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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醫改再攻堅：一把手操刀，為患者降費給醫者漲薪

全民醫保制度基本建立，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穩固在95%以上，覆蓋人口超過13億人；縣級公立醫院綜合改革全面推開，公立醫院綜合改革試點城市擴大到200個；個人衛生支出占衛生總費用比重持續下降，由2008年的40.4%下降到30%以下……深化醫改進行近8年後，各方面效果顯著，但一些體制機制障礙仍然制約醫改推進的步伐。

患者在醫院排隊掛號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轉發了《國務院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領導小組關於進一步推廣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經驗的若幹意見》(下稱《意見》)，並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區各部門結合實際認真貫徹落實。

公開消息顯示，《意見》是今年8月底在中央深改組第二十七次會議上審議通過的。

“以中辦、國辦名義下發綜合醫改經驗文件，既是對前期改革試點工作的充分肯定，也是進一步明確改革關鍵任務，堅定方向的重大舉措。”國家衛生計生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應亞珍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各地要深刻認識推廣醫改經驗的重要意義，確保改革經驗生根落地，產生實效。圍繞關鍵環節和重點領域，探索改革有效實施路徑，鼓勵區域聯動。今後還要加大督促檢查力度，進一步總結各地創造的成熟經驗，及時上升為政策。”國務院醫改辦專職副主任、國家衛生計生委體制改革司司長梁萬年日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就《意見》作了解讀。

將醫改升格為一把手工程

深化醫改如今已進入深水區和攻堅期，利益調整更加複雜，體制機制矛盾凸顯。在改革爬坡過坎的關鍵時期，總結推廣前期深化醫改創造的好做法和成熟經驗，有利於進一步攻堅克難，有利於創新體制機制、突破利益藩籬，有利於加快完善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目標，為推進健康中國建設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堅實基礎。

根據新華社消息，《意見》總結了來自福建省三明市，以及江蘇、安徽、福建和青海等省份綜合醫改試點共8個方面24條經驗。

《意見》總結出的主要經驗有，建立強有力的領導體制和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工作機制，為深化醫改提供組織保障。包括加強黨委和政府對醫改工作的領導。深化醫改工作由地方各級黨政一把手負責。由黨委和政府主要負責人或一位主要負責人擔任醫改領導小組組長，充分發揮醫改領導小組的統籌協調作用，切實落實政府對醫改的領導責任、保障責任、管理責任、監督責任。

其次是破除以藥補醫，建立健全公立醫院運行新機制。包括按照騰空間、調結構、保銜接的基本路徑逐步理順醫療服務價格，落實公立醫院藥品分類采購，公立醫院藥品采購逐步實行“兩票制”(生產企業到流通企業開一次發票，流通企業到醫療機構開一次發票)，規範診療行為和落實政府投入責任。

更重要的是，在發揮醫保基礎性作用時，加強對醫療服務的外部制約。包括加強醫保經辦管理職能，全面推進支付方式改革和創新基本醫保經辦服務模式等經驗。

上述成功的改革試點證明了一個事實：凡是工作做得比較好的地區，黨委、政府主要領導都主動牽頭解決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真正將醫改升格為一把手工程，醫改的頂層設計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執行力，才能確保各項任務不折不扣地落實、見效。

“領導管理體制改革，這一改革經驗發端於福建三明。這是基於對中國行政體制的客觀判斷，從政府履行醫改職責的現實要求出發做出的體制創新。它有助於解決‘多頭治理、部門聯動難’的問題。為強力推進醫改、加快進度、加深程度，減少行政協調成本，提供了體制保障。當然，改革能否推進、能否切實有效，還取決於是否有決心、有智慧真抓實幹，醫改‘操盤手’和團隊非常關鍵。”應亞珍表示。

“三醫”聯動事關醫改成敗

醫保在深化醫改、促進醫療、醫保、醫藥“三醫”聯動方面具有重要的基礎性作用。

“從前期改革實踐看，‘三醫’聯動得好，改革就有實效，‘三醫’聯動得不好，缺乏有效的抓手，就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聯而不動、動而不聯的情況，難以形成有效合力。”有醫改專家向第一財經記者表示。

以“醫保”為抓手的醫改一直貫穿在整個醫改過程中，但是卻由於其體系存在的多部門管理，導致很多的醫改進展不下去。

“我們現在所做的按疾病診斷相關組付費，也僅僅在新農合展開，雖然我們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城鎮職工、城鎮居民中間都沒有開展，溝通成本太高，很難操作。”一位地方試點的醫改負責人表示。

《意見》指出，可開展設立醫保基金管理中心的試點，承擔基金支付和管理、藥品采購和費用結算、醫保支付標準談判、定點機構的協議管理和結算等職能。

事實上，“三醫”聯動改革同樣發端於福建三明。應亞珍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三明市首先改革醫保體制，把醫保統籌層次提升到地市級，由地市級醫保基金管理中心統一管理經辦，為醫藥采購機制改革創造了組織和資金條件。同時，針對醫藥流通環節積弊，大膽觸動不正當利益這塊“奶酪”，為醫療服務規範化肅清外部環境，大幅度堵住了醫藥費用浪費。以不合理醫藥費用“量價”齊下、檢查化驗費用管控為基礎，深度調整技術勞務類醫療服務項目價格。由此，醫務人員薪酬制度改革有了資金來源，也使得三明成為第一個全面實施公立醫院全院目標年薪制的試點城市。公立醫院可持續運行發展的內在機制基本形成。

梁萬年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將醫保基金監督管理、醫療服務價格談判、藥品耗材聯合采購與結算、醫療服務行為監管、醫保信息系統建設等職責合為一體，由一個機構統一行使，有利於實現基本醫保基金的統籌管理，有利於發揮醫保對采購藥品的集中支付功能，通過量價掛鉤降低藥品價格，也有利於加強對醫院和醫生的監督制約、規範服務行為。

“醫保體制機制改革，是醫療改革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只有‘三醫’體制機制改革到位，互相協同，才能更好更快地實現‘公平、可及、群眾受益’的基本目標。”應亞珍表示。

為患者降藥價，給醫者漲薪水

只有理順虛高不下的藥品價格，才能確保患者看得起病，又不挫傷藥品生產企業的積極性。

《意見》指出，積極穩妥推進醫療服務價格改革，在確保公立醫院良性運行、醫保基金可承受、群眾負擔總體不增加的前提下，按照總量控制、結構調整、有升有降、逐步到位的要求，分類指導理順不同級別醫療機構間和醫療服務項目的比價關系。

“所有公立醫院取消藥品加成，統籌考慮當地政府確定的補償政策，精準測算調價水平，同步調整醫療服務價格。通過規範診療行為，降低藥品和耗材費用等騰出空間，動態調整醫療服務價格。”梁萬年表示。

除此之外，《意見》還總結了公立醫院藥品采購逐步實行“兩票制”的經驗。鼓勵其他醫療機構推行“兩票制”，減少藥品流通領域中間環節，提高流通企業集中度，打擊“過票洗錢”，降低藥品虛高價格，凈化流通環境。

推進“兩票制”的過程中，還可以建立商業賄賂企業黑名單制度，對出現回扣等商業賄賂行為的藥品生產和流通企業，取消其供貨資格。

福建三明在破除以藥補醫、降低藥品虛高費用方面卓有成效。職工、居民醫保患者住院次均自付費用分別為1615元和1757元，比2011年下降10%和20%。

對於當前優質醫療資源分配不均的情況，《意見》給出的經驗是，以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和醫療聯合體為重要抓手，加快分級診療制度建設。

梁萬年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可引導居民或家庭在與家庭醫生團隊簽約的同時，自願選擇一所二級醫院、一所三級醫院，建立“1+1+1”的組合簽約服務模式，簽約居民可在簽約組合內選擇任意一家醫療機構就診，若到組合外就診須由家庭醫生轉診。

在健全分級診療配套政策方面，應明確轉診程序和標準，實行首診負責制和轉診審批責任制。發揮醫保政策調節作用，將醫療機構落實診療職責和轉診情況與績效考核和醫保基金撥付掛鉤。

除了要讓百姓“治得起病、買得起藥”，醫改還要推進薪酬制度改革，調動醫務人員的積極性。

《意見》就此提出，地方可結合實際，按有關規定合理確定公立醫院薪酬水平，逐步提高人員經費支出占業務支出的比例。加強對醫務人員的長期激勵，建立以公益性為導向的績效考核機制，薪酬在保持現有水平的基礎上實現適度增長。

此外，薪酬總量核定和個人績效工資分配不與醫療機構的藥品、耗材、大型醫學檢查等業務收入掛鉤，薪酬分配體現崗位的技術含量、風險、貢獻等，嚴禁給醫務人員設定創收指標。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可按照財務制度規定在核定的收支結余中提取職工福利基金和獎勵基金。

以福建三明為例，除實行“全員目標年薪制、年薪計算工分制”，向能者傾斜、向一線傾斜、多勞多得，還實行目標年薪制，考核與崗位工作量、醫德醫風和社會評議相掛鉤，切斷了醫務人員收入與科室收入的關系。醫務人員核定工資從2011年的4.2萬元增加到2015年的8.9萬元，與醫務性收入同步增長，年均增長34%，是社會平均工資的1.68倍。

黨政一把手管河湖 2018年全國建成四級河長體系

海南省的鴨尾溪、白沙河過去汙染嚴重，群眾意見較多。但短短一年多的時間，鴨尾溪、白沙河已完成了消除黑臭的目標，一彎碧水再現。

據海南省水務廳介紹，該省自2015年實施“河長制”以來，各市縣采取截汙納管、河道清淤、雨汙分流管網改造等工程措施推進64條城鎮內河(湖)綜合治理，城鎮內河(湖)水汙染治理取得明顯成效，到今年年底，海口、三亞、瓊海等五市縣基本消除內河水體黑臭現象。

在湖南德清縣，河長制也帶來了“河長治”。“管、治、保”履行到位，截至10月底，德清縣級河道III類以上水質占87.7%，湖南省對德清縣交接斷面考核保持優秀。德清縣還將“河長”職能拓展為“區域長”，將治理重心逐步從河道向兩岸及兩側片區延伸。

河長制發源於無錫，成長在全國。據《第一財經日報》記者了解，2007年太湖水危機後，無錫首創河長制，並且很快推廣至大江南北。目前，北京、天津、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海南8省市已全境推行“河長制”，16個省區市部分實行“河長制”。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於全面推行河長制的意見》(下稱《意見》)提出，在2018年底前全面建立河長制。構建責任明確、協調有序、監管嚴格、保護有力的河湖管理保護機制，為維護河湖健康生命、實現河湖功能永續利用提供制度保障。

根據《意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總河長，由黨委或政府主要負責同誌擔任;各省(自治區、直轄市)行政區域內主要河湖設立河長，由省級負責同誌擔任;各河湖所在市、縣、鄉均分級分段設立河長，由同級負責同誌擔任。縣級及以上河長設置相應的河長制辦公室，具體組成由各地根據實際確定。

在國務院新聞辦12日上午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介紹，實行河長制的目的是為了貫徹新的發展理念，以保護水資源、防治水汙染、改善水環境、修複水生態為主要任務，構建一種責任明確、協調有序、嚴格監管、保護有力的河湖管理保護機制，實現河湖功能的有序利用，提供制度的保障。

環保部水環境管理司司長張波也介紹，“河長制實際上會把我國政治體制的優勢發揮出來，有攻堅克難的作用。”

他解釋說，在水汙染防治過程當中，環保部門遇到的一個很大的“攔路虎”，就是一些地方的產業結構比較重，布局不夠合理。當推動這些工作的時候，會遇到環境與發展兩難的問題。如何統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地方黨委政府具有這方面的能力，“所以當黨委政府的責任落到實處，黨委政府領導成員對每一個河段都負起責任來的時候，我相信他們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和環境保護，推動一些像化工園區產業的結構調整，優化布局，就會更加有利了。”

“北方有河皆幹，南方有水皆汙”，這句話基本上反映了目前我國的河流狀況。2015年，環保部一份報告稱，有三分之二的地下水和三分之一的地表水對人體接觸是有害的。在全國七大流域中，面臨的嚴重問題是水體汙染和水資源短缺，主要河流有機汙染普遍，主要湖泊富營養化嚴重。

水利部曾對全國700余條河流，約10萬公里河長的水資源質量進行了評價，結果顯示，46.5%的河受到汙染，水質只達到四、五類;10.6%的河嚴重汙染，水質為超五類，水體已喪失使用價值;90%以上的城市水域汙染嚴重。

環保界元老、全國人大環資委原主任委員曲格平認為，水汙染嚴重主要受三個因素影響：工業汙染，即使所有工業合理布局，汙水全部達標排放，處理過的汙水也是超五類的;城市生活汙水，我國完全達到處理後排放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面源汙染，即農田施用化肥、農藥及水土流失造成的氮、磷等汙染。我國是世界上使用化肥強度最高的國家。多種因素造成的複合汙染，將使得中國水汙染惡化的狀況會越來越嚴重。

但“汙染在水里，問題在岸上”。最根本的原因是沒有處理好河湖管理保護與開發利用的關系，職責不清，問責不力。

那麽，河長有哪些任務?《意見》確定，河長們負責組織領導相應河湖的管理和保護，包括水資源保護、水域岸線管理、水汙染防治、水環境治理等，牽頭組織對侵占河道、圍墾湖泊、超標排汙、非法采砂、破壞航道、電毒炸魚等突出問題依法進行清理整治，協調解決重大問題。

此外，河長們還要對跨行政區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責任，協調上下遊、左右岸實行聯防聯控。對相關部門和下一級河長履職情況進行督導，對目標任務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強化激勵問責。河長制辦公室承擔河長制組織實施具體工作，落實河長確定的事項。

“河長制”另一個特征就是上下遊、左右岸“共治”。《意見》確定，對跨行政區域的河湖明晰管理責任，協調上下遊、左右岸實行聯防聯控。

有專家對本報記者表示，盡管河長制9年的實踐取得了長足發展，但仍存在三個難題需要在新一輪實踐中破解。

職責非法定。河長制缺乏一定的法律基礎，大多數地區在執行時仍以行政強制命令為主，造成河長制呈現臨時性、突擊性特點，不少河長缺乏內在持久動力。同時，不少河長僅擔任政府或部門副手，缺乏必要的工作手段和協調推進能力，容易造成河長制流於形式。

考核欠科學。當前，各地對河長制的考核多數以結果為導向，僅註重水質改善效果，但水質改善並非朝夕可至，一味從嚴從緊的考核方式缺乏科學性。而且，只關註短期水質結果，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反效果，甚至會挫傷基層河長的積極性。

共治待健全。從根本上說，“九龍治水”難題主要是由部門職能分割、政府缺位和越位等引起的，實際工作中也經常會出現上下遊聯動機制難建立，多頭管理、多頭建設、百姓袖手旁觀等協同機制失靈現象。

也有專家說，“由於湖泊眾多，湖北省武漢市很早就推行過湖長制，多由區級領導幹部兼任，但由於責任不清、監督乏力、領導幹部職務變動、又缺乏必要問責機制，這些湖長並不能發揮足夠的作用，倒是湖泊環境保護形勢日益嚴峻。”

專家建議，制定、修改法律法規，破解權責不等、協同機制失靈等難題。建立科學的考核機制，強化公眾參與機制，破解社會共治難題。

《意見》也明確，根據不同河湖存在的主要問題，實行差異化績效評價考核，將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產離任審計結果及整改情況作為考核的重要參考。縣級及以上河長負責組織對相應河湖下一級河長進行考核，考核結果作為地方黨政領導幹部綜合考核評價的重要依據。實行生態環境損害責任終身追究制，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追究責任。

保潔員每天下河打撈垃圾，這在全國許多地方已經司空見慣。攝影/章軻

12月11日，中央第四環境保護督察組副組長翟青（右2）等在深圳督察茅洲河治理情況。攝影/章軻

任學鋒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這些省會一把手由省委副書記兼任

近日，中央批準任學鋒同誌任廣東省委副書記。

由此，任學峰成為全國又一個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城市市委書記的官員。第一財經記者梳理發現，在此之前，已有南京、福州、沈陽、武漢四座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由省委副書記兼任，並且出現的時間也比較密集：去年10月後。

公開資料顯示，1965年10月生的任學鋒是河北邢臺人。1984年考入河北工學院(今河北工業大學，在天津市)，碩士畢業後留校任團委書記。1992年底，任學鋒調往天津新技術產業園區工作，先後擔任管委會業務處工程師，園區開發總公司工業投資部副部長、公司副總經理、總經理等職務，2002年同時擔任園區管委會副主任。

2004年7月，任學鋒來到香港，先後擔任香港津聯集團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董事長、董事長職務。津聯集團是天津市政府派駐香港的窗口，也是天津市在境外唯一的綜合性集團企業。 2008年1月，42歲的任學鋒當選為天津市副市長，進入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2012年11月當選為中共第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

2014年6月27日，廣東省委原常委、廣州市原市委書記萬慶良落馬被查。兩個月後的8月27日，經中央批準，任學鋒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和廣州市委書記。此間一大背景是，改革開放以來，廣州市委書記一職幾乎都由廣東籍或在粵長期工作的官員擔任，任學鋒“空降”羊城，打破了這一多年傳統。

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城市的市委書記，最近首次密集出現在是2016年10月份，彼時吳政隆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書記調任江蘇省委副書記、南京市委書記。之後的2016年11月，福建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倪嶽峰在換屆後當選為省委副書記。一個月之後，遼寧省委常委、沈陽市委書記王蒙徽也在換屆後當選為遼寧省委副書記。今年1月3日下午，武漢市召開全市領導幹部大會，宣布中央和湖北省委的決定：陳一新同誌任湖北省委委員、常委、副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此前陳一新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專職副主任。

省委副書記的職能變化，頗為引人關註，2006年，中央利用集中換屆這一契機，開始推行“一正兩副”模式。近些年，除新疆、西藏設四名副書記外，其他省(區、市)黨委只設兩名副書記，其中一名由省長兼任，另一名則是專職副書記。因此，省委副書記可謂是一省官員中職務最高的副職。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會的市委書記，是近期才較多出現的現象。

與此同時，作為所屬行政區域的政治、經濟、文化、交通中心，省會城市往往具備了該省最好的教育和醫療等公共資源，在新一輪的發展中，省會城市的引領派頭作用日益凸顯，多個地方均提出要突出省會引領作用。由省委副書記兼任省城一把手，也有助於省會城市發揮這種引領的作用。

例如在廣東，日前廣東省省長馬興瑞提出，要讓廣州這臺全省最大的“發動機”開足馬力，必須讓廣州擁有與副省級城市相配套的審批權限、監管權限和責任權限，真正把全市各區聯合聯動起來，變成一個並聯的“發動機”，進一步提升城市綜合競爭力，把廣州打造成為華南經濟中心、科技創新中心和國際樞紐中心。廣州要做大做強國家重要中心城市地位，努力在全省發揮“龍頭”作用。

何立峰任發改委主任 曾在福建經濟總量前三大城市都做過一把手

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六次會議2月24日下午經表決，決定任命何立峰為國家發改委主任。

發改委是國家最重要的部門之一，素有“小國務院”之稱。

何立峰

擔任福建三大城市一把手

資料顯示，1955年2月出生的何立峰祖籍廣東興寧，出生於福建永定縣。1978年，何立峰考入廈門大學財政金融專業學習。廈大財政學是目前中國財政專業的翹楚，該校鄧子基教授是中國財政學界的泰鬥，他所提出的“國家分配論”對中國公共財政影響甚廣，財經系統不少官員亦出自於該校財政專業。在鄧老招收的弟子中，有數十位後來進入到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何立峰就是其中一位。

1984年碩士畢業時，時任廈門特區辦主任王一士來到鄧老的家中，請求鄧老推薦一名學生支援特區建設，鄧老推薦了何立峰，何立峰由此成為廈門特區經濟研究所的一名幹部，由此走上仕途。

上世紀90年代初，何立峰出任廈門市副市長;1995年2月，何立峰來到同為閩南的泉州，擔任泉州市市長、三年後升任泉州市委書記。

泉州是福建著名的僑鄉，也是福建民營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連續多年經濟總量位居福建省首位，轄下的晉江誕生了著名的“晉江模式”。何立峰在任期間，僑鄉泉州經歷了改革開放後變化最大、發展最快的時期。泉州也一舉成為我國經濟最為發達的普通地級市之一。

2000年4月，何立峰調任省會城市福州，擔任福州市委書記，2001年底，46歲的何立峰升任福建省委常委後繼續兼任福州市委書記，進入到省部級領導幹部行列。

2005年5月，何立峰調任福建省唯一的副省級城市廈門，擔任廈門市委書記職務。

泉州、福州、廈門是福建經濟總量最大的三個城市，三地經濟總量合計占到了福建全省70%左右。在這三個城市都幹過一把手，何立峰的經歷絕無僅有。

財經高材生出身的何立峰，在福建任上的成績可圈可點。以在廈門為例，廈門當地一位學者對第一財經分析，廈門作為福建的計劃單列市和副省級城市，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原有的城市規模非常小，城市發展主要局限在島內100多平方公里的範圍，坊間更是戲稱廈門是“島內像歐洲，島外像非洲”。廈門由原來海島型城市向海灣型城市拉開框架，正是在2005年，也就是何立峰到廈門任職之後。

在廈門任職期間，何立峰大力推進環東海域綜合整治建設工程，這被稱為廈門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重點工程和“淮海戰役”。與該工程配合，東海科技園、輕工電子工業集中區、海西光電子產業基地等工業園區又大力跟進。

執掌濱海新區

2009年4月，何立峰調任天津，擔任市委副書記兼濱海新區一把手。濱海新區是繼上海浦東新區之後的第二個國家級新區，當時正處於快速發展時期。

有媒體曾報道，何立峰履新後就住在管委會大樓里，常常在每晚9點左右召開辦公會，一開就到深夜。他曾在公開場合表示：“一個人一輩子能遇到像開發濱海這樣的機遇，是很難得的，沒有理由不幹好。”

在執掌濱海新區期間，濱海新區經濟高速增長。數據顯示，2012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值7205.17億元，增長20.1%。新區生產總值占天津全市生產總值50%以上，比全市增幅高6.3個百分點，對全市的支撐帶動作用更加明顯。

在執掌濱海新區4年後，2013年1月，何立峰當選為天津市政協主席，成為正部級領導幹部。

2014年6月，何立峰履新國家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正部長級)。公開資料顯示，何立峰分管地區經濟司、西部開發司、東北等老工業基地振興司、人事司、直屬機關黨委、離退休幹部局。

此外，自“一帶一路”戰略提出後，推進“一帶一路”建設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便設在國家發改委，何立峰正是此項工作的負責人。

由於分管區域經濟領域，深入地方調研是何立峰工作的常態。根據國家發改委網站的消息，2月13至16日，何立峰帶隊赴安徽開展經濟形勢調研，重點了解當前經濟運行、長江經濟帶發展、合肥濱湖新區規劃建設和脫貧攻堅工作等情況。

不僅是響應支持 這家央企由一把手帶隊已在雄安做了實地考察

在30多家央企都響應支持建設雄安新區後，招商局集團由董事長李建紅帶隊，赴雄安新區進行了實地考察。

以下是自招商局集團官方微信號“百年招商局”4月11號所披露的信息：

4月11日，在中共中央、國務院4月1日公布建設雄安新區重大戰略決策10天後，招商局集團董事長李建紅即率隊親赴河北雄安新區考察調研，並專程到石家莊拜會河北省委副書記、代省長許勤，商討參與雄安新區建設事宜。據悉，這也是設立雄安新區決策公布後，第一家由主要負責人親自率隊考察調研雄安的央企和國內外大型企業集團。

河北省委常委、常務副省長、雄安新區籌備工作委員會臨時黨委書記袁桐利，河北省委常委、組織部長梁田庚參加有關活動。河北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雄安新區臨時黨委副書記黨曉龍全程陪同考察。集團財務總監付剛峰、副總經理王宏、總經理助理洪小源隨同考察。

許勤會見了考察團一行。袁桐利與考察團進行了座談溝通。考察團聽取了雄安新區有關部門的情況介紹，對雙方合作的領域與方式進行了深入交流， 並現場考察了新區規劃區域。

李建紅首先向許勤履新表示祝賀，也感謝他在深圳市工作期間對招商局長期以來的關心和支持。他在考察、交流中表示，建設雄安新區是習總書記親自謀劃，黨中央與國務院決策的重大戰略部署，是千年大計，國家大事，招商局作為央企積極參與雄安新區的建設，既是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一次難得的歷史性發展機遇。當年在深圳特區、浦東新區開發建設中，招商局都是最早的開發者之一，這次在雄安新區的建設中，招商局也要繼續爭做排頭兵、勇當創新者，全力以赴，積極行動。“招商血脈，蛇口基因”的核心就是創新，雄安新區建設的基本原則與方向也是創新驅動發展，招商局有意願、有實力、有能力、有經驗、有信心在雄安新區的建設中發揮獨特的作用。

李建紅就招商局參與雄安新區建設的基本模式、重點領域、工作安排等都提出了具體的建議，表示招商局將在智慧城市與特色小鎮建設、智慧交通、高端物流、創新金融、軍民融合、綜合服務產業等方面探討與雄安新區的合作機會。此次考察後，招商局集團將組織專門團隊、組建相關投資平臺盡快推動落實與雄安新區的各項合作。

許勤對招商局集團認真響應黨中央號召、落實總書記指示，第一時間作出積極反應，李建紅董事長親自帶領各方面負責人來冀考察調研，推動雙方深入合作表示真誠感謝，對招商局以實際行動踐行“四個意識”表示高度贊賞。他說，招商局是擁有多個產業的大型國際化企業集團，實力強大，經驗豐富，對國家、地區發展都做出重大貢獻，現在在踐行“一帶一路”戰略中也一馬當先，是央企中的一個典範。特別是建紅就任招商局集團董事長後，新班子帶領招商局集團上了一個新臺階，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成績顯著，充滿活力。

許勤說，招商局是第一家到雄安考察的中央企業、大型企業，你們的到來，對我們是極大的支持、鼓舞。河北對雙方在合作方式上持開放態度。招商局具有國際眼光、國際經驗，可以充分發揮你們的優勢，一起打造國際上最高標準、最高質量的雄安新區。希望招商局不僅在雄安，也能與河北省展開全面合作。相信雙方未來的合作一定是富有成效、愉快的合作。

袁桐利表示非常感謝與歡迎招商局來雄安考察調研。他高度認可招商局在綜合開發、產城融合、創新發展方面的經驗和特色，雄安新區就是要與招商局這樣有實力、有特色的企業加強合作，高標準、高起點地推進雄安新區建設。

一把手月內三會雷軍，有夢想的武漢請“小米掌門”回家

“願你走出半生，歸來仍是少年”。一個月前，雷軍在微博上這樣深情地寫道，配圖是武漢大學老圖書館。

雷軍初次創業的合夥人李儒雄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武漢大學老圖書館正是他和雷軍30年友誼的見證者，亦是他們創業起航的地方。

雷軍在武漢大學老圖書館前留影，“歸來仍是少年”。

30年過去了，已成為中國互聯網手機領軍人、小米科技創始人的雷軍，在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陳一新“力邀百萬校友回漢發展”的召喚聲中重回武漢。雷軍不僅有了一個新頭銜——武漢“招才顧問”，還與長江產業基金共同發起募集規模為120億元人民幣的長江小米產業基金，該基金將用於支持小米科技及小米生態鏈企業的業務拓展。雷軍表示，小米5年內將投資100家生態鏈企業，並著重推動小米事業在武漢的發展。

不止雷軍，武漢市為了爭奪全球頂尖人才，在全國率先成立“招才局”。陳一新說，武漢要把招才引智列為“一把手工程”，與招商引資“一號工程”相互策應、共同發力，打造武漢趕超發展“雙引擎”。

除雷軍外，泰康保險董事長兼CEO陳東升，武漢唯光新能源執行董事程一兵，信中利創始人、董事長汪潮湧，海康威視董事長陳宗年，卓爾控股董事長閻誌亦成為武漢首批“招才顧問”，他們將為武漢引進一批世界頂級產業科學家、創新創業領軍人物和城市合夥人。

“我的第一家企業在武漢”

5月3日下午，武漢市委中心組(擴大)專題報告會上，雷軍做了一場名為《小米的互聯網+方法論》的主題演講。剛一上臺，雷軍便開門見山地說：“我是湖北人，我是武漢大學畢業的，我的第一家企業在武漢。”

“昨天我去東湖開發區，他們準備了一份材料，還有我30年前的名片，所以我對武漢的感情非常非常深，我也非常希望能為家鄉做一點事情。”演講中，雷軍提到了一張老名片，這張名片所顯示的公司——武漢現代電教技術研究所三色計算機部(下稱“三色公司”)——正是雷軍與大學同學李儒雄、王全國等人聯合創辦的，亦是雷軍所說的“我的第一家公司”。

李儒雄向第一財經記者回憶稱，1989年，他和雷軍相識於武漢廣埠屯電子一條街。“當時，全校只有圖書館有電腦，雷軍總是偷偷地把圖書館的門閂拔開，以便夜里能鉆進圖書館繼續用電腦。”李儒雄說，大三開始，自己和雷軍走得更近了，“我們一起來到廣埠屯電子一條街給店鋪打工”，在這里認識了九州電腦公司的技術負責人王全國。大四畢業後，“我們仨和另一個兄弟一起，成立了三色公司”。

李儒雄說，上世紀90年代初期，大學生還能包分配工作，周圍很多人並不支持他們自主創業。但雷軍很堅持，因為在大學期間，《矽谷之火》一書對雷軍影響深遠，該書講述了比爾·蓋茨、喬布斯等傳奇人物早年的創業故事。從那時起，雷軍就立下誌願：你要是有夢想不妨一試，那樣你也許真能辦成一家世界級公司。

在武漢光谷，招才顧問雷軍揮筆留言。

然而，創業很艱難。為了生計，三色公司賣過電腦，做過仿制漢卡，甚至接過打字印刷的活兒。“最大的一單生意是賣了一臺電腦、一套WPS軟件和一臺打印機給一個單位，賺了幾千塊錢。”李儒雄回憶，當時不要說公司運營，即使他們生活上也面臨著等米下鍋的局面。一天，4個人待在一起面面相覷，忽然一個夥伴開口說自己可以去找食堂的大師傅打麻將，贏些飯菜票回來。

武漢的夏天炎熱難耐，四個年輕大小夥兒擠在1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里，白天寫代碼，晚上席地而臥。夜里睡不著，雷軍便爬起來繼續編程序。雷軍始終夢想著寫一套軟件運行在全世界的每臺電腦上，夢想著創辦一家全世界最牛的軟件公司。

就這樣維持了半年時間，三色公司實在運營不下去了，他們決定散夥。清點公司資產時，雷軍和王全國分到了一臺286電腦和打印機，李儒雄分到了一臺386電腦。

“每天有12個小時在招人”

三色公司的失敗改變了雷軍的創業理念，他沒有立即開啟第二次創業。他意識到，中國的大學教育在素質和能力教育方面相對偏弱，這樣出來創業的話，成功率很低。

認清現狀後，雷軍大學一畢業便北上加盟金山軟件股份有限公司，一幹就是16年，其間見證了金山IPO上市。

直到2011年8月，雷軍攜小米手機高調亮相，正式拉開了其二次創業的序幕。據介紹，小米從2011年年底起步，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便擊敗了蘋果、三星、華為和聯想，成為了當時中國市場第一、世界第三。

截至2016年年底，小米科技旗下生態鏈企業已達77家，其中5家成為估值超過10億美元的獨角獸企業。“今年我們預計有90%的把握破1000億元(銷售規模);從過去四個月的業績來看，搞不好會突破1100億元。”

在武漢演講時，雷軍反複提到，小米的成功首先離不開人，離不開技術的創新。“一新書記讓我幹招才顧問，我想人才是把所有事情做好的前提，沒有一流的人做不好一流的事。”雷軍坦言，小米手機能成為中國第一，本質上是他們這批人平均有20年的產業經驗，小米比金山幹得快，最重要的原因是找了一批優秀的人。

“很多創業公司問我你是怎麽找人的，為什麽你能找到這麽優秀的人，是不是你雷軍很厲害。”雷軍直言說，當時他列了一張表，一個一個地打電話，“我給人打電話介紹我是誰，我想幹什麽事情，你能不能給我15分鐘的時間在電話里聊一聊，如果你電話里覺得靠譜我們能不能一起喝杯咖啡、吃個飯……”

“當時我每天有12個小時在招人。”雷軍回憶，為了挖一名優秀的硬件工程師到小米來，自己在兩個月的時間里，與對方談了17次，平均每次10個小時。

雷軍身上這股“玩命幹”的倔勁深深打動了陳一新。

從今年4月8日到5月3日，在不到一個月時間里，陳一新三會雷軍。陳一新認為，雷軍的成功不是偶然的，這既是他二十多年如一日，擼起袖子玩命幹不懈奮鬥的結果，也是他勇於探索創新，摸索建立起一整套企業的先進經營戰略的結果。

而雷軍則積極響應“百萬校友資智回漢”工程，在陳一新率團拜訪小米科技北京總部的5天之後，他就帶領他所掛帥的小米、金山和順為資本三個公司的高管團隊來到武漢。

小米科技3月底剛舉行了新品發布會。

5月3日，小米科技和湖北省簽署戰略合作協議，與長江產業基金共同發起募集規模為120億元人民幣的長江小米產業基金，該基金將用於支持小米及小米生態鏈企業的業務拓展。小米生態鏈以“入資不控股，幫忙不添亂”為投資邏輯，以工程師為主要投資團隊，矩陣式全方位孵化。長江小米產業基金將助小米生態鏈成為全球智能硬件領域產品出貨量最大、布局最廣的生態系統。

設招才局搶奪頂尖人才

栽下梧桐樹，引得金鳳來。市場經濟的競爭，歸根到底是人才的競爭。誰擁有了一流的人才，誰就在競爭中贏得了主動。

“面對國際人才流動增加的戰略機遇和日趨‘白熱化’的區域人才競爭態勢，我們必須搶占先機、贏得主動，決不能錯失機遇、坐失良機。”因武漢馬拉松比賽而被網友稱為“一號運動員”的陳一新認為，要建設現代化、國際化、生態化大武漢，關鍵在人才。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培育一個創新企業，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

大力推動武漢馬拉松的陳一新有“一號運動員”之稱。(網友漫畫)

為此，武漢市於4月8日成立招才局，旨在把以往分散在組織、人社、科技、經信等部門的涉才工作統籌整合起來，減少職能交叉，形成工作合力。

“我走南闖北幾十年，第一次看到在機場迎接我們的是(武漢市)人社局局長和(市委)組織部部長。”獲聘為武漢招才顧問的陳東升感慨地說，一開始聽說武漢要成立招才局，還以為是要招商，沒想到是為了人才。

目前，武漢市正抓緊研究制定全國一流的“招才引智”系列配套政策，營造引才留才用才的優良軟環境，破除體制機制的障礙和壁壘，向用人主體放權，為人才松綁，為武漢趕超發展提供更強大的人才和智力支撐。

孫陶然：品牌必須是一把手工程

孫陶然 2017-09-07 14:35

來源丨孫陶然（ID：strlkl）

文丨昆侖的侖

柳總提出的管理三要素：建班子、定戰略、帶隊伍，都是領軍人物需要親力親為的，除此之外，我認為品牌建設也是要由一把手親力親為，而且只有一把手才能承擔起品牌建設的責任。

品牌建設必須一把手親自抓，我記得當年聯想創業時，公關部和企業策劃部都是柳總親自抓的部門，據說柳總還經常親自給公關部開會，所以才有了當年“瞎子背瘸子”、“人頭馬的品質二鍋頭的價格”、“把5%的希望變成100%的現實”等一系列膾炙人口的品牌傳播。

企業一把手必須高度重視品牌建設，認為品牌是專業工作，自己當甩手掌櫃丟給下面的人去負責是不行的，對於企業來講品牌無小事，涉及到企業以及產品的品牌命名、logo設計、廣告語、甚至是廣告文案等任何一件事情，企業最高負責人都必須當做極其重要的事情來對待，親自思考、親自參與、親自決策。因為品牌上的事情都是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任何一點偏差，不但會讓我們的投入產生巨大浪費，而且會造成我們經營上的失敗。廣告界的名言是“我知道我的廣告費有一半是浪費了，但我不知道是哪一半”，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尚且會因為定位、創意、媒體選擇等偏差造成廣告費的浪費，如果企業的最高負責人不重視、不親自參與，後果可想而知……

尤其是現在很多創意人員，往往為了創意而創意，走得太遠丟了初心。很多文案也是完全不知所雲。

創意，首先要搞清楚對誰說、說什麽、怎麽說的問題。品牌必須是一把手工程，只有一把手的高度才駕馭得了品牌。

我非常贊成使用專業服務機構，但是我認為要想發揮好它們的專業，業主必須重視並且懂行，這個關系就像是父母和保姆，為了更好地照顧孩子，我們需要聘請保姆，但是保姆永遠替代不了父母，若父母不用心，沒有完整的教育孩子的思路，放任保姆去帶孩子，保姆很可能會把孩子帶到溝里；反之，如果父母非常用心，並且知道應該如何教育孩子，那麽指揮起保姆來就會相得益彰，各自發揮所長把孩子照顧和教育的非常好。若業主自己不用心，當甩手掌櫃，那效果完全不可控，如果業主自己不懂，完全聽任專業服務機構發揮，效果也是不可控的。

用專業服務機構，只有在業主自己用心、自己懂行，自己親自參與下才能夠發揮出作用。品牌工作尤其如此，任何時候，企業的領軍人物都必須清楚，品牌是一把手工程，需要自己親自去鉆研，親自參與、親自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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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把手作為不作為的影響有多大？天津一金融企業告訴你

黨員領導幹部不作為、不擔當，危害有多大？

王建東，天津市北方國際信托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北方信托公司”）原黨委書記、董事長，其大權獨攬，又推卸責任，抓黨建奉行“只求過得去”，糊弄應付，消極敷衍；搞業務講究“無過便是功”，遇事就拿“條件不具備”“風險很難控”搪塞，結果把企業帶到了人心渙散、效益大幅下滑的危險境地。

2017年6月26日，天津市委對王建東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嚴肅問責，免去其職務，並向全市通報，給所有“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裝樣子，疲疲沓沓混日子”的太平官敲了一記響亮警鐘。

半年來，北方信托公司領導班子痛定思痛、齊心協力，聚精會神抓黨建，一心一意謀發展，各項工作有了明顯起色，逐漸走出低谷。兩年歷經磨難，北方信托公司幹部職工由衷感慨：不作為、不擔當之害無異於腐敗！

一把手“極端不負責任”，幹部職工人心渙散

北方信托公司成立於1987年10月，經過多年發展，逐漸成為在國內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響力的國有大型股份制非銀行金融機構。然而，近年來，公司幾任一把手先後“折戟”，給公司的發展蒙上了一層厚厚的陰影。

2015年10月，帶著組織的重托，王建東出任北方信托公司黨委書記、董事長。剛開始，公司幹部職工對他滿懷期待，可漸漸地，大家感到不對勁——都說新官上任三把火，可王建東不但沒燒“一把火”，而且壓根兒就不想幹事。

“他開會就是‘好好好’，可會後都是‘拖拖拖’。找他匯報都是笑瞇瞇：‘哼哼哈哈，嗯嗯啊啊’；一到關鍵時候都是擺擺手：‘不著急，不著急’。”北方信托公司紀委書記郭洪軍說。

“公司有幾個影響發展的問題，大家都期盼能早日解決，可到王建東那就卡殼了。”北方信托公司幹部職工反映，薪酬改革停滯不前，員工意見很大，他摁住不改，說是“怕有問題”；網絡安全隱患迫在眉睫，他視而不見，說是“怕有麻煩”；幹部隊伍建設滯後，中層幹部嚴重缺編，他瞻前顧後，說是“怕有矛盾”……就是在這些“怕怕怕”“拖拖拖”中，很多事情被拖黃、無數熱情被澆滅，致使北方信托公司人心渙散，僅2016年就有12名骨幹人才流失。

不僅如此，作為公司黨委書記，王建東對抓黨建漠不關心，對貫徹落實黨中央和天津市委重大決策部署消極應付，只讀文件不抓落實，有時甚至連文件都“懶得讀”。他接到天津市委關於肅清黃興國惡劣影響、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的重要文件後，僅簡單圈閱後即歸檔，根本不當回事兒。

據反映，有一次，他對北方信托公司一名黨委副書記說：你負主體責任；又對公司紀委書記說：你負監督責任。然後一本正經地說：“你們倆要把全面從嚴治黨的責任扛起來！”唯獨對自己的責任絕口不提，令人啼笑皆非。

“工作如此不敬業的，從來沒見過。”北方信托公司黨委副書記、監事長徐松說，王建東不經研究擅自為自己授權，搞“一票否決”，幹擾、阻礙經營工作，導致在其任期內公司經營基本停滯，主要經營指標大幅下滑。

“王建東極端不負責任，遇事就敷衍推諉、消極應付，是不作為、不擔當的典型。”天津市紀委黨風政風監督室副主任孫立剛說，收到巡視移交線索後，市委迅速對王建東嚴肅問責，釋放了讓不幹事、不擔當的人沒有立足之地、沒有容身之位的強烈信號。

據介紹，天津市紮實開展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專項治理，2017年1至12月，共查處不作為不擔當問題1324起，問責2082人，其中給予黨紀政紀處分755人。

“再混下去公司就完了”，4次“動手術式”的民主生活會煥發企業生機

王建東被免職，給北方信托公司的發展帶來了轉機。

根據天津市委統一部署，2017年6月26日至7月17日，不到一個月時間里，北方信托公司黨委領導班子集中召開了4次被稱為“脫胎換骨”“動手術式”的民主生活會，成了公司發展歷程上的里程碑事件，開始扭轉之前的不利局面。

這4次民主生活會分別是：重開了2016年度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和增強“四個意識”、反對“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專題民主生活會，召開了“肅清黃興國惡劣影響，進一步凈化政治生態”專題民主生活會和巡視整改專題民主生活會。

這4次民主生活會準備充分，僅重開2016年度領導班子民主生活會，就通過問卷調查、談心談話等方式，梳理出問題26個。

“分管的部門互相扯皮，你裝作看不見，一沒有制止，二沒有說明情況，三沒有任何舉措，這不僅僅是好人主義的問題，管理意識、擔當作為都需要反省。”

“我對王建東的‘一言堂’問題，畏首畏尾，既沒有提出意見，也沒有向上級報告，當看客、隨大流，責任缺失嚴重。”

……

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讓北方信托公司班子成員深受觸動，有的同誌當場流下熱淚。

“王建東任職的時候，民主生活會都是提前彩排，自我批評語言重但事情虛，互相批評語氣重但情節輕，實際是隔靴搔癢。”郭洪軍表示，開會的時候大家直指問題，全在冒汗，開完會感覺心里有了底氣和方向，“大家意識到，再混下去，公司就真的完了。”

“這4次民主生活會很及時，喚醒了北方信托公司黨委班子的擔當意識。之前的民主生活會，明知班子成員有問題，還互相掩著蓋著，班子看起來團結卻喪失了戰鬥力。”天津市紀委相關負責人表示，民主生活會必須力避“認認真真走過場”的傾向，用好批評和自我批評這個武器，真正起到正風肅紀的作用。

這樣重開民主生活會的場景並非只出現在北方信托公司。據介紹，根據巡視發現的問題，天津市委責令25個單位黨組織重開年度民主生活會、15個單位黨組織重開反對“圈子文化、好人主義”專題民主生活會，嚴肅黨內政治生活，建設正氣充盈的黨內政治文化。

“變化最大的是士氣”，把失去的時光找回來

“士氣提升了”“心氣不一樣了”“上下一心”……

近日，記者在北方信托公司采訪時，問了很多人一個同樣的問題：“半年來公司變化最大的是什麽？”答案出人意料相似。

據介紹，半年來，北方信托公司業務收入和凈利潤等核心指標比上一年同期增長30%以上，員工職級晉升、薪酬改革、幹部選拔等工作有序推進，公司轉型發展逐漸走上正軌……

這些變化的背後，是北方信托公司黨建工作得到全面加強。

北方信托公司認真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大精神，截至目前，開展學習宣講活動28場；制定關於落實全面從嚴治黨主體責任和監督責任的意見，把責任壓實到每名班子成員；加強黨支部建設，開展“五好黨支部”創建活動；開展不作為、不擔當問題專項治理，對2名中層管理人員進行了調查處理，給予1人警告處分……

“之前公司黨建工作死氣沈沈，導致人心散盡。我們黨委班子痛定思痛，現在就是按照市委要求，以黨建工作為統領，著力解決黨的領導、黨的建設和全面從嚴治黨等方面存在的問題，補齊短板、夯實基礎，以黨建帶動業務，帶動人心回歸、士氣提升。”北方信托公司黨委副書記、總經理包立傑說。

“周三，下午見客戶，晚上趕到上海；周四，上午見客戶，下午趕到成都；周五，上午返回天津，下午見客戶……”

這是北方信托公司一名黨員業務員3天的行程，他告訴記者：“之前是渾渾噩噩、無效忙碌，現在感覺不一樣了，要為完成經營任務奮鬥，把公司和自己失去的時光找回來！”

“良好的精神狀態，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同樣是一批人，半年對比這麽大，充分說明只要黨風正，敢作為、敢擔當，幹部群眾一定會跟著幹！”孫立剛說。

兩年起落，人心聚散，北方信托公司的變化留給我們的思考還在繼續。

（來源：中國紀檢監察報）

儲局第三把手：經濟大好 加息無礙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