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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舟評論】深植根基，方有工匠精神

自李克強總理在向本次人大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時首提“工匠精神”，從德國制造到日本“經營之聖”稻盛和夫，從瑞士手表到中國航天，可圈可點的案例分析與文化自省，已經在以朋友圈為代表的輿論場上流行了一輪。

前些日，李總理提醒中國還“不具備生產磨具鋼的能力”與“圓珠筆頭的‘圓珠’，目前仍然需要進口”，點出一個基本現實：中國制造中的粗制濫造仍觸目可見，從制造大國到制造強國，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

其實，制造強國只是工匠精神的果，不是因，也不是終極目標。工匠精神的因與終極目標，都是人本身。

今日提倡工匠精神，首先是因為我們希望告別“圓珠筆老不出水”或“用一次就壞”的時代，與那些卓越之“物”共生共處。我們希望廠家制造的一口鍋，從出生到老年，都仍然好用；一塊表由奶奶傳下來，戴在腕上仍然滴答不止；城市的下水道於一百多年前建造，還是那麽通暢。

由此，很多生命記憶得到活生生的傳承，卓越之“物”里飽含著人的專註與深情，傳達給一直使用和保存的人。對天地間的各種產品，我們不是棄之如敝履，而是當做值得愛惜的果實。人與物之間，才會告別粗鄙，達到一種美好的狀態。

什麽樣的人做什麽樣的產品，如果靠地溝油與三聚氰胺就能賺大錢，工匠精神就只能是一句口號。只有當我們開始真正欣賞匠心獨運的人，當看到一位拿高工資的高級技工，不是因為其收入超過名校碩士而羨慕，而是因為他對手藝的專註去尊敬，追求精益求精的“職人”，才會成為一種精神標尺。人與人之間，也才能告別粗鄙，回歸到生命品性的相互砥礪與欣賞。

就像日本與德國一樣，告別粗鄙時代，要經歷管理與教育的雙重革新。

二戰後，日本企業界在美國質量管理之父愛德華茲·戴明的全心協助下，迅速提高了日本制造的質量，取得經濟奇跡。這種管理變革不會憑空誕生，源自人的意願、視野與學習能力，教育顯然更為根本。

德國的教育體系里，在接受覆蓋全民的基礎教育之後，學生很早即向職業教育與文科中學分流。這種分流的好處有兩個：其一是減少千軍萬馬共擠獨木橋的危害，避免了類似中國應試教育對學生興趣乃至人格的傷害；其二是較早使學生依照“性之所近”者，確定自己的職業主攻方向。

尤為重要的是，這種職業教育，不是在學校里做與社會無關的學習，而是在政府的宏觀制度設計下，直接與企業就業崗位對接。將一線實踐與課室里的研究融合在一起，琢磨產品的精度，理解市場的變化，從小鑄造出德國人的工匠精神。

反觀中國，職業教育不職業，精英教育不精英的狀況，廣泛存在。為了爭搶經費，各種中專和大專院校也追求大而全的學科設置，以提高學校行政等級。為了分數，除了極少數可以兼顧的學生，家長不得不讓孩子逐漸放棄手工與興趣，放棄生活教育與人格磨礪，進入刷題式學習。

這也是一種教育上的粗鄙狀態。樹大者根必深。只有改變這樣的現狀，工匠精神才能光而大之。

【方舟評論】民營經濟， 請安心壯大

2016年3月4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強調，非公有制經濟在我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沒有變，我們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方針政策沒有變，我們致力於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營造良好環境和提供更多機會的方針政策沒有變。

這三個“沒有變”，給數量龐大的民營企業人員吃了一顆定心丸。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極為重要的階段，金融改革遭遇挫折，樓市去庫存任務艱巨，部分一線城市房價再度瘋漲，去產能又要面對多重阻礙。在這個大環境下，國際上聽風就是雨，危機心態容易傳導至國內。此時，最高國家領導人的及時表態尤為重要。

有些數據已經耳熟能詳，民營經濟提供了我國一半以上的稅收，解決了八成以上的就業，發明了七成以上的專利。在這些基礎數據之外，僅僅一個數據就頗能說明問題，按照國家統計局給出的權威數字，2014年我國民間固定資產投資達321576億元，占全國固定資產投資的比重為64.1%。在中國外貿出口總體緊縮而消費沒有明顯擴張的當下，民間投資對中國經濟的貢獻率居功至偉。

民營企業彰顯了中國經濟的活力。尤其是兩塊領域的民營企業，一是互聯網領域，一是新技術產業。在互聯網領域，阿里巴巴、騰訊、百度等互聯網巨頭像巨大的鮎魚激活了中國民間經濟的活力，互聯網革命尤其是移動互聯網革命帶來的巨變想必中國人人都深有體會。在戰略性新興產業，近年來冒頭了一批新科技企業，主要出現在新能源、生物工程、電子科技等領域，這一部分幾乎仍然是民營企業的天下。

不誇張地說，這兩個領域是中國經濟未來的看點。互聯網革命不僅帶動中國物流、商貿等行業的變革，更提供了相當量的就業崗位，僅僅京東一家就解決了十幾萬的就業人數，而一千多萬的微信公眾號和數百萬的App市場又解決了多少人的就業。新科技產業則是中國經濟在產業轉型升級上的主要突破點，這些產業目前還沒有像互聯網巨頭一樣成長為超級巨頭，但毋庸置疑，他們是中國未來能夠與國際高科技公司一較高下的主力。

三個“沒有變”，表明最高層已經確立的共識不會改變。對於相當部分中國觀察者來說，對中國經濟可以看不懂，但對這一共識應當不必懷疑，中國經濟發展到當下這個程度，只會更加開放、改革更加深入，而決不會走回頭路。

民營經濟早就不是小媳婦兒，它已經用自己的實際行動贏得了應有的地位。當然，民營經濟在實際經濟運作中仍然可能遇到一系列問題，比如市場準入存在壁壘，以及在土地使用、融資等方面存在諸多不便利。接下來就是把這三個“沒有變”的原則落實為可操作的具體措施，讓民營經濟為中國崛起做出更大的貢獻。

【方舟評論】去產能就是要淘汰僵屍企業

有個段子說，全世界鋼鐵產量排名，中國第一，河北第二，唐山第三。這是實情。後來，鋼鐵要去產能了，河北也是首當其沖。根據2016年河北省政府工作報告，“十二五”期間，河北省累計壓減煉鐵產能3391萬噸、煉鋼4106萬噸。

鋼鐵去產能仍是進行時。2016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於鋼鐵行業化解過剩產能實現脫困發展的意見》，提出：從2016年開始，在近年來淘汰落後鋼鐵產能的基礎上，用5年時間再壓減粗鋼產能1億-1.5億噸；嚴禁新增產能，對違法違規建設的，要嚴肅問責。2016年河北省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6年河北省再壓減煉鐵產能1000萬噸、煉鋼800萬噸；到“十三五”末鋼鐵產能將控制在2億噸左右。

看起來，鋼鐵去產能一點也不難。政府一聲令下，任務層層分解，指標層層下壓，令行禁止，手到病除。但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去產能極為艱難。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15年中國粗鋼產量80383萬噸，同比下降2.3%；生鐵產量69141萬噸，同比下降3.5%；鋼材產量112350萬噸，同比增長0.6%。根據河北省冶金行業協會數據，2015年河北省冶金企業累計生產粗鋼18833萬噸、生鐵17383.3萬噸、鋼材25245.3萬噸，同比分別增長1.3%、2.6%和5.5%！去產能難於上青天，甚至產量越去越多，怪哉。

照理說，一個企業產品賣不動，生產越多虧損越多，那明智的企業家會轉型、會關張，員工也會另謀生路。就是企業想硬扛，銀行與資本市場未必願意為其輸血。企業家不會跟自己的錢過不去，賭短期內市場回暖而支撐一段時間是有可能的，但讓自己的血一直嘩嘩流下去則絕不可能。長期虧損的企業結業，不就是市場選擇機制在起作用、在去產能嗎？

再加入一點博弈論。如果一個行業全行業產能過剩，供過於求，價格被壓制到部分產能的生產成本之下，那短期內會出現“囚徒困境”：要是別人退出，我堅守，將來價格回升，我就活下來了；要是別人堅守，我也堅守，那我也不虧，就比誰的氣長、生命值高了。可見，如果預期短期內價格回升，堅守是有可能暫時成為最優策略的。比誰的氣長、生命值高，比的就是誰更能適應市場需求及時調整產品結構、誰的生產成本更低。決策遲緩、不能緊跟市場、生產成本高企的企業將首先支撐不下去而出局，去產能要去的是這樣的落後產能。

必須說明，衡量先進產能與落後產能的唯一標準，絕非技術，而是效率。高技術的產能，如果產品賣不動，照樣是該淘汰的落後產能；低技術的產能，如果產品大行於市，照樣是該保留的先進產能。在一個行業中，誰更能適應市場需求，誰能及時決策調整產品結構，誰的生產成本更低，誰就是先進產能。先進產能就是效率高的產能。

總之，一個行業全行業產能過剩，在市場選擇機制下是不可能長期存在的，成本高、效率低的落後產能將被逐次淘汰出局。如果一個行業長期全行業產能過剩，落後產能/僵屍企業無法出清，那一定有什麽妨礙了市場起作用。例如，對一些地方政府來說，它們有強烈的動機給本地國企與大型民企輸血補氣續命，以保住稅源，令上述“囚徒困境”的存在長期化。

在這個意義上，鋼鐵去產能，確實需要上級政府甚至中央政府出手，用更強有力的“看得見的手”來把地方政府“看得見的手”拉回來，讓“看不見的手”起作用。

日前，河北省國資委主任王昌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在這個過程中，最大的挑戰在於，對企業而言誰也不願意被去產能。”哪些企業不願意被去產能？盈利的企業、生產成本低的企業當然不願意，這些屬於先進產能，當然不需要去產能。有政府輸血補氣續命的國企與部分民企也不願意，有別人的血為自己續命，何樂不為？

所以，鋼鐵去產能，靠向地方政府壓指標的方式未必合理，一是完全有可能把有效率的先進產能淘汰了，而把經營政商關系能力強過經營企業的落後產能/僵屍企業保留了，二是有可能落入一邊淘汰產能，一邊增加產能，最後總產能還在增加的怪圈。

2016年3月12日《華夏時報》報道《省長對話鋼企：我都替你們著急》講了一個故事。在3月8日河北代表團小組會議上，河北天柱鋼鐵集團董事長孟蘭芝發言稱“過去的一年，雖然鋼鐵產業形勢低迷，但是企業還能夠保持盈利，而且利潤還不小。”她的企業現有5500人，年產360萬噸，2015年稅後盈利2.8億元。在她看來，企業之所以能夠盈利，因為民企的決策快，“不失時機”。

但國企河北鋼鐵集團原董事長王義芳認為成本因素更重要：河北鋼鐵的人均工資、財務費用等在國企中只能算中等水平，即便如此，一噸鋼也要300元的人工成本，而民企這一塊不超過50元；財務成本方面，國企一噸鋼200多元，民企45元，加在一起就相差了400-500元。同樣的售價，民企是持平不賺錢，國企就得虧損。

河北天柱鋼鐵集團能盈利，應該兼有決策快與成本低的因素。既然能盈利，那就不是落後產能。去產能的手段與目的，都應該是讓市場“看不見的手”起作用。這樣的先進產能有權也必須生存下來。

【方舟評論】如果央視不報道呢？

2016年4月17日，央視報道終於把常州外國語學校事件的蓋子全揭開了。隨後，環保部、江蘇省政府已成立聯合調查組。長在毒土壤的祖國花朵，如何不牽動人心？

且不說自己孩子身體出現狀況，就是孩子的同學中，大面積出現皮炎、濕疹、支氣管炎、血液指標異常、白細胞減少等癥狀，甚至有“個別學生還被查出患有淋巴癌及白血病”，而學校的一側就是幾家化工廠及化工廠的有毒舊址時，父母會是什麽反應？

第一反應，多半只能是極度擔憂，盡快向學校、政府及新聞機構反饋，希望得到非常權威詳盡的解答，和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但是，常州市外國語學校“毒地”汙染事件中，家長們的擔憂，顯然沒得到合理回應。

2015年9月搬遷至新校址後，不少學生出現健康問題，學生於該年底和2016年初大規模體檢，該校也曾於今年1月12日開始停課。

當地“關鍵空氣質量指標的檢測結果均符合國家標準，處於正常水平”“絕大多數學生檢查指標正常”的說法，該市環保局官方微博“常州外國語學校周邊環境無異味”的消息，都未平息家長們的擔憂。

家長們甚至聘請了檢測公司，對相關部門聲稱的“對校園室內外空氣、土壤、地下水和輻射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均為達標”，拿出了更詳盡的專業反對意見：“學校的檢測報告7頁，我們有118頁”，發現有多項不應出現而出現的“化學物質”，如水樣中氟化物、碘化物超標，以及金屬錳、鐵等也在超標之列。

生命健康問題，不是一些公信力不足的說辭所可應付的。如果真如一些當地媒體、地方環保機構甚至學校所稱，地下水、空氣、土壤均達標，怎麽解釋央視曝光出來的那些劇毒汙染物，尤其是汙染最重的氯苯？它在地下水和土壤中的濃度達到了合格標準的94799倍和78899倍。

我們甚至也願意從最大的善意出發，理解當地相關責任鏈條上的各個主體，在聲稱這也“達標”，那也“正常”時，有不得已的苦衷。但是，有什麽苦衷，可以無視一個個年輕學生的生命健康？

一旦對利益的計較，阻礙了對無辜生命的關切，就超越了人之為人的底線，淪為一種草菅人命的洗地。

直接的當事者來自我辯白還不是最可怕的。更可怕的是，一個地方，可以動用幾乎所有力量，形成一個應對家長質疑的“聯盟”。在這種情形下，不讓學生以最便利的方式轉學，不另找地方上課，而是在原址繼續保持“正常教學秩序”，都不令人奇怪了。

好在，這畢竟不是一個完全封閉的塊狀治理。有央視過來做報道，引起社會關註後，也有更高層的行政機構組成了調查組。在危機處理中，條狀的治理結構開始起作用。

但是，如果央視不報道呢？

學校建設開工前的獨立環評，媒體的公正報道，醫院的專業檢查，對政府部門的問責機制，直至司法維權渠道的暢通，每一個環節都能正常運轉，社會才有真正的穩定。

【方舟評論】重振金融紀律需用重典

（視覺中國/圖）

一日三秋。前段時間的最炫中國風是“金融創新”。這段時間風向有突變之勢，變成了“防範金融詐騙”。

2016年4月5日，上海市政府官網公布《本市進一步做好防範和處置非法集資工作的實施意見》，要求：轄區主要商務樓宇、科技園區、招商中心等要明確“誰引進，誰負責”的招商原則，落實源頭防控。這是平臺跑路，要追責房東的節奏嗎？次日，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稱，中晉系涉嫌非法集資詐騙而被查處。中晉系是吸金數百億的投資理財平臺，以私募股權投資的高收益率吸引投資者入局。

4月7日，新浪財經爆料稱，央視廣告部要求，集資類金融廣告在投放前需要向央視出具銀監會的證明文件，並舉例：支付寶屬於第三方支付平臺，不屬於互聯網金融範疇，可以投放央視廣告；但是支付寶旗下的螞蟻聚寶屬於互聯網金融，如果要在央視播出廣告，需提供銀監會的證明文件。此前，1月8日，騰訊財經爆料稱，北京市工商局要求，各區級下架所有跟民間融資相關的廣告，包括但不限於P2P、理財廣告等。

“新金融”風起雲湧，金融詐騙、集資詐騙此起彼伏，這兩者有著難以切割的連體關系。上述各種非常規的措施，也印證了這一點。不奇怪，一部金融史，半部詐騙史，“你賺我的利息，我賺你的本金”，是金融騙子的秘傳心法。但有多少中國大媽知道投資理財的底線是保住本金呢？

或有人說：中晉系是線下金融，板子不應打到P2P與互聯網金融身上。但金融就不應該有線上與線下之分，金融是一個整體。如果大家認為金融是為實體經濟服務的，那麽問題來了：美國商務部一個突如其來的制裁幾乎讓中興停擺，充分說明了中國在尖端制造業上受制於人的尷尬，難道中國金融業指望通過淩空蹈虛的“新金融”實現對美國的彎道超車？要趕超美國，還是得腳踏實地。

金融本質上是調劑一個人、一個企業收入與支出在時間上不匹配的方式。對個人來說，你買房子要按揭；你年輕時期繳購買疾病險，年老無收入時就能以累積的“現金價值”得到保障。對企業來說，買原料、機器設備，租房與雇用人手時還沒有營收，賣掉商品回款後才有營收，需要股權或債券融資來抹平這種不匹配。

這個過程充斥著風險：別人可能會亂花你的錢，可能會拿了你的錢跑路。所以金融的另一面是控制風險。在現行國家壟斷貨幣發行的制度下，最核心的風控機制是商業銀行體系。

商業銀行看起來有一系列特權：可以向不特定公眾吸儲；存款保險最高賠付50萬；央行通過商業銀行投放基礎貨幣；央行是商業銀行的最終貸款人。但別只見賊吃肉，不見賊挨打。監管者對商業銀行在資本充足率、準備金計提、存貸比與反洗錢等方面有一系列監管合規要求。商業銀行還不能進行股權投資，否則就成了投資銀行了。

不是說不需要“金融創新”，但松弛金融紀律、放任金融風險的“金融創新”無疑是一場災難。美國金融市場有非常嚴格的監管，中國金融市場有什麽資本比美國還要自由？

2013年6月，余額寶上線，曾引發一場大爭論。支持者說余額寶不就是一個貨幣基金嗎？但余額寶不能等同於貨幣基金。其實是一個雙層結構：一是阿里的余額寶，相當於活期賬戶，但收益率遠高於活期存款，二是阿里控股的天弘基金，余額寶的錢購買其名下的增利寶基金，余額寶的收益率實際上是該基金的收益率。

余額寶享受了商業銀行的核心特權之一：向超過上億的儲戶“高息吸儲”，並把儲戶存在余額寶賬戶上的錢投資於基金。但辦商業銀行是要拿出真金白銀的：資本充足率、核心資本充足率、準備金計提等。這一切余額寶統統不需要，空手套白狼，躺著把錢掙了。

有財大氣粗的阿里兜底，余額寶儲戶並不擔心本金的安全。但是，余額寶撕開了金融紀律、金融監管的一個口子，開監管套利的新金融之先河。要是放手讓商業銀行像余額寶那樣幹，看不出余額寶有什麽勝算。有了余額寶的星星之火，“新金融”就漸成燎原之勢了。

2014年2月27日，方舟評論《把余額寶升格為商業銀行》，提出阿里應該拿真金白銀出來把余額寶正名為商業銀行，與其他商業銀行在同一規則下競爭。金融是一個整體，有必要維護金融紀律的嚴肅性、均一性與公平性。別人必須文明出招，你可以隨便打人要害，即使勝了，也勝之不武。

到後來，中國金融無比自由，任何人都可以搞P2P，搞資產管理/財富管理公司，企業可以搞互聯網金融自融。金融紀律日益松弛敗壞，卷款跑路的事兒越來越多。

刑法修正案九取消了集資詐騙罪的死刑。對金融騙子來說，卷款跑路是上選。跑路成功，可保子孫數代錦衣玉食；不幸被抓了，也沒有性命之憂，判無期坐二十年牢也就差不多啦，只要錢保住了，用坐牢換余生與子孫的富貴生活，也值了。中晉系的實際控制人徐勤是在準備出境時被公安人員截獲的，似乎功虧一簣，但追不回來的錢去哪兒了？

為了金融經濟安全與國本堅固，是到了用重典重振金融紀律的時候了。

【方舟評論】經濟轉型也是治理轉型

一則2016年5月23日的澎湃新聞報道，給當前經濟轉型的急迫性，添了一個極其鮮明的註腳：自2011年起，鋼貿行業因債務問題，導致的壞賬規模近100億美元。

鋼貿行業就像一只小小的麻雀，它的債務困境，將中國經濟轉型中的一些核心癥結，暴露無遺。不能再指望通過刺激來提振消費、投資、凈出口，拉動經濟增長。貨幣刺激政策，效果衰減很快，已經難以為繼。

供給側改革的要點，即是要提高經濟效率，第一步要淘汰那些像無底洞一樣吞噬銀行與財政資金的僵屍企業。但由於這些企業許多是“國”字當頭，及其所涉及就業等現實問題，使這些行政化機構退出市場步履維艱。

供給側改革是個新詞。但提高經濟效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已經說了二三十年的老詞。怎麽提高效率？改變國企的預算軟約束，不再白白享受資金、土地等資源型優惠，不再用準入門檻擋住來自民間的競爭者。

這意味著，不預設民企與國企之間的身份差異。它們都是平等服從中國法律的企業，法律也同等保護它們在資金、土地、財產與人身方面的權利。

這首先當然是一場經濟轉型。這場轉型，在最初是一場效率革命，後來延伸到了建立以產權和市場價格為核心的市場秩序。背後是對經濟體的效率與創造力必須奠基於個人財產權與人身權這一基本理念的肯認。

然而，這場經濟轉型不是僅局限在經濟領域所能完成。因為從資金到土地到市場準入，與政府權力的有效與有限息息相關。投身於經濟的“破壞性創造者”們，是否能全心研究市場，不斷尋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要看其想象力是否受到過多限制，財產與人身是否受到嚴格的法律保護，與國企能否平等競爭。

這意味著，經濟轉型必然要求政府治理轉型。

去產能、去杠桿，去庫存，都是當下急務。但如果又是行政指標式硬性完成，可能有逆淘汰的危險，可能去掉一些優質的民企產能與杠桿。

這個問題並非無的放矢。現在的很多過剩產能，本來就是被“調控”出來的。如果始終不能充分信任市場的自動調節作用，過於相信有形之手的“逆周期遠見”，不願意承受任何痛苦，經濟轉型還會被繼續延後。

經濟形勢好，難有轉型的動力。經濟形勢難，能逼著改革向前走。近日，報經國務院審定後，財政部印發了《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管理辦法》，明確中央財政設立工業企業結構調整專項獎補資金，用1000億人民幣對地方和中央企業化解鋼鐵、煤炭行業過剩產能工作給予獎補，鼓勵地方政府、企業和銀行及其他債權人綜合運用兼並重組、債務重組和破產清算等方式，實現市場出清。

這個錢，不能僅僅作用於本輪“市場出清”，還需要借此真正厘清政府與市場的定位，從而奠定中國新一輪增長的新的根基。

【方舟評論】魏則西條款

2016年7月4日，工商總局發布《互聯網廣告管理暫行辦法》，將“推銷商品或者服務的付費搜索廣告”定義為互聯網廣告的一種，規定：互聯網廣告應當具有可識別性，顯著標明“廣告”，使消費者能夠辨明其為廣告；付費搜索廣告應當與自然搜索結果明顯區分。這個辦法將於9月1日施行。

這個條款一錘定音，將付費搜索結果界定為廣告，並要顯著標明為“廣告”。以後，那些搜索引擎將付費搜索結果混在自然搜索結果里面不標註或含含糊糊標註為“推廣”的小動作，就違法了。

這可以稱之為“魏則西條款”，前一段時間鬧得沸沸揚揚的魏則西事件，終於促成了重大的改變。美國有“米拉達法則”，中國有“魏則西條款”，都是一個事件推動了法律進步。

這個條款來得不容易。關於付費搜索結果是否為廣告，本不該有爭議，但在司法實踐上卻一直有爭議。2016年4月，北京高院發布《關於涉及網絡知識產權案件的審理指南》，還規定“搜索引擎服務提供者提供的競價排名服務，屬信息檢索服務”。

競價排名之惡不在於廣告主競價或付費，而在於將付費搜索結果與自然搜索結果混排在一起，給用戶制造付費搜索結果是自然搜索結果的假象，騙取用戶的信任，誤導用戶做出錯誤的決策。

競價排名更可惡的地方在於：第一，如果是為了求醫問藥或在不同品牌之間選擇相宜的商品，而相信付費搜索結果是可靠信息，用戶是要為自己的錯誤決策付出金錢代價的，可能還會選擇錯誤治療手段，貽誤治療時機，危及健康與生命安全；第二，付費搜索結果一般排在最前面幾條與最前面幾頁，這是用戶最可能點開閱讀的，排在後面的自然搜索結果，用戶反而未必會點開。正是這兩條，才令競價排名那麽來錢，讓某些沒有節操的搜索引擎大發不義之財。

現在，工商總局的部門規章終於確認了“魏則西條款”，可謂激濁揚清、正本清源。紙媒通過行業自律在付費廣告與新聞內容之間建立了防火墻，確保了紙媒的公信力。這個規矩，互聯網媒體也應該立起來。付費搜索結果與自然搜索結果混排且排在最前面，微信公眾號泛濫成災的軟文現象，正是這個規矩闕如結出的惡之花。

工商總局的部門規章規定，如果搜索引擎違反“魏則西條款”，將依照廣告法第五十九條第三款的規定予以處罰，即“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對廣告發布者處十萬元以下的罰款”。

怎麽執行這個罰則？如果某個搜索引擎被發現有成千上萬條甚至更多的付費搜索結果違反“魏則西條款”，最高十萬元的罰款相對於收入只是九牛一毛，不會有太大的威懾力。建議處罰累加，每一條違反“魏則西條款”的付費搜索結果計一次違法，以這個罰則罰款一次。這樣的威懾力，才能讓互聯網廣告發布者掂量再三，重新撿起已碎了一地的節操。

【方舟評論】合力推進治理現代化

2015年6月14日，某創業聯盟成立現場舉行創業項目入住揭牌儀式。（新華社記者 林善傳/圖）

2016年8月21日，民政部對《社會團體登記管理條例》修訂草案的公開征求意見將截止。上一個條例頒行於1998年，伴隨著社會經濟與互聯網技術的發展，近20年來，民間社團在不斷地自發成長。然而，一些人卻囿於原條例的高門檻，轉為工商登記，或幹脆不登記，大量社會團體運作於法律框架之外，顯非長久之計。

修訂草案總則第一條將“促進社會主義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建設”修改為“促進社會團體健康有序發展”，措辭微妙變化，將落腳點放在了社團本身的價值與運轉上。

放低姿態，更接地氣，背後的洞見，是默認國民通過自願的聯合，主動創造並躋身於某種“公共空間”，必能減少原子化個體之間各種行為的交易費用。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已經內蘊於自願的行為之中。這種“文明”，不是強加的外賦標準，而是以個體的主觀效用為基礎。這就是自發秩序的精義。

開放行業協會商會、科技類、公益慈善類、社區服務類四種社團的直接登記，使其不必再到處找“業務主管單位”，這是實質進展。

2008年汶川地震，華夏大地上大量社會團體以誌願者之名第一時間參與救災，初步展示了社會自治的強大力量。但那種社會自治，畢竟處於極其初步的階段。個人與社團、社團與社團、社團與政府之間，缺乏良好的溝通與運轉機制。這種機制，只有得到足夠的磨練，只有在法治的陽光下公開運轉，練軍於日常，才能更好地迎戰於緊急。

越多的社會團體被順利接納進法治框架，越能顯示這個框架的包容力與彈性。1990年代，純經濟型的公司管理，也經歷過一個從有主管單位的雙重管理體系到自由登記的過程。那時，有人害怕“別有用心的黑社會做公司怎麽辦”，後來發現，有法律管著，沒什麽好擔心。反倒是預先判斷辦公司者是否“黑社會”，不但成本大到近乎不可能，還會挫傷社會的經濟發展潛力。

從1998年的雙重管理，到現在四大類的社團組織不再需要主管單位，可以看到，從計劃經濟走過來的政府越來越自信了，對“體制外”的力量，正在經歷一個逐步放權的過程。法無禁止即許可，這不僅僅是政府對國民與社會的必要信任，也是現代治理的基本原則，從區別對待的身份管理，轉變為一視同仁的行為管理，能使一個國家的社會發展更具自發的活力。

當然，如果有社團組織做出與自身身份和正當職能不相符的事情，甚至違法犯罪，那自有法律管著呢，但這不能遮蔽社團組織總體上的社會正面價值，就像總有少量公司涉嫌違法犯罪，不能遮蔽公司組織在市場經濟中的核心地位一樣。在這一點上，非營利組織與營利組織並無本質不同。

總之，修訂草案目前已經列明四類社團組織可以直接登記，讓它們在良法的框架內運轉，接受來自法律、來自全社會的監督，使其自然演化，與政府合力推動公共治理現代化。

【方舟評論】英國特色的舉國體制

8月20日，法拉赫與記分牌合影。當日，在2016年里約奧運會田徑男子5000米決賽中，英國選手法拉赫以13分03秒30的成績奪冠。（新華社記者 王麗莉/圖）

在體育體制與體育文化的討論上，恐怕再沒有比英國更適合討論的了。

里約奧運會，英國金牌數超越中國，躍居世界第二，總獎牌數也不比我們少幾枚。

老二不是重點，重點是英國人的逆襲過程令人印象深刻。1996年亞特蘭大奧運會，英國只得一金，位列金牌榜第36位。雅典奧運會，英回到10名左右。北京奧運會，升為第四。倫敦奧運會，英國是東道國，升到第三。里約奧運會英國金牌數不降反升，升到第二。

在最近三十年的奧林匹克史上，爬升速度這麽快的只有中國與英國。

不妨看看英國，他們逆襲的秘密是什麽？簡單說，一個關鍵人物，三個關鍵戰略。

關鍵人物就是英國前首相約翰·梅傑。他讓英國留在歐元區外，當然還有最近又讓英國人民懷念起他的功績之一，那就是為20年來英國體育崛起奠定了戰略基礎。

英國體育重新崛起的戰略大致講是三個：國家彩票、金牌戰略和科學訓練方式。

1997年梅傑政府設立了一個專門向體育領域分配政府撥款和國家彩票資金的體育基金會。英國國會規定，國家彩票收入的28%作為公益基金投入到體育文化等幾大領域，其中體育領域獨得其中的二成。2014年，單單給到體育領域的公益基金就達到近600億人民幣。在里約奧運會周期的四年里，英國體育理事會總共投入了3.55億英鎊。

顯然，投入越多回報越大。那麽，這些錢是怎麽分配的？很簡單，以金牌為導向，按照未來一個奧運會周期內體育項目奪牌的可能性來決定撥款金額多寡。哪個項目更容易得到金牌，就加大資助；哪個項目不能奪牌，就減少激勵；哪些項目不夠職業化，比較缺錢，可又是重要奧運項目，就加大撥款。

效果也很明顯。倫敦奧運會上表現最好的賽艇、自行車、田徑、皮劃艇和帆船等項目得到的撥款最多。而乒乓球和籃球沒有希望奪牌，基本上得不到資助。原來的強項遊泳由於在2012年奧運會上發揮失常，他們的撥款被削減了400萬英鎊，英國遊泳協會之後被迫更換了教練和訓練方式。這次奧運會上英國遊泳隊贏得了1金5銀，超額完成了目標，預計未來一個奧運周期的撥款將會增加。

圍繞這幾大戰略，英國人還做了很多努力，比如精心規劃奪牌項目，加大對下一代的體育引導，引進高水平國際教練，使用高科技訓練方式。英國人的戰略，可以概括為官方提供激勵、民間負責執行。

奧林匹克精神是什麽？大方向上有共識，可是在具體到是否要唯金牌論，是否要官方主導，是否要花很多納稅人的錢，爭論很多。英國給我們提供了一個域外的對比視角。在英國人看來，英國的體育地位絕不只是體育問題，還與國家地位和外交尊嚴幹系甚大，這植根於其源自大英帝國時代的驕傲。

對於中國來說，從中吸取啟示很重要。體育與政治，體育精神與民族榮耀，官辦體制與民間體育，在里約之後，我們應該有新的認識。

首個國家基因庫深圳啟航 擬打造中國版“諾亞方舟”

中國首個國家基因庫——深圳國家基因庫9月22日開始正式運營。這個依托深圳華大基因研究院組建的國家級基因庫，目前已存儲多種生物資源樣本超過1000萬份。

中國的國家基因庫位於深圳市大鵬新區觀音山腳下，一期占地面積4.75萬平方米，里面建有基因測序房、超級計算房以及冷凍資源房。而它的規模更體現在它的內容上。它由三個庫和兩個平臺組成：三個庫分別是用來存儲和管理中國特有遺傳資源的生物資源樣本庫，目前已存儲多種生物資源樣本1000萬份；生物信息數據庫，目前它可檢索條目數已經超過一個億；生物活體庫，中國希望把它打造成為中國的諾亞方舟，保護和保存世界約三十萬種植物、百萬種動物、近千萬種微生物活體資源。兩個平臺是數字化平臺和合成與編輯平臺，主要是用來處理數據。這個基因庫現在號稱是全球最大的綜合性基因庫。

深圳國家基因庫就是要把全球的生物資源都收集起來，用測序儀讀取萬物的遺傳數據，用超級計算機算出結果，用合成與編輯平臺寫出生命代碼，最後再用來為人類服務。中國的這艘“諾亞方舟”，和其他國家的基因庫一樣，承載著人類及其他生物的遺傳樣本和密碼。中國也需要這樣一個平臺，從國家層面對具有中國特色的生物樣本和基因數據進行有效保存、管理和合理利用。

在這之前，美國、歐洲、日本都已經建立了大型基因數據庫，這三大庫里的生物信息數據幾乎涵蓋所有已知的脫氧核糖核酸、核糖核酸和蛋白質數據。中國國家基因庫與這三大庫的不同就在於，它不僅僅是數據庫，而是國際上現有的各類生物樣本庫、數據庫、生物多樣性庫、疾病庫等的綜合升級版。除了基因、蛋白、分子、影像等多組學生物信息數據庫，也就是所謂的“幹庫”和多樣性生物樣本和物種遺傳資源庫，也就是所謂的“濕庫”之外，中國的國家基因庫還引入了“活庫”，也就是生物活體庫，將存儲的內容擴展到動物資源、植物資源、微生物資源和海洋資源。同時，該基因庫不僅面向科研，還面向推動中國精準醫學、精準農業的發展，把對基因的利用用於推動產業發展。

深圳國家基因庫也是一個開放的平臺。目前，中國國家基因庫已與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國際農業研究磋商小組、國際生物及環境樣本庫協會、挪威斯瓦爾巴全球種子庫、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等100多個組織和科研機構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在人類健康、生物多樣性、生物進化機制等方面開展合作研究。

據介紹，目前深圳國家基因庫已建成20PB數據的可訪問能力。以一部電影約500MB計算，20PB相當於4000萬部電影，一個人一天看一部電影，至少需要10萬年才能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