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頻頻涉嫌股價操縱 “高送轉”歪風應剎住

每逢歲末年初，A股投資者熱衷的“高送轉”炒作大戲都將上演，今年也不例外。而這場炒作盛宴，近日因一家處在風口浪尖的上市公司涉足而引發廣泛關註。

這家公司就是樂視網。昨晚(2月13日)，樂視網發布高送轉方案預披露公告，控股股東、實際控制人賈躍亭先生提議，公司將以19.82億股為基數進行資本公積金轉增股本，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20股，共計轉增39.63億股。

這就意味著，一旦“高送轉”成行，樂視網總股本將增加至59.45億股，近60億的股本，不用說在創業板，即便是主板也算得上大企業。實際上，樂視網2010年8月登陸創業板時，總股本只有1億。此後幾年公司即多番“高送轉”：2010年實施10送2轉增10股、2011年為10轉增9股、2012年10轉增9股、2014年10轉增12股。

上市公司“高送轉”的目的，主要是迎合A股投資者對低價股的炒作熱情。但對於樂視網而言，蹊蹺的是，在一個月之前的投資者交流活動上，賈躍亭還提到，通過自身努力，上市公司業務肯定會進入爆發期，“希望各位齊心協力讓它快速達到100元”。此舉甚至引來監管層關註，1月20日，深交所向樂視網及公司董事長賈躍亭下發監管函，就賈躍亭“千億美元市值”、“股價過100”的言論，提醒公司及賈躍亭遵循相關規定的要求，保證公開披露的信息中不存在嚴重誤導性陳述。

一個月之前剛剛聲稱要讓“股價過100”，一個月後又提議“10轉20”，賈躍亭此舉不但讓處在風口浪尖的樂視網披上一層迷霧，且令“高送轉”這個老話題再度引發關註與質疑。

上市之後不斷通過“高送轉”擴充股本，讓股價維持在低位，可以說是不少中小板、創業板股票的“套路”。從歷史數據來看，近年實施“高送轉”分配方案的上市公司大量增加，2015年年報10股送(轉)10股及以上分配方案的上市數量為335家，創歷史新高(2014年為303家)，尤其是10股送轉20股及以上者增長迅速，2013年只有2家公司實施10股送轉20股及以上的方案，2014年有9家，而這一數據在2015年實達到62家，昨天公布預案的樂視網即為“每10股轉增20股”。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在盈利之後實施利潤分配方案回報股東，理所應當。但在A股市場卻出現奇特的現象——虧損公司熱衷“高送轉”。當然不少公司在實施利潤分配方案時並不會真正拿出真金白銀，或者現金分配只占小部分，而是熱衷送紅股或通過公積金轉贈股本。

從財務理論上分析，上市公司送紅股或通過公積金轉贈股本的方式擴大股本，對上市公司本身的價值並沒有任何影響。但A股市場卻把“高送轉”視為利好，“高送轉”方案的公布對股價絕大多數時候能產生顯著刺激。樂視網昨晚發布“高送轉”預案後，今日股價一度大漲逾6%，截至收盤上漲3.67%，同日創業板指數則是收綠。

“高送轉”對股價的刺激亦可從以往數據中窺得一二。以2015年度報告公布10股送轉20股的其中36家為例，這些股票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5月的7個月時間里平均漲幅達到96.2%，而同期上證指數漲幅為-3.2%。而且，因為2015年股市出現了大的波動，大多數股票的價格在2015年6月份之後都大幅度下跌，直到2016年6月份大多數股價只是2015年6月份最高價的一半左右，但這36只股票價格卻在股災之後均創歷史新高。

實際上，“高送轉”作為利好，以便操縱股價，已成為A股市場半公開的秘密，投資者對此亦心照不宣，很多人也樂此不疲，參與到這項“火中取栗”的炒作盛宴之中，如果遇到高位接盤，也多只是自怨自艾。

正因為如此，“高送轉”成為大股東和各路莊家操縱股價的手段，包括在減持之前公布實施“高送轉”，往往百試不爽，這也成為近年上市公司利潤並無多少好轉的前提下，“高送轉”方案卻日漸攀升，在“10轉20”普遍之後，“10轉30”應運而生。

如東方通2月12日晚間披露“高送轉”預案，擬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10股轉增30股，公司股價即在13日、14日兩個交易日連續漲停。就在東方通“高送轉”方案披露的一周左右之前，持有東方通總股本比例約3.43%的監事會主席朱律瑋披露了其為期半年的減持計劃，據公告，朱律瑋因個人資金需求，擬在未來六個月內減持公司股份不超過115萬股，占公司總股本比例不超過0.83%，若以今日(2月14日)股價計算，其套現金額可超8000萬元。

換言之，“高送轉”無益於上市公司本身的價值，但時常與公司主要股東和莊家的股價操縱密切相關。那麽該行為是否涉嫌違法，監管者應該采取措施有效應對，都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命題。監管層不應姑息，讓“高送轉”歪風破壞A股生態。

蘋果當前為何頻頻在中國建研發中心？

熱點微評 2017-03-22 10:44

文由熱點微評（微信ID:redianweiping）授權i黑馬發布，作者 王新喜。

日前，蘋果公司宣布將在中國上海和蘇州開設研發中心，繼北京和深圳之後，蘋果已在中國開設了4個研發中心。蘋果已承諾在中國研發中心投入超過35億元人民幣。而且在資金的投入之外，據說蘋果也將進一步的擴充工程和運營團隊。

對於為何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蘋果硬件工程高級副總裁Dan Riccio表示，透過在中國擴張研發中心的計劃，期待與更多當地合作夥伴和學術機構共同協作。庫克也表示：“在中國開展這些工作，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人才。可以說中國的人才是中國的實力所在。”庫克說。

從蘋果的說法來看，在中國頻頻建立研發中心是要培養供應鏈中的技術專家以及和獲取本土化優秀人才。做為蘋果在中國持續發展和投資的一部分，蘋果也想幫助下一代創業者發展。

美國的移民簽證政策阻礙了矽谷巨頭對於人才的獲取

當然我們知道當前的一個重要背景是，當前特朗普擔任美國總統之後，美國在移民政策上開始收緊與限制，這對矽谷科技巨頭招攬人才來美國本土造成了麻煩。

比如說，矽谷不少IT公司招聘的外國專才沒有拿到H-1B簽證而不能入境，矽谷內不少IT公司也在吐槽H-1B簽證配額制度不利於美國吸引優秀人才。

而基於這種對於人才吸收的危機感，目前許多矽谷巨頭都在尋思著在其他國家開分部，廣撒網廣聚人才。

facebook很早就在加拿大溫哥華設立了分公司，加拿大當前甚至抓住美國當前移民政策制造利好環境，在矽谷利用H-1B簽證問題做文章並建了巨型廣告牌，直接在矽谷門口招攬矽谷的高科技公司與人才進入加拿大。

因此，蘋果在全球大量開設研發中心，最直接的原因在於，這樣可以就近本土化招攬優秀的人才開拓區域市場，並避免了美國移民政策對於人才的限制問題以及稅收問題。

中國互聯網創新引起了庫克的重視 蘋果需要擴大iOS生態陣營並提升創新能力

另一方面是創新蘋果互聯網生態的原因。從蘋果去年投資了滴滴可以知道，中國的互聯網創新已經引發了庫克的重視以及警惕。

而擅長供應鏈管理但在產品思維有所欠缺的庫克顯然也想讓自身的產品更適應中國用戶的習慣，因此通過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可以讓自身產品的本土化並讓自身產品的創新更接近中國本土用戶的習。

比如說，基於微信小程序的推出，蘋果也有危機感，這種危機感的表現是，此前在天貓開設的App Store充值卡旗艦店開業，售賣App Store充值卡和充值碼，並進行促銷。而本土化創新的一個前提是獲取中國的人才，才能更好的基於本土化的軟件生態研發、渠道策略與營銷策略的推進。

對於蘋果來說，在中國市場，手機漸漸賣不動了，但軟件營收業務增長強勁，去年第三季度，中國首次超越美國，成為蘋果公司應用軟件的全球最大銷售市場，銷售收入達到創紀錄的17億美元。

而且當前蘋果將AR作為一個重要的創新方向，這都需要iOS開發者不斷提供新的思路，開發創新性的應用，目前，在中國的蘋果應用軟件商店中，遊戲類產品仍是主要收入來源，比如去年11月App Store全面接入支付寶，讓中國用戶更方便的進行軟件付費交易。

相對硬件營收空間，軟件服務的想象空間更大，這也是為何蘋果越來越傾向強調軟件服務營收與開發者利益。

當然另一方面，在中國市場，包括小程序在內的各種應用創新形態與入口不斷湧現，超級入口會減弱並降低用戶對於APP的安裝與打開頻次，這也是蘋果重視iOS開發者創新的重要原因。

數據顯示，蘋果在大中華區運營22個辦公室以及46家零售店，直接雇員超過1.2萬名。根據蘋果公布的數據，該公司已經在中國創造和支持了480萬個工作崗位，其中就有180萬名iOS開發者和其他與iOS生態系統相關的職位，在中國市場占據了超過三分之一的崗位，可以知道的是，iOS本土開發者培育與扶持是蘋果未來戰略的重中之重。

在當前來看，中國的iOS開發者與相關人才的創新能力與實力並不亞於其他國家與地區。所以說，蘋果需要通過壯大本土化iOS生態陣營並提升創新能力進一步提升中國市場的軟件營收，穩固自身的iOS陣營。

強化線下銷售渠道

另外是線下渠道因素。當前在國內市場，華米歐維步步為營，紛紛發力線下渠道，雷軍早前定下的“小目標”是未來3年在中國布局1000家“小米之家”，華為早前也定下了在全球新開15000家華為零售店的目標等等。

OPPO、vivo也占據著當下最龐大的線下渠道市場，盡管蘋果在中國不斷開設蘋果零售店，但總體來說，蘋果在中國的線下銷售渠道布局與國產群狼相比還是太過於欠缺。

一個明顯的事實是，在中國市場，蘋果大部分用戶都在蘋果的線上電商渠道購買蘋果產品，但隨著國產手機廠商大肆擴展線下渠道，也意味著在擠壓蘋果的市場空間與消費者認知度，消費者更加註重新品的現場感知與體驗時，蘋果的策略自然也需要跟著改變。

對於蘋果來說，研發中心更多的是一種核心基地的作用，隨著核心基地擴張可能還會有線下渠道進一步擴展的動作。吸納本地人員的目的就是加強本地銷售渠道的合作與布局，構建本土化的渠道與營銷體系，這也是蘋果在當前中國市場危機下的自然反應。

打好公關戰並掣肘中國本土手機廠商的供應鏈體系

2017年是iPhone誕生10周年。對於蘋果來說，這是一場不容有失而且需要全力以赴的戰役。它必須成就一個爆款，並深耕中國市場的品牌形象，打好公關牌，而不是給中國消費者留下賺完錢就走人的角色。

在中國市場，蘋果過去幾年一個很大的短板在於蘋果在中國市場的營銷策略與本土廠商之間的差距太遠，各國產廠商花式營銷戰不斷，線下渠道不斷擴張，線上互聯網營銷與情懷營銷、明星代言、廣告持續轟炸的時候，蘋果在中國市場基本上是失聲的。

在微信支付寶在大打補貼戰、通過城市服務商線下地推商戶快速橫掃市場的時候，蘋果Apple Pay與前兩者相比，在市場反應速度、針對線下商戶合作推進與執行能力以及營銷能力方面也相形見拙。

另一方面，蘋果當前也迫切需要加強與中國供應商的聯系，在蘋果的整個供應鏈環節，蘋果對中國市場供應鏈的依賴越來越大。蘋果在中國創造和支持的工作崗位有很大一部分來自於供應商。

富士康的雇員大約為120萬人，絕大多數在中國大陸工作，而且富士康去年底在廣州的610 億元的巨額投資也看的出來，中國大陸供應鏈市場還有很大的潛力。

與此同時，蘋果加強與供應鏈的聯系其目的還在於掣肘中國手機廠商在本土市場培植自身的供應商體系。

在國內，華為、OPPO、vivo等廠商也在構建自身的供應鏈體系，臺灣聯發科、大立光、群創、閎暉等供應商也同樣是華為的供應商，華為海思處理器也開始由臺積電代工。OPPO有自己的工廠，供應鏈環節生產線也在逐步提升與擴大。

蘋果已然意識到其供應鏈地位受到威脅，需要加強中國供應鏈的掌控能力。

對於中國消費者痛點把握不準的一種無力感

對於蘋果來說，它更重要的任務是構建一個契合中國市場需求以及對用戶理解更加深入的本土化團隊，這個團隊最好能滲透供應鏈、軟硬件研發、市場營銷、在零售店之外的新型線下渠道體系構建、並深入了解中國市場消費者的痛點。

所以我們看到，去年10月，庫克宣布蘋果在深圳建立研發中心，分為供應鏈管理、營運、研發、線上與線下零售5大板塊，涉及制造以及 App 應用開發等行業。

因此蘋果需要通過研發重心這樣一個布局來吸引更多本地人才來推進這項戰略，甚至同更多的中國科技互聯網公司展開深度合作。

即以研發基地為根，蘋果零售店為點，擴散開來布局本土化線下渠道與營銷團隊，在軟硬件層面基於中國用戶的消費痛點出擊，這樣才能打好更貼近中國消費者的本土營銷公關與供應鏈戰役。

蘋果在中國建立研發中心，名義上是人才戰略與本土化高校研發合作，背後透露著庫克對於蘋果在中國市場掉粉的焦慮以及對於中國消費者痛點把握不準的一種無力感，而蘋果在做出它自身的改變與努力。

而面對蘋果研發中心迅速鋪開的這種戰略布局，國產廠商如何進一步應對，也是當前許多廠商接下來需要思考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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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格業績下滑頻頻關店

時尚產業瞬息萬變。隨著原來一批消費者年齡的增長以及新一代消費者的崛起，若不及時采取措施應對，則有被消費市場拋棄的可能。

法國服飾零售品牌艾格就是其中之一。經過在中國的20多年的耕耘後，這家公司如今在中國市場的業務已經占到整個集團的50%，擁有超過2000多家店的規模。不過雖然體量夠大，但近幾年來的銷售卻並不盡如人意。

艾格來頭不小。早在1916年，艾格第一間以"ETAM”為名的零售店在德國開業，當時賣的是襪子。到1928年，銷售網絡發展到了巴黎，1997年進入巴黎交易所，成為上市公司。

艾格進入中國市場相當早。公開資料顯示，艾格集團早在1994年就在中國設立分支企業上海英模特制衣有限公司，1995年在上海開出了第一家門店。當年的艾格定位年輕、風格時尚，兩年後，這家公司就迅速在中國開設超700家的零售店鋪，年銷售額超過9億元。

在不少人看來，艾格雖然是個洋品牌，但本土化徹底。剛開始法國總部派了很多專家進行指導，涉及產品、零售管理、物流等方面，不過艾格中國的核心主力團隊都由中國人來執行和落實，所以運營得相當成功。據一位擔任過艾格中國高層的人士回憶，艾格最火的時候是1999年至2007年，彼時中國區的銷售業績呈兩位數的增長，當時法國的盈利能力並不是很強，中國市場的發展彌補了歐洲的業績。

哪怕是到2009年3月，73歲的艾格集團創始人PierrePilchior在上海還曾公開對媒體表示：“中國服裝市場需求仍然很旺盛，我們會增加更多投資。”在他心中，“中國市場非常大”。

2012年，當艾格中國區CEO付辛被媒體問到，如何看待艾格這個品牌的時候，他如是說：“我認為艾格是快時尚品牌，我理解的快時尚就是可以給消費者提供最快的最新的時尚產品。我們了解顧客需求，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提供選擇。”

可惜把自己當成快時尚品牌的艾格卻沒有抵禦住在它之後進入中國市場的國際快時尚品牌。

在過去幾年里，這家公司在中國的業務一路走衰。截至2014年6月30日，艾格集團在全球共有4246間分店，其中中國就有3083間。而記者查閱其最近一期的財報發現，截止到2016年年底，中國的店鋪數量還剩余2596間。去年一年中的關店尤多，關店281間，占到整個中國市場約10%的數量。到了今年第一季度，艾格在中國加劇惡化，期內中國市場銷售暴跌23.9%至9300萬歐元，跌幅21.5%。

多數行業觀點認為，當年艾格的風靡與它進入中國市場較早有極大關系。“艾格的火起來是因為當時這種風格的女裝少，競爭對手不多。”上海良棲品牌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程偉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是個典型的商場品牌，“如同百麗一樣，你十多年前只要進商場的女裝樓層，幾乎都可以看到這個牌子的身影。”

然而近十年來，隨著國際品牌ZARA、H&M、Gap、優衣庫等湧入以及本土設計、小眾品牌的興起，艾格這樣的品牌迎來了一波又一波的沖擊。

其實不止是艾格，不難發現，在服飾零售市場上，曾經跑在前面的領跑“老”品牌如今多少都有些沒落。比如香港思捷環球控股有限公司(00330.HK)旗下的Esprit，該品牌在國內的門店數量一路下滑，銷售也同樣不盡如人意。

“客觀來說，除了個別公司是因為內因問題導致失利，很多品牌都是外因。”程偉雄表示，早前百貨業興盛，國人愛逛商場，渠道為王的年代，掌握了百貨商場的渠道自然是掌握了市場和消費者，百麗、艾格、only等傳統品牌無疑不是如此。但如今，電商、購物中心興起，分流了大量的傳統百貨的顧客，“如今我們看到‘不行’的品牌多數的渠道都在傳統商場百貨。”他強調，所有想要活下去的公司都在順應市場改變，如果公司體量小變革很容易，“要是公司旗下有數千家店，改變也不是短時間內能解決的事情。”

長安PSA頻頻調整高管隊伍 欲走出低谷

面對其他豪華車品牌強攻，長安標致雪鐵龍汽車有限公司（下稱“長安PSA”）旗下的DS品牌銷量陷入低谷，即使成為熱播電視劇《歡樂頌2》中醫生趙啟平以及IT男應勤的座駕，依然未能帶動銷量回升。處於低谷中的長安PSA，再次迎來高層變動。

5月31日，長安PSA董事會公布了新的人事任命，應展望不再擔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調回中方母公司長安汽車出任首席專家；長安PSA原副總裁沈明均升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

沈明均先後在長安汽車從事過工程設計、產品規劃、市場研究、海外銷售及合資合作管理等多項工作，歷任汽車工程研究院副院長、合肥長安汽車公司總經理、海外事業部總經理及合資合作部部長等職。他自今年3月就任長安PSA副總裁以來，在短時間內推出多項舉措，提出了“以變革迎接挑戰”的新工作方向。而調回中方母公司長安汽車出任首席專家的應展望，先後在南京汽車、長安汽車、長安福特馬自達等公司，從事技術規劃與管理、產品開發、質量、IT以及公司的全面管理等工作。自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與法國PSA集團簽訂合資協議以來，應展望作為合資公司籌備組中方組長，牽頭主持了長安PSA的籌建以及正式成立，並於2011年11月其出任長安PSA執行副總裁至今。

長安PSA是由中國長安汽車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國標致雪鐵龍汽車集團共同發起，於2011年11月經國家相關部委批準正式成立，註冊資本40億人民幣，雙方各占股本50%,2013年下線國產車型。目前，該公司的產品銷量處於低迷狀態。

第一財經記者查閱長安汽車的產、銷快報發現，長安PSA銷量增長從2016年開始戛然而止，去年銷量為16123輛，比2015年的24451輛下滑34%。今年以來，長安PSA依然跌跌不休，今年1~4月銷量為2134輛，比去年同期下降67%。

近幾年，由於業績壓力等原因，長安PSA頻頻調整高管隊伍。長安PSA前分管營銷副總裁蔡建軍在2015年3月被調回長安汽車，由當時分管采購副總裁徐駿接替蔡建軍的職位和工作，之後蔡建軍跳槽到北汽股份擔任副總裁。而擔任長安PSA DS品牌總經理剛滿一年的陳國章，於2015年12月被調往PSA集團，長安PSA DS品牌總經理一職由普華傑（Thierry POIRAT）接替擔任。2016年3月，長安PSA又掀起總裁以及副總裁崗位相繼發生變動的人事調整，莫奈(Olivier MORNET)接替博傑思（Gilles BOUSSAC）擔任長安PSA總裁，而徐駿不再擔任長安PSA分管營銷和對外聯絡的副總裁。

長安PSA原高層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曾談到，長安PSA的目標定得過高，早期規劃與現有的市場脫節，導致管理層一直承受巨大壓力，無論是銷量，還是定價、利潤等指標皆難以兌現，股東雙方為此存在不同看法，這是長安PSA頻頻出現人事變動的原因。

汽車分析師張誌勇6月1日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稱，長安PSA銷量低迷，引發長安PSA高層頻頻變動，冀望通過人事變動來提振銷量，但這治標不治本。DS品牌力較弱，在標致、雪鐵龍等法系陣營整體目前在華發展皆不盡如人意的情況下，身處豪華車陣營的DS品牌更是難以有所突破，現在後繼乏力。

“德系三強爭奪激烈，牢牢占據豪華車第一大陣營。日系陣營近年在華複蘇回暖，來勢洶洶，發起品牌向上猛攻，英菲尼迪、謳歌等豪華車品牌相繼國產，日系在豪華車陣營正處於上升趨勢。作為法系豪華車代表的DS品牌要擺脫困境，則需要在產品、市場推廣等方面加倍努力，因為市場阻力大。”張誌勇說。

PSA集團數據顯示，4月全球銷量為24萬輛，同比下滑8.1%。PSA全球銷量下滑與中國市場的表現不無關系。其中，PSA集團與東風汽車公司合資企業神龍公司（標致+雪鐵龍品牌）4月在華共計售出22225輛，同比下降45%，而PSA集團與長安汽車合資企業長安PSA（DS品牌）4月份僅售出228輛，同比下降85%。

除了人事調整外，長安PSA還在加大產品投放力度，計劃從2018年開始將每年推出至少一款新車，包括D級轎車、C級三廂轎車、C級SUV等產品在未來幾年上市，以不斷完善產品系列。

悟空、小藍單車等共享單車頻頻倒閉，用戶該高興嗎？

郭靜的互聯網圈 2017-11-17 11:49

來源 | 郭靜的互聯網圈（ID：guojingdequanzi）

作者 | 郭靜

凜冬將至。

這句臺詞似乎是“權力的遊戲”里提到最多的一句話，但用來形容當前的共享單車情況也是比較貼切的。

2017年6月13日，悟空單車宣布，自2017年6月起，將正式終止對悟空單車提供支持服務，退出共享單車市場。

2017年6月21日，3Vbike宣布，3Vbike共享單車從2017年6月21日起停運。

2017年8月，町町單車被曝“跑路”，大量用戶的押金沒有退還。

近期，有消息稱，小藍單車已宣布解散，拖欠的員工工資將繼續拖欠到明年2月。

曾以“土豪金”而出名的酷騎單車雖然還未出現倒閉的消息，但其押金難退的問題自8月份一直傳到現在。

與現在共享單車一片“黑雲壓城城欲摧”的情景不同，共享單車最瘋狂的時候，曾有多達幾十家同行在競爭，不少創業者看到摩拜、ofo的瘋狂融資，紛紛湧入共享單車市場，PC6下載站的數據顯示，共享單車App數量多達260款。

“創業是九死一生”這句話很多人估計都聽過，但卻鮮有人真正放在心上，一旦看到某個領域存在機會，便一窩蜂似的蜂擁而至，從O2O到智能硬件、從智能硬件到雲計算和大數據、到AI，均是這種情況。

共享單車的火熱，跟資本方的青睞有莫大關聯，光靠創業公司自身，是很難做大的，一輛單車幾百元的成本，一座城市一座城市地往外鋪，這里面成本就不少了，按照目前100萬輛的規模，算下來至少是數億元以上，再加上人力維護、維修成員、資源成本等多項成本加起來，沒有資本方肯定是不行的，幾千萬丟進去很難看到大的成效。

曾有某共享單車企業內部人員對郭靜的互聯網圈透露，對於共享單車品牌來說，最難的不是技術、損壞維修、投放等問題，而是融資問題，因為只有融資才能將市場做的更大，跟摩拜和ofo進行競爭，融資之外倒是沒有太大的問題，甚至品牌公關方面也做的比較出色，就差錢了。

如今，共享單車的情況跟O2O、智能硬件的情況頗為類似，一方面資本市場不再對該市場熱衷，處於二三線市場地位的品牌很難再獲得融資，另一方面，大部分的流量、影響力、用戶被一線陣營的品牌給奪走。頭部的兩家共享單車企業在這種“凜冬將至”的時候，可能問題不大， 但是中尾部的幾十家共享單車品牌受困於資本方的不再追資問題，而市場又越來越小，很容易就會陷入倒閉潮，沒有資金就意味著不能大肆投入，市場一小，就只有倒閉一條路。

可以預見的是，悟空單車、小藍單車等的倒閉並不是共享單車的結局，將來肯定還會有更多二三線的共享單車品牌倒閉，須知，小藍單車可曾是被稱為共享單車第三的存在，如今也突然陷入倒閉，其他二三線的共享單車品牌想必日子也比較難過。

對於用戶來說，從共享單車的繁華到如今的落寞，這一路經歷也頗為精彩。共享單車最初出現的時候，出於對新興事物的好奇心，大部分用戶對共享單車都比較熱衷的，而且，各個共享單車企業的大肆補貼，讓用戶深深愛上了單車出行這一模式，但隨著共享單車問題的出現，用戶對共享單車又開始嫌棄了，比如，經常遇到成片的共享單車被損壞，共享單車亂停亂放影響交通等，還有就是不少共享單車被人惡意損壞，有的甚至丟到河里的。某些地區甚至出現了所謂的共享單車“墳場”，堆著成片損壞的共享單車，而這些對於用戶的影響就比較大了，比如亂停亂放這個就讓人很討厭。

到了現在，用戶對於共享單車已經比較平淡了，既沒有最初面對新興事物的興奮勁兒，也沒有過多的嫌棄和厭惡了，因為該見到的壞已經比較常見了，不稀奇，該用的時候就用，不想用的時候就不用。

這波共享單車倒閉潮的出現，不少用戶都發出了叫好聲，但用戶真的該為此高興嗎？我並不這麽認為。

首先，用戶的押金問題，盡管有免押金的方式，但仍有不少用戶的押金存放在共享單車的賬戶里，這意味著一旦該共享單車出現倒閉情況，用戶的押金就很難退了。退押金是個大問題。

其次，共享單車的倒閉，是正常的“優勝汰劣”現象。就跟達爾文的進化論一樣，商場上同樣遵循優勝汰劣的法則，優質的品牌留下來，不行的品牌從市場撤離。總的來說，共享單車還是為用戶創造了方便的，只不過其在發展過程中會遇到各種各樣的問題，如今，在優勝汰劣的法則之下，洗掉一些不良的品牌對於市場來說反而是好事，一刀切肯定不對，讓所有的共享單車都撤出，很明顯過於武斷了。

最後，留給用戶的選擇權越來越少。隨著整個共享單車的洗牌，而摩拜、ofo合並的聲音不絕於耳，將來用戶在使用共享單車的過程中，會越來越難有選擇權，因為可能市場上就只剩下一家了，沒得選擇。

共享單車這場熱鬧，終於逐漸平靜下來，理性，終將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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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風、一汽、長安高層頻頻互調，三大汽車央企人事換防升級

東風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東風公司”)、中國第一汽車集團有限公司(下稱“一汽集團”)以及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下稱“兵裝集團” ），這三大汽車央企關系越來越緊密，正迎來新一輪的高層互調。

5月11日，第一財經記者從東風公司獲悉，該公司今日上午召開領導班子（擴大）會，宣布幹部任職調整決定，尤崢任東風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劉衛東不再擔任東風公司黨委常委、副總經理職務，調離東風公司，另有任用；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黨委書記雷平調離東風公司，另有任用。

據可靠消息，劉衛東今天將前往兵裝集團任職，馳援兵裝集團旗下第三次創業的長安汽車，雷平則進入一汽集團擔任副總經理一職，助力一汽集團改革。自2015年以來，一汽集團、東風公司和兵裝集團這三支汽車國家隊之間進行了包括“一把手”在內的頻頻人事調整。2015年5月與2017年8月，徐平先從東風公司董事長變成一汽集團董事長，再變成兵裝集團董事長，與他對調崗位的分別是原一汽集團董事長竺延風，以及原兵裝集團董事長徐留平。

從徐平北上、竺延風南下，再到“雙徐”換崗，國內汽車領域發生兩次罕見的一把手互調。此外，三家汽車央企的其他高層也緊接著頻頻換崗，去年，原一汽集團高管安鐵成與原東風公司副總裁高管邱現東也進行互換。今年以來，三家汽車央企掀起新一輪高層人事密集換防，一汽集團黨委常委、副總經理董春波日前也已被兵裝集團官網爆出早一步進入兵裝集團。緊接著， “老東風人”劉衛東和雷平分別調入兵裝集團和一汽集團，而“老一汽人”尤崢則來到東風公司。

大學畢業後加入東風公司的劉衛東，曾擔任過東風公司旗下神龍汽車有限公司總經理等職位，前往兵裝集團之前，劉衛東主要協助董事長負責東風公司技術中心、東風電動車輛股份有限公司、東風越野車有限公司和東風小康汽車有限公司等。

與劉衛東一樣，雷平也是土生土長的東風人。1984年加入東風公司後，雷平先後在鑄造一廠、集團經營管理部組織工作，並在2009年擔任了管理部副部長兼東風汽車有限公司經營規劃總部經營規劃部部長。2016年8月，雷平升任東風汽車有限公司執行副總裁，為東風有限“新中期事業計劃”的五年計劃順利達成目標發揮了重要作用。就在上月，雷平還兼任東風汽車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而剛剛50歲的尤崢，則是1990年加入一汽集團，歷任一汽轎車公司制造技術部副部長、部長，一汽-大眾公司轎車二廠廠長、規劃部副部長，中國一汽集團公司規劃部副部長，2016年11月任一汽集團產品策劃項目部部長，2017年9月任一汽集團產品規劃及項目部部長，2017年10月任一汽集團產品規劃及項目部部長、中國第一汽車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

三大汽車央企密集的人事換防，被業內認為或許暗藏為汽車央企重組整合做鋪墊的玄機。除了通過人事調整進一步知己知彼，三大汽車央企在戰略上也在進行緊密合作。去年12月，東風公司、一汽集團和長安汽車簽署戰略合作框架協議，將在前瞻共性技術創新、汽車全價值鏈運營、聯合出海“走出去”、新商業模式探索多個領域開展全方位的合作,三方共享合作成果，欲以此增強三方的核心能力和國際競爭力。

不過，東風公司、一汽集團和長安汽車至今對三者是否重組整合三緘其口。當前，汽車產業處於百年一遇的變革期，加速朝電動化、智能化、互聯化和共享化轉型，正經歷著市場、結構以及政策等方面的變化，全球車企逐漸掀起抱團的熱潮。此外，面對時代變革，全球車企也在進行頻繁的人事變動。今年以來，包括大眾、寶馬、日產等多家車企巨頭多名高管履新，從管理、技術、生產和銷售多方面進行調整，為了更好地開拓市場和提升品牌影響力等。

頻頻爆雷 P2P網貸行業走向何方

6月以來，全國範圍內集中出現了百余起P2P網貸平臺清盤、停業、實際控制人失聯、停止兌付本息等風險事件。進入7月後，網貸平臺的“爆雷”愈演愈烈，我國P2P行業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流動性危機和生存發展的挑戰。

P2P網貸平臺頻頻“爆雷”

這次網貸行業“多米諾骨牌”的集中坍塌自6月開始。據統計，2018年前5個月，每個月倒閉的P2P平臺基本在20家左右；但到了6月，“爆雷”數量猛增至63家；進入7月，這一態勢愈演愈烈。根據網貸之家的數據，截至7月20日，當月新增問題及停業平臺約118家。

而且本輪網貸平臺“爆雷”的一個突出特點是，出問題的不少是規模較大的P2P平臺，其中不乏擁有國資背景和運營多年的知名網貸機構。如“唐小僧”註冊用戶人數超過1082萬人，“銀豆網”借貸余額達44億元，這兩家平臺的實際控制人均已失聯或外逃，造成較大的社會影響；“愛投資”是中國支付清算協會會員單位，並獲得了“iTrust中國互聯網信用評價中心”最高級AAA級信用認證，近期也出現了一定規模的項目逾期。此外，出問題的“利民網”已在前海股權交易中心掛牌，正籌備赴美上市；“金銀貓”是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首批會員單位，並獲得國資背景企業“中能源電力燃料有限公司”戰略入股；“錢媽媽”、“雲端金融”等亦屬國企股東控股。

從風險性質看，此次P2P平臺的倒閉大致分為兩種類型：

一種是直接關停，即由於資金鏈斷裂、實際控制人失聯或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警方立案偵查等原因，平臺停止運營或不再兌付本息。如浙江地區知名P2P平臺——“牛板金”7月3日公告稱，該平臺牛錢袋、牛寶豐、牛錢包等借款項目發生逾期共計9852余萬元，暫停平臺贖回業務及所有產品的投資與兌付；7月4日，又爆出該平臺通過虛構標的，以“牛錢袋”產品挪用投資人資金用於房地產開發的內幕，涉及金額達31.5億元；7月5日，“牛板金”被杭州市公安局江幹區分局以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罪”立案偵查。

另一種是良性清盤，即因流動性枯竭等原因，P2P平臺主動決定良性退出網貸行業，並承諾不跑路，不失聯，及時追回欠款，未來幾年內分批次兌付所有資金。如7月18日“金銀貓”宣布決定良性清盤，對在投金額小於1萬元的用戶，平臺將分兩個月結清所有資金；對在投金額大於1萬元的用戶，將分24個月每月兌付本金及其收益。

P2P平臺風險集中暴露的三大原因

這次P2P平臺風險的集中暴露是我國網貸行業自誕生以來，面臨的一次較大的流動性危機和行業性挑戰。在多重風險因素的交織作用下，流動性壓力從少數平臺蔓延到了整個行業，P2P平臺的生存和發展正在經受一場嚴峻考驗。

（一）經濟增速下行和加快去杠桿，使潛在風險逐步顯性化。

一方面，在經濟增速下行期，風險往往出現在最薄弱的環節。而P2P平臺借款人的資質相對較差，在宏觀經濟發展挑戰不斷增多、企業和個人信用違約現象多發、底層資產逾期較為嚴重的大環境下，平臺項目很容易出現逾期、兌付困難等問題，這時P2P領域高風險、高收益的特征體現得更加明顯。

另一方面，在去杠桿的背景下，所有貸款類機構都在承壓，而首當其沖的往往是小微企業和民間融資。2018年1~6月，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增量為9.1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少2.03萬億元，去杠桿取得明顯成效。但同時，去杠桿帶來了融資環境的收緊，促進了銀行表外業務、同業業務等的收縮，而小微企業和民營企業的大部分融資是通過非銀行金融機構、或銀行的表外和同業業務渠道獲得的。這就造成了上述借貸主體資金鏈吃緊或信用違約，從而使包括P2P在內的一些潛在金融風險顯性化。

（二）市場恐慌情緒蔓延，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

從P2P借款人一端看，確有部分企業和個人出現還款困難和信用違約，但也有一些借款人在行業危機發生後，還款意願下降，甚至趁機惡意舉報平臺，掀起市場恐慌，造成平臺經營失控，以此達到逃廢債的目的。這些行為直接導致了一些網貸平臺資金鏈斷裂、無法兌付，進而誘發了全行業的信任危機。

從P2P出借人一端看，一些平臺發生項目逾期增加、無法兌付本息或實際控制人跑路後，引發了其他平臺投資人的擔憂情緒。特別是當一些知名乃至國資背景的平臺也出現問題後，市場恐慌情緒和負面情緒擴散，投資人信心不足，爭相集中提現、撤回資金，導致更多的平臺出現了流動性問題。其中，一部分資金湧向安全性更高的大平臺，一部分則完全撤出了P2P網貸領域。大量的資金流出在平臺間形成連鎖反應，使一些原本沒什麽問題的平臺也出現了問題。

（三）不少網貸機構仍在違規經營，是風險爆發的根本性因素。

對這次網貸領域風險的集中暴露，宏觀經濟和市場情緒等外因固然不容忽視，但P2P平臺的內因起著決定性作用。

監管部門多次強調，網貸機構的本質是信息中介，而非信用中介。但當前仍有部分P2P平臺背離信息中介定位以及服務小微企業和依托互聯網經營的本質，業務創新偏離軌道，異化為信用中介。比如，有的機構存在違規放貸、為出借人提供擔保增信等行為；有的通過歸集資金設立資金池、進行期限拆分；有些機構為規避相關金融產品的認購門檻要求，變換投資產品銷售形式，在逃避監管的同時，加劇風險傳播；還有些機構甚至通過假標和高收益等手段，虛構項目募集資金，開展自融、龐氏騙局，碰觸非法集資底線。

由於行業信息披露普遍不規範，違規平臺的隱蔽性較強，表面看來與合規平臺無異，有的甚至還借助激進的市場推廣手段，實現了交易規模的快速擴張。但流動性是這些平臺的命門，一旦市場環境驟變，大量違約發生或資金流出激增時，其內在問題就會暴露出來。

未來P2P網貸行業的發展走向

P2P網貸作為一種互聯網金融業態，在緩解小微企業融資難、滿足民間資本投資需求、促進金融普惠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初期的“野蠻生長”所積聚的風險，必然要有一個釋放和消化的過程，只有經歷“刮骨療傷”的陣痛，淘汰劣質平臺，網貸行業才能化繭成蝶、步入良性發展的軌道。

（一）網貸機構數量將呈持續性減少態勢。

近兩年來，國家互聯網金融專項整治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嚴控平臺增量、化解存量。就增量而言，監管部門已經明確，專項整治期間，對新從事網絡借貸業務的P2P平臺，原則上不予備案登記。就存量而言，對運行不規範的機構，監管部門要求限期整改，整改不到位的，可能面臨淘汰整合；對涉嫌從事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活動的機構，將依法取締，堅決實施市場退出。

事實上，我國網貸平臺數量已出現持續性萎縮。根據網貸之家的數據，截至6月末，國內累計設立P2P網貸平臺6183家，其中停業及問題平臺4347家，正常運營平臺1836家（圖1）。與2015年11月末3476家的最高值相比，正常運營平臺數量已大幅減少了近一半，為近年來的最低值。從成交量看，6月網貸行業成交1757億元，較去年同期下降了28.4%。

歷史地看，我國超過70%的P2P網貸機構已經消亡。而這次網貸平臺風險的集中暴露，可以看作是行業洗牌的進一步提速，是市場進一步出清的過程。預計經過此次風波，網貸平臺的數量將有一個明顯下降。與英國、美國各不過70家左右的平臺數量相比，我國1800余家的P2P平臺規模仍有一定的壓降空間，而關鍵是要形成一套良性退出、有序退出的機制。

（二）網貸行業有望走上回歸本源、良性發展的道路。

從市場主體層面看，經過風險事件洗禮、監管政策糾偏和市場出清，一大批問題平臺加速退出了市場，行業機構異化趨勢有望得到扭轉，真正合規經營和有實力的網貸信息中介機構將脫穎而出，資金也將更多地向大平臺集中。近期，一些平臺通過追加註冊資本、設立投資者開放日、召開投資人見面會等方式，彰顯自身實力，向投資者傳遞信心；一些平臺主動向監管層、公眾投資人披露合規性審查報告；一些平臺聯合媒體發出自律倡議書，強調合規經營和自我約束。

從市場環境層面看，當P2P平臺隱含的風險隱患和危害充分暴露並得到有效治理後，行業將正本清源，而不再成為非法集資等違法違規活動的庇護所，“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將得到改觀，投資者的風險意識將明顯提高，市場交易行為也將更加趨於理性。數據顯示，我國網貸行業綜合收益率已由2014年20%左右的高位，持續降至2018年6月的9.6%（圖2），整個行業正在由狂熱逐步回歸理性。

從管理機制層面看，2016年以來，監管部門制定了《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業務活動管理暫行辦法》，明確了“行為監管+機構監管”的管理模式，並開始實行網貸機構備案登記制度和客戶資金第三方存管制度，監管空白自此基本被覆蓋，網貸行業“無準入門檻、無業務規範、無硬性監管約束”的野蠻生長時代不複存在，嚴格監管成為常態。

2018年7月上旬央行牽頭召開的互聯網金融風險專項整治下階段工作部署會提出，再用1到2年時間完成專項整治，化解存量風險，同時將P2P網貸清理整頓延長至明年6月份。這表明P2P領域的風險隱患依然不少，當前所處整改期的一系列政策組合拳非但不會退出，未來還有可能進一步強化。

（三）銀行需關註P2P領域帶來的輸入性風險，防範聲譽損失。

這次P2P平臺潛在風險的加速暴露，對銀行而言整體影響有限，但銀行需要關註事件可能帶來的輸入性風險，制定相關預案，避免聲譽損失。

整體看，銀行與P2P領域的交集不多，主要集中在存管業務方面。據統計，截至7月24日，有78家銀行開展了P2P平臺資金存管業務，大多數為城商行，其中江西銀行和廣東華興銀行接入平臺數量最多，分別接入83家和72家；有858家網貸機構上線了銀行資金存管系統，占正常運營平臺的46.7%。P2P風險事件集中爆發後，已有一些銀行因存管費用無法覆蓋“爆雷”帶來的聲譽損失，選擇主動退出網貸資金存管業務。

根據銀監會辦公廳印發的《網絡借貸資金存管業務指引》，存管銀行主要履行網貸資金存管專用賬戶的開立與銷戶、資金保管、資金清算、賬務核對、信息報告等職責，而不承擔借貸違約責任，不對網貸資金本金及收益予以保證或承諾，不對借款項目及借貸交易信息真實性承擔審核責任等。可見，銀行開展網貸資金存管業務的職責邊界和責任義務是清晰的，銀行的存管行為並非對網貸交易行為提供銀行信用背書。未來，銀行開展網貸資金存管業務，應進一步嚴格準入門檻，更為審慎地選擇合作機構，並加強對網貸平臺的實時監測和風險預警，及時制定預案，防範聲譽風險。

（作者單位：工商銀行城市金融研究所）

責編：黃賓

特朗普頻頻威脅退出WTO？國會欲阻止其臆想

美國總統特朗普退出世貿組織（WTO）的想法，成為促使美國國會共和黨在貿易問題上倒戈的又一充分理由。

負責監管貿易問題的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布雷迪(Kevin Brady)8月6日表示，雖WTO不完美，然如特朗普非要退出WTO，國會定要維護美國的WTO資格。

“答案是，是的。” 布雷迪表示，退出WTO的舉動，必須得到國會批準才會放行。按照WTO相關規定，如成員希望退出WTO，必須在退出6個月之前提出申請。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程大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指出，WTO並不是一個想退就能輕易退出的組織。正如同加入WTO、取得最惠國待遇時要同所有相關成員方談判一樣，退出也需要談判，沒準還要付“退出費”。

若企圖退出必遭國會阻止

從競選總統階段至今，特朗普曾多次暗示WTO對美國不公，且希望對此“做點什麽”。

據美國媒體報道，特朗普經常向身邊人抱怨，WTO就是世界上其他國家弄出來，一個用來限制美國的組織。更有其身邊人士匿名表示，特朗普威脅退出WTO的次數已經超過100次。

這一持續表態令美國國會共和黨人神經緊張。此前，共和黨內形成一種策略共識，即在中期選舉之前，不在貿易問題上同特朗普公開唱反調，一切有待“秋後算賬”，然而特朗普持續退出WTO的威脅打破了這種黨內共識。

跡象之一即為美國參議院在7月11日批準了的一項非約束力議案，在這項議案中，國會表明希望在涉及國家安全的關稅決策中發揮更大作用。值得註意的是，這項象征性決議是由一位共和黨黨員提出的。

布雷迪指出，WTO以及其爭端解決機制是有缺陷的，在此方面毫無疑問：判決時間過長且經常不守時，而且很多時候並不是基於事實的貿易決定，而是政治決定。

但是他指出，在協助美國申辯他國的不公平貿易行為方面，WTO還是非常有效的，且具有持續性，並可以敦促其他國家遵守其加入WTO時的承諾。

根據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的一項研究，美國提交給WTO的案件中，有91%勝訴，勝訴率還是相當高的。

美國彼得森經濟研究所研究員胡保爾（Garye Hufbauer）亦指出，如果特朗普希望退出WTO，則需要國會的批準，因為正是國會在1994年通過立法，批準美國加入WTO。

胡保爾援引的是《1994烏拉圭回合協議法》。該法律第125節規定，每5年美方對美國參與WTO進行審查，在此後90天內，美國國會任何成員都可以提出議案申請退出WTO，為了使這個問題不在國會委員會中擱置，法律還規定眾議院或參議院應在議案提出90天後必須對美國是否退出WTO作出決定。而如果該議案得到國會兩院通過，美國就可以申請退出WTO。

歷史上，美國於2000年和2005年均有議員提出過退出WTO的議案，2000年眾議員投票結果為56票贊成，363票反對，2005年贊成票增加至86票，338票反對，因此上述議案均未進入參議院。隨後在2010年和2015年，根本沒有議員提出美國要退出WTO的類似議案，而美國下一次提交上述5年期審議報告的日期是2020年。

胡保爾指出，目前國會共和黨在該問題上計劃反抗特朗普的原因在於，對於美國而言，離開WTO意味著一場高風險的經濟賭博：雖然在沒有WTO的束縛之下，美國可以對廣泛的產品大量征稅，然而WTO國家也可以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這將令美國處於競爭劣勢之中，讓我們面臨真正的極大危險，鑄成大錯。”胡保爾並指出，這一程度同目前的鋼鋁關稅和汽車稅都截然不同。

“鋼鋁關稅涉及200億美元產品，汽車關稅涉及大約2000億美元產品，WTO則意味著一切（產品）。”胡保爾指出。

美不忘利用WTO

雖然威脅退出，然而美國並沒有放棄借WTO的為自身謀利的機會。就在7月16日，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發聲明表示，美國已就歐盟、加拿大、墨西哥、土耳其等五國對美鋼鋁關稅實施的關稅報複向WTO分別提出五項申訴。

在USTR的聲明中，美方反咬一口，堅稱美出臺鋼鋁關稅是為了保衛美方的國家利益，且符合美國法律與國際貿易準則，而來自於各方的反制措施卻並不符合國際原則。

不過，美方一下子“告了”五個成員的行為讓各方憂慮，目前已經出現人手短缺問題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上訴機構是否還能承擔這樣的業務量。

近年來，美國對上訴機構的職能表現出了十分不滿：在美國奧巴馬政府2016年的決定中，該政府就曾經反對重新任命上訴機構成員，而特朗普政府則延續並發展了這種做法，目前已經阻止了所有的新成員任命。

布雷迪對此也持贊成看法，並表示所有相信WTO和多邊體制的人，也都應當支持對目前的爭端解決機制進行徹底改革，不過他沒有披露希望改革的方向和看法。

WTO爭端解決機制下設的上訴機構常設7位法官，因美方阻撓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目前上訴機構的正式法官僅剩4人。按照規定，上訴機構處理每個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即使有4~5名正式法官，在實際工作中也會因為合法性問題，難以處理案件。

第一財經記者獲悉，上訴機構的一位法官斯旺森（Shree Baboo Chekitan Servansing）的任期即將在今年9月30日結束，如果斯旺森不能連任，從今年10月開始，上訴機構將僅剩下3位正式法官。屆時如果上訴大法官不夠用，那麽各方也就無法實現上訴。WTO最重要的仲裁體系也將陷入名存實亡的癱瘓狀態中。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最近一次在7月20日的WTO爭端解決機制例會上，美國再次拒絕了開啟新法官甄選程序的建議，且在改革方向上也拒不表態。

程大為認為，若因美方通過阻撓人事任命的方式，造成了WTO爭端解決機制的實質性癱瘓，此舉是很惡意的。因為若上訴機構癱瘓，就算走到上訴這一步，也沒有法官進行審理；另一方面，這已經對世界貿易體系造成了實質性損害。

責編：吳將

銷量不振，汽車廠商與經銷商頻頻反目

整車廠和經銷商，原本是汽車銷售鏈條上的兩個互相依賴的合作夥伴，但在車市下行的大背景下，相互依存的關系忽然變得十分脆弱，“反目”的情況時有發生。

近日，一張眾泰汽車經銷商投資人維權的照片在網上廣為流傳。照片中，有投資人在眾泰山東臨沂生產基地門口進行維權。而在此之前，來自河南的幾家沃爾沃汽車經銷商也選擇在沃爾沃中國銷售總部所在地白玉蘭廣場門前維權，稱其被逼退出經銷商網路，並要求廠商支付拖延返利近400萬元。

脆弱的利益鏈條

上述維權的眾泰經銷商表示，此次廣東地區的十余家經銷商聯合到山東維權，緣於眾泰的產品質量問題所導致的經銷商大面積虧損。“兩年多來，最多的虧損在千萬以上，大多數都虧損幾百萬，沒有一家經銷商賺錢”。

消息放出後，眾泰汽車方面迅速對外發表聲明，稱經銷商“維權”的原因在於：經銷商在銷售眾泰S系列產品過程中，因市場環境等因素影響，銷售業績沒有達到預期，即展開所謂的“維權”活動，要求眾泰汽車承擔其相應損失。眾泰方面認為，經銷商這樣的“維權”方式並不可取，但同時也表示，目前眾泰已經與經銷商積極溝通，雙方達成一致，將共同攜手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努力提升產品銷售業績，實現合作共贏。

至於另一家車企沃爾沃廠商矛盾激化，三家經銷商稱退網的原因在於，從2014年底至今，三家4S店累計虧損已3000多萬，而沃爾沃方面不肯兌現三年多累計400多萬的返利，最終導致矛盾爆發。不過，沃爾沃汽車在隨後發布的聲明中否認了上述經銷商所謂的“被逼退網”和拖延返利的情況。

按照沃爾沃方面的說法，上述經銷商的退網是自願選擇，在這一過程中，沃爾沃曾因為東安集團旗下三家經銷商惡劣的銷售表現，向其發布了正式的溝通警告函，要求其在3個月整改期內提升業績表現。但在整改期尚未結束之時，三家經銷商再度聯合發函要求退網。沃爾沃方面表示，由於在隨後的實地走訪以及和實際投資人代表及管理人員會談的過程中，沃爾沃方面發現東安集團方面存在一些完全違背與沃爾沃汽車簽訂的經銷商協議的行為，於是同意三家經銷商退網。但後者無理索求，並采取不正當方式試圖施加壓力。

無論是眾泰還是沃爾沃，經銷商和廠商之間矛盾激化，最根本的原因指向就是：銷量不振。

以眾泰汽車為例，上述維權經銷商所售賣的S系列旗下兩款產品SR9和SR7，此前曾因為外觀酷似保時捷和奧迪Q3而走紅，但上市後的短時期內，銷量便開始回落。6月SR7銷量僅有103輛，同比下滑85.69%；SR9銷量為395輛，同比下滑80.71%。按照經銷商的說法，導致這兩款產品銷量下滑的根本原因在於產品質量問題。不僅是這兩款產品，記者梳理眾泰汽車的銷量曲線就會發現，與主流自主品牌相比，眾泰旗下產品的生命周期非常短，一款新產品上市後銷量從沖高到回落，周期最短可能僅需半年時間。“眾泰此前抄襲模仿的模式是走不通的。”長期關註汽車流通行業的人士丁磊認為，不只是眾泰，很多沒有競爭力的品牌，包括合資，未來可能都會頻頻遭遇類似的問題。

部分經銷商“斷臂求生”

“無論是在快消還是汽車領域，經銷商和廠商都是利益和矛盾的綜合體。”丁磊認為，“市場大好時，大家其樂融融，而市場不好時，矛盾也在所難免。”事實也是如此，近幾年來，隨著車市的走低，前幾年ABB（奧迪、寶馬、奔馳）也曾鬧出經銷商“逼宮”事件，而諸如現代、起亞、PSA以及通用雪佛蘭等合資品牌，經銷商“逼宮”、“退網”和“聯名上書”的情況，也都時有發生。在他看來，在當下車市整體走低，甚至從增量步入存量市場的大背景下，這樣的矛盾和沖突將會越來越成為一種常態。

今年前7月，國內乘用車市場銷量增速僅2%，增速進一步回落。據乘聯會最新統計，7月狹義乘用車同比增速回落到近些年的低位水平。

具體到各家車企的表現可以發現，自2016年以來，不僅是起亞、福特這樣的合資車企，銷量會出現同比下降的態勢，連上汽大眾這樣的強勢合資企業，單月銷量同比下滑的情況也頻繁發生。

“所有的表現都指向同一個結論，車市的高速增長已經不可複制。在這種情況下，不僅是廠商，經銷商更要考慮如何應對。”丁磊認為。在國外成熟市場，經銷商的利潤基本上有七成來自於售後和增值服務，售前利潤僅占三成左右。而國內的經銷商利潤構成與之正好相反。“經銷商的利潤來源除了銷售環節之外，更多來自於廠商的月度、季度返點，以及售後零部件提成等。自身對於利潤點的挖掘不足。”他表示，在當下，經銷商應該更多地去考慮，如何降低對廠商的依存度，去挖掘更多的利潤來源。否則在他看來，未來經銷商的生存將更加困難，而經銷商的分化也會越來越明顯。

事實上，強者恒強的趨勢在過去兩年來已經逐漸體現出來。在今年5月，中國汽車流通協會發布的《2018年中國汽車流通行業經銷商集團百強排行榜》上，廣匯集團再度名列第一位，營業收入達到1600億元，銷量首次突破100萬輛，銷量為第二、三、四名的總和。另一家上市經銷商集團龐大汽貿卻開啟了“賣賣賣”模式，增加現金流以保障主營業務所需的經營資金。

今年5月，龐大將旗下5家盈利不錯的奔馳經銷商轉手廣匯，而在8月9日，龐大集團再度發布公告稱，擬向大連中升或該公司指定的關聯公司轉讓公司合計直接或間接持有的公司下屬九家子公司100%股權。前後兩次交易的作價共計超過22億元。

出售資產的背後，龐大近兩年來業績表現平平。2017年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12億元，同比下降44.45%。另外，記者梳理龐大此次出售的資產中8家4S店的情況後發現，8家4S店中僅濟南奧迪是新開店，其余幾家都是2011年~2012年間開的老店，甚至一家廣豐店面為2008年開店。但從2017年的情況看，僅2011年開設的北京雷克薩斯店有盈利，其余全部呈虧損狀態。今年前5月，8家店中也僅有北京雷克薩斯和兩家豐田店面有小幅盈利，三家店利潤加起來僅200萬元左右。

責編：胡軍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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