溝通越多,就越難溝通。
很多公司的工作都是從周二開始的,因為周一的主要任務就是開會。
公司發展越大,會有越來越多的溝通。新員工的加入,成立一個新團隊,會議成了讓所有人保持同一步調,進行信息同步和溝通的最好辦法。周會成為很多公司的“周一標配例會”,因為需要總結上一周的工作,布置和協調本周的工作等等。確實,適當的開會是必要的。
但是,但凡開會,總是牽扯眾多,大會小會各種,如何避免那種浪費時間,開了半天卻沒有結果的會議? 最近,Intercom上的作者Geoffrey Keating提出了一個原則,值得我們好好思考:
不論是會議、郵件還是即時信息,應該記得一個最重要的準則是,溝通越多,就越難溝通。
這有點類似做軟件編程的人都知道布魯克定律(Brooks’Law),如果給已經延遲的項目增加人手,項目就會延遲更久。這個定律套用在會議上也是如此。如果開會的人增加,會議時間也會相應增加。
比如,有一個8人的會議,表面上看,8人的會議看起來沒有那麽複雜。但是,如果每個人都參與溝通,溝通立刻戲劇化的複雜了。
如果你擅長數學,可以用布魯克定律來算一下,公式是(n²-n) ÷ 2,即參與人數的平方減去人數,再除以2,最後,8個人的會議,需要28次連接進行溝通。
一個會議,需要28次的溝通連接,為了開好會,每個身在其中的人都應該保持專註,需要註意力集中。
創業公司里,註意力是一種稀缺資源。所以,如果不需要開會,不如用這個時間去做點別的事情吧。
但是,開會還是很必要的。重要的不是要不要開會,而是怎麽要開好會。Intercom 的產品副總裁Paul Adams認為,一個好的會議的標準有三個,需要有人負責,需要有主題,最重要的是要有討論結果。 要有負責人
1、他來主持會議;
2、有責任將會議內容聚焦在特定的主題上;
3、保證會議按時開始;
4、保證會議在正常的軌道上,在一定時間里完成一開始制定的目標。
如果你走進一個會議室,不清楚誰是會議的負責人,這時候可以“遛”了,趕快去做些更有價值的事情吧。
說明會議主題
1、會議負責人在開會之前,應該說明會議的目標。比如,我們需要在到底選A還是選B上做一個決定;
2、會議負責人還需要清晰地定義討論主題的“底線”。比如,今天我們不會討論關於UI的反饋,我們只接受討論到底是選A還是選B;
3、會議進行中間,會議負責人可以收集寫下所做的決定,實施方案、項目負責人和日期;
4、最後一步,會議負責人需要讀出最後的決定,行動計劃和項目負責人,並確保這些沒有被誤讀;
5、最後,會議負責人可以發送一封類似“會議紀要”的郵件給各位與會者,把決定和實施方案再次告知各位,確保沒有誤解或者遺漏,並明確各位的責任; 6、如果工作的最後時限沒有確定好,具體實施的負責人有義務讓其他人知道。 開會的5個原則
1、如果會議比預定的時間提早結束,趕快結束會議並離開。不要試圖用一些隨機的天馬行空的主題再填補這個時段;
2、如果你發現一個會議中,你不用在那里繼續開會了,就和大家說一聲,除非有人說你需要待在那里,你就可以起身離開了。沒人會生氣的;
3、如果你覺得這個會你不必去參加,就不用管這個會議是用來討論什麽的了。千萬不要為了“出現”在會上但卻不知道為什麽要開這個會;
4、開會永遠不應該是毫無必要地推遲決策的原因。當需要做決定時,不要等待開會。如果你需要反饋或者幫助,在一些例會前進行。
5、最後,你的時間很寶貴。確保開好會。你的同事會因此感謝你,每個人都是贏家。
如果一個會開的好,每個人都會感到項目有進展,事情也比之前清楚,整體感覺比較棒。一定要記著,會議是有機會成本的,要麽通過會議把事情解決,要麽把開會的時間讓出來做更重要的事情。
工時長≠競爭力!薰衣草森林加碼員工支薪旅行假,還補貼旅費,鼓勵「出走」蓄積服務軟實力,反做大事業、跨足婚宴市場。 縮短工時,一定導致企業競爭力降低?休閒餐旅集團薰衣草森林,經過六年實驗,證明答案是否定的! 二○一○年起,該集團修訂內部人事章程,除月休六日、依勞基法實施的特休假之外,正職員工,皆可再享十一天支薪旅行假。六年後,薰衣草森林執行長王村煌再加碼,在今年初的尾牙上,宣布此支薪旅行假增加至十五天,贏來台下員工一片尖叫和掌聲! 最令人「忌妒」的是,員工放越多假,生意還越做越大。六年來,該集團年營收從四億元成長到六億元;原本五個品牌、十四個據點,擴大為七個品牌、二十五個據點;員工總數從四百五十人增加至五百三十人(含兼職)。 「我們一向定位自己是營利事業,」王村煌說,雖不上市,但訂定有效益的經營目標,五年內,淨利率從目前的一○%提高至一五%;十年內,營收成長三倍! 敢給假!養員工視野 三種旅行假,更出國修學 餐旅市場競爭激烈,股東的獲利期待不低於同業,也有持續成長的壓力,薰衣草森林為什麼敢給員工放大假? 該集團人才發展部經理蕭淑文解釋,十五天旅行假,除其中兩天是「品牌旅行」,須到集團散布台灣各地的據點參訪;另一至二天是請作家劉克襄等旅遊達人,進行各店附近的「在地旅行」之外,其他的天數都是「個人愛旅行」假。 其中,品牌旅行、在地旅行合計補貼約五千元旅費,其他旅行自費,不限地點,國外、國內、甚至在住家附近的公園活動,都在公司接受範圍內。 「目的是鼓勵大家走出去,培養視野,」蕭淑文表示,勞基法規範的特休假,公司也放寬解釋,到職第四個月起,就可依比率動用。此做法與一般企業員工,滿一年才享有特休假權利相當不同。 此外,薰衣草森林為了鼓勵員工投身志工假期,還一比一對等給假:每一年安排近八十人次主管國內外「修學旅行」,甚至還可以申請公假,今年將前往的,是日本瀨戶內國際藝術祭。 為鼓勵同仁不要一放假就宅在家,王村煌以身作則,每年近一百天在國內外旅行見習。 「旅途中的親身感動,會讓人全身起雞皮疙瘩,」他忘不了一回在北海道,在當地知名伴手禮品牌六花亭打造的美術館,鳥瞰富良野十勝連峰風景,夥伴們被美景震撼,紛紛發出「哇!」的讚嘆。 敢撒錢!用旅行共學 人事費年增一成,沒在怕 大方給假,員工固然叫好,但對經營者來說,必然導致人事成本增加。 王村煌表示,第一次實施支薪旅行假,財務部門試算,每年要多付出七百萬元人事費用,約占六年前總營業額近二%,今年再增加四天,又會再吃掉一%,整體而言,實施十五天帶薪旅行假,資方須多付出約一成人事成本。 既然有成本壓力,為何還要加碼給假?逢甲大學國貿系副教授、薰衣草森林獨立董事邱世寬認為,若只從縮減工時解讀旅行假,或僅視作員工福利,恐窄化經營者的立意,這要回到品牌發展脈絡才能找到解答。 首先,兩位創辦人詹慧君、林庭妃,甚至包括執行長王村煌,都是旅行的愛好者,很多新事業靈感和共識,是在旅行過程汲取並建立的,因此,經營團隊深信,員工透過旅行「共學」,可以帶動企業創新。 敢創新!旅行刺激軟實力 轉換為集團成長的新動能 此外,服務業不可取代的價值,是服務過程顧客感受到的「溫度」,員工不只要具備服務技能,更須培養美感和感性能力,鼓勵多旅行,是一種蓄積軟性服務力的途徑,雖導致人事成本增加,卻也讓品牌發展出,將圓夢勇氣、心靈療癒和土地共生等品牌抽象價值,轉換為具體營業額的獨特經營能耐,近年來不止進軍婚宴市場,甚至赴北海道開起民宿。 邱世寬指出,工時長才有競爭力,是製造業的思維,服務業本質上是創意產業,能否勝出取決於創新效能,薰衣草森林擴大實施旅行假,印證提供員工開展視野與體會美好經驗的機會,有助醞釀創新的組織氛圍。春水堂人資主管劉彥伶則認為,從人力招募的角度,旅行假這樣的非物質報酬,對重視工作與生活平衡的新世代,極具吸引力。 王村煌表示,實施旅行假原本用意,是希望員工能從中體會,工作價值不只存在金錢的對價關係,一開始,確有同仁反映「給錢」比「給假」實在,但認同度越來越高,去年針對內部夥伴進行做為人資部門KPI(關鍵績效指標)的「幸福感意見調查」,旅行這一項,在二十個工作幸福感來源中排名第二,僅次於良好夥伴關係,全品牌員工年離職率也從六年前的近四〇%,大幅降低至去年的二八%。 間接的效益還有,吸引更多認同這樣工作價值的高學歷求職者,今年暑假,更將有五位台大不同科系的同學,選擇到該集團實習。 給十五天旅行假,或許不是每一個企業都能效法,但薰衣草森林的例子,或許可以帶給陷於工時爭議泥淖中的勞資雙方,找出從對立走向雙贏的解方靈感。 薰衣草森林 成立:2001年 執行長:王村煌(圖中) 公司概況:2015年營業額約6億元,正職員工261人、兼職員工269人 成績單:7餐旅品牌、25據點,分散在全台9縣市與日本北海道 撰文者尤子彥 | ||||
近期多地接連出現"地王",土地市場仍然熱度不減,筆者梳理了來自官方和非官方的五組數據,都在證明當今土地價格越來越貴,未來房價呢?
第一個是國土資源部數據,今年上半年全國土地出讓面積9.15萬公頃,同比增長0.1%。土地出讓合同價款1.32萬億元,同比增長24.8%。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在土地出讓面積幾乎未變的情況下,土地出讓合同價款卻增加了24.8%,也說明今年上半年的土地價格有了較大幅度的上漲。
一位國土部專家認為,近期部分二線熱點城市出現房屋銷售火爆現象,土地市場進而出現連續高價成交的情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在貨幣寬松政策影響下,房企的融資成本下降,資金充裕;另一方面,在整體經濟結構轉型過程中,新產業發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各級政府面臨較大的財政壓力,土地出讓收入成為了政府階段性創收的主要來源。此外,部分國企迫於行業整合壓力,也促成了過度競爭拿地的局面。
第二個是財政部數據,今年1-7月累計,全國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17288億元,同比增長12.1%。
簡單來看,12.1%的增幅並不是很大,但要考慮到2015年全年土地出讓收入同比下降了21.4%,從大幅下降到重新出現兩位數的增長,這個扭轉的力度還是很大的。
第三個是國家統計局數據,今年1-7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11167萬平方米,同比下降7.8%;土地成交價款3848億元,增長7.1%。
從這個數據也可以看出,房地產企業拿地的面積在下降,但所耗費資金卻在增加,說明土地價格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
除了上述三家官方數據,還有一些市場研究機構也在及時跟蹤全國土地市場的交易情況,從已經發布的數據來看,一方面是土地出讓收入總額在增長,同時土地的單價也在大幅上漲。
據中國指數研究院數據,2016年上半年全國300城土地吸金1.08萬億,同比增加34%,樓面價的同比漲幅達35%。
而中原地產研究中心統計數據也顯示,截止到8月22日,全國賣地最多的50大城市出現了賣地面積未漲,但土地成交額爆發的現象。
具體情況為:50大城市合計成交土地建築面積為69489萬平方米,相比2015年同期的69461萬平方米基本持平。50大城市土地出讓金累計達到了1.39萬億,相比2015年同期的9342.8億,上漲幅度達到了49.22%。
中原地產的數據顯示,截止到8月22日,上海、杭州土地出讓金已經超過千億,另外蘇州、南京、合肥、武漢、天津、鄭州也超過了500億。
以上五組數據足以證明當前土地市場的火爆,且有一個共同的現象,就是土地的單價越來越貴,進而帶來地方政府土地收入的增加。
前述國土部數據還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31個省(區市)中,有22個省份土地出讓價款同比增加,浙江、安徽、海南、廣東增幅較大,其余9個省份同比均出現不同程度下降。
按照現行制度規定,除了按規定繳納稅費外,土地出讓收入幾乎全部歸於地方政府。
工業煙粉塵與人民幣貸款、二氧化碳與投融資規模、廢水排放與股票融資……這些字眼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其實有著高度的相關性。
河北經貿大學綠色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小江日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專訪時表示,金融的行為會產生生態環境的外部性,而金融行為的外部性可能帶來環境的破壞。
王小江所率領的課題組剛剛完成了一項“經濟發展、生態環境與中國銀行業綠色化狀況”的研究。研究發現,銀行業、實體經濟與生態環境有密切關系。
“經過統計學上的相關性檢驗,我們發現,比如,廢水排放量與社會融資規模的相關系數高達0.932,金融活動確實與環境汙染存在極強的相關性。”王小江說。
他介紹,研究團隊從金融融資途徑中,選取占比最大的貸款融資、股票和債券融資數額和增長率,分別與廢水排放量和排放量增長率對比,發現了較明顯的相關性。數據顯示,根據人民幣貸款與部分環境汙染指標的走勢,總體上看,表現為明顯的正相關關系,即貸款發放的越多,往往帶來的環境汙染也越多。
“多年來,銀行為汙染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貸款,所以也間接地對環境汙染負有責任。”王小江說,“這種外部性分為正的生態環境外部性和負的生態環境外部性,直接影響到金融資源配置的效率和質量。”
研究發現,金融對環境的支持力度也是很大的,綠色項目投資、環境汙染治理投資的力度在加大,也佐證了金融對環境治理起到了一定作用。
但目前,我國綠色金融發展仍處於發展的初級階段,銀行業綠色化發展嚴重不均衡,從政策性銀行、國有銀行、股份制銀行到城商行、再到農商行到信用社,發展失衡非常嚴重。另外,中國綠色金融發展的內在動力嚴重不足,需要在綠色金融責任體系和制度體系的建設上進行創新與改革。
“銀行不僅僅是企業,更是經濟體系循環的重要動力,是我國經濟長遠健康發展的依靠力量。”王小江說,所以銀行不僅需要對自身的投資者負責,更要對整個經濟負一定責任。
河北經貿大學綠色金融研究所所長王小江。攝影/章軻
課題組認為,將銀行體系的資金流到真正節能環保的綠色經濟領域,逐步退出高汙染、高能耗和產能過剩行業,有助於未來產業結構調整、經濟轉型升級,可以更大的強化銀行信貸的正外部性作用,使得整個經濟的發展步入良性循環的軌道。
課題組建議,生態文明建設應把金融系統作為整體系統建設的一部分,著力創造一個金融系統與生態系統、經濟系統和社會系統相融合、相協同、共發展的新系統。
王小江對記者表示,新《環境保護法》加大了生態維護和環境損壞的範圍與力度,金融行為將與環境損失直接相連,這將使金融行為的風險,從環境信用風險擴大到環境責任風險,金融機構有可能成為環境風險的直接承擔者。
“為此,環境風險管理應成為綠色金融的核心和主線,並貫穿於金融界的每一個金融行為。”王小江認為,綠色金融風險管理體系的建設應包括宏觀環境風險管理系統、金融行業環境風險管理系統、金融機構環境風險管理系統、綠色金融環境風險流程管理系統、綠色金融環境風險評估與報告系統等,應建立多層次、多結構的綠色金融宏觀調控與管理體系、環境風險基本標準體系、綠色金融機構責任制度體系、綠色金融信息化責任制度體系和社會參與制度體系。
處理器速度,是計算機的核心。更好、更快的芯片技術,才能保證持續不斷的創新。據央視財經報道,在三維晶體管這樣的新技術支持下,在越來越多的手機等終端設備上運行的,都是有著自主知識產權的中國芯。
據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副總裁艾偉介紹,2017年,全球移動支付金額將達到13萬億美金,智能手機已經成為移動支付的主要平臺。麒麟960通過自主研發的芯片級偽基站防禦技術和創新性的內置安全引擎技術,來保護用戶的通信聯接安全和手機使用安全。
艾偉稱:“我們在新的芯片里面,集成了安全的引擎,它達到了中國央行跟銀聯對於交易金融安全的這種認證標準,甭管你是說日常叫個外賣還是說很大筆的金融交易,我們都可以保證它的安全性。”
未來,深圳羅湖區的居民即便是遇到疑難雜癥,他們的首選也可能不再是人滿為患的大醫院,而是社康(中心)了。
最近,快70歲的李阿姨攙扶著老伴兒顫巍巍地走進深圳羅湖區筍崗社康中心,她發現社康中心出現了一些新的醫療設備。
陪老伴兒來看糖尿病的她,這次也見到了一些平時不太容易見到的新面孔醫生。“以前只能在大醫院看到的專家也來開個人工作室了。醫生也會詳細解釋,怎麽去預防一些常見的疾病。” 她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
筍崗社康中心是羅湖醫院集團的成員之一。去年,深圳羅湖試點成立了醫院集團,當地部分區屬公立醫療機構被納入該體系。集團成立後,不僅為社康添置醫療設備,還推動技術下沈,解決社康中心“缺醫少藥”的老大難,並且通過推動醫療保險向健康保險的轉變,將健康守護的關口前移,醫院盼著老百姓別得病。
目前,效果已經初步顯現。今年去羅湖醫院集團社康中心的患者人數,比去年同期增加了81%。 在今年11月中旬的一次國務院會議上,李克強總理也點贊了該模式。
近日,本報記者走訪筍崗社康時發現,雖然占地面積不大,但是B超室、心電圖室、兒童計劃免疫區、冷鏈室等常規科室和設備齊全。入口處是一個寬敞明亮的房間,門牌上標註著這是羅湖人民醫院兒保科主任的工作室。
醫院盼著老百姓別得病
11月14日,在李克強主持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座談會上,國務院醫改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曾益新介紹說,目前深圳羅湖正在試點“醫共體”模式,整合轄區內的公立醫院和社區診所,打破分層管理,辦出“老百姓家門口的醫院”。李克強聽後表示:“你們提出的醫共體建議很有價值。”
上述羅湖“醫共體”模式指的就是羅湖醫院集團。羅湖從兩年前開始籌劃公立醫院改革,改革的目標很明確:少生病,少住院,少負擔,看好病。
2015年8月,羅湖醫改邁出了第一步,成立了一體化的醫院集團,將羅湖區屬部分公立醫療機構納入這個醫療服務體系,包括5所專科和綜合醫院,以及23家社康中心。但是,這28個醫療機構只有一個法定代表人,也只有一個財務中心和人力資源部門,人、財、物高度集中。
2016年年初,在深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的大力支持下,羅湖醫院集團又緊鑼密鼓地推出了醫療保險支付制度改革,改革醫療保險支付方式,由“保疾病”轉變為“保健康”,通過“總額管理,結余留用”的方式,做好居民的健康管理和預防保健,醫保基金結余部分支付給羅湖醫院集團。這在國內可謂絕無僅有的一個突破。
香港艾力彼醫院管理研究中心主任莊一強對本報記者表示,在羅湖“醫共體”模式下,能解決疑難雜癥的公立醫院和社區結合得更緊密,技術力量下沈,患者對社康中心的信任度會提高,很多普通疾病和一些複雜的疾病在社康就能解決。
他補充道,羅湖醫保支付方式改革的本質是按人頭收費。比如說一個社區,政府給你100萬元,這個社區的百姓都找你看病。你看的病人越少,耗費的錢越少,得到的剩下的錢就越多。“這就形成一個良性循環:天冷了醫院會關心百姓是否感冒,下雨了會擔心老人家摔倒跌傷,就會提前做好預防措施。”
羅湖醫院集團院長孫喜琢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介紹,全國只有深圳在推行這個模式,當地人社局以羅湖為試點。采訪時,孫喜琢以東北人特有的幽默和腔調笑著對記者說:“現在打心眼兒里盼著老百姓別得病,你得病我有損失啊。”
少藥?社康送藥上門
在社康工作了5年的朱春園,見證了“醫共體”模式推行後帶來的變化。
全科醫生朱春園自大學畢業去深圳一家三甲醫院規培了3年後,就來到筍崗社康中心任職,有著甜美笑容的她頗受患者的喜愛,可之前她在遇到疑難雜癥時根本笑不出來。
“以前也有雙向轉診模式,但是比較模糊,遇到解決不了的問題不知道該推薦病人去什麽醫院找什麽醫生。”她告訴本報記者,現在可以直接聯系集團的客服中心,他們熟悉醫療資源,知道醫院和醫生的專長。
此外,“少藥”這個深圳社康中心普遍存在的老大難問題,也正在慢慢得以解決。羅湖不少老人如文章開頭提到的李阿姨和她的老伴兒一樣,慢性病纏身,雖然家門口就有大醫院,但是苦於掛號太難,也搞不清複雜的看病流程,平時更願意去社康就診,但時常也會為買不到藥發愁。
“兒子媳婦工作忙,我們要帶娃,來一趟不容易,”她嘆了口氣,轉而又笑了起來,“現在藥的種類變多了,開的時間也長一些了,不用總是老胳膊老腿地往這兒跑了。”
孫喜琢向記者解釋了藥品補給的流程。如果在社康中心找不到需要的藥,醫生會在集團內的醫院找,如果有,一兩個小時就送過來;如果沒有,就去集團外找,24小時之內送藥到患者家中。他們的優勢很明顯,根據全科醫生的評估,如果慢性病病人的指征達到要求,一次能開3個月的藥;而其他區社康中心一次只能開1個月的藥;常規的醫院開得更少,只有1周。
缺醫?主任醫師進駐社康
那麽,如何解決“缺醫”這另一個老大難呢? 羅湖醫院集團開出30萬元的年薪,從全國各地招聘高水平全科醫生進駐社康中心,同時鼓勵集團內醫院的醫生進行全科醫生的轉崗培訓和考核。此外,集團也鼓勵副高及以上職稱的專科醫生去社康開辦專科醫生工作室。
羅湖醫院風濕免疫科主任史冉庚是響應者之一。今年11月初,他在羅湖醫院集團最大的社康中心東門社康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
他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已經大概有10位專家在東門社康開辦工作室了。“社康希望我們能多去坐診,但是我們在各自的醫院都有自己的科室,有病房和門診,一般一周能去社康一天,時間充裕的話就多去。”
史冉庚說:“這對我們來說是好事。擁有個人品牌的工作室,可以提升我們在基層患者中的形象和聲譽。而從獎勵機制上來說,社康對我們也很優待。”
史冉庚進駐社康中心還不到一個月,大量的休息時間花在了宣傳上。兩三個月後,他和其他開設工作室的專家醫生將迎來一場業績考核。
孫喜琢說:“如果三個月後考核,還是沒有人找你看病,那就表示老百姓不喜歡你。”
最大的挑戰來自於觀念
吸引患者去社康的效果已經顯現。據介紹,今年去羅湖醫院集團社康中心的患者人數,比去年增加了81%。
醫共體的“大當家”也在計算家底。醫保基金從今年年初開始結算,雖然現在還不知道能拿到多少,但是孫喜琢估計,2年後很多預防的手段能見到效果,精神病或糖尿病等病人減少,集團獲得的醫保支付額度直線上升。
已經在社康開設了工作室的史冉庚盼著,“醫共體”模式完善後,大醫院醫生的壓力能夠減小,把精力放在病情較重和複雜的患者身上。“其實大醫院很多患者的問題在基層可以解決。比如說風濕免疫科,我一天接待的患者中可能有1/3就能在社康解決。”
但是,也許並非所有大醫院的醫生都和他持有相同的想法。此前本報記者采訪中,一些大醫院的醫生擔心,醫者天職自然是盼望患者好,但是如果在基層看病的患者比例增加了,大醫院的門診人數可能會下降。
莊一強表示,除了醫保基金是否支付到位等操作上的問題,上述觀念以及背後的利益再平衡,可能是“醫共體”模式最大的挑戰。
聖誕假快到,中環客喺中環聽到好多人都磨拳擦掌,趁日圓低水成咁,打算去日本shopping。睇怕我中環客喺年末年始期間喺東京,見香港人多過見日本 人。
香港人依家去日本shopping,好多未必去百年換錢,一方面百年太多人排隊,另一方面, 銀聯 卡喺日本接受度好高嚇,表面嚟睇,只要香港人帶住 銀聯 提款卡傍身,應該實食無黐牙。
如果你用 銀聯 嚟㩒日圓出嚟,我中環客都未聽聞有太多甩轆個案,只不過,如果你想攞 銀聯 卡當信用卡咁碌,咁我中環客忠告你,你帶番張VISA或Mastercard穩陣啲。因為日本越嚟越多商戶,突然開始唔接受 銀聯 卡,主要係一啲小商戶。
日本多咗商戶唔接受 銀聯卡,一方面多咗唔少假卡黨同偷卡黨喺日本搵食,小商戶孭唔起相關損失,所以寧可唔收 銀聯 ,另一方面, 銀聯 喺日本結算果陣,實際係用人民幣嚟結算,依家人民幣匯率係咁跌,大佬唔怕食驚風散?相反,VISA同Mastercard,結算唔係黐住人民幣,對商戶風險細啲。
如果人民幣再咁跌,睇怕香港商戶唔受 銀聯 都唔奇。但問題嚟,香港咁多提款卡黐住 銀聯 ,會唔會最後搞到銀行要換曬啲卡做VISA Debit或Mastercard Debit,我中環客食緊花生。
中環客
“說穿了,現在對癌癥的治療就是‘四早’:早發現、早治理、早痛苦、早死亡。癌癥患者越看越多,這不能不說是醫生的悲哀、醫療的失敗。”18日,民建中央人口醫藥衛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瑤醫藥分會會長、中國瑤醫腫瘤防治首席專家覃迅雲說。
在當日召開的第二屆國際瑤醫藥·傳統醫學學術大會上,覃迅雲率先“放炮”。他說,當前癌癥已經成為嚴重威脅人類生命和社會發展的重大疾病,是21世紀全球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之一。未來如何阻擊癌癥這個國人最大的死亡殺手,已經成為重中之重。
“患者越看越多,對醫生個人來講是醫療水平高、療效好、口碑好。但從另一方面來講,是醫生的悲哀,醫療的失敗。”覃迅雲說。
據《2015年中國癌癥統計》,僅在2015年,我國預計共有429.2萬新發癌癥病例和281.4萬癌癥死亡病例,相當於平均每天12000人新患癌癥,7500人死於癌癥。深圳市慢性病防治中心今年4月14日公布的一項數據顯示,2015年全市共報告腫瘤新發病例20399例,同比增長達到10%。
日前發布的《2016中國企業家健康綠皮書》也介紹,面臨日益激烈的商業競爭,企業家“過勞”現象普遍,許多人的健康狀況頻亮“紅燈”。
調查發現,從城市層面看,中國企業家樣本人群分布較廣的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至少一項指標異常的檢出率都在90%以上。五項以上指標異常排名分別是廣州、上海、北京等地,均高於50%,杭州、南京略低,偏西部的重慶、成都等城市最低。
在6000余個企業家樣本人群中,血壓、血脂、血糖異常及超重肥胖的發生率分別為27.1%、54.7%、13.9%和54.2%,均高於報告中報道的全國患病水平。
近年來持續不斷的霧霾也引起醫學專家們的關註。有專家表示,霧霾里含有許多有害物質,包括工業生產排放的有害氣體、城市汽車尾氣汙染、建築粉塵、這些物質形成一些細微顆粒,其內含有上述排放氣體和粉塵中的有害成分,其中有些是致癌物質,長期吸入這些霧霾氣體是有害的。
覃迅雲認為,中國自古就有“大醫治未病”的思考,防治並重才是大國健康之路。“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應從“末端治理”變為“源頭防控”。醫生不能等著患者得病,醫生也不是為了治癌,而是要打造“無癌的世界”。
覃迅雲表示,中國傳統民族醫藥文化有著五千年的文明歷程,推動傳統醫學、民族醫藥事業的發展。
18日,中國十大抗癌英雄頒獎盛典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召開,圖為抗癌英雄們。攝影/章軻
18日,民建中央人口醫藥衛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民族醫藥學會瑤醫藥分會會長覃迅雲發言。攝影/章軻
針對媒體昨天報道的蘋果在華起訴高通,要求索賠多收取的專利費用一事,蘋果公司今天向第一財經提供的一份聲明回應稱:“多年來,高通公司不公平地堅持對與其無關的技術收取專利使用費。由蘋果創新的獨特功能越多,蘋果為這些創新所需要支付的費用也就越高。”
創新的代價
蘋果公司表示,包括TouchID、高級顯示屏和相機等蘋果自身開發創新的獨特功能,高通公司沒理由收取專利費。“高通公司的業務建立在較陳舊的傳統標準之上,但通過排他性戰術和過高的專利使用費來加強其地位。”蘋果公司在聲明表示。
聲明還稱,盡管高通僅是對基本蜂窩標準有貢獻的十幾家公司之一,但堅持向蘋果收取“至少比我們和其它所有蜂窩專利持有者協議總額多 5 倍的費用”。蘋果認為這一收費標準極其不合理。
蘋果公司指出,要求高通索賠的10億美元是高通原本就該退還給蘋果的,並稱高通的行為是“報複我們如實回複調查他們的執法機構”。根據高通首席財務官喬治•戴維斯(George Davis)的表態,“蘋果的訴訟並不是‘巧合’,蘋果一直在煽動全球監管機構幹涉高通業務。”高通認為,這些訴訟的全部目的是金錢,是蘋果壓榨其供應商的手段。
對此,蘋果反駁稱,高通為了保護其陳舊的商業模式,“采取了越來越激進的步驟,最近扣留了本該退回給蘋果的近 10 億美金付款進行報複”。
聲明最後寫道:“蘋果公司深信創新,我們一直願意為我們使用的專利支付公平合理的費用。我們對高通公司與我們開展業務的方式感到非常失望,不幸的是,多年來對於什麽是公平合理的專利使用費的分歧,我們除了轉投法院沒有其它選擇。”
不過客觀來說,受益於其供應商技術的發展,蘋果也獲得了豐厚的回報。美股本周創下歷史新高,道指史上首次突破20000點關口,蘋果也成為這一輪美股上漲中表現最好的科技公司之一。從2009年道指突破10000點到本周沖破20000點的七年時間里,蘋果的股價漲幅超過330%。過去一年,蘋果股價就漲了超過20%。
2009年蘋果全年營收不過430億美元,但現在已經能夠達到2160億美元。美國投資銀行Piper Jaffray資產研究分析師Michael Olson認為,蘋果是受“大數原則”的利好。但是在全球智能手機銷量趨緩以及制造業回流美國影響貿易的壓力之下,蘋果這樣大規模的企業很難再獲得“爆發性增長”。
美國版iPhone要漲價
投資銀行Drexel Hamilton全球硬件和軟件部門主管Brian White也表示:“特朗普政府將對美國海外制造產品反銷到美國課以重稅,這即便能夠帶動美國大公司巨量海外資金回流本土,但對蘋果這樣的企業負面影響大於正面。”他給出的建議是,對“美國制造”iPhone手機版本追加100至200美元的附加費。
此前特朗普已經表示將對中國出口美國的產品課以高達45%的重稅,在這樣的風口浪尖,蘋果公司成為了眾矢之的。中國是蘋果公司繼美國和歐洲以外的第三大市場。在蘋果的供應商的名單中,有超過350個供應商地址位於中國。中國市場對於蘋果公司保持增速至關重要。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全球都在享受蘋果中國制造的紅利。White表示:“中美兩國之間彼此需要,這樣的合作關系很難被打破。正是因為在中國有百萬富士康的工人在蘋果的生產線上,在美國才會有百萬的iPhone手機用戶。這是一種雙贏的關系。”
不過富士康董事長郭臺銘在今年年會上透露,富士康正在考慮將生產線移至美國。直到目前,蘋果還沒有一臺本土生產的蘋果電腦。蘋果公司將於下周公布財報,庫克將如何讓蘋果重新實現增長屆時或將見分曉。
每20分鐘,柏林就會出現一家新的創業公司。
本文由南七道(微信ID:nanqidao)授權i黑馬發布。
隨著手機和網絡的普及,科技和互聯網創業公司在全球遍地開花。很多創業公司在選擇地址時,通勤時間和租金,是很多科技公司選址時首要考慮的兩個因素。但當今聚集了大多數科技公司的城市,往往無法兩者兼得,只具有其中一項優勢。
評估機構savills針對22個城市調查顯示,包括矽谷、香港在內的城市並不是特別適合創業。而德國首都柏林,既是世界上租金最廉價的城市之一,也是22個城市中通勤所需時間最短的城市之一。
矽谷已經衰落了嗎?
矽谷一直被譽為科技創新的搖籃,是包括Apple、Google和Uber在內的諸多科技公司的總部所在地,這種科技公司的群聚效應,也是它得以不斷孵化新的科技公司的重要因素。
但數據統計顯示,矽谷正在逐漸失去它的吸引力。在矽谷,一個程序員如果想要在公司1公里半徑範圍內,租一間一居室的房子,他要把工資的一半以上用來付房租。而美國人口普查局的專家表示,一旦租金超過工資的30%,生活品質就很難得到保證。
另一個對工作滿意度的影響很大的因素,是通勤時間的長短。英國國家統計局的研究也表明,在上班路上每多花一分鐘,員工的焦慮感和對工作的滿意度就會成X狀發展,焦慮感顯著提升,滿意度明顯下滑。
但現實情況是,包括矽谷所在城市舊金山在內的,大多數科技人才密集型城市在這方面都未能達標。舊金山的平均通勤時間是33分鐘,在22個城市中排在第11位,勉強進入及格線。而這還只是上班所需時間,如果算上從公司回家的時間,矽谷員工每人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就超過1個小時。
在調查的22個城市中,科技從業者所需通勤時間最短的城市是奧斯汀,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首府,平均只需要16分鐘就可以從家里到公司,是矽谷所需時間的一半。
而包括首爾、新加坡、香港在內的多數亞洲城市都排在榜單末位,與亞洲城市的人口密集度和城市規模有很大聯系。
但通勤時間和租金往往是成反比的。通勤時間最短的奧斯汀是租金最貴的幾個城市之一,平均每周租金超過476美元,折合成月租就超過13000人民幣。而平均月租最少的首爾,月租是奧斯汀的三分之一,但通勤時間卻是它的兩倍。
在國內,以深圳為例,單程通勤時間平均為43分鐘,在22個國家中居下位。堵車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2016年深圳“堵車”的人均成本就高達4357元。同時,每平方米的平均月租超過70元,即如果租住一個60平方米的房子,月租要超過4200元。
以世界標準看這也許不算高,畢竟矽谷地區的月租,大都超過1萬人民幣。但從收入和房租比來看,深圳的數字就很高了,每月有將近一半的人,將30%的工資貢獻給了住房。深圳的情況基本可以代表國內一線城市的情況。
柏林會是下一個矽谷?
環顧全球一線城市,柏林似乎是唯一一個可以平衡租金和通勤時間的城市。它的平均通勤時間為23分鐘,排在第4位,而平均租金為179美元,排在第三位。
而通勤時間最短的前10個城市中,有5個在歐洲,分別是斯德哥爾摩、柏林、倫敦、都柏林和阿姆斯特丹。這與歐洲的城市規模和公共交通的發達程度有很大的關系。
歐洲的城市規模相對更小,除了倫敦是面積達1500平方公里的大城市之外,其他4個城市都不超過1000平方公里,其中斯德哥爾摩和都柏林的城市面積更是不到200平方公里。與之相比,我國一線城市的代表,北上廣三座城市的面積,分別為16410、6340、7434平方公里,是歐洲城市規模的十倍,甚至百倍。
除此之外,歐洲的公共交通和城市道路建設也相對完善。比如倫敦地鐵每天運行超過21個小時,從清晨五點到淩晨一點;阿姆斯特丹的自行車道遍布大街小巷,超過70%的市民,通過自行車和步行解決日常出行問題。
同時柏林不管在在娛樂文化服務,還是醫療環境水平上,都在22個城市中居前5的城市與柏林相反的是香港,它不管在通勤時間還是租金上都排在末位,通勤時間是柏林的2倍,平均租金是柏林的3倍。
每個適合科技公司駐紮的城市都會形成一個科技公司的聚集區,比如舊金山的矽谷,而在柏林,這個區域是克羅伊茨山(Kreuzberg)。這個區域不只有科技公司,還有酒吧、夜店和畫廊,能夠充分滿足年輕科技創業者的娛樂需求。
Savills的聯席董事Paul Tostevin認為,總體上,歐洲城市的通勤時間都更短,但也通常不具有像紐約和舊金山這樣的大城市,所具有的完備的文化設施和娛樂產品。矽谷的租金之所以高得嚇人,也是因為大多數對住房的要求都是,要麽靠近公司,要麽靠近酒吧,而這兩個不管哪一個,都很貴。
而柏林在這一點上取得了很好的平衡。就算是在克羅伊茨山的房子,月租也在600-800歐元之間,幾乎是舊金山平均月租的一半。
同時,在醫療服務和軟件配備上,柏林也處於先進水平。而在生活花銷上,相比起其他歐洲城市,柏林的物價十分可愛,一頓好一點的晚餐在10歐左右,折合成人民幣不過70塊。
數據顯示,每20分鐘,柏林就會出現一家新的創業公司。2016年,德國初創公司吸引的風險投資為21億歐元,遠遠超過倫敦所獲得的17億歐元。
各國網民現身說法
Orphis:我在矽谷工作,一年掙5萬美金,每個月交1466美元房租。之前開車上班,早上要花20分鐘到公司,但晚上回家會堵車,至少需要40分鐘。有個晚上我花了一個半小時才回到家,第二天我就把車賣了。現在我坐快速巴士上下班,每個月要多花70美元,但總算不用每天花兩個小時在路上了。
bradley13:我的城市在中西部,並不在這22個城市名單之上,但是我有一個三居室的房間,一個月的房租比舊金山一周的房租都要低,而我掙得並不比在矽谷工作的同學少,而且毫無疑問,我的生活成本更低。看完這個榜單我的幸福感更強了。
MrLogic17:大城市可以讓你結實到更多誌同道合的人,這也是需要計入考量的因素。
xtal:我在矽谷長大,現在搬去了愛荷華州,我愛這里,我再也不會回到矽谷。我在愛荷華掙得比在矽谷多,花銷卻還不到矽谷的一半。
sloth_jr:我是韓國人,我覺得韓國的房租並沒這麽低。因為韓國的房租並不是按月繳的,我們要叫一大筆保證金給房東,有的保證金是房價的一半左右,每月要交的房租很少。房東賺錢是通過拿保證金去做生意或者做投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