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債權市場業態江南憤青

一切不符合農民權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應該成為改革對象◎ 本刊記者汪蘇文4月江南，春華遍野。浙江各級農辦（扶貧辦）正忙於依據最新省定扶貧標準認定新一輪扶貧對象。這一標準為4600元（2010年標準，相當于2012年5500元），比國家扶貧標準高出1倍。其背後是一個令人刮目的數據——2012年，浙江省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14552元，已經連續28 年列全國各省區第一位。

這與改革開放前的狀況有天壤之別。當時的城鄉二元結構下，人均只有約半畝田的浙江農民生存維艱。 1978年，浙江省農村貧困人口有1200萬，占全省農村總人口的36.1%，農村貧困發生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5.4個百分點。

浙江農民的脫貧致富與改革開放相生相伴。另一個令人欣喜的數字是，2012年浙江的城鄉居民收入比為2.37:1，遠低於全國的3.10:1，是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之一。在高速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城鄉矛盾相對緩和。

浙江省農辦（扶貧辦）副主任邵峰認為， “三農”問題本質是工業化、城市化下城鄉關係的失衡，不能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共十六大提出的統籌城鄉發展則是抓住了 “三農” 問題的本質。

在浙江做了幾十年 “三農”工作的農辦原副主任顧益康分析，浙江在統籌城鄉發展上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過程。總結起來，打破城鄉二元結構，創造條件讓農民充分參與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共同分享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成果，正是浙江農民增收的經驗。

人多地少，緣何收入最高35年後回望，資源拮据的浙江農民增收之路可謂 “只有減少農民、才能致富農民”的寫照。

2012年，浙江農民收入中，來自第一產業的收入僅有14.7%，工資性收入占比為54.0%，比全國高出逾10個百分點，家庭二三產業收入為20.9%。八成農村勞動力已轉移至非農產業，比全國高出三成。農業勞動力不斷分工分業，改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為商品經濟，參與到市場中來，顧益康認為，這是浙江農民增收的關鍵。

浙江今日的富庶，使人們幾乎忘了它曾經的貧困。中國為地少人多之國家，人地矛盾在浙江更甚。浙江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描述，人均耕地不足全國平均水平。浙江省省長李強表示，浙江人均只有半畝地的省情，決定了僅靠農業自身、農民自身、農村自身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這亦是中國的國情。邵峰稱，如果一個地方農民收入快速增長，一定是那個地方的工業化、城鎮化正在快速發展，有更多就業機會讓農民可以轉移就業。

然而， “三農”在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被邊緣化，為世界各國在這一歷程中普遍經歷的問題。

中國因人口基數大和城鄉二元結構的長期積弊，問題更為沉重，農民不能平等參與、公平分享。邵峰認為， “三農”問題的產生、演變及其程度不僅與工業化、城鎮化的階段相關，也與工業化、城鎮化的路子相關。浙江“三農”問題相對緩和，是因為浙江的工業化、城鎮化是由農民發動、農民投資、農民創業、農民就業的，為就地就近的工業化、城鎮化，農民是主體，能夠共同分享成果。由政府投資發動的走大城市路線的工業化， “三農”問題則會比較突出，農民在提供農產品、土地、資金等要素和工農產品價格剪刀差、土地出讓金等資本，為工業化、城鎮化作出巨大貢獻後，很難參與到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

從全國來看，改革開放前的工業化、城鎮化是“要物不要人”；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工業化、城鎮化是“要地不要人”；新世紀以來的工業化、城鎮化則是 “要勞不要人” 。

正是浙江農民的創造和打拼，塑造了日後為人津津樂道的自主創業、自由競爭、自由交易的浙江模式，形成一種“民營、民有、民享”的經濟體系。顧益康表示，700萬浙商闖天下，其中95% 是農民出身，百萬能人創業帶動千萬農民就業。據統計，1978年至2006年，浙江 GDP 增量的70% 和工業增加值增量的75% 是由民營經濟創造的。2012年，非公有經濟從業人員占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達75%左右。

“浙江人民富是因為農民率先富，浙江經濟活是因為農村經濟活，浙江發展快是因為農村發展快” ，被作為浙江改革開放成績的寫照。顧益康表示，這條道路是“逼出來的，闖出來的” ，也是“政府導出來的” 。

農民創業促就業

浙江農民有跳出土地的充足動力。

吳維清這樣曾經的敲糖人，也許可以代表浙江創業農民的發展軌跡。47歲的吳維清是義烏市廿三里下樓村人，現在義烏國際商貿城（原義烏小商品市場）經營著一家維清百貨用品商行，並在工業園區有一家自己的加工廠，僱傭了幾十名工人。他是早年義烏從事雞毛換糖的一批人，後來學過手藝，開過飯店，十年前辦起了自己的工廠。

當年義烏地瘠人貧，不少農民為生計成為敲糖人，至江西等地手搖撥浪鼓走街串巷，以糖、小商品等換取雞毛等雜物，獲取微利。義烏在雞毛換糖形成的小百貨銷售基礎上，發展出日後聞名中外的小商品市場。毫厘爭取、積少成多、勇於開拓、吃苦務實、百折不撓的“雞毛換糖”文化，也成為義烏商幫乃至浙商精神的代表。同樣困境逢生的，還有另一浙江模式的代表——溫州。

“浙江農民走出去一副擔子，走回來一個鋪子，再過幾年一個廠子。 ”顧益康表示，政府要做的很簡單，首先是放。活力在於民衆之中，活力在於市場之中，關鍵是給農民權利，允許農民創新，支持農民創業，尊重農民創造，對民營經濟、非民營經濟一視同仁，不要綁住農民；再有要為農民搭建好的平台，促進市場經濟的發展。

一個“放”字意義深遠。即便在眼下的中國，民營經濟發展依然面臨重重門檻和障礙。有了中央層面改革開放的信號，浙江在 “放”上大有敢為天下先之精神。顧益康回憶稱，當時北京有人指責溫州走資本主義道路，但是浙江的方針是不爭論，在全國各地還在猶豫的時候，撇開無謂爭論，放手讓農民發展家庭工業等個私經濟。

顧益康回憶稱，1982年義烏縣委決定正式開放小商品市場後，工商局曾表示要取締，當時的義烏縣委書記謝高華反問：這些農民的收入問題、就業問題你能解決嗎？不能解決就不能取締它。

浙江率先允許農民進城務工經商、發展商品流通和開辦專業市場，還制定出台了一系列對鄉鎮企業放權鬆綁及鼓勵發展的政策。

政府則致力于為市場主體服務。

1986年至1991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先後發出多個通知，要求各地興辦好城鄉市場，同時積極引導社會力量投資建市場，至1991年底全省共建成各類專業市場3802個，年成交額在204.6億元以上。

在農村工業發展的基礎上，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發展格局被打破。浙江因勢利導率先推進小城鎮建設，形成小城鎮、鄉鎮企業、家庭工業、專業市場四位一體的格局。中心鎮成為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轉移就業的主平台。浙江並培育一村一品、一地一業，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塊狀經濟。據浙江省農辦統計，全省90% 以上的縣市區都培育和發展了塊狀經濟，占全省全部工業總產值的比重超過60%。

在放活及培育之下，浙江迎來民營經濟的大發展和農村勞動力的持續轉移就業。2008年，2000萬農村勞動力中有75.9% 從事二三產業，比1978年提高50 個百分點。農村勞動力的轉移，也為促進規模經營、發展現代農業提供了空間。

2007年，浙江省又組織實施200個省級中心鎮培育工程，分期分批展開全方位的培育。在此基礎上，2010年起，省財政連續三年每年安排10億元資金用于27個小城市試點鎮培育，進一步為農民構建就業創業平台。同時，浙江在全國率先搞起農村勞動力培訓，2003年以來，浙江累計培訓各類農村勞動力1000 多萬人，增強了農民轉移就業能力。

現代農業增效率

隨著農民在二三產業創業、就業收入增加，從事農業獲得的收入比重下降。但浙江並沒有放棄這一產業。

在人們的印象里，農業是不賺錢的典型。2000年，邵峰在研究工商企業投資農業問題時，算了一筆賬，結果使他大吃一驚：除了高科技行業，農業是所有產業中投入產出率最高的。他指出，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少並不是投入產出率低，而是經營土地面積小，勞動生產率低掩蓋了投入產出率高，只要經營土地規模上去了，農業就是掙錢的行業。

近年，隨二三產業發展中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農業適度規模經營、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培育等成為中央層面的政策，並在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集中體現。農業勞動力轉移早于全國的浙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探路者，在培育和發展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上積累了不少經驗。

浙江鄉鎮企業發展早，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在上世紀80年代初實行家庭承包的第二天就出現了。1987年，浙江選擇具有一定基礎的15個村開展適度規模經營試點，次年擴大至15個縣。90年代以來，各級政府一直積極引導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和土地適度規模經營發展。

2009年再次出台文件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截至2012年底，浙江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已達總耕地承包面積的43%，居全國首位；按照浙江發展現代農業三年行動計劃，至2015年，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面積將達到50%以上。

據浙江省農業廳統計，至2011年，浙江有農業龍頭企業6890家，農民專業合作社2.6萬家，社員91萬戶，帶動非社員農戶402.8萬戶，兩者合計占家庭承包總農戶數的53.1%。專業大戶、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新型生產經營主體初具形態。

規模經營在浙江已非常普遍。嘉興市位於杭嘉湖平原腹心地帶，為浙江的魚米之鄉。海鹽縣是嘉興市最早註冊成立家庭農場的地方，當地已經發展出77 家家庭農場，註冊資金7722萬元，平均規模約170畝。據當地農經局統計，2011年，當時的71家家庭農場人均收入4.7萬元，是全縣農民人均純收入的3倍，同時，還帶動了周邊大批農戶就業和發展。2009年，張馮良在縣政府引導下，流轉了290畝土地，註冊成立了嘉興市首家家庭農場——宏亮農場。現農場經營規模已達1065畝，以一家三口為主要勞力，農忙時僱傭短工五六十人。宏亮農場一年一季水稻一季小麥，年淨收入可達30萬元。不過，張馮良告訴財新記者，他目前不打算繼續擴大規模，他認為就家庭經營而言，千畝左右為上限，否則管理上會面臨問題，效益反而下降。而農場每一步擴大規模都是對管理能力的考驗，需要經營者做相應提升。

財新記者看到，不同形態的經營主體之間的聯結和互動模式也在形成中。

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 +農戶、農業龍頭企業 +合作社 +家庭農場等模式正在發展。浙江萬好食品有限公司，是嘉興一家生產脫水蔬菜和速凍蔬菜的農業龍頭企業，2012年銷售額7000多萬元。萬好公司通過和萬好蔬菜合作社對接，向包括20多戶家庭農場在內的農戶統一供種、統一施肥，並統一收購。公司實行保底價制度，若市價低於保底價，按保底價收購，反之則按市場價收購，在本地的種植面積已達2萬畝。春程農場在萬好公司帶動下，成長為經營土地220 畝、年收益20多萬元的家庭農場。但是，這一鏈條上各主體的利益協調機制仍須探索。萬好公司就遇到市價短期非正常飆升時簽約農民將蔬菜外賣、市場低迷時未簽約農民也將蔬菜交由簽約農民出售給公司的問題。

浙江對這些新型經營主體採取了一系列鼓勵和扶持政策。

不同于國家農業補貼補給承包方的形式，浙江省新增農業補貼已經全部補給經營方，並對大戶設立補貼。海鹽縣對家庭農場新建投資額30萬元以上的生產經營用房及固定資產投資，按實際投資額的8% 給予補助。浙江也通過改革為他們的發展開拓空間。2007年全國層面立法之前，浙江早在2004年就出台了中國大陸第一部農民專業合作社條例，肯定、推動、規範其發展。2012年，浙江台州註冊成立六家專業合作社聯社，打破了聯社註冊困境。在探索解決農民貸款難題上，浙江各地並通過發展資金互助社、對經營主體進行信用評級等方式，為現代農業的發展開拓金融支持。

農民在農業現代化過程中，亦有因資本、技術等被邊緣化的風險。這種風險也存在於工商資本對農業的參與中。

除經營非糧化、土地非農化擔憂外，一些反對者認為，工商資本進入農業可能會擠壓農民的發展空間，使一些普通農民特別是中老年農民無活可幹。浙江省的多位領導則對工商資本在浙江現代農業發展中的作用予以積極肯定。

邵峰認為，讓普通農民平等參與農業現代化進程、公平分享農業現代化成果，是中國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本質。工商資本投資農業是推動農業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強大動力，我們不能簡單地排斥，而應積極探索農業先進生產力快速發展與普通農民共同參與有機統一的路子，走出第三條道路。比如，可以採取土地承包經營權入股的方式，讓普通農民成為現代農業的發展主體，同時實行保底分紅+ 超額分紅的分配方式，讓入股農民分享現代農業的發展成果。

用活農村土地

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都離不開土地制度的改革創新。浙江著力盤活土地資源，為發展現代農業、促進農民創業就業、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提供基礎，也為發展工業、建設城鎮拓展空間。

財新記者瞭解到，目前浙江一些地方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難度越來越大。

為促進土地承包經營權規範有序流轉，2009年4月，浙江省出台《關於積極引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促進農業規模經營的意見》，各地亦陸續出台了鼓勵政策並搭建服務平台。

2009年，嘉興海鹽縣成立了縣、鄉鎮、村三級貫通的土地流轉和產權交易服務中心，為農民提供產權交易信息和土地流轉服務。海鹽縣規定，流轉土地超過100畝的，應到縣中心簽訂標準化合同，50畝 -100畝、50畝以下的，則分別在鄉鎮和村中心簽訂標準化合同，通過中心的鑒證增強交易的規範性和可信性，中心並可據此對轉入土地對象和土地用途進行監督。為鼓勵土地流轉，海鹽縣對流入、流出方都進行激勵。按照2012年政策，農戶流出土地期限超過5年、10年和15年以上的，每畝分別給予50元、100元、150元的一次性獎勵；流入土地50畝以上的，每畝給予50元獎勵；對全部流出和長期流出土地的農戶，為其提供勞動力就業免費培訓，並可參加城鎮居民養老保障。海鹽縣鼓勵交易雙方採用以實物約定形式確定土地流轉價格，如每畝每年550斤 -600斤稻穀，減少流轉雙方因流轉價格帶來的糾紛，同時實行流轉金預付制度。

土地零散不利於規模經營，這也是土地流轉中的難題。海鹽宏亮農場的張馮良表示，土地零散不成片，將大大影響機械作業效率，一般不流入這樣的土地。近年來，浙江各地積極鼓勵整村整組規模流轉，村經濟合作社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村經濟合作社作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代表全體社員履行集體資產所有權和集體土地發包職責，浙江省早在1992年就頒佈了《浙江省村經濟合作社組織條例》，2007年又對此作了修訂。

安吉縣35個村實現由村經濟合作社統一流轉土地，引進項目。安吉天子湖鎮高莊村由村經濟合作社出面流轉了3500畝農田，發包給大戶、農業企業。

農民流轉土地後每畝每年可得500斤稻穀，部分農民被企業僱傭，每月有1500 元 -1800元的工資收入。高莊村正在考慮以農民土地承包經營入股形式流轉土地，農民不僅可以取得土地流轉金和工資收入，還能獲得按股分紅收益。海鹽縣對整村整組土地流轉實行補助，100 畝以上給予村里100元 /畝的工作經費補助，100畝 -300畝給予每畝200元的補助。不過，當地幹部表示，土地流轉堅持自願原則。

在農村集體建設用地方面，浙江一些地區開展了宅基地置換、空心村整治等試點，盤活土地資源，促進推動農民居住隨著職業轉移向縣城、中心鎮、中心村集聚。

嘉興桐鄉市濮院鎮新聯村正在開展新社區建設，新的集中居住小區世紀新村規劃有致，一二期180多套房已經建成，三層的聯排別墅坐落有序。三期正在規劃中，村里希望以村民小組為單位整體搬遷。村幹部沈月萍說，遷入的村民將搬進佔地面積120平方米的新房並獲得宅基地，而原宅基地將被複墾為耕地，並作為其承包田。節餘下來的土地將作為增減掛鈎指標由政府收購。新區每棟小樓作價22.8萬元，村民原有房屋可獲150元/平方米的補償。

嘉興市同時在探索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據嘉興市農辦統計，截至2012年，土地承包經營權抵押貸款累計達到1.14億元，貸款餘額為4709億元。

不過，一位當地幹部表示，銀行對此積極性並不高。

這些實踐有的仍在試驗階段，相關利益分配機制及後續政策亦在探索。

浙江省省長李強在今年全國“兩會”發言時提出，希望國家有關部門積極支持各地在深化農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等方面的試驗。

減緩相對貧困

在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的快車行進時，浙江注重把沒有趕上車的農民送上車。浙江已經基本消除了絕對貧困，2003年後，浙江把扶貧工作的重點轉向減緩相對貧困。邵峰介紹，消除絕對貧困的扶貧是為了保障人的基本生活，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則是為了縮小社會收入差距，兩者是具有顯著區別的兩大思想體系和話語體系。過去十年，浙江各級幹部在實踐中逐步從舊的扶貧思想體系中跳了出來，初步確立了與減緩相對貧困相適應的新的扶貧理念。

2008年，浙江將扶貧工作從對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扶貧拓展到對低收入農戶的人群扶貧，在全省範圍實施低收入農戶奔小康工程，以全省111萬戶（271 萬人）低收入農戶（2007年家庭人均純收入低於2500元的農戶）為對象，深化產業開發，加大異地搬遷，覆蓋公共服務。到2012年，全省低收入農戶人均純收入達到6260元，79.4% 的低收入農戶（低保農戶除外）家庭人均純收入超過4000元，超額完成省政府五年目標。

同時，浙江不斷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區域扶貧力度，2011年，省委、省政府啓動對12個重點欠發達縣的特別扶持計劃。省委、省政府針對12個重點欠發達縣地處源頭區域、經濟發展滯後、生態保護繁重等實際，2011年起，連續三年安排文成、開化等6縣每年每縣2億元特別扶持資金，磐安、龍泉等6縣每年每縣8000萬元特別扶持資金，要求以增加農民收入、提升民生水平、增強內生功能為導向，實施扶貧開發、產業發展、公共服務三大類項目，並按照“省定框架、縣選項目”的原則，編制三年規劃。

衢州市開化縣位於浙江西部浙、皖、贛三省交界處，青山環繞，為“九山半水半分田”之地，2011年財政收入僅4 億余元。近年來開化推進生態立縣、特色興縣，走生態經濟發展之路，並實施小縣大城戰略，推動人口向縣城集聚。

在“特扶”項目中，開化制定了一系列對茶業、油茶、食用菌、毛竹、蠶桑、蔬菜等產業及農業龍頭企業、合作社的補助和扶持政策。此外，通過培育來料加工經紀人、補助廠房建設和租賃、培訓技術工人等方式，大力拓展來料加工業務，並將來料加工與異地搬遷結合起來，將每一個異地搬遷小區都建成來料加工點，解決下山農民就業問題。2007 年，開化只有1.5萬人從事來料加工，總加工費6500萬元。2011年從業人員達到4.05萬人，加工費達到4.43億元。通過對低收入農戶小額貸款貼息、發展資金互助會等方式，為農戶發展生產提供金融服務。2012年，開化縣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9536元，比上年增長11.1%，兩年農民人均收入共提高2137元，累計增長28.9%；71.8% 的低收入農戶家庭人均收入超過了4000元。談及“特扶”計劃，開化縣農辦副主任張有良認為， “沒有這筆錢，開化縣有很多事情做不了。 ”2013年，浙江啓動實施新一輪扶貧計劃——“低收入農戶收入倍增計劃” 。

當前，浙江各地正在認定新一輪扶貧對象。浙江省確定的新一輪扶貧標準為4600元（2010年，相當于2012年5500 元），這一標準下的扶貧對象約有353萬人，占全省農村戶籍人口的10.8%。發達地區則按照“不低於上年農民人均收入的45%”和“不少于當地農村戶籍人口的10%” ，確定地方扶貧標準，認定低收入農戶。加上發達地區提高標準後增加的低收入農戶，浙江將有472萬農村人口被認定為新一輪扶貧對象，占農村戶籍人口的14.1%。邵峰認為，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要始終把處於收入低端、占總人口10%-20% 的人群作為扶貧對象， “不管他們收入處於什麼水平，也不管他們家里有什麼物件，只要他們處於收入低端，就應將其認定為扶貧對象” ， “不管一個地方處於什麼發展階段，即使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只要有明顯的收入不平等現象，也要認定扶貧對象，做好扶貧工作。 ”這是浙江扶貧工作在率先轉型中的可貴探索。

浙江扶貧的一個大理念，是堅持把扶貧開發融入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之中。 “為什麼一些地方發展滯後，為什麼一些農民收入低下，是因為這些地方和這些農民沒有融入到工業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進程。 ‘三化’是現代化進程中創造社會財富的發動機，遠離財富創造，就談不上財富分配，自然就發展滯後、收入低下了。為什麼一些地方、一些農民沒有融入到 ‘三化’ 之中？

這裡，既有宏觀上‘三化’模式問題，也有微觀上這些地方的發展條件、這些農民的發展能力問題。所以，區域扶貧的重點就是要改善欠發達地區的發展條件，而人群扶貧的重點則是提高低收入農戶的發展能力。 ”邵峰說。顧益康則把這個過程概括成：破窮障、挪窮窩、改窮業、挖窮根。

顧益康強調，減緩相對貧困的扶貧，政府的職責是創造發展環境、提高農民素質，而農民致富關鍵要靠自己在市場經濟里找尋機會。

建設美麗鄉村

隨著工業化、城鎮化推進，浙江在熱火朝天、馬不停蹄搞經濟建設的同時，亦帶來農村人居、生態、人文環境的破壞。

“走過一村又一村，村村都是垃圾村；走過幾十個垃圾村，最後才找到示範村” 。

湖州安吉縣等地已經因地制宜，從建設生態文明中探索出一條不同于傳統工業化模式的發展路徑，以期經濟、社會、生態、人文的和諧發展。

安吉地處浙西北，距離上海223公里、杭州65公里，縣名取《詩經》 “安且吉兮”之意，境內竹山竹海。春光爛漫之時，駕車行于安吉，兩側竹山如屏，油菜花似毯，幢幢江南民居點綴其中，隨著車子行進，眼前如一幅畫卷不斷延伸鋪開。2011年，安吉吸引了774萬人次前來旅遊，創造旅遊收入51.3億元，其中，農家樂營業收入4.35億元，增幅都超過40%。安吉竹產業產值則超過130億元，農民人均從中受益7000余元。

安吉白茶每年經濟產值也超過10億元。

曾經，作為經濟發展滯後的安吉縣也急於追趕，不加選擇地引進企業。

1998年，因向太湖排汙問題被國家環保總局黃牌警告後，當地決定轉變發展方式，走向一條生態立縣的道路。 2008年，安吉正式提出了美麗鄉村建設計劃，以十年為期，開展農村環境整治，發展特色產業、休閒產業、生態農業，加快農村新社區建設，繁榮鄉土文化。

2011年，安吉天子湖鎮高莊村啓動了美麗鄉村建設，共投入資金1900多萬元進行公共設施建設、環境整治等，縣里解決了約七成資金投入。在村支書帶動下，高莊村發展壯大了甲魚產業。

2008年成立的甲魚養殖合作社現已發展到80多戶成員，年產值達到9000萬元。

皈山鄉尚書幹村是2008年啓動的首批美麗鄉村創建村。村里開發出 “開心農場” ，將土地租給城里人種植，並深入挖掘村里的尚書文化，通過葵花文化節、金榜節等形式，吸引遊客。

2011年，安吉縣美麗鄉村創建覆蓋面達到89.8%，精品村達到150個。

2012年，安吉以其美好的人居和生態環境建設摘得“聯合國人居獎” 。

2010年，浙江省出台《浙江省美麗鄉村建設行動計劃》，這是2003年 “千村整治萬村示範”工程基礎上的進一步規劃與發展。計劃要求到2015年，力爭全省70% 左右縣（市、區）達到美麗鄉村建設要求。目前，起源於安吉的美麗鄉村建設已經推開。如今，當財新記者提出想去村里看看，請邵峰推薦地點的時候，邵峰不假思索地說： “隨便。去浙江哪裡看都可以，都是美麗鄉村。 ”

增收新挑戰

雖然28年來浙江“三農”成績亮眼，但談及接下來工作，浙江省農辦、農業廳的幾位負責人無不感到挑戰極大。

浙江省2012年的農民收入增速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和許多省份。邵峰表示，農民增收的速度和農民擴大非農就業的速度關聯度很高，而浙江四分之三以上的農業勞動力已經轉移就業，要實現省里提出來的“力爭提前1-2年實現‘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翻一番’ （2020年比2010年） ” “農民收入增幅高于城鎮居民收入增幅”的目標，並不輕鬆，必須順應工業化升級、城鎮化轉型、農業現代化加速的趨勢，轉變農民增收方式。

對此，浙江省省長李強指出，促進農民增收仍然要依靠兩個機制——破除城鄉二元結構，堅持走新型工業化、城鎮化道路，促進農民向二三產業轉移和向城鎮集聚，讓全體農民平等參與工業化、城鎮化進程，公平分享工業化、城鎮化成果。另一方面，對於仍然生活在農村的農民，要以發展高效生態農業為主攻方向，創新農業經營體制，推進農業科技進步，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農業現代化進程、公平分享農業現代化成果。

邵峰表示，今後農民工資性收入的增長，主要靠工資標準的提高， “憑什麼提高，靠就業層次的提高。 ”在產業發展方面，供需雙方都面臨升級轉型。受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海外市場不景氣等影響，浙江傳統產業正加速調整。

財新記者在義烏國際商貿城瞭解到，不少做外銷的商舖營業額下滑一半，加工廠普遍面臨招工難、利潤率低等問題。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浙江已經吹響產業轉型升級號角。

紹興縣是著名的紡織大縣，齊賢鎮鎮長陳立根告訴財新記者，當地正在推進產業升級、減量增質，以提高產品的附加值。外出就業者也面臨素質和技能提升問題。

在平等參與、公平分享方面，浙江仍有障礙待破除。

浙江省農辦調研文件曾指出，戶籍制度及配套改革滯後，導致農民工社保難覆蓋、身份難轉換，農民工難以市民化。農民的重要資產宅基地以及房產，由於受現行法律和政策的制約難以上市流轉和抵押，既極大限制了農民財產性收入的增加，也使農民創業缺少了一塊資本。同時，土地出讓收入的使用仍然存在城市偏向，農民還不能公平地享受到土地增值收益分配。近年來，浙江開展農村改革試驗，允許地方開展農村宅基地跨社置換試點，探索宅基地有償使用、有償退出機制；開展農村土地綜合整治，規範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鈎機制及相關利益分配機制。

現代農業發展上，今年2月，浙江省出台了《浙江省發展現代農業三年行動計劃》。浙江省農辦也在開展農村改革試驗。今年，農民專業合作社聯社登記將在全省推開。在扶貧資金互助會試點較多的縣，組建扶貧資金互助會聯合會，加強對互助會資金安全監管、資金餘缺調劑、運行風險救助。繼續開展農村集體產權制度改革，推進村經濟合作社股份合作制改造，讓更多農民擁有股份，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成績與挑戰面前，浙江人再次顯示出改革情結，正如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一直鼓勵的那樣：一切不符合農民權益的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都應該成為我們的改革對象。

全面改革的浙江思路

2013-12-09 NCW

浙江省省長李強接受專訪，談民本經濟、溫州金改突破方向、舟山自貿區構想、政府權力的負面清單，以及對社會自治之手的期待◎ 本刊記者胡舒立任波汪蘇文11月24日，浙江省省長李強

在他下榻的北京浙江大廈

跟我們見面，大家圍在一張小方桌四周交談。“你們想聊聊改革的問題，我有興趣，有什麼問題盡管問。”甫一見面，他就坦率地說。

低調、務實，李強今年54歲，溫州人，當過工人，後來考上浙江農大農機專業，是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大學生。

再後來當過縣團委書記、省民政廳處長、永康市委書記、省工商局局長、溫州市委書記、省委秘書長、省委政法委書記、省委副書記，一路走來，今年初當選浙江省省長。

“浙江現在的情況跟過去不一樣了，整個經濟社會都在加速轉型，我們要走得更穩、更遠，調子也不能很高。現在大家都發展得很快，我們有時候會覺得惶恐。”李強對財新記者笑言。

浙江的經濟發展長期走在全國前列。轉型之際，李強不會覺得太輕鬆。

2013年1月，浙江省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李強以代省長身份第一次作政府工作報告。他說，浙江經濟增長過多依賴低端產業、過多依賴低成本勞動力、過多依賴資源環境消耗等問題尚未根本改變，創新驅動發展的能力和動力不足。

採訪中，這位土生土長的浙江省省長屢屢提及故鄉溫州的重商文化。他認為，“民營、民富、民享”的民本經濟始終是浙江最大的活力所在。

過去，浙江多以先行者、先富者的角色出現在全國，在市場、民企、土地等方面的改革先行先試，但近幾年內外環境劇變，浙江遇到的挑戰也前所未有。

在溫州，2011年危機之後，面臨如何重振實體經濟、如何規範發展民間金融的重大課題。溫州的金融改革，能否實現真正的突破，更被外界看做未來民營經濟轉型升級的風向標。採訪前後，浙江方面動作頻頻，連續推出新政策。

就在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會表決通過了《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有心人能看出其中力所能及的突破。

同一天，舟山港綜合保稅區一期項目獲國家驗收通過，即將封關運作。這是浙江繼寧波梅山之後的第二個保稅區。在2013年1月國務院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提到，在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舟山自由貿易園區，逐步建設舟山自由港區。

採訪中，對於浙江民營經濟轉型發展、溫州金改、舟山群島新區建設、政府職能轉變等諸多深涉浙江下一步發展大計的問題，李強一一正面回答；對於壓力之下浙江致力于哪些新機會，亦是言無不盡。

採訪是在周日，李強談興甚濃。原來說好面談一小時；至我們告辭時，時鐘已經比約定時間多走了半個小時。

民營經濟：經濟走向看企業

家

“下一步浙江的民營經濟怎麼樣，就要去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家是不是還很活躍，是不是依然很有創造力”財新記者：三中全會對民營經濟很看重，強調公有制和非公經濟都是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現在大家都很關心民營經濟的發展。浙江的民營經濟一直走在前面，不過近年來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比如“浙商跑路”“產業空心化”等，你怎麼看浙江民營經濟的發展？

李強：你們很敏銳。在經濟轉型過程中，出現某些問題都很正常。大家近來特別關心浙江的民營經濟，恐怕是從溫州開始的。溫州本來被大家視為民營經濟發展的“模範生”，可怎麼一下子出現這個“跑路”了、那個資金鏈斷裂了這些事？

部分民營企業“脫實向虛”，是因為賺到第一桶金或第二桶金之後，傳統的實業沒有很快找到好的轉型升級路子，又經不起高回報的投機誘惑。前幾年房地產形勢一片大好，一些資金湧入非實體的領域。實事求是地說，這是階段性的現象，也是短期需要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很難避免的成本，是重要的一課。看溫州經濟也好，看浙江經濟也罷，首先要看經濟的主力軍由誰組成的。如果要問下一步浙江的民營經濟怎麼樣，就要去看經濟的主體——民營企業，特別是民營企業家們，是不是還很活躍，是不是依然還很有創造力。哪怕是他現在蟄伏一時，受到一些打擊，但都不要過於擔心，只要浙商精神還在，闖勁還在，我們就不怕。

大家都知道，浙江地下沒有什麼礦產資源，地上也沒有大森林、黑土地。

但是，浙江經濟的成功是把浙江人自身變成了資源。我們經常講，以浙商為代表的浙江人，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是浙江最值得珍惜的資源。新的資源觀，最不能丟開的是人這種資源。你說馬雲創業時有什麼資源？就是心底裡有一股創業的衝勁，還有18個伙伴組成的團隊。

這是最珍貴的。有這個精氣神在，什麼也不怕。

盡管大家看到了一些問題，但浙江民營經濟總的態勢還是好的。改革開放，最大的成功就是激活了人的創造力和能動性。天還是這片天，地還是這片地，很重要就是讓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有機會有更大的作為。“春江水暖鴨先知”，浙商的“嗅覺”十分靈敏，只要有好的市場機遇，浙商就會釋放出強大的能量。

因此，看待溫州民營經濟也好、浙江民營經濟也好，要有歷史觀，放大時空去看，短期內出現一些問題不能下結論，要在比較長的時間段去看整體趨勢。

就好像一個人這幾天感冒了，就說這個人身體不好，這不科學、不客觀吧？

財新記者：說到人的資源，我們就想請教，“浙商”這種資源，特別是溫商，有什麼特殊的企業家精神和才能呢？為什麼現在全國創業主體，最多的就是浙商呢？

李強：說到創業精神，比較典型的是浙南、浙中地區的人，特別是溫州人窮則思變，改革開放之初最早經商闖天下。

比如說，現在的溫州人精神就是四種文化交融的結果，第一就是海洋文化，有冒險精神；二是山地文化，有吃苦精神；三是移民文化，比較團結，喜歡抱團做事；四是重商文化，溫州以葉適為代表的永嘉學派，提倡義利並重、通商惠工。

浙商的生命力特別頑強，他本身就是在十分艱苦的環境里闖出來的，什麼也不怕，哪裡也敢闖，所以在市場經濟中“一遇雨露就發芽，一見陽光就燦爛”。

不少浙商第一桶金是從擦皮鞋、彈棉花甚至承包公共廁所開始的，他們的商業價值觀是“賺一厘錢也是光榮的”。

這句話兩層意思，一是賺錢是光榮的、不是可恥的；二是賺小錢也是光榮的。

他們不怕辛苦、不怕利薄、不怕人家瞧不起。浙江人做紐釦、做吸管，一分一厘，就這樣聚少成多、集腋成裘。像義烏有一個企業做飲料吸管，做到了全球最大，利潤很豐厚。就是這種企業家精神，支撐著浙江民營經濟蓬蓬勃勃地發展。也正因為有著這樣的歷史文化積澱，才使得浙江擁有最龐大的市場主體。

財新記者：實業為基、產業升級上，具體有什麼規劃？

李強：目前，我們全面推動以治水為突破口倒逼經濟轉型升級，實施創新驅動發展。其中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四換三名”工程。

“三名”就是大力培育名企、名品、名家。

“四換”中，第一個“換”就是“騰籠換鳥”。以好的產業替代差的產業，包括產業間的結構調整，也包括產業內的改造提升。這個方面，既“抓大”，也“活小”。一手抓大企業、大項目，提高產業集中度；一手抓做精做優中小企業，通過“個轉企”“小升規”“規改股”“股上市”，推動產業層次提升。

第二個“換”，是“機器換人”。看得見的是節約勞動力，應對“民工荒”，更重要的是推動創新成果轉化應用于產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從今年前三季度看，浙江專利授權量增長20%，企業技改投資增長34%，勞動生產率提高10%。

我非常看重這幾個數字，這說明我們的產業素質在加快提升。

第三個“換”是“ 空間換地”。土地、能源、環境容量是浙江發展的硬約束。

我講過一個理念，就是要把浙江全陸域作為一個大城市來規劃，進一步通過功能定位來優化空間布局，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既要細算需求賬，又要倒算承載賬，用更少的資源要素支撐城市、產業發展。通過市場化手段倒逼企業轉型，提高單位要素產出率。對單個企業來說，可以通過建設多層廠房向空間要土地。

第四個“換”是“電商換市”。通過大力發展電子商務，創新商業模式，讓傳統制造企業找到新市場，讓傳統市場找到新形態，讓要素、產品等流動更通暢一些。2012年，浙江專業商品交易市場成交額達1.58萬億元，網絡銷售額達到1.3萬億元，都是全國首位。今年11月11日，僅支付寶交易額就超過350億元。我們想把線上線下“兩個市場大省”融合起來，打造成“一個市場強省”，把市場的控制力提升上去，真正實現“買全球、賣全球”。

財新記者：實體經濟發展應該有更好的平台。

李強：確實如此，浙江人口密度和經濟密度都很大，不可能再像過去那樣村村點火、戶戶冒煙，也不能再拼資源、拼消耗、拼環境、拼勞力了。這方面，大家都有了共識。需要把力量集中起來，從傳統工業區的開發模式上跳出來，絕對不能“夾到碗里都是菜”。需要選擇一些區位條件比較好、產業基礎比較扎實、配套功能比較完善、有利於產城融合和高端要素集聚的區塊重點搞一些產業集聚區，這是新一輪發展的重要平台。

全省現在搞了14個產業集聚區，我們要求每個集聚區集中力量抓好兩三個技術領先、帶動力強的主導產業，能夠抓出成效、抓出名氣，就不得了。不一味以規模大小為取捨，既要抓龍頭型、基地型項目，又要抓專業化配套企業，通過龍頭引領，帶動龍身動起來、龍尾擺起來，還要把產業技術水平、企業研發能力抓好，使得產業立足在持續創新、技術進步和人力資本深度開發上。

相信隨著浙江不斷放開民資進入的領域，不斷打造產業集聚發展的新平台，不斷深化金融改革，民營企業能在實體經濟中風生水起。

民間金融：起步看溫州

“關鍵不在於增加多少個金融機構，

而是打通三條通道”

財新記者：說到這裡，就必然地和民間金融發展聯繫在一起了。現在大家還是很關心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這是2012年3月啓動的改革，現在進行得怎麼樣？最近我們注意到，浙江人大11月22日剛剛表決通過了《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

李強：這個條例是中國第一部民間借貸的地方法律，明年3月1日就正式生效了。

金融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涉及方方面面的創新與突破。溫州金改啓動一年多來，重點是解決“兩多兩難”問題，即民間資金多、投資難，中小企業多、融資難。應該說，溫州金改已經取得了可喜的階段性成效。比如，創建了民間借貸服務中心，發佈了“溫州指數”，促進民間資本參與金融機構改製，溫州銀行增資擴股和農村合作金融機構股份制改造已經成為民資進入的突破口；推出“幸福股份”產品，以股權形式讓市民參與城市軌道交通等基礎設施項目；創新抵質押擔保方式，推出多元化動產抵押、貨物抵押、未來收益權抵押等49 個創新產品；推動民間融資規範化等。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溫州企業融資成本已連續六個季度下降，民間融資綜合利率連續八個月下降。總的來看，溫州金改一步一步走過來，邁的步子比較扎實。

溫州金改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光靠省里的資源配置和市里的自身努力是不夠的，尤其是政策性資源。不管怎麼樣，溫州金改還得繼續大膽探索，比如辦民資銀行、企業互保鏈化解等。

破解“投資難”和“ 融資難”的問題，就像人體的血液一樣，需要疏通經脈，讓血液流動起來，形成良性通暢的循環，這樣機體才更健康。現在問題你們也都看到了，大量的民間資金供給與大量的中小企業融資需求之間的通道沒有很好地打透，很多“血管”不夠通暢，“血液”難以輸送到市場主體的細胞。

這樣民間資金就脫離了實體經濟這個機體，出現了一些問題。國務院把溫州作為金融改革的一塊試驗田，就是希望溫州在這方面能夠探索出一條路來。

2012年以來，我們力求打通三條通道：第一條通道是讓民間的小資本能夠與大項目、大產業對接起來；第二條通道是讓銀行的大資本與中小企業、微型企業對接起來；第三條通道是最終實現民間資本、金融資本等各類資源與產業經濟、實體經濟對接起來。這三條通道打通了，我想“血脈”就打通了，前面講的“兩難”問題也就迎刃而解了。溫州金改關鍵不在於增加多少個金融機構，而是打通通道，建好信用體系，處理好金融創新和防範金融風險，真正實蝦現三個對接。如果這三條路能夠打通，我們可能走出一條新的路子來。

財新記者：怎麼實現這三個對接？

李強：浙江人的改革發展，從來就是既唱“國歌”，又唱“國際歌”。就是講，什麼時候都要考慮到風險、危機，要有憂患意識；什麼時候都要靠自己去闖，不等不靠。

我們希望溫州金改可以走出一條符合自己實際的路子來。總的來說，溫州金改，我們是分幾步走。第一步是我們自己能夠突破的，或者說政策沒有明令不能幹的，可以大膽去闖一闖。

比如募集社會資本，推動民間小資本與大項目的對接。溫州城市軌道交通項目向市民募集了15億元。這種嘗試與突破很有意義。當然，我們也會慎重一些，風險上控好一些。

財新記者：民間金融大量以民間借貸的形態存在，此前確實出過不少問題，要發展民間金融，規範是繞不過去的。

李強：這正是我要說的第二步。溫州金改當中還涉及制度的規範。過去沒有規範的，比如民間借貸，這次我們規範起來了，就是《溫州民間融資管理條例》的出台。

其實，民間借貸在溫州，不是這些年才有的，據說早在明朝就有了，是一種非常有特色的民間信用文化。過去溫州人在親朋好友圈子里借錢辦事或者辦企業，是從來不打借條的，也不問利息多少，規矩都是約定俗成的，雙方高度講信譽。這幾年，由於外部環境的變化，民間借貸出了一些問題，大家比較關注。

這背後，其實是一些先富起來的溫州人看到了房產、礦產等行業能快速獲利，民間借貸進入了高風險投資領域，雪球越滾越大，過度高杠杆，一旦經濟出現波動，這種模式就難以為繼。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這次我們謀劃了很長一段時間，起草了規範溫州民間借貸的地方性法規。之前，地方從來沒有對民間金融立法。這個條例就最高利率、借貸雙方責任等關鍵問題作出了規範，也對定向債券融資和定向集合資金等民間融資行為提出了規範性要求，為的就是要改變以往民間借貸無法可依的局面。當然，溫州的金改光靠地方探索是不夠的，還得靠國家有關部門的指導和支持。

從全省來看，我們的金融改革不局限在溫州。今年開始，我們在溫州之外的台州、麗水、義烏等地進行了不同層面、不同類型的金融改革，力求在打通上述三條通道上做些探索。台州的金融改革，主要針對中小微企業，提升金融服務。麗水搞了以林權抵押貸款為主的農村金融改革。義烏圍繞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探索貿易金融模式，推動人民幣跨境業務、外匯管理和民間資本管理創新，讓貿易金融服務更便利化。

這些盆景，逐步培育起來，未來會成為一道道風景。

自貿區期盼：舟山版升級

“我們想做浙江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區，與上海自貿試驗區形成一個特色發展、優勢互補的關係”財新記者：浙江正在爭取在舟山設立自由貿易區，進展如何？

李強：很感謝你們關心舟山。今年1月國務院批復的《浙江舟山群島新區發展規劃》中就提到“條件成熟時，探索建立自由貿易園區，逐步建設自由港區”。

我們在努力推進，一直沒有聲張。

浙江舟山群島新區是繼上海浦東、天津濱海、重慶兩江之後的第四個新區。

國家允許舟山群島新區先行先試，其中的一個方向就是要逐步探索建立自由貿易港區。

上海自貿區搞起來，對浙江是一個利好。第一，我們毗鄰上海。上海自貿區一定會帶動周邊省份的對外開放。第二，上海自貿區分為四個片區，其中洋山保稅港區就在浙江舟山的土地上。

從整個浙江省地域形態來看，從嘉興沿海、杭州州灣到寧波、台州、溫州沿海，構成了一條外凸的弧線，其中凸出點是舟山，這是大開放的前沿，也是發展海洋經濟這個新增長點的主陣地。

舟山處於中國南北沿海航線與長江水道的交匯處，為遠東國際航線的要衝，是長三角對外開放的海上門戶和通道，與亞太新興港口城市呈扇形輻射的態勢，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全國，舟山的島嶼數第一，海岸線第一，尤其是深水岸線第一。近幾年寧波- 舟山港一體化發展，貨物吞吐量2012年突破了7億噸，連續四年居全球海港首位。

舟山群島新區發展國際港口物流產業的優勢特別明顯，如果這個地方搞以大宗商品貿易為核心、高端海洋產業為特色的自由貿易港區，就能與上海自貿區錯位發展，形成互補，帶動整個長三角對外開放。

而且，我們還把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作為支點，撬動整個浙中、浙西南地區擴大開放。如果從義烏到寧波-舟山畫一條直線，搭在全省沿海的弧線上，就形成了浙江向太平洋的開放之勢，形如彎弓射箭向大海。這是陸海聯動、縱貫全省的新格局，是浙江人從錢塘江弄潮轉向大平洋弄潮的新圖景。李強：舟山和上海不完全一樣。舟山是海島，劃出來就是關外，採取境內關外的監管方式比較方便。

舟山建設自貿港區，有利於大宗物資的儲運和供給、加快發展高端海洋產業。舟山本身就是上海國際航運中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舟山設立自貿港區有利於拓展上海自貿區試驗範圍和領域，互為呼應，豐富功能，增強對外開放合力。因此，在舟山群島新區搞自貿港區優勢是得天獨厚的。一是區位優勢明顯、輻射範圍廣。舟山群島新區背靠我國經濟最發達的長三角，有大小島嶼1390 個；舟山港域深水岸線達280公里，占全國的18%，中國通往世界的7條主要國際航道有6條途經舟山，是建設大型深水碼頭泊位的最佳選址，輻射範圍涵蓋整個長江流域和中國南北海岸線。二是便於監管、高效運作。舟山群島四面環海，既有海上天然屏障與大陸自然隔離，又有跨海大橋與大陸相連，便於自貿港區有效監管、高效運作。且其經營、管理成本相對較低。三是風險可控、方便拓展。舟山群島人口、經濟總量相對較小，相對其他地區，建設自貿港區風險較小、易于掌控。

舟山最重要的一個特色是可以推進大宗商品為主的貿易便利化，多年來已形成了大宗貨物貿易的一個集散地，如油品、鐵礦石、糧食、煤炭等。我們要健全大宗商品現代貿易體系，打造我國主要的大宗商品交易平台。

舟山港綜合保稅區的一期項目在11 月22日已經通過國家驗收了，就在舟山的本島，先在這個基礎上起步。我們的設想，努力做好浙江特色的自貿港區，與上海自貿區形成一個特色發展、優勢互補的關係。

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厘清政

府權力

“將來，每一個部門的權力，即便是有來源的，也要評估適應不適應當前的情況。不應該有的、不適應的權力，就要努力改”財新記者：浙江新一輪改革是如何啓動的？

李強：今年1月，新一屆省政府成立後，我就說，改革是貫穿始終的頭等大事，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是突破口。

通過審批制度改革，橫向撬動經濟社會各領域的改革，縱向撬動政府自身改革，轉變政府職能。政府改革肯定能夠激發市場、民間的活力。現在企業的身上套了太多的條條框框，抑制甚至扼殺了他們的創業創新激情。今年以來，省級行政審批事項削減了46%，但這還不夠。

浙江在進行的審批制度改革，是確立負面清單式的管理模式。這裡面還有很多法律問題有待解決。比如我們原來老在糾結，減了多少項，幅度是多少，現在看來只講減少數量和幅度意義不大，關鍵是要弄清楚你保留了幾項？法律依據是什麼？即便是有法律依據，它在當下有沒有保留的必要和意義？厘清之後，那麼除了這些需要審批，其他就不需要審批，這就是負面清單的管理模式。只要有利於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符合法治精神，我們就繼續改革。省一級層面能解決的，我們就主動放權，需要更高層面解決的，我們就向上報告。

這個“負面清單”，對審批制度改革來講，其實就是部門權力清單。要明確每個行政部門到底有哪些權力，這些權力誰給你的，這些權力怎麼樣讓它更加規範，更加有限，更加有效。

三年前，我就在富陽市做過一個課題，搞部門權力調查研究。當時把富陽市政府及各部門的行政權力徹底清算了一遍，結果發現一共有7000多項權力。

現在看來，必須砍掉相當大一部分。將來每一個政府部門的權力，即便是有來源的，也要評估適應不適應當前的情況。

不應該有的、不適應的權力，就要努力改。源頭在哪裡，我們就向哪裡報告。

這恐怕就是今後我們的政府，從無限政府向有限政府、從保姆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型的重要舉措。財新記者：從整個省域來說，改革的載體如何確定？

李強：浙江新一輪改革，大體上分三個層面。首先是海洋經濟發展示範區、舟山群島新區、義烏國際貿易綜合改革試點、溫州市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等構成的“四大國家戰略舉措”，國家給了先行先試的政策，這些是“燈光舞台”，可以做很多探索性的文章，試點突破對面上的意義非常大。

第二個層面是以設區市為單位的改革深化，比如杭州自主創新示範區、國際電子商務中心；寧波對外開放綜合配套改革、國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等改革試點；等等。

第三個層面是一批以縣域為單位的特色改革，基本上是今年點燃的“新爐子”。比如，在柯橋區開展了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試點；在海寧市搞要素配置市場化改革試點，按照畝產論英雄的理念，創新土地、能源、水資源、環境容量等配置機制，目前已初見成效。下一步省政府還將在平湖市搞產業結構調整機制改革試點；在德清縣搞城鄉體制改革試點；在開化縣謀劃生態功能區建設試點。

這些試點需要借助基層的首創精神，不惜試錯，實現突破後，在全省推開。

公私關係：放鬆管制

“政府有形之手、市場無形之手、社會自治之手，三只手都要給力，才能推動治理能力現代化”財新記者：今年前三季度，全國新設市場主體增長了25%，而浙江增長了67%，增幅非常大。為什麼？

李強：目前浙江全省的企業有105萬家，加上個體戶，共有370多萬市場主體。

也就是說，每15個浙江人就有一個市場主體。今年前十個月，浙江新增企業數超過16萬家。一個重要因素是，年初我們推行了8項商事登記便民措施。前陣子，我到紹興市行政服務中心調研，那裡企業註冊2天就可以辦好。三中全會之後，義烏市已經明確要求，內資企業註冊只需2天，外資企業只需3天。

我想，市場要活，首先主體要多。

主體多了，競爭會更加充分，活力就更強了。所以，要開閘放水，降低門檻，放寬准入，扶持微小，放活市場。

財新記者：民營企業渴望進入一些以往准入比較緊的領域，如基礎設施、能源、通信產業等。浙江對進一步開放准入有什麼打算？

李強：放開搞活，對民營企業是機會，對一個行業的發展也是機會，這是一箭雙雕的事。你說的這些行業都是民營企業和民間資本渴望進入的行業，按理說應當“非禁即入”，但實際上還面臨很多資格、資質、標準等隱性壁壘，大大增加了企業進入的成本。三中全會提出要消除各種隱性壁壘，非常及時。要放活市場，給市場主體以平等的地位，就必須打破各種“天花板”“玻璃門”。

我們現在的做法，要實行負面清單管理模式，讓企業對清單外的領域自由進入，還要對一些領域進一步開放。這方面，溫州較早探索了民資辦學辦醫。

民資辦學辦醫要有回報，還要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現在溫州民辦非企業法人學校可改製成企業法人，民辦醫療機構的住房公積金、融資等政策也明確了。溫州首批100所民辦學校分類登記順利完成，已簽約了社會辦醫項目29個，引進社會辦醫資本70多億元。還有很多公共服務項目，也可以向市場開放，由政府購買服務來解決。再就是清理資格資質等前置條件，該廢除的廢除，該規範的規範。這些我們都在改革探索，只要有了比較成熟的做法，就在全省推開。

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還提出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自我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對浙江來講，現在既是發展的轉型期、矛盾的凸顯期，更是改革的攻堅期。

這個轉型，既包括經濟轉型，也包括政府轉型和社會轉型。就是說，我們不光要讓市場更有活力，還要讓社會更有活力、政府更有活力；不光要充分發揮市場這只“無形之手”的決定性作用，還要讓政府這只“有形之手”更加有效，使社會這只“自治之手”更加完善。總之，這三只手都要給力，才能推動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財新記者：民營經濟進入公共服務，這在浙江是走得比較穩的。

李強：從發達國家看，公共服務是要分分類的，有的是政府直接供給，有的是面向市場放開的，通過政府購買服務來供給。政府應該保基本、保基礎，基本的公共服務應該要兜底，但更多的公共服務，能夠市場解決的，應該讓民間力量介入。

政府的力量畢竟是有限的，公共服務的壓力是越來越大的，要善於讓民間的力量來彌補公共服務的不足，用民間的資本和智慧來破解民生難題，這是我們的思路。

所以，今年省政府特別就此出台了一個文件，開了一次大會，就是鼓勵民營資本辦醫辦學。民辦的醫院和學校，要充分讓市場決定收費價格，讓老百姓根據自身的條件來選擇。

公立醫院、公立學校是保障基本公共服務的，一定要保障好。我們現在鼓勵公立醫院包括學校與民間資本結合，讓更多元化的力量能夠聚合。

財新記者：都說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得益于政府無為而治，管得相對少。好像這些年政府管得多了以後，民營經濟反而有很多困難。你是怎麼看待民營經濟和政府的關係呢？

李強：我認為這不能叫無為而治，應該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政府要把握好“為”的尺度和方式。

改革開放初期，那時候個體戶、民營企業、專業市場等雨後春筍一樣冒出來，都是新事物，所以我們尊重群衆的首創精神，尊重事物發展的規律，比較放手。這幾年，有時候覺得政府這只“有形之手”，變成“閑不住的手”了，這和機構太龐大有關係。政府機構不光龐大，分割得又比較細，有時候給人的感覺就是管得比較多，反而綑住了市場主體的手腳。這就是為什麼除了經濟體制改革作為整個改革的核心，我們著重強調政府機構改革，這也是中央的要求。

財新記者：你認為現在政府的角色應該如何變化？

李強：我們覺得，不能讓“看得見的手”變成“閑不住的手”，不能讓小政府變成無所不包的“大管家”。我們要減少政府對微觀經濟活動的參與和干預，讓政府的手歸位，讓閑不住的手收起來，讓伸得過長的手收回來，幹好該幹的事。

在我看來，治理能力現代化，具體來說有三條：一是有限，二是有為，三是有效。“有限”，指的是政府主要是提供公共產品，不是無所不包的萬能政府，職能邊界是有限的，權力也是有限的。“有為”，指的是政府是經濟運行的調控者，是市場經濟的監管者，是社會穩定的護航者，這些事都要有所作為。最後一個是“有效”，政府辦事要講適銷對路，提供的公共服務要對市場、對企業、對老百姓的路，還要講效率。全面深化改革，把制度活力轉化為市場活力、社會活力，需要政府更有活力，這要從政府自身改革做起，做到有限、有為、有效。

明年，從大的方面說，浙江省政府要做的事主要有四件：抓改革、促轉型、治環境、惠民生。

改革發展的終極目的是惠民。我覺得，浙江的改革發展必須守住“百姓增收、生態良好、社會平安”三條底線。

百姓富裕是浙江的優勢，也是創業創新的基礎，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城鄉居民人均收入要不斷提高，要繼續保持全國領先。不管怎麼改革、怎麼發展，生態環境和社會治安不能惡化，只能好轉。守住這三條底線，全面深化改革，再創體制機制新優勢，浙江就能繼續走在改革發展的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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