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帶一路”倡議尋求的是與沿線各國的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但要做到這些,首先需要摸清“脈博”。
這個“脈博”就是沿線各國目前處在什麽樣的發展階段,如何有效地推進合作共贏。
“把握準‘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發展需要,在充分了解‘一帶一路’國家經濟發展所面臨的主要挑戰的基礎上,有效地推進合作共贏,無疑是極其重要的一個環節。”5月8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其仔說。
中方貨車正在從越南老街口岸返回。攝影/章軻
44個國家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張其仔所帶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分析課題,第一次系統地對“一帶一路”64國的產業競爭力進行了分析。他對記者說,刻劃一個國家經濟發展所處階段的最簡潔方法,就是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或人均國民總收入(GNI)水平。“世界銀行在實施貸款計劃時,就是以人均GNI為標準的。”
以人均GNI為標準,世界銀行將全世界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劃分為四種類型:低收入國家、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高收入國家。
張其仔介紹,世界銀行對國家按人均GNI進行分類,其標準是動態調整的。按2015年的標準,人均GNI少於或等於1025美元的國家屬低收入國家;人均GNI為1026~4035美元的國家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中等偏上收入國家的人均GNI為4036~12475美元;人均GNI高於12475美元的國家,屬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張其仔告訴記者,課題組在分析“一帶一路”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時,沿用世界銀行的做法,用人均GNI指標來考察“一帶一路”國家所處的經濟發展階段。
研究發現,按2015年世界銀行的標準,“一帶一路”國家中的絕大多數屬於中等收入國家行列,極少數屬於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也為數不多。
所列64個國家(包括中國)中,只有18個國家已經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只有2個國家屬於低收入國家,其他44個國家屬於中等收入國家,其中,22個屬於中等偏下收入國家,22個屬於中等偏上收入國家。
“對於中等收入國家來說,其所要完成的任務就是,從中等收入國家變為高收入國家,但這個過程並不容易。”張其仔說。
世界銀行在2007年出版的《東亞複興:關於經濟增長的觀點》中指出,比起富裕或較窮的國家來,中等收入國家的增長會相對較慢。
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很多中等收入國家在較快進入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之後,並沒有輕而易舉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就像有些國家或地區長期陷於貧困陷阱一樣,中等收入國家確實面臨著難以進入高收入國家的風險。
張其仔對記者說,就“一帶一路”國家的發展歷程看,一些國家早已邁入中等收入國家之列,但一直沒有邁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進而從中等收入國家行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菲律賓、馬來西亞、泰國等就十分典型。
“‘一帶一路’的多數國家所面臨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張其仔說,“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雖然有所差異,但都面臨著共同繁榮發展的任務,面臨著收入邁向新水平、產業邁向新高度的挑戰。
上述課題組認為,為了實現這一共同目標,應對這一共同的挑戰,“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應以創新為根本,共議創新發展藍圖,協同推進創新戰略。過往的全球化推動者都是發達國家。
張其仔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大特點就是中國需與一批與自身同處於中等收入水平的發展中國家共謀發展。這一特點決定了,“一帶一路”倡議不僅將引領中國的新一輪改革開放,而且將在引領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轉型上發揮重要作用。
東南亞仍處全球分工體系中低端
中國自發布“一帶一路”倡議以來,與“一帶一路”國家的經濟與貿易聯系出現了可喜變化。
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62517億元,比上年增長0.5%,其中,出口增長0.5%,進口增長0.4%;2016年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直接投資145億美元;中國對沿線國家直接投資新設立企業2905家,增長34.1%,直接投資金額458億元;中國對沿線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760億美元,增長9.7%,占同期中國對外承包工程業務完成營業額的47.7%。
“一帶一路”沿線的東南亞各國與中國聯系密切。但課題組研究也發現,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東南亞仍處於中低端。
東南亞是全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也是對外開放較早、開放程度較高和工業基礎設施較完善的發展中國家聚集區。
新加坡是“亞洲四小龍”之一,人均國民收入在全球排名進入前十位;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是“亞洲四小虎”,在20世紀90年代經濟發展突飛猛進。
進入21世紀,越南、緬甸、老撾等國家開始實施更加開放的經濟政策,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的軌道。2008年以來,雖然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東南亞地區仍然保持增長態勢,到2015年,大多數東南亞國家經濟增速基本恢複到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
“總體上看,東南亞是全球經濟活躍地區,也是我國對外貿易和‘一帶一路’的重要目標地區。”課題組稱。
研究發現,從東南亞各國主要貿易產品和貿易對象的變化情況看,近年來各國產業競爭力有所提高,但除新加坡,東南亞國家在全球市場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和產業集中於農產品、礦產品等低端領域,在全球分工體系中,東南亞處於中低端位勢。
課題組介紹,東南亞地區整體開放程度較高,外向性特征明顯,日本、歐洲和美國對該地區經濟發展和主導產業形成有深遠的影響,東南亞國家高端產品進口對這些國家和地區的依賴較大,產品出口也受這些國家跨國公司全球布局戰略的影響。
中國與東南亞的經貿關系雖然持續升溫,但經貿聯系主要還是以產品進出口為主,深層次的合作開發、產業轉移還比較少,中國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直接投資,參與東南亞國家重點和重大工程建設還不足。
課題組認為,從中國與東南亞各國的資源稟賦、產業結構和發展水平出發,我國與東南亞各國貿易拓展潛力巨大,應利用“一帶一路”進一步提高與東南亞國家的貿易規模,以及開展更深層次的產業合作。
例如,東南亞地區水果、水產品、橡膠、稀有礦產是我國人民生活和工業生產急需的;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工業基礎設施相對較好,在勞動密集型加工行業上具有優勢;而新加坡在技術研發、企業管理、產業促進政策上的經驗值得我國借鑒和學習。
“一帶一路”上的投資重點路線圖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上述課題組在具體的國別和地區研究上,也對“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競爭力問題進行了研究和分析。
張其仔對記者表示,對南亞地區,中國可將投資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能源、電信、公路鐵路、隧道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由此可大大拓展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合作空間。
近年來,南亞地區已成長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地區之一。研究發現,從產業競爭力來看,南亞8國中,印度商品產業競爭力相對較強,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尼泊爾、馬爾代夫、阿富汗和不丹的產業競爭力較弱。
從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來看,巴基斯坦、孟加拉國、斯里蘭卡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強,印度、尼泊爾、馬爾代夫、阿富汗和不丹與中國的整體貿易結合度相對較弱。
從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強度來看,印度與中國產品的貿易競爭強度相對較強,南亞其它7國與中國的貿易競爭強度相對較弱。
從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來看,阿富汗、孟加拉國、斯里蘭卡和尼泊爾四國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相對較高,印度、巴基斯坦、馬爾代夫與中國的貿易互補性相對較低。
調查發現,中國與南亞地區存在較好的歷史合作基礎,雙方經貿產品主要是以低附加值的大米、面粉、黃麻、棉、茶等農業產品和紡織服裝、有機色料和天然染料等勞動密集型初級工業商品為主。目前,中國已成為南亞各國的主要貿易夥伴,中國既是南亞地區前十大產品出口目的地國家,也是南亞地區前十大產品進口來源地國家,中國還是南亞地區主要的外資來源國。
課題組認為,中國和南亞地區應著重政府和民間上的經貿合作機制,優化貿易方式和貿易結構,實現雙邊貿易均衡發展。加大對南亞地區投資,特別是工業園區的投資,平衡國際收支,可將投資重點放在農業現代化,能源,電信,公路鐵路(包括高速列車、老舊鐵路改造),隧道建設等基礎設施領域,大大拓展中國與南亞諸國的雙邊合作空間。
“一帶一路”上,中印兩國的關系比較特殊。張其仔介紹,中印是世界上僅有的兩個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也是市場潛力最大的兩個鄰國,兩國產業貿易結構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但目前,中印仍需共同化解諸多難題。
總體上看,目前西亞與中東地區國家,產業國際競爭力整體較弱。課題組介紹,但由於該地區石油資源較為豐富,因而石油業在國民生產總值、國民收入和出口值中的比重都居絕對優勢,石油石化產業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此外,土耳其則在食品及活動物、非食用原料、主要按原料分類的制成品和雜類制成品等資源和勞動密集型商品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優勢。以色列則在化學品和相關產品與機械及運輸設備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優勢。格魯吉亞則在有色金屬、黃金、生鐵等礦產資源類產品具有較強的國際競爭力。
目前,中亞國家產業發展的主要任務是改變經濟增長過度依賴自然資源形成單一要素比較優勢的現狀,加大吸引外資力度,發展本地區制造業。
課題組分析認為,中國在推動中亞地區發展上,可通過關鍵通道、能源基礎設施、跨境光纜和國際運輸便利化建設,推動雙邊貿易規模,擴大中亞國家優勢產業的出口規模,拉動中亞國家產業與經濟發展。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和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帶動中亞國家產業發展。
據第一財經記者了解,截至2015年底,中國對中亞投資存量80.9億美元,約是中國對俄投資存量的58%。境外經貿合作區建設是促進一帶一路國家產業發展的重要產業載體,目前我國在中亞國家已建立兩個國家級境外經貿合作區,分別是吉爾吉斯斯坦亞洲之星農業產業合作區和烏茲別克斯坦“鵬盛”工業園。
“中等收入陷阱”是一個老話題。最近西方媒體又出現一種新論調,宣稱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會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種論調反映出非常陳舊落後的發展理念,表明他們完全不明白中國新發展理念的意義。那麽,中國何以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為什麽說中國經濟會因環保和扶貧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站不住腳?本期請幾位專家給出分析解答。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規劃了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遠景目標和路線圖。持續推動經濟結構升級,實現更可持續、更加包容的高質量發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是今後一個時期的主要任務。綜合判斷,我國具備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各種條件。
2006年世界銀行發布的《東亞經濟發展報告》,首次以“中等收入陷阱”刻畫這樣一種現象:一些經濟體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後,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未能持續提高甚至倒退,因而無法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經濟體行列。
準確理解“中等收入陷阱”,首先需要了解世界銀行對各經濟體收入水平的分類標準。從上世紀70年代後期開始,世界銀行在其發布的世界發展報告中對各經濟體進行分類,但當時並無明晰而固定的分類標準,只是粗略地參照技術水平、收入水平、經濟體制等把各經濟體分為這樣幾類:工業化經濟體(即當時的經合組織成員),發展中經濟體(又分為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兩類),資本富裕的石油輸出國,中央計劃經濟體。
為方便分析,從1989年開始,世界銀行以人均國民總收入為唯一依據,劃定了一系列門檻數值,對發展水平進行分類,即:以1987年美元計價的人均國民總收入衡量,6000美元以上的為高收入經濟體,介於1941至6000美元之間的為上中等收入經濟體,介於481至1940美元之間的為下中等收入經濟體,480美元及以下的為低收入經濟體。之後,在1987年美元計價的門檻線基礎上,根據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中幣種的物價指數,逐年滾動調整為現價美元。由於物價水平有漲有跌,所以門檻線就有可能隨著時間推移有升有降,而並不是像一些人以為的那樣直線上升。如2012—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依次為12615美元、12745美元、12735美元、12475美元和12235美元。
其實,雖然門檻線會根據物價進行調整,但扣除物價因素之後的門檻線“真實水平”相對固定。由於世界經濟整體發展水平在提升,所以長期來看,高收入門檻線相對於全球和發達國家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比例都呈現降低態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高收入門檻線相當於美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的30%左右,而2016年僅相當於後者的22%。同期,高收入門檻線也由全球人均國民總收入的1.8倍左右降低到不足1.2倍。
還需要指出的是,用於劃分發展水平的人均國民總收入不同於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二者不是一個概念,不能混同。國民總收入包括四個部分:勞動者報酬、資本折舊、資本的報酬即利潤、政府收取的間接稅,也即包括企業部門、金融部門、政府部門和居民部門的收入。人均國民總收入用於衡量國家整體經濟發展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則僅指居民可用來自由支配的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數值上顯然要小於人均國民總收入。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直觀上看首先是一個經濟增長問題。那麽,從經濟增長角度看,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前景如何呢?
1996年以前,我國屬於低收入國家,1999年鞏固地進入下中等收入國家行列,2010年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1990、1995、2000、2005、2010和2016年,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分別相當於對應年份高收入門檻值的4.3%、5.8%、10.1%、16.4%、35.4%和67.5%。可以看出,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向高收入門檻值的收斂速度幾乎是指數式的。
綜合考慮多種因素,保守預測,我國有可能在今後幾年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依據主要有如下幾條:第一,2016年世界銀行公布的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是8260美元。第二,假定我國今後一段時間人均國民總收入增速保持在6%的水平。第三,基於2007—2016年高收入門檻線因物價因素年均提升0.98%,假定今後門檻線按1%的速度提升。第四,假定我國今後物價漲幅為年均1%。第五,假定美元相對於人民幣匯率保持在1美元兌6.7元人民幣。綜合這些假定,我國在2023年可以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
這一預測的假定條件可能會和未來實際情況有出入,但在各種假定條件組合下,我國於2030年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都是大概率事件。從2010年我國成為上中等收入國家算起,用時13—20年成為高收入國家,與過去30多年間先後成功進入高收入階段的國家的經驗是吻合的。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描繪的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前景,屆時我國人均國民總收入水平將明顯超過高收入門檻,鞏固地處於高收入國家行列。
由中等收入邁向高收入,從直觀上看是經濟增長問題,但實際上涉及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只有解決好這一系列結構性問題,實現高質量發展,才能順利而鞏固地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這涉及三方面的重要任務。
持續推動技術和產業升級。我國人口規模堪比一個大洲,這樣的巨型經濟體可以容納的技術和產業譜系是非常寬廣的。在這個寬廣的技術和產業譜系中,我國目前只有少數領域處於全球比較領先的位置,還有很多領域如工作母機、成套裝備、核心零部件、生物、醫藥、醫用設備、材料等,與技術前沿國家尚有較大差距。縮小這些差距,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我國未來實現中高速增長的源泉所在。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作出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建設創新型國家等一系列重大部署。落實這些部署,將推動我國技術和產業不斷邁上新臺階,進而在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速度明顯放緩的背景下,進一步拓展非農產業內部勞動力向高生產率部門配置的空間,不斷推動高質量發展。
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提高社會流動性,實現更加包容的發展。從國際經驗看,縮小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成功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必要條件。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拉大的原因眾多,有個人能力、努力程度和風險偏好等原因,這是合理的、有利於社會整體進步的;但也有不合理、不利於社會進步的原因,從我國看,主要包括某些稅費不合理、一些體制性因素不利於保障農民權益、一些城市房地產價格過快上漲、一些人違法違規謀取利益等。黨的十九大報告從機會均等、改善初次收入分配結構、履行好政府再分配調節職能三個方面提出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可行對策。落實好這些措施,不斷改善宏觀經濟政策,使商品和要素的相對價格趨於合理,將使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處於比較合理的水平。
改善生態環境質量,提高發展的環境可持續性。生態環境質量較差,已經成為影響人民群眾生活質量的突出問題。隨著經濟發展,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需求日益增長。為改善生態環境而采取的措施,如改善大氣、水和土壤質量的措施等,固然會增加經濟社會運行成本,抑制高汙染高排放行業的投資活動和產出增長,但同時也會對經濟增長產生帶動作用,因為生態環境監管措施會促進綠色環保技術研發和擴散,帶動相關投資活動。研究表明,我國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拐點已經出現,未來經濟增長和汙染排放將脫鉤。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構建市場導向的綠色技術創新體系,發展綠色金融,壯大節能環保產業、清潔生產產業、清潔能源產業。推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落實這些部署,構建充分體現生態文明要求的現代化經濟體系,滿足人民群眾對良好生態環境的要求,是我國邁向高收入國家的內在要求。
綜合起來看,解決這些結構性問題,不僅不會拖累經濟增長,而且將為經濟持續增長創造良好的技術、環境和社會條件。更重要的是,這些結構性目標並非僅僅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手段,它們本身就是經濟發展的題中應有之義。
當然,即使我國順利跨過高收入門檻,在高收入國家中也仍然處於較低收入水平,仍然需要吸取其他國家的教訓,避免因戰略和政策失誤導致收入水平絕對意義上的倒退回上中等收入,避免相對意義上的“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力爭在保持比其他高收入國家更快經濟增長速度的同時,持續提高發展的包容性和環境的可持續性,持續推進技術和產業升級,朝著全球技術前沿邁進。
中國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意味著全球生活在高收入經濟體中的人口比重將由現在的16%,倍增到35%左右。屆時,不僅10多億中國人的生活水平將極大改善,而且將為其他50多億中低收入國家人民的發展提供更大的市場空間和更豐富的技術來源,也將提供更多的中國經驗用於幫助這些國家管理自己的發展進程。這將是中國對人類發展作出的巨大貢獻。
(作者:林毅夫 劉培林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
自2010年中國進入上中等收入國家行列後,國外一些媒體就不時拋出中國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論調。然而,在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各方面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人均國民總收入快速提高的鐵的事實面前,這些論調不攻自破,被中國經濟學家評價為“不值一駁”。日前,某西方媒體又拋出一種新論調:經濟增長、環境保護、扶貧之間存在矛盾,中國大力推進環保和扶貧,必然導致經濟增長停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這其實是一個很奇怪的思路。事實上,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不僅不是我國發展的阻礙,反而恰恰是我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動力。
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同向同行。中國秉持的新發展理念的一大價值追求和實踐指向,就是實現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相互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那種認為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不可兼得的觀念終將被歷史所淘汰。習近平同誌提出的“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發展理念破除了綠水青山與金山銀山相對立的認識誤區,使人們認識到保護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當前,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已成為中國人民的共識,生態環境已成為當代中國重要的生產力要素之一,綠色發展理念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被深入踐行,生態環境優勢正在轉化為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旅遊等生態經濟優勢。近年來,各地政府都在抓緊落實中央提出的統籌推進穩增長、促改革、調結構、惠民生、防風險各項工作的要求,經濟結構不斷優化,經濟效益不斷提高,新經濟、新業態、新模式不斷湧現,中國經濟增長動力強勁,傳統高耗能、高汙染的發展老路已漸行漸遠。
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消除貧困、改善民生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精準脫貧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打贏的攻堅戰。在社會主義條件下,扶貧與經濟增長互促共進。我們所追求的經濟增長是消除貧困的增長,消除貧困的過程也會促進經濟增長。一方面,經濟增長為消除貧困提供物質基礎和前提條件;另一方面,消除貧困能夠提高社會整體消費水平,促進經濟增長。從實踐看,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為我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強大動力。比如,產業扶貧通過發展產業帶動脫貧、促進發展,既促進貧困人口脫貧,又促進貧困地區經濟增長和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環境保護與扶貧相互協調。貧困地區往往是生態脆弱區和生態保護區,過去存在著“要溫飽”和“要環保”的兩難選擇。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這些地區因地制宜建設特色生態扶貧產業體系,以生態扶貧帶動精準脫貧,真正做到產業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促進、經濟效益與生態效益有機統一,正在收獲減貧脫貧和生態文明建設“雙贏”局面。
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相互促進、相互協調,為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提供良好條件。無論是從理論界的討論看,還是從經濟發展的實踐看,我國經濟前景都十分光明。我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余地大,宏觀調控科學高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措施得力、成效顯著,能夠有效防範重大風險和抵禦外部沖擊,保持長期穩定健康發展。2017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多次上調中國經濟增長預期,表明世界對中國經濟增長很有信心。
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我國開啟了全面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新征程。我們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新發展理念,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繼續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推動我國經濟在實現高質量發展上不斷取得新進展,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黨的十八大以來的經濟發展實踐表明,中國不僅能為世界提供增長動力和發展機遇,而且能向世界貢獻先進發展理念和發展經驗。新發展理念以及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等,就是對世界經濟健康發展具有引領作用的理念和實踐。
(作者:張占斌 作者為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
進入新時代,貫徹新發展理念的重要體現之一是:既要繼續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又要保護好生態環境,還要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讓貧困人口和貧困地區同全國一道進入全面小康社會。在統籌推進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方面,中國理念具有先進性,中國實踐具有開創性。可以說,環保和扶貧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秘方,發揮著助推創新驅動發展的積極作用,為中國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提供了重要保障。
隨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在新發展理念的引領下,我國政策目標體系中環境保護的重要性顯著提升,環境大保護比經濟大開發更具政策次序上的優先性:既要金山銀山,又要綠水青山;寧要綠水青山,不要金山銀山。但是,也絕不可因此就認為保護環境必須犧牲經濟增長。其實,如果沒有經濟增長,沒有工業化的推進,環境是不可能得到長期有效保護的。例如,如果沒有現代能源工業,人們就不得不上山砍柴,這怎麽能保持綠水青山?如果沒有以強大工業為基礎的國土整治能力,怎麽能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和源流水利?反之,如果嚴重破壞生態環境,也就不能實現可持續發展。因此,強調環境的重要性,絕不是不要經濟增長,而恰恰是為了實現長期可持續的經濟增長。只要協調好環境保護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就能進入經濟持續增長—優化環境能力增強—環境質量提高—經濟持續增長的良性循環。協調好二者關系的關鍵是摒棄環境保護與經濟增長非此即彼、不可兼得的落後觀念,堅持新發展理念,在加大環境保護力度的同時,使環境保護有利於調整產業、提升技術、激勵創新。
從調整產業看,應按照生產和消費清潔化的要求調整優化產業結構。這不是要抑制產業發展,更不是要以“零增長”來消極保護環境,而是讓不符合環保要求的企業限產停產以至關閉,讓環境友好型產業和企業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從而在整體上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經濟發展史表明,正是不斷提升和優化產業結構,才有效利用和節約了人類發展的最重要資源:土地和水源。否則,初始的自然資源根本不可能為數十億人口提供生存條件。
從提升技術看,保護和改善環境的基本方向是要以更先進的技術特別是環境友好型技術來實現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環境友好型產業和環保產業具有巨大增長空間,可以形成前景廣闊的產業鏈和循環經濟體系。各種科學成果和高新技術在環保領域的運用和發展,將改造提升傳統產業,推動形成新興產業,促進經濟強勁增長。
從激勵創新看,提高環境保護標準能激勵企業進行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在我國的實踐中可以看到,節能減排要求的逐步提高並沒有損害產業包括資源型產業的發展,而是促使其提升技術或轉變技術路線。環保政策的創新激勵效應越來越顯著。環境保護所激發的創新浪潮和科技應用,是促進我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一個非常積極的因素。
我國的實踐證明,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作用。扶貧脫貧戰略的實施,強有力地將經濟活動的動能推向基層,滲透到經濟體的“毛細血管”和“細胞”中,特別是有效激活了經濟發展長期滯後的“老、少、邊、窮”地區的創造性經濟活動,使之擺脫低收入惡性循環,形成新的生產能力。
還應看到,扶貧過程不僅是物質交流,更是思想交流,可以極大地啟發民智,促使貧困地區和貧困群眾樹立現代觀念、產生創新靈感,較快形成新的生產力。筆者曾考察過一個地區,一家企業為了推動電子商務向廣大農村腹地延伸,連續舉辦互聯網運用和電子商務培訓班,很快形成了地區性創業熱潮,使一個經濟相對落後的地區變為開展電子商務的特色地區。這個地區的諸多電商將本地產品賣到全國和境外,大大提高了當地投資吸引力,促進了規模化生產。還有一些地方,電子商務向農村下沈,不僅激活本地傳統產業,而且帶動各種生產性服務業(如工業設計、視頻攝制、軟件編程、傳媒廣告、倉儲物流、包裝保鮮、金融服務等)同當地產業合作,激發和促進原有的“草根產業”發展成為產品行銷全國以至世界的大產業,使整個地區走上創新脫貧之路。可以說,只要有效啟發民智,就有可能使一些貧困地區成為經濟發展的寶地,形成特色經濟增長極。
扶貧對經濟增長的另一個積極作用就是拓展市場空間。實現更大的包容性是現代經濟持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基本特征之一。而經濟包容性的主要表現之一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充分就業和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斷增長。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深入推進,能大大增加貧困人口的就業機會和收入,進而大大增強經濟體系的包容性。可以說,每實現一個貧困戶脫貧,就是增加一塊有效需求的“蛋糕”,經濟發展也就相應擴大一份新空間。
從國家治理角度看,環境保護和精準扶貧在國家政策目標優先次序中的地位提升,實際上改變和優化了企業決策的選擇環境,從而增強了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選擇環境的安排既是一種約束條件,也是一種路徑指引。在當前新的選擇環境中,企業必須更加註重提高供給質量和技術路線的先進性,更加註重將先進技術和經營活動下沈到經濟相對落後的貧困地區,使更多傳統產業和傳統技藝同先進技術特別是互聯網接軌和融合。對連片貧困地區進行創新性援助和點對點幫扶,將環保、扶貧與革新創造相結合,特別是進行制度創新,使“輸血”機制轉變為“造血”機制,既能顯著改善環境、提高農民收入,又能促進經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吸引勞動者回鄉就業創業。同時,進行扶貧的企業自身也能拓展業務範圍和市場空間,得到更大發展。
在實踐中,不僅有眾多具體案例可以表明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之間的相容性,而且從統計數據也可以看到,一些人均收入水平較低的地區近年來已成為經濟增長較快的地區,而且這些地區深刻吸取其他地區的經驗教訓,非常註重高標準環保,更好體現了“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地區優勢。總之,中國豐富的實踐表明:只要政策得當、措施到位,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就能形成相互有效助推和激勵相容的關系。其中的關鍵是必須由創新來引領,靠創新驅動使三者形成良性互動關系。
要真正實現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互促共進,需要進行創造性的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形成具有激勵效應的體制機制,通俗地說就是“要把激勵搞對”。只有在制度設計和政策安排上搞對激勵方向,才能形成創新驅動局面,環境保護、精準扶貧和經濟增長才能實現目標相容和行為相容。這樣,鼓勵環保、支持脫貧同促進經濟增長的努力就能相互協調和方向一致,匯合成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強大力量。
(作者:金碚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
(來源:人民日報 圖片來源:攝圖網)
AI(X)中間件,是AI技術、算法,連接起企業的數據和場景。
AI和產業的結合,已經漸成趨勢。
作為AlphaGo的研究團隊,DeepMind在大眾中的知名度似乎不及自己的產品。而就在去年烏鎮擊敗了世界圍棋第一人的柯潔後,AlphaGo宣布退役,DeepMind也更加關註AI算法在醫療、能源等產業中的落地應用。
大數據、超算力,還有機器學習,已經開始對產業格局產生影響。但是,不同於下圍棋,這一切還處於發展的初期,AI技術和行業應用之間,還隔著一條鴻溝。AI技術和算法需要找到AI應用的場景,而多數企業,卻仍然缺乏數據處理的專業人員、訓練AI所需的資源,以及高層對如何應用AI改變業務的了解。
這道鴻溝之間需要一條有效的橋梁,就如同在軟件產業中,是通過中間件,連接起不同的獨立應用程序和操作系統。
這也是雲腦科技(CloudBrain)推出行業“AI中間件”的初衷。
在業界,雲腦科技創始人張本宇已經有了19年的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研發經驗,在微軟亞研院、Google和Facebook先後就職,也曾被創新工場譽為“華人AI前10位大牛科學家”之一。
和DeepMind相類似,雲腦科技也是將人工智能和深度學習領域的積累和研發成果,引入企業的智能化進程,讓AI技術讓行業應用場景落地。而它更想做的,是打破AI企業應用的“黑箱”。不同於以往的AI解決方案,雲腦科技推出“行業AI中間件”,以產品的形式,實現AI和行業的融合。目前,雲腦科技開發的AI中間件,已經覆蓋了通信、金融、能源、人力等幾大行業。
2017年7月,雲腦科技獲得了翊翎資本和中經合集團領投的數千萬元A輪融資。在此之前,雲腦科技還曾獲得峰瑞資本的天使輪融資。
“矽谷谷歌系算法研發+國內阿里系產品服務”體系
張本宇離開Google創業時,他已經在人工智能領域浸潤了16年。從微軟亞洲研究院,再到Facebook和Google,他在AI方面已經握有150項美國專利,在國際一流期刊和會議發表的45篇論文已經被引用超過了6000次。
但科學家張本宇的心中,卻一直有著躍躍欲試的創業夢想。雲腦科技並不是他的第一次創業嘗試,在早年,張本宇曾經做過一款互聯網語音聊天產品。雖然最終他結束了這一項目,投入人工智能技術學習和研發,但和一般人印象中埋頭實驗室的技術人不同,張本宇對於商業,一直保持著自己的敏感度和理解。
在2014年,創業的念頭再次在張本宇的心中升起。在當時,雖然國內的創投領域對於人工智能還了解不深,但是張本宇覺得,時機已經到了。
2014年,深度學習已經取得了長足進展,在圖像處理和語音識別、自然語言理解等領域,已經開始應用。大數據、算力的提高,以及越來越多的模型投入使用,人工智能開始獲得了實際性的商業應用成果。
在之前的工作中,張本宇更是直觀地感受到了AI算法和模型的應用,給這些公司帶來了多大的效益提升。“但是,無論微軟、Google、Facebook,都是偏互聯網行業的。而實際上,不僅於此,在互聯網之外,人工智能還可以應用到更廣泛的行業和場景中去。”
但是,對於國內的很多公司而言,這還是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企業運營數據中包含大量的歧義和模糊性,如何處理它們和從中獲得價值,以及如何讓AI了解企業的具體業務流程,是件困難的事情。
張本宇決定出來創業,做一家針對B端企業客戶的公司,將前沿的AI技術,引入國內企業的業務中。“深度學習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之後,是可以幫助AI工程師進入更多的行業,進行跨行業服務和研發的。”
2015年5月,雲腦科技在矽谷成立。2016年,AlphaGo戰勝了李世石,點燃了全球對人工智能領域的關註度,人工智能創業的時代,洶湧而來。
這一年,雲腦科技也從最一開始張本宇的“單人獨騎”擴充到了10多個人,雲腦科技的創始團隊逐漸成型。雲腦科技聯合創始人、COO龍誌勇曾任阿里高級產品專家,和張本宇在矽谷相識後,由於對創業和商業方向的不謀而合,2016年10月,龍誌勇加入雲腦科技,擔任聯合創始人、COO。
2016年底,杭州雲腦科技成立。有了國內的實體公司,雲腦科技的公司架構也確定下來。雲腦科技采取了美中雙中心協作的方式,矽谷團隊由張本宇帶領,成員包括從業AI二十多年的原Google資深專家劉亞新,以及核心算法工程師樊向軍、徐昊等,負責核心算法研發;國內團隊由龍誌勇負責,包括原阿里巴巴高級技術專家陳鵬、原微軟亞洲研究院數據工程師、美麗說數據團隊負責人黃頌等成員組成的核心團隊,直接對接行業客戶,推進公司技術和產品的商業化落地。
在“矽谷谷歌系算法研發”和“國內阿里系產品服務”的基礎上,雲腦科技不斷探索AI落地的途徑。從2016年開始,雲腦科技即建立了和中大型國有企業的合作。作為銀聯的合作夥伴,雲腦科技和銀聯共同開發了“智惠觸達Farcaster”營銷觸達平臺,基於銀聯的海量消費數據,可以自動學習並動態更新用戶。利用這一模型,銀聯可以根據已有用戶,自動發現新用戶,更高效地獲客。
此外,雲腦還開發了國家電網“臺區低壓負荷預測系統”,提高電網的負荷預測準確度。
但是,雲腦科技給自己的任務,是搭建起AI技術和企業應用場景之間的橋梁。在2017年,雲腦科技將重點放在為特定行業打造的核心產品“行業AI中間件”上。
在GMIC峰會上,張本宇和《機器學習》作者Tom Mitchell
行業AI中間件,連接數據和場景
張本宇並不想單純做通用平臺和AI解決方案。對於傳統領域企業而言,AI平臺的門檻較高,也很難通過短時間內,和企業的業務相結合。在張本宇看來,很多企業雖然渴望AI賦能,但它們實際的IT能力不夠,直接進入AI世界是很困難的;而AI技術本身在高速發展中,一個平臺的層面要把門檻降到能夠簡單使用的界面,算法的妥協代價太大。
針對不同行業,雲腦科技推出了不同的AI(X)中間件。雖然借鑒了軟件“中間件”的概念,但雲腦科技的AI中間件,是針對該行業內的需求,把相應的AI技術/平臺用行業應用“包”起來,去解決行業場景。傳統的“中間件”連接的是軟件應用程序和操作系統,而雲腦科技的AI(X)中間件,是AI技術、算法,連接起企業的數據和場景,為企業實現智能匹配、分類預測、精準營銷、風險控制等方面的應用。
在企業的AI應用中,經常需要解決的是“數據如何選擇和導入”、“模型和技術如何組合”和“輸出如何集成到業務”三個核心問題,雲腦科技則將軟件和服務分成AI數據處理、建模策略和業務集成三大功能,直接面向企業業務。
這對客戶而言,是更容易理解和接受的一種方式。應用行業AI中間件產品,客戶不需要再去關註如何訓練和測試數據、如何發布最新模型,AI的應用門檻大大降低;AI中間件直接面向業務部門,提供相關接口,更容易嵌入業務應用。
比如在手機行業,雲腦科技推出了包括終端數據特征挖掘、端加雲協同訓練、快速深度交叉學習、特征流水線工程框架等Mobile AI中間件產品和服務,為手機終端的人工智能提供了加速引擎。而在金融監管方面,雲腦科技提供了挖掘市場未知的隱含關聯關系、量化市場間的影響程度、刻畫市場波動傳導路徑和市場消息影響分析的證券AI中間件,在滿足金融行業對人工智能技術的可解釋性和高效性等要求的同時,幫助交易所提高現有監管業務效率,提升對市場風險的預研預判能力,為進一步強化監管奠定基礎。
目前,雲腦科技已經推出了4款行業中間件,分別是:通信AI(T)、金融AI(F)、能源AI(E)與人力AI(H),目前已與銀聯、上海證券交易所、南方電網、金立、實習僧等公司建立了合作。
數據是根本驅動力
什麽類型的企業適合應用雲腦科技AI中間件?在張本宇看來,可以應用AI中間件的企業,都具備可以被量化評估、可解釋性較強的場景,量化指標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它們所處的行業足夠大,都是萬億級規模的市場,具有強勁的需求;在這些行業內,產生了海量數據;數據和場景切合AI技術應用;並且,這些行業我們已經發展了較好的合作夥伴,我們更加了解企業的真實需求,以及什麽樣的客戶才是我們的重點客戶。”
能夠和雲腦科技合作的客戶,基本上,都是具備大量的數據分析需求的企業。在研究深度學習多年的張本宇看來,數據,也是AI技術能夠在行業應用中落地最重要的一環。“它們理解數據,也擁有數據。”
大多數傳統行業的企業,對AI非常感興趣,但是由於對人工智能技術不夠了解,有時也會有“不切實際”的期待。“AI不是金手指,它也需要對數據足夠的積累和認識,充分利用企業過去積累下的電子化的數據,把這些數據,從占用它們存儲空間的成本,變成真正的價值。”
在實際上,擁有數據的企業數量眾多,但是“大數據孤島”問題時至今日也仍然存在。大量的數據出於隱私保護需求,並沒有放在雲端,訪問性是受限的。如何達到數據的訪問合規,同時保護數據安全,訓練深度學習模型,是張本宇認為,亟需解決的問題。
在2017年,雲腦科技研發的重點,也放在新算法的研發,以及如何提高對數據訪問的安全性和隱私保護上。在新的一年,深挖四個主要行業,以及拓展頭部客戶,仍然是雲腦科技運營上的重要部分。
從一開始,張本宇就很清楚地規劃了雲腦科技AI中間件的產品落地策略。行業客戶呈一個“金字塔”的形態,雲腦科技的銷售人員並不算多,從主要推動產品在標桿客戶中的落地,逐漸向中型企業拓展。AI中間件基本上是效仿SaaS的收費模式,按照應用和效果付費。根據企業的不同規模和所在行業的特點,付費形式也會有所調整。
在AI中間件這個概念上,目前在市場上,還鮮少有雲腦科技的同類企業存在。這是片極為廣闊的市場,但同時,也是一塊需要長期開辟和投入戰力的戰場。AI產品和解決方案與平臺不同,它對行業的具體應用場景和需求了解度的要求更高。而熟悉行業需求、挖掘出企業數據的價值,從而推動產品和算法的研發,這對雲腦科技而言,也是最有價值的“壁壘”所在。
周二全球最大數字貨幣比特幣延續反彈,並時隔兩月後重新突破8000美元關口。
根據行業網站CoinDesk的報價,比特幣在過去24小時內上漲7%,一度觸及8342美元,上一次比特幣在這里交投還是5月23日。其他數字貨幣,如以太幣、萊特幣和瑞波幣也應聲而起,全球數字貨幣的總價值再次接近3000億美元。
比特幣去年走勢強勁,從1000美元一路上漲至年底近20000美元的高位,此後便開始了多輪調整,並在今年6月30日觸及5800美元的低點,投資者情緒異常低落,市場交投冷清。誰也沒有想到從7月開始比特幣開始了淩厲的漲勢,上周單周上漲近20%,直接從熊市邁入牛市區間。
消息面上,上周全球最大資管公司貝萊德成立專門工作組,以調研如何利用比特幣及區塊鏈技術獲取利潤,激發市場久違的熱情。此外近期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就今夏比特幣ETF的相關話題征求了意見,該評論期現已結束,結果顯示多數評論是積極的,市場對於8月SEC將通過一支比特幣ETF發行的預期已經十分強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