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最牛車牌號”是假的 土豪車牌不帶“8”都不好意思上路

河南“最牛車牌號”是假的 土豪車牌不帶“8”都不好意思上路

一財網 霜月 2015-09-11 17:40:00

據報道，9月9日在蘭考縣公安局門口附近，民警查處一輛奧迪車，這輛車的車牌號為：豫AAAAAA，民警驚呼“河南最牛車牌號”。據記者從鄭州車管所了解，該車管所從未發放該輛奧迪車牌號，系假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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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合組織峰會為何跑去河南鄭州？背後下了很大一盤棋……

上合組織峰會為何跑去河南鄭州？背後下了很大一盤棋……

一財網 一財網公眾號 2015-12-16 16:10:00

眾所周知，此前上合組織在國內開會的地方非京即滬。因此人們不禁要問，在中國，類似鄭州規模的二線城市相當之多，為何偏偏選中鄭州?

團購救樓市，農民來接力河南買房為何財政給補貼

為消化房地產市場的高庫存，全國多個地市用財政補貼刺激房市，“團購”和“農民進城”是兩大刺激點。

在地方政府的算盤中，此舉實為挽救不斷下滑的GDP增速，又恰逢中央定調要“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天時。

不過，“去庫存”背景下的農民進城之後，其他相關改革能否跟上，才是真正考驗。

2015年12月18日，河南濮陽市京開大道路西的“巴黎春天”樓盤銷售大廳，售樓小姐忙著向客戶派發宣傳冊，上書“政府購房補貼，隆重鉅獻”幾個大字，三行“每平方米補貼最高150元”的黑體字下，是一行小字——“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家人、女朋友，只要是農村戶口，就給補。”項目負責人邱寧對南方周末說。而在兩個月之前，同一樓盤的促銷主題是“團購”。

12月20日，在與濮陽相鄰的駐馬店市高鐵站外，由周邊村落的農婦組成的營銷人員，人手拿著一摞摘錄的“農民進城買房”文件複印件，電動車車簍里則塞滿了樓盤傳單。她們的底薪是每天60元，每拉到一位行人到售樓部看房，可以再得到10元獎勵。

第二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

這讓許多地方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

事實上，先行者不僅是濮陽和駐馬店，在河南，濟源、安陽、洛陽、漯河等18個省轄市均已出臺購房補貼政策。在全國範圍內，自2014年年中以來，安徽、山東、浙江、四川等多地出臺了購房補貼政策，形式以契稅補貼和現金補貼為主，補貼幅度一般在房價的1%-3%之間。

地方政府鼓勵農民進城買房、財政補貼購房的行為邏輯和市場背景究竟是怎樣的？南方周末奔赴補貼最密集的河南省。

團購救房市

政府約補貼了1.28億元，稅收收入增加了近5億元，而濮陽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就70多億元，“一個團購就貢獻了全年7%的財政收入。”

房地產市場下滑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在2015年初被濮陽市政府深切感知：2013年濮陽市房地產銷售額為45億元，2014年驟降至10.7億元，到了2015上半年，只剩下3億多元，“全市範圍內一共只賣了78畝地。”濮陽房地產管理中心副主任馬世國說。

與之相應，今年一季度濮陽的固定資產投資為200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僅增長12.6%，增速分別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回落7.5個和5.9個百分點。增速居全省第15位，比去年同期下滑4個位次。房地產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9.7%。

面對嚴峻的局面，濮陽市領導責成各政府部門調研、應對房市及經濟下滑。

4月13日，濮陽市召開政府常務會，專題討論房地產市場，並出臺《關於促進全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推出減免稅、降低項目資本金等房地產利好政策。5月26日，濮陽市發布《關於組織住房困難群體實施團購的意見》和《關於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參與團購的意見》，鼓勵廣大城鄉居民團購房屋。

團購活動從6月20日開始，到8月底結束。當時，政府牽頭在濮陽城區內組織了兩次房展會，在40個樓盤推出一萬余套團購房，每平米財政補貼150元。同時，要求開發商降價主動讓利，“在原來售價的基礎上根據開發商的承受能力能降多少降多少”。

截至8月18日，團購活動成交3822套房產，成交面積43.5萬平方米，成交金額超20億元。

第一期團購活動結束後，“應群眾的要求”，又將團購延長兩個月，到10月底。

兩次團購活動“效果很好”，馬世國介紹，“光城區內成交的房子就有7780多套，成交面積80多萬平米，成交金額40多億。”

濮陽搞了團購活動後，河南焦作、晉元和安陽等地也開始跟進。

從支出收益來看，政府雖然掏重金補貼，但顯然收益更大。按成交面積85萬平米算，政府約補貼了1.28億元。據濮陽中房置業總經理何小平介紹，房地產銷售的營業稅、城建稅、土地增值稅等加起來約12%，按成交金額40億元算，光稅收收入即增加了近5億元，而濮陽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就70多億元，“一個團購就貢獻了全年7%的財政收入。”

在團購活動期間，何小平發現農民消費者能占到購房者人數的將近一半。何小平的另一身份是濮陽房地產協會副會長，他隨後寫了一份“支持農民購房”的調研報告，並通過自己的途徑呈到了市委書記的案頭。

在何小平看來，城市中的“剛需”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房產商的主攻方向應該在農民市民化人群。這類人群又分為幾類，一類是已經在城市長期租住，但還沒有房子的“精英農民”，大約占20%；第二類是還遊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創業的農民；第三類是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學的買房者；第四類是孩子結婚需要在城市買房的農民。

“每增加10%農民進城買房，可以帶動7720億元的投資。”何小平在報告中稱。

9份紅頭文件

“因為房地產太重要了，能占到市縣一級地方稅收的50%左右，財政收入也在50%以上。”

9月9日，濮陽房管中心主任宋洪斌陪同主管副市長郭奎立，到北京向住建部部長匯報濮陽經驗。

除濮陽外，住建部還召集了河南開封市、漯河市臨潁縣、江蘇宜興、宿遷泗陽縣等四個市縣進京匯報工作。其中，泗陽縣從2012年5月10日開始，對農戶購房者進行補貼，截至2013年底，共補貼1063戶農戶1063萬元。

2014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增速急劇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10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1.78億平方米，同比下降33.8%；土地成交價款5794億元，下降25.2%。中國社科院《中國住房報告（2015—2016）》顯示，今年1-11月住房投資增速跌至0.7%，“投資增速呈俯沖式下降，對經濟增長直接貢獻幾乎為零”。

“住建部領導對濮陽的做法非常認可。”宋洪斌等人匯報完工作後，又從北京拿回一些文件，用以“研究怎麽樣讓農民過上城市人的生活”。

11月10日，河南省政府參照濮陽的文件初稿，出臺《關於促進農民進城購房擴大住房消費的意見》。12月3日，濮陽市下發《關於支持農民進城購房促進住房消費的實施辦法》，對農民進城買房予以補貼。其中，對農民所購新建商品住房每平方米補貼150元，對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每平方米補貼100元，對購買二手房的每平方米補貼200元。

另外，由濮陽市財政部門出資5000萬元，市政府在市房地產管理中心設立住房擔保機構，給農民購房提供擔保；同時，啟動農民住房公積金制度，農民進城可以交公積金，交滿6個月以後就可以公積金貸款購房。為了避免在公積金問題上延誤買房，農民公積金享受“三三三制”，即個人繳納三分之一，單位繳納三分之一，所在區域（村委）繳納三分之一。

這兩個辦法被視為“長效機制”，而在短期內，則啟動了上述財政補貼政策。

最後，向進城農民提供就業保障，使其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務。比如，農民進城購房以後，子女享受與城市市民同等的教育，取得居住證等。

2015年一年之內，濮陽房管中心一共起草了9份紅頭文件，涉及物業、舊城改造、戶籍改革、城市精細化管理等方方面面。由於主持起草關於促進房地產平穩發展的文件，宋洪斌每周都要參加市政府常務會議、四大班子聯席會議。

9個文件起草過程中，先後有發改委、財政、人社、住建、教育、金融辦、國土、規劃、農業、公安、稅務等近20個實權部門參與，“差不多全員出動，都在搞這個事。”宋洪斌說，“每次開會，都讓我最後一個匯報，想讓我講真話。”市委書記提出的修改意見，很多時候會直接通過電話或者微信，傳遞給他本人。

“因為房地產太重要了，能占到市縣一級地方稅收的50%左右，財政收入也在50%以上。”宋洪斌說，“從稅收，到財政收入，再到整個拉動產業鏈，都舉足輕重。”

農民進城接力？

“在市民購房需求基本已通過團購釋放完之後，政府只能寄希望於還沒進城的農民。”

在邱寧印象中，2011年前後，濮陽還能看到排隊買樓的景象，但近幾年，諸如送家電、送家具、打折扣等促銷手段變著法地輪番上陣，銷售業績卻每況愈下。

其背景是嚴重的供過於求。據官方數據，目前濮陽城區已建成房屋10670幢，戶均擁有房屋達到1.2套。而當地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濮陽已建成的房屋面積2500萬平米，25萬多套，約需要80萬人口去消化。而目前濮陽城區人口78萬人。

“現在的問題是庫存量太大，2003到2013年這10年間，政府盲目賣地把量燒得太大了。”鄭州一家房地產顧問公司的總經理耿君（化名）說，在河南，炒房僅出現在省會鄭州，在地市一級，根本不存在炒房的概念，“安陽的房價5年都擡不起來。商丘柘城一個縣，庫存1.5萬套。啥概念呢？把現在所有樓盤停工了，5年之內賣不完。”

在房地產黃金時期，高額利潤吸引了大量資本進入。“這10年內，只要玩房地產的都掙錢了，不管幹啥行業，只要是手里邊有點錢，都想幹這個。”耿君說，“只要能把地拿到手，就能把地抵給銀行，銀行錢一出來就能動工，一動工就能收預付款。這個來錢多快呀，搞實業才能掙幾毛錢。”

在全國範圍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到今年10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6.86億平方米，與2014年同期相比，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增加了1億平方米，增幅為17.8%。社科院的報告認為，全國商品住房過剩總庫存高達21億平方米，僅現房庫存去化就需23至24個月。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前些年在高利潤率的誘惑下，河南安陽等地有不少外行人士借高利貸去投資玩房地產，結果“統統都崩了”，“安陽龍安新區，6年前地已經賣得一塊不剩了，現在你再去看，誰敢再碰？”據其透露，目前河南的開發商大多不考慮利潤率，而是追求“跑量”，“一平方米的純利潤，基本上100到300元。”

而房地產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是重要推手。房地產是政府稅收收入的大頭，占到一半以上，而且拉動一百多個行業。“河南哪有那麽多企業繳稅呀，全靠賣地支撐，地賣完了，講故事，劃一個新區，再賣。”耿君說。

今年6-10月的團購，是邱寧印象中近幾年來生意最好的時期。“團購是個強心劑，消化了一大塊庫存。”邱寧說，團購房能賣得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價格下降幅度較大。政府補貼加上開發商降價，每平米可降價300-500元，而濮陽房子均價約4000元每平米，即一套團購房能降價10%左右。

但風光一時之後，團購的吸引力正在變弱。一位當地房產商告訴南方周末，他在河南新密的一個樓盤，以低於市場價25%的團購價推出，才售出16套。當地官員對他說，“老弟，俺這里搞過好幾輪團購了，團購不動了，再便宜也得給銀行交月供啊。” 在市民購房需求基本已通過團購釋放完之後，政府只能寄希望於還沒進城的農民。

河南是中國的一個農業大省，1億多人口中一大半是農民。濮陽市總人口389萬，城區人口78萬，2014年城鎮化率僅為38.2%，真正的戶籍城鎮化率不到25%，遠低於全國水平。宋洪斌認為此中空間巨大，“我們初步定的是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市區人口要達到145萬，市城區擴建一倍，把醫院學校多建，最終農民都要進城。”他說，“農民在農村有片宅基地、承包地，農忙的時候在農村，農閑的時候在城市生活。”

而對於進城農民來說，子女教育條件的改善，是考量重點。人口約10萬的河南新鄉市延津縣今年的政策規定，凡進城購房農民，只需憑借居住證以及房產證即可辦理子女就近入學。自推出該政策半年後，已有479戶農戶在縣城落戶，到春節，將不下600戶、約3000農民進城購房。“按現在的情況，一年4000戶（2萬人）的目標應該是有望達到。”延津縣委農村辦公室主任張春學告訴南方周末，農民基本都是沖著“學區房”進城的。

“城鄉教育的環境差別是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農民進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說。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近日撰文指出，“去庫存”的核心不是農民工買房，而是農民進城之後，通過農民工市民化措施，把就業、住房、消費等行為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固定下來。其他相關改革，比如土地制度改革，調整城市發展政策，增加農民工服務業就業比例等，也應當跟上。

團購救樓市，農民來接力河南買房為何財政給補貼

為消化房地產市場的高庫存，全國多個地市用財政補貼刺激房市，“團購”和“農民進城”是兩大刺激點。

在地方政府的算盤中，此舉實為挽救不斷下滑的GDP增速，又恰逢中央定調要“加快農民工市民化”的天時。

不過，“去庫存”背景下的農民進城之後，其他相關改革能否跟上，才是真正考驗。

2015年12月18日，河南濮陽市京開大道路西的“巴黎春天”樓盤銷售大廳，售樓小姐忙著向客戶派發宣傳冊，上書“政府購房補貼，隆重鉅獻”幾個大字，三行“每平方米補貼最高150元”的黑體字下，是一行小字——“重要的事情說三遍”。

“家人、女朋友，只要是農村戶口，就給補。”項目負責人邱寧對南方周末說。而在兩個月之前，同一樓盤的促銷主題是“團購”。

12月20日，在與濮陽相鄰的駐馬店市高鐵站外，由周邊村落的農婦組成的營銷人員，人手拿著一摞摘錄的“農民進城買房”文件複印件，電動車車簍里則塞滿了樓盤傳單。她們的底薪是每天60元，每拉到一位行人到售樓部看房，可以再得到10元獎勵。

第二天，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化解房地產庫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過加快農民工市民化，擴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庫存，穩定房地產市場。要落實戶籍制度改革方案，允許農業轉移人口等非戶籍人口在就業地落戶，使他們形成在就業地買房或長期租房的預期和需求”。

這讓許多地方政府吃了一顆“定心丸”。

事實上，先行者不僅是濮陽和駐馬店，在河南，濟源、安陽、洛陽、漯河等18個省轄市均已出臺購房補貼政策。在全國範圍內，自2014年年中以來，安徽、山東、浙江、四川等多地出臺了購房補貼政策，形式以契稅補貼和現金補貼為主，補貼幅度一般在房價的1%-3%之間。

地方政府鼓勵農民進城買房、財政補貼購房的行為邏輯和市場背景究竟是怎樣的？南方周末奔赴補貼最密集的河南省。

團購救房市

政府約補貼了1.28億元，稅收收入增加了近5億元，而濮陽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就70多億元，“一個團購就貢獻了全年7%的財政收入。”

房地產市場下滑對經濟增長的拖累，在2015年初被濮陽市政府深切感知：2013年濮陽市房地產銷售額為45億元，2014年驟降至10.7億元，到了2015上半年，只剩下3億多元，“全市範圍內一共只賣了78畝地。”濮陽房地產管理中心副主任馬世國說。

與之相應，今年一季度濮陽的固定資產投資為2006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僅增長12.6%，增速分別比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回落7.5個和5.9個百分點。增速居全省第15位，比去年同期下滑4個位次。房地產投資占全部投資的比重為9.7%。

面對嚴峻的局面，濮陽市領導責成各政府部門調研、應對房市及經濟下滑。

4月13日，濮陽市召開政府常務會，專題討論房地產市場，並出臺《關於促進全市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的若幹意見》，推出減免稅、降低項目資本金等房地產利好政策。5月26日，濮陽市發布《關於組織住房困難群體實施團購的意見》和《關於支持改善性住房需求參與團購的意見》，鼓勵廣大城鄉居民團購房屋。

團購活動從6月20日開始，到8月底結束。當時，政府牽頭在濮陽城區內組織了兩次房展會，在40個樓盤推出一萬余套團購房，每平米財政補貼150元。同時，要求開發商降價主動讓利，“在原來售價的基礎上根據開發商的承受能力能降多少降多少”。

截至8月18日，團購活動成交3822套房產，成交面積43.5萬平方米，成交金額超20億元。

第一期團購活動結束後，“應群眾的要求”，又將團購延長兩個月，到10月底。

兩次團購活動“效果很好”，馬世國介紹，“光城區內成交的房子就有7780多套，成交面積80多萬平米，成交金額40多億。”

濮陽搞了團購活動後，河南焦作、晉元和安陽等地也開始跟進。

從支出收益來看，政府雖然掏重金補貼，但顯然收益更大。按成交面積85萬平米算，政府約補貼了1.28億元。據濮陽中房置業總經理何小平介紹，房地產銷售的營業稅、城建稅、土地增值稅等加起來約12%，按成交金額40億元算，光稅收收入即增加了近5億元，而濮陽每年的財政收入也就70多億元，“一個團購就貢獻了全年7%的財政收入。”

在團購活動期間，何小平發現農民消費者能占到購房者人數的將近一半。何小平的另一身份是濮陽房地產協會副會長，他隨後寫了一份“支持農民購房”的調研報告，並通過自己的途徑呈到了市委書記的案頭。

在何小平看來，城市中的“剛需”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房產商的主攻方向應該在農民市民化人群。這類人群又分為幾類，一類是已經在城市長期租住，但還沒有房子的“精英農民”，大約占20%；第二類是還遊離在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創業的農民；第三類是希望孩子在城市上學的買房者；第四類是孩子結婚需要在城市買房的農民。

“每增加10%農民進城買房，可以帶動7720億元的投資。”何小平在報告中稱。

9份紅頭文件

“因為房地產太重要了，能占到市縣一級地方稅收的50%左右，財政收入也在50%以上。”

9月9日，濮陽房管中心主任宋洪斌陪同主管副市長郭奎立，到北京向住建部部長匯報濮陽經驗。

除濮陽外，住建部還召集了河南開封市、漯河市臨潁縣、江蘇宜興、宿遷泗陽縣等四個市縣進京匯報工作。其中，泗陽縣從2012年5月10日開始，對農戶購房者進行補貼，截至2013年底，共補貼1063戶農戶1063萬元。

2014年下半年以來，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投資增速急劇下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1-10月份，房地產開發企業土地購置面積1.78億平方米，同比下降33.8%；土地成交價款5794億元，下降25.2%。中國社科院《中國住房報告（2015—2016）》顯示，今年1-11月住房投資增速跌至0.7%，“投資增速呈俯沖式下降，對經濟增長直接貢獻幾乎為零”。

“住建部領導對濮陽的做法非常認可。”宋洪斌等人匯報完工作後，又從北京拿回一些文件，用以“研究怎麽樣讓農民過上城市人的生活”。

11月10日，河南省政府參照濮陽的文件初稿，出臺《關於促進農民進城購房擴大住房消費的意見》。12月3日，濮陽市下發《關於支持農民進城購房促進住房消費的實施辦法》，對農民進城買房予以補貼。其中，對農民所購新建商品住房每平方米補貼150元，對第二套改善性住房每平方米補貼100元，對購買二手房的每平方米補貼200元。

另外，由濮陽市財政部門出資5000萬元，市政府在市房地產管理中心設立住房擔保機構，給農民購房提供擔保；同時，啟動農民住房公積金制度，農民進城可以交公積金，交滿6個月以後就可以公積金貸款購房。為了避免在公積金問題上延誤買房，農民公積金享受“三三三制”，即個人繳納三分之一，單位繳納三分之一，所在區域（村委）繳納三分之一。

這兩個辦法被視為“長效機制”，而在短期內，則啟動了上述財政補貼政策。

最後，向進城農民提供就業保障，使其享受一系列公共服務。比如，農民進城購房以後，子女享受與城市市民同等的教育，取得居住證等。

2015年一年之內，濮陽房管中心一共起草了9份紅頭文件，涉及物業、舊城改造、戶籍改革、城市精細化管理等方方面面。由於主持起草關於促進房地產平穩發展的文件，宋洪斌每周都要參加市政府常務會議、四大班子聯席會議。

9個文件起草過程中，先後有發改委、財政、人社、住建、教育、金融辦、國土、規劃、農業、公安、稅務等近20個實權部門參與，“差不多全員出動，都在搞這個事。”宋洪斌說，“每次開會，都讓我最後一個匯報，想讓我講真話。”市委書記提出的修改意見，很多時候會直接通過電話或者微信，傳遞給他本人。

“因為房地產太重要了，能占到市縣一級地方稅收的50%左右，財政收入也在50%以上。”宋洪斌說，“從稅收，到財政收入，再到整個拉動產業鏈，都舉足輕重。”

農民進城接力？

“在市民購房需求基本已通過團購釋放完之後，政府只能寄希望於還沒進城的農民。”

在邱寧印象中，2011年前後，濮陽還能看到排隊買樓的景象，但近幾年，諸如送家電、送家具、打折扣等促銷手段變著法地輪番上陣，銷售業績卻每況愈下。

其背景是嚴重的供過於求。據官方數據，目前濮陽城區已建成房屋10670幢，戶均擁有房屋達到1.2套。而當地一位官員告訴南方周末，濮陽已建成的房屋面積2500萬平米，25萬多套，約需要80萬人口去消化。而目前濮陽城區人口78萬人。

“現在的問題是庫存量太大，2003到2013年這10年間，政府盲目賣地把量燒得太大了。”鄭州一家房地產顧問公司的總經理耿君（化名）說，在河南，炒房僅出現在省會鄭州，在地市一級，根本不存在炒房的概念，“安陽的房價5年都擡不起來。商丘柘城一個縣，庫存1.5萬套。啥概念呢？把現在所有樓盤停工了，5年之內賣不完。”

在房地產黃金時期，高額利潤吸引了大量資本進入。“這10年內，只要玩房地產的都掙錢了，不管幹啥行業，只要是手里邊有點錢，都想幹這個。”耿君說，“只要能把地拿到手，就能把地抵給銀行，銀行錢一出來就能動工，一動工就能收預付款。這個來錢多快呀，搞實業才能掙幾毛錢。”

在全國範圍內，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到今年10月末，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6.86億平方米，與2014年同期相比，全國商品房待售面積增加了1億平方米，增幅為17.8%。社科院的報告認為，全國商品住房過剩總庫存高達21億平方米，僅現房庫存去化就需23至24個月。

一位業內人士告訴南方周末，前些年在高利潤率的誘惑下，河南安陽等地有不少外行人士借高利貸去投資玩房地產，結果“統統都崩了”，“安陽龍安新區，6年前地已經賣得一塊不剩了，現在你再去看，誰敢再碰？”據其透露，目前河南的開發商大多不考慮利潤率，而是追求“跑量”，“一平方米的純利潤，基本上100到300元。”

而房地產的產能過剩，地方政府是重要推手。房地產是政府稅收收入的大頭，占到一半以上，而且拉動一百多個行業。“河南哪有那麽多企業繳稅呀，全靠賣地支撐，地賣完了，講故事，劃一個新區，再賣。”耿君說。

今年6-10月的團購，是邱寧印象中近幾年來生意最好的時期。“團購是個強心劑，消化了一大塊庫存。”邱寧說，團購房能賣得出去的主要原因，是價格下降幅度較大。政府補貼加上開發商降價，每平米可降價300-500元，而濮陽房子均價約4000元每平米，即一套團購房能降價10%左右。

但風光一時之後，團購的吸引力正在變弱。一位當地房產商告訴南方周末，他在河南新密的一個樓盤，以低於市場價25%的團購價推出，才售出16套。當地官員對他說，“老弟，俺這里搞過好幾輪團購了，團購不動了，再便宜也得給銀行交月供啊。” 在市民購房需求基本已通過團購釋放完之後，政府只能寄希望於還沒進城的農民。

河南是中國的一個農業大省，1億多人口中一大半是農民。濮陽市總人口389萬，城區人口78萬，2014年城鎮化率僅為38.2%，真正的戶籍城鎮化率不到25%，遠低於全國水平。宋洪斌認為此中空間巨大，“我們初步定的是2020年城鎮化率達到60%，市區人口要達到145萬，市城區擴建一倍，把醫院學校多建，最終農民都要進城。”他說，“農民在農村有片宅基地、承包地，農忙的時候在農村，農閑的時候在城市生活。”

而對於進城農民來說，子女教育條件的改善，是考量重點。人口約10萬的河南新鄉市延津縣今年的政策規定，凡進城購房農民，只需憑借居住證以及房產證即可辦理子女就近入學。自推出該政策半年後，已有479戶農戶在縣城落戶，到春節，將不下600戶、約3000農民進城購房。“按現在的情況，一年4000戶（2萬人）的目標應該是有望達到。”延津縣委農村辦公室主任張春學告訴南方周末，農民基本都是沖著“學區房”進城的。

“城鄉教育的環境差別是很突出的社會問題，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是農民進城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他說。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中心主任李鐵近日撰文指出，“去庫存”的核心不是農民工買房，而是農民進城之後，通過農民工市民化措施，把就業、住房、消費等行為通過戶籍制度改革固定下來。其他相關改革，比如土地制度改革，調整城市發展政策，增加農民工服務業就業比例等，也應當跟上。

大唐河南發電1月利潤逆勢“飄紅”：入爐標煤單價降146元/噸

大唐河南發電1月利潤逆勢“飄紅”：入爐標煤單價降146元/噸

一財網 董來孝康 2016-02-22 18:11:00

2月22日，記者從大唐集團獲悉，今年1月，在電價下調、利用小時下滑、煤電互保政策影響等嚴峻態勢下，大唐河南發電有限公司利潤仍同比增加0.33億元，實現首月“開門紅”。

安徽的廠汙染了河南的村

河南省夏邑縣韓道口鎮範集、段莊、曹市園等多個村莊，與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僅隔一道土溝。隨著該園區內一些蓄電池廠、熒光粉廠、農藥廠的上馬，這幾個村莊飽受這些工廠所排廢氣、廢水汙染困擾，多年不得解決。“一步跨兩省”的這些村莊所受汙染，到底該歸哪里監管？問題何以長期存在？3月16日，大河報記者趕赴河南省夏邑縣、安徽省碭山縣進行了調查采訪。

河南省夏邑縣韓道口鎮範集、段莊、曹市園等多個村莊，與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僅隔一道土溝。隨著該園區內一些蓄電池廠、熒光粉廠、農藥廠的上馬，這幾個村莊飽受這些工廠所排廢氣、廢水汙染困擾，多年不得解決。

“一步跨兩省”的這些村莊所受汙染，到底該歸哪里監管？問題何以長期存在？3月16日，大河報記者趕赴河南省夏邑縣、安徽省碭山縣進行了調查采訪。

【村民投訴】遭“毒氣”“毒水”跨省汙染，多年不得解決

3月15日，河南省商丘市夏邑縣韓道口鎮範集村的多名村民向大河報反映說，自從鄰近的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內多家企業七八年前陸續投產以來，他們長期受到所排廢氣、廢水的侵染。

村民們說，他們的村莊與該工業園區相鄰，與園區內的熒光粉廠、蓄電池廠、農藥廠等多家企業的直線距離，最近大約只有500米。“廠里排放的廢氣味道刺鼻，就跟農藥味一樣，我們在下風頭經常捂著鼻子都咳嗽不斷，毒得很啊！”一位自稱擔心報複而不願透露姓名的村民代表說，這些工廠常年生產，廢氣廢水不斷，他們很多時候在家不敢開窗，呼吸道疾病發病率很高，且不容易醫治除根。

按照村民們的說法，除了這些廢氣，這些企業排放的廢水烏黑發臭，還常常飄著很多白沫，流到了兩省交界的土溝內，而土溝的西南方向，就是他們世世代代居住的韓道口鎮段莊、邊莊、範集、曹市園、範樓等多個村莊。“飲水井越打越深，往年一二十米的井水，現在已經不能喝了。”村民代表說，現在他們打的井，有的甚至超過百米，還是有怪味。

村民們說，為根除汙染，他們先後找到了安徽省碭山縣環保局、河南省夏邑縣環保局，但多年來，涉事的多家企業依然在生產，問題一直不得解決。

【記者探訪】安徽多個涉汙企業緊鄰省界，汙染殃及河南

就我省村民們反映的問題，大河報記者於3月16日下午趕到了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進行了走訪。

根據村民們指引，該工業園區神湖一路上一處大門有“安徽龍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鎦金大字的大院，就是距離他們最近、排放“毒氣”最嚴重的熒光粉廠。該公司門衛室墻上，還有一個“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銅牌。

公司多個巨大的車間內，機器轟隆隆響著，幾個金屬煙囪向空中冒著白煙。站在與該公司一溝之隔的範集村麥田地頭，該公司內部一座大型鋼結構車間屋檐下一字排開的四五臺大型鼓風機排出的氣體，確實讓人捂著鼻子還嗆得難受。值得註意的是，鼓風機排氣的下風口，正是我省夏邑縣韓道口鎮的幾個村莊。

與該公司相鄰的一處無名廠院內，兩個大型車間內，巨型的反應釜正在旺火加熱，工人們正在加工蓄電池部件。車間門口濃烈的化工氣味讓人同樣難以呼吸，一個金屬煙囪飄來的白煙，更是刺激異常。與該車間相鄰的另一個車間內，已經生產出的蓄電池堆積如山，部分已經包裝完畢。

該熒光粉廠、蓄電池廠前的土溝內，都有發臭的汙水，並流向河南地界內的農田。

除了這兩家企業，該工業園區的安徽長城生化有限公司也是村民們投訴的焦點。該公司大門口，可以聞到明顯的怪味，其大門前寬約四五米的溝內，發黑發臭的汙水帶，足有數百米遠，與河南麥田僅一路之隔。

【碭山環保】兩家園區企業確有汙染問題，已經查封

對於排汙問題，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及這家無名的蓄電池廠門衛人員均予以否認，並拒絕記者入內及采訪請求，只有安徽長城生化有限公司的一名蔣姓負責人回應了相關質疑。

“我們只是複配、分裝，不生產原藥，並不向外直接排汙，所有排放都完全達標。”蔣先生說，在複配、分裝過程中，不可避免會揮發一些氣體，但這個量很小，這也是他們公司僅有的汙染，不足以影響河南村民的身體健康。至於門前的汙水，是附近一些板材廠、木漿廠所排，只不過流經他們廠區，與他們無關。

就河南村民們的投訴，安徽省碭山縣環保局監察大隊多位負責人3月16日受訪時均表示，他們此前已進行了多次調查處理。

該大隊田姓大隊長出示了相關執法文書檔案後說，早在2014年，他們在調查取證、證實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及緊鄰的無名蓄電池廠存在汙染且未履行環評手續的情況下，向兩家單位下達了責令關閉通知書。2015年4月，該縣縣長辦公會還專門就這兩家單位存在的問題作出會議紀要，實施查封。

田大隊長說，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沒有履行環評手續，屬於違法生產。近旁的蓄電池廠由一名叫周衛明的個人投資，屬於典型的黑作坊。

至於河南村民反映的安徽長城生化有限公司排汙問題，田大隊長認為言過其實。他說，該公司不生產原藥，在複配過程中揮發的一些氣體，屬於無組織排放，不可避免，而且該公司有環評等相關完善手續。

【追問】查封之下，汙染企業為何還能照常生產？

安徽省工商局公開查詢資料顯示，經營範圍為“熒光材料生產銷售”的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成立於2007年11月，註冊資本200萬元，已於2015年10月13日被碭山縣市場監督管理局吊銷了營業執照。

值得註意的是，在碭山縣神湖熒光材料有限公司被吊銷之前不久，安徽龍軒環保科技有限公司隨即成立，兩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同為張宏霞。這個新的招牌，被村民們指為“換個馬甲，躲避監管”。

記者告知這兩家企業封而不死，仍在生產後，碭山縣環保局的多名負責人沒有明確回應，但感嘆說單靠環保部門監管難度大，比如他們前往這些企業調查處理時，曾受到企業方人員的暴力阻撓和攻擊，“相機都被摔壞了”。

夏邑縣環保局監察大隊有關負責人說，在接到該縣韓道口鎮村民反映安徽省碭山縣薛樓板材工業園區的排汙問題後，他們早就進行了調查，但在確定涉事企業位於安徽省境內後，他們因為沒有跨境執法的權限，感到很無奈。

在韓道口鎮多名村民眼中，他們都很不滿意碭山縣相關方面的監管，“光下文書，沒有實際行動，有啥用？”

碭山縣環保局監察大隊的多名負責人受訪時說他們已將案件移交至碭山縣警方處理，目前正在辦理移交手續。

• 大河報
• 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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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速達如何變成“僵屍車企” 政府全力扶持，變相民間集資

速達股份大門外停放的速達電動汽車。（南方周末記者 黃金萍/圖）

河南速達電動汽車一度被視為河南三門峽市工業轉型升級的希望。五年過去，雖然有政府不遺余力的扶持，甚至涉嫌民間集資，但速達電動汽車還是難產。

這個案例說明，一個城市的工業升級轉型，還是要依托市場的自發選擇，政府用公共資金去試錯，結果可能是全民利益受損。

“占著茅坑不拉屎，這騙子公司早該倒閉了。”2016年4月初，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速達電動汽車”）總部所在的三門峽陜州風景區，聽到南方周末記者問起速達電動汽車，小賣部的老板娘絲毫沒有掩飾其不屑。

開建5年的生產基地上長起了荒草，試制成功5年後的電動車還是沒能實現量產。原本不為人知的速達電動汽車，原本地方政府的“寵兒”，在2016年3月末因為被媒體指為“僵屍企業”而出了名。

速達電動汽車宣傳部長徐為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公司不便回應此事，“咱不爭辯，低頭做事。”

速達電動汽車被指“五年沒造出一輛車”，但其官網上不斷發出簽約、交車的消息，投資人遍布各地，手拿這家公司的高息借款合同。速達電動汽車到底出了什麽事？

“老李，來三門峽幹吧”

速達電動汽車的工商註冊地址，在三門峽市經濟開發區東區（山前、山後村），員工們稱之為“山上”，而位於三門峽陜州風景區太陽路1號的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速達科技），被稱為“集團”或者“總部”。

集團大門口右邊的墻壁上掛著12塊牌匾，其中9塊金底黑字豎長條形並列的牌匾尤其醒目，上面寫著國家純電動轎車院士工作站、河南省博士後研發基地、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中國十大應用新技術企業、河南省技術創新示範企業等等。

集團處在三門峽陜州風景區內，那里有個天鵝湖濕地公園，每年冬天，成群結隊的白天鵝、黑天鵝及各種候鳥，從西伯利亞飛到此地過冬，三門峽因此又被稱作“天鵝城”。

尋根溯源，速達電動汽車也是從外地飛來三門峽的。

2011年1月21日，時任三門峽市市長的楊樹平做客河南省政府門戶網站“兩會會客廳”，講到了他和速達電動汽車董事長李複活認識的經歷——

2008年5月，楊樹平正在位於陜州風景區的大鵬酒店開一個工業會議，偶遇陜西人李複活在此宣傳他的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產品，於是鼓勵他在三門峽生產，專門騰出一個地方給他搞研發。

李複活在一檔電視節目中也確認了這段經歷，他稱會議後楊樹平把他們追到賓館，詳細了解產品的性能，最後說，“老李，來三門峽幹吧。”

李複活表示，自己做節油器產品二十年無人問津，楊樹平這樣追過來，讓他十分感動。

李複活1959年6月出生於陜西渭南，今年57歲。楊樹平曾稱李是西安交大博士、曹秉剛的學生，新三板《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轉讓說明書》則稱，李複活2012年9月畢業於日本近畿大學控制系統專業、獲在職博士研究生學歷。

在這份轉讓說明書中，提到李複活曾經任職過的東方實業貿易公司駐外辦事處、西北工貿公司、原野置業集團三家企業，南方周末記者在全國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中以相應關鍵詞查詢，他們要麽已經吊銷，要麽在公司註冊時間上無法與李的任職時間匹配，要麽公司續存，卻無法確認李複活這樣一位曾經的職員。

與楊樹平、李複活口徑不一致的地方是，前述轉讓說明書稱李複活自2006年5月起就擔任速達科技執行董事、總經理，比兩人之前說的2008年提前了兩年。

不管怎樣，李複活確實在三門峽開始生產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裝置，並獲得了一系列政策支持。

2008年11月，年產600萬套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裝置項目獲得國家發改委審批的中央預算內資金支持；2010年3月，該技術入選河南省先進適用節能技術推廣目錄（第一批）；2010年12月，該技術被評為河南省科技進步二等獎；2011年3月，河南省工信廳通知在全省範圍內鼓勵推廣本技術產品，隨後三門峽市八局委聯合下文並出臺財政補貼政策全市推廣。

前述轉讓說明書上的財務數據顯示，速達科技在2014年的發動機增氧調壓節能裝置的營收僅為6004萬元，毛利率卻達到驚人的86.92%。

李複活隨後將眼光投向了電動汽車，請來西安交通大學的電動汽車專家曹秉剛教授及其團隊，於2010年4月29日成立了三門峽速達節能新能源科技研究院，2010年9月9日成立了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三門峽市的電動汽車就此起步。

從股權關系來看，截至2016年4月14日，李複活仍是速達電動汽車的第一大股東，而速達科技也持有速達電動汽車33.42%的股權。

河南速達電動汽車成立之初，法定代表人是曹秉剛。至今，在公司官網的介紹中，仍然如此。科研出身的曹秉剛，是速達電動汽車技術領先的“金字招牌”。

曹秉剛出生於1953年10月，今年63歲，曾任西安交通大學機械工程學院院長，2001年起至今擔任西安交通大學電動汽車研究開發中心主任，教授、博導。2004年5月，曹秉剛被評為西安交通大學2004年度“我最喜愛的交大導師”。曾經上過曹秉剛課程的學生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曹是一位好老師，在學生中頗受歡迎。

2004年4月1日，曹秉剛參與投資創辦了西安交大科技園博源電動車技術有限責任公司。2009年6月，曹秉剛團隊成立蘇州秉立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曹秉剛任法定代表人。速達電動汽車，應該算是曹秉剛的第三次“創業”。

速達科技2015年年報稱，曹秉剛擔任三門峽速達節能新能源科技研究院院長，速達電動汽車法定代表人、總經理。報告期內，公司核心技術團隊較為穩定，未發生變化。然而，工商資料顯示，2015年6月3日，法定代表人由曹秉剛變更為李複活。

曹秉剛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了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請求。

速達電動汽車員工蘇立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曹秉剛確實身體欠佳，已經很少在公司露面，目前主要由其學生鄒忠月領銜技術工作。

南方周末記者從校方獲知，鄒忠月是西安交通大學的全日制博士研究生，2009年9月入學，導師為曹秉剛，2015年8月結業，尚未能獲得博士學位。

南方周末記者未能聯系上速達科技董事會秘書、李複活的女兒李紅宇，速達科技工作人員稱其臨盆待產中，“公司領導未就接下來的工作做出安排”。李複活也未回應南方周末記者采訪請求。

速達電動車生產基地外墻上的標語。（南方周末記者 黃金萍/圖）

轉戰電動車

三門峽市位於河南、山西、陜西三省交界處，乘坐高鐵前往河南洛陽、山西運城僅半小時車程，前往河南鄭州、陜西西安約1小時。這是一個資源型城市，號稱“一拳握四寶”，四寶分別是蘋果、黃金、鋁、煤炭。

電動汽車，一度被看作是三門峽市工業轉型升級的希望，不惜“舉全市之力”托舉，也受到了河南省政府的重視。

2010年11月頒布的《河南省電動汽車產業發展規劃》提出，“三門峽速達公司電動汽車再生制動能量回收控制器和控制系統性能處於國際先進水平”，“到2015年形成純電動微型和中級轎車10萬輛生產能力”。

公開資料顯示，速達電動汽車位於三門峽經濟開發區東部山前、山後村的生產基地，第一期工程征地826畝，涉及兩村農戶304戶，拆搬並新建一所學校。

作為速達電動汽車生產興建的一項重要輔助工程，2011年2月-6月，三門峽市交通運輸局用不到4個月時間主持修建完成速達電動汽車物流專用線，比原計劃提前了20天。

這條路全長2.426公里。據《三門峽日報》報道，這不是簡單的修路，同時還要面對拆遷和補償工作，總投資2300萬元。

2011年2月10日，《三門峽市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實施意見（暫行）》稱，要重點培育速達科技生產純電動微型和中級轎車，到2015年形成年產10萬輛的規模。

按照規劃，速達電動汽車項目用地一共3500畝（一期826畝），擬投資總額為50億元，達產後預計年產值356億，利稅70億；建成後還可以整合一批關聯企業入駐，間接實現產值800億以上，利稅150億以上，吸納產業工人2萬人左右。

據《河南日報》報道，2012年4月21日，河南省第一輛自主研發的純電動轎車在三門峽速達交通集團誕生。這款世界上首次利用車輛震動能量回收進行再發電的純電動汽車，是該公司在經過近20年的研究、試制、測試的基礎上，由116人的產品開發團隊耗資8900萬元、歷時14個月不懈努力的結晶，具有完全獨立自主知識產權。

各種榮譽、獎章不斷地砸到了速達電動汽車和李複活的頭上。

2012年12月26日，在河南省電動汽車產業聯盟第九次會議上，速達電動汽車被評為河南省“2012年度新能源汽車產業發展及創新工程先進單位”，此後陸續集齊了速達股份大門口的12張牌匾。

李複活先後獲得“2012年河南省五一勞動獎章”、“2012年度中國企業創新優秀人物”，同年當選為三門峽市政協常委、河南省人大代表，2014年獲河南省勞動模範，2015年獲第四屆河南省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優秀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者等稱號。

當然，這些榮譽也不是白得的，需要真金白銀的投入。三門峽市國土局公示的土地出讓結果顯示，2011年3月17日，河南省速達電動汽車有限公司獲得省道S314北470277.8平方米（約705畝）工業用地，總成交價格為7910萬元。這個數字約等於速達科技全年營業收入的總和。

《三門峽市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實施意見（暫行）》稱，要鼓勵創投資金進入電動汽車領域。支持骨幹企業通過上市融資、合資等方式，多渠道籌集資金。積極引進外資投入電動汽車產業發展，鼓勵民間資本、社會資源等參與電動汽車產業發展。充分發揮市擔保體系的作用，提供融資擔保支持，促進電動汽車產業快速健康發展。

“等有了資質，就一馬平川了”

看來三門峽政府有些多慮了。

速達電動汽車官網新聞稱，2013年8月22日上午，來自山西、陜西、甘肅、青海、寧夏、廣東、雲南、湖南、貴州等地的十多家經銷商與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舉行簽約儀式，9家客戶簽訂汽車銷售數量10萬輛，金額達170億元。到當日為止，將於2014年出廠的純電動轎車已被全部訂購。

位於廣東佛山的中盟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經銷商代表之一參加了這一簽約儀式，並在一個月之後，率包括佛山市招商中心主任、佛山順德區副區長在內的中盟達考察團參觀了速達電動汽車生產車間及基地。

兩個月後，據《佛山日報》報道，2013年11月中旬，新能源企業速達交通集團落戶張槎，成立佛山綠動力服務中心，是首家進駐佛山國家火炬創新創業園的新能源高科技純電動汽車企業，計劃投資近4億元在佛山建純電動汽車生產基地。

2014年2月、3月，中盟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先後舉辦了3場速達新能源汽車的項目說明會，並邀請速達交通集團的曹博總監介紹速達電動汽車情況，招募來自佛山、東莞、中山、江門、珠海、湛江、南寧等地分公司的代表。

隨後，合作夥伴們沒有了下文。中盟達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股東之一李凱，先是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速達電動汽車與其尚有資金糾紛，隨後又表示不清楚具體情況。

2016年4月5日，南方周末記者致電速達電動汽車的貴州經銷商，貴州同興會新能源汽車銷售有限公司，這家成立於2014年7月的經銷商，是速達電動汽車新的銷售夥伴。

一位接電話的工作人員稱，由於速達電動汽車的生產資質還在申請中，目前其銷售的是野馬C31電動汽車，主要面向政府部門，但可以為個人提供試乘試駕。工廠小車間生產、工人不夠熟練、生產跟不上。

四川野馬汽車公關部門人士向南方周末記者確認，目前野馬新能源汽車主推SUV款的E70，C31項目已暫停，並未量產。

而前述工作人員還稱，河南的經銷商——河南速通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已經開始面向個人銷售了。

南方周末記者隨後發現，速通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網站無法訪問，此前公布的電話號碼已經是空號，工商登記的號碼無法接通，也沒有在114查號臺登記電話號碼。

奇怪的是，速達電動車官網新聞稱，2016年2月4日，速達電動汽車舉行了交車儀式，客戶為河南速通新能源汽車銷售服務有限公司總經理宋澤厚。

來自河南周口市的王先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速達電動汽車在全國多個省市的代理商，並非真正賣車，而是涉嫌非法集資。

這些代理商多數都是當地人，在家，或者租一個鋪面辦公，不斷約人喝茶聊天。

王先本人是集資受害人之一。2013年上半年，他隨當地代理商一起到速達電動汽車公司看廠房、土地，也到了太陽路總部。一個叫做張超義的經理出來給大家講公司現狀和前景，然後勸大家買公司原始股或者借款。

當時代理商給了王先兩個選擇，第一種是買原始股，按一年兩分給利息，等上市後就不給利息，分給股權；第二種是借款，4分利息。

2014年3月，王先投了二十多萬元作為借款。借款合同上寫著，“現集團公司為促進電動汽車盡快投產上市，特委托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在平等、誠信的基礎上，向內部員工預借部分資金用於電動汽車項目的建設”。合同上蓋的是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財務專用章。

一開始，王先每月按時能拿到利息，從2014年10月開始，利息沒了。找到代理商，對方不斷拖，然後放利好消息，讓再等幾個月。被逼到沒辦法，代理商說只是沒有資質，“等有了資質，就一馬平川了”。2015年初，部分借款人跟代理一起去速達總部討說法，但沒有結果。

2014年底，速達高息融資客戶一起組建了速達集資QQ群，目前群里有兩百多名成員，主要來自河南。

也有部分借款人提起了司法訴訟，南方周末記者獲得的7份不同個人向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催還借款的法院判決書來看，借款從2013年5月就已經開始了。

這些借款合同有一個共同特點，是合同約定的借款金額，大於實際借款金額，而每月歸還的利息金額又是按照借款合同進行。王先表示，當時這麽做是為了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規避民間借貸利率不得超過同期銀行貸款利率4倍的規定。

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註冊成立日期為2008年4月29日，法定代表人寧誌剛。2014年10月15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與自然人寧誌剛、張超義出資成立了河南綠源電動汽車租賃有限公司，經營電動汽車租賃及銷售。

自2015年8月25日起，漯河市郾城區人民法院將他們的股權凍結，直至2017年8月24日。

從股東結構上看，這家公司和速達電動汽車沒有任何關系。但工商資料顯示，2015年4月30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的經營場所，從原來的三門峽市崤山路西段速達公司1號－6號樓（也就是速達總部），變更為三門峽風景區人工湖北風景區管理處東二層小樓。

由於此前有借款人圍堵總部，2016年春節過後，三門峽速達交通礦業有限公司搬離速達總部，保安熟練地告知來訪者，寶輪寺塔拐左、一條小道進去。

入股公司曾卷入傳銷案件

速達電動汽車位於山前、山後村的生產基地，至今只有一棟成型的四層的辦公樓，其余建築還只搭起主體框架，工地上長起了雜草。至今仍只能在試制車間而非工業化生產車間生產。

公司缺錢，蘇立在2015年下半年明顯感覺到這一點。他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正常情況下，速達電動車公司會在每個月25日發上個月工資，2015年下半年，拖欠了三個月的工資直到年底才發。為此，大約有30多人離職。技術部門在2015年下半年召集了幾家供應商開會，本來是想一起解決系統協調性問題，結果意外地變成了供應商湊到一起要債。

李複活曾試圖在資本市場融資。2010年9月6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有限公司舉行啟動公司首發上市儀式，與中介機構正式簽約，力爭在創業板上市。直到2015年8月28日，三門峽速達交通節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才在新三板掛牌，采用協議轉讓方式交易，流動性很小。

速達科技之後，速達電動車也啟動了新三板掛牌計劃，增資擴股。一家由利派（上海）股權投資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發起的《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壹期）》於2015年8月31日成立，存續期為18個月，計劃在新三板掛牌後合適時機退出。

該公司以商業機密為由，未透露這只基金的具體數額。

2015年2月，速達電動汽車承辦的2015三門峽春節電視文藝晚會，以“速達之春·美麗天鵝城”為主題。但是，速達電動車自己似乎並沒有迎來春天。

當年8月11日，李複活將其持有的13，433.6萬元速達電動汽車股權出質。速達電動汽車在2016年2月24日引入了一家新的股東——北京中奧伍福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伍福公司）。

工商資料顯示，伍福公司註冊成立於2012年07月13日，與一個叫做“金健康”的涉嫌非法傳銷的組織有密切關聯。

據《黑龍江日報》報道，2014年6月，哈市阿城區警方得到線索，打掉了包括“金健康”在內的三個傳銷組織，嫌疑人的講課筆記，成為這起傳銷案件的重要證據。

該組織打著“金健康營養自助工程”的旗號賣保健品。2014年8月7日，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營養與食品安全所發布聲明稱與之毫無關聯。

伍福網已經刪掉了大部分關於金健康的內容，但是仍然可以見到新聞快照：2015年2月2日至4日，為期3天的金健康營養自助工程全國高級領導人峰會在北京舉行。

伍福公司的股東之一、法定代表人為宋自甫，“金健康”的運營主體、北京金創康科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之一、法定代表人則是宋運甫。

但據中國體育報業總社訴北京金創康科技有限責任公司侵犯著作權糾紛等一審民事調解書（2008）海民初字第12033號，北京金創康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法定代表人為宋自甫。

由此來看，宋自甫和宋運甫是否為同一人？伍福公司未回應南方周末記者的采訪請求。

技術世界領先？

客觀地說，速達電動汽車並非“五年沒有造出一輛車”。

早在2010年9月12日，速達公司電動汽車就舉行了樣車運行暨整車裝配線開工儀式。當天，20輛電動汽車樣車駛向三門峽街頭。

2011年4月21日，速達公司宣告第一輛自主研發的純電動汽車下線。5個月後，三門峽市正式啟動了速達純電動轎車出租示範運營。

三門峽出租車司機老李說起速達就來氣，他對南方周末記者介紹，“本來出租車8年到期要報廢了，市里硬是給延後了一年，讓我們等速達電動車出來，結果它就一直出不來，最後還是換了汽油車。”

在集團大門口左側，倒是經常停著兩輛白色速達電動汽車，司機稱主要用於接送公司內部員工外出辦事。

速達電動車的主要用戶是三門峽市政府下屬的部門，蘇立介紹，目前還有十多輛車在跑，速達電動汽車公司還專門為這些車配置了售後維修人員，目前車還沒有出過大問題。

最早一代速達電動汽車是在鈴木天語車身內搭載電力系統，公開資料顯示，2013年，上海沿鋒汽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受委托設計了速達SD01、SA01兩款車型。

速達電動車官網顯示，目前速達電動車有兩款車型，銀色三廂、藍色兩廂。速達三廂款車型，曾出現在2014年四川野馬汽車的展臺上，不過是冠以野馬C31的標識。

野馬汽車新能源汽車分公司總經理毛俊剛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野馬C31是與河南速達電動車產品合作，未來將由野馬汽車自行組裝生產，遲遲未能量產是因為產品還有待改進、提升，預計在2017年上市。

李複活在多個場合稱，速達電動汽車有三項核心技術具備世界領先，第一是能量回收系統，第二是內置式永磁同步電機，第三是電池能源管理系統。

南方周末記者在國家知識產權局專利檢索發現，自2011年1月至今，以“河南速達電動汽車科技有限公司”為申請人的專利一共127個，其中發明專利39個，實用新型專利82個，外觀設計專利6個。

在含金量最高的發明專利中，處於專利權維持狀態的僅有3個（分別為：一種用於電池主動均衡的開關系統，電動汽車用動力電池組一致性在線監測裝置及方法，電動汽車轉向用自動閃光警示燈），逾期視撤失效5個，駁回失效2個，逾期視撤、等恢複1個，其余28個還在申請流程中。

徐為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目前速達電動汽車的當務之急是盡快拿到工信部生產資質。

蘇立覺得公司下一步最大的問題還是錢，他說自己還沒有拿到2016年2月的工資。

（應被訪者要求，蘇立、王先為化名。）

河南“空心村”調查：七成受訪者感到孤獨

26.2%的農民工一年或超過一年才回家一次，29.7%的在外務工者一個月或更長時間才通過手面等通信手段與家人聯系一次，當被問及丈夫長期不在，情感是否感到孤獨時，70.0%的被訪者回答感到孤獨。

對河南“空心村”的一項最新調查發現，作為人口流出大省，河南省農村“空心化”現象非常嚴重。

11日，在社會治理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召開的《河南省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發布會上，鄭州輕工業學院政法學院講師、社會治理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徐京波介紹，農村“空心化”不僅表現為居住空間廢棄、農村經濟衰退、人口流失等問題，還表現為家庭婚姻、留守老人缺乏系統的社會支持、人際關系疏離、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等社會問題。

許多夫妻長期兩地分居

徐京波介紹，這項調查采用問卷調查方法，對河南省豫北地區的農村進行了問卷調查。該地區大部分農民外出從事建築行業，村莊青壯年勞動力大量外出，留守婦女、留守老人、留守兒童成為村莊主體。

樣本選擇主要采取立意抽樣的方法，根據研究的目標和主觀分析來選擇和確定調查對象。研究主要選擇了留守老人和留守婦女，並且根據兩個群體的不同特征，設計兩份不同的問卷。總共發放問卷299份，有效問卷294份。在有效回收的294份問卷中，60歲以上的留守老人占55%。60歲以下的被調查者中，女性占57%，配偶常年在外打工的占60%。

徐京波介紹，“空心村”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家庭結構的完整性受到沖擊，許多夫妻長期兩地分居。調查發現，由於離開原有鄉土社會，進入城市工作，在地理空間上相距較遠，因此回家探親的交通成本較高，許多在外務工的農民工長期脫離原有鄉村生活，與家人相聚的時間較少。

統計數據顯示，6%的在外務工者每周回家一次，10.7%受訪者配偶一個月回家一次，57.1%的受訪者配偶半年回家一次，26.2%的農民工一年或超過一年回家一次，團聚時間較少。

盡管目前通信技術相對發達，但是外來務工人員通過手機等通信手段與家人聯系的頻率仍然較低。仍有70.3%的農民工在一周以內的時間與家人聯系一次，甚至有29.7%的在外務工者一個月及以上的時間與家人聯系一次。

調查發現，由於長期異地分居，缺乏互動，情感趨於淡化。特別是居住在村莊里的留守婦女，既要從事農業勞動，又要照顧老人和孩子，生活中可能會面臨許多困難。丈夫角色長期缺失，可能會使其在情感上較為脆弱、孤獨。當被問及丈夫長期不在，情感是否感到孤獨時，70.0%的被訪者回答感到孤獨。

徐京波介紹，有43.0%的留守婦女向在外打工的丈夫訴說煩惱，但是在訪談中發現其盡管向丈夫傾訴，但是由於空間距離存在，丈夫難以在實際行動上提供幫助。57.0%的被訪者表示，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煩惱不會向在外打工的丈夫傾訴，其中3.5%的留守婦女向公婆訴說，10.5%的被訪者向自己父母訴說，9.3%的被訪者向自己的孩子訴說，11.6%的被訪者向鄰居訴說，22.1%的被訪者選擇了其他，而在其他的註明中，留守婦女主要是向自己訴說。由此可見，留守婦女的情感壓力較大。

調查還發現，由於夫妻長期分居，情感淡化，導致“空心村”婚外戀、離婚率呈現出增高的趨勢。調查數據顯示，有5.0%的被訪者認為婚外情現象較為嚴重和非常嚴重，35.4%的被訪者認為嚴重性一般。

盡管調查數據顯示將近60.0%的被訪者認為該現象不嚴重，但是實際情況比數據呈現的要嚴重得多。因為婚外情在鄉村社會是一個敏感話題。11日，河南省社會治理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發布的《河南省社會治理發展報告(2016)》介紹，在對村幹部的深度訪談中了解到，當今農村婚外情現象還是較為嚴重的，婚姻的穩定性因為家庭結構離散而受到沖擊。

徐京波介紹，與婚外情現象呈正相關，“空心村”的離婚率也在逐漸上升，而且上升速度較快。當問及最近三年，村里離婚率變化時，有48.8%的被訪者認為上升了，45.5%的被訪者認為沒有變化，認為下降的只占5.8%。在進一步深度訪談中發現，最近三年“空心村”的離婚現象不僅表現在“80後”“90後”群體中，而且中老年人的離婚率也在逐漸上升。

超三成留守老人生活費不夠用

上述調查專門就“空心村”留守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居住在農村社區的60歲以上老人)的生活困境進行了研究。調查發現，由於子女長期不在身邊，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更多是自我照顧。

衡量其生活困境的一個重要指標是開支情況。徐京波介紹，當被問及生活費夠不夠花時，只有0.6%的留守老人認為生活費很充足且有多余，19.4%的被訪者認為生活費夠用，34.4%的留守老人認為自己生活費不夠用，甚至很缺乏，45.6%的被訪者認為自己的生活費勉強夠用，但是一旦遇到重大事故，生活就會變得較為艱難。

在城市社會，60歲以上的老年人已經退休，不再進行工作。而在“空心村”社區，只要沒有重大疾病，老年人基本上要從事農業活動。在調查中，有56.9%的留守老人仍然務農，務農占用了農民日常生活中的大部分時間，留守老人休閑娛樂生活匱乏。20.9%的被訪者平常串門聊天，6.5%的留守老人平常聽收音機、看電視，6.5%的留守老人平常打牌、打麻將，8.5%的老人選擇呆坐，生活內容較為單調。

調查發現，由於“空心村”中的大部分留守老人從事農業活動，因此農村留守老人的生活費主要靠自己勞動所得。數據顯示，38.5%的留守老人的生活費主要來自自己勞動所得，當然子女供給也是生活費的主要來源，30.8%的受訪者接受子女供給。但是在訪談中發現，許多被訪者的第三代的生活費由留守老人負擔，因此子女供給的生活費，一大部分被供給者的子女使用，甚至一些留守老人還要從自己的勞動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補貼第三代的日常開支。

調查結果顯示，每月回家探望老人的只有35.2%，有27%的在外務工者在重要節日回家探望老人，31.4%的被訪者子女只有春節期間回家，3.1%的留守老人子女在家里出現緊急大事時才會回家，3.1%的被訪者子女幾乎不回家。

子女不在身邊，留守老人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孤獨感、抑郁感。調查發現，67.1%的留守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感到孤獨或抑郁，其中38%的被訪者偶爾感到孤獨、抑郁，22.1%的被訪者經常感到孤獨或抑郁，7%的留守老人表示孤獨或抑郁成為其精神生活中的常態。徐京波介紹，在深度訪談中發現，32.9%從不感到孤獨的留守老人中，一部分是子女在身邊或經常回家探望，另一部分則是由作為留守兒童的第三代在家陪伴，從而減輕了其情感壓力。

調查還發現，“空心村”留守老人的身體健康狀況較差。僅有13.2%的留守老人很健康，20.1%的留守老人認為身體狀況一般，44.7%的被訪者有慢性疾病，有22%的留守老人有嚴重疾病。“也就是說，66.7%的留守老人身體健康狀況不是很好。”徐京波說。

由於留守老人健康狀況較差，醫療費用支出也較大，在他們的勞動所得中所占比例較高。數據顯示，36.9%的留守老人每年用於醫療費用支出為2001~5000元，17.8%的被訪者每年用於醫療費用支出為1001~2000元，醫療費年支出在501~1000元的所占比例為8.9%，醫療費年支出在201~500元的占20.4%，僅有15.9%的被訪者每年用於醫療費支出在200元以下。

調查顯示，目前“空心村”公共服務的基本狀況是供給嚴重不足，58.2%被訪者認為看病不方便、看病貴;分別有65.2%和52.5%的被訪者認為沒有休閑娛樂場地、空閑時間不知道如何打發;65%的被訪者認為村里許多老人無人照顧;52.4%的被訪者認為小孩上學不方便;70.6%被訪者認為交通出行不方便;77.6%的被訪者認為能吃低保的太少;58.4%的被訪者認為村里的殘疾人沒有得到很好的照顧。

留守兒童占比大 缺乏安全感

鄭州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社會治理河南省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蔣美華等學者在同期也開展了“河南省農村留守群體生存狀況調查分析”的研究。

蔣美華介紹，“在河南省農村留守群體中，留守兒童所占比重很大。”據全國婦聯2015年6月的數據顯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已達到6102.55萬，其中河南省有654.8萬，居全國第二。

“本課題組在河南省焦作N村的調查顯示，79戶留守家庭中68戶有留守兒童的身影，一半的留守家庭中均有兩名或兩名以上的留守兒童。”蔣美華說。

調查發現，有的留守家庭父母都出去務工，家里沒有任何的勞動力，孩子由祖輩照顧，許多祖輩沒有經濟來源或者依靠低保，這就使得這部分留守兒童生活得非常艱辛。

對焦作市N村的調查發現，留守兒童的社會活動娛樂活動單一，有一個女孩喜歡玩的沙包還是由奶奶用自己的破衣服布料縫制的，沒有辦法買毽子、皮筋之類的娛樂器材;有的留守兒童需要照顧自己的弟弟、妹妹，也要承擔各種家務勞動。

除了這些生活壓力帶來的問題外，農村留守兒童在日常生活方面特別面臨著人身安全問題。課題組通過實地調研發現，農村留守兒童的娛樂設施比較少，活動場所普遍存在嚴重的安全隱患，這對兒童的人身安全構成了很大的影響;有的留守兒童表示自己在閑暇時喜歡騎著自行車在村子里面到處逛，偶爾還和小夥伴一起去村子里比較偏僻的地方、荷塘或廢棄的莊子玩耍，存在安全隱患問題。特別對於農村留守女童而言，還面臨著性侵等安全問題的困擾。

蔣美華反映，訪談中大部分留守兒童感覺孤單、缺乏安全感。留守家庭的經濟條件普遍不好，家庭生活比較艱難，這對孩子的心理也造成了很大的壓力，甚至有的在不到十歲的年齡就已經開始擔憂自己今後的成長問題了。而大部分留守家庭對孩子的教育也沒有特別重視，學習上的壓力也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產生了影響。

徐京波等學者建議，通過勞動力就地轉移遏制青壯年勞動力持續減少。激發農村社會組織活力，重構農村互助體系。構建以農村留守人口為主體的互助組織，比如，可以引導成立發展“留守婦女”互助組織，註重提高“留守婦女”組織化程度，培育一大批女農民經紀人和女農民專業直銷大戶。引導“留守婦女”創辦農產品行業協會和合作社，讓留守婦女分享農產品加工和流通領域的收益，使其主動參與到農業產業化經營中。與此同時，構建政府、市場、村莊在公共服務供給方面的協調機制。

蔣美華等學者也建議，進一步完善政府購買社會工作服務的政策體系，推進社會工作專業人才隊伍建設。探索多元主體參與的服務供給模式。蔣美華認為，企業的參與可以擴大留守群體服務體系的資金來源渠道，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充分發揮市場的力量;民間組織的參與可以使更多的人參與到服務供給中來，一些具有社會工作專業技術的民間組織可以為留守群體在生理和心理上提供很大的幫助;誌願者參與，可以低償或者無償招募壯大誌願者隊伍，承擔一些農村社區照顧的任務。

“空心村”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家庭結構的完整性受到沖擊，許多夫妻長期兩地分居。攝影/章軻

河南三門峽市委書記趙海燕(女)被查 上任不足一年

據河南省紀委消息：經河南省委批準，三門峽市委書記趙海燕涉嫌嚴重違紀，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據三門峽市政府網歷史消息，2015年8月27日，三門峽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傳達省委決定，任命趙海燕同誌為中共三門峽市委書記。其前任三門峽市委原書記楊樹平涉嫌嚴重違紀，於2015年7月接受組織調查。

【趙海燕簡歷】

趙海燕，女，漢族，1963年2月出生，河南輝縣人，1986年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84年7月參加工作，清華大學在職研究生學歷、公共管理碩士學位。

1984.07 中國政法大學本科畢業

1984.07 在河南省婦聯工作，歷任主任科員、法律顧問處副主任(其間在確山縣掛職鍛煉，歷任副鄉長、縣法院副院長)

1992.11 在共青團河南省委宣傳部工作，歷任副部長、部長

1998.10 在澠池縣工作，歷任縣委副書記、縣政府縣長

2001.03 義馬市委書記

2002.08 在新鄉市政府工作，歷任副市長、市委常委、副市長

2008.09 焦作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務副市長

2011.05 三門峽市委副書記，市政府代理市長

2011.07 三門峽市委副書記，市政府黨組書記、市長

2015.08 三門峽市委書記，市政府黨組書記、市長

2015.12 三門峽市委書記

中共河南省委七屆、八屆候補委員，中共河南省委九屆委員。第十二屆全國人大代表。

去年中央財政5.5萬億支持地方 四川河南分得多

近日，財政部披露了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總共包括了37張表格及說明，將去年全國20余萬億元的收支情況向社會大眾公布。從中央財政對地方支持來看，向中西部省份傾斜比較明顯。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發現，財政部首次披露了去年各地區獲得中央財政支持的具體金額，表格全稱是“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

根據這一決算表，在去年中央財政給31個省(市、直轄區)的總額約55098億元財政支持中，四川省最終獲得約3701億元，位居首位，河南省以3403億元緊隨其後，獲得中央財政資金超2000億元少於3000億元的總計12個省份，按資金總額多少排列分別是湖南、湖北、雲南、黑龍江、安徽、新疆、河北、貴州、廣西、山東、內蒙古、陜西，獲得千億級中央財政資金共有10個省份，其中甘肅和江西兩省逼近2000億元。

剩下七個省份獲得中央財政資金百億級資金，其中天津市獲得中央財政資金最少，約為427億元。

中央對地方的財政支持分為兩部分，分別是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根據2015年全國財政決算，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包括增值稅、消費稅、所得稅和成品油稅費改革四類稅收返還，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的決算數為5018.86億元。

轉移支付分為一般性轉移支付和專項轉移支付，2015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決算數為28455.02億元，專項轉移支付決算數為21623.63億元。

從中央對地方財政支持總額可以看出，為保證地區間財力均衡，中央財政向中西部地區傾斜明顯。

在中央對地方財政支持超過2000億元以上的14個省份中，除了河北和廣西外，基本上都是中西部省份。而北京、上海、浙江等東部發達省份獲得中央財政支持資金不足千億。

《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到，轉移支付分配中，中央財政多考慮各地區實際實行差別補助比例。其中，均衡性轉移支付以促進地區間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目標，選取影響各地財政收支的客觀因素，考慮地區間支出成本差異、收入努力程度以及財政困難程度等，按統一公式分配給地方，越困難的地區補助轉移支付系數越高。

此外，中央財政在出臺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保障機制改革、城市義務教育和公共衛生、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等重大民生政策時，也考慮了各地的財力狀況，對中西部等財力薄弱地區給予傾斜。

預算專家、上海財經大學教授鄧淑蓮告訴《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從公開的數字及各省市排名看，中央轉移支付確實是按照平衡地方財力的目標進行，因為中西部地區獲得轉移支付的數額較大，排名靠前。專項轉移支付也集中在中西部，其中的一個可能的原因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向中西部傾斜。我國經濟近年進入中低速增長時期，為刺激經濟，政府善用財政手段擴大需求。有限的資金用在哪個地區才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是必須首先考慮的問題。中西部地區相對而言，經濟發展落後，從而經濟增長的空間更大，因而政府會將更多的投資（主要是專項轉移支付）投放在這類地區。

一般性轉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對有財力缺口的地方政府（主要是中西部地區）的補助，地方政府可以按照相關規定統籌安排和使用，主要解決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資金補助包括均衡性轉移支付、革命老區、民族和邊境地區轉移支付、農村稅費改革轉移支付、調整工資轉移支付以及義務教育轉移支付等。

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一般性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四川、河南兩地獲得中央支持超過2000億元，湖北、湖南、新疆、甘肅、陜西、雲南、貴州、廣西、江西、安徽、黑龍江、內蒙古、河北等地獲得中央支持超過1000億元。

專項轉移支付是指中央政府對承擔委托事務、共同事務的地方政府，給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資金補助，以及對應由下級政府承擔的事務，給予的具有指定用途的獎勵或補助。主要解決外部性、中央地方共同支出責任以及實現中央特定目標問題，主要用於教育、社會保障、農業等方面。

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專項轉移支付分地區決算表，金額超過千億的省份為黑龍江、河南、四川、雲南、新疆。

根據2015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分地區決算表，東部發達地區獲得的稅收返還普遍較高。比如廣東省獲得最高的460.31億元稅收返還，江蘇和浙江獲得稅收返還超過300億元。

鄧淑蓮表示，上劃中央的稅收收入越多的省市，得到的稅收返還收入越多。這是東南沿海發達地區這一數字較高的原因。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6年中央對地方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預算數為58030億元，比2015年執行數增加2810.21億元，增長5.1%。如加上使用以前年度結轉資金1066億元，預算數為59096億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