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
為什麽讓人民幣國際化
我在網上看到一個小故事。在美國某軍校的畢業典禮上，一個70多歲的老頭走上主席臺，是退役的四星上將，他從兜里掏出一張百元美鈔，對臺下說：“這張擦屁股的紙是什麽？是100美元。你們知道印刷這張紙需要多少錢嗎？是10美分。”老頭子高高舉起這張紙幣，又對臺下說：“美國用10美分印刷這張紙，去換取其他國家上百美元的東西，公平嗎？答案是不公平。可是，為什麽別的國家還要接受這種不公平？那是因為有你們！小兔崽子們，你們記住了，如果誰敢挑戰我們這張擦屁股的紙，你們就該去打仗了。”
這個故事說明，貨幣國際化的好處很多，可以點紙成金，在全世界征收鑄幣稅和通脹稅；降低匯率風險、促進貿易；降低貨幣危機的概率等。2008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美聯儲大肆量寬，釋放流動性，卻沒有發生美元危機，為什麽？就是利用了美元的國際核心貨幣地位。因為美元是國際貨幣體系的基準，不管美元怎樣浮動，其他貨幣只能跟著美元搖擺。如果其他國家也像美國那樣量寬，一般會爆發貨幣危機。
只要是貨幣，大多希望能成為國際貨幣。俄羅斯一直在推動盧布國際化，最初在獨聯體國家推動建立“統一盧布區”；從2003年5月，俄開展了以盧布國際化為目標的金融外交；在能源國際貿易中，俄要求用盧布進行結算等。
人民幣國際化是個自然而然的過程，是市場選擇的結果。由於有雄厚的經濟實力做基礎，人民幣國際化取得了可喜成績，一個標誌性事件就是人民幣納入SDR一籃子貨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人民幣的權重超過了日元和英鎊，位居第三。
一種貨幣加入SDR，是國際化的重要里程碑，但不是終點。在這方面，日元國際化的歷程值得我們研究。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增長強勁，有20多年GDP年均增長兩位數，日元作為國際貨幣的需求持續增加。1973年10月，日元加入SDR，當時日元的權重是7.5%。上世紀80年代日本經濟持續向好，1987年日元在SDR的權重提高至13%，之後還不斷提升，最高時達到18%。上世紀90年代後，日本爆發資產泡沫危機，再加上東亞金融危機的影響，經濟陷入失去的20年，日元國際化也就停滯了，日元在各國外匯儲備貨幣中的占比，從最高的8%下降至現在的3%左右；在SDR中，日元的權重從18%下跌至現在的8.33%。這個案例告訴我們，綜合國力是本，貨幣國際化是末，不能本末倒置。我們可以為人民幣國際化澆水施肥，但要順勢而為，不能強求，更不能拔苗助長。
另外，SDR一籃子貨幣也是在不斷變動的，最多的時候有16種，比如南非蘭特、澳大利亞元、加拿大元、挪威克朗、沙特里亞爾和伊朗里亞爾等也曾加入SDR，現在都不是了。金字塔不是一天建成的，人民幣要想成為美元、歐元那樣的國際貨幣，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人民幣國際化的歷程及現狀
很多學者把2009年作為人民幣國際化的起點，是從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試點開始的。在這之前，只能算是人民幣的周邊化和區域化。我也認同這個起點，但我認為還有一個重要原因：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幾種國際貨幣搞量化寬松，也動搖了它們的基礎——信用。國際社會意識到，需要其他穩定的國際貨幣，需要負責任的良幣，人民幣就是首選。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國際需求和認可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力量。
從2009年至2015年，伴隨著人民幣的升值，人民幣國際化快速推進，走出了一條“經常項目輸出、資本項目回流”的特殊路徑。到2015年三季度，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突破了1萬億元；2015年全年，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達到7.23萬億元。
2015年“8·11”匯改後，隨著人民幣貶值，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有所停滯。2016年初，央行加強了對跨境人民幣和離岸市場的管理，此後人民幣支付結算、對外直接投資和離岸人民幣存款等均大幅萎縮，人民幣國際化出現階段性停滯。現在香港離岸人民幣存款也就5000多億元；2017年全年，我國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4.36萬億元。今年年初至今，人民幣對美元大約升了3%。
從人民幣國際化的歷程看，人民幣首先是貿易貨幣，是人家需要中國的商品和服務，才需要人民幣；在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方面，人民幣的認可度和接受度主要與人民幣升值與否呈正相關。目前，中國GDP占全球的15%左右，進出口總額占全球的11%以上，但在國際清算總量中，人民幣的使用量約占1.8%；在全球外匯交易總量中，人民幣約占2%；人民幣在全球外匯儲備中占比略高於1%，總額約等值1000億美元。總體看來，人民幣國際化的水平較低，與中國經濟的國際地位不相符，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維護國家形象，助推人民幣國際化
現在的貨幣都是信用貨幣，沒有與黃金、白銀等實物掛鉤。人們之所以信任這個貨幣，是信任貨幣後面的支撐——政權。信用就是貨幣的生命。如果人們不信任你的貨幣，即便你在貨幣上印個“100”，那麽這張貨幣仍等同於餐巾紙。這說明，貨幣雖然是一種商品，但它很特殊，是個政治產物，和國家主權緊密捆綁在一起。而人民幣走到境外，如何讓境外認可和信任？除了增強中國的綜合國力等硬實力外，還要增強軟實力，比如維護政治和社會穩定，樹立良好的國家形象，做一個負責任大國，積極參與國際事務。我強調這一點，是因為近期對東亞金融危機的梳理。
1997年，東亞爆發金融危機，我們周邊國家為了應對危機，競相讓貨幣貶值以促進出口。中國當時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釘住美元，對維護東亞經濟和金融穩定發揮了重要作用，也付出了巨大代價，出口、就業等都遇到困難。正是這場危機讓全世界看到，中國是負責任和講信用的大國，大大提升了人民幣的信用，在東南亞被看作是“小美元”，是“良幣”，促進了人民幣的區域化。
對人民幣國際化的展望
現在，在國際貿易中使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主要發生在有中方參與的情況下，比如中國與越南、蒙古之間的貿易。如果哪天在沒有中方參與的情況下，比如泰國和澳大利亞之間的貿易，也普遍使用人民幣計價和結算，那麽人民幣國際化將上一個層次。
現在，在國際投資和融資領域使用人民幣，主要是用於投資和並購等，主要服務實體經濟。如果哪天人民幣廣泛使用於虛擬經濟領域，比如金融資產和衍生產品，股票、債券、票據、保單、保函、遠期、期貨、期權和互換等，那麽人民幣國際化將再上一個層次。
現在，人民幣成為許多國家和地區的儲備貨幣，這是很大的進步，但也要看到，那些貨幣當局持有人民幣，主要是看重人民幣的升值空間。如果哪天境外的貨幣當局持有人民幣，主要是為了維護其幣值的穩定，比如T國發生貨幣危機，T國央行用“賣出人民幣、回收本國貨幣”的辦法，來維護其貨幣穩定，那麽人民幣國際化將達到很高的水準。
要實現上述目標，近期需重視以下工作：
在境外建立更加廣泛的人民幣網絡體系。擴大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的覆蓋範圍，與債券結算系統、中央對手等金融市場對接，全面支持各類跨境業務。
繼續發展離岸金融市場，為人民幣的全球流通提供順暢渠道。不斷開放在岸金融市場，為人民幣跨境使用開辟空間。
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設立人民幣清算行，推動互換資金用於跨境貿易和投資，推動雙邊本幣結算，支持發行“絲路債券”等。
進一步發揮亞投行、金磚國家新開發銀行的作用，利用絲路基金支持人民幣結算。
加強跨境資金流動監管，加強人民幣跨境調運、反恐融資、反洗錢和反假識別等。
重視培養境外使用人民幣的習慣。要讓境外的企業和個人普遍認識人民幣，拿著人民幣就知道它能買什麽東西，不用絞盡腦汁去換算，並潛意識里需要人民幣，愛護人民幣，把人民幣當成財富。
（作者系國際問題研究者）
“從工業經濟到數字經濟，搶人大戰是必然結果。怎麽搶的問題，有沒有搶得到的問題，搶到以後能不能留住，留住以後能不能做貢獻，這是一系列要思考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在國家發改委政研室主辦的“215經濟茶座”上表示。
針對近期各地持續升級的人才爭奪戰，第二期國家發改委“215經濟茶座”匯集多位專家學者，就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更好發揮人才第一資源的作用進行討論。
勞動力市場需要多層次人才
近期，全國多地出臺較之前相對寬松的人才落戶政策：安徽省合肥市將主城區落戶條件放寬為就業滿2年、參加城鎮社保滿1年；重慶市不設落戶指標控制、不搞積分排隊，外來人口達到一定就業年限（最長5年）即可直接辦理落戶；陜西省西安市允許全國在校大學生僅憑學生證和身份證即可完成在線落戶；四川省成都市、湖北省武漢市則將大學生落戶年齡限制從35周歲分別放寬到45、40周歲……
逐漸升級的引才戰背後有哪些深層次的原因？國家發改委就業司就業處處長孫中震表示，多地引才政策是強調高質量發展理念和創新驅動落地生根的重要標誌。一二線城市主要面向國際競爭，而國際競爭越來越強調科技的競爭，歸根結底是人才的競爭。
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認為，提高效率、提高以創新為核心的全要素生產率，對於人才特別是高端人才的需求具有迫切性。從經濟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過程當中，經濟增長背後的要素結構或者增長的動力就包括勞動力的投入等。從人才資源的角度，要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來推進高質量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都陽表示，我國人口結構的快速變化，使勞動力從無限供給到衰減的這一變化過程非常迅速；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導致人才供給結構有所變化，壓低了高技能勞動者的價值；此外，戶籍制度對勞動力市場的配置功能也產生一定影響。
都陽同時強調，運轉良好的勞動力市場需要豐富的多層次的人才。
“勞動力市場就像生態結構一樣，需要豐富的、多層次人的需要，包括所謂的農民工、低技能人，也都是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如果低技能工人加入到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話，實際上增強了這個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專業化程度。
盡力而為量力而行
對於這一輪引才引智政策，多位參會專家肯定了這一對人才重視的做法。
孫中震表示，本輪政策從落戶到住房到創新激勵，從人才的引進到使用有完整的體系；區域定位上有差別化政策導向；社會效果上營造了重視人才的社會氛圍。
“從對就業的影響看，促進效應和擠出效應並存，吸引人才之後對其他人才有擠出；從區域上看虹吸效應和擴散效應並存，二線城市出臺政策從一線城市吸引更多人才的同時，也分流了三四線城市人才，總體上促進了人才的優化配置。從中長期來看人才政策的出臺有利於人才要素更加均衡配置，有利於通過實現高質量發展來實現高質量就業。”孫中震說。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李震表示，地方政府引進人才之間的競爭，基本出發點體現了對人才的重視。要鼓勵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通過競爭完善相關政策。加強對政策的總結，對好的做法進行推廣。
都陽認為，“搶人”可以理解為在優化市場環境當中向前邁了一步，終極目標是不希望制度性障礙成為勞動力市場建立的制約。
盡管如此，多位專家提醒，引才引智仍要盡力而為量力而行，人才政策要與產業發展相協同。
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戰略與規劃研究室主任譚永生表示，不同城市對人才的需求是有梯次的，要做好人才發展和地方城市發展之間的融合。對於人才既不調高胃口，也不做過多承諾。
牛犁表示，要加大產業培育，完善教育、醫療、養老等公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這樣才能真正把人才留住。而大城市“搶人”對於小城市和縣城的沖擊和影響較突出，這些地區本來就面臨產業結構不足、人口外流的挑戰，怎樣制定規劃應對是應該高度重視的。此外，要避免可能的動機不純，避免導致單一領域扭曲狀況的發展。
孫中震認為，要處理好引進與使用，增量與存量，政府與市場，當前與長遠的關系。“要更多從未來產業定位和發展導向出臺吸引人才政策；要重視引進增量，更要重視盤活存量，通過構建終身學習制度，健全人力資源長效提升的機制；發揮政府作用和市場積極性，把企業的積極性調動起來，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要素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打造人才‘立交橋’，讓不同人才發揮作用，推開產業發展的‘玻璃門’，放開市場準入，讓人才的創新創業作用得到充分發揮；培養創新和敬業精神，提升人力資源的整體素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