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環保貫穿了此次中國杭州二十國集團(G20)峰會。也就在G20峰會前夜,中國和美國獻上了“開幕禮”,兩國領導人在杭州宣布批準《巴黎協定》,這也對全球起到了極佳的示範效應。
9月3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杭州共同出席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批準文書交存儀式。奧巴馬在致辭中表示,今天,美中作為兩個最大經濟體和最大排放國,同時批準和接受《巴黎協定》具有歷史性意義。
9月5日,聯合國副秘書長、聯合國環境署執行主任埃里克·索爾海姆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在中國G20中發生了一些事情對於全球來說都是非常有益的。此前4月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上,有170多個國家的元首、政府首腦及得到授權的正式代表依次在協定上簽字,但不少國家仍對最終的批準猶豫不決,但現在中美兩國同時批準了《巴黎協定》,這就帶來了示範效應,給全球釋放了一個非常重要信號。”
埃里克·索爾海姆強調,“如果說這兩大國家都批準的話,那麽其他國家還有什麽理由不簽署和批準呢?如果說越來越多的國家都簽署批準《巴黎協定》,那麽對我們來說則是一個極棒的進展。”
在他看來,美國和中國之間的關系,實際上在環保領域非常關鍵,“因為如果兩大巨頭國家能夠引領這樣的發展,那麽所有國家都會跟隨。我們一定要不斷地促進環保協作關系,否則就可能無法取得多大的進展。當前,協作、對話是關鍵,我們要推動各國在環保方面建立更多共識。”
根據規定,《巴黎氣候變化協定》在至少得到占至少55%的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55個《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的批準後30天方可生效。目前所有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以及最大的溫室氣體排放國都在早前的4月22日的巴黎氣候變化大會中簽署了這一協議。根據程序,各國在簽署協議後,將須采取下一步驟,使其在國內得到接受或批準。
據世界資源研究所最新統計,在中美宣布加入完成批約之後,目前共有26個國家宣布批準《巴黎協定》,將參加該協定的國家的排放量占全球排放的份額提高到近40%,這為《巴黎協定》盡早生效做出了重大貢獻。
至於《巴黎協定》究竟何時正式生效?今年9月21日和10月7日都將成為關鍵節點。早年的《京都議定書》歷經了7年艱辛談判終於正式生效,《巴黎協定》當前的進展可謂十分可觀。
此外,綠色金融在此次G20峰會上被屢屢提及。G20期間,聯合國環境署也和螞蟻金服將簽署戰略合作協議,發起第一個全球互聯網金融企業的綠色金融聯盟,研究和推進全世界範圍內的創新綠色金融方式。
未來,綠色金融在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將發揮巨大作用,而投資基礎設施將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速的下一個動能。此次G20峰會的核心便是“增長”。近期,加拿大也申請加入了中國牽頭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下稱“亞投行”),這似乎也完美呼應了G20的上述倡議。
埃里克·索爾海姆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我和亞投行行長金立群多次會面,亞投行設立了多項環保標準,能夠促進環保的發展。很多的國家都已經加入了亞投行,我相信這將會在未來取得很大的發展。”
“如果看一下非洲,眾多基礎設施都是由中國來負責建設的。例如,上周我去了埃塞爾比亞的一個村落,在南撒哈拉地區的一項基礎設施是由中國的基礎設施團隊完成的。” 埃里克·索爾海姆稱。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月19日召開新聞發布會,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介紹2016年國際收支有關情況。
(國家外匯管理局新聞發言人、國際收支司司長王春英)
近期有市場傳言稱,人民幣對美元貶值帶來了跨境資本流出的壓力加大,對此,國家外匯管理局形成了一系列的預案,其中包括了必要時將采取強制結匯。
1月19日,王春英在發布會上針對上述傳言對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作出回應稱,“我沒有得到這方面的信息。”王春英告訴記者,“關於具體政策情況,還是應該以相關政府部門發布的正式文件為準,不要輕信傳言。”王春英強調。
她進一步解釋,事實上,對於跨境資本流入或流出壓力,從防範風險的角度都需要做好應對預案,並且結合國內外形勢審慎評估和實施。國家外匯管理局的基本原則仍是按照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堅持貿易投資便利化、服務好實體經濟,同時堅持真實性合規性審核要求,加大對外匯違法違規活動的打擊力度。
根據外匯局公布的數據,目前我國銀行結售匯仍是一個逆差態勢,這說明人民幣匯率還存在貶值預期。最近一段時間,因為美元指數的回落,人民幣對美元匯率出現一波反彈,是否擔心這將釋放企業和個人的購匯需求而進一步推動人民幣貶值?
王春英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關於未來人民幣匯率的變化,需要從短期和中長期兩個維度看。從短期看,外匯市場供求受到國際收支、市場情緒、跨境資本流動以及投機炒作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並在匯率上有所反映,有時在預期、投機等因素影響下可能偏離基本面。從中長期看,匯率主要受基本面因素影響。過去大家一直說、現在也普遍認為,中國的經濟基本面支持人民幣匯率沒有持續貶值的基礎。當然,不否定人民幣匯率的短期波動,這是正常現象,希望市場參與者客觀分析。
“現在很多中國企業、很多中國機構說他們很‘痛’,也有人說中國的改革過頭了,有的企業、有的機構現在不做事,因為怕做錯,發改委對這樣的說法如何反應?”
這是國家發改委19日新聞發布會上一名路透社記者的提問。對此,發改委經濟體制綜合改革司司長徐善長做出了解答。
徐善長首先介紹了全面深化改革以來,在深入推進改革過程中要遵循和把握的三點原則。
一是要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因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要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所以在任何時候,改革順利推進或者遇到挫折的時候,我們都要堅持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
二是要堅持改革價值判斷和是非標準,按照總書記說的“四個有利於”,來判斷改革的實際進展和效果。
三是要在解決問題的過程當中不斷的深化改革。改革推進當中肯定會遇到很多新情況、新問題,但是問題不解決不行,必須要解決問題,解決了問題,改革就會往前更進一步,這樣改革才能深化。
徐善長答記者問
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徐善長表示,發改委體改司牽頭國有企業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在推進試點的過程中,原則和方向是明確的。一是要完善治理。進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結構,這樣才能有制度化的保障國有企業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市場主體。二是強化激勵,包括聘任的經理人員的薪酬待遇問題,職工持股問題等一些激勵措施都要充分考慮。三是突出主業。四是提高效率。
徐善長坦言,改革過程當中肯定會遇到一些阻力和困難,但是最終解決這些問題,需要我們不斷完善我們的制度。在這個過程當中可能會有各種各樣的反映、各種各樣的矛盾和各種各樣的問題,但最終解決、回應這些問題,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化改革,讓我們的制度建設能夠真正跟上,只有新的制度、新的體制機制建立起來,才是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長久之道。
眼看著情人節越來越近,男粉們的心情也是越來越捉急。昨兒寫完送花指南後,不少男粉又跑來打聽,啥時候出禮物篇,並且他們還不忘出個命題作文:500塊的預算怎麽能送出驚喜又實惠的禮物?(一看這問題,就知道出自一名節省的二級狗,看來粉絲垂直度很高,博主很欣慰)
好了,下面開講,500塊的預算,怎麽送出經濟實惠又驚喜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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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他們家的洗衣液都在500塊以內的,你們可以自己再去瞅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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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工作那麽累,有些人會喜歡通過洗澡來放松,喜歡泡泡浴的,可以看看LUSH的產品,不要太香,太可愛,產品實在太多,男同胞們可以直接進店去感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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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類似雞年特別款的粉紅之翼泡泡浴棒,110塊,適合家里有浴缸的去泡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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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泡澡的時候,如果可以敷著面膜,那就更加完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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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喜歡片狀面膜的,情人節時候可以考慮買一盒SNP的動物面膜,Gmarket上一盒差不多60塊。還可以求女票賞你一片面膜,跟一起賣個萌,讓著狗糧撒的更加有創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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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今年情人節沒有送實體玫瑰花,蝸牛妹給你們支一招,送kanebo evita洗面奶,讓女票每次洗臉都能擠一朵玫瑰花出來,每天都能想著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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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挑選能力有信心的,可以參考無數彩妝博主的試色指南,給女票挑一只。
沒那麽有信心的,可以拉著女票直接去專櫃,跟女票一起選一只顏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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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再補充一些有的沒的禮物選擇。
換手機不如換殼
手機雖然一年只換一部,但是手機殼可以充分釋放個性啊。比如很火的Moschino手機殼,2017年的新款是一瓶藥,正品價格679港幣。
淘寶上沒找到完全類似的,但同樣也是一板藥的手機殼,貴一點也就56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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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把女票的名字送給她,Catbird的14K黃金單只耳釘,一個435港幣,把女票的姓名首字母買下來,也是不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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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首飾都在Net a Porter上,好處之一是,他們寄過來的包裝都看起來很貴(你們懂得)。當然想要再便宜一點,還是可以使用淘寶慢慢去找。
好了,500塊的預算能挑的禮物比我想象中少,不過也比我想象中多。不過無論禮物輕重,都比不上送禮物那個人當時為你努力準備禮物的真心,希望大家都能送出、收到喜歡的禮物!
2017年3月1日,北京,大風中武警官兵在天安門廣場值守,迎接即將召開的全國“兩會”。(視覺中國/圖)
(本文首發於2017年3月2日《南方周末》,原標題為《全國政協這四年:雙周協商、“搶麥”提問……這屆委員特別忙》)
李克強、王岐山、汪洋、孟建柱……多位領導人出席全國政協常委會。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按下按鈕,尖銳的提問不會被回避。
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各部委當場回應。俞正聲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
“過去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當場就協商問題是否可以解決。”
“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2017年2月21日,教育部一位司長帶著一位處長,來到複旦大學教授葛劍雄在上海的住所,想要進一步和他交流關於教育方面的提案。作為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的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
提交提案是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主要形式。全國“兩會”召開在即,政協委員們的提案也進入到最後準備階段:有的還在外地調研,有的提前進京參加各種會議,有的與團隊在為提案做最後的完善。在本屆全國政協中,委員們的提案得到極高回複,全國政協委員、提案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田傑近期對外披露,截至目前,十二屆四次會議的提案辦複率達到了99.84%。
即將在2017年3月3日召開的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將是本屆兩千多名政協委員最後一次集體亮相。十八大報告首次提出並系統論述了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而對“健全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制度”進行規劃和部署。
全國政協這四年來有哪些具體變化,協商民主落實的成效如何?南方周末記者在2017年全國“兩會”召開前,采訪了多位全國政協委員,請他們回顧幾年來履職過程中的心得體會和所見所聞。
全國政協常委葛劍雄經常與政府部門官員討論提案。“最近兩年我都有教育方面的提案,教育部相當重視。”(視覺中國/圖)
四年前,俞正聲就任全國政協主席後,曾多次向政協委員們強調人大和政協的區別。
2015年,在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開幕會上,俞正聲說:“(人民政協)不是權力機關,也不是決策機構,而是各黨派團體和各族各界人士發揚民主、參與國是、團結合作的重要平臺。”
葛劍雄也翻看了政協所有的文件,他確實找不到“權力”兩個字。政協只是提供一個參政議政的平臺,但對於普通民眾來說,往往對政協的責任和作用給予過高的期望。
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分析,這是因為每年政協會議與全國人大會議幾乎同時召開。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不能從代議制的角度衡量政協這個平臺。政協委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代表制,不是通過基層選舉產生,而是通過推薦提名產生。”
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政協委員主要代表的是不同界別的意見。”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表示,跟過去相比,本屆政協的作用、定位、功能都更加明確了。特別是“協商民主”從“形式”上升為“制度”的道路上,本屆政協嘗試了多種舉措。
2014年8月25日,全國政協十二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記王岐山就“反腐”、“中央八項規定”等熱點話題脫稿做了超過一小時的演講,並隨後回答了八名政協常委的提問。
在此之前,政協常委會上從未出現過一小時發言加半小時自由提問的模式。葛劍雄自上一屆擔任全國政協常委以來,6年里開過二十多次會議,“旁邊話筒的按鈕這次是第一次按”。
他還記得,王岐山沒有回避一位委員尖銳的問題:“反腐敗怎麽保持不出現燈下黑的情況呢?”王岐山以中紀委拍攝的一部電視專題片名稱回答——“打鐵還需自身硬”,表示會以身作則,嚴防“燈下黑”。單從政協內部而言,此言不虛。南方周末記者從一位全國政協委員處獲悉,這幾年,政協內部黨員在頻繁地開會,系統地學習。
自王岐山之後,全國政協常委會上出現了多位領導人: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介紹過“十三五”規劃,副總理汪洋談過精準扶貧,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講過依法治國。
“每次中央有重大決策或者重要會議,都會請有關領導做報告、互動。這樣對我們進一步了解中央的大政方針,並且及時反映我們的意見有非常大的作用。”葛劍雄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領導人參會時,每到自由問答的互動環節,政協委員們都搶著提問,時間到了還意猶未盡。葛劍雄曾經四次搶到了第一個提問的機會。
政協委員往往是各界別的代表人物,“明星”眾多。這是2013年3月,第一次參會的全國政協委員姚明。現在,他多了中國籃協主席的身份。(視覺中國/圖)
根據南方周末記者統計,在過去四年里,本屆政協共進行了8次專題協商會議,62次雙周協商座談會。
雙周協商座談會,是中共十八大首次在黨代會報告中提出“協商民主”後,本屆全國政協推進協商民主的重要舉措。兼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的民革中央副主席何丕潔介紹,一般是每隔一周在周四下午三點舉行,由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主持。
多位參加過雙周座談會的政協委員形容,俞正聲在主持會議時平易近人。
2014年5月6日,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在“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的雙周座談會上,談到“合議庭合而不議、審而不判”現象時,俞正聲馬上插話:“那這種情況加強司法監督就更有必要了。”
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傳統可追溯到始於1950年由各民主黨派、無黨派人士發起的“雙周座談會”,後中止,直到2013年重啟。每次雙周協商座談會的地點都固定在全國政協禮堂,與一般的會議不同,會場不設主席臺,而是擺放了一張橢圓形的桌子,供大家圍坐。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參加過三次雙周座談會,主題分別是“重視特殊教育”“建築工人工傷維權”和“推進安寧療護工作”。每個人發言限定在5-8分鐘,為了保證時間,大部分委員都是準備好稿子念,各部委當場回應。
俞正聲主席中途也會提問,尤其是對一些數字的出處。“所以我們要做好充分準備。”吳明說。
吳明坦言,有了雙周協商座談後,每年大約開20次座談會,每次邀請十幾名政協委員,一年能有近400人次。還有不少委員雖然沒有參加雙周協商座談會,但參加了調研和相關準備工作。 現在,委員們已經收到2017年雙周座談會的題目,每人可以根據自己感興趣或者專長的題目報名參加。葛劍雄向南方周末記者介紹,協商題目是反複征求過常委、委員的意見,再經過全國政協主席辦公會議討論確定年度的計劃安排,之後報中共中央正式批準確定的。
全國政協委員、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也感受到,政協變得更制度化了,“現在有雙周座談會,感覺議題多了,而且比較具體,調研更有目的性了。”
總體來看,全國政協每年有1次全體會議、2次專題議政性常委會和2次專題協商會,20次左右雙周協商座談會,還有界別協商、對口協商、提案辦理協商等協商形式。
根據吳明的介紹,專題協商會涉及面更廣,各部委參加的人數更多,會議時間更長,一般都是一天,還有國務院主管領導蒞臨。去年她參加了“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專題協商會議。在會議召開之前,全國政協三個副主席帶著委員們跑了六七個省,每次都近一個星期。除了到各省調研,還組織了六七次專題座談會,包括醫生、院長、政府部門、藥企、醫改專家、委員等多個層面的人都參與了討論。
“過去的調研就是十幾個委員去走一圈,回來調研組寫一個調研報告。現在大部分委員要在座談會上發言,所以你得有成果,每個委員都得寫出建議。有些發言一結束,政協領導當場就跟相關政府部門領導協商說這個問題是否可以解決。”吳明告訴南方周末記者,“感覺當這一屆全國政協委員非常忙,全國政協的工作做得很實在。”
在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教授金安平看來,這就是政協制度最大的優點——協商,“中國人愛說什麽事兒都有商有量。如果說政治是一門妥協的藝術,協商就是妥協的一個必需或比較好的程序,體現的是民主政治中尊重的價值。”
2017年3月1日,北京,全國政協十二屆五次會議內地記者情況通報會召開,記者們進入全國政協禮堂。(視覺中國/圖)
金安平註意到一個現象,從去年“兩會”開始,“委員們學會了輕重緩急,特別雷人的提案也少了”。
擔任過兩屆全國政協委員的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萬捷總結,一般兩種提案的成功率比較高:一種是政府想做但不容易做的事;另一種是政府沒有太重視,但可能會對未來產生較大影響的事。
萬捷對南方周末記者說:“不論是哪種提案,政協委員都要經過科學調研、系統策劃,將它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提案。要弄清楚什麽事、要不要做、誰來做、怎麽做。”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吳明在十年間,從公眾到政府官員,訪談了兩千多人,才對醫改所面臨的真實處境有了深入了解,在她看來,“一個委員在那看了三兩天,就提出一個方案來是不行的,目前一些委員的提案質量有待提高”。
這也呼應了一位全國政協領導經常對委員們講的一句話:“不要老是講該怎麽做,要講怎麽才做得到。”
去年“兩會”前夕,全國政協委員、北京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律師劉紅宇曾想進入中小學校園做關於安裝新風系統的調研,“其實那時候學校很謹慎,校長剛開始說歡迎,後來卻用各種借口推脫不讓我去”。
後來劉紅宇就在幾所學校門口,向學生家長發問卷,探討是安裝新風系統還是空氣凈化器更合適,家長覺得誰來出錢比較好。當時有的家長甚至坦言,“自己集資都願意”。但最終在劉紅宇的提案中,認為應該將這筆費用強制納入國家專項預算。
時隔一年,2017年1月5日,北京市教委在深夜回應,已部署中小學、幼兒園安裝空氣凈化設備試點工作,由市級財政給予補貼。
全國政協委員、九三學社中央委員嚴慧英的感覺是,自己的提案更受重視了,“過去(給我)打電話的比較少,包括文字的溝通,遞五個提案,可能就回複一個。現在是每一個都有回複。”
去年她曾提交提案,建議“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中應該投放塵肺病的相關內容”。會後,中央電視臺廣告部門負責人很快邀請她到臺里座談,向嚴慧英介紹中央電視臺公益廣告的招標流程。對方告訴嚴慧英,“廣告段都是年初安排好的。2017年,塵肺病這個題目應該可以去參與投標了,具體怎麽組織還要繼續溝通。”
政協委員們履職四年來的另一個感受是,“重要的是堅持”。“一個提案要跟到它實施為止。”萬捷長期關註環境問題,在兩屆政協中一直圍繞垃圾分類、重點汙染源實時公布等方面的問題提出環保提案。
這種“十年如一日”的委員並不在少數。曾經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呼籲“陽光財政”的上海財經大學教授蔣洪,一直積極推動政府財政信息公開。他所在的經濟研究機構一直在堅持對政府進行財政透明度觀測評估,分數在持續提升。
葛劍雄此前多次接受媒體采訪時都表示過,在全國“兩會”特別能解決“不大不小的事”,“比如今年雙周座談會中將要討論的問題包括,新建築材料推廣、醫院臨終關懷、西北農牧地區病蟲害防治等議題”。
這些年,葛劍雄也總結過兩種情形的提案很難實現。
一種是政府部門也想解決,但是超出職責範圍。葛劍雄曾提出,“十三五”規劃應該進一步大幅加大對教育的投入,“教育部也說很支持,但這個提案應該是國務院或者是全國人大來通過才行”。
另一種是相關部門了解的情況、意見與委員差別很大。葛劍雄曾提出,近年來高鐵的車站設置有問題,要麽完全新建,要麽選址遠離中心城區,增加出行成本。
“當時這個提案轉到有關部門後,他們回複不存在這樣的情況,現在這種選擇是經過多重因素考慮的。”葛劍雄對此也很無奈。
多位全國政協委員的共同感受是,許多提案交上去,相關部門有時的答複比較“程式化”,比如“認同提案的建設性”,“表示會認真研究”,“列舉自己開展的各項工作”,“表示會在以後的工作中借鑒”等等。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大學醫學部主任助理、公共衛生學院教授吳明連續多年提出在煙盒上印制醒目、畫面較大的黑肺、病容等警示圖案的建議。“這種方式可以產生視覺沖擊,使人有心理畏懼,比其它控煙方法效果更為明顯,成本也最低,尤其是對於婦女和青少年,可以阻止產生新的煙民。”2011年,她聯合了9個界別281名委員簽字;2012年聯合了7個界別,212名委員簽字;2014年獲得了168名委員簽名。得到相關部委的回複是:“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里沒有說必須要印警示圖案。”
“我很生氣,應該對國民健康負責,而不是只做給WHO看。”吳明因此給相關部委答複的評價是不滿意。“他們找我來溝通,但一開始出面的是一個借調人員,所以我也就毫不客氣地拒絕了,後來一位處長出面,本來都定好時間了,最後因為對方忙就不了了之了。還是說明一些部門對這件事不重視。”
蔣洪曾多次在政協中發言:“協商意味著什麽,意味著我有不同意見。它的意義在於容納意見,讓不同的意見得到溝通和表達。”
有些時候,葛劍雄會選擇內部反映的方式。當他對自己的意見、建議沒有把握時,他都選擇內部提出。
“我提的時候他們並不采納,並不一定代表我提的就不對,可能時機還沒成熟。”葛劍雄是這麽理解的,“我們提出的是該怎麽做,領導考慮的是什麽時候做,怎麽做得到。”
黑臭水體為何越治越多?整治進度為何緩慢?下一步如何推進?
3月20日,環境保護部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環保部水環境管理司司長張波在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有關黑臭水體整治問題時表示,黑臭水體整治是國務院頒布的《水汙染防治行動計劃》(簡稱《水十條》)中確定的一項重點內容,而且也有明確的時間表,但目前來看,黑臭水體整治確實任務艱巨。
環境保護部水環境管理司司長張波。攝影/章軻
2016年2月18日,住建部和環保部聯合發布了全國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清單,標誌著全國地級以上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整治拉開大幕。
但第一財經記者掌握的數據發現,2016年2月18日首次公開的全國城市建成區黑臭水體總數是1861條,到2017年2月,黑臭水體總數達到了2082個,凈增221個。環保部官網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有46條黑臭水體所在地未啟動整治,718條黑臭水體整治方案仍在制定中。時間過半,任務完成未過半。
張波也證實,截至目前,全國224個地級及以上城市共排查確認黑臭水體2082個,其中34.9%已完成整治,28.4%正在整治,22.8%正在開展項目前期,其他正在研究制定整治方案。
張波介紹,整治黑臭水體,環保部首先通過1940個國控斷面,來識別哪個地方的水質比較差,然後再配合相應的地方政府進行整治方案的編制、項目的提煉。
“黑臭水體的問題,本質是汙水直排環境的問題,再往上追,是城市環境水利設施不配套的問題,包括管網不配套、汙水處理廠不配套等問題。”張波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黑臭水體整治有其複雜性,尤其是在一些老城市,其城市建成區管網欠賬較多,建設管網時涉及到拆遷等問題,比較複雜。
“但《水十條》明確,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建成區要於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體。”張波介紹,圍繞黑臭水體整治,環保部還做了兩件事,一是通過中央環境保護督察進行推動。中央環保督察的黑臭水體都是重點,從目前來看,被督察的黑臭水體整治進展都比較快。
另一個是通過環境衛星等技術手段,識別了一批黑臭水體。通過環境衛星,就發現了北京等20個城市存在172個疑似黑臭水體,經過現場核實,96條已經確認為黑臭水體,並納入整治行動。此外,環保部還通過“城市水體公眾參與”微信公眾平臺等,受理了3600多條信息,辦結3474條,涉及316個黑臭水體。
“黑臭水體整治確實任務艱巨,各地要高度重視,今年年底要交差。交不了差的地方,環保部將要采取相應的限制措施。”張波說。
3月20日,環境保護部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攝影/章軻
環保部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地表水國控斷面中,I-III類水質斷面占67.8%(目標為66.5%),同比增加1.8個百分點,劣V類水質斷面占8.6%(目標為9.2%),同比減少1.1個百分點。開展監測的地級及以上城市集中式飲用水水源中,93.4%地表水型水源水質達標,84.6%地下水型水源水質達標。全國近岸海域總體水質保持基本穩定。
張波同時表示,“盡管全國水環境質量有所改善,但離人民群眾的期待還有很大差距”。
張波列舉了目前我國水環境存在的三個方面的問題:
水環境質量狀況不容樂觀。水質改善不平衡,少數地方水環境質量出現反彈。2016年,25個國控斷面未達到年度I-III類水質目標要求,新增22個劣Ⅴ類斷面。
水生態破壞比較普遍。淺灘濕地過度開發,江河湖泊生態流量難以保障,河道岸坡硬質化降低水體自凈能力,部分水體生態功能喪失殆盡。部分工程建設、棲息地退化等顯著改變了生物生存環境,生物多樣性受到影響。
水環境隱患依然較多。大江大河沿岸化工企業及工業集聚區與飲用水水源犬牙交錯,安全隱患不容忽視。部分河道、灘塗底泥汙染嚴重,可能通過食物鏈威脅人體健康。
張波告訴記者,下一步,環保部將以貫徹落實《水十條》為主線,強化督導考核,落實重點任務和地方主體責任。完成《水十條》2016年度實施情況考核。嚴格落實飲用水水源保護區制度,推進水源規範化建設,清理保護區內違法建築和排汙口。排查化工企業周邊農村地下水型飲用水水源安全隱患。督促工業集聚區2017年底前完成汙水集中處理設施建設、自動在線監控裝置安裝等任務。配合住房城鄉建設部,強化黑臭水體整治,督導直轄市、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建成區2017年底前基本消除黑臭水體。
同時,以實施重點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為抓手,組織實施重點流域水汙染防治規劃、近岸海域汙染防治方案。以《水汙染防治法》修訂為契機,完善標準規範體系。2017年底前,核發造紙、印染等行業排汙許可證,建成全國排汙許可證管理信息平臺。以流域控制單元為基礎,統籌水域陸域,健全流域生態環境保護機制。組織京津冀區域以水源保護、黑臭水體整治等為重點,編制實施年度水汙染防治工作方案。
張波說,環保部還將優化長江經濟帶沿江產業布局,幹流及主要支流岸線1公里內嚴禁新建重化工園區,中上遊沿岸地區嚴控新建石油化工和煤化工項目;實施重大生態修複工程,因地制宜建設人工濕地,提高流域環境承載能力。深化長江流域環境管理體制機制改革。
一季度國民經濟實現良好開局,財政收入也實現了13.6%的同比增速。
財政部國庫司負責人婁洪18日在財政部新聞發布會上回答第一財經記者提問時表示,今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收入較快增長,主要是經濟運行穩中向好、企業效益和居民收入持續改善、工業品價格處於相對較高水平三方面的原因。
關於今年全年的財政收入走勢,婁洪表示,後期財政收入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但與一季度相比,增幅可能會有所放緩。預計全年減輕企業稅費負擔1萬億元以上,財政減收效應將主要在5月份以後逐步體現。
第一財經記者提問
數據顯示,1-3月累計,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50546億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037億元,增長13.6%。其中,中央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8.9%;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同比增長9.1%。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支出50997億元,同比增長10.9%。
今年一季度,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中的稅收收入44332億元,同比增長17.3%;非稅收入6214億元,同比下降7.5%。
婁洪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今年一季度全國財政收入特別是稅收收入較快增長,實現良好開局,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經濟運行延續穩中向好態勢,帶動國內增值稅、消費稅和進口環節稅等快速增長。從供給端看,工業生產運行進一步加快,服務業景氣持續提升。從需求端看,投資增速平穩增長,消費市場較為活躍,外貿進出口較快增長。
“在此基礎上,1-3月工業增值稅、商業增值稅、改征增值稅、國內消費稅、進口環節稅同比分別增長16.6%、21.1%、22.9%、28%、14.4%,合計拉高全國財政收入增幅約10個百分點。”婁洪說。
二是企業效益和居民收入持續改善,帶動企業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較快增長。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深入推進,去杠桿、降成本成效持續顯現,企業效益明顯改善。受城鄉居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應納稅所得高於個人所得稅免征額標準的納稅人數持續增加,以及年初集中發放職工年終獎金分紅等帶動,1-3月個人所得稅增長20.7%。兩項合計拉高全國財政收入增幅約4個百分點。
三是工業品價格處於相對較高水平,帶動以現價計算的相關稅收快速增長。在我國現行稅制結構下,財政稅收收入對工業品價格變化的彈性較高。1-3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PPI)同比上漲3.7%,仍處於相對較高水平,帶動以現價計算的相關稅收快速增長。
關於二季度及下半年的財政收入形勢,婁洪表示,從後期看,全面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大精神將對深化改革、促進發展形成新的強大動力,經濟運行持續穩中向好,高質量發展條件不斷累積,都將繼續為財政收入較快增長提供有力支撐。
婁洪認為,影響後期收入增長的因素,一是在落實好已有減稅降費政策的基礎上,2018年減稅降費政策力度將進一步加大,預計全年減輕企業稅費負擔1萬億元以上,財政減收效應將主要在5月份以後逐步體現。二是今年PPI同比漲幅可能有所放緩,對財政增收的拉動作用會相應減弱。三是國際國內經濟運行中,仍有一些不確定不穩定因素,也可能會給後期財政增收帶來一定影響。
今年以來,財政部進一步推進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制度改革。一季度,湖北、新疆等10個省份發行地方政府債券合計2195億元,一般債券、專項債券分別發行1426億、769億元。地方政府債券發行定價市場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平均發行利率為4.15%,同比上升60個基點,與債券市場整體收益率上行走勢保持一致;較同期限國債收益率平均高39個基點,同比提高8個基點,基本符合債券市場實際供求關系。
婁洪表示,財政部將繼續貫徹落實防範化解重大風險攻堅戰有關要求,保障地方政府債券平穩發行,完善地方政府債券發行管理機制。進一步強化地方財政部門市場化意識,完善信用評級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質量。
據介紹,財政部還將加強地方政府債券市場建設,統籌各發行渠道有序發展,挖掘不同類型投資者需求,促進地方政府債券投資主體多元化。完善項目收益專項債券發行管理。督促地方合理制定發債方案,科學確定項目預期收益和融資平衡方案、分年度融資計劃等事項,加強專項債券風險防控。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演講時提出,中國將加快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定》進程。
對此,婁洪透露,國務院專門成立了《政府采購協定》談判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單位由財政部、發展改革委、商務部等24個部門組成,加強對談判工作的領導和協調。中國從啟動談判以來,持續改進出價,不斷擴大承諾的開放範圍。
“加入《政府采購協定》是一場多邊談判,要遵循互惠對等原則,中國只有與所有參加方都達成共識,才能加入。所以,要完成談判,還需要各參加方務實對待談判工作。”婁洪說。
4月20日下午,中興通訊在深圳總部舉行新聞發布會,中興通訊董事長殷一民發表講話。以下是殷一民講話全文:
2018年4月16日,美國商務部以中興通訊對涉及歷史出口管制違規行為的某些員工未及時扣減獎金和未發出懲戒信,並在2016年11月30日和2017年7月20日提交給美國政府的兩份函件中對此做了虛假陳述為由,做出了激活拒絕令的決定,對中興通訊施加最嚴厲的制裁措施。
這樣的制裁將使公司立即進入休克狀態,將直接影響公司8萬員工的工作權利,直接損害8萬個家庭的利益;將對公司為全球數百個運營商客戶,以及包括數千萬美國消費者在內的、數以億計的終端消費者用戶履行長期服務責任帶來直接影響;將對公司全球30萬股東的利益造成重大損害;將對公司對數以千計的、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合作夥伴和供應商履行責任和義務帶來直接傷害。
我堅決反對美國商務部做出這樣的決定,堅決反對不公平、不合理的處罰,更反對把貿易問題政治化。美方將細微的問題無限擴大化,對企業造成極大影響,對此公司高度關註,公司將通過一切法律允許的手段來解決問題。中興通訊作為在中國成長起來的全球化企業,我們將擔當起中國企業應有的責任,更加發奮自強,我們身後有強大的祖國和十三億人民,給予我們克服各種困難的信心和決心。
公司董事會、管理層和全體員工將團結一致、恪盡職守,采取各種措施,盡最大努力維護員工和股東的利益,履行對客戶和合作夥伴的責任。
同時我們也在認真反思,還要加大研發投入,求人不如求己。中國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所以國內有巨大的市場,所以有能力、有信心應對挑戰。中興作為全球一個企業,反對有關國家用單邊主義破壞全球產業鏈。中興通訊的產品在國內是有市場的,有十三億人民的支持,我們有能力、有決心度過難關。
我們絕不放棄!中興通訊的旗幟將永遠飄揚!
以下為問答環節:
Q1:中興通訊做為高科技企業是否具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如果有,為什麽被美國制裁就受不了呢?
3萬研發人員;連續8年PCT專利申請量排名前三;多個標準化組織發揮重要作用;在5G無線、核心網、承載、終端等產品處於全球領先;公司各主要產品中大量使用自研專用芯片;我們還要加大技術投入,使我們的能力更強。
信息技術是全球開放程度最高的產業,全世界各國都在發展信息技術,導致產業鏈全球分布,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自身獨立完成,雖然美國在某些領域屬於世界領先,但美國也不例外。
Q2:殷總好,據我們從各方面了解的信息看,近兩年公司治理體系不斷完善,內部管理不斷加強,同時公司也已經為解決美國出口限制支付了巨額罰款,為什麽還會出現這次的漏洞和問題?
合規和內控是公司戰略的基石。在出口管制合規方面:總裁直接領導合規委員會;組建了一支覆蓋全球的資深出口管制合規專家團隊;引入多家國際頂級顧問團隊;實施GTS系統;2017年投入超5千萬美元,並計劃在2018年投入更多資源;組織超過6.5萬名員工的合規培訓;全面配合美方指派的獨立合規監察官的監察工作,提供超過13萬頁文件;公司一直致力於建立全球一流的出口管制合規體系。
出口管制是個複雜的系統,中興通訊業務複雜、員工眾多,要保證每個員工每個業務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出現疏忽,我們還需要更加努力。在本次事件上,公司自查發現了問題並及時采取補救措施,本身就體現了我們的合規體系在有效運轉。
即使在拿到拒絕令的今天,我們依然以全球一流出口管制合規企業的標準自我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