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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黃金一代今何在 退役之後，他們的足球進行時

2016年3月24日，黎兵被任命為貴州恒豐智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為了迎接這位“老甲A”球員，俱樂部特意為黎兵制作了一件印著30號的球衣。（CFP/圖）

大多數“老甲A”依然從事與足球有關的工作。吳承瑛於2015年複出，創辦上海強普足球俱樂部；劉越一次不落地參加老甲A聯賽，並在聯賽期間走到各地的小學、中學，和孩子們踢踢球；從事青訓的名單也正逐漸變長：郝海東、範誌毅、馬明宇，或許，去年底剛出獄的江津也會加入其中。

在鄧樂軍看來，昔日的獲益給“老甲A”帶來了磨滅不了的使命感，“沒有職業足球，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人支持，也不可能有那麽多的收入。由我們這批人來做培養足球未來的事，再自然不過。”

告別足球運動員身份後的第14年，黎兵回到了家鄉貴州。2016年3月24日下午，黎兵一身黑色風衣，站在煙雨迷霧里的貴陽奧體中心球場邊，註視著正在場上訓練的年輕人。

黎兵剛被任命為貴州恒豐智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這是一支正在征戰中甲的球隊。為了迎接這位“老甲A”球員，俱樂部特意為黎兵制作了一件印著30號的球衣。“30”既是他昔日踢球時所穿的號碼，也代表著他足球職業生涯的第30年。

黎兵叱咤中國足壇的上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開啟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時期。1989年，甲A聯賽正式建立；1992年6月，紅山口會議提出足協實體化，以及建立職業俱樂部和實行俱樂部賽制；1994年，甲A聯賽全面推行職業俱樂部，采取主客場雙循環賽制；2004年，甲A聯賽升級為中超聯賽。

甲A時代的球員如今也命運迥異：原山東魯能泰山隊的宿茂臻，曾經擔任過中國國青隊主教練，從去年底他開始擔任青島中能隊主教練；原大連萬達隊的孫繼海則仍在踢球，2015年10月孫繼海還入選英格蘭足球名人堂；張恩華、劉越、郝海東等一批甲A明星球員，則時不時出現在電視上評論球賽；還有如江津、申思、祁宏等球員，則因為“打假球”而步入牢房。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締造了甲A傳奇的“黃金一代”球員已經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只是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屬於那個時代球員的底色。

“老甲A”的生存土壤

2016年初，在貴州恒豐智誠隊在新賽季前三輪僅積1分的當口，黎兵臨危受命，當上了俱樂部總經理，這一次他又被媒體稱為“救火隊員”。

他第一次有此名號還要追溯到中超2013年賽季。彼時已退役逾10年的黎兵，在歷經浙江綠城隊助理教練、成都謝菲聯隊主教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二隊主教練等職後，於2012年底以領隊身份加盟廣州富力俱樂部。

“記憶中的廣州，還停留在1995、1996年，如今的變化，翻天覆地，我還能適應嗎？”2012年12月27日淩晨，黎兵發了一條微博，感慨時間的流逝。黎兵所說的1995年正是他如日中天之時，那年他以64萬元人民幣的價碼，從遼寧隊轉會廣東宏遠隊，成為中國足壇歷史上首個標王。

然而沒有人會想到，黎兵這一次在廣州雖然一路從領隊做到了臨時主教練，但最終卻被塞爾維亞籍主教練斯托伊科維奇替代。2015年11月6日深夜，富力通過官網宣布黎兵離任，並對其表示感謝。

“黎兵走到現在，酸甜苦辣都嘗過，也稱得上‘忍辱負重’。”曾於甲A時期效力於山東泰山隊、雲南紅塔等隊的劉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劉越現在是上海灘知名足球評論員，他與黎兵一直保持著聯系，以兄弟相稱。

在劉越看來，黎兵退役後的發展，某種程度上能夠代表中國職業足球在金錢邏輯下，想要走職業俱樂部教練道路的尷尬處境。“現在國內有一個普遍的看法，不論做得多好，從老板到球迷都似乎認為‘土帥’不如‘洋帥’。”劉越說。

目前，16支中超球隊中，洋帥面孔多達13個，他們大多執掌過歐美大牌俱樂部或者國家隊。比如，恒大隊主帥斯科拉里是世界杯冠軍教練，上港主帥埃里克森執掌英格蘭隊帥鞭多年，魯能新帥梅內塞斯率領巴西隊征戰了南非世界杯。中超球隊中只有3支俱樂部聘用了本土教練：遼寧宏運的馬林、河南建業的賈秀全和河北華夏的李鐵。

像謝暉、謝峰等老甲A雖然在中超球隊中擔任中方主教練或者助理教練，但充其量只是“主教練臨時工”。一旦外籍主教練被解職，俱樂部卻還沒有找好新的外教接替，受到信任的中方教練馬上就會頂上來。當下一位洋帥落定後，這些“主教練臨時工”又會回到輔助的崗位上。

相比之下，韓國同時代的球星境遇要比中國球員好很多。“與郝海東、範誌毅同一代的韓國球星洪明甫已經來中超（註：杭州綠城）淘金，與劉越同時代的崔龍洙等都集體走上了韓國國內頂級俱樂部的執教前臺。”足球評論員婁一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日韓國內聯賽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培養年輕一代的好苗子，把他們輸送到歐洲高水平的聯賽中去，“他們對教練員的培養也是如此，聯賽是下一代高水平運動員和教練員的孵化器和生產線。”

在婁一晨看來，中超還停留在“燒錢換成績”那樣急功近利、不切實際的期盼里，“這就是中國這批想成為本土教練的‘老甲A’們的生存土壤。”

舍不下足球

回到貴州兩個月後，黎兵已經慢慢適應了新職位。不過，黎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回貴州，不僅是為做這個主教練，更是為了青少年。”黎兵現在最想做的事，是要在貴陽搭建起真正的中小學生足球聯賽平臺，以建立聯賽的方式擴大足球人口，促進青少年足球發展。

“在一個有12支隊的小學生足球聯賽中，每支球隊每年將至少進行22場比賽。”按照黎兵的設想，“如果在聯賽之外在暑期組織一些類似足協杯的賽會制比賽，那麽在青少年層面，我們球員每年進行的比賽數量就基本能接近足球強國的平均水平。”

如今除了教練工作，黎兵將其他精力都投入到聯系學校，制定賽程之中。他希望聯賽能在2016年9月開學時就準時打響，“最晚也不能晚於2017年的3月”。

黎兵並不是第一個投入青訓的“老甲A”。早先，上海一批甲A時代的球員就已經在青訓中摸索多年。

2016年2月28日，在上海黃浦江畔的東方體育大廈里，閃耀到晃眼的燈光下，張勇在獲得“2015年度上海市青少年足球最佳教練員”稱號後，他當著在場所有人的面，說出了那兩個曾成為中國足球圈內敏感詞的名字——“我要特別感謝申思和祁宏”。

申思、祁宏和張勇都是昔日上海申花隊的隊友。退役後，三人聯合另一位朋友易文兵一起，創辦了上海幸運星足球俱樂部（以下簡稱“幸運星”），投身青少年足球培養。2012年3月，祁宏、申思，以及江津和小李明因為“假球案”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被批準逮捕，4人涉案金額共計800萬元。江津、祁宏和小李明分別被判處5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申思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目前江津和小李明已經出獄，而申思和祁宏仍在上海服刑。

談及創辦“幸運星”之初，張勇很感慨，“那是中國足球迄今為止最不好的年月”。2002年，天津塘沽足協工作會議第一次確定聯賽取消升降級，全面為國足征戰世界杯讓路，職業聯賽開始進入低潮。

職業聯賽和足球發展的低迷直接影響了對青少年的培養。張勇記得，2006年左右，大多數從小學開始練球的孩子到了初中階段就無處可去，只得放棄，“上海大多數的足球學校都差不多關門打烊，政府在足球上的投入也愈發少了”。

“即便那時候中國足球糟成那樣，我們還是堅信它會變好。”張勇說，這可能是一種眼光，也可能是一份執念，“我們最後能夠成為足球職業運動員，都是由上海各區少體、市少體、青年隊、職業隊一路上來的，所以很想把我們的經驗傳下去，想培養小朋友”。

在張勇“幸運星”合作的多所學校中，位於上海閔行區的上師大康城實驗學校是俱樂部成立伊始的“基地”。2016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四點，放學後的“幸運星”小球員們集中到學校操場上。新聘請的日本籍教練正盯著場上十幾歲大的孩子看技術動作。

站在球場邊上的張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創業初期並不順利，是他們創始四人給上海各個學校校長郵寄出的一份份廣告紙，“幸運星”才找到了康城。

當時祁宏執教95/96年齡段球隊，申思與張勇分別執教一支97/98年齡段球隊。祁宏執教的這支95/96球隊，曾被恒大以千萬元相中，2014年3月最終被綠地申花收購。“從2007年球隊組建，到2010年假球案他倆出事，祁宏帶了這個隊整整四年。”張勇說。

祁宏深陷假球案之前，上海資深體育記者姬宇陽曾與他一同錄過一期節目。節目錄制結束後，祁宏開著商務車送姬宇陽回家。“路上談到家里的小朋友時，祁宏說他反而更願意和球隊在一起。”那時，姬宇陽開玩笑說：“你要像徐根寶教練一樣看著球隊里的孩子？”祁宏搖頭說：“不是看著，是陪伴。和這群孩子一起成長的感覺，真的很好。”

祁宏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假球案之後，很多人對申思、祁宏唯恐避之不及，但上海申花隊的老教練徐根寶有一次對姬宇陽說，“不談別的，他們兩人在退役之後真心在做青少年足球，單是這一點，我要說他們是好的”。

做青少年足球培訓的確不容易。直到95/96球隊被申花收購前，“幸運星”都沒有找到盈利模式。所幸還有一批支持他們的家長，即便申思、祁宏出事，也沒有一個球員因此離開“幸運星”。

讓“幸運星”得以繼續的還有一批不時來客串教練的“老甲A”們：黃震華、沈晗、吳兵、劉宏濤、羅蕭、謝暉、朱琪……這些曾在申花、中遠兩家上海球隊效力過的明星球員，在退役後都沒有離開足球，而是陸續在“幸運星”教練組重新聚首。

“對於他們來說，肯定是喜歡這份職業大於對於金錢的追求。畢竟，這點錢對於他們來說太少了。他們都踢過職業隊，賺過大錢。”“幸運星”的另一位合夥人易文兵說。姬宇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的青訓已經越來越好做了，一個球員就可以賣上幾千萬。但在2010年之前，培養球員能有什麽用呢？幾個球員才幾十萬，連成本都不夠。”

至今，“幸運星”擁有從小學一至九年級六支校級隊伍，其中97/98足球隊代表上海獲得2015年青運會冠軍；U12足球隊在日本長崎舉辦的首屆“和平杯”中日韓三國八隊足球賽上收獲亞軍。“幸運星”還向申花和上港輸送了三支後備人才隊伍，先後有十幾名隊員入選國少隊。

現在的上海，一說足球青訓，一是“足球教父”徐根寶的崇明基地，另一個便是“幸運星”。

“老甲A”的底色

一如當年中國足球職業化給一批人帶來了榮譽、機會與金錢，近些年圍繞青少年足球政策的轉變，也給很多割舍不下足球的“老甲A”們，帶來了新機會。

2014年11月，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提出要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動校園足球進入“升級版”。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了全國中小學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要在5000多所的基礎上，到“2020年內達到2萬所，2025年內達到5萬所”的目標。

在此背景下，曾經離開足球，後來轉戰高爾夫的老國安15號鄧樂軍在2013年回到了足球場。他加盟北京八喜足球俱樂部擔任總監，負責青少年足球的培訓和賽事。

2000年，盛年退役的鄧樂軍選擇去德國學習足球教練課程。回國後，他卻看不到任何中國足球的希望。心寒之余，他開始練高爾夫，並逐漸成為高爾夫職業球員。

然而他最終還是回到了足球場。“都是綠草地、白色球。但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運動，高爾夫是自己與自己的戰鬥，而足球則是一群人戰勝另一群人的過程。”鄧樂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還是更喜歡足球一些，他享受獲勝的過程，也更喜歡跟老甲A球員們在一起。

甲A時代的球員們似乎都還在懷戀著過去。2012年，經過商後來又回到足球圈的原國腳彭偉國發起了老甲A聯賽。隨後，包括範誌毅、高峰、李金羽、黎兵、謝暉、楊晨、魏群等甲A時期的足球巨星積極響應，逐漸發展形成了每年一度的常規足球賽事，至今已舉辦四屆。

“原本我們只是每年要聚在一起吃頓飯，後來就想先踢球再聊，沒想到挺轟動，影響越來越大，來參加的隊伍也越來越多。”鄧樂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這批人從小踢球，從體校到職業隊，沒有人是為了賺錢才踢球的，都是因為喜歡。我們通過競技相識，結下友誼，慢慢練著遇到了中國足球的黃金十年，才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的第一批既得利益者。”

在婁一晨看來，中超一直留有著“老甲A”們的底色，“場地、草皮，地域之爭，以及北京工體里的國罵，這些從沒有遠離足球的‘老甲A’們，將會是中國足球未來更濃重的一抹底色”。

大多數甲A黃金一代的球員如今依然從事與足球有關的工作。南方周末記者通過采訪得知，退役便成了“奶爸”的吳承瑛於2015年複出，創辦上海強普足球俱樂部，現已進駐上海兩個區縣的三十余所學校；成了“著名足球評論員”的劉越還會一次不落地參加老甲A聯賽，並在聯賽期間走到各地的小學、中學，和孩子們踢踢球。此外，“老甲A”從事青訓的名單也正逐漸變長：郝海東、範誌毅、馬明宇，或許，去年底剛出獄的江津也會加入其中。在出獄後接受的專訪中，前國門江津特別提到，自己希望能開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訓練營。

申花老隊長劉軍也在做足球培訓的事兒。他從2012年組建上海競達足球俱樂部，向學校、社區輸送足球教練，開展假期足球訓練營，在最為基礎的社會單元，力求擴大足球人口。“過去十年，我們的職業化足球走過彎路。國家花錢培養的足球人才無償進入俱樂部，而以盈利為目的的俱樂部又沒有花8-10年等待青訓成果的耐心。”劉軍之所以想做最基層的培訓工作，在於他記得1998年德國“足球皇帝”貝肯鮑爾曾在來中國時說，中國足球的出路只有兩個方向，高質量的聯賽和有序的青少年培育。

在鄧樂軍看來，昔日的獲益給“老甲A”帶來了磨滅不了的使命感，“沒有職業足球，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人支持，也不可能有那麽多的收入。由我們這批人來做培養足球未來的事，再自然不過”。

2015年，“幸運星”小球員們代表上海獲得青運會冠軍，當時坐在場上的除了張勇，還有申思與祁宏的父親。

“2017年天津全運會，我們的小朋友有很強的奪冠競爭力。”張勇摸了摸頭上的白發說，那時申思和祁宏應該都能出來了，“希望我們能整整齊齊去看這些孩子奪冠，畢竟幸運星也是他們的”。

世紀末人口或回10億 中國經濟動能何在

曾幾何時，“人太多”是中國人最常見的抱怨，但現如今，中國正面臨著老齡化、勞動人口減少等人口結構帶來的諸多經濟與社會問題。

那麽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到本世紀末，還有多少人口？基於對生育率（一對夫妻生育子女數量）判斷的不同，中性觀點認為還有10億，悲觀者甚至認為只有6億人。不管6億還是10億，此前在高速增長之際曾給中國發展帶來巨大紅利的中國人口，下降造成的人口危機已不遠。

人口問題作為一個典型的慢性問題，如果我們不想看到最困難、最悲觀的結局，現在開始補救，或許還來得及。

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危機

中國人口危機快到來了嗎？在近日召開的2016夏季達沃斯論壇上，社科院人口學者鄭真真的發言引發了這場討論。她稱，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減少到1980年的水平，也就是10億人。

然而，接受《第一財經日報》采訪的美國威斯康星大學人口和統計學者黃文政稱，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很難維持到10億水平，即使立即大力鼓勵生育，中國人口到2100年也難以超過8億，更大可能是低至6億。而且，人口萎縮不會到2100年就停止，在此之後將進一步快速萎縮，除非生育率恢複到更替水平（即2.2的生育率，統計顯示2015年生育率為1.25）。

北京大學人口學者李建新早在1997年就做過不同政策選擇下中國人口數量的預測。據他當年預測，如果實行生育政策晚調方案，中國人口在2100年的總量為9.52億人，中國在2016年初放開全面兩孩，接近李建新設定的晚調方案。

李建新對《第一財經日報》稱，當時假定的是，生育政策調整之後，總和生育率將回升到2，但從世界各國尤其是東亞的經驗來看，回升到這個水平幾乎不可能。因此，最終實際的人口數量將大大低於他當年的預測結果。

黃文政假設全面放開後的自然生育率比2010~2015年的實際生育率高出20%，然後再假設中國未來生育率以及人均預期壽命隨社會發展水平上升的變化，沿襲東亞其他國家和地區的路徑。在考慮到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實施及更進一步放開生育之後的堆積反彈，在不鼓勵生育的前提下，他預測中國到2100年的總人口為5.8億。

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人口統計學者王廣州認為，對人口數量做30年以上的中長期預測，更重要的是預警意義。這樣的預測應該註意兩點，首先最好是給出一個區間的概念，而不是高、中、低的概念。其次，這樣的預測只是一個趨勢判斷，而且是目前認識條件下的趨勢判斷，還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資料顯示，鄭真真的預測與聯合國人口署的中方案一致，而中國人口減少到6億的預測則與聯合國人口署的低方案比較接近。2015年7月底，聯合國人口署發布《2015年世界人口展望》，預計中國人口到本世紀末將回落到10.04億。這是聯合國的中預測值，其低預測值是6.13億，高預測值則為15.55億。

人口預測的關鍵假設是對未來的總和生育率的設定。根據聯合國中預測方案，中國2010~2015年的總和生育率被假設為1.55，2015~2020年為1.59，2020~2030年為1.66，2045~2050年為1.74，2095~2100年為1.81。

李建新、王廣州認為，這組數據明顯高於中國的實際生育率水平。易富賢、黃文政則認為即使強力鼓勵生育也不可能將生育率提升到如此之高。

那麽中國現在的生育水平到底是多少呢？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中國在2010、2011、2012、2013年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18、1.04、1.26、1.24。2015年，中國1%人口普查顯示，中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為1.25。

黃文政分析，聯合國在2010年報告中對2010~2015年中國生育率的低、中、高預測值分別為1.31、1.56、1.81，即使是其低預測值1.31，也比國家統計局2010~2013年數據最高值的1.26還要高。

人口學者何亞福認為，高估中國生育水平的不光是聯合國，中國相關管理部門和人口學界對人口形勢的估算和預測也一直傾向於保守。他分析，在控制人口數量的基本國策下，保守體現為寧願高估而不是低估生育水平。

經濟社會影響幾何

如果中國人口在2100年降至10億，這意味著不到百年時間內，中國人口將減少近三分之一。且人口變化是一個典型的慢性問題，在幾年甚至十幾年的時間段，幾乎看不到變化，但放在幾十年乃至百年區間來看則變化巨大。因此，人口政策最忌只看眼前，而是要從長計議，至少要前後各看百年以上。

黃文政提醒，中國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而在峰值附近的一二十年，人口的上升和下降都會非常緩慢，這個特性更讓人們難以認識到之後是雪崩式的衰減。

如何才能撥開人口總量的迷霧，看到人口未來變化的洶湧暗濤？多名人口學者建議要聚焦於每年出生人口的變化。中國目前每年出生人口不到1700萬，在未來10年，中國處於生育旺盛期23~30歲的女性數量將萎縮40%以上，而中國生育率即便按1.5計算也只有更替水平2.2的68%。

在提到本世紀末的人口減少時，鄭真真還強調，有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那就是減少的是年輕人、新出生的人。這意味著，未來人口總量減少的同時，結構並沒有優化，老齡化的挑戰更加嚴峻，這一觀點得到受訪人口學者的一致認同。

人口學者姚美雄判斷，中國未來人口將呈現嚴重少子化疊加快速老齡化、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的結構扭曲狀態，這將導致勞動力供應減少、消費和創新能力減弱、養老壓力加大、經濟發展動力不足等問題。

豐厚的人口紅利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過巨大動力。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的研究，改革開放以來的三十年間，人口紅利對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貢獻率高達27%。

但隨著總和生育率的長期低迷和人口結構發生的扭曲，這一景況將不複存在。相反，人口正在成為中國經濟發展的制約因素。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稱，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及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和老年化是當前中國經濟下行重要的深層原因之一。

“人口增長率過快下滑，人口結構過快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規模（22到44歲）萎縮和老年化，這些因素形成了中國與其他國家中等收入陷阱不同的、特有的中等收入‘人口坑’陷阱，並使中國經濟產生排浪式下行波動。人口變化影響到勞動力供應、消費、投資等多方面，再加上人口遷移中的梗阻，共同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的持續下行。”周天勇稱。

不過，此前權威人士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稱，我國勞動力總量逐年減少，產業結構在優化調整，即使經濟出現較大幅度下行，社會就業也能保持總體穩定。

北上廣深人口流入減緩 原因何在

一線城市一直都是外來人口最青睞的地方。不過近年來，隨著京滬等超大城市嚴控“大城市病”、加快產業轉型等原因，一線城市的人口流入速度也明顯減緩。

人口流入變化

根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統計，過去5年，常住總人口增加最多的是北京，共增加了209.3萬，5年總增加了10.67%;上海5年共增加了113.37萬人，位居第二，不過增幅僅有4.9%，在四大一線城市位居末尾。深圳的總人口增加了102.1萬，增幅也達到了9.86%，僅次於北京;總量增加最少的是廣州，5年僅增加了80.3萬，是四個一線城市中唯一一個增量低於百萬的城市。

對比本世紀第一個十年，不難發現，近5年北上廣深的人口流入已經在明顯減緩。從2000年到2010年，北上廣深四個城市年均增量分別為60.4萬、62.8萬、27.6萬、33.5萬人。但是2010年到2015年，北上廣深年均增量分別為41.86萬、22.74萬、16.06萬、20.42萬人。近五年四大城市年均增量均大幅減少。

以廣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為例，2015年末，全市常住總人口為1350.11萬人。與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總人口1270.08萬人相比，五年間共增加80.03萬人，增長6.3%，年平均增長率為1.23%，比前十年低了1.25個百分點。

近五年，四大一線城市人口的減緩，都有哪些原因呢?就實際情況來說，盡管四個一線城市都是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情況各有不同，尤其是京滬兩個超一線城市人口已經超過2000萬，出現了人口過多、交通擁堵、生態環境等“大城市病”。為了從病根上破解這些問題，京滬相繼提出了人口控制和疏解的政策。

例如，近幾年北京積極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有序疏解非首都功能，人口流入速度也在減緩。數據顯示，北京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比2014年末增加18.9萬人，但增幅下降，與2014年相比少增加17.9萬人。

上海市2015年末常住人口總數比2014年末減少10.41萬人。這是本世紀以來，上海市常住人口首次出現負增長，降幅為0.4%。其中，外來常住人口981.65萬人，同比下降1.5%。相比2014年996.42萬的外來常住人口，2015年上海外來常住人口減少近15萬。

上海社會科學院城市與人口研究所所長、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郁鴻勝此前對本報分析，2015年減少的15萬上海外來常住人口以外來務工人員居多，此次外來常住人口的減少與房地產本身並無直接關系，主要是與上海的產業結構調整有關。

廣深人口流入還有多大空間

廣州、深圳雖然人口也屬於人口超過千萬的超大城市，但與北京和上海有較大差距。例如，廣深的人口加起來與上海差不多。廣深的所面臨的“大城市病”遠沒有京滬那麽嚴重，因此這兩個城市在人口疏解和控制方面也沒有京滬那麽嚴格，在落戶方面也比京滬容易不少。

實際上，廣州未來的人口還有很大的增量空間。今年2月中國政府網公布了《國務院關於廣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的批複》，批複提出，到2020年，廣州市域常住人口控制在1800萬人以內。也就是說，5年內廣州還有450萬的增量空間，這一數字是過去五年增量(80.03萬)的5倍多。

過去5年，廣州人口流入放緩，主要還是跟近幾年廣州自身產業發展轉型緩慢、新興產業發展薄弱有關。

在這個被資本和科技所主宰的社會，一個城市要有絕對的話語權，必須在兩大產業上有突破，即金融和高科技產業，或至少在某一個產業傲視群雄。

正是因為在這兩大產業上都不占優，以傳統產業為主的廣州一線城市的地位近幾年也受到了不小挑戰。不過，這兩年來，廣州產業轉型升級的步伐也在不斷加快，尤其是廣州正利用傳統商貿的優勢，在現代商貿轉型。再加上廣州最為““親民”的房價。如果加上合理的政策配套，那麽廣州有望成為外來人才創業和落戶的好去處。

深圳的情況又與京滬、 廣州有所不同。深圳的產業轉型升級堪稱典範，目前深圳的高新技術產業、高附加值產業、未來型產業的布局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已經體現出了強大的作用。

反映在人口增量上，深圳近五年的人口數據增量分別是10.95萬、8萬、8.15萬、15萬、60萬。值得註意的是，2015年股市和樓市熱之下，深圳的人口增加了60萬之多。

盡管，目前深圳仍是四大一線城市中人口總量最少的城市，但是深圳目前面臨的人口壓力也不小。尤其是在土地發展空間方面的壓力。由於當年設立經濟特區時規定一個特區附帶管理一個縣(珠海帶鬥門、深圳帶寶安、廈門帶海滄)，因此深圳的總面積只有1900多平方公里，相比北上廣以及杭州、南京等城市，深圳的土地面積少得可憐。去年，深圳全市建成區面積已達900平方公里，剩下的主要是山體等生態控制區，可供開發的土地已所剩無幾。

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說，預計未來十年，深圳還將有幾百萬人口流入。深圳要有接納幾百萬人口的能力，首先要解決工作和居住宿問題，最直接的就是空間問題。

面臨用地窘境，地王頻出的深圳，未來5年將繼續填海工程。按照2016年6月出臺的《深圳城市基礎設施建設五年行動計劃(2016~2020年)》，深圳將再填海50平方公里。

Pokemon Go火爆後的反思，中國AR創業者出路何在？

VR相對論 2016-07-28 11:12

隨著Pokemon Go火爆全球，AR（增強現實）概念在創投圈也持續走熱，大有蓋過VR（虛擬現實）之勢。

在美國，Pokemon Go（中文名為“口袋妖怪 Go”）上線5個小時就登上了手機遊戲排行榜首，一周之後，日活用戶就超過了Twitter，用戶停留時間也超過了Facebook，創造了手遊市場的傳奇。

而作為這個爆款遊戲的締造者任天堂、Pokemon Go公司和谷歌的Niantic Labs公司也大有收獲，其中任天堂自Pokemon Go發布後，股價飆升約75%，市值暴增120億美元。

在A股市場，AR概念板塊也隨之水漲船高，同花順數據顯示，GQY視訊、恒信移動、佳創視訊、奧飛娛樂等股價都有不同幅度的增長。

東風之下，市場也傳來諸多疑慮，為何AR內容的第一個爆款會出現在遊戲領域？國內AR創業的瓶頸是什麽？未來AR和VR誰會是市場主流？

01

市場：“AR首個爆款誕生於遊戲領域是必然”

AR技術強調與現實的互動，適用場景也比VR更廣泛。很多投資人和創業者都認為，AR第一個爆款應用誕生在遊戲領域是一種必然。

其實，在Pokemon Go之前，AR技術也曾在其他場景中有過小規模應用，但並未引起強烈的市場反應。

對於中國人而言，大多應該對2013年春晚震撼的舞臺布景和炫麗的虛擬場景有印象，其實其中很多場景，如空中飄浮的十二生肖、歌曲《風吹麥浪》中的麥浪、熱氣球等都是通過AR技術實現的。

2013年底，谷歌發布的AR遊戲Ingress，也是將AR技術與遊戲結合，玩家在真實的世界里展開虛擬的戰爭，基於地理位置搜集能量、購買武器，以此來占領“入口”擴大勢力。到2015年初，Ingress在Android平臺的下載量已經超過400萬，算是一份不錯的成績單。

通過以上兩個例子，不難理解，AR其實是一種將虛擬和現實結合的影像技術，用戶可以通過AR技術擴展自己的真實世界，直接看見真實世界所看不見的虛擬物體或信息。

和VR技術不同，AR技術強調與現實的互動，而非簡單的立體顯示。

集結號資本合夥人範黎認為，AR的技術要求比VR更複雜，涉及與真實環境的融合，傳感器和數據的融合等技術。但是AR技術的適用場景也更廣泛。

業內普遍認為，增強現實技術最核心需要解決“是什麽”和“在哪里”的問題，換言之，需要技術首先能夠判斷理解實際生活場景是什麽樣的，然後能將實際場景結構化分析，實現定位追蹤與場景重構。

基於AR這些技術特點，很多投資人和創業者都認為AR的首款爆款應用誕生在遊戲領域是一種必然。

中搜創投副總裁王歡透露，幾年前，他曾見過一批做AR近景導航的項目，用戶可以在短距離步行時，看到周圍街道、門店的AR場景，但最後都沒有做起來。“遊戲往往是技術的嘗鮮場景，能帶來不錯的視覺沖擊和視覺體驗，就個人消費領域而言，AR技術落地到遊戲是一種必然。”

腦穿越是一家專註於VR遊戲開發的創業公司，在其創始人黃莊看來，AR領域出現爆款是一種必然，而這個爆款出現在遊戲領域也是一種必然。

具體而言，因為Pokemon Go使用的LBS、部分AR、谷歌地圖定位技術都已成熟，同時還符合用戶經常拿出手機的使用習慣，“所有東西都不陌生，除了那個新應用。”

在黃莊看來，網絡世界很難找到一種跨國、跨地域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東西，但是遊戲可以做到，比如前幾年的憤怒的小鳥、切水果等遊戲就可以風靡全球。“視頻雖然可以做到，但是卻是單向溝通，缺乏互動性和多樣性。”

7月19日，聯想就對外透露，計劃與聯想樂基金參投的樂逗遊戲共同開發一款國產AR手遊，預計今年年底或明年初正式推出。

02

產品：談大眾消費級AR產品仍很奢侈

國內互聯網巨頭在AR領域還處於觀望的態度,國內AR大潮目前還是由創業公司引領。

口袋妖怪 Go的火爆無疑給AR遊戲公司打了一針雞血，也撩撥了國內AR公司的創業熱情。

幾天前，一款名為《城市精靈：GO》的遊戲搶先上架。作為一款精靈養成類的手機遊戲，這款明顯是模仿Pokemon Go的遊戲。

但環顧國內外的發展現狀，情況並不是很樂觀，對於短期能否產生AR爆款，仍有些現實的問題擺在面前。

首先，從AR技術層面來看，無論從起步時間還是發展水平來看，國際上的科技巨頭一直處於領先地位，這也源於AR基礎技術研發對資金、開發人員、技術的高要求。從2011年開始，美國的科技巨頭便頻頻向AR技術拋出橄欖枝。

如今市面上出現的現象級AR頭顯設備谷歌眼鏡、Hololens、Meta2等，也都來自於谷歌、微軟以及美國Meta等國際巨頭。

相比之下，除了百度、聯想，國內互聯網巨頭在AR領域還處於觀望的態度，至少在公開信息中，並未發現大的行動，國內的AR大潮還是由創業公司引領。這就使得目前國內的AR創業更偏向於部分成熟技術的行業應用，而疏於對基礎技術的研究突破。

集結號資本合夥人範黎也註意到了這一趨勢，他分析：“在硬件上，創業公司和國際巨頭的差距太大，所以創業公司的機會可能真的在於行業應用方向。”

當然，就算是對於現在處於領先水平的國際巨頭，談大眾消費級AR產品還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谷歌眼鏡停售，Magic Leap還停留在概念階段，微軟HoloLens也只發布了開發者版，消費者版本遙遙無期。Meta的消費者版本最快也要等到2017年才能推出，AR離我們並沒想象的那麽近。

03

技術：許多關鍵技術沒得到有效解決

國內從事AR硬件及內容研發的多為初創型企業，硬件、軟件應用、內容都處於起步階段。

從技術角度而言，AR領域還有許多關鍵技術節點沒有得到有效解決。比如硬件上面臨的交互、顯示、遮擋、渲染黑色、延遲等多種挑戰。

以顯示技術為例，中搜創投副總裁王歡介紹稱，目前光學透視和視頻透視是兩種不同實現AR場景的手段。

光學透視式頭盔相對來說結構簡單，分辨率更高、真實感和安全性更強，但在室外強光條件下顯示效果會受影響。

而視頻透視技術，雖然不受強光的幹擾，具有比較大的視場，但由於真實環境的數據來自於攝像頭，因此會造成顯示分辨率較低等不利因素。

關於兩種顯示技術的發展趨勢，目前業內尚未形成統一結論。

巨頭如此，國內創業公司的處境也不算樂觀。

成立於2015年的靈犀微光科技，是一個專註於增強現實顯示技術與硬件平臺的公司。在其創始人兼CEO鄭昱看來，目前國內基於AR的創業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研發AR整機，第二種是突破某一個技術方向，例如軟件算法的研究，第三種是將基本成熟的AR技術應用到行業場景中。

鄭昱認為，行業應用技術含量較低，更多考驗的是一個團隊的營銷能力，而整機的生產受限於硬件水平，也很難和國際巨頭相抗衡，基於某一個細分方向的AR技術研究有較大的市場潛力。

整體而言，國內從事AR硬件及內容研發的多為初創型企業，無論是從硬件、軟件應用還是內容方面都處於起步階段，增強現實尚處於萌芽狀態。

以2014年發布的Baidu Eye為例，主要是基於對眼前的視覺信息進行圖像分析，結合自身數據分析能力可以實現簡單的人機交互。但基本只是圖片識別加搜索功能的集合，與真正的AR還是有很大的差距。

04

前景：未來市場將超越VR？

業內普遍認為早教、制造、醫療、軍工等領域或許能率先叩開AR商業化的大門。

雖然硬件、軟件應用、內容都處於起步階段，但可以預見，未來會有更多的巨頭和創業公司入局，AR技術深入日常的時間周期也會日益縮短。

投資銀行 Digi-Capital的一組統計數據顯示，到2020年，VR/AR的市場規模將達到1500億美元，其中AR可能占到80%，也就是1200億美元，而VR只占剩下的20%。易觀智庫的統計數據認為，在2016年至2018年，將有大量的AR硬件被推向市場，電子商務、廣告、O2O等也將和AR技術相結合，市場表現出了對AR前景的看好。

業內普遍認為是因為在技術層面AR的技術要求比VR更複雜，涉及與真實環境的融合，傳感器和數據的融合等技術。

那麽，未來AR的應用市場是否真的能超過VR？

王歡對此深信不疑，他的理由是：“人不可能完全放棄現實生活，永遠沈浸在虛擬世界，而AR是現實與虛擬的疊加。”

雖然目前VR市場確實比AR市場更加成熟，AR仍需5-10年的技術醞釀，才能成為主流。但AR技術發展的土壤基礎也在逐漸變得肥沃。

隨著谷歌開放AR平臺API、Unity等支持AR開發，以及智能手機上屏幕、攝像頭、GPS定位功能的普及，AR開發難度將大大降低；與此同時，可穿戴設備在中國的急速發展，也極大地利好VR和AR領域。

具體到應用領域，未來幾年，VR可能布局的產業主要集中在遊戲、硬件、電影、主題公園等方向。相較之下，AR則在這些基礎上增加了廣告媒體、電商、數據服務、消費應用和企業應用等，比如在電商方面，增強現實的虛擬試穿功能顯然是VR很難做到的。

對於國內來說，在行業應用上，創業公司一直有不俗的表現。

其中，業內普遍認為早教、制造、醫療、軍工等領域或許能率先叩開AR商業化的大門，例如AR技術在國內已催生了一大批AR早教玩具廠商，其中包括小熊尼奧、奧迪雙鉆、神卡王國等公司。

範黎認為，目前的AR技術更適合一些必須運用AR技術的工業化場景。“從To B切入可以讓項目更好地活下來，對於團隊成熟、技術積累都有很大的好處。”

基於這個邏輯，集結號資本投資了牛視科技，這是一家AR領域的To B企業，專註於為AR智能設備開發提供全套解決方案，為客戶提供軟硬件解決方案。

王歡認為：“如果VR是下一代計算平臺，AR其實是下下一代計算平臺，未來，我們不需要任何可觸摸的介質就能承載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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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匯改一周年：人民幣“一波三折” 市場淡然處之原因何在？

2015年8月11日9時，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發布當日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由6.1162下調1136個基點至6.2298，史無前例的降幅令市場一片嘩然。

“當時中間價一出來，我們交易室里所有人都傻了，大家開始都以為是系統故障。”某外資銀行外匯交易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談起8月11日那天的感受，仍記憶猶新。

盡管當天央行快速發布聲明稱，“為增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決定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但無論是接下來3天貶值3%這一對於當時的人民幣匯率而言“巨大”的波動幅度，亦或是去年底人民幣出現又一輪連續貶值以及隨後出現的全球外匯市場劇烈動蕩，在“新匯改”後近半年時間里，無論外部市場還是國內專業人士，對於新匯改的時點選擇以及中國央行的貶值動機仍不乏質疑的聲音。

但如今，站在新匯改一周年的時點上，盡管人民幣匯率相較一年前已累計貶值逾6%，中間價下調接近7%，市場仍能夠淡然處之。從質疑到接受再到認可，內外部市場對於人民幣“新匯改”態度的轉變，離不開一年來中國央行用實際行動證明，堅持匯率改革的決心;離不開中國高層一次次在公開場合強調，中國無意通過匯率貶值刺激出口。

正如今年2月份央行行長周小川在接受媒體采訪時首次全面談及新匯改時所言，對中國這樣一個大國來說，朝著匯率改革方向上的努力也許需要相對較長時間去實現。改革的藝術在於：有窗口時就要果斷推進，沒窗口時不要硬幹，可以等一等，創造條件。“我們務實，有耐心，方向明確但不求直線前進，既要改革，又要做一個負責任的經濟大國。”

一年來人民幣的“一波三折”

2005年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作為基準匯率，對於引導市場預期、穩定市場匯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從去年開始，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偏離市場匯率幅度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影響了中間價的市場基準地位和權威性。

與此同時，隨著我國外匯市場的健康發展，金融機構自主定價和風險管理能力增強，人民幣匯率預期分化，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報價的條件趨於成熟。這為8月11日人民幣匯率改革奠定了基礎。

作為新匯改的主要內容，優化做市商報價機制有利於提高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擴大市場匯率的實際運行空間，更好地發揮匯率對外匯供求的調節作用。

然而，這一突如其來的變化讓市場在一段時間難以適應。回顧一年來匯率變化，人民幣匯率經歷了“三貶一升”。

在新匯改後短短3天時間里，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大幅貶值至6.4，被業內人士稱為新匯改後的“閃電戰”。8月13日，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公開表示，8月11日中間價基礎報價完善以來，人民幣經過兩天的調整，逐漸向市場化水平回歸，3%左右的累積貶值壓力得到一次性釋放，此前偏差校正已經基本完成。

隨後，在去年12月底至今年1月初，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再次出現持續下調，導致人民幣匯率在在岸與香港離岸市場均出現大幅震蕩。當時國際空頭魅影重現，做空人民幣勢力香港離岸市場積聚，但當時多位外匯交易員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央行在離岸市場通過重拳打擊人民幣“空頭”，並調整對境外金融機構在境內金融機構存放執行正常存款準備金率政策，再次穩住了人民幣匯率。

第三次貶值出現在今年5至7月，當時市場對於美聯儲加息預期不斷升溫，加之6月24日英國公投意外脫歐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等諸多因素影響，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從5月初的6.45附近下行至7月下旬的6.7關口，貶值幅度超過2000點。

但很快，人民幣迎來了一輪回升。當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臨近6.7關口時，市場對人民幣貶值預期有所好轉，6.7也被很多業內人士看作是央行短期內的匯率底線。7月底至8月初，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顯著升值。

展望未來，業內普遍預期，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日期的臨近，中國經濟的不斷回暖，以及相較之下全球經濟的複蘇乏力，美聯儲加息預期的推遲，種種因素都決定了人民幣不具備大幅貶值的基礎。

匯改腳步從未停歇

雖然在全球市場聯動日益緊密、黑天鵝事件時有發生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仍面臨重重考驗，但新匯改至今一年來，無論是業內對於每日中間價更有把握的預期，抑或是央行與市場及時透明的溝通機制，都有明顯好轉。

瑞銀大中華區首席投資總監及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胡一帆對《第一財經日報》表示：“管理浮動匯率對於央行來說也是全新的挑戰，但經歷了去年‘8•11新匯改’和今年1月份兩輪大幅波動後，可以明顯看出央行的管理更加有經驗，采取順勢而為的策略。”

摩根大通中國首席經濟學家朱海斌近日也表示，當前人民幣的匯率機制已經逐漸贏得公信力。“新匯率機制的公信力逐漸提升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央行的市場溝通有顯著的改善，匯率政策的闡述與每日中間價基本一致；同時進一步強化關於資本流出相關規定的執行。”

即使面臨著美元升值的壓力，央行行長周小川認為從基本面因素看，人民幣匯率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

7月4日，央行在2016年二季度例會中表示，將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充分、靈活地使用貨幣政策工具，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回顧今年上半年，我國在外匯市場改革的腳步並沒有因全球環境的變化而躑躅不前。

5月6日，央行意外公布了一直以來頗為“神秘”的人民幣中間價定價機制，從此市場對於判斷每日中間價走勢變得更加有跡可循，避免因中間價偏離市場預期而出現大幅波動。

此外，我國關於進一步完善外匯市場的多項舉措已箭在弦上。6月21日，央行公開表示，已經開會研究了商業銀行有序參與離岸外匯市場的問題，央行這一表態不僅有利於逐步收窄在岸與離岸市場匯差，增加商業銀行參與離岸市場的機會，減少套利空間，同時為國內外匯市場更好地與國際市場對接做鋪墊。

6月24日，當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在英國退歐公投上時，一件對於中國外匯市場有著深遠意義的標誌性事件已經悄然發生——全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在上海宣告成立並召開了第一次工作會議。

中國銀行行長陳四清認為，建立外匯市場自律機制，是完善外匯市場體制機制的重要舉措，必將進一步提升人民幣作為交易貨幣、儲備貨幣的職能和地位，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縱深發展。

另有業內人士分析稱，外匯市場自律機制的建立，也可以看作央行為了人民幣更好地滿足SDR貨幣籃子要求，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所做的準備工作之一。

隨著今年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SDR貨幣籃子日期的臨近，越來越多的學者認為，“後SDR時代”將有更多利好消息維穩人民幣匯率。

“96刷卡價改”新規落地 第三方支付機構出路何在

2016券商股跌幅達11.6% 投資機會何在？

如果用一個詞形容2016年券商股二級市場長線投資結構，那就是虧! 2017年又將如何投資券商股?

本報記者統計，截止到12月26日券商股全年跌幅達11.6%，26家券商中僅2家券商全年漲幅為正值。被訪的多名券商人士指出，作為市場行情的孿生兄弟，券商股是股市行情的急先鋒和風向標，兼具價值投資和短線炒作的特性。2016年券商股受政策影響波動較大，但今年以來監管的政策體系已然建立。2017年券商將進入監管的常規化階段，券商股走勢或更多取決於市場層面，明年券商股的配置將以主題投資和階段性的交易為主。

2016年券商股跌幅達11.6%

根據wind數據顯示，截止到12月26日券商股全年跌幅約為11.6%，去年券商跌幅為3%。2016年以來上證綜指跌幅約為12%，滬深300跌幅約為11%。

（白色線為券商股走勢    圖片來源：Wind數據）

某中型券商非銀分析師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今年券商整體跌幅較為嚴重，今年年初的兩次熔斷導致上半年行情波動嚴重，券商受到市場行情和其業務下滑的雙重打擊。與2015年相比，上市券商前三季度凈利潤近乎腰斬。但下半年伴隨著股市企穩，券商股的情也逐步走穩，自8月以來其業績表現不俗。數據顯示，2016年一季度券商行業合計凈利潤196.83億元，二季度凈利潤252.27億元，環比上漲28.16%;三季度實現凈利潤257.21億元，環比上升1.96%。

具體而言，2016年券商股漲跌分化嚴重。結合wind數據，本報記者統計發現，2016年以來26家上市券商中，僅2家券商呈現漲幅，其他24家均呈現下跌的結果。第一創業和海通證券漲幅分別為128%和0.61%，表現最差的前10名中跌幅最高為39%，最低約為20%。值得註意的是備受券商分析師推崇的投資標的華泰證券、廣發證券和國元證券全年也呈現跌幅的態勢，其跌幅分別為6%、8.7%和9%。

（圖片來源：wind數據  ）

前述非銀分析師解釋，第一創業的漲幅無法靠基本面分析，其體量小同時作為次新股吸引了大量炒作資金，致使其PE超過100倍。而海通證券由於經紀業務占比小受市場行情影響小，加之公司資本面良好成為大型券商中唯一上漲的券商。

券商股的投資邏輯

11月以來隨著深港通的開通預期，券商股迎來轉機，但券商股僅在10月和11月震蕩上升12月急速下跌。券商股的投資機會何在?

前述非銀券商分析師表示：“市場對深港通反應有些過度了。根據我們的測算深港通對市場帶來的交易量有限，但市場反應超出了基本面，後續市場就出現了回調。”與此同時，監管政策變化也加劇了券商股的回調。首創證券研發部總經理王劍輝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12月監管層釋放出新的監管信號，要對券商行業加強內部監管，並對投資者行為加以約束，這是此前市場所沒有預期到的，這對券商股造成了一定影響。但是需要看到的是，這種約束行為僅是短暫的，從長期而言監管層更多是從保護投資者的角度出發，而非進行過多的限制。

在王劍輝看來，券商兼具價值投資和短期炒作兩種屬性。“券商股越來越像銀行股，在市場低迷時期估值會不斷創新低，產生價值投資的機會。短期而言由於券商特殊的特征，短期資金也對其頗為青睞；同時與銀行股和保險股相比，券商盤子最小資金操作最靈活。”就券商股的特殊性而言，從今年的券商走勢就可看出，在金融板塊中券商股對政策敏感度最高。它和股市是一對孿生兄弟，市場回暖券商股走好，反之亦然。但這種變化並不同步，券商股更為提前-------部分主流資金預見市場的前景後，提前操作券商股率。市場轉好，要從券商股炒起;反之從此處開始逃離。因此券商股是一個資金進出活躍的場所，無論是做多還是做空均有諸多機會。這樣券商股成為拉動市場的先鋒，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風向標的效應。

王劍輝表示，從投資券商的資金層面看，部分資金想要分享券商行業成長的紅利，部分想控股券商獲得券商牌照;更多的普通資金則更活躍、敏感，註重短線炒作;還有部分資金有誌於長期投資。同時因券商肩具要加大直接融資比重的政治任務，這有利於券商新業務拓展，資金也願跟隨這一政治風向標將券商作為投資標的。

階段性交易是2017年主流

12月券商股急速下跌。在王劍輝看來，這與大盤全年下跌的性質並不同。上證綜指整體疲軟，其跌幅無法因利好消息收窄，但券商股呈現短期的上漲後又開始下調。整體而言12月的調整僅是券商股在逐步走高過程中的一個插曲。在這短暫的插曲前後，創造了短期的投資窪地。但2017年又該如何配置券商股?

從政策層面而言，2017年監管突然發力的幾率大幅下降，或不會引發券商股的劇烈震動。2016 年3 月，劉士余表示“新主席的首要任務就是監管，依法監管，從嚴監管，全面監管，只有監管才能保證改革的措施順利實施”。隨後，證監會密集出臺一系列政策，構建全業務鏈監管體系，從風控角度完善管理體系，降低杠桿;從業務角度，核查並購重組、規範借殼上市、嚴打IPO 造假、出臺升級版資管新規、擬定經紀業務管理辦法草案。

多位券商非銀分析師向《第一財經日報》記者表示：針對傳統業務2017年監管的政策體系已經完善，明年進入監管常規化的階段，對券商的監管依然不會放松。針對創新業務其業務邊界或進一步放寬，比如期貨業務和直投業務或有更多創新空間，將利好券商股。

從市場走向看，前述券商非銀分析師表示，當前市場對於A股的走勢普遍偏樂觀，但預計2017年市場不會出現大幅上漲或斷崖式下跌，券商股的投資機會將以主題投資和階段性的交易為主。多位券商分析師表示，明年券商股將有定增主題、次新股主題、國企改革主題、互聯網主題等。需要註意的是，東吳證券指出，因業務結構的改變，券商股股價或呈相對明顯分化趨勢。如果是註重穩定性投資，需多關註有業績支撐的大型券商，在券商行情的分化下，大券商能夠取得競爭優勢，未來業績不確定性低。

從業務層面看，中信建投證券表示，今年受到嚴格監管的並購定增條線、提速的IPO、井噴的債承，投行業務將成為券商2017年靚麗的風景;同時隨著資產證券化逐步走向前臺，主動集合資產管理也將成為未來發展的重點。預計2017年投行和資管業務收入有望分別達到20%和10%以上的增速。可以說，未來，投行和資管業務將成為券商業績增長的亮點，而投行和主動管理業務能力較強的券商股股價或在2017年表現出眾。

以投行業務為例，前述非銀分析師表示大型券商建立了投行全業務鏈業務，上遊客戶服務新三板、中遊提供IPO服務、下遊進行並購重組服務;小型券商則朝著某一個業務前進，譬如第一創業擅長債券業務;西南證券擅長並購業務。未來部分券商股將受益於投行業。

王劍輝補充，經紀業務也將是一大關註領域。首創證券認為明年將是一大交易年，經紀業務良好、市場份額大的券商股將受益。多數券商研報表示，華泰證券以服務散戶為主，傭金率較低，未來將朝財富管理轉型;招商證券擅長機構業務，服務高凈值客戶;國金證券瞄準互聯網轉型，這些券商值得關註。

策劃反腐大遊行，俄“頭號反對派”納瓦爾尼目的何在

26日，俄羅斯全境多個城市爆發示威活動，數萬人上街遊行，指責總理梅德韋傑夫貪汙受賄，要求其引咎辭職。但是，官方認為這些示威中多數是未經批準的非法遊行，因此，很快有至少500名示威者被捕。

據外媒報道，除了首都莫斯科外，當天的遊行還發生在聖彼得堡、葉卡捷琳堡、烏法、烏拉爾、托木斯克以及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十多個大城市。

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廣場，示威者爬上普希金雕像，高喊彈劾口號，警方估計，現場至少有7000多示威者。

遊行示威爆發後不久，策劃者亞力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很快被警方帶出正在莫斯科市中心遊行的隊伍，周邊的示威者則試圖攔下要把納瓦爾尼帶走的警車。被警方拘捕後的納瓦爾尼很快通過推特稱自己沒事，並鼓勵示威人群繼續遊行，“我們的目標是和腐敗作鬥爭”。

指控梅德韋傑夫

示威針對的是梅德韋傑夫，掀起浪潮的是已經表示將參加2018年大選的反對派人物、政治活動人士納瓦爾尼。

不久前，納瓦爾尼在網上發布了一份報告，稱梅德韋傑夫所擁有的豪宅、遊艇和葡萄莊園價值10億美元，遠超過他作為總理的薪酬所能負擔的範圍，報告點擊率很快破千萬，納瓦爾尼隨即呼籲舉行全國示威，反對梅德韋傑夫的腐敗行為。

梅德韋傑夫本人並未對此事置評，但他的發言人表示，納瓦爾尼的指控是“宣傳攻勢”，克里姆林宮指責這是一場未經授意的非法挑釁。

據報道，在他的網站上，納瓦爾尼稱自己計劃在99個城市發起示威遊行，但最終有72個城市未批準。

多家外媒稱，這次全國示威的規模超過了2012年的反政府遊行。英國《金融時報》稱，在一些總統普京支持率非常高的地區也出現了大量的示威者。

誰是納瓦爾尼？

在俄羅斯，很多人對納瓦爾尼這個名字並不陌生，往往被媒體認為是普京最大的反對派。

納瓦爾尼生於1976年，曾就讀俄羅斯人民友誼大學，獲得法律學位。2008年開始，納瓦爾尼就開始在自己的博客中寫一些關於俄羅斯國有企業中的瀆職和腐敗現象，而他獲取這些內部情報的方式就是成為這些大公司的小股東。

亞力克謝·納瓦爾尼（Alexei Navalny）

納瓦爾尼曾拿到內部資料，曝光俄羅斯石油輸運管道巨頭Transneft公司前任負責人在建造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道時挪用至少40億美元公款，從此名聲大噪。

納瓦爾尼的反腐主張，逐漸成為俄羅斯人的談資。他也因此開始被視作一股政治勢力而受到關註。比較特別的是，網絡是納瓦爾尼的主戰場，他常在社交媒體和博客上用尖刻的語言形成自己的政治風格，並以此聚攏了不少年輕人的支持。

曾多次被判入獄

2011年的議會選舉之前，納瓦爾尼就在博客上鼓動讀者把票投給任何在野黨。雖然統一俄羅斯黨贏得了選舉，但隨後掀起的一系列反政府遊行也給該黨的執政基礎蒙上了一層陰影。

當年12月，納瓦爾尼就在第一次遊行中被捕，拘禁15日之後，再次在莫斯科的一場12萬人大遊行中振臂高呼，把執政黨統一俄羅斯黨稱為“騙子和小偷的政黨”。與此同時，俄羅斯調查委員會隨即對納瓦爾尼過往的一些行為展開了刑事調查，包括他的律師從業資格。

納瓦爾尼曾創設過多個黨派，但都沒有形成影響力，還遭到俄司法部的取締，2013年，他還曾參加莫斯科市長的競選，雖沒最終當選，但獲得了27%的支持。更令人驚訝的是，納瓦爾尼並沒能在電視上展開競選，他所得到的支持均是來自於社交媒體上的粉絲。

2013年7月，納瓦爾尼以在木材銷售中貪汙為罪名被判5年監禁。但案件因被西方批評為政治判決而改判為居家軟禁，雖然被限制使用網絡，但納瓦爾尼的網站還是在他的主導下通過團隊運轉，2014年改判為緩刑3年。

在2016年宣布競選時，納瓦爾尼表示，一個真實的選擇和思想的碰撞是非常重要的。不過，納瓦爾尼很快被法院重新定罪，再次以同樣罪名判刑5年，他指責政府通過這種手段限制其競選資格。

如果用意識形態對抗的角度來說，發生在納瓦爾尼身上的故事顯然受到西方國家的喜愛，比如，BBC認為納瓦爾尼是“俄羅過去5年來出現的唯一一個主要反對者”，美國《外交政策》雜誌把他評為全球百名思想家之一，《華爾街日報》把他稱為“普京最怕的人”。

俄羅斯反腐大動作

實際上無論納瓦爾尼對反腐的關註是出於何種目的，莫斯科對腐敗現象並非坐視不理。

2008年12月25日,時任總統梅德韋傑夫批準並簽署了《反腐敗法》，開始進行“法治反腐”。隨後在刑法中加入關於賄賂加倍處罰將達到行賄者50倍和受賄者70倍數額的規定。2013年底，普京在總統辦公廳中新設反腐事務局，專門負責審查俄官員申報的個人財產資料。

2015年1月，俄明令禁止在國家安全領域工作的官員在國外銀行開設賬戶，2015年11月，普京簽署法律，規定官員不能擁有外國資產。2016年4月，普京批準了一項國家反腐敗計劃，各政府機關領導人負責提交本部門整改計劃，並進行監督，政府則對反饋進行匯總並向反腐委員會提交報告。簡單說，相當於部門自查。

2016年9月，俄羅斯內務部一名反貪官員在家中和辦公室被查獲90億盧布（約合9億元人民幣）的現金，裝滿50個編織袋和紙箱，幾乎占據房間一半的空間。

2015年6月，俄羅斯國防部原財務部部長葉甫根尼婭·瓦西里耶夫娜貪汙30億盧布，名下有13處豪宅，引起一時轟動。

在俄羅斯對腐敗出重拳之後，這類反腐大案不斷被揪出。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普京3月14日稱，俄檢察機關2016年共對3800件反腐案件進行刑事立案調查，主要在國防采購訂單、國家財產管理和基礎設施項目等領域。

金融機構薪水冰火兩重天 同崗不同酬原因何在

金融行業本身就是一個“吸金”的行業，因此，在薪酬方面也一直居於“笑傲江湖”的位置。Wind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在A股前三名高管報酬總額最高的前十大公司中，金融行業公司占領了半壁江山。此外，金融行業前三名高管的報酬均值為868.26萬元，比去年同期的758.71萬元提高了109.54萬元。

不過，同處金融行業，不同公司過去一年在薪資報酬方面的投入大不同，既有“瘋狂”加薪者，也不乏“大幅”降薪者。另外，有些金融機構對相同崗位基本上給予類似的薪水，但是在一些公司中，“同崗不同酬”現象嚴重，差別大的可以達到十倍，這背後的原因何在?

金融機構薪水情況“冰火兩重天”

Wind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在A股前三名高管報酬總額最高的前十大公司中，有5家為金融行業公司，分別為中國平安、海通證券、長江證券、第一創業和太平洋。另外幾家公司分別為萬科A、金科股份、萬達院線、中興通訊和金風科技。可見在中國，金融和房地產行業的薪酬標準仍然是處於“傲視群雄”的位置。

具體來看，中國平安對高管仍然是最慷慨的，2016年其前三名高管的報酬總額為3293.25萬元。過去一年薪酬快速增長的海通證券在這方面開始與中國平安“比肩”，達到了3206.47萬元。

尾隨其後的長江證券、第一創業、太平洋證券的前三名高管的報酬分別為1809.51萬元、1737.96萬元和1652.99萬元。

盡管在去年一年，金融機構面對的是同樣的市場環境，但是給予員工的薪水呈現了冰火兩重天的情況。如上文提到的海通證券，去年一年的年度報酬總額上升了4447.96萬元，華泰證券、太平洋證券也分別上升了1428.72萬元、1170.11萬元，與之相關的就是公司前三名高管的報酬分別上漲了2115.17萬元、598.13萬元、421.89萬元。

正因為公司薪水普漲，海通證券的總經理助理林湧2016年稅前薪酬為1549.40萬元，較2015年增長了3.75倍，一躍成為2016年證券業的新“打工皇帝”。

但是，並非全行業都能享受到此等福利，仍然有不少金融機構選擇了在去年進行大幅度的降薪。中信證券、平安銀行、招商銀行去年的年度報酬總額分別減少了4586.81萬元、1759.33萬元、1741.10萬元，前三名高管的報酬也分別減少了749.08萬元、482.87萬元、412.96萬元。

銀行的降薪具有普遍性，在當前經濟下行的大背景下，不良率有所擡頭，銀行的利潤也因此進一步收窄，因此員工的薪酬也在成本控制的壓力下有所收縮，不少銀行也進行了薪酬制度改革。

同崗不同酬為哪般

有趣的是，在一般人的理解中，同樣的崗位，收入應該相差不大，但在金融行業卻並非如此。

如上文提到的海通證券總經理助理林湧的收入高達1549.40萬元，但其實，在海通證券一共有4位總經理助理，除了林湧之外，還有李建國、陳春錢、和張向陽，他們去年的年薪分別為455.5萬元、434.61萬元和390.71萬元，同樣的崗位名稱，收入差別相當大的。

據了解，林湧除擔任海通證券母公司總經理助理外，同時還是海通證券境外子公司海通國際的掌門人，海通國際副主席及集團行政總裁。業內人士分析，林湧此次薪資大幅上漲與海通國際去年業績增長有很大的關系。

在太平洋證券，公司一共有7位副總經理，其中6位副總經理的收入基本上都在320萬元—360萬元之間，而兼任財務總監的副總經理周嵐的年薪則達到644.88萬元，比總經理李長偉的585.59萬元還要高，這主要是因為其兼任財務總監。

在第一創業，同崗不同酬的現象也是比較普遍的，如公司一共有三位職工監事，分別為王立洲、孫晶和屈婳，他們的年薪分別為261.17萬元、83.53萬元和20.24萬元，差距明顯。

業內人士認為，在金融行業，同崗不同酬是非常正常的現象，畢竟同樣崗位，人的資歷和能力可能差別還是很大。以研究員為例，一般的研究員可能一年的收入十幾萬，而新財富研究員年薪數百萬，懸殊的收入差距，也是行業的重要工作動力。

記者了解到，在一些金融機構對於同一崗位，采取了基本上采取了同工同酬的做法。如在招商證券，基本上副總裁一職的收入都差不多，四位副總裁的年薪基本上處於相差無幾的狀態，分別為367.61萬元、375.02萬元、376.6萬元和376.6萬元。

人民幣擺脫“操縱”標簽深意何在？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訪美後不久，美國總統特朗普接受《華爾街日報》專訪時稱，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業內分析稱，這一表態傳遞了關鍵信號——當美國將目前的焦點轉移到地緣政治沖突之上後，開始尋求和中國進行合作。

下一步需要關註的是，美國財政部將於4月末發布半年度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報告，去年中國並未被列為“匯率操縱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將對中國進行2017年第四條磋商訪問，IMF自2015年起就認為人民幣已不再被“大幅低估”。

中國不是“匯率操縱國”

特朗普日前接受《華爾街日報》采訪時指出，近幾個月來中國並未“操縱匯率”。

眾所周知，去年9月第一場美國總統大選辯論開場幾分鐘後，特朗普便指責中國引導人民幣貶值，意在質疑中國是否通過操縱人民幣獲得了不公平的貿易優勢。

上任後，特朗普尚未將矛頭指向中國的人民幣，新政府的第一個“批判對象”竟是歐元。美國國家貿易委員會的主席彼得·納瓦羅今年2月對媒體表示：“歐元就像是一種‘隱性的德國馬克’，其偏低的幣值使德國相對於主要貿易夥伴具有優勢。”話音剛落，歐元對美元應聲大漲。

事實上，時任美國財政部長雅各布·盧今年1月表示，過去18個月中國為捍衛人民幣匯率而采取的措施顯示，中國並未尋求通過人民幣貶值來獲取不公平貿易優勢;高盛前投行家、美國財長姆努欽今年以來也未就中國發表任何激烈言論。IMF和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等機構的研究也都顯示，中國過去兩年並未“操縱匯率”，對中國“操縱匯率”的相關指控並不成立。

一切都讓市場對中美出現貿易戰的擔心有所緩解。

其實，將一國指為“匯率操縱國”並不容易。美國自1988年開始對其主要貿易夥伴進行每半年一次的國際經濟和匯率政策評估，判斷有關貿易對象是否利用對匯率的操縱(即不合理定價)獲取對美優勢。

根據法律，一旦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財政部就會與該國家(地區)進行談判，敦促其解決貨幣低估的問題，而且美國總統在此過程中有權采取行動，如果持續一年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地區)”，美國就會采取懲罰措施或直接提請IMF進行裁決。

當一國滿足以下三個標準時會被認定為“匯率操縱國”：存在巨額對美貨物貿易順差；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在外匯市場持續進行單向幹預。

按照美國財政部的現行技術標準來看，雖然我國符合前兩條，即對美貿易順差超過200億美元且經常賬戶盈余占GDP的比例有時略高於3%，但明顯不符合第三條，即12個月內購買外匯總量占GDP的2%，因為我國的單向幹預是購買人民幣以維護匯率基本穩定。

根據美國財政部去年10月份的表態，雖然未指中國為“匯率操縱國”，但依舊提及了中國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這就強調了推進再平衡改革的重要性。同時，市場仍然對於中國對於匯率釋放的信號高度敏感，這也突出了加強匯率機制透明度、加強溝通的重要性。貿易再平衡也是當下特朗普關註的焦點。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研究主管丁爽此前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美國發起“貿易戰”的籌碼並不多，由於2016年美國對中國的服務貿易順差高達330億美元，渣打預計中國會以美國農產品、汽車和飛機等為目標進行必要的“回擊”，但因為“貿易戰”的結果將是兩敗俱傷，雙方還是會回到談判桌上，“中國可能會同意加大向美國開放其商品和服務市場，來縮小對美貿易順差。”

人民幣貶值壓力暫時減輕

相比去年，人民幣今年以來的走勢更穩了。特別是在此前美元指數強勁反彈的情況下，並未對美元大幅跳貶。

貨幣金融專家、上財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巫厚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人民幣遠期的貶值預期在過去一個月當中相對穩定，一年期離岸遠期交割隱含約3%的貶值幅度，兩年期隱含約5.5%的貶值幅度。對比去年，一年期的預期基本與去年持平。”

業內人士認為，預期的穩定主要是因為境內結售匯格局的變化。外匯專家韓會師表示：“扣除對市場情緒反應不敏感的銀行自身結售匯數據，今年2月銀行代客結售匯(即期+遠期)的逆差總額只有19億美元，僅為1月的十分之一。3月結售匯數據雖然尚未公布，但從3月外匯儲備小幅增長40億美元以及3月至今即期市場的日間波動情況看，代客結售匯逆差很可能繼續維持在極低的水平，甚至已經恢複平衡。”

其實，市場供求是影響人民幣匯率最直接的因素。韓會師認為，雖然美元升值會通過“參考一籃子貨幣”對人民幣施加貶值壓力，但在境內結售匯力量較為均衡的情況下，“參考收盤價”這一定價原則難以同時對人民幣施壓，這就使得人民幣的貶值難度大為增加。

特朗普近期還頻頻發聲打壓美元。他周三表示：“美元變得太強了，這可能是因為我的錯，因為人們對我(的政策)有信心，但這的確會最終傷害美國經濟。”

此前，由於市場寄望於美國政府的萬億基建政策、減稅、金融去監管，美元指數一度沖到了103.8，今年開始不斷回調。“市場對特朗普政府推進稅改能力的擔憂揮之不去，這可能帶來一些不利影響，抑制美元漲勢。”FXTM富拓研究一名分析師告訴第一財經記者。

不過，人民幣仍然面臨美聯儲持續加息及收縮資產負債表的風險。

“美聯儲所謂的縮表，就是賣出國債和MBS(抵押貸款支持證券)，從市場里收回美元。這樣就少了基礎貨幣，廣義貨幣M2會大幅減少，可能會加大人民幣資金流出的壓力。”諾亞香港研究總監夏春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但縮表不會快速降臨，主流觀點認為是2018年，甚至有專家認為美聯儲並沒有動力“縮表”。

德國商業銀行首席中國經濟師周浩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認為美聯儲不太可能縮表。金融危機後，居民部門去杠桿，但美國政府的財政赤字不斷擴大，新增的這麽多債總要有人買，美聯儲購債也能增加市場的信心，沒必要縮表。”

為匯改贏得空間

長期來看，人民幣邁向“自由浮動”或“清潔浮動”仍是一大目標，匯率趨穩的態勢有助於中國逐步推進匯改等各項金融改革。

“盡管經常賬戶順差在2016年降到GDP的1.8%，但是資本賬戶逆差從2015年的高位有所滑落，資本外流規模今年預計會降至3000億~4000億元人民幣，這得益於匯率趨於穩定、資本外流管控趨嚴，如果美國政策不出意外，中國外匯儲備今年年底前預計將維持在2.9萬億美元之上。”丁爽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中期而言，中國一定要逐步習慣本國貨幣(人民幣)匯率自由浮動，這會釋放經濟的價格信號，如果經濟轉弱、貨幣貶值，那麽貿易部門可能更有動力。當然，自由浮動就意味著可能會導致短期匯率超調，但如果市場穩定、流動性好，超調就能減弱。”法國興業銀行董事長洛倫佐·比尼·斯馬吉近期在接受第一財經獨家專訪時表示。

無獨有偶，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呼籲：“沒有只漲不跌的貨幣，匯率有漲有跌，有利於吸收來自內外部的沖擊。”在他看來，作為大型開放經濟體，我國應該對內平衡優先，將匯率政策作為次要政策，將其還原為政策工具，當成經濟運行的結果而不是手段。

外交部發言人陸慷13日表示，中國本來就不是一個“匯率操縱國”，中方無意通過貨幣競爭性貶值刺激出口，人民幣不存在持續貶值的基礎。中國將在繼續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除了匯改，各界認為其他改革議程也應持續推進，包括減稅放權、國企改革、金融改革、財稅改革、城鎮化、醫療、教育、科技投資等。只有中國經濟從各項改革中找到新動力，才能讓人民幣更為強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