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援引美國高級官員表示,美國正準備派遣偵察機進入敘利亞領空獲取活躍在敘利亞和伊拉克的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的情報,包括無人機,這可能為美國將有限的空中軍事打擊範圍,從伊拉克擴大至敘利亞奠定基礎。(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該行動相當於承認,美國情報收集工作範圍必須擴大,以更好了解IS的威脅程度。該官員說:
“美國軍隊中央指揮部已經要求派遣更多偵察機,包括無人機搜集更多關於IS的情報。他們可能很快在敘利亞東部開始飛行計劃。”
華爾街見聞網站文章寫過,奧巴馬總統首席軍事顧問在之前警告說,如果不摧毀伊斯蘭極端勢力在敘利亞的基地,他們永遠不會被打敗。隨後一位白宮高級官員上周末也提到,美國可能對伊斯蘭極端組織在敘利亞的基地進行軍事打擊。
美國國會眾議院情報委員會成員、民主黨參議員Adam Schiff認為,IS可能是美國9.11事件以來面臨的最大風險。但是他懷疑奧巴馬總統是否會授權在敘利亞境內對該組織予以空中打擊。
這名美國高級官員向華爾街日報表示,五角大樓準備派偵察機到敘利亞,但尚未決定是否空襲,不過為了幫助做決定,需要做盡可能多的形勢觀察。
“情報工作將為衛星圖片和其他消息來源提供補充。”
該官員並稱,敘利亞東部的防空系統不會構成威脅,因為傳感器要麽過於分散,要麽不可用。美國的無人機進入敘利亞領空沒有得到敘利亞政府批準或授權。
這也不是美國第一次這麽做。美軍過去多次秘密派遣無人機和有人駕駛的飛機進入敘利亞領空,包括7月份嘗試援救一批被IS俘獲的美國人,但因這批美國人已經被IS轉移,該次救援行動失敗。
當地時間2014年7月15日,巴西福塔萊薩,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舉行。金磚五國(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領導人已簽署協議,將成立新的開發銀行,並將建立應急儲備基金。 (東方IC/圖)
與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不同,金磚銀行更多扮演功能性銀行的角色,更聚焦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領域。但優先投資哪個領域、如何應對西方對基礎設施建設破壞環境的質疑、如何平衡金磚五國的利益?
從7月15日“金磚五國”(中國、俄羅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在巴西宣布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下稱金磚銀行)起,各界就對其1000億美元的初始核定資本的使用計劃產生極大興趣。
鏈接:金磚銀行
2014年7月15日至16日,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六次會晤在巴西舉行。在這次峰會上,中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和南非簽署協議成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的設想是在2012年提出的,目的是為了美國金融危機以來,金磚國家為避免在下一輪金融危機中受到貨幣不穩定的影響,計劃構築的一個共同的金融安全網。
根據金磚國家15日發表的宣言,金磚國家開發銀行總部將設在中國上海,首任理事長來自俄羅斯,首任董事長來自巴西,首任行長來自印度。該行初始授權資本將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購資本將為500億美元,由5個創始成員國均攤。
金磚五國表示,金磚銀行的宗旨是為金磚國家及其他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提供資金。這意味著,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對歷史文化、疾病救助和扶貧項目等領域的廣泛關註不同,金磚銀行更多扮演功能性銀行的角色,更聚焦於基礎設施建設和可持續發展領域。
“目前國內輿論的重心都在討論如何做基礎設施上,而忽略了後半句講的‘可持續’。”複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副教授朱傑進說,後者才是更應關註的問題。
由於具體的資金安排細節尚未出爐,金磚銀行將如何圍繞上述兩項宗旨進行投資就顯得越發神秘。
最近,哥倫比亞大學金融學教授斯蒂芬妮·格里菲斯-瓊斯(Stephany Griffith-Jones)對英國媒體表示,她剛剛為聯合國撰寫了一份金磚銀行討論稿,其中金磚銀行已經認定太陽能是他們的工作重點之一,盡管具體資金和項目安排還需時日,但金磚銀行對太陽能的發展“非常興奮”。
咨詢公司弗若斯特沙利文(Frost & Sullivan)分析師帕拉蒙·迪伯(Pramod Dibble)評論說,南非、印度、巴西等國普遍面臨缺電危機,與其貸款耗費巨資改造升級當地輸電系統,還不如發展更多分布式的小型可再生能源發電系統,而一旦金磚銀行確定小型分布式發電系統成為主要資助對象,那此舉對金磚國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資,將是“極其重大的事件”。
巴西推動可再生能源的非營利組織Ideal Institute總裁莫羅·帕索斯(Mauro Passos)表示,金磚銀行優先發展清潔能源的舉措,正是其區別於其他開發銀行的差異。
在此之前,盡管私人資本對可再生能源投資已經有巨大增長,但由於可再生能源的高成本、低收益和風險性,推動其增長的資本主要來自公共部門。格里菲斯-瓊斯在一份名為《發展中國家可再生能源融資:機制和責任》報告中提出,歐盟不應該對私人資本和低收入國家投資可再生能源有過高期望和要求,而應該建立更豐富的融資機制,以解決可再生能源的推廣問題。
實際上,早在金磚銀行提出成立之初,新能源就是其重點方向之一。2012年3月,金磚五國第一次討論設立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就提出該銀行可提供資金支持包括綠色技術等在內的多個領域。包括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內的經濟學家就曾提出資金用於利用綠色技術應對氣候變化的建議。
在格里菲斯·瓊斯看來,可持續發展成為金磚銀行的重點內容,背後有著必然因素。首先,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均為碳排放大國,更為重要的是,從2010年起,金磚五國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資領域中已經悄然崛起。她發現,2010年之前,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投資一直被發達國家主導,但2010年開始,這一現象已經被逆轉,發展中國家對可再生能源的投資猛增,其中絕大部分的投資都來自“金磚五國”。
但在朱傑進看來,投資方向傾向於綠色領域,還僅僅是金磚銀行強調“可持續”的一方面,更重要的背景來自金磚五國需要應對西方社會對新興經濟體進行基礎設施建設的強烈質疑。
“西方價值觀一直認為,發展中國家做基礎設施建設,那就意味著破壞環境。”複旦大學金磚國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沈逸說,對於水電站等項目,在西方價值觀中則無疑是反對的,“水電、核電等基礎設施項目,也一直不被世界銀行支持”。
而如今,基礎設施建設無疑對金磚五國都有著重要意義。此前印度一直依賴世界銀行的貸款支持本國的基礎設施建設,但由於印度從世界銀行獲得的資金越來越少,金磚銀行將會成為新的融資渠道;對中國來說,金磚銀行可以將巨額的外匯儲備投入到實體經濟當中,化解國內過剩的基礎設施建設產能,讓基礎設施建設“走出去”。
朱傑進表示,這樣的背景下,核電站、水電站等原來被世界銀行否定的貸款項目將可能被重新撿起,對環境保護而言到底是福音還是災難,就取決於金磚五國到底要堅持怎樣的發展理念。
“這實際就成為一場標準之爭。”朱認為,到底是遵循西方認為基礎設施建設破壞環境的價值觀,還是建立一套新的價值觀,成為急需推進基礎設施建設的金磚五國必須解決的問題。
“那麽,能不能將對建設水電站的擔憂變成更為嚴格的審核和管理,將對發展中國家環境惡化的擔憂變成發達國家以更優惠的價格轉移環保技術?”沈逸認為,中國需要發出自己的主張,那便是將基礎設施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結合在一起。
反對者認為,由於缺乏具體的環境審核措施,借可持續發展的理念重新拾起已經被西方拋棄的大壩建設,對新興經濟體而言,則可能是重蹈西方覆轍。
在金磚五國內部,聲音也並非完全一致。印度和中國希望擴大可再生能源規模,但俄羅斯卻希望向中國銷售更多油氣。西方媒體認為,如果中國大力發展太陽能,那麽對天然氣的需求則會下降,而俄羅斯毫無疑問將繼續堅持發展油氣。
據澳大利亞Financial Review報道,中國正在施壓澳大利亞最快下月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是有中國所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AIIB被視為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的主要競爭對手。IMF和ADB主要由發達國家(美國和日本)控制和主導。
中國為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已經大約有20個成員國,註冊資本為500億美元。該機構的經濟官員正在和包括澳大利亞在內的14個國家進行磋商,以期更多的成員國加入。上述14個國家均有有意加入AIIB,但是尚未簽署最終協議。有消息稱,中國的財政官員希望可以10月和澳大利亞簽署諒解備忘錄(加入AIIB)。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本周和印度總理莫迪會晤中或向印度施壓,邀請其加入AIIB,中印兩國均是金磚四國(BRICS)的成員。
澳財長Joe Hockey 和中國財政部長樓繼偉曾在6月就相關問題進行過討論,澳大利亞對於金磚四國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想法和發展表示了認同。不過澳大利亞對於加入AIIB是否會現有的ADB造成負面影響有所擔憂。因此至今為止尚未有實質性的結果公布。
在本周舉行的G20財長會議上,基礎設施投資和發展是主要議題。不過外界普遍預計中國不會利用此機會在正式場合拉攏其他國家加入AIIB。(更多精彩財經資訊,點擊這里下載華爾街見聞App)
學習投資,永遠不會太晚。
對於有些人來說,投資聽起來高深莫測,甚至覺得高不可攀。各種各樣的投資專家,說的似乎是另一個世界的話語。然而,並非每個人都需要從投資中謀得一份職業,大多數人只是想通過投資為退休增加點積蓄,很多時候甚至只是為了跑贏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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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個儲蓄賬戶不叫投資。盡管有利息,但活期存款利率通常低於1%,錢和躺在家里沒有什麽區別。
退休金賬戶算投資。將退休金投入401(K)養老金計劃就是一種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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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總是伴隨投資而生。
股票代表著享有一家公司的權益。當你買入一只股票時,實際上是購進了該公司相應部分的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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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是你把錢借給別人的憑證。當你買入債券時,實際上是把錢借給該實體。
投資多元化意味著“不要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多元化要求你把錢分開來投資在不同(種類)的地方/產品。
投資回報率(ROI)就是你的投資賺了多少錢。如果你想要衡量自己的投資表現,可以通過把投資賺的錢除以投資本金來計算。
(紐交所)
關於投資流程
你可能會被收取投資交易/服務費用。
你不必親自逐一選股。專業投資機構推出的共同基金已經包含了其精心挑選的股票,你可以通過購買共同基金來實現多元化。當然還有反應特定股指表現的指數基金,例如標普500指數基金。
投資可能需要繳稅。例如股票交易產生的印花稅,公司向你分配利潤時可能需要你繳納的資本所得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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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開發銀行(下文簡稱“亞開行”)總裁中尾武彥周四表示,不歡迎成立一家目的基本相同、由中國牽頭成立的另一家區域性銀行。
“我表示理解但不歡迎,”中尾武彥稱。“我也不太擔心。”
據中新社報道,21個亞投行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今日齊聚北京,共同簽署了亞投行備忘錄,籌建工作邁出關鍵一步。
中尾武彥此時作出“不歡迎”的表態,與兩家銀行的使命和主導者不無關系。
中尾武彥稱,“外界存在一種誤解,認為亞開行是為了減少貧困,亞投行是支持基礎設施,但這兩個銀行業務的目的主要都是促進基礎設施建設。”不過,他表示,並不太擔心競爭問題,因為成立於1996年的亞洲開發銀行已經有很多員工和經驗。他還淡化了亞開行員工跳槽至亞投行的可能性。
新華社今日援引《籌建亞投行備忘錄》稱,亞投行的法定資本為1000億美元,初始認繳資本目標為500億美元左右,實繳資本為認繳資本的20%。亞投行的法定資本金接近亞開行1600億美元的2/3。見聞網站昨日介紹過,日本和美國是亞開行最大股東,分別持股15.7%和15.6%。自1966年以來,亞開行的行長一直由日本人擔任。而亞投行的構想來自習近平主席,由中國主要發起設立。
據路透社報道,中尾武彥今年5月時還曾經表示,“非常願意”與中國倡議成立的一家發展亞洲基礎設施項目的多邊銀行展開合作。”
實際上,不只是日本,此前對加入亞投行頗有興趣的部分歐盟國家、澳大利亞、韓國以及印度尼西亞最近都改變了初衷。《澳大利亞金融評論》今日報道稱,美國國務卿克里要求澳大利亞不要加入中國牽頭籌建的亞投行。
《紐約時報》更是在本月早些時候就報道稱,美國官員“以前所未有的決心遊說”反對該銀行,“極力勸說重要盟友拒絕該項目”。為了擴大範圍,中國已邀請並贏得了一些富有中東國家的支持。但若華盛頓能說服韓國和澳大利亞放棄,就能確保新銀行里的幾乎所有成員都是較小國家,從而削弱中國尋求的聲譽和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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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央行宣布擴大QQE規模之後,日元已經刷新7年新低。由此所帶來的質疑聲也越來越明顯。
盡管日本央行及政府官員一直在強調寬松政策所帶來的正面效應,給予市場做空日元大開綠燈的感覺。但是作為外匯幹預最為活躍的央行之一,如果日元繼續跌跌不休的話,投資者依然需要留意一些央行行動的潛臺詞。
上一次日本央行大規模幹預匯市並引發日元下跌出現在1998年,而2011年央行拋售日元則終結了08年金融危機所帶來的日元小牛市。由此可見,在沒有太大外部阻力的情況下,日本央行的控場力不可小覷。
以下是匯市交易員所總結的市場波動所導致的日本央行“用詞指導手冊”:
——市場波動率有限:“匯市的波動不會動搖央行的政策。”
——市場波動率有所加大: “央行樂於見到相對平穩的匯率狀態”;“央行希望匯率能夠反應日本經濟基本面。”
——政府開始擔憂了:“央行正在密切留意匯市的波動。”
——波動率繼續擴大:“央行不願意見到突然/快速的匯市波動”;“央行不希望外匯市場的波動未能如實反應基本面”;“過度的匯市波動會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對匯率開始感到不滿:“日元的升值/貶值有些過度了”;“外匯市場未能反映出日本的經濟基本面。”
——幹預市場的暗示:“央行不排除幹預市場的可能性”;“央行已經做好準備,以應對匯市過度的漲/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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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國信證券宏觀分析師、華爾街見聞專欄作家鐘正生。文章亦發布於FT中文網。
中央經濟工作剛剛閉幕,“努力保持經濟穩定增長”成為明年首要任務。為此,“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松緊適度”也被頗有意味地加以強調。而“松緊適度”無疑對央行貨幣政策調控的適時性,尤其是對流動性管理的精準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年初以來,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花樣翻新著實令人眼花繚亂。這背後實際上體現的是基礎貨幣供求格局的根本變化。從去年的流動性過於充裕,到今年的流動性結構性短缺,為央行帶來了彌補基礎貨幣缺口的壓力,也為央行帶來了提升對商行調控力的契機。
截至今年9月末,通過央行口徑外匯占款和央票到期被動投放的基礎貨幣比去年同期減少1.4萬億,而同期央行通過SLF、MLF、PSL等方式主動投放的基礎貨幣約7867億(體現在“對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債權”科目的變動上)。加之今年上半年央行通過定向降準提供了約2000億基礎貨幣,再加上10月份2695億的中期借貸便利(MLF),目前為止央行主動投放的基礎貨幣並未超出年初以來的基礎貨幣缺口,由此大體可以支持央行有關當前貨幣政策中性的表述。
展望明年,這一簡單而有效的邏輯仍然適用。預計由於外匯占款的下滑、央票到期的減少,以及基礎貨幣需求的平穩增加,明年的基礎貨幣缺口會進一步擴大到3萬億。這個缺口的具體數字並不重要,重要的在於它對於明年貨幣政策的導向意義:第一層含義,基礎貨幣缺口會使央行繼續主動註入基礎貨幣成為必需,PSL等長期基礎貨幣註入方式可能會被擴容;第二層含義,如果基礎貨幣缺口足夠大,央行降準就是必須的,區別只在於是遲是早。當然,若降準等釋放的流動性與明年基礎貨幣缺口大致匹配,也很難說這就是貨幣政策過度寬松的體現。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貨幣政策要更加註重松緊適度”同樣適用於央行的流動性管理。
2015新增基礎貨幣需求約為4萬億
我們從廣義貨幣增速和貨幣乘數來倒推對新增基礎貨幣的需求。
2013年底廣義貨幣供應量約為110.7萬億元。10月M2存量增速為12%,考慮到降息和定向寬松對信貸的引導,年末M2增速應會有所回暖,預計今年年底M2增速升至12.5%。當前貨幣乘數較為穩定,截至今年9月貨幣乘數為4.21,預計今年全年貨幣乘數大致在4.2左右。
以今年年底完成12.5%的貨幣增速目標(對應的M2余額為124萬億元),及基礎貨幣29.7萬億為出發點,我們構建明年基礎貨幣需求的情景分析。從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調速不減勢”的表述來看,明年下調經濟增速目標應是大概率事件,這對明年M2增速目標或許也會有影響,M2實際增速將進一步下滑至12%-13%區間;同時,考慮到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依然不濟,我們將貨幣乘數也適當調低至(4.1-4.2)區間。這樣,明年對新增基礎貨幣的需求大致為(3.4-4.6)萬億,中性估計約為4萬億。
分析了明年對新增基礎貨幣的需求,接下來我們需要考慮明年新增基礎貨幣的供給。
首先,我們需要考慮明年的新增外匯占款。今年上半年,人民幣大幅貶值導致私人部門持匯意願上升,新增外匯占款出現大幅下降;下半年人民幣重拾升值趨勢,私人部門持匯意願邊際下降,然而央行口徑的外匯占款仍然維持非常之低的增速,這意味著央行正在逐漸退出對外匯市場的常態幹預。如果明年央行仍然維持這種操作思路(從央行對人民幣匯率漸趨均衡的判斷來看,央行退出外匯市場常態幹預的空間確實是在擴大的),再疊加美國加息對全球資本流動的影響(人民幣單邊穩定的升值預期已被打破,中美息差收窄將是影響跨境資本流入的最重要因素),那麽明年新增外匯占款可能會進一步下滑。我們大致估計明年新增外匯占款在7000億左右(低於我們估計的今年央行口徑新增外匯占款9000億)。
其次,我們需要考慮明年的公開市場到期和財政存款投放。明年並無央票到期,財政存款能夠提供的基礎貨幣數量亦非常有限(考慮到明年財政赤字可能擴大,預計這一部分規模可以達到4000億左右)。
加總來看,明年基礎貨幣被動投放的規模在1.1萬億左右。按照上面測算的4萬億新增基礎貨幣需求來算,明年的基礎貨幣缺口接近3萬億。而且,這個基礎貨幣缺口只是增量概念,如果考慮到主動流動性投放工具的到期續作,那麽實際投放的基礎貨幣量級可能更大。
央行註水不可避免,花樣翻新值得期待
考慮到如此巨量的基礎貨幣缺口,央行必然需要成規模的基礎貨幣註入。不過,在“註水”方式的選擇上,央行可能會費一番思量。
首先,全面降準可能性在大幅上升,不過其中性對沖色彩漸趨濃厚。目前一次降準彌補的基礎貨幣約在6000億,那麽理論上來說明年降準次數的上限是五次左右。不過,我們推測明年央行降準次數不會超過兩次。這是因為:一是,央行有維持流動性結構性短缺的需求,這是提升央行對商行掌控力的較為有利的環境;二是,央行今年已有接近1萬億的主動投放(主要是諸如PSL的資產端操作),明年主動投放的規模勢必擴容,這會對全面降準產生替代效應。需要註意的是,如果考慮將接近8萬億的同業存款納入一般存款,那麽屆時商行將需要多繳1.5萬億左右的準備金,這會需要至少1%的額外降準幅度來對沖。不過,監管層應該不會采取如此“大闔大張”的政策組合拳,以避免帶來不必要的,甚至超預期的資金面波動。
其次,央行會更偏重中長期限的流動性註入,這使得抵押補充貸款(PSL)的大範圍推廣勢在必行。PSL與再貸款的最大差別,就在金融機構要向央行提交抵押品上。考慮到《人民銀行內部評級管理辦法(征求意見稿)》已頒發接近半年,明年這一專門針對抵押品評級的管理辦法有望“靴子落地”。屆時,PSL將不僅僅只是定向國開行,而是向商業銀行全面推行。
進一步地,我們可以做個大膽推測:將按揭貸首批納入PSL合格抵押品框架是可以期待的。這樣的貨幣政策工具創新的好處是明顯的:
第一,它可以彌補基礎貨幣短缺的問題。如前所述,明年新增外匯占款難以看到趨勢回升的動力,而對基礎貨幣的需求卻是平穩增長的。因此,明年的基礎貨幣缺口會甚於今年,而央行PSL作為中長期流動性的註入工具正堪其用。也許我們可以說,從SLF到MLF再到PSL只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第二,它可以有效降低按揭貸款利率。央行給商行的PSL本質上是一種補貼。因此,一旦PSL成為商行穩定的資金來源,商行負債成本可以有效降低,貸款利率也就可以有效降低(這里的關鍵是,商行的息差是有保護的),而這對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是頗有裨益的。這一點已為英國央行融資換貸款(FLS)計劃的實施效果所證實。
第三,它可以有效提振房地產市場。這一次意料之外的非對稱降息,打開了按揭利率的下行通道,對刺激房地產銷售會起到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是因為,一個家庭在做購房決策時,無一例外地要考慮還本付息的能力,這里最關鍵的影響因素正是按揭利率的高低。而一旦將按揭貸納入央行PSL後,商行就有動力發放更多的按揭貸,且能夠承受更低利率的按揭貸,這會給房地產銷售帶來更進一步的刺激。這也許是托底房地產,保證明年中國經濟不會加速下滑的“殺手鐧”。
當然,央行對結構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向來持謹慎態度。放出去的錢猶如潑出去的水,最終流向哪里是很難控制的。因此,結構性貨幣政策能否將央行的基礎貨幣註入與商行的信貸投放完美掛鉤,仍是個有待理論和實證檢驗的問題。但在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效應受限制,甚至傳統貨幣政策工具本身被綁架(政府追求“定向發力”的形象,不想營造“全面寬松”的預期)的情形下,貨幣政策工具的推陳出新,尤其是央行PSL向商行的擴容也許就是可以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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