宿徐根寶在上海自貿區設立了上海根寶投資發展有限責任公司,從當年10月28日開始辦理投資公司的設立事宜,距離拿到相關證照,不過10多天時間。
足壇名宿徐根寶
同樣以自貿區為例,高新技術並購成為亮點。
過去幾年里,螞蟻金服通過在上海自貿區內設立平臺,完成近10筆境外投資備案,投資領域包括境外支付企業、擁有領先安全能力和新技術的公司等。
新華社援引螞蟻金服副總裁韓歆毅的話說,螞蟻金服的策略是在各個市場尋找當地夥伴,輸出經驗、共同發展。如螞蟻金服旗下的上海雲鉅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入股印度最大的在線支付品牌企業PayTM,這家企業利用螞蟻金服和支付寶的標準和技術,在印度當地已有1.22億用戶,並已經成為全球第四大電子錢包,獲得印度央行發放的籌建支付銀行的牌照。
在自貿試驗區探索一年的基礎上,境外投資備案管理制度於2014年10月在全國推廣。
張向晨22日也表示,2014年頒布境外投資新的管理辦法後,到2016年9月8日,商務部和地方的商務主管部門一共完成境外投資的備案和核準是21175件,其中核準件只有110件,占總數的0.5%,99.5%都通過備案來完成,這使企業“走出去”進行對外投資的合作變得很方便。
9月22日,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發布《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根據公報,按2015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排序,中國移動在中國非金融類跨國公司100強里排名第一。中國石油天然氣集團公司、中國海洋石油總公司也進入三甲。
公報數據顯示,2015年中國企業外直接投資存量全球排位居第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國2.0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3.08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地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0978.6億美元,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存量的份額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5年末中國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4.37萬億美元。
【100強企業名單】
9月22日上午,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商務部國際貿易談判副代表張向晨,國家統計局貿易外經統計司司長孟慶欣,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介紹《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
張向晨介紹,對外投資合作是中國與世界各國經濟深度融合,實現互利共贏的橋梁。2015年,世界工業生產低速增長,貿易持續低迷,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下跌,世界經濟整體複蘇乏力。但全球外國直接投資逆勢上揚,流出流量創2011年以來的新高,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也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占全球流量的份額由2002年的0.4%提升到2015年的9.9%。
《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從中國對外投資的概況、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特點、中國對主要經濟體的直接投資、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者的構成情況、以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分布情況,還有附表共6個部分,對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情況進行了闡述。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投資流量躍居全球第二,超過同期吸引外資規模,實現資本凈輸出。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邁向新的臺階,實現連續13年快速增長,創下了1456.7億美元的歷史新高,占到全球流量份額的9.9%,同比增長18.3%,金額僅次於美國(2999.6億美元),首次位列世界第二(第三位是日本1286.5億美元)。
二是存量全球排位居第八,境外企業資產總額超過4萬億美元。截至2015年底,中國2.02萬家境內投資者在國(境)外設立3.08萬家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88個國家(地區);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10978.6億美元,占全球外國直接投資流出存量的份額由2002年的0.4%提升至4.4%,排名由第25位上升至第8位。2015年末中國境外企業資產總額達4.37萬億美元。
三是對外直接投資並購活躍,領域不斷拓展。2015年,中國企業共實施對外投資並購579起,涉及62個國家和地區,實際交易金額544.4億美元,其中直接投資372.8億美元,占68.5% ;境外融資171.6億美元,占31.5%,並購領域涉及制造業、采礦業、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18個行業大類。
四是“一帶一路”戰略紮實推進,對相關國家投資快速增長。2015年,中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占當年流量總額的13%,達189.3億美元,同比增長38.6%,是全球投資增幅的2倍。
五是投資涉及領域廣泛,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步伐加快。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制造業、金融業、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同比分別增長了108.5%、52.3%、115.2%。
六是境外企業對東道國稅收和就業的貢獻增大,對外投資雙贏效果顯著。2015年中國境外企業向投資所在國家(地區)繳納的各種稅金達311.9億美元,較上年增長62.9%。
此外,從《統計公報》中還可以看出,201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國家和地區比較集中,流向中國香港、荷蘭、開曼群島、英屬維爾京群島、百慕大群島的投資共計1164.4億美元,占當年流量總額的79.7%。
從對外投資的企業結構和區域分布看,2015年,近八成的非金融類對外投資來自地方企業。地方企業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力量,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達936億美元,同比增長71%,占全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7%。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分別實現78.2%、84.7%、14.2%的較高增長;上海、北京、廣東2015年流量均突破百億美元,位列地方投資前三。
從2015年中國企業對外投資的方式看,新增股權投資首次超過六成,債務工具占比創歷史新低。2015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中,新增股權投資967.1億美元,占比達66.4%;收益再投資379.1億美元,占26%;債務工具投資110.5億美元,較上年占比減少一成,僅為7.6%。
在企業“走出去”的過程中,東部沿海發達地區扮演了領頭羊的角色。
在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2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稱“外管局”)聯合發布了《2015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從對外投資的企業結構和區域分布看,地方企業成為中國對外投資的主要力量,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流量達936億美元,同比增長71%,占全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流量的77%。
這其中,東部對外投資798.2億美元,占地方投資流量的85.2%,同比增長78.2%。西部地區74.5億美元,占比8%,同比增長14.2%;中部地區63.3億美元,占6.8%,同比增長84.7%。
分省份看,上海、北京、廣東、江蘇、山東、浙江、福建、天津、遼寧、安徽位列地方對外直接投資流量前10位,合計786.67億美元,占地方對外投資流量的84%。上海、北京和廣東2015年流量分別突破百億美元,位列地方對外投資的前三。
廈門大學經濟學系副教授丁長發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上海和北京這兩個強一線城市作為全國性的中心城市,是我國對外合作的門戶,在對外投資方面也走在最前列。比如上海自貿區最早設立,有助於企業對外投資;跨國巨頭在中國的總部主要在北京和上海,中國企業與跨國企業在境外的合作也會更多。此外,這些地方投資的有錢人最多,投資移民的人也不少。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教授肖鷂飛對《第一財經日報》分析,上海的自貿區最早設立,很多想走出去的公司可以在自貿區設立子公司再走出就會方便很多,所以對外投資的規模也比較大。而北京的大國企很多,在北京註冊的企業總部也比最多。
肖鷂飛說,對外投資是以企業註冊地來算的。包括浙江、江蘇等很多省份的大型民企巨頭,在規模不斷做大之後,為了進一步的發展,就把總部遷移到上海和北京,這些企業對外投資當然也算在上海和北京。
表1:2015年地方對外直接投資前十位的省份
從存量上看,2015年末,地方企業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存量達到3444.8億美元,占全國非金融類存量的36.7%,較上年增加5.1個百分點。其中,東部地區占83.2%,西部地區占9.3%,中部地區占7.5%。廣東是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最大的省份,其次是上海,以後依次為北京、山東、江蘇、浙江、遼寧、天津、福建和湖南。
表2 2015年末對外直接投資存量前十名的省份
從境外非金融類企業的隸屬情況來看,地方企業占86.9%,中央企業和單位僅占13.1%,廣東、浙江、江蘇、上海、山東、北京、遼寧、福建、湖南和天津位列地方境外企業數量前10名,累計占境外企業總數的69.2%。廣東是中國擁有境外企業數量最多的省份,占境外企業總數的17.3%,其次是浙江占11.6%,江蘇省位列第三,占8.8%。
表3 2015年末設立境外直接投資企業前十名省份
那麽問題來了,為何浙江、江蘇對外投資的企業位居前三,但在資金方面不如上海和北京?對此丁長發說,上海和北京都是以國字頭、以及民營巨頭的總部為主,而江蘇、浙江則是以民營中小企業為主。民營企業對外投資會更為理性、資金規模也與大國企不可比。“京滬一個大型國字頭企業對外投資額,可能就頂過江浙幾十家民營企業了。”
國家外匯管理局9月30日公布數據顯示,2016年二季度中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增長344億美元,對外負債增長125億美元,對外凈負債下降219億美元。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6月末,我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7779億美元,對外負債9179億美元,對外凈負債1400億美元,其中,人民幣凈負債2849億美元,外幣凈資產1449億美元。
在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中,存貸款資產5931億美元,債券資產743億美元,股權等其他資產1106億美元,分別占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的76%、10%和14%。分幣種看,人民幣資產731億美元,美元資產5485億美元,其他幣種資產1563億美元,分別占9%、71%和20%。
在銀行業對外負債中,存貸款負債4933億美元,債券負債1130億美元,股權等其他負債3117億美元,分別占銀行業對外負債的54%、12%和34%。分幣種看,人民幣負債3580億美元,美元負債2740億美元,其他幣種負債2859億美元,分別占39%、30%和31%。
其中,存貸款資產指我國銀行業存放境外的存款或對非居民發放的貸款。存貸款負債指我國銀行業吸收非居民存款、接受非居民貸款,以及承兌遠期信用證負債等。其他指除存款、貸款和債券外的其他對外金融資產或負債,包括但不限於股權、金融衍生產品、其他股權等金融工具,但不含儲備資產和特別提款權負債。
外匯局2016年3月首次公布了中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負債數據。前期數據顯示,2016年3月末,我國銀行業對外金融資產7435億美元,對外負債9054億美元,對外凈負債1619億美元,其中,人民幣凈負債3118億美元,外幣凈資產1499億美元。
在11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耿爽就臺灣當局領導人昨日在“雙十”講話中提及臺灣對外交往和參與國際組織的問題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將始終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處理臺灣對外交往及參與國際活動問題。
耿爽說:“ 我想強調指出,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大陸和臺灣同屬一個中國,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分割,這是國際社會的共識。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反對‘臺獨’、反對‘ 兩個中國‘ 和‘ 一中一臺‘ 是我們處理臺灣對外交往及參與國際活動問題的一貫立場。”
就在上個月,奧巴馬政府宣布了對傳統盟友以色列提供380億美元的巨額安全經費支持,從2019年開始分10年到位。此消息引來一片指責,認為美國對盟友的軍費支持過於龐大。但實際上,若觀察美國的總體對外資助預算(包括民生和軍事),可以發現這筆數目並不大。而且,美國給以色列的錢,實際上兜一圈還是回到美國軍火商口袋里。
美國國會今年公布的一份2017財年對外援助預算表長達108頁,預算額為424億美元,相比之下,奧巴馬政府的2017財年預算總額為4.15萬億美元。
《華盛頓郵報》稱,多數美國人認為美國在對外援助上花了太多的錢。美國凱撒家庭基金會2015年發布的一項調查結果顯示,受訪者平均認為26%的聯邦預算被花在了對外援助上。
但實際上,因為經濟體量巨大,2015年美國的對外援助只占其GNI(國民總收入)的0.17%不到。
阿富汗從美國得到的援助最多 來源:華盛頓郵報
從對外援助總額來看,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超過美國,在軍售上,美國更是控制了至少一半的全球市場。具體來說,2017年美國聯邦預算用於對外援助的部分里,經濟和發展援助額為256億美元,安全經費援助為168億美元。
相比之下,聯合國對發達國家每年對外援助的非官方基準線是GNI的0.7%,因此美國甚至低於發達國家平均水平。比如,瑞典的對外援助甚至占到GNI的1.4%。
在對外安全援助項目中,占比最大的是軍費資助(57億美元)和阿富汗安全部隊撥款(36.7億美元),另外還有聯盟基金、反恐資金、反毒品資金等。
因此,並非所有安全經費都來自於國防部,來自國防部的預算只占總體對外安全援助經費的一半,軍費援助中最大的開支項目是對阿富汗和伊拉克安全部隊的投入,包括訓練和提供軍事裝備。而文章開頭的提供給以色列的安全預算,則直接來自於國務院。
按照以往的協議,以色列可以把援助經費中的26%用以購買產自以色列的軍事裝備,但是從2019年開始的這筆380億美元的經費,則必須全部用於向美國購買軍火。換句話講,這筆380億美元的援助等同於在提升盟友軍事實力的同時給美國本土的國防工業帶來訂單、變相提供補貼。
非洲國家得到美國的經濟援助最多 來源:華盛頓郵報
相對地,經濟和發展援助預算則全部來自於國務院,包括對美國國際發展局(USAID)和肯尼迪時期成立的援助發展中國家的和平隊(Peace Corps)的撥款,這些預算的用途包括治理艾滋病等。
在經濟和發展援助金里,占據最大份額的是醫療項目(86億美元)和經濟資助基金(61億美元),其余的還有發展資助、移民和難民援助、災害援助等。
在接受美國最多經濟援助的前10個國家中,非洲國家占了7個,包括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數額在4億到6億美元之間。然而,美國對外經濟援助最多的國家並非在非洲,而是阿富汗,達到了10億美元。在阿富汗之外,美國對約旦(6.3億美元)和巴基斯坦(4.2億美元)的經濟發展撥款也不少。
美國在2001年發動了阿富汗戰爭,目的是消滅基地組織和塔利班,這場戰爭一直延續到2014年,美軍隨後逐步撤兵,但目前仍在阿富汗保留了8400名美軍士兵。有機構估計,美國政府十幾年來累計為阿富汗戰爭撥款超過7600億美元。如今,美國依舊每年向阿富汗撥款。
美國計劃向阿富汗提供36.7億美元軍事援助 來源:華盛頓郵報
相比經濟發展援助,美國向阿富汗提供更多的是軍費援助,達到了36.7億美元,這甚至超過了安排給盟友以色列的31億美元預算。此外,對埃及(13.1億美元)、伊拉克(8.08億美元)、約旦(3.67億美元)和敘利亞(3.13億美元)等國的軍費支持也花了不少納稅人的錢。
按照美國國防部的表態,提供給阿富汗安全部隊基金(ASFF)的撥款是為了向其“供應設備、補給、服務、訓練、設備和基礎設施維護、修繕、建設和融資”。非盈利機構“安全援助監督”(Security Assistance Monitor)指出,ASFF的最終目標是“為阿富汗建立一支獨立、自給自足的武裝部隊”。
但實際上,對於阿富汗政權的顛覆、因為戰爭而支離破碎的局面,美國無法推卸責任,如今美國深陷泥淖,也是在為自己的過往買單。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以色列和約旦外,在這份援助名單上完全看不到和美國關系密切的盟友,例如沙特阿拉伯、北約成員國、日本和韓國等國。原因在於,這些國家無需接受美國的援助,但他們向美國購買了大量軍火。
2015年,美國向全球出售了219億美元的軍事設備。其中,比較大的軍火客戶是沙特(33億美元)、澳大利亞(26億美元)、日本(18億美元)、伊拉克(18億美元)和阿聯酋(13億美元)。
深交所消息,中國國際海運集裝箱(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因子公司對外財務資助和對外擔保未及時披露,於10月20日收到了深交所的監管函。
深交所最新發布的監管函顯示,經查,中集集團子公司中集安瑞科於2015年12月21日與擬收購標的公司南通太平洋、南通太平洋的大股東簽訂了財務資助框架協議,約定由中集安瑞科向南通太平洋提供貸款及融資擔保,總額不超過15億元。中集安瑞科於2016年6月1日向交易對方發函終止收購協議,並要求終止相應的財務資助和擔保協議。截至公司2016年半年度報告披露日,中集安瑞科給南通太平洋的實際貸款余額為4.82億元,以銀行存款為南通太平洋的銀行貸款提供的擔保金額為10億元。然而,上市公司未按照相關規定及時履行子公司對外財務資助和對外擔保的信息披露義務。
另查明,由於相關款項的可回收性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中集安瑞科於2016年半年度財務報告中就相應的預付款、貸款以及擔保計提了大額資產減值準備合計約12.1億元,導致公司2016年半年度業績虧損,公司方才於2016年7月15日以業績預告的形式披露了上述相關信息。
深交所認為,公司的上述行為違反了《股票上市規則(2014年修訂)》第9.11條、《主板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第7.4.3條以及《關於規範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通知》的規定。基於此,深交所希望公司及全體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吸取教訓,嚴格遵守《證券法》、《公司法》等法規,杜絕此類事件發生。
第一財經從多家地方資產管理公司(下稱“地方AMC”)獲悉,銀監會於近日下發了《關於適當調整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有關政策的函》,放寬了地方AMC的相關限制。
例如,此前近允許省級人民政府設立一家地方AMC,上述政策放寬了限制,允許有意願的省級人民政府增設一家,意味著每個省可以設置兩家地方AMC。
銀監會還要求,省級人民政府增設地方AMC應該考慮三大因素,一是當地不良貸款余額較高,不良貸款處置壓力較大;二是不良資產增速較快,不良資產轉讓需求較高;三是已設立的地方資產管理公司正常經營並已積極發揮作用。
每省地方AMC限制提高到兩家,意味著未來將有更多的機構參與到不良的市場當中。根據相關數據統計,目前已經設立的地方AMC已經達到28家。
銀監會數據顯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余額1.44萬億元,較上季末增加452億元,商業銀行不良貸款率1.75%。銀監會主席尚福林近日在接受學習時報專訪時表示,過去三年,商業銀行用撥備核銷以及其他手段處置了大約2萬億元不良貸款。這些都表明,不良處置市場有巨大的潛力。
在銀監會下發的上述函中,在業界人士看來更具有影響力的是放開了對地方AMC收購的不良資產不得對外轉讓的限制。
銀監會允許地方AMC以債務重組、對外轉讓等方式處置不良資產,對外轉讓的受讓主體不受地域限制。
“最關鍵一點,地方AMC獲得與四大(AMC)同等待遇了,都可以直接轉讓,後續如果司法解釋配套完全,那麽地方資產公司就與四大站在同一標準線上。”一位地方AMC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上述地方AMC人士稱,以前地方AMC只能通過轉收益權這種方式回避監管。銀監會對此松綁也會影響最終端,比如民間投資人的,以往出於業務考慮,只會找四大做通道摘包,現在就多更多的選擇。
此前,有消息稱,民生銀行也有計劃設立自己的AMC,同時市場也有專家呼籲試點民營AMC,上述地方AMC人士表示,現在的趨勢是越來越市場化,這些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