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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中德應加強合作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

據中國政府網消息，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月25日晚應約同德國總理默克爾通電話。兩國總理互致中國農歷新春問候，主要就中德、中歐關系以及當前國際地區形勢等共同關心的問題交換意見。

李克強表示，中德關系在過去一年保持高水平發展勢頭，合作取得豐碩成果。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增多，中德應通過加強合作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便利化，向市場釋放穩定和可預期的信號，共同維護現行國際體系和秩序。中方願同德方密切溝通協作，推動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漢堡峰會取得成功。

李克強指出，中方十分關註歐洲形勢的發展，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歐洲一體化，希望歐洲保持穩定和繁榮，期待同歐方共同促進中歐關系取得更大發展。希望德方繼續推動歐盟盡早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第15條所做承諾。

默克爾表示，德方願在新的一年同中方保持高層交往，深化經貿、新能源、電動汽車、第三方市場等諸多領域以及在二十國集團框架內的合作。加強國際合作，共同對外發出通過多邊主義解決全球性問題的積極信號。德方高度贊賞中方支持歐洲一體化，願進一步推動歐盟履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議定書》有關承諾，希望歐中投資協定談判盡快完成。

開發性金融支持特色小鎮建設促進脫貧攻堅意見印發

發改委網站8日發布《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開發銀行關於開發性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鎮建設促進脫貧攻堅的意見》，提出要加大特色小(城)鎮建設的金融支持力度。

意見中提到，開發銀行要加大對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等模式的信貸支持力度，特別是通過探索多種類型的PPP模式，引入大型企業參與投資，引導社會資本廣泛參與。

要求發揮開發銀行“投資、貸款、債券、租賃、證券、基金”綜合服務功能和作用，在設立基金、發行債券、資產證券化等方面提供財務顧問服務。發揮資本市場在脫貧攻堅中的積極作用，盤活貧困地區特色資產資源，為特色小(城)鎮建設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

同時，還要求各級發展改革部門和開發銀行各分行要共同推動地方政府完善擔保體系，建立風險補償機制，改善當地金融生態環境。

全文如下：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開發銀行關於開發性

金融支持特色小(城)鎮建設促進脫貧攻堅的意見

發改規劃[2017]102號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及計劃單列市發展改革委、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發展改革委，國家開發銀行各分行：

建設特色小(城)鎮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平臺，是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輻射帶動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抓手。全力實施脫貧攻堅、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是“十三五”時期的重大戰略任務。在貧困地區推進特色小(城)鎮建設，有利於為特色產業脫貧搭建平臺，為轉移就業脫貧拓展空間，為易地扶貧搬遷脫貧提供載體。為深入推進特色小(城)鎮建設與脫貧攻堅戰略相結合，加快脫貧攻堅致富步伐，現就開發性金融支持貧困地區特色小(城)鎮建設提出以下意見。

一、總體要求

全面貫徹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牢固樹立和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按照扶貧開發與經濟社會發展相結合的要求，充分發揮開發性金融作用，推動金融扶貧與產業扶貧緊密銜接，夯實城鎮產業基礎，完善城鎮服務功能，推動城鄉一體化發展，通過特色小(城)鎮建設帶動區域性脫貧，實現特色小(城)鎮持續健康發展和農村貧困人口脫貧雙重目標，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

——堅持因地制宜、穩妥推進。從各地實際出發，遵循客觀規律，加強統籌協調，科學規範引導特色小(城)鎮開發建設與脫貧攻堅有機結合，防止盲目建設、浪費資源、破壞環境。

——堅持協同共進、一體發展。統籌謀劃脫貧攻堅與特色小(城)鎮建設，促進特色產業發展、農民轉移就業、易地扶貧搬遷與特色小(城)鎮建設相結合，確保群眾就業有保障、生活有改善、發展有前景。

——堅持規劃引領、金融支持。根據各地發展實際，精準定位、規劃先行，科學布局特色小(城)鎮生產、生活、生態空間。通過配套系統性融資規劃，合理配置金融資源，為特色小(城)鎮建設提供金融支持，著力增強貧困地區自我發展能力，推動區域持續健康發展。

——堅持主體多元、合力推進。發揮政府在脫貧攻堅戰中的主導作用和在特色小(城)鎮建設中的引導作用，充分利用開發性金融融資、融智優勢，聚集各類資源，整合優勢力量，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共同支持貧困地區特色小(城)鎮建設。

——堅持改革創新、務求實效。用改革的辦法和創新的精神推進特色小(城)鎮建設，完善建設模式、管理方式和服務手段，加強金融組織創新、產品創新和服務創新，使金融資源切實服務小(城)鎮發展，有效支持脫貧攻堅。

二、主要任務

(一)加強規劃引導。加強對特色小(城)鎮發展的指導，推動地方政府結合經濟社會發展規劃，編制特色小(城)鎮發展專項規劃，明確發展目標、建設任務和工作進度。開發銀行各分行積極參與特色小(城)鎮規劃編制工作，統籌考慮財稅、金融、市場資金等方面因素，做好系統性融資規劃和融資顧問工作，明確支持重點、融資方案和融資渠道，推動規劃落地實施。各級發展改革部門要加強與開發銀行各分行、特色小(城)鎮所在地方政府的溝通聯系，積極支持系統性融資規劃編制工作。

(二)支持發展特色產業。一是各級發展改革部門和開發銀行各分行要加強協調配合，根據地方資源稟賦和產業優勢，探索符合當地實際的農村產業融合發展道路，不斷延伸農業產業鏈、提升價值鏈、拓展農業多種功能，推進多種形式的產城融合，實現農業現代化與新型城鎮化協同發展。二是開發銀行各分行要運用“四臺一會”(管理平臺、借款平臺、擔保平臺、公示平臺和信用協會)貸款模式，推動建立風險分擔和補償機制，以批發的方式融資支持龍頭企業、中小微企業、農民合作組織以及返鄉農民工等各類創業者發展特色優勢產業，帶動周邊廣大農戶，特別是貧困戶全面融入產業發展。三是在特色小(城)鎮產業發展中積極推動開展土地、資金等多種形式的股份合作，在有條件的地區，探索將“三資”(農村集體資金、資產和資源)、承包土地經營權、農民住房財產權和集體收益分配權資本化，建立和完善利益聯結機制，保障貧困人口在產業發展中獲得合理、穩定的收益，並實現城鄉勞動力、土地、資本和創新要素高效配置。

(三)補齊特色小(城)鎮發展短板。一是支持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包括但不限於土地及房屋的征收、拆遷和補償;安置房建設或貨幣化安置;水網、電網、路網、信息網、供氣、供熱、地下綜合管廊等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汙水處理、垃圾處理、園林綠化、水體生態系統與水環境治理等環境設施建設以及生態修複工程;科技館、學校、文化館、醫院、體育館等科教文衛設施建設;小型集貿市場、農產品交易市場、生活超市等便民商業設施建設;其他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以及環境設施建設。二是支持各類產業發展的配套設施建設，包括但不限於標準廠房、孵化園、眾創空間等生產平臺;旅遊休閑、商貿物流、人才公寓等服務平臺建設;其他促進特色產業發展的配套基礎設施建設。

(四)積極開展試點示範。結合貧困地區發展實際，因地制宜開展特色小(城)鎮助力脫貧攻堅建設試點。對試點單位優先編制融資規劃，優先安排貸款規模，優先給予政策、資金等方面的支持，鼓勵各地先行先試，著力打造一批資源稟賦豐富、區位環境良好、歷史文化濃厚、產業集聚發達、脫貧攻堅效果好的特色小(城)鎮，為其他地區提供經驗借鑒。

(五)加大金融支持力度。開發銀行加大對特許經營、政府購買服務等模式的信貸支持力度，特別是通過探索多種類型的PPP模式，引入大型企業參與投資，引導社會資本廣泛參與。發揮開發銀行“投資、貸款、債券、租賃、證券、基金”綜合服務功能和作用，在設立基金、發行債券、資產證券化等方面提供財務顧問服務。發揮資本市場在脫貧攻堅中的積極作用，盤活貧困地區特色資產資源，為特色小(城)鎮建設提供多元化金融支持。各級發展改革部門和開發銀行各分行要共同推動地方政府完善擔保體系，建立風險補償機制，改善當地金融生態環境。

(六)強化人才支撐。加大對貧困地區特色小(城)鎮建設的智力支持力度，開發銀行扶貧金融專員要把特色小(城)鎮作為金融服務的重要內容，幫助派駐地(市、州)以及對口貧困縣區域內的特色小(城)鎮引智、引商、引技、引資，著力解決缺人才、缺技術、缺資金等突出問題。以“開發性金融支持脫貧攻堅地方幹部培訓班”為平臺，為貧困地區幹部開展特色小(城)鎮專題培訓，幫助正確把握政策內涵，增強運用開發性金融手段推動特色小(城)鎮建設、促進脫貧攻堅的能力。

(七)建立長效合作機制。國家發展改革委和開發銀行圍繞特色小(城)鎮建設進一步深化合作，建立定期會商機制，加大工作推動力度。各級發展改革部門和開發銀行各分行要密切溝通，共同研究制定當地特色小(城)鎮建設工作方案，確定重點支持領域，設計融資模式;建立特色小(城)鎮重點項目批量開發推薦機制，形成項目儲備庫;協調解決特色小(城)鎮建設過程中的困難和問題，將合作落到實處。

各級發展改革部門和開發銀行各分行要支持貧困地區特色小(城)鎮建設促進脫貧攻堅，加強合作機制創新、工作制度創新和發展模式創新，積極探索、勇於實踐，確保特色小(城)鎮建設取得新成效，打贏脫貧攻堅戰。

國家發展改革委

國家開發銀行

2017年1月13日

李克強：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 促進產業轉型和經濟升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6日上午來到他所在的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山東代表團，參加審議政府工作報告。姜異康、孫偉、宗成樂等代表就提高發展質量、創業創新、外貿轉型、農民增收等問題積極發言。李克強與大家深入討論交流。他說，過去一年我國發展面臨的困難比預料的多，在以習近平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成功應對諸多挑戰，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績，為今年經濟社會發展打下了較好基礎。

李克強說，中國經濟總量已超過11萬億美元，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為6.5%左右，這不僅保持了中高速增長，符合經濟規律，而且經濟增量將超過去年水平，可以支撐比較充分的就業。要按照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引導各方面把註意力和工作重點更多放在提高質量和效益上，通過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破解阻礙發展的難題，增強推動經濟持續向好的內生動力。

李克強指出，保持經濟中高速增長，必須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加快新舊動能接續轉換，強化創新引領，促進產業轉型和經濟升級。推動轉型升級，最大的潛力在於激發13億多人的積極性和創造力。要持續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大力減稅降費，降低企業制度性交易成本，增強市場活力，營造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寬松、包容、公平環境。適應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成長的規律和需求，依托“互聯網+”，搭建大中小企業、科研院所、創客等協同創新平臺，激勵更多企業員工主動投身創業創新，讓新動能盡快在更大範圍、以更大規模壯大起來，也為就業拓展空間。同時，要加快傳統動能改造提升，發揮新動能的引領帶動作用，催生新的生產、經營、銷售模式，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促進經濟加快邁向中高端。

李克強強調，發展成果最終要體現在改善民生上。要始終把就業放在民生工作的突出位置，千方百計增加就業崗位。抓住群眾普遍關心的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環保和食品藥品安全等民生實事，持之以恒、一抓到底，讓群眾不斷感到生活有新變化、新奔頭。要為農民尤其是外出務工人員返鄉創業創造條件，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拓寬農民增收渠道。加大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工作力度，保質保量完成脫貧攻堅硬任務。

李克強充分肯定一年來山東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成績，希望山東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和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奮發有為、紮實苦幹，努力在保持經濟中高速發展上挑大梁、在推動新舊動能轉換上勇攻堅、在解決重點民生問題上作表率，使經濟社會發展繼續走在全國前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李建國參加審議。

全國人大代表萬連步：加強現代農技推廣 促進精準扶貧

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關鍵是讓農民掌握先進的農業生產技術，用產業引導實現其內生式脫貧。

2017年兩會上 ， 全國人大代表、國家緩控釋肥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金正大生態工程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萬連步表示，做好現代農業生產技術推廣，促進農業新技術、新產品落地，不僅對實現我國農業現代化，而且對我國脫貧攻堅任務的如期完成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萬連步提交的建議中提到，當前，我國貧困地區農技推廣資源不足，農技推廣人員缺乏，貧困農戶對農業技術推廣接受程度較低，適應貧困地區特色產業的實用性技術和產品供給不足。

萬連步稱，由於當前我國農業科技研發還沒有形成市場導向的機制，導致了農業科技整體發展迅速但實用性技術卻供給不足的問題。特別是偏遠貧困地區多是高原丘陵溝壑地區，適合發展的農業產業多是量少且種植難度高的經濟作物，對這類區域性的、單一作物的技術研發還不足，技術集成度、一體化也不高。一些農業技術還缺乏配套的新型農資及裝備，加之傳統農技推廣服務，只重視產前、產中的技術推廣服務，而忽視產後的跟蹤服務，也使得農業技術的推廣效果不理想。

萬連步建議，在現代農業技術的推廣過程中，應堅持“一主多元”的推廣體系，鼓勵各類推廣主體廣泛參與、分工協作，加大對涉農企業特別是龍頭企業的支持力度，發揮其技術與服務優勢。政府落實資金扶持、稅收減免、信貸優惠等政策措施，理順體制，形成農技服務合力。

萬連步還建議，要發揮涉農企業技術與服務優勢，加強新型職業農民的培訓。通過政府購買服務、政企合作共建“農民田間學校”等方式，分產業、分類型、分層級、分模塊實施培訓，實現精準培訓。幫助貧困農戶掌握先進實用的技術，發展各類特色產業，實現精準脫貧。

此外，脫貧攻堅離不開產業發展，產業發展離不開現代農技推廣。為了確保農業技術能夠持久穩定的推廣下去，萬連步建議農業部加大對農業技術推廣資金、設備和人才的投入力度，特別是在條件艱苦、設施落後的貧困地區。對多元推廣主體進行農技推廣服務的，應建立監督機制，對資金的流入、人員的績效、推廣的成效等進行監督，保證物盡其用，人盡其職，齊心協力共同完成農業技術推廣工作。同時，加強對《農技推廣法》等相關涉農法律的執行監督力度，對於部分地區執行落實不到位的應要求其整改，保證我國農業技術推廣工作的順利開展。

上海化學工業區打造危廢處置“蘇伊士模式” 促進資源循環利用

每天大量的生活垃圾無處掩埋，焚燒難度不斷加大。更具環境風險的工業危險廢物無法處置，帶來諸多隱患。這是眼下許多城市面臨的棘手問題。

一份有關我國固體廢物管理現狀的報告稱，目前，一些地方危險廢物末端處置能力緊張，焚燒和填埋處置的兜底保障能力不強;危廢處理處置產業局部結構失衡，特定廢物的處理處置矛盾突出;一般工業固體廢物信息平臺有待建立，末端規範化處置壓力大。

但第一財經記者16日在上海采訪時卻發現，上海固體廢物處置已基本做到了“遊刃有余”。上海市環境保護局的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上海市危險廢物市內轉移處置約40.43萬噸，危險廢物跨省市轉移10.96萬噸，較2010年分別上升了41.4%和77.6%，有效防範了環境風險。

2016年頒布的《上海市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十三五”規劃》也介紹，目前，上海市“一主多點”的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置體系基本形成，運行、在建生活垃圾(含餐廚垃圾)末端處理能力達到27000噸/天，危險廢物、醫療廢物基本得到安全處置。

化工區的“蘇伊士模式”

在上海金山、奉賢兩區的交界處，距市中心約60公里的地方有一個規劃面積為29.4平方公里的上海化學工業區，這個工業區一期項目總投資達1500億元人民幣，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第一個以石油和精細化工為主的專業開發區，同時也是上海六大產業基地的南塊中心。上海化學工業區全部建成後工業產值可達1000億元人民幣，被譽為“上海工業騰飛的新翅膀”。

該化工區管委會主任馬靜介紹，目前，英國石油化工、德國巴斯夫、德國拜耳、德國贏創德固賽、美國亨斯邁、日本三菱瓦斯化學、日本三井等跨國公司，以及蘇伊士集團、荷蘭孚寶、法國液化空氣集團、美國普萊克斯等世界著名公用工程公司落戶區內。

專門為這些企業處置工業廢料的是一家名為上海化學工業區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下稱“上海升達”)的企業。上海升達2006年正式投產，一期設計運營的兩套大型工業危險廢棄物焚燒處理裝置年處理能力為60000噸，為目前國內最大焚燒處理量的企業。由上海化學工業區發展有限公司、上海化學工業區投資有限公司、升達廢料處理有限公司(隸屬於法國蘇伊士集團)、香港新創建集團有限公司，共同投資5.75億元人民幣組建。

上海升達采用法國蘇伊士環境集團的先進廢物處置技術，為各類客戶提供27大類廢物類別，271小類廢物代碼的工業危險廢棄物的包裝、收集、運輸、檢測及焚燒等綜合管理服務。

3月16日，上海升達投資3.5億人民幣的第三條危廢處置生產線正式投入使用，每年的廢物處置量因此擴大了一倍。

“全部投入使用後，不僅可以全部處置工業區的危險廢物，而且處置能力還有富余。”上海化工區管委會規土建處環保辦負責人朱斌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條生產線的投產，有助於緩解上海危廢處置壓力，提升處置能力和水平。”

“作為化工區的配置項目，上海升達承擔了全區所有企業的危險廢物處置任務。這條生產線的投產，也進一步改善了上海化工區的投資環境，提升了化工區的綜合競爭力。”馬靜說。

16日上午，蘇伊士集團在上海化工區的危廢處置研發中心也進行了揭牌。蘇伊士集團全球高級執行副總裁兼國際業務CEO鄧瑞安(Marie-Ange DEBON)表示，該研發中心將致力於優化危廢處置工藝及能源回收效率，以支持集團在中國這個快速增長市場的發展。

3月16日，蘇伊士在上海化工區的危廢處置廠第三條生產線投入運營。攝影/章軻

3月16日，蘇伊士在上海化工區的危廢處置研發中心揭牌。攝影/章軻

實現各類資源高效循環利用

固體廢物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發生化學的、物理的或生物的轉化，對周圍環境造成一定的影響，如果采取的處理方法不當，有害物即將通過水、氣、土壤、食物鏈等途徑危害環境與人體健康。

《上海市環境保護和生態建設“十三五”規劃》規定，到2020年，上海市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率保持100%，工業固廢綜合利用率達到97%以上。以“減量化、無害化、資源化”為核心，加快推進生活垃圾分類和資源綜合利用，強化一般工業固廢綜合利用，提升再生資源回收利用水平，實現各類資源高效循環利用。

“為實現循環經濟，上海升達在處置危廢過程中所產生的熱量將全部被回收利用，用於生產蒸汽輸送給園區內的企業使用。”上海升達執行董事古山介紹，此舉可降低園區對化石燃料的消耗和減少溫室氣體的排放。第三條處理線所產生的蒸汽能源每年可減少4萬噸標準煤的消耗量。

鄧瑞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中國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市場，“2013年中國產生了4000萬噸危廢，而這一數字在2020年將可能達到7600萬噸。”中國各地政府及工業企業已意識到這其中的環境風險，並積極在現有環境政策引導下調整自己的發展模式。

鄧瑞安認為，蘇伊士集團在上海化工園區創造的危廢處理模式，應該能夠在中國其他地方進行複制。

截至目前，蘇伊士集團在大中華區已擁有6個危廢及市政廢棄物處置項目，其中有3個項目已投入運營。在南通經濟開發區，蘇伊士集團運行著一座廢轉能工廠，該廠具備年處理30000噸危廢及3300噸醫料廢棄物的能力。

3月2日，蘇伊士集團又為其在泰興市經濟開發區新建的危廢處置工廠舉行了奠基儀式，該廠亦具備每年30000噸的危廢處理能力。南通及泰興兩廠均設有能源回收裝置，用以生產蒸汽並回供給周邊工業企業使用。

蘇伊士亞洲區首席執行官郭仕達表示，目前蘇伊士正在建設中的項目包括計劃於明年投入運營的江蘇啟東、常州及泰興危廢轉能項目，以及正在香港建設的首個有機廢棄物處置廠及澳門全新的水處理廠。

蘇伊士在上海化工區的危廢處置廠第三條生產線投入運營。攝影/章軻

蘇伊士在上海化工區的汙水處理廠。攝影/章軻

專訪鄭永年：新設監察委將促進政商“親”“清”關系制度化

在18－20日舉行的中國發展高層論壇期間，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就政商關系、國企改革等問題接受了第一財經采訪。

鄭永年表示，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而隨著監察委等新的制度設計出臺，中國所提出的“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您參與討論的分組會的主題是“新型政商關系與反腐敗”，您認為比較理想的政商關系是怎樣的?

鄭永年：習總書記給“政商關系”指明了一個方向，他多次提醒中國的官員千萬不要既想當官，又想發財。這句話非常重要。我想，最理想的政商關系就是習總書記提出的“親”和“清”的關系。

無論是商和政結合在一起，還是政和商結合在一起，都可能會導致悲劇。所以，政商關系很重要，要處理好政商關系。建立在個人關系之上的政商關系容易腐敗，而建立在政府和企業界兩個實體之間的關系才能更陽光透明。

鄭永年

第一財經：新加坡是反腐極為嚴格的國家，有什麽值得借鑒的經驗?

鄭永年：新加坡的政商關系很容易理解，就是政府和企業界的直接關系，兩個群體和實體之間的關系，這是可以制度化的，可以傳承的。新加坡是親商的環境，在對優質資本競爭激烈的世界大環境里，親商的環境有利於吸引優質資本。

另外一方面，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如果政府公務員的工資太低，只要有權力，各種潛規則都有可能被使用。但只增加公務員工資是不夠的，人的欲望是無窮的，這就需要其他制度配合。在中國，這就需要黨紀國法的限制。十八大以後，中國的反腐敗走上制度性的軌道。隨著監察委這種新的制度設計的出臺，“親”“清”的關系不只是概念，而是一種制度化的關系。

第一財經：中國國企改革正經進入深水區，您對國企改革有什麽期待?

鄭永年：改革由易到難，進入深水區很正常。觸碰既得利益越來越大時，阻力也大。

對國有企業的認識要解放。國企的所有權和管理權可以分開。企業就是企業，有市場化特性，不能綁架制度。目前，中國國有企業市場化不足，市場化空間還很大。

國企巨額虧損時國家大量補貼，造成國家負擔過重。業績不好的“僵屍企業”應該淘汰。

第一財經：“ 一帶一路”提出三年多了，如何更好地激發企業參與的積極性?

鄭永年：“ 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倡議，早期政府的聲音大一點是應當的。

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由國有企業領頭，而完全由國有企業支持則有能否持續的問題，這就需要民營企業參與。例如高鐵由國企建設，而沿線周邊的開發權可以讓渡給民營企業做。

不僅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有當地的民營企業可以共享，例如東南亞很多民營企業已經加入或者準備加入“一帶一路”建設。很多靠自身已經“走出去”的民營企業對當地情況十分了解，希望有更多鼓勵民營企業加入的措施，“政府搭臺，企業唱戲”。

第一財經：您認為當前中國的城鎮化處於什麽水平?還存在哪些問題亟待解決?

鄭永年：大城市太大，優質資源過分集中，使越來越多的人口聚集到大城市。戶口制度改革沒有跟上，造成了城市的鄉村化。盡管很多農民工長期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他們的二代也已經成長起來，但他們還沒有被整合進城市。幾乎在所有的大城市中都存在著“城中村”和城市農民的現象。

一財點睛丨氫燃料電池技術突破 促進商業化進程

據新華網報道，由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主導的科學團隊，采用鉑-碳化鉬雙功能催化劑實現對水和甲醇的高效活化，在低溫下獲得了極高的產氫效率。研究人員估測，以目前甲醇市場價格每2600元每噸計算，采用此路徑儲放氫氣，氫燃料電池汽車每百公里燃料價格僅需約14元。

目前氫氣的儲運技術仍存在安全性差、價格昂貴、存儲容量有限等問題。針對這些不足，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將氫氣存儲於液體甲醇中，通過水和甲醇的反應放出氫氣供燃料電池使用，在釋放出甲醇中存儲的氫氣的同時也活化等摩爾的水而釋放出額外的氫氣。為此，北京大學化學與分子工程學院針對甲醇和水的液相制氫反應的特點，采用鉑-碳化鉬雙功能催化劑實現了對水和甲醇的高效活化。

目前，車用燃料電池技術的研究和開發是我國政府關註的重點，經過科技部“九五”攻關、973計劃、“十五”863計劃重大專項的經費支持，我國掀起了燃料電池的研究熱潮，我國在燃料電池的多項核心技術方面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國內目前用於示範的氫燃料電池汽車已達200余輛。

去年12月，國務院印發了《“十三五”國家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規劃》，提出要系統推進燃料電池汽車研發與產業化，到2020年，實現燃料電池汽車批量生產和規模化示範應用。而按照《中國制造2025》規劃，到2020年，國內生產1000輛燃料電池汽車並進行示範運行。此外，本次新能源車補貼調整方案中未下調燃料電池車補貼標準，體現我國政府對其發展方向的重視。國內多家企業在燃料電池系統、關鍵部件、輔助系統、整車制造以及加氫站方面積極布局，如雪人股份(002639.SZ)、大洋電機(002249.SZ)、富瑞特裝(300228.SZ)以及中泰股份(300435.SZ)等，產業鏈初具雛形，燃料電池汽車已經逐步滿足商業推廣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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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發布2017年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項目

據央廣網報道，中科院今天在北京發布了2017年促進經濟社會發展重大項目。按照中國科學院“率先行動”計劃和“十三五”規劃綱要的有關部署，2017年率先在農業科技、生物技術、資源環境和高技術等4個方向部署了11個重大項目。

中科院科技促進發展局局長嚴慶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在農業科技方向部署3個項目：一是部署“第二糧倉”項目，旨在解決黃淮南片農業生產關鍵問題，打造農業全產業鏈技術集成與示範樣板。二是部署生態草牧業項目，將以呼倫貝爾農墾集團為核心區，探索出具有中國特色、適合中國草原牧區可持續發展的現代草牧業發展模式。三是部署海洋生態牧場項目，建立海灣型、島礁型等可複制、可推廣的海洋生態牧場模式，為漁業轉型升級興業和“海上糧倉”建設提供支撐。

在生物技術方向部署2個項目：一是部署明膠酶法綠色制造2.0工藝研發及應用項目，旨在實現國內行業全覆蓋，在國際上推廣。二是部署國門入侵生物預防與控制技術項目，將建立生物快速檢驗檢疫與物種鑒定體系。

在資源環境方向部署4個項目：一是部署全國及重點區域生態環境評估項目旨在開展全國範圍新一期(5年)及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變化狀況評估，支撐國家和地方生態文明建設。二是部署土壤重金屬汙染治理項目，將制定典型汙染物土壤環境基準，建設不同類型治理示範區，支撐國家“土十條”落地。三是部署典型縣域鄉村汙染綜合治理項目，探索綜合治理技術體系及PPP產業化模式，服務新農村建設。四是部署中巴經濟走廊自然災害風險評估與減災對策項目，評估中巴經濟走廊自然災害風險，支撐廊道內鐵路、公路等重大工程決策及建設，服務“一帶一路”倡議。

在高技術方向部署2個項目：一是部署深度學習處理器研發及其產業化(寒武紀)項目，旨在實現國際首個面向智能信息處理領域的芯片規模產業化。二是部署面向新一代移動通信的5G芯片產業化項目，將建成自主知識產權的5G芯片和網絡關鍵技術創新鏈，支撐國家“3G突破、4G同步、5G引領”的總體目標。

在今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中科院科技促進發展局副局長趙千鈞介紹了中國科學院2016年與各省市區科技合作取得的顯著成效。趙千鈞表示，2016年，中科院遵循“三個面向”“四個率先”的新時期辦院方針，面向國民經濟主戰場，以實施“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專項行動”為抓手，積極開展科技支撐與服務工作。其中一項重要工作是積極組織全院相關力量，加強與各省市區的科技合作，推動高水平科技成果轉移轉化，提供更多有效的中高端科技供給，服務地方的經濟社會發展。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 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中科院全年科技成果轉移轉化項目11281個，其中新增轉移轉化項目1499個;為社會企業當年新增銷售收入3831.43億元，比上年增加273.2億元，增長率7.68%;為社會企業當年新增利稅472.44億元，比上年增加30.2億元，增長率6.83%。其中，為江蘇、廣東、河南、浙江、安徽、山東、重慶、遼寧、吉林、湖南、陜西、北京等12個省(直轄市)的社會企業當年新增銷售收入均達到100億元以上，共計3204.81億元，占總數的83.65%;利稅共計390.19億元，占總數的82.59%。

日央行總裁為亞投行有力背書：改善基建 促進包容性

2日據路透中文網消息，日本央行總裁黑田東彥對由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簡稱亞投行)發展壯大表示歡迎，稱這對地區經濟有積極意義;他並呼籲國際性金融機構之間加強合作，以滿足亞洲飛速增長的基礎設施建設需求。

“基礎設施需求是巨大的，單靠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不可能完全填補這一缺口，”曾擔任亞開行總裁的黑田東彥在一個與亞開行有關智庫主辦的論壇上說。

他表示，由中國、印度和日本發起的良性競爭也許會對改善基礎設施建設起到積極作用，並促進經濟成長和社會包容性。

黑田東彥說，亞投行的建立及其吸引了很多會員都是“好”事，因為他們可以幫助滿足亞洲地區快速增長的基礎設施融資需求。

“亞開行已促進了亞洲區域合作，也力圖把地區動議相互關聯起來。這是我們應該走的方向，而不是制定單一的亞洲計劃或亞洲動議，”他說。

“推動區域動議並把它們相互關聯起來，這是比較現實的做法。”

黑田東彥還敦促政界控制地緣政治沖突，稱地緣政治沖突“對誰都沒有好處”。

日本追隨時任總統奧巴馬領導下的美國政府，也未加入亞投行，部分原因是擔心該行與亞洲開發銀行(ADB)沖突，後者總部位於馬尼拉，由日本和美國主導。

黑田東彥的講話是迄今為止日本決策者對於亞投行不斷發展壯大最為有力的背書。

黑田東彥出生於1944年，曾獲得東京大學法學學士學位和牛津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1999年至2003年間擔任日本財務省財務官。2005年2月1日出任亞洲開發銀行行長。2013年3月20日出任日本央行行長。

政府機構改革促進高質量發展

3月17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第五次全體會議表決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該方案提出，將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的職責、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總局的職責、國家食品藥品監督管理總局的職責、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的價格監督檢查與反壟斷執法職責、商務部的經營者集中反壟斷執法以及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辦公室等職責整合，組建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作為國務院直屬機構。

看到“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名稱中沒有“質量”二字，可能有人會問，這是否意味著政府的質量監管職能將不被重視了呢？在我看來，答案恰恰相反。

我的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質量的市場鏈條第一次真正地在政府職能中被打通。

此前，政府部門抓質量，實際上是將質量工作進行分段管理，割裂了質量的內在邏輯。而我們知道，質量在市場經濟中主要是由生產主體和銷售主體的行為決定，也就是說，生產環節和流通環節是質量不可分割的兩個部分。我們說，制造業企業對產品質量發揮著重要作用，所以，加強對企業產品的質量監管是理所應當的。但我們此前對生產企業的監管效果不盡如人意，其原因就在於，這種監管是一種外在的力量，並沒有使企業真正形成內生動力。

實際上，企業要提高自己產品的質量，最根本的原動力還是來自於這些產品能夠被消費者接受和購買，特別是，當消費者願意為產品的高質量支付高價格時，才能真正地激勵企業持續提高產品質量。而在以前，工商部門主管流通環節的商品質量，他們即使查出產品質量有問題，也難以追溯生產企業的責任，因為企業的產品質量是由質監部門監管的。同樣，質監部門的管理也僅局限於生產環節，難以引入市場中消費者的力量來激勵或約束生產者，因為對消費者的管理職能歸屬於工商部門。部門的分隔管理，人為地將產品的質量分成了兩個獨立的單元，而這對企業來說，原本應該是一件事情。

現在，這兩個部門合並了，讓被分隔成兩個單元的質量合為一件事，回歸到了產品質量的內在邏輯。這對企業而言，它們不用再為同一件產品而去應對兩個不同部門的質量監管與評價；對政府來說，可以同時將生產和流通環節的兩股力量聚焦於同一件物品上，提高對市場商品的質量監管能力。

因而我們說，盡管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名稱中沒有“質量”兩個字，但政府對質量監管的職能卻大大加強了。這一質量職能的改革，不是形式主義地喊口號，而是充分遵循了質量本身的內在邏輯，是要實實在在地為市場主體提高質量搞好服務。

其次，公平競爭職能就是政府促進高質量發展的職能。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一個重要職能是，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也就是要充分發揮競爭政策的重要作用。市場能否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最關鍵就是要看競爭政策能不能起作用。市場的本質含義就是，通過市場主體的自由競爭促進企業發展，進而實現供給與需求的均衡。而自由競爭建立在規則的基礎之上，也就是說，所有的競爭主體都遵循公平的原則，才能讓市場真正發揮決定性作用。

一個有著公平競爭的市場所起到的作用，簡單來說就是四個字：優勝劣汰。市場之所以能驅動企業不斷創新，原因就在於，創新的企業可以在競爭中獲得勝利；而那些質量低劣的企業之所以會慘遭淘汰，就是因為廣大消費者會“用腳投票”，通過市場競爭機制讓它們退出市場舞臺。顯然，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所承擔的建立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這一關鍵職能，為高質量發展創造了最重要的基礎平臺，它不僅沒有削弱政府的質量職能，反而是從本質上抓到了促進質量發展的關鍵因素。

在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晰發現，一個行業只要真正實現了公平競爭，該行業的產品質量就一定會不斷提高。同樣，一個地區的公平競爭越充分，當地就會產生更多高質量的產品品牌。實際上，政府要抓產品質量，最根本的做法，不是告訴企業如何提高質量（這實際上也不是政府擅長的），當然也不是去授予企業各種所謂的質量榮譽，這種做法反而會擾亂市場中企業的公平競爭，政府要做的是，集中精力構建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有了良好的發展環境，企業自然就會選擇通過提高產品質量，包括建立自己的品牌和市場信用，在市場中獲得優勢地位。

這其實是一個市場經濟的常識，已經被中國幾十年來市場經濟的發展所充分證明。即使有一些地方保護主義的幹擾，以及一些假冒偽劣現象的存在，卻絲毫沒有動搖公平的市場競爭，才是促進質量發展的最根本動力。

由於市場發展的不成熟，導致了一些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面對這一現象，我們不能用行政的力量來選擇哪些企業是高質量的供給者，而是要通過公平的競爭政策，讓市場去驅逐那些劣幣，使良幣獲得更高的價值。說得更直白一點就是，政府要通過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的優化，來促進高質量發展，而這也是政府的長處。而且，建立促進高質量發展的市場制度平臺，這是一個公共產品，本來就應該由政府來提供。

最後，信息公示和共享將加快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激勵與約束相容機制的建立。

要促進企業的高質量發展，真正推動質量強國戰略的實施，就必須加快構建企業在質量上自我約束和有效激勵的機制。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企業的自我約束和激勵機制，無論投入多少行政資源，面對海量的監管對象，也都只能是大海撈針、無功而返。因此，要真正推動質量強國戰略的實施，就必然別無選擇地建立起社會對企業質量的約束激勵機制，也只有這樣，才能讓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一個重要職能，就是統一登記市場主體，並建立信息公示和共享機制。信息公示對企業的高質量發展具有巨大的約束作用，一個企業的質量違規和違法行為，如果被公示在一個統一的企業信用信息平臺上，那其所付出的代價，就絕不僅僅是一次處罰或行政罰款，而可能要失去在市場中生存的機會。

因為，隨著質量失信行為的廣而告之，企業可能隨之失去顧客的信任和購買，進而銀行機構也不會再為其提供融資支持。試想一下，這種監管方式，怎麽可能不對企業在質量上的潛在違規行為造成巨大約束呢？

此外，質量行政執法的統一，也會讓企業處於一個更加嚴密的監管網絡，促使其減少投機性的質量違法行為。因而，統一的企業信用公示平臺可以讓企業的質量信用得到充分展示，包括企業標準的自我申明，既是對違規者的強有力約束，更是企業高質量的有效的推廣。所以，統一的企業信用信息平臺的推進和信息共享機制的建立，強有力地夯實了實施質量強國戰略，尤其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質量基礎設施。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建立，不僅沒有削弱政府推進質量發展的職能，相反是對促進質量強國戰略實施、推進工業產品質量監管的一次重大契機。

當然，非常重要的是，以上這些邏輯和職能的真正到位，需要將原來分散於不同部門的職能真正按照內在的邏輯加以重組和梳理，而不能是機構間簡單地合並。也就是說，要按照職能的需要來設置機構，而不是按照現有的部門機構來履行職能，真正地實現部門職能之間的“化學融合”，而不是簡單的“物理相加”。雖然，在具體的職能整合中，還會遇到這樣或那樣的技術性問題，但是，機構改革所確定的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的基本職能，從內在邏輯上就是一個增強質量職能的制度性創新。

（作者系武漢大學質量發展戰略研究院院長、宏觀質量管理湖北省協同創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