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10年，中國的民營家族企業將迎來“二代”接班高潮。
“2013年‘新財富500富人榜’對上榜富豪的年齡做了統計，發現50歲以上的企業家占60%，而最新的數據顯示這一占比已經到70%。再過10年，這些‘一代’企業家就60多歲了，沒有辦法再像過去那樣全身心投入到事業中，也就意味著，這些富豪要在未來10年里開始或者完成家族傳承。”日前，在廣州從化溫泉財富小鎮舉辦的“首屆粵商家族財富傳承高峰論壇”間隙，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全球家族企業研究中心主任高皓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專訪時表示。
那麽，“二代”們準備好接班了嗎?覬覦家族財富傳承金融服務已久的金融機構，內功修煉又如何?加速入場的各類財富管理機構能否經得住市場的檢驗?
“二代”接班意願低
高皓2008年開始進入家族企業研究領域，當時“一代”企業家還相對年輕，最主要的目標是發展事業和創富，然而“任何人都沒有辦法跑贏時間”。“‘一代’企業家一旦發現身體跟不上了，心態會發生很大變化。原來無所不能，現在無法一天工作15個小時、每年出差200多天，自然會影響到他對整個家族企業的全盤考慮和規劃。”高皓認為。
但現狀卻是，“二代”的接班意願十分薄弱。
“我兩個月前給長江商學院的一個‘二代’班講課，現場問課堂上這60多名學生，只有30%願意接手父輩的企業。”高晧說。
無獨有偶，廣州六脈環球家族辦公室有限公司總裁何嘉編也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在珠三角地區，家族企業治理和接班問題很突出，據調查，願意接班的‘二代’不到20%，能有效傳承到‘三代’的比例不到4%。此外，在實際操作中仍有大量公私財產不分、產權不清、盲目投資等財務問題，全球征稅、房地產稅、 遺產稅等潛在稅收風險，高凈值客戶本身公司治理、婚姻關系、遺囑風險等可能存在眾多複雜的法律問題。
“二代” 接班意願為何薄弱?一位從業10年的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對第一財經記者說：一是，現在很多“二代”在海外接受高等教育，與父輩所在的教育環境存有巨大差異，很多一代企業家是做傳統實業的，“二代”不一定感興趣，更願意去從事自己喜歡的行業，比如金融和IT。一些“二代”在海外有一定的專業技術，加上原始的資本積累，有更多機會去嘗試其他行業。
興業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也對本報記者表示，當前國內很多企業家“二代”對接班的意願不強，主要癥結在於三個方面：有自己的擇業喜好，沒有興趣接班;壓力大，擔心自身經驗和能力不足;不滿 “創一代”的經營方式和管理方法。
一個讓人耳熟能詳的案例就是萬達集團。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曾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接班人”問題表示，並非一定要傳承給王思聰。“看他。他如果出色當然是最好的人選，如果他擔不起來，可以交給職業經理人。 ”
“如果傳給王思聰，這幫老臣能不能接受他擁護他，將來他要在企業中培養自己的權威，你服眾就傳給你， 不服眾就不傳給你。”王健林如是說。因此，“二代” 是否真正有能力接班，也是家族企業能否成功傳承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金融機構練內功
據何嘉編介紹，國內可投資金融資產超過10億元的超高凈值人群已經超過1萬人，區域上，廣東占比15%，北京占比超過20%，長三角占比12%-13%，三地總和占比超過一半。
這無疑是一個巨大的市場。雖然“二代”接班意願並不強烈，但並不能阻擋企業家老去帶來的傳承需求。而瞄準這一市場的大小金融機構，如傳統的銀信證保和新型的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都在施展各自所長，近年來呈現出加速入場和深練內功的趨勢。
與高凈值及以下的富裕人群相比，超高凈值家族的金融服務需求和業態有很大區別。
“超高凈值客戶一是對私密性要求特別強，沒有充分的信任，這些家族難以輕易接受家族服務;二是在服務的有效性上，家族辦公室這類第三方財富管理機構或更具備優勢。家族的服務是基於強烈信任和高度認同， 不單單是配置產品，更多地要解決家族企業、成員在法律、稅務、財務、投資等各個方面的綜合籌劃，更多是實現家族財富保全、保值增值和傳承，訴求是綜合的、全方位的。第三，在服務多元化上，超高凈值客戶很多有海外配置的需求，比如移民、投資、教育、置業、健康、旅遊等。”何嘉編認為。
高皓也認為，現在國內傳統金融機構一個很大問題是服務割裂化，且都是要爭奪客戶資產負債表上更大的份額，讓客戶將更多的財富交給他們管理，這帶來了很大的問題。大部分機構很難做到長久地為家族提供高質量服務，它們更追求短期利益，往往以銷售產品為導向，員工背負了很多考核指標而疲於應付。“這不是真正的財富管理，只能做到某些資產類別上的管理和渠道合作。”高皓稱。
他更看好精品的財富管理機構，即真正為家族提供整合式、人性化、定制式服務的精英式機構，並不一定很大，但是從業人員的素質一定非常高，經驗豐富。
上述從業10年的某國有銀行私人銀行部人士亦對第一財經記者說：“國內傳統金融機構面臨的一是私密性問題，二是為客戶提供長期有效服務，這兩點難以逾越。目前國內沒有嚴格意義上的私人銀行， 從機制體制和人才，包括資源整合，與國外差距很大。銀行服務群體很大，難以實現一對一服務，更多落地在支行，客戶的需求在傳遞過程中會有缺失。”
而在利益點的問題上，銀行可以采購公募和私募產品，但不太可能采購其他銀行的產品，客戶的利益怎麽實現最大化?而傳統機構的任務型銷售，也容易造成客戶與產品發生錯配，不一定有匹配的風險承受能力。目前，超高凈值客戶大多有海外金融需求，銀行也不占優勢。再如，家族對法律和稅務的服務需求，傳統金融機構目前更多地是提供咨詢。而只有金融機構與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形成共同利益的合作機制，成為利益共同體，才能提供最好的服務，這一點目前還做不到。
談到傳統金融機構這種窘境，在我國臺灣從事了30多年資產配置和財富管理規劃的厚源國際財務規劃有限公司總裁陳厚宇表示：“在臺灣，前10多年我沒有跟任何渠道合作，而是自己做產品，因為我的工作就是把很多金融機構的產品拿過來拆解，找到這些真正能賺錢的，然後把產品組合起來提供給客戶。之所以沒有與渠道合作，是因為利益分成很難達成一致，無法達到客戶利益最大化。”
這種固執讓他在最早的10多年里只能撇開渠道，獨闖市場。他調侃道：“這30年我從‘真小人’變成‘偽君子’，現在可以說已經修煉成正人君子。客戶都非常有錢，最開始我也非常想賺客戶的錢，但其實這種心理很容易被客戶看穿。要真正為客戶服務，就要真金白銀讓渡出很多利益，要不斷淡化‘我’。”
這或許說出了近年來一些從銀行等傳統金融機構出走的人才的心聲。他們希望以歐美歷史悠久的家族辦公室等機構為榜樣，把財富管理機構當成自己的事業，通過長久的磨合，為超高凈值人群和家族提供個性化的服務。不過要得到這些超級富豪的高度信任，他們必須做好“萬里長征”的心理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