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中聯、三一過去十年快速成長相伴生的，是激烈摩擦和生死冤仇，這是一種在中國特殊土壤上滋生的、與正常競爭並不相同的可怕纏鬥◎ 本刊記者 張伯玲 于寧 文“輿論的壓力我們都預計到了。 ”這是10月22日深夜11點15分， 一 位 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聯重科，000157.SZ/01157.HK）幹部給財新記者發來的短信， “時間會讓所有的真相大白。 ”在滔天的輿論壓力下支撐了整整三天，10月26日晨6時許，剃成光頭的陳永洲出現在央視《朝聞天下》的報道中。 他向警方承認，自己在未經核實的情況下，連續發表針對中聯重科的“失實報道” ，並收受了中間人幾千元到數萬元不等的酬勞。 央視報道還透露，陳永洲因向香港和北京證券監管當局舉報中聯重科，獲得50萬元人民幣的“費用” 。 在央視畫面中，短暫出現了陳永洲簽署筆錄的鏡頭，其中一頁提及與中聯重科同樣起家于湖南省的另一家工程機械巨頭三一重工（600031.SH） 。 盡管陳永洲案還在偵查過程中，外界尚不知陳永洲接受了何人指使，三一重工在其中扮演怎樣的角色，但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延宕多年的恩怨情仇再次走入了聚光燈。 過去十年，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之間發生了諸多事件。這兩家同行公司幾乎同時從湖南創立、發展、壯大並躋身世界工程機械一線陣營，掌舵人詹純新和梁穩根分別于2011年和2012年拿下被稱為“中國經濟奧斯卡”的大獎——中央電視台中國經濟年度人物。 遺憾的是，同成長相伴生的，是兩家公司的激烈摩擦和生死冤仇，這是一種在中國特殊土壤上滋生的、與正常競爭並不相同的可怕纏鬥。 今年6月以來，財新記者對兩家公司進行了多輪採訪，試圖探究這種中國式“競爭”的緣由。 當時，誰都沒有想到，更具爆炸性的陳永洲事件發生了。 陳永洲事件 中聯重科認為還會受到“持續的傷害” 。一記刑事重拳自長沙揮起根據事後獲知的信息，9月9日，中聯重科就《新快報》記者陳永洲涉嫌侵害商譽向長沙警方報案，9月16日正式立案 ；10月15日，陳永洲的名字被長沙警方放上了公安系統的網上追逃名單。10月22 日下午3點，財新網率先報道 ：曾發表多篇批評中聯重科報道的廣東《新快報》記者陳永洲，10月18日在廣州被長沙市公安局帶走。 財新記者從知情人士處獲悉，陳永洲是以涉嫌損害企業商譽的罪名被長沙市公安局拘留的。2012年9月26日至2013年6月1日， 陳永洲先後在《新快報》發表10篇有關中聯重科“利潤虛增” “利益輸送” “畸形營銷”及涉嫌造假等一系列批評性報道。 其實，陳永洲所為還不止于此。 2013年7月10日，有媒體發出“中聯重科被實名舉報財務造假”的新聞，稱舉報郵件來自一位“陳姓市場人士” 。 此“陳姓市場人士”於今年6月7日向香港交易所和香港證監會遞交舉報信及中聯重科“業績造假”證據，又在7月9日向中國證監會遞交了舉報材料。 同一天，一個名叫“堂吉訶德陳”的微博賬號在新浪微博註冊，發佈了數條與中聯重科相關的內容，並提供了資料下載地址。在一個名為《中聯重科000157》文件包中，中聯重科方面發現該舉報者為陳永洲。 7月10日當晚和7月11日，中聯重科董事長助理高輝在其實名認證的新浪微博中，連續發佈以“輿霸與打手”等為題的微博內容，文中提及陳永洲在對中聯重科的報道過程中， “從未就報道事宜採訪過中聯重科的任何一個人” 。高輝還將陳永洲的記者證及身份信息在網絡上公開。 陳永洲和新快報社進而訴諸法律。 8月7日，新快報社、陳永洲就中聯重科及高輝公開侵權提起名譽侵權訴訟，並在廣州市天河區人民法院立案。 或許正是這場民事爭訟，讓曾于6月份派遣兩位高管赴《新快報》溝通的中聯重科認為此事難以善了，自己還會受到“持續的傷害” 。一記刑事重拳自長沙揮起。 《新快報》豈可退讓。10月22日晚，《新快報》通過官微聲明，就該報記者陳永洲被長沙警方以“涉嫌損害商業信譽罪”刑拘一事，將採取法律手段全力維護記者的正當採訪權益。該微博還透露，中國記協已介入調查。 10月23日， 《新快報》在頭版頭條發表題為“請放人”的文章稱， “敝報雖小，窮骨頭，還是有那麼兩根的” ，要求釋放陳永洲。 24日， 《新快報》又發表《再請放人》 。對於陳永洲對中聯重科的所有15 篇批評報道， 《新快報》稱進行了認真核查， “僅有的謬誤在於將‘廣告費及招待費5.13億’錯寫成了‘廣告費5.13 億’ ” “總體上是比較客觀的，沒有發現陳永洲有違背職業道德和法律的事情” 。 一家報紙用自身信譽為一名記者背書，迅即獲得海內外響應。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及《新快報》的母報《羊城晚報》等體制內媒體，都以各種方式向同行陳永洲的命運表達關注和聲援。 多家海外報紙頭條刊登新快報頭版版樣， 《經濟學人》雜誌的標題是 ：中國媒體終於反抗了！ 然而，在10月26日中央電視台的報道中，陳永洲面對鏡頭不僅供認了自己收錢的事實，還描述了自己如何受人指使，根據他人提供的現成材料，在未經核實、也未對中聯重科進行調查採訪的情況下，按照自己的分析和主觀臆斷，編造中聯重科存在國有資產流失、畸形營銷、銷售和財務造假等問題。 他還承認，這10多篇報道中，僅有“一篇半”是自己在他人安排採訪下完成的，其餘都是由他人提供現成文稿，自己只在此基礎上進行修改加工，有的甚至看都沒看，就在《新快報》等媒體上刊發。當訊問的警察用設問句式問陳 永洲， “所以說你保證不了這些文章的客觀性” ，這個27歲的年輕人回答道：“肯定沒辦法做到客觀” “肯定保證不了……絕對不是客觀” 。 《獨白》事件 “ 《獨白》事件”只是一場全方位輿 論戰的開端 和一臉稚氣的陳永洲相比，58歲的詹純新成熟而穩重。他總是會穿著中聯重科的工作服——藍色襯衫，藏藍色褲子和皮鞋，據說這是他常年不變的打扮，無論是參加股東大會，還是在北京大酒店會見重要客人。他就像一名共青團培養出來的幹部，說起話來語速緩慢而平穩，幾乎沒有手勢，更沒有誇張的動作。坐在椅子上，上臂夾得很緊。 但詹純新早已是聚光燈下的人物。 2011年當選中央電視台中國經濟年度人物，比同城對手三一集團的董事長梁穩根早一年。他不僅是中聯重科董事長兼CEO、黨委書記，還有著中國企業聯合會副會長、中國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國工程機械協會副會長、中共湖南省委委員——這些不附帶實權的級別性身份，以及“官二代”——一個在當今中國社會被廣泛地與權力腐敗聯繫在一起的汙名化稱謂。 “對手經常用它來指責我，導致輿論每每提到我，也是給我戴這樣一個帽子，上至高層，下至老百姓，連小飯館 里的人都在議論。 ”即使這樣憤懣的指責，詹純新的語速和語氣都聽不到情緒的變化。 在6月18日中聯重科股東大會前後，這樣一個沉默而謹慎的人坐到財新記者面前，決定說點什麼，一定不同尋常。 他說自己是被逼的。2012年11月30日，詹純新去上海寶馬展（bauma China2012，中國國際工程機械、建材機械、工程車輛及設備博覽會）會場的中聯重科展台。這是展覽的第三天，與前兩天不同的是，展會上來往的人看他的目光都有些異樣。 “我有些不知所措。 ”詹純新很快就知道了原因 ：下屬用手機給他看了一篇發表于11月29日《環球企業家》雜誌的文章《三一恨別長沙 ：梁穩根的內心獨白》 （下稱《獨白》 ） 。文章通過採訪湖南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等數位高管，細述了三一重工近年來所遭遇的間諜、綁架、行賄門、上市遭阻擊等事件，並或明或暗地指向中聯重科，包括點明中聯重科“教唆”員工上傳行賄門資料，以及詹純新如何利用“官二代”背景打壓三一重工。 詹純新扭頭就回了酒店，然後飛返長沙，帶著一股腦兒的委屈和氣憤。 “當時我的想法是中聯重科應該有個聲明。 ”當晚，中聯重科發佈了詹純新親自草擬的聲明，但只是簡單的一句“純屬顛倒黑白、無中生有、惡意中傷” 。 成為衆矢之的，那確實是一段難熬的日子。 “連自己最好的朋友都對你持懷疑態度。因為別人講多少遍了，你也沒吭聲，這就意味著你已經默認了。 ”他說， “我拍過桌子，流過眼淚，甚至認為自己價值觀出了問題。 ”但當時正值中共十八大剛閉幕，在詹純新看來，顧全大局的穩定是最重要的，他和中聯重科不得不選擇沉默——這個時候，詹純新的身份不再是一名企業家，他必須服從黨的紀律。 “有人在微博上說，你們顧全大局，你們就裝吧。 ”中聯重科副總裁孫昌軍提起往事仍然憤憤不平， “這是往傷疤上撒鹽嘛。 ”不過， “ 《獨白》事件”只是一場全方位輿論戰的開端。 今年1月8日，香港《明報》以“匿名信指中聯重科誇大盈利”為題，率先報道在香港H股上市的中聯重科財務造假；盡管中聯重科在第二天就發佈了澄清公告，但相關報道接踵而來且更為詳 細 ： 2月4日，上海的《每日經濟新聞》報道中聯重科華東地區銷售造假 ； 5月27日，廣東《新快報》又報道中聯重科華中地區銷售造假。 事後據報道，媒體獲得的舉報材料在2012年就曾送至監管部門及深交所，湖南證監局進行過調查，中聯重科的會計師事務所畢馬威亦出具了說明，但今年又被拿了出來，中聯重科在海外的合作伙伴也有收到舉報材料。 5月29日，中聯重科再發澄清公告，表示中聯重科從2012年四季度開始，持續受到競爭對手全方位的惡意攻擊， “本公司不排除近半年來持續不斷的惡意舉報活動為競爭對手所為” 。但已不能阻止事態的蔓延。 “我們華中科技大學西方經濟學博士班的老師把中聯重科造假作為教學案例，同學們都看著我，我不得不站起來澄清。春節去看望大學老師，也被問起這個問題。 ”一位中聯重科的高管說。 而與此同時，五六月間， “三一集團946億高負債運行” “三一重工被指虛增銷售收入4億”的報道也屢屢見諸報 端。三一重工方面同樣懷疑是競爭對手操縱媒體。 事實上，中聯重科方面從來沒有放棄過對“ 《獨白》事件”做出回應的打算。今年4月，中聯重科的四位獨立董事，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師事務所及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就相關事實展開調 查。在6月17日中聯重科股東大會前一天，中聯重科發佈了這份《獨立董事聲明》 ，稱2009年、2011年和2012年“間諜事件”均已在不同程度上進入司法程序，獨立董事尊重相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及法院對三起事件已查明的事實 ；綁架事件和海關稽查事件也均與中聯重科無關。不過， “考慮到政府的反應” ，中聯重科將詳細報告遞交了有關部門，對外只是披露了調查結論。 但這份自證清白的聲明，馬上遭到三一重工總裁向文波的還擊。他在微博中稱中聯重科方面的獨董調查是一場“鬧劇”： “調查了那麼久還是沒搞清楚，這些發生在三一重工身上的離奇遭遇到底與誰有關呢？哪些無關說了，哪些有關怎麼不說呢？看了總感覺搞笑，比如綁架嫌犯人都死了，根本就是無頭案，怎麼下的結論與誰有關或無關呢？”7月17日，51歲的向文波在北京金融街一家飯店的會客室接受了財新記者採訪。這個鄉音濃重的湖南人比微博上更顯機敏，語出機鋒：那些所謂三一重工針對中聯重科的間諜案“都是圈套” ，就是正常的搜集市場信息；中聯重科改製與收購國企就是利用了政府關係；三一重工之所以到全國各地去投資，就是不至於在湖南一個地方被黑……也是在這一天，中聯重科官網刊出獨董報告全文。此前一天，報告在香港交易所全文披露。 “當初獨董們在北京開會，說要調查，也請律師做了調查。 但最後事情還是在演變。 ”獨董們認為，中聯重科往後退就是懸崖， “水一直在攪渾，必須擺到台面上” 。 近來，三一重工的聲音似乎比以前少了。梁穩根從來低調，極少見媒體。 作為積極發言人的向文波則說，三一重工不屑于回應： “退貨造假有實名舉報，你可以起訴舉報人，為什麼針對我們三一重工呢？如果你覺得《獨白》文章有問題，可以起訴媒體和我們啊！” 不信任之始 2001年到2006年間，三一和中聯的負責人還能坐在一起吃飯、喝酒、 聊天 在工程機械這個基礎支柱產業里，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是兩家領導者。 三一重工的前身，是由梁穩根、唐修國、毛中吾和袁金華等四人于1989年6月籌資創立的湖南省漣源市焊接材料廠，1994年11月三一重工集團有限公司成立，正式進軍工程機械行業。2003年7月，三一集團旗下三一重工上市，如今已發展成全球最大的混凝土機械製造商，按照三一重工展示的一份國際第三方調查排名，目前已躋身全球工程機械製造商第六位。2012年，三一集團實現營業收入532億元，淨利潤58億元，三一重工是其核心資產及主要利潤來源。 中聯重科創立于1992年，由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院改製而成。後者1956年始建于北京，是中國工程機械行業技術的發源地，1969年遷至湖南。 1992年，剛就任副院長的詹純新帶領 七個人，借款50萬元創立中聯建設機械產業公司，2000年 A 股上市，2010年實現 H 股上市，是中國工程機械首家“A+H”股上市公司。20年來，中聯重科年均復合增長率超過65%，自稱是全球增長最為迅速、產品鏈最為齊備的工程機械企業，公司的兩大業務板塊混凝土機械和起重機械均位居全球前兩位。 中聯重科是一家獨立的整體上市公司，2012年收入480億元，淨利潤73億元。 兩家同城同行競爭激烈，難分伯仲。 就細分領域而言，中聯重科的工程起重機市場份額僅次于徐工機械（000425. SZ） ，三一重工增勢很猛，但還不足以和中聯重科抗衡 ；在挖掘機方面，三一重工排名第一，而中聯重科進入較晚，也不想全面鋪開；在裝載機方面，中聯重科和三一重工都不強。混凝土機械則是兩家企業激鬥之所，兩家目前占市場總和近八成。 梁穩根出生于湖南漣源縣道童村，比詹純新小一歲， 父親是篾匠。1983年，梁穩根畢業于中南冶金學院，曾在兵器工業部洪源機械廠工作，當過計劃處副處長。 1986年，梁穩根借款6萬元創建漣源焊接材料廠，主做電焊條，但後來做得不好。1992年，他帶著合作伙伴唐修國、毛中吾和袁金華來到了長沙。 前往長沙的提議，是梁穩根校友、也是後來他最親密的搭檔向文波提出的。到長沙後，梁穩根有兩個選擇，一是跟隨湖南的民營企業遠大空調做空調； 另一個就是跟隨中聯重科做輸送泵。 向文波提議做輸送泵，他的理由是和國企有競爭優勢 。 當時三一重工並沒有技術，他們就開始尋找能做這一塊的人才。挖掘人才，這也是三一重工以後得以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一重工看中了湖北建築機械廠的混凝土泵車技術。當時三一重工從湖北建機搞來圖紙，自己鑽研，開始開發輸送泵。由於缺乏技術，三一集團生產出的拖泵一度銷路不好。直至1995年，梁穩根從北京自動化研究所挖來掌握泵類產品核心技術——液壓技術的專家易小剛（現任三一重工執行總裁） ，產品質量問題得到解決。1998年，三一重工又進一步推出泵車。 “我們之間的衝突其實沒斷過，畢竟有成千上萬名業務員在搶單。 ”最早的衝突來自很小的摩擦。曾有報道稱，1999年，200多米高的深圳彭年廣場大廈封頂，使用的是中聯重科的泵車。所謂泵車，就是利用壓力將混泥土沿管道連續輸送的機械。中聯重科請了很多客戶搞現場會，但衆目睽睽之下，中聯重科的泵車鋼管突然打爆了，參觀者在現場看到的是一塌糊塗。事後很長時間才知道，有人買通了機手，往混凝土中加膨脹劑，但是沒法證實。 不過，2001年到2006年間，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的負責人還能坐在一起吃飯、喝酒、聊天。當時的長沙市委領導曾提出，兩家成立一個合資企業，但最後未能實現。向文波回憶說 ： “我們原來和政府打招呼，我們什麼條件都能接受。我們出過很多主意，包括組織零部件生產企業，大家有共同利益。 但中聯重科不願意，政府也無可奈何。 ”詹純新則認為：“這不現實，銷售怎麼去算，怎麼去分利？” 那一階段的摩擦仍然是 小範圍和輕微的。因為彼時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還處於第二梯隊。三一重工2003年上市，晚于中聯重科，但增長更快。上市當年，2003年三一重工淨利潤3.22億元，超過中聯重科的2.30億元。 根據工程機械行業上市 公司的財務數據，一直到2005年，中國工程機械的行業巨頭是徐工機械，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只是緊隨其後。2003年徐工機械的收入是三一重工的1.6倍，中聯重科的2.97 倍。此時徐工集團並未整體上市，整個徐工集團規模更大，遠超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之和。 雙雄並起 2006年，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超過內憂外患中的徐工，新科冠亞軍的直面競爭也從這一年開始升級2006年，中國機械工程行業發生了兩件大事。其一是三一重工成功阻擊徐工改製，其二是中聯重科大股東建機院改製完成，管理層成功參股。 2006年6月中旬，三一重工執行總裁向文波在自己博客上連續發表20多篇文章，質疑美國凱雷集團注資3.75 億美元獲得徐工機械85% 股份的收購，是“賤賣國有資產” “外資進入造成壟斷” “危及產業安全” ，並兩次舉牌，願以比凱雷高三分之一的價格收購徐工。 各大媒體迅速跟進， “徐工案”成為被最多人關注的大型國企改製案例，徐工改製被迫停止，公司內人心惶惶，業績一落千丈。 這一年，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的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分別達到52.10億元和5.92億元、46.57億元和4.82億元，都超過了徐工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徐工機械（25.84億元和959萬元） 。 據說彼時風暴眼中的徐工集團董事長王民，曾經抽著詹純新送給他的“芙蓉王”苦笑著說 ：“老詹不顯山不露水地就搞完了，他很幸運。 ”或許是當時徐工作為行業老大吸引了注意力，中聯重科的改製雖也歷時多年、幾經波折，最終得以順利完成。方案的操刀者包括當時要入股的弘毅投資。 2006年3月，湖南省國資委下發關於長沙建機院的改製文件，要求確保引進一家或兩家財務投資者，財務投資者所持比例合計不低於8%，管理層和員工可依法受讓省屬國有股權，持股比例不高于30%；同意建機院實施資產 重組、整體上市。 按上述精神，省國資委于當月將手中32.1% 的建機院股份掛牌轉讓，建機院的股權變為省國資 委59.7%， 合 盛 科 技18.04%，一方科技11.96%，弘毅8%，湖南省土地經營公司2.3%。2006年4月30日，弘毅出資4823.32萬元買下這8% 股份，同時又以2.74億元的價格收購了中聯重科第二大股東深圳金信安所持有的公司15.83%股份。 “我們在2005年時市場不行，體制不行，決策過程要上報，即使反應再快也不能快速拍板。經營自主權沒有。 ”詹純新說，如果當時中聯重科要死，就一定死在體制機制上。他解釋說： “我們不是 MBO，MBO 是指管理層收購，以管理層控股為特徵。在建機院的改製方案中，管理層和員工持股為30%，在整體上市和股權分置改革後，管理層和員工直接持股實際只有12.56%，因此，建機院改製不是曲線 MBO，算是管理層參股。 ”中聯重科改製成功，同時重組公司構架，組建工程起重機械、混凝土機械、高等級公路施工與維護機械和城市環衛 機械等七個事業部。這些舉措都大大改善了中聯重科經營機制，大幅提升管理和生產效率，中聯重科成功進入工程機械的第一梯隊。 此時的三一重工也正經歷一個黃金時代，迅速超越徐工，成長為工程機械行業無論是收入上還是利潤上的龍頭老大。根據上市公司財報，2005年 -2007 年，三一重工收入增長率超過250%； 淨 利潤增長率達到780%。中聯重科的收入和淨利潤雖也在快速增長，卻還不及三一重工，這三年中聯重科收入和淨利潤的增長率分別為173%和328%。 2006年之所以成為一個關鍵節點，一是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超過內憂外患中的徐工，成功晉身中國工程機械行業的頭兩位；另一方面，新科冠亞軍的直面競爭，也從這一年開始升級。 據中聯重科官網稱，2006年8月，江蘇的一台44米中聯重科泵車發生泵架斷裂。事後查明，這是一起因操作不當而引發的事故。但僅僅三天時間，中聯重科在全國範圍內2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上百家客戶均收到了泵架斷裂的短信息，不少客戶或轉投競爭對手，或要求退貨索賠。 此次“短信門”事件被認為是三一重工員工所為。中聯重科曾就此事致函三一重工方面，並訴諸湖南省政府協調，但“三一方面在20多天的時間內未給予任何解釋” 。 此後的2007年4月，在德國寶馬展上，三一重工一輛66米泵車的臂架折斷。 由於此次事故正好發生在德國，德國媒體和《歐洲時報》等華文報紙對事件進行了報道，國內媒體也熱炒了一陣。三一重工將此次事故的曝光歸結為中聯重科泄露給媒體。 像這種事故出現後被曝光的事例，之後這些年，雙方都很有幾起。雙方也都會習慣性地認為，事故曝光是對方所為，不管事故是真的產品質量問題還是操作不當，抑或是外部環境所致。 CIFA並購遭遇戰 成功收購 CIFA，讓中聯重科在與三一重工商戰中的一個關鍵性指標 開始出現變化——毛利率 這種交織著敵意的競爭，在2008年的一場收購之後白熱化。 2008年9月28日，在湖南長沙“世界之窗”主題公園一個臨時搭建的大廳里，中聯重科宣佈完成對全球第三大混凝土機械公司意大利CIFA的收購。 中聯重科收購 CIFA，拿到了高端技術。中聯重科財務負責人洪曉明說 ： “中聯重科在47米以上的長臂技術占70% 的市場份額。2012年長臂混凝土機械占板塊收入的30%，占集團收入的15%，毛利率達到48%。我們利用CIFA 的平台採購也降低了成本。攪拌車也是用 CIFA 的技術搞起來的，現在也是國內第一。2011年、2012年混凝土產品收入近400億元，利用 CIFA 技術的近300億元。 ”同時，中聯重科在與三一重工商戰中一個關鍵性指標開始出現變化，那就是毛利率。自2009年起，中聯重科的毛利率穩步提升，2012年小幅超過三一重工，2013年更是超過1個百分點。毛利率的反超，對於兩者競爭格局的影響是極為關鍵的。 事實上，梁穩根也想收購 CIFA，三一重工還去意大利做了推介，第一輪報價比中聯重科高得多。向文波把最後收購落敗的原因歸結為“中聯重科是國企，政府幫他” 。 中聯重科講述的是另一個故事。該公司一位投資顧問稱，中聯的並購律師很厲害，認為應該趕快拿“路條” 。中聯重科和 CIFA 在長沙第三次見面時，已經拿到了路條。所謂路條，即是發改委的批文，有路條才有收購資格。 “三一報價6.5億歐元，他們請的是雷曼，我們4.2億歐元，請的是高盛。但是我們懂海外收購的規則，去發改委把小路條拿下了，按說他們就沒有競購資 格了。 ”這位投資顧問說， “當時湖南省想讓我們兩家一起去收購，這實際是不可能的，但還得談。三一說是把51% 控股權給他們，三一給中聯重科1億元的補償。我說，你們有何籌碼？在國內都沒有成功的收購經驗，怎麼做？我們還 有小路條。這個只能是一家收購，其他跟進，我們70%，你們30%，四六開都沒的談。 ”弘毅投資一位人士也對財新記者透露 ： “當時也有擔心，如果三一報高價怎麼辦？但實際上三一盡職調查都沒做。所以我們堅決不報高價，最後把估值定在了4.68億歐元。 ”針對這起收購，2010年11月2日，在2010中國工程機械代理商年會上探討“企業海外並購戰略”話題時，向文波以某企業並購意大利CIFA公司為例，爆料“原本只需要20億元的成本，最後花費了50億元” 。 向文波此話一出，立即引起中聯重科方面的強烈不滿。當日下午的一個分會場上，中聯重科副總裁郭學紅以“我對向文波總裁的說法不認同”直接駁斥了三一重工，他強調中聯重科作為上市公司，所有數字均有據可查。 郭學紅還在會議現場曝出一段並購內幕： “三一曾為了並購資格問題反複與中聯重科溝通，中聯重科不同意，三一明確表示願出1億元向中聯重科購買 並購資格。 ”會議結束後，關於兩大巨頭的論戰 迅速見諸報端。 向文波事後將該事件的報道打印後並寫下道歉信寄給詹純新。向文波在信中稱 ： “我在公開場合所講可能不妥，但並無惡意。 ”並表示， “以後若有什麼事情，雙方共同協商，若協商不成，再公開宣戰。 ”向文波的信由三一重工宣傳部部長施奕青到中聯重科當面送交，卻被中聯重科方面公開了出來。這使雙方的和解再蒙陰影。 中聯重科的不安 ：第一次 “間諜門” “間諜門”案發後，有湖南省領導出面調停，請梁穩根、詹純新等人 喝了一頓“苦酒” 早在2010年公開齟齬之前，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的非正常暗鬥已經升級。 2009年，兩家公司發生第一次“間諜門”事件。湖南省長沙市岳麓區人民法院的一份刑事判決書顯示： 2009年1月，三一重工商務部員工文成為搜集中聯重科的營銷資料，化名為慧聰網的“楊濤” ，打電話給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分公司營銷管理員張俊，自稱為客戶提供商業情報、咨詢和行業研究分析報告。 之後兩人見面時，文成提出要張俊提供中聯重科混凝土分公司的營銷信息，並承諾付給張俊每月5000元的好處費。2009年3月至7月，張俊利用系統管理員的權利，登錄中聯重科台賬系統，獲取混凝土公司的發貨明細表等商業信息，打印成紙質文件帶出公司，再用手機拍照形成圖片文件後上傳至郵箱，文成通過該郵箱獲取張俊提供的營銷信息。期間，張俊通過光大銀行賬號，從2009年3月至7月，收受賄賂2.5萬元。 張俊是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分公司管理合同的人員，所有的營銷合同都需要經過他。中聯重科發現公司的銷售人員和客戶談合同時，剛開始談得非常好，但只要合同往總部一送，三一重工的銷售人員立刻就低價與客戶達成協議。這種情況持續很長時間，引起了中聯重科注意，最後是抓了個現行，張俊在給三一重工發郵件時被當場取證。中聯重科于2009年7月報案。同年8月文成和張俊先後被刑事拘留。 案發後，湖南省政府分管領導曾出面調停解決問題，將三一重工梁穩根和向文波以及中聯重科的詹純新和孫昌軍招到省委一個會議室開會，晚上又請詹、孫、梁、向四人一起吃飯，就這樣喝了一頓苦酒。 飯後，詹純新開車去了湘江邊上，點上一支雪茄，坐了兩個多小時。他回憶說 ： “這兩個多小時，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為什麼做點事這麼難。 ”最後在政府高層的協調下，文成被釋放，只有中聯重科的員工張俊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緩期兩年執行。 但在向文波看來，這個“間諜門”就是一個陷阱。 “我們當時在省委辦公室看到一份材料，上面寫著文成就是中聯重科的集體戶口。 ”他還表示，就算文成是三一重工的員工， “這也就是交換市場信息，怎麼說成是間諜行為？”中聯重科的獨董調查報告對“戶口說”不予承認，並稱文成從未與中聯重科建立過勞動關係。 三一重工的不安 ： “綁架門” 與“行賄門” “行賄門”讓三一2011年 H 股上市失敗，中聯則在該年第四季度實現 反超 2009年的“間諜門”雖然調停解決，但隨後發生的“綁架門” ，又讓三一重工開始感覺不安。 這起案件非常蹊蹺。根據財新記者獲得的法庭資料，2010年6月，馮文韜、孫飛通過招聘廣告應聘到一家“調查公司” ，公司負責人為熊糾。此後熊糾率二人曾多次跟蹤一輛路虎越野車。當年7月2日8時許，熊糾與馮文韜、孫飛著警察制服攔截該車，準備強制打開車門。 由於車門均反鎖，三人未能得逞。後路虎車司機加油迅速駛離現場，車中險些遭劫的正是梁穩根的獨子梁在中。三一重工為此報案，直指中聯重科綁架。 此後，熊糾又帶領馮文韜、孫飛，于8月11日綁架了另一輛路虎車的車主。 馮文韜終於意識到事態嚴重、涉嫌犯罪，趁熊糾外出之際報警。熊糾被追捕後，8月13日在長沙縣星沙鎮華天樂活小區跳樓身亡。 從法院判決書看， “綁架門”確實與中聯重科無關，甚至主犯熊糾都不一定知道他要綁架的是誰，兩次綁架對象的共性都是開路虎車。在中聯重科看來，《獨白》中三一重工將綁架梁在中的矛頭指向中聯重科，等於說他們是黑社會；向文波則至今對此事有質疑： “為何主犯會跳樓自殺？綁架罪並不至死。 ”“綁架門”讓梁穩根的家人安全遭到威脅，但對三一重工來說，公司遭受的最凶猛也最傷元氣的一次攻擊，是2011年H股上市失利，其原因即是“因為中聯重科炮製的行賄門” 。 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同于2009年啓動 H 股上市。2010年，中聯重科 A 股增發和香港上市成功，先後募集55億元人民幣和150億港元。三一重工最初 H 股上市未獲批，于2011年再次準備按計劃于當年4月20日在港交所發行約15.4 億股H股，募資300億港元。 但就在上市前一天，網上出現了有關三一重工行賄客戶的文件，題為“重大爆料 ：三一重工行賄證據” 。 “這次阻擊讓三一重工 H 股上市融資計劃告吹，並將中字頭企業領導一網打盡。 ”向文波說。 鑒於此事重大，三一重工于4月20 日向長沙縣公安局報案。4月28日，長沙縣公安局出具了一份《關於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是否涉嫌“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犯罪的情況說明》 （下稱《說明》 ） 。 《說明》稱，經調查，認為現有證據不能證明三一重工涉嫌“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的行為。 但行賄門事件涉及人員之廣、影響之大史無前例，亦引起中央高度重視，溫家寶總理曾親自批示要求徹查。 此次調查以湖南省政府出函而宣告結束。2011年7月15日，湖南省政府向中國證監會、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港交所出具《關於網帖舉報 三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行賄調查情況的函》 （湘政函[2011]181號、185號） ，稱“三一重工不存在匿名舉報材料所述的‘對公司、企業人員行賄’的違法事實” 。 “行賄門”在湖南引起滔天波浪，很多人懷疑此事為中聯重科暗中操作。 事發後的5月11日，中聯重科向長沙市公安局呈交報告，要求公佈調查結果。 不久，中共長沙市委主要領導將公安機關調查進展告訴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說此次“行賄門”爆料，可能是中聯重科的三個員工所為。詹純新回憶說，自己聽到消息後非常驚訝，迅速指示公司督察部門進行內部調查，並指出： “公司員工只允許管好自己的事，絕不允許去幹與公司無關的事情，你們認真查！”5月28日，湖南省紀委將受懷疑的中聯重科員工帶走談話，近月余後方通知中聯重科接人。 “那一段時間詹純新情緒低落，我和（弘毅投資總經理）趙令歡經常去長沙陪他。 ”中聯重科的一位投資顧問稱。 雖有業內人士稱，天山水泥、中國建材都有高管因此被免職， “行賄門”最後還是成了一起沒有結果的案子。但湖南省政府出面為三一重工背書，未能改變“行賄門”給三一重工上市籌資帶 來的重挫。2010年 -2012年，三一重工投資流出現金規模高達240億元，加上香港上市失敗，公司現金流壓力巨大。 中聯重科則憑借2009年定向增發和2010年 H 股上市募集的充足資金，資產負債率回到56% 的安全水平，開始在市場上降價銷售，爭取市場份額。 2011年對兩家公司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以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兩家寡頭壟斷的混凝土機械為例，2001年 -2007 年，三一重工的混凝土機械產品國內市場佔有率接近70%，遠高于緊隨其後的中聯重科的25%；2008年收購 CIFA 之後，中聯重科混凝土機械的市場佔有率上升到35% 左右，三一重工略有下降，仍強于中聯重科。但2011年四季度，競爭格局發生改變，中聯重科的混凝土機械市場佔有率達到48%，三一重工則退至42%。 不僅一個混凝土機械，2011年四季度，中聯重科營收和盈利為131.5億元和21.8億元，反超三一重工的94.73億元和11.2億元。自此，中聯重科在銷售方式上更為激進，利用雄厚的資金砸市場，以融資租賃、分期付款等方式爭奪客戶。 與此同時，市場上則流傳著三一重工資金鏈斷裂的謠言，這令三一管理層非常不滿。 爭購“大象” 又是中聯重科先拿到了發改委的收購路條。湖南省高層協調下，中聯讓出路條，玉成三一收購大象國內戰場摩擦不斷，海外市場上，雙方再一次狹路相逢。 2011年12月，市場上傳出歐洲第一的德國工程機械製造巨頭普茨邁斯特公司（俗稱大象）將要出售的消息，梁穩根“從椅子上跳了下來” 。他的目標就是早日成為世界第一，於是直接奔赴德國展開秘密談判。 2012年1月31日，三一重工發佈公告稱，旗下子公司三一德國有限公司（下稱三一德國）將聯合中信產業投資基金（香港）顧問有限公司 （下稱中信基金） ，共計出資3.6億歐元收購德國普茨邁斯特100% 股權，其中三一德國收購90%，出資3.24億歐元。 但是，這次又是中聯重科先拿到了國家發改委的收購路條。 根據向文波的說法，大象 CEO 先是于2011年12月20日見了三一重工方面代表，次日才會見了中聯重科高管。向文波向財新記者強調這個順序： “大象方面一共見了五家企業，為什麼就只有中聯重科去拿到了路條，我們都沒有？ 這是個問題。 ”而據中聯重科官網的聲明，2011年12月21日大象 CEO 與詹純新在香港見面，詹純新當即表達了收購的意向，同時向普茨邁斯特及其顧問機構簡單介紹了中國企業海外並購的法定程序，告知對方收購需要得到發改委批准。12月22 日上午，中聯重科正式行文給湖南省發改委，申報該並購項目。12月30日，中聯重科獲得了國家發改委的“路條” 。 但與大象達成收購協議的是最積極與大象接洽的三一重工。為此，湖南省高層協調中聯重科把路條讓出來。據當時參與的一位中聯重科高管回憶 ： “省里有關部門說上次是你們並購意大利CIFA 公司，這次也該輪到三一了。省里的態度，我們不能不聽。 ”成功收購大象後，2012年，三一重工的海外營業收入由2011年34.25億元飆升至87.40億元，同比增長155%，海外業務占營業收入比重超過19%。與一般海外收購後標的遲遲不能盈利相比，大象在並購當年，即取得了較大增速的盈利。 三一重工董秘肖友良介紹，87.40 億元是三一重工對大象首次財務並表後的營收數據。 “2012年，大象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0%，利潤大幅增長。 ” 憤怒的搬遷 三一不相信中聯對“海關門”事件的解釋，員工被抓更讓他們憤怒2012年，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之間的非正常競爭再掀高潮。三一重工如願以償收購大象，但緊接著發生的“海關門” ，讓三一重工覺得自己遭到了報復 ；而讓中聯重科方面感到憤怒的是，自己“為顧全大局一再忍讓” ，三一重工方面卻“變本加厲” ，繼續使用違法手段刺探中聯重科商業情報， “不惜動用黑客和不諳世事的大學畢業生” 。 《獨白》一文中寫道 ： “2012年3月6日，梁穩根之子梁在中的助理曾接到星沙國際郵局的通知，要其前去領取梁在中的國際包裹。其助理在國際郵局領取郵包時被誤認為是梁在中本人，早已布控在場的三名自稱是長沙海關緝私局的工作人員，以包裹有問題為由將其帶回海關，並進行長達六個半小時的審訊，指控其有走私行為。這一執法過程疑點頗多——在海關執法過程中，審訊室旁邊甚至已提前安排大量媒體記者，對逮捕過程全程拍照。 ”向文波對此事提出質疑。當時梁在中和親戚去日本，買了兩塊情侶表，把空表盒郵寄回國。郵局通知梁在中去領包裹，海關以為他的助理是梁在中本人，將其扣押。該助理趁上廁所的時候給梁在中電話，讓他快跑。梁在中和母親開 車直奔武漢，才得以脫身。 “當時海關只是有嫌疑，沒贓物，為何要去抓人呢？”向文波說， “我當時在北京開‘兩會’ ，市委書記說不知道，省長給海關電話才擺平。我無法肯定與中聯重科有關，不過我們在海關從來不偷漏稅。 ”顯然，三一重工還是懷疑中聯重科做了手腳。 中聯重科的獨董報告則稱，他們走訪海關獲知，梁在中因涉嫌走私被調查，“是海關依據其法定職權獨立做出的執法行為，與其他企業、部門、人員無關” 。 詹純新以及中聯重科高管則表示，直到三一重工自己在《環球企業家》上披露，他們才知道有此事。 五個月後，中聯重科再度發現大量商業秘密被竊。 經內查發現，有人登錄中聯重科設在漢壽縣的售後服務管理系統服務器。 入侵者所用的賬號，曾為中聯重科一名離職員工使用。其登錄權限本已停用，但之後該賬號反而獲取了中聯重科售後服務管理系統的最高使用權限，查詢售後服務管理系統中已售設備檔案數萬次。中聯重科于2012年10月13日向案發地漢壽縣公安機關報案。 漢壽縣公安機關偵查得知，自2012 年4月至11月，為掌握中聯重科的客戶信息，三一重工員工黃鏡明找到其在湖南農業大學時的同學、剛從中聯重科離職的甘翰宇，從甘翰宇處得知中聯重科售後服務系統有關信息。黃鏡明隨之潛入郴州、廣州、長沙等地，登錄系統獲取信息。 2012年11月4日，黃鏡明與甘翰宇在一家網吧再次登錄中聯重科安放在漢壽工業園的售後服務系統服務器時，被跟蹤多日的漢壽警方當場抓獲。2012年11月6日，黃鏡明因涉嫌“非法獲取計算機信息系統數據罪”被漢壽縣警方刑事拘留。 據黃鏡明交代，當年7月，三一重工經營計劃總部市場部副部長劉兵要求黃鏡明想辦法提供中聯重科在全國的設備及客戶信息，黃鏡明通過登錄中聯重科的售後服務管理系統，將竊取到的客戶資料和設備信息交給劉兵，獲得18.3 萬元獎勵。2012年11月9日，劉兵因涉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被漢壽縣公安機關刑事拘留。 但向文波對此次漢壽警方越境抓人極度不滿。 “我們瞭解的情況是，當時 政府高層並不知道漢壽警方要來三一重工抓人，他們是趁省里領導在北京開十八大之際去抓的人。 ”他甚至懷疑是中聯重科員工誘使三一重工員工登錄， “否則為何要給登錄賬號，為何能發現是漢壽服務器？為什麼能抓現行？”三一重工不得不再次找到湖南省政府高層人士要求放人。已經完成偵查階段的漢壽警方，于11月12日晚釋放了黃鏡明與劉兵。 三一重工方面不相信中聯重科對“海關門”事件的解釋，員工被抓更讓他們憤怒。 “在我們看來，在湖南長期無法處於公平競爭的環境下，三一重工只有搬遷。 ”向文波說。 向文波稱，三一重工也曾試圖通過法律來解決爭端，但發現根本行不通。 他介紹說，此前中聯重科曾指責三一重工從湖南農業大學等本地高校的機械工程、企業管理、市場營銷等專業應屆畢業生中物色情報人員，經培訓後，指使他們潛伏到中聯重科內部，要這些涉世不深的大學畢業生竊取中聯重科及同行業的商業秘密。三一重工委托金杜律師事務所就此以中聯重科涉嫌誹謗報案。 “但公安機關不給立案，理由是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是省委委員，立案需要省里同意。 ”“在這種司法不公正的情況下，三一重工想到的辦法就是搬遷，遠離是非之地。 ”向文波說。 2012年11月23日，也就是涉嫌竊取中聯重科情報的三一重工員工黃鏡明被釋放後不久，梁穩根在公司早餐會上宣佈將公司職能總部遷離長沙。 “我們的搬遷其實早在兩年前就和省委省政府溝通過，我們已經忍了兩年，等到十八大之後才搬遷。 ”向文波表示。 2012年11月30日，三一重工發佈公告：此次搬遷只涉及總部少數部門和人員，泵送事業部、汽車起重機、路面機械以及在湘所有工廠和項目均不在搬遷之列，公司在湖南的產值、稅收和就業基本不受影響。 向文波也表示，目前只是三一重工總部搬到北京，三一集團仍在長沙， “由於三一重工各個事業部仍在長沙，所以稅收對湖南影響不大。 ”三一重工的產業布局一直是投資地區多元化。除了湖南，三一集團在北京、昆山、上海、沈陽都建有生產基地。近年來，通過持續投資，北京基地的規模已僅次于長沙 ：三一集團的新總部回龍觀三一產業園早在十年前即開建 ； 2010 年底，投資12億美元興建的三一北京南口產業園正式投入使用； 2011年下半年，其再投資80億元擴建產業園，總建設規模約63萬平方米。 向文波說： “投資地區多元化也是為了企業的安全，讓全國各地都認識到三一重工是怎樣的企業，不至於在一個地方被黑。 ” 政府的角色 湖南省、市政府對三一和中聯的扶持都不遺餘力，並以息事寧人調停兩者矛盾，結果往往相反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兩家企業同時在長沙起家，使長沙形成以工程機械為核心的產業集群，成為中國製造業重鎮。兩家企業的纏鬥格局中，省市兩級政府的角色也十分特殊。 三一重工對中聯重科的最大不滿，是中聯重科在湖南借助當地的政府關係打壓三一重工。根據《獨白》一文的報道： “私有化之前，兩家的競爭還比較理性，參與改製後，個別主要領導的子女成為中聯重科的利益合伙人之後，競爭關係就變得非常複雜。對三一的打擊都動輒利用公檢法等國家公器來進行。 三一沒法在這裡立足。 ”向文波補充說，中聯重科改製，是當時的省委書記楊正午批准的，而楊正午的女婿孫昌軍恰在改製前去了中聯重科，後來擔任副總裁的要職。 中聯重科一方則辯稱： “當時改製是十幾個部門開會後確定的。建機院確實享受了免稅，但是改製時將稅收減免、甚至銀行存款利息都計入國資了。我們知道這個事情多少年後都會上手術台解剖，所以要合法合規。 ”孫昌軍也針對 向文波的質疑回應說，自己是按正常程序，自己花錢購買的公司股份。 楊正午在湖南官場的時間較長，做省級官員的時間長達20年，1995年2月至1998年10月擔任湖南省省長，之後直至2005年12月，又擔任了七年的湖南省委書記。 “我岳父曾經擔任過省委書記 不假，但是他在位期間也很支持三一。 ”孫昌軍說。對於這一點，向文波亦認可。 應該說，當地政府對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的扶持都可稱不遺餘力。不論是三一重工，還是中聯重科，只要在發展中遇到問題需要政府解決，湖南省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都是親自過問、親自督辦，一路綠燈。 這種過問，其一表現在對企業發展的各種融資、土地、政策和政治資源的政策支持。無論是中聯重科改製還是收購，都得到了湖南省政府的支持與力推。 對三一重工的支持也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其上市之前就已經獲得工業用地2萬余畝。1998年7月1日至2000年6月30日，經湖南省、長沙市、長沙縣三級地方稅務局批准，三一重工還享受免征企業所得稅兩年。 在中聯重科看來，國企作為“親兒子” ，反而在湖南的境遇不如三一重工。 “因為政府知道三一重工有可能走，但中聯重科不會走，所以給予三一重工的好處更多。 ”知情人士透露， “三一在湖南獲得的土地是每畝1萬元甚至零地價（政府返還後） ，中聯重科是每畝10 萬元，三一獲得的政府補償比中聯重科多很多，而且中聯重科的土地是1萬畝，三一有三四萬畝。 ”另外，根據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財報，2011年和2012年，三一重工分別獲 得政府補助9.37億元和5.77億元，中聯重科分別是8697萬元和2.12億元。有媒體稱，2011年籌備中共十八大時，梁穩根是候補中央委員的考察目標之一。 當兩家企業之間產生摩擦矛盾，政府亦一直希望從中調停，息事寧人。 2011年令三一重工赴港上市失敗的“行賄門”發生後，湖南省曾于當年的8月30日，特意在接待國家領導人的省委招待所九所中心會議室舉辦“攜手共進，實現湖南工程機械產業新跨越”座談會，中聯重科、三一重工等31家企業共同簽署《湖南省工程機械行業公約》 （下稱《公約》 ） ，時任湖南省省長徐守盛以及常務副省長陳肇雄都出席了簽約儀式。 這個座談會實際上就是為中聯重科和三一重工而開，梁穩根與詹純新罕見地相鄰而坐，簽字後，兩人也握手言和。 《公約》要求，不得指使、授意、慫恿、暗示第三方機構、個人惡意攻擊競爭對手；不得以排擠競爭對手為目的傾銷產品 ；不得與招標方合謀或與其他投標方串通投標，排擠競爭對手；不得搞商業賄賂；公約成員應嚴格遵守公約條款，維護湖南工程機械行業的整體利益和形象。 但《公約》並沒有停止雙方惡性競爭的步伐。之後2012年3月三一重工遭遇的“海關門”和11月中聯重科遭遇的漢壽“間諜門” ，湖南省高層領導都不得不再度介入。 “我們並不是打口水仗，而是要走法律程序，但案子總是走到一半就終止了。 ”這讓法律出身的中聯重科副總裁孫昌軍頗感無奈。 盡管三一重工將註冊地遷往北京，但湖南當地政府對三一重工仍持支持態度。2013年1月27日湖南省“兩會”上省長徐守盛在作政府工作報告時突然脫稿提到 ： “千方百計扶持以三一重工為帶頭的股份制經濟的發展。 ”“政府當然希望這兩家湖南省的代表企業都獲得持續發展，但當我們兩家發生矛盾，他們覺得手心手背都是肉簡單地抹平、調和，結果卻往往相反。 孫昌軍說。 在與中聯重科的摩擦中，三一重工也想通過法律途徑解決。但向文波認為 這是一條很難走通的路。 “三一的人搞情報就要抓人，他們的人就沒事。我們遇到事情了，要報案，但底下的人都不願意給我們立案。 ” 身份的戰爭 草根創業者與國企“官二代” ，梁詹二人對每個矛盾焦點都有不同的 解讀 如果雙方對每個問題都有不同的解釋不信任已經到了極點，或許意味著彼此在思維方式上存在著根本的分歧。 三一董事長梁穩根草根出身，靠著挖人、用人、市場打拼而取得成功，有著衝擊世界第一的雄心壯志，2011年一躍成為中國“首富” 。向文波提起梁穩根，特別喜歡強調他的父親是個鄉間篾匠，媒體則常提起他善待人才。 詹純新也承認，梁穩根事業心強三一重工文化有獨特的地方，執行力很強，但不受約束。 “如果說作為私營企業的三一是一個企業王國，梁穩根就是三一的國王。 ”湖南當地一位對兩家公司都很熟悉的人士對比說， “而中聯重科盡管國資占比不到17%，組織部門每年都還要對詹純新進行考核與述職，大家都得給他打分評議。 ”三一重工在美國起訴奧巴馬一事恐怕最典型地說明瞭兩公司的價值差異。這場爭端始于美國馬尼托瓦克起重機公司對三一重工的知識產權起訴，在中聯重科看來是不懂國際規則，是丟人，對競爭沒有正確認識 ；三一重工則認為 是觸及了對方的利益，是驕傲，是為中國企業爭光。 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出身官員家庭，盡管有從體制內科研院所下海創業的勇氣和魄力，卻對正統有著天生的歸屬感。 “文革”前，詹純新的父親詹順初曾擔任漢壽縣委書記， “文革”中被打倒，直到1970年任西洞庭農場黨委書記，15歲的詹純新也到西洞庭下鄉。詹順初1972年後任常德地委副書記，1976 年詹純新成為最後一屆工農兵大學生，就讀于西北工業大學航空發動機系，畢業後曾留校任教，後來回到長沙，經考評進入建設部長沙建設機械研究所。此間，其父詹順初從1988年到1998年在湖南省當過十年高級人民法院院長。詹純新的岳父，是原湖南省第二書記萬達。 詹純新認為，自己的成長從未仰仗父蔭。他在研究所從助理工程師做起，一直幹到教授級高工。他的說法是： “這是我自己追求的一條路，有著強烈的科研報國願望。我當副院長之前還在專心搞科研，並沒有當領導的想法。建設部人事司找我三次談話，說你是黨員，你要服從安排，這才當了副院長。 ”詹純新也承認 ： “我受正統教育太多，在大學當老師時當指導員，管200 多學生，到研究院當團委書記，就覺得要嚴格要求和約束自己。 ”當了副院長之後，他發現院里很窮，天天跑到北京找課題要經費。 “我和院長講回去得辦公司，否則會垮掉。 ”詹純新回憶說，“公司成立的時候有雄心壯志，我說今天這個公司是研究院的，將來研究院是這個公司的。科研院所一定要走出一條路來。當時我們有種使命感，就是要用這家市場化的公司搞活體制內的建機院，所以公司也註冊成全民的。 ”嚴於律己，清高自傲，恪守黨性原則，敬畏領導，詹純新被組織上認為是可靠的好幹部，但是被三一重工視為黑白兩道通吃的“官二代” ，發家靠的是“拼爹” ，打壓競爭對手靠的是司法公權。 雙方針尖對麥芒的委屈與惱怒，由此可以想見。 草根創業者與國企“官二代” ，就像草莽英雄遇到貴族，天生存在語境的差異，傲慢與偏見難以避免。不同的起家背景、發展路徑、思維方式、做事方法、企業文化，導致他們在許多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甚至可以說對每個矛盾焦點都有不同的解讀。 這其中不乏誤解，但沒有得到澄清；本來應該通過法律手段解決，卻在政府調停中暫時壓制；于商戰之外，更有複雜的政治與社會問題夾雜其中。盡管中聯重科一再強調自己每次都希望走法律途徑，但三一重工對自己能否獲得公平的執法對待並不信任，他們堅信詹純新、孫昌軍等中聯重科高管背後的父母即使離任，在公檢法乃至整個湖南的官場都有餘威與人脈，湖南盤根錯節的政治生態環境、複雜交錯的人脈關係，給中聯重科帶來了種種好處。 “官二代”的一大特點就是官商勾結、權貴資本，而詹純新的個人背景及中聯重科的國企背景相合——持有這種觀點的不只三一重工， 《獨白》對中聯重科高管“官二代”背景及三一重工所受“不公平待遇”之間或明或暗的歸因，在網絡上很容易獲得共鳴。 對於“官二代”的說法，已經退休的長沙建機院老院長陳潤余表示 ： “大家只看到了中聯重科一些高管的家庭背景，而忽略了他們在工作上的嘔心瀝血、兢兢業業，這種簡單粗暴的表述，對這 些辛苦的創業者來說是不公平的。 ”事實上，兩家企業的高管都十分敬業。三一重工高管堅持每天早晨7點30 分即開晨會，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亦常常工作到深夜；兩家企業在經營上也都很成功，2012年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的淨利分別是73億元和58億元；兩家企業都通過海外收購提升技術、走向國際市場。但企業形象被彼此妖魔化，上至公司高層，下至銷售人員，充斥著這種對立情緒。哪個員工又被對方打了，在公司內會迅速傳播。至少在這兩家企業數萬名員工之間，矛盾與隔閡在日積月累中不斷加深，甚至已經習慣性地認為 凡壞事都是對手所為。 此外，媒體也紛紛站隊，在廣告投放後成為某一方的代言人。中聯重科董事長助理高輝在微博上大罵《新快報》記者為“打手、輿霸” ；三一重工宣傳部部長施奕青也向財新記者控訴 ： “有的記者打電話過來核實情況，我否認後馬上就掛了，我就知道第二天要有負面報道了。 ”更可怖的是近幾年來，雙方暴力衝突每年都有幾起。一位中聯重科的員工向財新記者曆數了過往衝突 ： 2009年9月初，三一重工員工廖丹、伍建明等人在攀枝花威脅、跟蹤、劫持、毆打、體罰中聯重科銷售員吳江華，受到當地客戶的制止與譴責； 2010年5月，三一重工廖丹、伍建明又在攀枝花毆打中聯重科員工金雄標，被110斥退 ； 2010年12 月，三一重工甘凱混在內蒙古客人中進入中聯重科麓穀園探秘，毆打中聯重科勸其迴避的講解員劉芳、熊麗麗，被治安拘留 ； 2011年1月，三一重工陳可斌在武漢跟蹤、毆打中聯重科喬保強，被治安拘留。但向文波的說法是，每次只要三一重工稍有新動作，對方都會抓住不放，每次中聯重科都報案，動用警方抓人，再把不利於三一重工的消息放出去，然後再放人，但惡劣的影響已經形成了。 從間諜門、行賄門、綁架門、海關門、收購路條之爭到IPO 阻擊，以及利用輿論戰相互打壓，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的“中國式競爭”故事中，充斥著正常的商業競爭中所不應有的元素：一是超越商業倫理，利用媒體詆毀，利用間諜等手段刺探對方商業秘密 ；二是政府之手的干預，無論是出于善意的調停，抑或是大局的考慮，事實證明政府的利益並不能與企業的長遠利益保持一致，政府越位取代法律，不僅難以解決問題，反而在激化矛盾 ；三是官商關係、公權濫用等社會問題及公衆情緒，讓是非變得更為複雜化，任何一方都感到深層的不安； 四是雙方你來我往之下，每個人都可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只能“以暴制暴” ，最後兩敗俱傷。 這是當今企業家們或多或少都會面臨的問題，蒙牛和伊利、加多寶和王老吉，都曾經或正在打得死去活來，只不過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這兩家湖南企業的同城競爭將其推向極致。 同樣是三一重工和中聯重科重要競爭對手的徐工董事長王民，據說在聽到“間諜門”之後開玩笑說，以後徐工可不敢再招聘湖南的大學生了。 對於兩家的爭鬥，中聯重科和三一重工都向財新記者表達出了疲倦之感，想以和為貴，但並無很好的解決辦法。 三一重工搬遷，其實也只是將註冊地從湖南改到北京，梁穩根、向文波等高層還主要在長沙辦公，三一重工與中聯重科在市場上的戰爭仍在繼續。 財新記者將“如何才能改變中聯重科與三一重工之間這種不正常競爭”的問題提給兩家公司的領導者。 詹純新的回答有板有眼 ： “解決的關鍵還是按照法律，只有堅定地執行法律，才能形成自我約束。我相信只要依法，知道說話是要負責任的，至少環境會大為改善；二是主業之外的轉變，減少競爭的重疊度 ；三是文化、理念的堅守才能讓企業走得更遠。 ”向文波則直截了當： “等三一重工比中聯重科大很多的時候，就不存在現 在這種競爭局面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