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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雙寧梁振英再度“開年晤” 光大走出去欲借力香港?

來源: http://www.yicai.com/news/2016/01/4745812.html

唐雙寧梁振英再度“開年晤” 光大走出去欲借力香港?

一財網 李德尚玉 2016-01-29 11:09:00

1月25日,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在港會晤了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也是開年之初的2015年1月26日,唐雙寧同樣在港會晤了梁振英。

從公開信息看,唐梁會晤的內容僅限於相互的感謝與期望,但是唐雙寧連續兩年在開年之初會晤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是否意味著在光大內地業務取得超預期業績後,唐雙寧將目光重點放在了香港?結合“一帶一路”戰略的推進,光大的“走出去”戰略是否也在緊鑼密鼓的相應展開,是否意味著光大海外戰略的支撐點將會更多地放在香港?

去年唐梁會之後不久,光大證券斥資40.95億港元收購香港新鴻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70%股權,藉此推進該公司走出去戰略;去年年底,光大銀行全資公司光銀國際取得香港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頒發的牌照,批準業務包括證券交易、就證券提供意見、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等。今年唐梁“開年晤”會談些什麽?其後又會有何動作?或可以成為觀察光大海外布局的一個窗口。

光大證券H股上市?

H股上市是光大證券謀劃已久的事。據悉,2010年,光大證券即在港設立了光大證券金融控股有限公司,負責整合光大集團在港的證券類資產,並成立了光大證券國際有限公司作為運作實體。2014年,光大證券制定的五年規劃亦表明,積極推進國際化、實現境內外一體化是該公司的重要戰略目標,即以香港為平臺,多點布局海外。收購新鴻基金融集團有限公司70%股權,即為光大證券國際化戰略中的一步。從不久前該公司公布的年報可以看出,收購完成後,光大證券國際業務貢獻度大幅提升,香港業務規模躍入市場中券商第一梯隊。

從自身實力看,2015年光大證券在中國資本市場劇烈波動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增長150%;實現歸屬母公司凈利潤同比增長270%。營業收入增幅、凈利潤增幅位居國內可比大中型券商首位,體現了極強的盈利能力。光大雲付和光大易創互聯網金融實現良好開局;光證資管、光大富尊、光大資本、光大保德信等各公司實現較好增長;光大期貨行業排名從第9升至第6;監管評級由C類躍升為A類,因8.16事件被停業務全部恢複,公司實力大幅提升,市場地位和聲譽全面恢複。

由此可以看到,光大證券H股上市已經水到渠成,因此猜測,這自然應成為唐梁會晤中討論的話題之一。

光大實業走向海外?

從媒體公開報道看,在走向海外方面光大實業企業已經進行了大量準備。

去年光大集團董事長唐雙寧曾公開表示,過去人們只知道光大銀行、光大證券、光大保險、光大信托……其實光大在社會上做得最好的是環保業務,目前光大的環保業務正通過PPP模式走向“一帶一路”。在今年的工作會上,唐雙寧更對光大的環保業務贊譽有加,稱之為“長期不懈努力打造出的光大業務亮點”。

2014年,光大國際反向收購新加坡證券交易所主板掛牌的國際性水務環境投資和管理集團——漢科環境科技集團,把旗下水處理資產——光大水務投資轉移至漢科,換來價值約9.55億美元的股票。交易完成後,光大國際持有78%的漢科股權,實現了借殼上市。

同年,光大集團旗下光大控股入股新加坡掛牌的重慶發展商英利國際置業,成為該公司第二大股東。

還是在2014年,光大集團控股的中國飛機租賃集團投資20億美元,在哈爾濱建設全國首個飛機拆解基地。有分析人士指出,從區位上,該區域對於未來俄羅斯等國家業務和市場的拓展無疑具有很大的地理優勢。

今年新年伊始,光大在港動作頻頻。1月22日,光大集團與總部設在香港的中國太平保險集團簽署合作協議,合作涉及到雙方在企業財產保險、企業年金、員工福利保險、電子商務及網絡銀行、海外業務、資金融通及租賃業務的合作。23日,唐雙寧會見中國港中旅集團董事長張學武,商談戰略合作;25日,光大銀行全資控股的光銀國際開業。

從光大集團官網上可以看到,去年以來,唐雙寧及光大集團高管多次考察法國、俄羅斯、瑞士等國家公司,並與相關高層頻頻接觸。接近光大集團的人士表示,2016年工作會議上,唐雙寧對光大國際提出的要求就是:緊緊抓住環保產業的戰略發展機遇,充分利用香港、新加坡資本市場力量,完成綠色環保分拆。積極拓展國內外市場,努力在新的區域、新產業鏈有更大的突破,進一步做強做大環保版圖,保持行業領軍地位。

作為光大的發源地和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重要跳板,香港如何發揮光大旗下企業走向海外的依托與支點功能,光大香港如何發揮區位優勢,打造成光大集團國際化發展戰略平臺,為繁榮香港做出貢獻,也應該是唐梁會晤感興趣的話題。

維護香港市場穩定?

今年開年,國際資本做空人民幣,港元和港股大幅動蕩。有報道稱,港元匯率盤中一度跌至接近聯系匯率制7.85的限制,創2007年以來新低;恒生指數也創出42個月新低。匯率和股市動蕩對香港的影響涉及到方方面面,在此紛繁複雜的國內外形勢下,保持香港的金融穩定,定是梁振英此時關註的第一焦點。而作為一家發源於香港、且在港擁有多家上市公司與巨量資產的集團“首腦”,唐雙寧對此亦必有相應關切。目前香港市場的穩定,也是唐梁會晤中一個富有交集點的可選話題。

換句話說,面對一位有著豐富監管經驗、廣泛影響力的金融專家,一家中國內地世界500強企業的 “金主”,特首梁振英“問計”一番,亦無不可。

編輯:聶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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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展變質禍根竟是梁振英(2016/8/11) 林本利

2016-08-11  NM

特首梁振英早前在《南華早報》的專訪中炮轟領展,指公司薪酬不應與租金升幅掛鈎。筆者之前的文章,已指出特首搞錯事實,領展的董事及管理高層的薪酬其實是與股價(即基金單位價格)掛鈎。最諷刺的就是領展管理層千方百計催谷股價,營運模式變質,禍根竟然是出於梁振英放寬規管的政策。

港台今年7月10日播放的時事節目《鏗鏘集》,題目是「一紙之諾」,內容除了提到過去兩年領展及炒家何以能夠分拆停車場車位出售,還分析證監會為何會放寬對領展這類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的規管。原來2012年7月梁振英上台後成立金融發展局,金發局在2013年底發表研究報告,建議香港發展成為房託基金的集資中心。有份參與研究的包括領展行政總裁王國龍。之後證監會放寬規管,以致領展可以投資土地買賣,而投資的限額亦有所放寬,可以多達數十億元進行買買賣賣。領展在2014年起便由「裝修佬」和「收租佬」,變身成投地建屋的「發展商」,物業買家和炒家,甚至透過舉債百億元,進軍內地市場。去年初,領展(佔60%)與其他發展商斥資近60億元以高價投得九龍灣商業地,日後能否取得合理回報仍屬未知數,又以過百億元在內地購入兩個商場,每年租金回報只得四釐多。過去年多,單是人民幣貶值一年內已損手約7%,還未計商場估值是否下跌。今年初,又獨自斥資近60億元購入旺角商廈。領展是本地物業發展市場的新丁,投地及競投商廈時能夠擊敗一眾歷史悠久的大型地產商,很大機會出現「贏者詛咒」(Winner's curse),因出價過高而受損。至於進軍內地市場的策略則更令人費解,過去幾年大地產商李嘉誠從內地(及香港)撤資,撤資速度之快更被官媒炮轟,領展竟然在這個時候接貨,確實勇氣可嘉。

公司董事及管理層在市場上多番動作,買買賣賣,無非是為了刺激股價,令手上持有的基金單位,以及在長期獎勵計劃下將會得到的單位,價格大幅攀升,便可以獲利套現。可是,即使管理層動作多多,又進身恒指成分股,股價依然沒有多大起色,要公司動用30多億元托價,避免跌穿40元關口,到近月股價才大幅攀升。根據《鏗鏘集》的報導,領展與房委會簽訂的買賣契約中,清楚列明商場店鋪只能整體出售,卻刻意地容許停車場分拆出售,只要停車場位處的屋苑,房委會已經分拆住宅單位出售。換言之,居屋和租置計劃下的屋苑,它們的停車場全部可以分拆出售。領展的獨立非執行董事、港大講座教授王于漸,過去一直建議特區政府出售公屋,甚至免費將公屋送給租戶。若然政府接納王教授的建議,日後領展便可以把更多停車場出售給炒家,又和炒家互相交易及分租,由炒家分拆車位及商鋪炒賣,把車位出租給非公屋住戶,到時居住在公屋的居民及車主肯定遭殃。領展年報披露大部分的董事(包括所謂獨立非執董)都持有基金單位,而負責貸款給領展及協助發債的銀行,負責估值的估值師,以至負責物業管理及出租的管理公司,不少是關連人士,除了持有基金單位(或代客戶及強積金持有)外,還收受巨額費用(包括中介費)和利息收入。領展以近三釐的息率在市場舉債,購入租值四釐多的物業,息差只有一釐多。過去一年,零售物業的售價向下調整(根據差估署資料),領展的投資物業估值卻上升百多億元。筆者在此提醒小股民,領展業務已變質,股息只有三釐多,實際市盈率(不計特殊利潤及物業升值)超過25倍,近月高追領展的股民隨時接了火棒。

林本利曾任教於理工大學,現為專欄作家及教育中心校監(http://www.livingword.edu.hk)作者網誌 - http://lampunlee.blogspo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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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對梁振英宣布不參選深感惋惜 尊重其個人決定

國務院港澳辦發言人9日就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梁振英當日宣布不參選下任行政長官一事發表談話。

發言人表示,我們對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先生因家庭原因,決定不再參選下任行政長官深感惋惜,並尊重其個人決定。梁振英先生擔任香港特區第四任行政長官以來,堅定地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穩妥處理了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問題,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香港社會政治穩定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帶領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在發展經濟、改善民生、推動香港與內地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了積極成效。中央政府對他的工作一直給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評價。希望他做好余下任期內的工作,今後在香港和國家發展中繼續發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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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正式宣布放棄參選2017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今日下午3時半,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會見傳媒,正式宣布放棄參選2017年新一屆特區行政長官。

梁振英(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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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是不是一個口蜜腹劍的人?

各位怪獸家長請注意,在你們為自己的小怪獸如何贏在射精前、贏在子宮裡費煞思量時,千萬不要忽略了文章標題這條問題,如果不好好回答,隨時會成為小怪獸成長路上的一道障礙。

池某女兒今年升讀中一。去年底,她就一間一間中學去參觀,最後選定了一間心儀的學校,在自行分配學位階段列為第一志願,更是唯一志願,頗有破釜沉舟的氣慨。面試當天,池某陪同前去。她踏出面試室,就難掩臉上的失望,“太難了,問梁振英是不是一個口蜜腹劍的人,不知道怎樣回答。”

女兒從外表到性格,都與池某截然不同,只有一點稍為相似:數字表達優於文字,文字表達好過語言,天生就不是侃侃而談的人,會答的就實話實說,不會答的就鉗口結舌,其窘境可想而知。

她這樣分析,如果面試老師心裡的答案為“否”,就不可能問得出這樣的問題,至少,也應該認為是大眾普遍的想法,才會這樣問,所以答“是”會是較正路的選擇。但她不能答“是”,因為她平時在電視一看到689就會立即轉台,如果答“是”,面試老師肯定會追問“點解”,她就要舉例說明之,到時就真的啞口無言了。因此她只能答“唔算啩”,然後說幾句不痛不癢的話敷衍過去。

到底這條問題有沒有一個標準答案,或說怎樣答才能拿到高分?池某也很好奇。無奈幾個月過去了,到今天放榜,派位結果也已塵埃落定,答案仍是苦無頭緒。

倒是女兒在面試後,生活習慣出現了小小變化,現在她每天上學前,都會坐在電視機前静静看10到15分鐘新聞。有一次,池某故意問她,“新聞好看嗎?”她立即板起臉說,“一點都不好看。”

“不好看為什麼還看?”池某追問下去。她想了想,有點吃力地描述她的感覺,大意是,如果有的知識或訊息,其他人都知道,只有她不知道,她就會感到焦慮、不安,所以,她不能讓自己成為最無知那個人。

一個人需要拓闊訊息面、突破知識面,是多麼自然的想法,是連小學生都懂的道理。奇怪的是,現今市場裡的“大師”,竟然不厭其煩地教人要安於“能力圈”,真是其心可誅。現實中,升學市場、就業市場、交易市場,有哪個市場會遷就某個人的“能力圈”?

查理芒格經常談到“能力圈”,那是因為他大半個世紀的知識累積,橫跨幾十個學科,又融匯貫通,形成上百個決策系統,使其能力在不同領域中成點、成線、成面,才有“能力圈”之說。港豬們連一門知識都未能掌握,反而以曲解“能力圈”之說來逃避學習、推卸責任,真是豈有此理,除非無知也能算一種“能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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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將組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 概念股集體暴漲

4月12日消息,據人民網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下周將率團考察粵港澳大灣區多個城市,預計6月底前,就大灣區規劃發展事宜向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提交意見。

梁振英11日表示,訪問將於下周三至周五進行,同行人員包括政府官員、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策略發展委員會和經濟發展委員會委員等。

他指出,香港在現代服務業、金融、法律、會計、建築等方面具備優勢。香港重視與廣東省的合作,更重視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香港特區政府此行旨在把握時機,推動香港積極參與到規劃工作去。

據悉,在三日的行程中,訪問團將到訪珠江西岸五個城市,並與廣東省有關官員會面。

今日早盤間,粵港澳大灣區概念多股暴漲,珠海港、鹽田港、格力地產、珠江實業等大量個股開盤即封死漲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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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稱想過的特赦對象

今天明報即時新聞有這一篇報導: 梁振英稱想過「特赦」但拒透露對象 指已進司法程序不能特赦 稱現未適合重開公民廣場 (11:34), 如果你叫我估他的對象, 我可以講, 毫無疑問, 一定是指7警。新聞的第一段這樣講:

民主黨主席胡志偉早前提出特赦「佔中」參與者、「七警」和退休警司朱經緯等,以達到大和解,引來各方批評,胡亦收回有關言論。政協副主席、特首梁振英今早在港台節目上承認曾想過「特赦」,但要考慮法律問題,而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不能特赦。

梁振英考慮的特赦, 一定不是為了和解, 他任期將滿, 根本沒有和解的願景, 所以他所講的並非參加「佔領」的人士。而且, 就算那9個已被檢控了煽動罪的佔領頭領, 雖然已進入司法程序, 真的要「特赦」, 最簡單的做法是撤回控罪, 有何不可? 梁振英指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 不可能指佔領這件案。相反而言, 7警在現階段正提出定罪及刑罰上訴, 7警主要爭取的是定罪上訴成功, 撤銷了定罪, 刑罰也會同時消失。行政長官無權撤銷定罪, 7警只有提出上訴這途徑, 故此不會要求赦免或赦減刑期, 他們不提出, 梁振英更加不會作此考慮。

定罪前的赦免檢控可以分為兩種, 一種是在未啓動檢控程序(institute prosecution proceeding)之前決定不予檢控, 譬如1977年特赦貪污警察, 以及對佔領行動中大部份被捕者只作書面警告, 前者由於考慮到會引起政治動盪, 後者是人數太多, 酌情不控告參與程度較少及並非處於領導地位的人。另一種赦免檢控是已啓動檢控程序的, 這一種可分為4類, 第1類是在已提出檢控, 但一開始就撤回控罪, 第2類是在檢控途中中止檢控(enter nolle prosequi), 第3類是撤銷控罪讓被告簽保守行為, 第4類是有條件豁免檢控(也是在上一篇文少提出S.115 Cap 221的conditional pardon)。這種conditional pardon即是檢控守則第11章所講的豁免檢控(Immunity from Prosecution)。該章原文如下:

11. 豁免檢控

11.1 原則上,在刑事司法程序中,雖然理應無須藉豁免起訴證人,證人才會作供指證其他共同參與刑事犯罪的人,但在某些情況下,這是被認為恰當的做法。根據一般規則,從犯亦應被檢控,不論其後從犯會否被傳召作證人。較可取的做法,是留待審訊後才處理願意合作的從犯。一般而言,從犯可獲減刑,以反映其合作性質和程度。

11.2 在某些執法工作範疇,須依靠或主力借助線人的證供才可成功檢控。只有在司法公義有所需要的情況下,線人才應作為控方證人。由此一方面要維護社會利益令犯罪者被定罪,而另一方面要向可能與犯罪活動有密切關連甚至有份參與其中的人給予好處,兩者之間便須求取平衡。一般而言,線人所作的證供,應該是被認為令其他人定罪所必需的證供,而且是別無可求。

11.3 在某些特殊情況下,控方可豁免檢控證人。在決定是否豁免檢控和權衡利害的過程中,會深受下列因素影響:


證人可作證供的性質,以及該等證供對案件檢控的重要程度;
證人的背景紀錄;

證人予人感覺的可信程度(包括是否全面披露所知的事實和事情),以及有否任何可察覺隱瞞部分真相的動機(包括收取、獲承諾或期望可得到利益);

證人在檢控的罪行中參與的程度(一般應低於被檢控犯罪者的參與程度);
是否有任何支持證據。

11.4 根據規定,須由首長級人員給予起訴豁免。控方會向證人發出免予起訴書,並在審訊前把副本交予辯方,以及在審訊時提交法庭。
(見律政司: 檢控守則)

這種把同案違法者轉為控方證人附加條件的做法, 是要確保他不會反口, 證人反口翻供的話, 律政司可以撤回豁免檢控的承諾, 而對他檢控。這些附加條件清晰地在書面列明。

定罪後的赦免在上一篇已討論了, 不再贅。

7警案無論怎樣發展下去, 已跟即將卸任的梁振英無關, 就算梁振英連任, 也假設7警上訴被駁回, 梁振英也不應考慮特赦, 否則便會是明顯不過的干預司法獨立行為。行政長官在這方面的干預, 按以往慣常考慮, 一般涉及長期服刑的人或者別具人道考慮的因素, 7警完全不具備這些因素。梁振英不特赦他們, 並不是因為案件已進入司法程序或者他們沒有提出要求, 最正確的原因是政治不應影響法治。其實梁振英對這方面的權力, 概念含糊。明報新聞第二段(若果明報沒錯誤報導)這樣講:

問到是否考慮過「特赦」佔中參與者,梁振英只說要考慮法律問題,「基本法(特首)有這權力」......

我不怪梁振英的含糊, 問題在《基本法》第48(12)的英文版, 這也在上一篇的留言討論過。

《基本法》第48(12)的中英文版如下:

赦免或減輕刑事罪犯的刑罰;
To pardon persons convicted of criminal offences or commute their penalties;

若我們比較一下法例第221章《刑事程序訴訟條例》第118條的中英文版:

118. 恩赦權的保留

除上文另有規定外,本條例不影響歸於行政長官的赦免罪行或減輕刑罰的權力。

118. Saving of prerogative of mercy

Subject as hereinbefore provided, nothing in this Ordinance shall affect the power vested in the Chief Executive to pardon offences or commute penalties.


所用的字眼是「赦免罪行」, 英文是 "to pardon offences", 《基本法》48(12)的英文版卻變成 "pardon persons convicted of criminal offences", 給人一種可以赦免定罪的印象。 如果你說行政長官有權赦免定罪, 我不跟你爭拗。一來我未見過實例, 二來如果律政司認為行政長官的特赦權只包括定了罪之後的刑罰, 以及未定罪時中止檢控或乾脆不提出檢控, 也難以興訟指行政長官違反英文版的《基本法》第48(12)條, 始終行政長官有權不作赦免, 興訟沒有勝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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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蔭權在滴汗, 梁振英開始手震了

許仕仁案終審判決今天頒佈了, 除了控辯雙方、法律界人士、傳媒等會關注結果, 細心閱讀判辭外, 有兩個人會份外關心。我在上一篇留言的回應: 「曾蔭權在滴汗, 梁振英開始手震了」。不是嗎, 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涵蓋性廣, 有些行事隱晦的行為, 枱底交易, 利益輸送, 都難以證實收了「利」怎樣作出輸送去「益」對方, 尤其是延後利益, 控方無可能呈遞明確證據來證明用了那筆錢來換取那種利益, 或者某些不作為而作出有利對方的決策。許仕仁案就像派了卧底進入政府決策層, 通風報訊, 或運用決策影響力而作偏倚的決定, 使對方得益(判辭引用了控方在原訟庭結案陳辭的一句話: those who were paying Rafael Hui that sum were not “running a charity”)。這一次的裁決, 進一步解釋了在「冼錦華」案對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訂出的5大元素, 也擴闊了控罪的涵蓋面。判辭這樣講:
46.  In R v Boulanger[33] the Supreme Court of Canada, having pointed out[34] that the Canadian statutory offence of breach of trust by a public officer can be traced to the common law offence of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said[35] that the actus reus of the offence “defies precise definition because of the range of conduct that it is designed to cover”.  That it may include solicitation or acceptance of a bribe is clear.  Professor Finn, in his article on “Official Misconduct”[36] gives “entering into secret commission agreements while acting in an official agency capacity” as an example of the “fraud in office” type of misconduct, and notes that it may also constitute an offence under secret commissions legislation.  It can be said that the receipt of bribes is a quintessential example of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47.  For behaviour to qualify as relevant misconduct it may, but need not, involve a contravention of a statute.  It must, however, have the necessary link to official powers, duties or responsibilities.  Yet, not every breach of the law by a person when he or she is a public official is in the course of or in relation to the office held.  In Sin Kam Wah and Anor v HKSAR[37] the relevant conduct was not in the performance of the police officer’s duties, but was found to have such a relation with his public office as to bring that office into disrepute.  In R v Quach[38] Redlich JA, with whom the other members of the Victorian Court of Appeal concurred, approved[39] Professor Finn’s statement that “the kernel of the offence is that an officer, having been entrusted with powers and duties for the public benefit, has in some way abused them, or has abused his official position”, and said:[40]
“In my opinion the relevant misconduct need not occur while the officer is in the course of performing a duty or function of the office. Certain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ffice will attach to the officer whether or not the officer is acting in the course of that office. Where the misconduct does not occur during the performance of a function or duty of the office, the offence may be made out where the misconduc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ose responsibilities. It may be connected to a duty already performed or to one yet to be performed or it may relate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ffice in some other way. The misconduct must be incompatible with the proper discharge of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ffice so as to amount to a breach of the confidence which the public has placed in the office, thus giving it its public and criminal character.”
48.  The characterisation of the misconduct alleged may involve both a descriptive element (of the facts of the transaction) and a value judgment (of its effect).  For example, the Australian case of R v Boston[41] concerned a conspiracy to make a corrupt payment to a member of the New South Wales Parliament to induce him to use his official power in an improper way.  The criminality of the alleged agreement lay in its tendency to produce a public mischief.[42]  Members of the High Court characterised the public mischief.  Knox CJ said:[43]
“Payment of money to a member of Parliament to induce him to persuade or influence or put pressure on a Minister to carry out a particular transaction tends to the public mischief in many way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 pressure is to be exercised by conduct inside or outside Parliament. It operates as an incentive to the recipient to serve the interest of his paymaster regardless of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to use his right to sit and vote in Parliament as a means to bring about the result which he is paid to achieve. It impairs his capacity to exercise a disinterested judgment on the merits of the transaction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makes him a servant of the person who pays him, instead of a representative of the people.”
This, of course, is a reference to a specific transaction. But Isaacs and Rich JJ put the public mischief in wider terms in the following passage:[44]
“[The member] has … placed himself in a situation embarrassing and inconsistent with that independence to criticize or censure which he is bound to preserve; he has fastened upon himself golden fetters which preclude his freedom of action. The natural fear of exposure or reproach, or the sense of personal obligation, must inevitably operate to dissuade him from fearlessly pursuing the path of true service …”.
49.  The public mischief that was the object of the conspiracy in Boston did not lie either in the bare financial transaction involved in the payment or in the making by a parliamentarian of representations about government action.  It lay in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two: the representations were to be made in return for the payment.  The payment took its character from the purpose for which it was made, and by accepting it the recipient placed himself in a situation incompatible with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his office.
在第46段所講 "...Professor Finn, in his article on “Official Misconduct”[36] gives “entering into secret commission agreements while acting in an official agency capacity” as an example of the “fraud in office” type of misconduct,..." 若果套用入UGL事件, 梁振英不會開始手震嗎? 梁振英曾經反駁梁繼昌, 說後者的指控在誹謗UGL, 梁振英可能不知道, 澳洲是一個出名政商勾結, 利益互送的地方。上星期, 前新南威爾斯州礦產資源部長Ian MacDonald, 正正因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而判監10年。所以, 好心咪用這些毫無說服力的論據, 騙到不知底細的香港人也騙不到在這裏住了十多年的標少。你話梁生兩公婆係咪開始有啲驚, 係咪要搵法律顧問睇吓呢篇判辭先。

上一篇有人問: 「梁振英會坐牢嗎?」這問題問得太早, 到了現在, 還未有足夠證據指控梁振英, 若指控他, 也要看陪審團是否信納他的收款解釋。如果法律顧問把判辭第63段解釋給他聽, 他可能會減少手震。(...Furthermore, the trial was conducted on the basis that if the defence explanation of the reason for the payment of HK$8.5m were accepted (at least to the level of raising a reasonable doubt), then the prosecution must fail;..)

郭炳江在上訴期間獲終院批准保釋, 我記不起在之前那一篇有人留言問, 批出保釋是否意味會上訴得直, 我當時說先別高興得太早, 上訴結果跟保釋獲批是兩碼子事, 我舉了楊家誠案為例, 批了保釋終歸也要入去受靶6年。曾蔭權也獲保釋等候上訴, 獲得保釋本身並非一定是上訴成功與否的指標, 加上今天這判辭把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的範疇擴闊了, 曾生怎不滴汗。

也許第三個要驚的是長毛, 因為公職人員行為不當是一條漁翁撒網式的大包圍控罪。判辭講到, 究竟許仕仁在那階段才和其他被告串謀作出不當行為, 控方不能明顯指出。(However, the timing in this case was such that this could not be alleged.)(para 94). 不過長毛不至於會手震滴汗, 他見慣這些場面也坐過牢嘛。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52101

梁振英周浩鼎私通, 是否構成公職人員行為不當罪?

上一篇有留言引用了「巴士的報」的文章:

匿名2017年6月16日 下午4:08

法律界人士話,CY與周浩鼎並無涉及金錢利益,只是政治互動,是否合乎政治道德可以商榷,但如果講到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在較早前許仕仁案中,許收受巨額金錢利益,法庭判案時提到,如果公職人員收受金錢等「甜頭」,就可能會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名。問題是在調查委員會這件事裡面,完全看不到CY或周浩鼎有任何金錢利益,看不到犯罪元素在哪裡。

......

金錢利益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的元素嗎? 蟻民界的標少當然不能跟法律界爭論, 尤其是我花不起這種時間和精神。有報導講廉政公署要立案調查梁振英與周浩鼎私通事件, 引發了上面這些評論。雖然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很多時會跟貪污行賄有關連, 可是, 我粗淺的法律常識記憶所及, 金錢利益從來都不是該罪行的其中一項元素。「冼錦華」案已清晰列出五大元素, 許仕仁案只是釐清及進一步闡釋這些元素的涵蓋性。「冼錦華」案所列的元素:

(1) a public official;

(2) in the course of or in relation to his public office;

(3) wilfully misconducts himself; by act or omission, for example, by wilfully neglecting or failing to perform his duty;

(4) without reasonable excuse or justification; and

(5) where such misconduct is serious, not trivial, having regard to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office and the officeholder, the importance of the public objects which they serve and the nature and extent of the departure from those responsibilities.”

哪一點講金錢利益?

終審法院在許仕仁案的判辭第84段, 把以前幾宗上訴至終院不同型式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案的犯案模式羅列出來:

84. Thus, the following acts and omissions have been held to constitute the offence: failing to disclose a relationship with a company and showing preferential treatment to that company by permitting it to tender for Government contracts despite lacking the requisite experience;[73] accepting free sexual favours provided by prostitutes controlled by the owner of a nightclub;[74] obtaining and using the personal particulars of patients of a public hospital to advertise the commencement of a private medical practice.[75] But these are merely specific instances of the offence and they are illustrative rather than definitive of the ways in which it can be committed. As Sir Anthony Mason NPJ said in Shum Kwok Sher v HKSAR, the offence “is necessarily cast in general terms because it is designed to cover many forms of misconduct on the part of public officers.”[76]

其中包括公院醫生下海, 把病人資料帶走以招徠生意, 那種犯罪模式, 誰用金錢利益去賄賂誰? 終院(在上面這段)也說明了所舉的犯案模式只是一些例子, 而並非在窮盡犯案的手法。講到底這是一條涵蓋極廣的控罪。在另一案例, 漁護署司機黃連基在停牌期間繼續駕駛政府車輛而沒有上報, 也被控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終院是因為他地位太低, 職權不符罪行第五元素的要求, 才駁回政府的上訴。政府司機為了逃避紀律處分而隱瞞定罪, 完全不涉一般金錢利益輸送那類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所以, 涉及金錢利益的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只是該罪行的其中一種犯案模式。該罪行的涵蓋面可以有幾闊, 許案的判辭第82段也重申了:

82. The decided cases show that a broad range of different acts and omissions can constitute the relevant conduct element of the offence. In Shum Kwok Sher v HKSAR, Sir Anthony Mason NPJ observed (at [69]):
“The difficulty which has been experienced in defining with precision the elements of the offence stem not so much from the various ways in which they have been expressed as from the range of misconduct by officials which may fall within the reach of the offence. This is because, to quote the words of PD Finn, ‘Public Officers: Some Personal Liabilities’ (1977) 51 ALJ 313 at p.315:
The kernel of the offence is that an officer, having been entrusted with powers and duties for the public benefit, has in some way abused them, or has abused his official position.
It follows that what constitutes misconduct in a particular case will depend upon the nature of the relevant power or duty of the officer or of the office which is held and the nature of the conduct said to constitute the commission of the offence.”
坊間有人對廉署立案調查梁周私通事件不以為然, 要談法律, 恐怕要在案例中找答案; 要展示政治立場, 就應乾脆講清楚。當然也許是我對案例理解錯誤而胡謅了。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52330

[貼圖]梁振英

1 : GS(14)@2011-06-16 22:11:59


梁振英(左)接受陳啟泰訪問,重回兒時舊居中區舊警察宿舍話當年。
2 : GS(14)@2011-06-16 22:12:13

http://hk.apple.nextmedia.com/te ... 104&art_id=15346797
隔牆有耳:梁振英一家 穿膠花起家
2011年06月16日
PermaLink: https://articles.zkiz.com/?id=274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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