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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A”黃金一代今何在 退役之後，他們的足球進行時

2016年3月24日，黎兵被任命為貴州恒豐智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為了迎接這位“老甲A”球員，俱樂部特意為黎兵制作了一件印著30號的球衣。（CFP/圖）

大多數“老甲A”依然從事與足球有關的工作。吳承瑛於2015年複出，創辦上海強普足球俱樂部；劉越一次不落地參加老甲A聯賽，並在聯賽期間走到各地的小學、中學，和孩子們踢踢球；從事青訓的名單也正逐漸變長：郝海東、範誌毅、馬明宇，或許，去年底剛出獄的江津也會加入其中。

在鄧樂軍看來，昔日的獲益給“老甲A”帶來了磨滅不了的使命感，“沒有職業足球，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人支持，也不可能有那麽多的收入。由我們這批人來做培養足球未來的事，再自然不過。”

告別足球運動員身份後的第14年，黎兵回到了家鄉貴州。2016年3月24日下午，黎兵一身黑色風衣，站在煙雨迷霧里的貴陽奧體中心球場邊，註視著正在場上訓練的年輕人。

黎兵剛被任命為貴州恒豐智誠足球俱樂部總經理——這是一支正在征戰中甲的球隊。為了迎接這位“老甲A”球員，俱樂部特意為黎兵制作了一件印著30號的球衣。“30”既是他昔日踢球時所穿的號碼，也代表著他足球職業生涯的第30年。

黎兵叱咤中國足壇的上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開啟足球職業化改革的時期。1989年，甲A聯賽正式建立；1992年6月，紅山口會議提出足協實體化，以及建立職業俱樂部和實行俱樂部賽制；1994年，甲A聯賽全面推行職業俱樂部，采取主客場雙循環賽制；2004年，甲A聯賽升級為中超聯賽。

甲A時代的球員如今也命運迥異：原山東魯能泰山隊的宿茂臻，曾經擔任過中國國青隊主教練，從去年底他開始擔任青島中能隊主教練；原大連萬達隊的孫繼海則仍在踢球，2015年10月孫繼海還入選英格蘭足球名人堂；張恩華、劉越、郝海東等一批甲A明星球員，則時不時出現在電視上評論球賽；還有如江津、申思、祁宏等球員，則因為“打假球”而步入牢房。

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締造了甲A傳奇的“黃金一代”球員已經走上了不同人生道路，只是在他們身上，或多或少地保留著屬於那個時代球員的底色。

“老甲A”的生存土壤

2016年初，在貴州恒豐智誠隊在新賽季前三輪僅積1分的當口，黎兵臨危受命，當上了俱樂部總經理，這一次他又被媒體稱為“救火隊員”。

他第一次有此名號還要追溯到中超2013年賽季。彼時已退役逾10年的黎兵，在歷經浙江綠城隊助理教練、成都謝菲聯隊主教練、中國國家男子足球隊二隊主教練等職後，於2012年底以領隊身份加盟廣州富力俱樂部。

“記憶中的廣州，還停留在1995、1996年，如今的變化，翻天覆地，我還能適應嗎？”2012年12月27日淩晨，黎兵發了一條微博，感慨時間的流逝。黎兵所說的1995年正是他如日中天之時，那年他以64萬元人民幣的價碼，從遼寧隊轉會廣東宏遠隊，成為中國足壇歷史上首個標王。

然而沒有人會想到，黎兵這一次在廣州雖然一路從領隊做到了臨時主教練，但最終卻被塞爾維亞籍主教練斯托伊科維奇替代。2015年11月6日深夜，富力通過官網宣布黎兵離任，並對其表示感謝。

“黎兵走到現在，酸甜苦辣都嘗過，也稱得上‘忍辱負重’。”曾於甲A時期效力於山東泰山隊、雲南紅塔等隊的劉越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劉越現在是上海灘知名足球評論員，他與黎兵一直保持著聯系，以兄弟相稱。

在劉越看來，黎兵退役後的發展，某種程度上能夠代表中國職業足球在金錢邏輯下，想要走職業俱樂部教練道路的尷尬處境。“現在國內有一個普遍的看法，不論做得多好，從老板到球迷都似乎認為‘土帥’不如‘洋帥’。”劉越說。

目前，16支中超球隊中，洋帥面孔多達13個，他們大多執掌過歐美大牌俱樂部或者國家隊。比如，恒大隊主帥斯科拉里是世界杯冠軍教練，上港主帥埃里克森執掌英格蘭隊帥鞭多年，魯能新帥梅內塞斯率領巴西隊征戰了南非世界杯。中超球隊中只有3支俱樂部聘用了本土教練：遼寧宏運的馬林、河南建業的賈秀全和河北華夏的李鐵。

像謝暉、謝峰等老甲A雖然在中超球隊中擔任中方主教練或者助理教練，但充其量只是“主教練臨時工”。一旦外籍主教練被解職，俱樂部卻還沒有找好新的外教接替，受到信任的中方教練馬上就會頂上來。當下一位洋帥落定後，這些“主教練臨時工”又會回到輔助的崗位上。

相比之下，韓國同時代的球星境遇要比中國球員好很多。“與郝海東、範誌毅同一代的韓國球星洪明甫已經來中超（註：杭州綠城）淘金，與劉越同時代的崔龍洙等都集體走上了韓國國內頂級俱樂部的執教前臺。”足球評論員婁一晨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日韓國內聯賽的主要功能是挖掘、培養年輕一代的好苗子，把他們輸送到歐洲高水平的聯賽中去，“他們對教練員的培養也是如此，聯賽是下一代高水平運動員和教練員的孵化器和生產線。”

在婁一晨看來，中超還停留在“燒錢換成績”那樣急功近利、不切實際的期盼里，“這就是中國這批想成為本土教練的‘老甲A’們的生存土壤。”

舍不下足球

回到貴州兩個月後，黎兵已經慢慢適應了新職位。不過，黎兵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回貴州，不僅是為做這個主教練，更是為了青少年。”黎兵現在最想做的事，是要在貴陽搭建起真正的中小學生足球聯賽平臺，以建立聯賽的方式擴大足球人口，促進青少年足球發展。

“在一個有12支隊的小學生足球聯賽中，每支球隊每年將至少進行22場比賽。”按照黎兵的設想，“如果在聯賽之外在暑期組織一些類似足協杯的賽會制比賽，那麽在青少年層面，我們球員每年進行的比賽數量就基本能接近足球強國的平均水平。”

如今除了教練工作，黎兵將其他精力都投入到聯系學校，制定賽程之中。他希望聯賽能在2016年9月開學時就準時打響，“最晚也不能晚於2017年的3月”。

黎兵並不是第一個投入青訓的“老甲A”。早先，上海一批甲A時代的球員就已經在青訓中摸索多年。

2016年2月28日，在上海黃浦江畔的東方體育大廈里，閃耀到晃眼的燈光下，張勇在獲得“2015年度上海市青少年足球最佳教練員”稱號後，他當著在場所有人的面，說出了那兩個曾成為中國足球圈內敏感詞的名字——“我要特別感謝申思和祁宏”。

申思、祁宏和張勇都是昔日上海申花隊的隊友。退役後，三人聯合另一位朋友易文兵一起，創辦了上海幸運星足球俱樂部（以下簡稱“幸運星”），投身青少年足球培養。2012年3月，祁宏、申思，以及江津和小李明因為“假球案”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被批準逮捕，4人涉案金額共計800萬元。江津、祁宏和小李明分別被判處5年6個月的有期徒刑，申思被判處6年有期徒刑。目前江津和小李明已經出獄，而申思和祁宏仍在上海服刑。

談及創辦“幸運星”之初，張勇很感慨，“那是中國足球迄今為止最不好的年月”。2002年，天津塘沽足協工作會議第一次確定聯賽取消升降級，全面為國足征戰世界杯讓路，職業聯賽開始進入低潮。

職業聯賽和足球發展的低迷直接影響了對青少年的培養。張勇記得，2006年左右，大多數從小學開始練球的孩子到了初中階段就無處可去，只得放棄，“上海大多數的足球學校都差不多關門打烊，政府在足球上的投入也愈發少了”。

“即便那時候中國足球糟成那樣，我們還是堅信它會變好。”張勇說，這可能是一種眼光，也可能是一份執念，“我們最後能夠成為足球職業運動員，都是由上海各區少體、市少體、青年隊、職業隊一路上來的，所以很想把我們的經驗傳下去，想培養小朋友”。

在張勇“幸運星”合作的多所學校中，位於上海閔行區的上師大康城實驗學校是俱樂部成立伊始的“基地”。2016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四點，放學後的“幸運星”小球員們集中到學校操場上。新聘請的日本籍教練正盯著場上十幾歲大的孩子看技術動作。

站在球場邊上的張勇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創業初期並不順利，是他們創始四人給上海各個學校校長郵寄出的一份份廣告紙，“幸運星”才找到了康城。

當時祁宏執教95/96年齡段球隊，申思與張勇分別執教一支97/98年齡段球隊。祁宏執教的這支95/96球隊，曾被恒大以千萬元相中，2014年3月最終被綠地申花收購。“從2007年球隊組建，到2010年假球案他倆出事，祁宏帶了這個隊整整四年。”張勇說。

祁宏深陷假球案之前，上海資深體育記者姬宇陽曾與他一同錄過一期節目。節目錄制結束後，祁宏開著商務車送姬宇陽回家。“路上談到家里的小朋友時，祁宏說他反而更願意和球隊在一起。”那時，姬宇陽開玩笑說：“你要像徐根寶教練一樣看著球隊里的孩子？”祁宏搖頭說：“不是看著，是陪伴。和這群孩子一起成長的感覺，真的很好。”

祁宏的願望沒有能夠實現。假球案之後，很多人對申思、祁宏唯恐避之不及，但上海申花隊的老教練徐根寶有一次對姬宇陽說，“不談別的，他們兩人在退役之後真心在做青少年足球，單是這一點，我要說他們是好的”。

做青少年足球培訓的確不容易。直到95/96球隊被申花收購前，“幸運星”都沒有找到盈利模式。所幸還有一批支持他們的家長，即便申思、祁宏出事，也沒有一個球員因此離開“幸運星”。

讓“幸運星”得以繼續的還有一批不時來客串教練的“老甲A”們：黃震華、沈晗、吳兵、劉宏濤、羅蕭、謝暉、朱琪……這些曾在申花、中遠兩家上海球隊效力過的明星球員，在退役後都沒有離開足球，而是陸續在“幸運星”教練組重新聚首。

“對於他們來說，肯定是喜歡這份職業大於對於金錢的追求。畢竟，這點錢對於他們來說太少了。他們都踢過職業隊，賺過大錢。”“幸運星”的另一位合夥人易文兵說。姬宇陽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現在的青訓已經越來越好做了，一個球員就可以賣上幾千萬。但在2010年之前，培養球員能有什麽用呢？幾個球員才幾十萬，連成本都不夠。”

至今，“幸運星”擁有從小學一至九年級六支校級隊伍，其中97/98足球隊代表上海獲得2015年青運會冠軍；U12足球隊在日本長崎舉辦的首屆“和平杯”中日韓三國八隊足球賽上收獲亞軍。“幸運星”還向申花和上港輸送了三支後備人才隊伍，先後有十幾名隊員入選國少隊。

現在的上海，一說足球青訓，一是“足球教父”徐根寶的崇明基地，另一個便是“幸運星”。

“老甲A”的底色

一如當年中國足球職業化給一批人帶來了榮譽、機會與金錢，近些年圍繞青少年足球政策的轉變，也給很多割舍不下足球的“老甲A”們，帶來了新機會。

2014年11月，全國青少年校園足球工作電視電話會議召開，提出要推出一系列措施推動校園足球進入“升級版”。2015年2月27日，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次會議上，審議通過了《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提出了全國中小學校園足球特色學校要在5000多所的基礎上，到“2020年內達到2萬所，2025年內達到5萬所”的目標。

在此背景下，曾經離開足球，後來轉戰高爾夫的老國安15號鄧樂軍在2013年回到了足球場。他加盟北京八喜足球俱樂部擔任總監，負責青少年足球的培訓和賽事。

2000年，盛年退役的鄧樂軍選擇去德國學習足球教練課程。回國後，他卻看不到任何中國足球的希望。心寒之余，他開始練高爾夫，並逐漸成為高爾夫職業球員。

然而他最終還是回到了足球場。“都是綠草地、白色球。但卻是兩個完全不同的運動，高爾夫是自己與自己的戰鬥，而足球則是一群人戰勝另一群人的過程。”鄧樂軍對南方周末記者說，自己還是更喜歡足球一些，他享受獲勝的過程，也更喜歡跟老甲A球員們在一起。

甲A時代的球員們似乎都還在懷戀著過去。2012年，經過商後來又回到足球圈的原國腳彭偉國發起了老甲A聯賽。隨後，包括範誌毅、高峰、李金羽、黎兵、謝暉、楊晨、魏群等甲A時期的足球巨星積極響應，逐漸發展形成了每年一度的常規足球賽事，至今已舉辦四屆。

“原本我們只是每年要聚在一起吃頓飯，後來就想先踢球再聊，沒想到挺轟動，影響越來越大，來參加的隊伍也越來越多。”鄧樂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我們這批人從小踢球，從體校到職業隊，沒有人是為了賺錢才踢球的，都是因為喜歡。我們通過競技相識，結下友誼，慢慢練著遇到了中國足球的黃金十年，才成為中國職業足球的第一批既得利益者。”

在婁一晨看來，中超一直留有著“老甲A”們的底色，“場地、草皮，地域之爭，以及北京工體里的國罵，這些從沒有遠離足球的‘老甲A’們，將會是中國足球未來更濃重的一抹底色”。

大多數甲A黃金一代的球員如今依然從事與足球有關的工作。南方周末記者通過采訪得知，退役便成了“奶爸”的吳承瑛於2015年複出，創辦上海強普足球俱樂部，現已進駐上海兩個區縣的三十余所學校；成了“著名足球評論員”的劉越還會一次不落地參加老甲A聯賽，並在聯賽期間走到各地的小學、中學，和孩子們踢踢球。此外，“老甲A”從事青訓的名單也正逐漸變長：郝海東、範誌毅、馬明宇，或許，去年底剛出獄的江津也會加入其中。在出獄後接受的專訪中，前國門江津特別提到，自己希望能開一家青少年的足球訓練營。

申花老隊長劉軍也在做足球培訓的事兒。他從2012年組建上海競達足球俱樂部，向學校、社區輸送足球教練，開展假期足球訓練營，在最為基礎的社會單元，力求擴大足球人口。“過去十年，我們的職業化足球走過彎路。國家花錢培養的足球人才無償進入俱樂部，而以盈利為目的的俱樂部又沒有花8-10年等待青訓成果的耐心。”劉軍之所以想做最基層的培訓工作，在於他記得1998年德國“足球皇帝”貝肯鮑爾曾在來中國時說，中國足球的出路只有兩個方向，高質量的聯賽和有序的青少年培育。

在鄧樂軍看來，昔日的獲益給“老甲A”帶來了磨滅不了的使命感，“沒有職業足球，也不可能有那麽多人支持，也不可能有那麽多的收入。由我們這批人來做培養足球未來的事，再自然不過”。

2015年，“幸運星”小球員們代表上海獲得青運會冠軍，當時坐在場上的除了張勇，還有申思與祁宏的父親。

“2017年天津全運會，我們的小朋友有很強的奪冠競爭力。”張勇摸了摸頭上的白發說，那時申思和祁宏應該都能出來了，“希望我們能整整齊齊去看這些孩子奪冠，畢竟幸運星也是他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