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制時代的公募基金實現了大發展,截至目前產品數量接近4000只,投資範圍涵蓋權益、固定收益、境外市場、量化、大宗商品、黃金等各領域。
“如今基金產品種類足夠豐富,幾乎在任何一種市場環境中,都有相應產品或者組合能借以順時而為。”近日,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好買財富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好買財富”)董事長楊文斌如此指出。
作為國內最早一批成立的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的掌舵人。楊文斌向記者分析了最近10年基金投資的業態變化。他稱,基金投資在經歷排行榜時代、主題投資以及組合投資的三波熱潮後,正在步入人工智能時代。楊文斌所說的人工智能,運用於基金投資則是智能投顧模式。據 AT Kearney 預測,全球智能投顧行業的資產管理規模將從2016年的3000億美元增長2020年的到2.2萬億美元,未來五年的市場複合增長率將達到 68%。
“第三方”十年耕耘
自2014年註冊制政策實施以來,公募基金行業出現大擴容。截至目前,基金公司數量突破100家,基金產品數量逼近4000只。
作為國內最早一批基金從業人員,楊文斌見證了這個行業的青澀歲月。上世紀90年代,他加入華安基金,參與設計和推出了中國第一只開放式基金華安創新,隨後輾轉上投摩根、匯豐晉信,並擔任重要崗位。2007年,楊文斌卸任匯豐晉信副總經理職務,發起成立好買財富,專註為投資者提供專業理財服務。
2017年是楊文斌掌舵好買財富的第十個年頭。十年間,好買通過兩款手機理財APP“儲蓄罐”與“掌上基金”、 好買基金網以及全國各地的理財中心,為超過1000萬的投資人提供一站式的資產配置與購買理財產品的解決方案,產品覆蓋超過5000個各類公募基金、陽光私募對沖基金、PE基金、海外基金以及新方程FOF母基金等各類理財工具。
憑借這幫老公募人的專業與努力,好買獲得了外界認可。2012年,好買獲得證監會頒發的第一批獨立基金銷售牌照,同年引入了聯想旗下君聯資本的A輪戰略投資,隨後騰訊產業投資基金參與了B、C兩輪融資,截至目前騰訊產業基金持有好買的股份數近8900萬股,持股比例高達25.69%,成為第一大股東。2015年,好買財富成為首家在新三板成功掛牌的獨立財富管理公司。
如今,好買財富成為了業內的實力第三方研究和銷售平臺,交易用戶數量突破了250萬。在接受采訪時,楊文斌從自身經歷闡述了這些年基金投資模式的變化。
楊文斌稱,這幾年中,基金投資(或銷售)發生了四種業態的更叠。早期的業態是排行榜模式。彼時,基金投資者會參考排行榜去認購基金,比如晨星、銀河的五星、四星是投資者的重要參照,那些排名、評級靠前的基金通常成為行業中被踴躍認購的品種。
第二個階段是主題和行業基金興起過程。隨著基金產品線的豐富以及投資者專業度的提高,一些市場敏感度較高的人群逐漸意識到基金排名、評星再高也只是代表過去,未來的走勢充滿變數。相反,隨著行業輪動、結構性機會的不斷出現,很多主題、行業基金接連站上風口。比如過去幾年,軍工基金、國企改革等均迎來了幾波快速上漲的行情。
第三個階段,一些專業度較高的基民習慣於構建組合投資。作為國內相對領先的第三方財富管理公司,好買上線了為投資者構建組合投資的工具型產品——掌上基金APP平臺,依據投資者的風險評測情況,推薦基金組合形態,滿足激進、穩健、保守等各種人群的投資需求。
第四階段,就是智能投顧時代。智能投顧也稱機器人投顧,這一概念2012年起源於美國,是一種在線財富管理服務。根據現代資產組合理論,結合個人投資者的風險偏好和理財工具,利用互聯網大數據工具為客戶提供資產管理和在線投資建議服務。
智能投顧進行時
順應時代的發展,好買財富在去年推出的旗下首款智能投顧產品——機器人管家。
華安證券研究員汪雙秀認為,智能投顧是人工智能與專業投顧結合的產物。不同於傳統投顧的是,智能投顧實現了投資決策過程的智能化,提供服務的成本大幅降低,因此智能投顧收取的費用較少,咨詢費率較低。低廉的費用使得智能投顧極大地拓寬了客戶群,將面對極少數客戶的精英化服務擴展到面對長尾客戶的普惠式服務,滿足了普通客戶對投資顧問服務的需求。
對於好買為何開國內第三方之先河,率先發力智能投顧,楊文斌從投資理財和行業發展的角度分析這一國內新生事物的發展前景。他稱,雖然理財產品越來越多,但如何投資往往困擾著投資者。想通過自主投資獲得額外收入,但受限於自身的知識結構、信息的透明度、人性的弱點(追漲殺跌)等等因素,最終獲益甚少。歸根到底是普通投資者面對龐大的證券市場,或無從下手,或盲目投資,或無目標無紀律。
在他看來,紀律性正是機器人管家等智能投顧產品的優勢所在。當市場出現劇烈波動時,人性的貪婪與恐懼就會顯現出來,在快速上漲的過程中,投資者的情緒高漲,會持續的追漲,甚至當市場處於波峰的時候,往往追高的情緒是最濃烈的,這主要體現人性的貪婪。貪婪與恐懼同時也體現在快速下跌的過程中,由於多數資金高位進入,當市場出現下跌時,貪婪的情緒會促使投資者不能及時止損,恐懼的情緒會促使投資者瘋狂拋售自己的投資資產,也就是業內所說的追漲殺跌。
對於為何機器人管家領先於組合投資。楊文斌舉例稱,單純的組合投資是有明顯缺陷的,它沒有自動再平衡的功能。投資者買入5-10個基金構建組合之後,若是遇到行業發生深刻變化,量化市場中性基金在股指期貨階段性受限的時候,這個組合就喪失了部分對沖功能。而此時,組合投資沒辦法自動調倉。
楊文斌稱,機器人管家為投資者提供智能再平衡服務,提供智能監控與動態平衡機制,並支持五種動態平衡手段,分別為買入再平衡、賣出再平衡、波動再平衡 觀點再平衡、拉桿平衡。通過各種動態平衡之間的相互結合,能夠持續實現組合配比中成分基金的動態止盈與補倉。
據Business Insider報道,據牛津樂施會的最新報告,比爾·蓋茨的資產可能在2042年突破萬億美元,成為世界上首個萬億富翁。
樂施會的報告認為,最近十年來像蓋茨這樣超級富豪的財富正在快速增長,未來25年增長速度還將繼續提高。
根據報告顯示,2009年時世界上共有793個億萬富翁,他們的身家總和為2.4萬億美元。但到了2016年,這793位富翁的身家總和就增長到了5萬億美元,年均增長率高達11%。
報告稱,“如果這些財富增值繼續下去,我們很有可能在25年內看到世界上第一個萬億富豪。”換句話說,報告估計,如果趨勢持續,作為福布斯富豪榜榜首、擁有844億美元身家的比爾·蓋茨將成為未來的“世界萬億富翁”。
這份報告指出了一個殘酷的現實。“超級富豪可以獲得普通人無法獲得的投資回報,貧富差距被不斷拉大。”報告中寫道,“前期投入得越大,後期的收益就越高。”
2013年時,蓋茨為自己的基金會捐款280億美元,未來他可能會捐出更多資產。此外,蓋茨還與巴菲特達成共識,他們去世後將完成自己“裸捐”的承諾。不過無論怎樣,這位61歲的世界首富在86歲時都有可能成為史無前例的萬億富翁。
1999年,英國人胡潤第一次將“財富榜單”的概念帶到中國大陸。胡潤的名字從此和中國財富緊密相連,他的財富事業也和中國的富豪們一起成長。(受訪者提供/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2月9日《南方周末》)
從1999年到2008年,“胡潤百富榜”所列富豪中共有近50人因經濟問題而被查處,也因此被人戲稱“殺豬榜”。胡潤的“財富生意”在帶給他巨大榮譽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一些爭議。但在這些年上榜的幾千位富豪里,出問題的畢竟只是少數。
“向上向善”——胡潤遞過來的名片背面,赫然印著這4個大字。
我們相約在倫敦見面時,胡潤正在做一件他認為“向上向善”的事。他要在當晚為自己挑選出的機構與個人頒發“中英關系傑出貢獻獎”——胡潤自己創造出的獎項。獲獎者包括投資在英國修建欣克利角核電項目的中廣核、萬達集團、華為、奧運馬術選手華天等。
為了這場中國農歷春節前的頒獎典禮,在中國生活了二十多年的胡潤一身大紅色西服、西褲,白襯衫配黑領結,莊重又喜氣。他要主持這場自己在倫敦舉辦的“春晚”。
胡潤很忙,1小時的采訪幾次被打斷,有時是助理向他確認獎項的中英文翻譯,有時是參加典禮的大老板來和他握手寒暄、合影、互加微信。47歲的胡潤看起來比他實際年齡要小很多,他全程用中文接受采訪,偶爾有聽不明白的詞,他會前傾身體,問一句:“什麽?”
如果說財富是把“雙刃劍”,胡潤就是行走在刀鋒上的人。
1999年,英國人胡潤第一次將“財富榜單”的概念帶到中國大陸。那時雖然已是改革開放21年後,“致富光榮”的觀念已經深入人心,但這份榜單將50個中國人的名字按照他們的財富擁有量排列,還是在一個追求“共同富裕”的國家引起不小的轟動。
當年排在第一份胡潤財富榜單首位的是原國家副主席、中信集團創始人榮毅仁。這份榜單經美國《福布斯》雜誌發布,也成為世界了解中國的新窗口、解讀中國的新維度。
胡潤的名字從此和中國財富緊密相連,他的財富事業也和中國的富豪們一起成長。現在,胡潤從編制第一份財富榜時上海一家會計師事務所里的會計師,成為“胡潤百富”集團的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員。胡潤榜單也越做越多:“胡潤百富榜”“胡潤新金融百強榜”“胡潤印度富豪榜”“胡潤慈善榜”“胡潤藝術榜”等等。
筆者問:“榜單的藝術是什麽?”胡潤回答:“首先是人們對一份公正的財富榜單有需求”。
整個采訪過程中,胡潤說話十分嚴謹,特別是在涉及對中國富豪的評論上,用詞力求精確,有時還會修正筆者的某個說法,顯然這些年他面對媒體早已是“身經百戰”。胡潤很聰明,談話思路清晰,怕筆者聽不明白,常常給筆者舉例子,例如我們所在賓館的物價、例如筆者家鄉的首富。
目前,“胡潤百富”旗下擁有媒體、公關與活動、調研與顧問咨詢、金融投資四大板塊;媒體平臺擁有胡潤百富、胡潤國際名校、胡潤馬道、擎四大品牌。不知道是否會有一天,胡潤的名字會出現在他自己的財富榜上,成為中國百富之一?
“胡潤百富”集團的官方介紹中這樣寫道:擁有中國高凈值人群垂直類大數據,充分利用移動互聯網優勢為高端品牌提供調研與顧問咨詢服務的新型全媒體集團——我們更了解中國富豪!
上財富榜、出名,這件事是好是壞?在胡潤編制財富榜單的18年間,有人害怕落選,認為上榜是對自身實力的最好證明;也有人托人給胡潤帶話,不希望自己的名字上榜,人怕出名豬怕壯。
不管他們是否願意,胡潤一直在用他的方式給中國富人們戴上地產首富、慈善首富等不同的“光環”。
有媒體統計,從1999年到2008年,“胡潤百富榜”所列富豪中共有近50人因經濟問題而被查處,也因此被人戲稱“殺豬榜”。
對此,胡潤也制作了《特別富豪報告》,梳理這些出問題的富豪落馬原因。但在這些年上榜的幾千位富豪里,出問題的畢竟只是少數。
見過胡潤的人都會覺得,他是個典型的英國紳士:在盧森堡出生,父母都是英國人,父親是會計師;中學就讀於英國著名的精英私校伊頓公學,校友包括喬治·奧威爾和威廉王子這樣的名人,會說7種語言;和中國的許多頂尖富豪熟識,微信朋友圈里常常更新與世界各地企業家朋友的合影……
胡潤的“財富生意”在帶給他巨大榮譽的同時,也給他帶來了一些爭議。有人質疑他和富人走得太近,這讓他發布的財富榜單在獨立性與專業性上遭到批評;也有人說,他靠這玩“空手道”,創造性地牢牢抓住了排行榜這棵“搖錢樹”,“拼命搖出了一條從糊口到富裕的生財之路”。一些中國網民則戲稱這個憑著一份榜單闖入中國財富圈的老外為“榜爺”。
可以說,胡潤見證了過去20年里中國人的財富集聚過程,見證了一批中國富豪的產生,而中國經濟的發展也讓胡潤在造就一份份財富榜單的同時也造就了自己。
胡潤說,他覺得自己發布榜單是件很有意義的事,自己的榜單是在鼓勵“陽光財富”,鼓勵那些“超級財富創造者”們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正是在這樣的考量下,胡潤將“胡潤百富”的口號定為:“引領由富及貴的格調”。
胡潤說“富豪”這個詞已經“Out”了,因為“富二代”、富人的太太等都被囊括在這個概念中,他現在提倡使用“超級財富創造者”這個概念來取代;他不太願意將中國的富豪榜與美國的富豪榜的構成進行比較,認為各國有各國的實際情況;他認為中國的有錢人“很令人興奮”,這些人的創意對國家是件好事;他堅信,2017年最大的財富希望是新金融,新金融會產生最多的“超級財富創造者”。
筆者告別胡潤時,又有幾個來參加晚上頒獎典禮的華人圍過來要和他合影,他大方接受。其中一個合影者不久就在微信朋友圈曬出了他與胡潤的合影並寫道:“我之前一直以為胡潤是個中國人。”
未來10年,中國的民營家族企業將迎來“二代”接班高潮。
“2013年‘新財富500富人榜’對上榜富豪的年齡做了統計,發現50歲以上的企業家占60%,而最新的數據顯示這一占比已經到70%。再過10年,這些‘一代’企業家就60多歲了,沒有辦法再像過去那樣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中,也就意味著,這些富豪要在未來10年里開始或者完成家族傳承。”日前,在廣州從化溫泉財富小鎮舉辦的“首屆粵商家族財富傳承高峰論壇”間隙,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那麽,“二代”們準備好接班了嗎?覬覦家族財富傳承金融服務已久的金融機構,內功修煉又如何?加速入場的各類財富管理機構能否經得住市場的檢驗?
“二代”接班意願低
高皓2008年開始進入家族企業研究領域,當時“一代”企業家還相對年輕,最主要的目標是發展事業和創富,然而“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跑贏時間”。“‘一代’企業家一旦發現身體跟不上了,心態會發生很大變化。原來無所不能,現在無法一天工作15個小時、每年出差200多天,自然會影響到他對整個家族企業的全盤考慮和規劃。”高皓認為。
但現狀卻是,“二代”的接班意願十分薄弱。
“我兩個月前給長江商學院的一個‘二代’班講課,現場問課堂上這60多名學生,只有30%願意接手父輩的企業。”高晧說。
無獨有偶,廣州六脈環球家族辦公室有限公司總裁何嘉編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在珠三角地區,家族企業治理和接班問題很突出,據調查,願意接班的‘二代’不到20%,能有效傳承到‘三代’的比例不到4%。此外,在實際操作中仍有大量公私財產不分、產權不清、盲目投資等財務問題,全球征稅、房地產稅、 遺產稅等潛在稅收風險,高凈值客戶本身公司治理、婚姻關系、遺囑風險等可能存在眾多複雜的法律問題。
“二代” 接班意願為何薄弱?一位從業10年的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一是,現在很多“二代”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與父輩所在的教育環境存有巨大差異,很多一代企業家是做傳統實業的,“二代”不一定感興趣,更願意去從事自己喜歡的行業,比如金融和IT。一些“二代”在海外有一定的專業技術,加上原始的資本積累,有更多機會去嘗試其他行業。
興業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也對本報記者表示,當前國內很多企業家“二代”對接班的意願不強,主要癥結在於三個方面:有自己的擇業喜好,沒有興趣接班;壓力大,擔心自身經驗和能力不足;不滿 “創一代”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
一個讓人耳熟能詳的案例就是萬達集團。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接班人”問題表示,並非一定要傳承給王思聰。“看他。他如果出色當然是最好的人選,如果他擔不起來,可以交給職業經理人。 ”
“如果傳給王思聰,這幫老臣能不能接受他擁護他,將來他要在企業中培養自己的權威,你服眾就傳給你, 不服眾就不傳給你。”王健林如是說。因此,“二代” 是否真正有能力接班,也是家族企業能否成功傳承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金融機構練內功
據何嘉編介紹,國內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10億元的超高凈值人群已經超過1萬人,區域上,廣東占比15%,北京占比超過20%,長三角占比12%-13%,三地總和占比超過一半。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雖然“二代”接班意願並不強烈,但並不能阻擋企業家老去帶來的傳承需求。而瞄準這一市場的大小金融機構,如傳統的銀信證保和新型的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都在施展各自所長,近年來呈現出加速入場和深練內功的趨勢。
與高凈值及以下的富裕人群相比,超高凈值家族的金融服務需求和業態有很大區別。
“超高凈值客戶一是對私密性要求特別強,沒有充分的信任,這些家族難以輕易接受家族服務;二是在服務的有效性上,家族辦公室這類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或更具備優勢。家族的服務是基於強烈信任和高度認同, 不單單是配置產品,更多地要解決家族企業、成員在法律、稅務、財務、投資等各個方面的綜合籌劃,更多是實現家族財富保全、保值增值和傳承,訴求是綜合的、全方位的。第三,在服務多元化上,超高凈值客戶很多有海外配置的需求,比如移民、投資、教育、置業、健康、旅遊等。”何嘉編認為。
高皓也認為,現在國內傳統金融機構一個很大問題是服務割裂化,且都是要爭奪客戶資產負債表上更大的份額,讓客戶將更多的財富交給他們管理,這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大部分機構很難做到長久地為家族提供高質量服務,它們更追求短期利益,往往以銷售產品為導向,員工背負了很多考核指標而疲於應付。“這不是真正的財富管理,只能做到某些資產類別上的管理和渠道合作。”高皓稱。
他更看好精品的財富管理機構,即真正為家族提供整合式、人性化、定制式服務的精英式機構,並不一定很大,但是從業人員的素質一定非常高,經驗豐富。
上述從業10年的某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亦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國內傳統金融機構面臨的一是私密性問題,二是為客戶提供長期有效服務,這兩點難以逾越。目前國內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私人銀行, 從機制體制和人才,包括資源整合,與國外差距很大。銀行服務群體很大,難以實現一對一服務,更多落地在支行,客戶的需求在傳遞過程中會有缺失。”
而在利益點的問題上,銀行可以采購公募和私募產品,但不太可能采購其他銀行的產品,客戶的利益怎麽實現最大化?而傳統機構的任務型銷售,也容易造成客戶與產品發生錯配,不一定有匹配的風險承受能力。目前,超高凈值客戶大多有海外金融需求,銀行也不占優勢。再如,家族對法律和稅務的服務需求,傳統金融機構目前更多地是提供咨詢。而只有金融機構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形成共同利益的合作機制,成為利益共同體,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務,這一點目前還做不到。
談到傳統金融機構這種窘境,在我國臺灣從事了30多年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規劃的厚源國際財務規劃有限公司總裁陳厚宇表示:“在臺灣,前10多年我沒有跟任何渠道合作,而是自己做產品,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把很多金融機構的產品拿過來拆解,找到這些真正能賺錢的,然後把產品組合起來提供給客戶。之所以沒有與渠道合作,是因為利益分成很難達成一致,無法達到客戶利益最大化。”
這種固執讓他在最早的10多年里只能撇開渠道,獨闖市場。他調侃道:“這30年我從‘真小人’變成‘偽君子’,現在可以說已經修煉成正人君子。客戶都非常有錢,最開始我也非常想賺客戶的錢,但其實這種心理很容易被客戶看穿。要真正為客戶服務,就要真金白銀讓渡出很多利益,要不斷淡化‘我’。”
這或許說出了近年來一些從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出走的人才的心聲。他們希望以歐美歷史悠久的家族辦公室等機構為榜樣,把財富管理機構當成自己的事業,通過長久的磨合,為超高凈值人群和家族提供個性化的服務。不過要得到這些超級富豪的高度信任,他們必須做好“萬里長征”的心理準備。
“當前各種傳統金融機構和工具,主要是解決家族金融資產的傳承這一個問題。而真正家族傳承其實包括四個維度:管理權傳承(標誌是CEO/總裁的傳承)、治理權傳承(標誌是董事長的傳承)、股權傳承(標誌是控股股權的傳承)和財富傳承(標誌是家族金融資產的傳承)。”研究家族企業已經10年的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對記者說。
“然而,並不是建立了完善的傳承體系就可以‘高枕無憂’了,家族傳承不只是有形財富的傳承,更深層次地涉及到價值觀、文化和理念的傳承。”高皓補充道。
就拿曾經的世界首富阿斯特家族案例來說,尤其讓人唏噓。
1784年,約翰·雅各布·阿斯特一世(下稱“老阿斯特”)以貿易起家,一度壟斷美國、加拿大和英國之間的皮毛貿易。發家後,他因地產投資而富甲美國,被稱為“紐約地主”。1848年,老阿斯特去世時,留下了市值2000萬美元的遺產,相當於美國當年GDP的107%,其中大部分是曼哈頓的房產和土地。按曼哈頓如今的地價來算,老阿斯特留下的這些土地價值將輕松超過百億美元。
老阿斯特對身後財富傳承可以說做了幾近完美的規劃:首先要求兒媳簽署婚前協議,放棄丈夫的遺產分配權,但能得到一筆固定的金錢。這在此後成為阿斯特家族的傳統條約。再次,他為後輩設立了美國歷史上第一個家族信托,他還對出售、贈與土地和房產等行為做了諸多限制,希望後代不要因為一時頭腦發熱而賣掉祖傳的土地。最後,他在遺囑中為後代立下了財富傳承的“家規”:集中傳承,傳男不傳女,傳內不傳外。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1912年,時年47歲的阿斯特四世作為當時的世界首富登上了泰坦地尼克號,還沒來得及安排好身後的一切,就與泰坦尼克號一同沈入海底。他的兒子阿斯特五世將祖訓“除非是為了增加其他地產的價值,否則不要賣掉你手中的地產”忘得一幹二凈,逐漸賣掉了總共價值4000萬美元的土地,比如紐約時代廣場賣了237萬美元,帝國大廈的土地賣了756萬美元(去年已價值30億美元)。自此,阿斯特家族逐漸沒落。
孟子雲:“君子之澤,五世而斬”,曾經富可敵國的阿斯特家族不正是這句話的寫照嗎?老阿斯特對財富傳承的規劃不可謂不嚴格細致且富有遠見,但仍未改變衰落的結局。這個跌宕的故事讓每一個家族企業都要正視一個核心問題:家族財富傳承,到底傳的是什麽?
高皓走訪和調研過不少國內和國外知名企業,考察他們的家族財富傳承現狀。家族企業的傳承實際上是一個相當複雜的系統工程。“不只是有形財富的傳承,更深層次地涉及到價值觀、文化和理念的傳承,這是更重要的傳承。”高皓認為,在價值觀傳承上,家族憲法是一個較好的工具。
如何制定家族憲法?首先要定義誰是家族成員。很多家族的結構非常複雜,包括直系血親、姻親、收養的孩子,繼子女,由於婚姻變動,可能還存在二婚、三婚甚至非婚生子女,到底哪些被定義為家族成員,這是首先應該解決的問題。
此外,家族憲法要制定一些重要規則。“每一個家族成員因為所在的位置不一樣,所以視角、利益、對企業未來發展戰略的看法、立場等都不一樣。有些家族成員同時也是企業股東,關系到分紅、出售股權、並購、購買新的企業、企業上市、接受外部投資者、企業分紅多少去投資、怎樣投資家族未來的人資資本、第三代的教育等問題。這些都應該在家族憲法中作出規定,以期尋求達成共識。”
高皓認為,怎樣塑造子孫後輩正確的價值觀、良好的理念和能力,這種投資帶來的回報比任何財富傳承都重要。而歐美有些家族的做法非常值得中國學習,他們用很多制度設計固化優良傳統和理念,使其變成家族的DNA,“比如,有些家族從來沒有想過個人利益可以淩駕在家族利益之上,想都不會想,更加不會去做。”
他非常推崇的一個案例是愛馬仕。愛馬仕家族已傳承到第七代,家族強大的價值觀這充分體現在LVMH與愛馬仕歷時4年的股權紛爭中。
2010年10月,歐洲首富LVMH集團突然宣布持有17.1%的愛馬仕股份,成為愛馬仕家族繼承人以外的最大股東。當時,愛馬仕家族繼承人共持有70%多的股份,分散在六七十位家族成員手里。據悉,當時LVMH集團提出以3倍價格收購這些家族成員的股份。但是愛馬仕的家族成員選擇了集體利益。在2010年12月初,愛馬仕家族60多名股東就收購事件開會商討應對方式,宣布將集合愛馬仕家族繼承人超過50%的股份成立一家控股公司,該公司對家族持有的股份擁有優先購買權。這一行動最終終止了LVMH對愛馬仕的敵意收購。
雖然中國的家族企業對財富傳承的思考和實踐遠未如歐美這樣發達,但可喜的是,近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家族企業在思考,甚至實踐這個問題。
高皓考察眾多民營企業家族後,印象深刻的是立白集團的案例。立白集團由陳凱旋和陳凱臣兩兄弟創業而來,2007年,陳氏家族首次編制完成陳氏家庭憲法,到2016年已更新至第五版。陳氏家族憲法借鑒了英美憲法,同時參考了方太、李錦記的家族治理方法,為此還曾登門請教。
除制定“家庭憲法”外,陳氏家族還成立了以家庭成員為主的治理機構,包括家族理事會、家族委員會和傳承委員會,有著嚴謹的投票機制、晉升機制,每三年進行一次選舉。家族成員們不僅要對公司述職、講工作得失,還要對家族述職。家族設置了“家庭貢獻獎”、“自我犧牲獎”等獎勵,鼓勵包括家族傳承、照顧家人在內的行為。
“家族會議每個月要召開一次,不僅僅是談業務,也談家族如何治理、家族下一代怎樣培養教育。這個家族的第二代已經在企業中扮演重要角色,因為有這種制度化的東西存在,一代和二代在理念上存在的分歧都可以公開地得到討論和溝通,成效很顯著,樹立了家族文化,降低了家族成員的溝通成本。”高皓說。
特朗普入主白宮後,把女婿賈瑞德·庫什納(Jared Kushner)聘為白宮高級顧問,讓更多人認識了這位“幕後軍師”。但其實,36歲的庫什納出生於美國最富有的家庭之一,早就躋身了美國最有權勢的精英階級。
據《福布斯》報道,和特朗普一樣,庫什納家族也是靠房地產發家。進入白宮前,庫什納負責經營家族房地產帝國。2005年,庫什納的父親查爾斯由於逃稅等罪名被判入獄。第二年,庫什納以1000萬美元購入《紐約觀察家》報紙。
庫什納的弟弟喬希今年31歲,也不是一位遊手好閑的富二代。2012年,喬希與人聯合創立了一家財富保險初創公司Oscar,目前該公司估值2.4億美元。
庫什納家族總計擁有18億美元財富,具體劃分如下:
圖片來源:福布斯
庫什納家族在美國6個州擁有1300萬平方英尺的住宅、商業及零售物業,以下是其中一些:
圖片來源:福布斯
曼哈頓第五大道666號
持股價值:3.6億美元
圖片來源:福布斯
曼哈頓Maiden Lane 80-90號
持股價值:7500萬美元
圖片來源:福布斯
芝加哥AT&T大樓
持股價值:4900萬美元
圖片來源:福布斯
曼哈頓Puck大樓
持股價值:2億美元
2月23日,宜信公司創始人、CEO唐寧在宜信財富2017年資產配置策略指引開年分享會風險會上表示,中國財富管理行業最重要、最大的機會在於資產配置。
唐寧稱,財富管理行業最重要的問題、根本性的目標,就是要幫助高凈值人士以及大眾富裕階層、中產階層家庭實現資產配置。
整個中國財富管理行業已有萬億市場規模,未來10年、50年都會有巨大的成長空間,唐寧認為。
在唐寧來看,資產配置並不是每個類別隨機組合,也不是簡單的風險分散。而是每一個資產類別都要做好投資,並針對每個資產類別要形成獨特的投資策略。
唐寧認為,財富管理行業持久發展的標誌在於高凈值人群,中產階級有一套科學、穩健、均衡、長效的資產組合,並且可投資資產能夠得到很好的配置。
對於未來中國財富管理行業的資產配置,唐寧認為,高凈值客戶、超高凈值人群因需求比較複雜,將會由財富管理專家、理財規劃師去協助生成資產配置組合。而對於可投資資產在幾十萬到幾百萬之間的大眾富裕階層、中產階層,在無法享受專門的人工理財規劃師幫助時,可以利用手機或者機器人進行資產配置。
在資產配置標準、資產配置組合方面,唐寧表示,資產配置的“黃金三原則”,即跨地域國別配置、跨資產類別配置、以FOF的方式超配另類資產,可以有效覆蓋全球各個資產類別的資產。
在跨地域國別配置上,唐寧建議,要做好海外資產的有效配置,僅僅做好人民幣資產的配置是不夠的,要先把資產配置於美國,然後尋找其他國家資產配置。
中國高凈值客戶現在面臨的挑戰是“三少一多”:固定收益類太多,房產投資太多,人民幣資產太多,而可投資現金流較少。對此,唐寧稱,要跨資產類別配置資產,各大主要資產類別都要有對應的配置,分散任何類別的系統性風險,通過對沖基金,量化策略以及其他各種策略,試圖尋找回報機會。
利用私募股權,在企業的發展初期,成為原始股的擁有者,往往有機會獲取較高的回報,但又面臨著很多風險。“如果投資者通過母基金投資另類資產,會極大境地投資風險。另外,由於母基金受市場波動影響低,在波峰實現退出時,會享受時間和複利帶來的紅利”,唐寧稱。
另外,對於超高凈值人群來講,唐寧建議,“要超配另類資產,做中長期投資”,凡是沒有短期現金流需求的資金都可以做中長期配置,用母基金的方式作長期投資是優選。
2016年,全球最大主權財富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凈賺4470億克朗(約合530億美元),約合年化收益率6.9%,遠超2015年的2.7%。這種飛躍式的進展既要歸功於特朗普當選後的牛市行情,也少不了該基金幾十年來的合理運作模式。
該基金創立於上世紀90年代,總規模高達9000億美元。其中權益類資產(股票)收益8.7%,債券收益4.3%,房地產投資收益0.8%。“在充滿政治事件和不確定的一年,基金回報高達6.9%,所有資產類別都獲得了正收益。”挪威主權財富基金CEO Yngve Slyngstad 表示,“主要是因為2016年下半年強勁的股市複蘇驅動了基金收益。”
自特朗普當選以來的3個月內,公司稅改革、基建投資擴大、財政刺激等預期推動道指暴漲13%。截至上周,標普500指數以及MSCI世界指數已連續91個交易日未出現超過1%跌幅,是8年以來最長紀錄。
從2014年起,油價暴跌導致挪威備受沖擊,但該基金發揮了“緩沖器”的作用。“從本質而言,主權基金隔絕了中短期油價暴跌的影響,” 挪威央行行長奧爾森此前在IMF秋季年會期間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2016年1月,挪威政府從財富主權基金抽取67億克朗(約合7.81億美元)來補貼財政,為該基金1996年建立以來的首次。
挪威主權基金收益大增
在特朗普當選後,美股狂飆突進。而在早前,由於油價暴跌導致挪威政府的財政收入縮水,基金也通過加大股市的配置來增厚收益,因此這一輪全球複蘇引發的大牛市令挪威獲益匪淺。
“在美國大選之後,市場預計未來全球經濟增速和通脹都會不斷高企。”Slyngstad表示。
美國財長史蒂芬•姆欽(Steven Mnuchin)表示,特朗普任下,預計美國經濟增速將達到3%,這也是各界普遍的預期。他也表示,今年8月有望全面推出稅收改革,這將助推美國實現過去十年來不曾達到的增速。市場對於財政刺激的預期推動股市持續上漲。
較之去年,該主權基金的歐洲資產持有量從38.1%下降至36%,而其北美的資產持有比例從40%上升至42.3%,亞洲和大洋洲的持有量從18.1%降至17.9%,新興市場資產占比10%,此前為9.8%。
“基金略微增配了新興市場,這主要是匯率原因,新興市場貨幣近期有所反彈。” Slyngstad稱。
基金將7750億克朗投資於新興市場的股票和債券,去年該投資總額為7360億美元。前沿市場的股票投資總額為133億克朗,2015年末為130億克朗。去年,挪威政府首次從基金中部分撤資,金額達1010億克朗,這主要緣於油價下跌導致政府財政收入下降。
由於財政開支擴大,保守黨領導的挪威政府2月初開始收緊財政紀律,將每年其可動用的國家預算從基金價值的4%降至3%。政府也提出要將風險資產(股票)的持有量從60%提升至70%,以此來提振收益。此前,基金的收益始終低於政府長期目標值,這也是由於低利率政策導致投資收益率下降。
在2016年末,該基金持股比例62.5%,債券和房地產持有比例3432%和3.2%。2016年的投資回報較財政部設定的目標高出0.1個百分點。
小國的資產配置“大格局”
挪威是一個僅有500萬人口的北歐小國,但卻擁有全世界規模最大的主權財富基金,其對挪威經濟發展起到了關鍵作用。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創建於上世紀90年代末,那時以發放養老金為主要目的。目前挪威是西歐最大的產油國和原油出口國。
在過去10年里,由於油價高漲的推動,挪威主權財富基金規模擴大至7萬億克朗,相當於挪威每個國民均攤15萬美元,政府每年平均向該基金註資2000億克朗。但在2014年起的持續低油價沖擊下,挪威政府石油相關收入銳減27%,政府對主權財富基金的註資規模也有所削減。在2015年,挪威政府的註資幾乎停滯。
“油價走勢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油價在近期反彈至50美元/桶,與我們的預期相似,但快於我們2016年9月時的預期。總體而言,我們預計,油價將穩定在45美元/桶,未來三年將上升至50、55、60美元/桶。”奧爾森告訴記者。
作為能源大國,挪威難以避免地要與油價的不確定性做鬥爭,而其主權財富基金則是一個“緩沖器”。
奧爾森對記者表示:“我們不得不應對油價波動,我們也一直都在進行這個鬥爭。最重要的因素是財政政策指引,以及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的調節機制。從本質而言,基金隔絕了中短期油價的影響;長期而言,挪威能源獨立,原油出口也占到挪威貨物出口的半壁江山。如果油價‘腰斬’,這對我們而言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基金可以起到緩沖的作用。”
對於這一全球著名的基金而言,危機後的長期全球低利率環境也可能影響了基金的投資回報,但其似乎也有自己的應對之道。“我們的基金進行全球配置,債券配置的確受到了低利率的影響,但基金的60%配置了股票,全球股市的上升彌補了我們的收入損失。”奧爾森稱。
此外,挪威房價始終處於高位,其主權財富基金從房地產投資中獲益,然而高房價也是困擾挪威的一個大問題。
“我們的確非常擔憂房地產泡沫,”奧爾森告訴記者,“挪威央行的貨幣政策通常是逆周期操作,即當房價上漲、家庭債務上升時,我們會特意保持較高利率。”
但他也表示,在過去幾年,其他的考量因素變得更重要。“我們從2014年12月就開始降息,從1.5%降至現在的0.5%,這是為了使得貨幣走低,以支持實體經濟,尤其是在油價下跌的時候,類似操作就變得更為必要。可見,上述很多因素都是貨幣政策要權衡的。但不得不說,我們的確對攀高的房價很擔憂。”
湖南證監局發布[2017]5號行政處罰決定書,對財富證券邵陽城北路證券營業部采取責令增加內部合規檢查次數的行政監管措施。
經查,2016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期間,財富證券邵陽城北路證券營業部存在采取贈送實物的形式吸引客戶開戶、營業部員工存在委托其他個人進行客戶招攬活動的違規行為,分別違反了《關於進一步規範證券經紀業務活動有關事項的通知》(證監發〔2014〕30號文件)第一條的規定和《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第三十三條的規定。反映該營業部內控機制不完善。
湖南證監局決定對你營業部采取責令增加內部合規檢查次數的行政監管措施,並要求財富證券邵陽城北路證券營業部於2017年3月22日前提交落實上述監管措施的具體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