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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身故風險是女性4倍 重疾理賠惡性腫瘤居首

“你怎知道此刻閉上眼睛，不是在另一個世界睜開眼睛?”10月12日，一篇10萬+的文章傳遍微信朋友圈。

故事中男女主角的遭遇並非個案，招商信諾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下稱“招商信諾”)近日發布的《2016年上半年理賠統計分析報告》(下稱《報告》)顯示：男性客戶的身故風險比女性客戶高將近4倍，30-40歲成為客戶身故和重大疾病最高發年齡段。值得註意的是，“猝死或死因不明”位列身故原因首位，高於“交通事故”和“惡性腫瘤”。

《報告》顯示，招商信諾上半年的身故給付金額合計約2109萬，較去年同期增長32.75%。

從性別上看，2016年上半年，男性客戶的身故風險比女性客戶高將近4倍。在2016年上半年身故賠案中，男性客戶占比高達79.67%,女性客戶占比為20.33%。

從年齡上看，19-50歲是身故高發的年齡段，占比高達78.07%。其中，30-40歲成為客戶身故最高發年齡段，賠案總占比高達37.40%,遠高於排名第二的40-50歲年齡段的22.76%。

在身故原因方面，“猝死”超過“交通事故”和“惡性腫瘤”,位列身故原因首位。《報告》數據顯示，“猝死或死因不明”的客戶占比16.26%;“交通事故”列居第二位，占比15.45%; “惡性腫瘤”列居第三位，占比10.57%.

另外，《報告》顯示，招商信諾上半年的重大疾病給付金額合計約5684萬元，較2015年同比增長36.32%。

在重大疾病理賠原因中，“惡性腫瘤”位列首位，占比高達73.61%。其中甲狀腺癌、乳癌、肺癌、肝癌、結直腸癌理賠案占六成。從性別上看，除去甲狀腺癌最高發外，男性更容易得肝癌和白血病，而女性更容易罹患乳癌、宮頸癌等生殖系統疾病。

值得註意的是，與身故情況類似，19-50歲是重大疾病較集中賠付的年齡階段，占比高達87.98%。其中，30-40歲是客戶患重大疾病的最高發年齡段，占比達41.42%。另外《報告》指出，需關註19-30歲客戶群的重大疾病賠案，占比為18.66%,重大疾病逐漸呈現出年輕化趨勢。

總體來看，招商信諾在2016上半年給付金額共計1.05億元，較2015上半年同期增長38.74%。各類型賠案的給付金額仍以重大疾病最高，計5684萬元余，占比高達54.36%,較2015年同比增長36.32%。

其中，招商信諾上半年給付金額大於50萬元的重大疾病賠案占比不足3%,而給付金額小於或等於6萬元的重大疾病賠案占比高達48.09%，說明僅有極少數出險客戶能在短期內較好地維持生活品質。

給付金額在6至20萬元的重大疾病賠案占比28.51%,這部分出險客戶的重疾保障僅能解決基本治療費用，仍需承受較大的醫療支出負擔。

給付金額在20至50萬元的重大疾病賠案占比20.43%,表明近年隨著保險意識和醫療消費水平的提高，部分客戶正逐漸加強自身的重疾保障，但相較於沈重的家庭經濟負擔仍顯不足。

身故賠案的情況也類似，給付金額小於或等於6萬元的身故賠案占比高達49.24%，給付金額大於50萬元的身故賠案占比僅7.58%。

2016中國產業園區百強榜公布：中關村居首

12月3日，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論壇上，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公布2016年中國產業園區持續發展100強榜單，中關村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以0.9144高分位居榜首，上海張江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以0.7031分搶得二席，蘇州工業園區位列第三，得分為0.5111。

第一財經記者發現，該榜單已經連續公布四年，上述三個產業園區連續四年穩居前三。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院院長任浩在論壇上表示，產業園區百強榜穩中有變，78家園區連續4年進入百強榜，變動率為22%。

除此之外，今年擠進前10名的園區還有天津經濟開發區、廣州經濟技術開發區、武漢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深圳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青島經濟技術開發區、合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和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值得註意的是，四年來前10名中西部園區首次上榜1家(即成都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

在綜合排名前10強中，東部產業園區占7家，在數量和得分上占據絕對優勢。高新區占6家，首次超過經開區(占4家)，這說明高新區在近幾年的發展中後發優勢不斷增大。 2015年全國新增32家國家級產業園區中，高新區占31家。

任浩表示，高新區“十三五”規劃提出要繼續擴圍，高新區的發展後勁將更強。

從百強榜單來看，東部產業園區占64家，中部21家，西部15家，東部在數量、平均得分、和持續發展上均占據優勢。高新區和經開區各50家，但高新區的總體得分和平均得分均高於經開區。

從得分考量的五大類指標(社會發展、公共服務、產業合作、創新發展、經濟發展)來看，社會發展得分最高，其次為產業合作和公共服務，最後為經濟發展和創新發展，而經濟發展和常新發展的得分差異程度最大。

2016年產業園區百強榜反映的是2015年各園區發展情況，與前三年得分相比，2015年百強榜綜合排名平均得分低於2014年和2013年。

從百強榜產業園區省域分布來看，江蘇仍然穩居首位，共19家園區入榜。山東以11家位居其次，廣東以9家緊隨其後。

任浩表示，未來軟環境將是產業園區發展的主要抓手，軟環境包括體制機制、產業配套、園區文化及生活服務，通過軟環境建設可以獲取創新紅利。

他認為，目前園區傳統的發展方式難以為繼，與過去相比，成本持續高企、主導產業盈利下滑、新的競爭者不斷湧現，因此我國產業園區要實現新的持續發展方式，可以從“四個重找”下手，即重找定位，主動適應新趨勢、新環境;通過重找願景，明確未來發展方向和目標;通過重找路徑，形成具體的建設思路和任務;最終實現發展動力的重塑，從園區1.0走向2.0。

同濟大學發展研究調研發現，在2015年-2016年度，產業園區有明顯的轉型升級趨勢，並逐漸表現出2.0版特征，即日趨關註制度、融合化、軟環境、註重園區體制機制、產業配套、園區文化、生活服務，註重提升產業競爭力與土地利用效率。

2016上海哪些企業繳稅最多？上海煙草742億居首

2016年，上海市稅務部門組織稅收收入約1.2萬億元，創歷史新高。哪些企業繳稅最多?

1月9日，上海市稅務局公布了2016年第三產業稅收排名前100位企業名單，和2016年工業稅收排名前100位企業名單。

上海煙草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繼續穩居工業稅收榜單首位，以742.29億元遙遙領先。上海大眾汽車有限公司以157.95億元排第二位，中國石化上海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居第三名，納稅額為142.23億元。

根據2016年第三產業稅收排名百強榜，上海浦東發展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137.51億元居榜首，交通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以136.55億元緊隨其後，上海通用汽車銷售有限公司排第三位，納稅額為51.81億元。

金融企業占三產納稅百強半壁江山

從兩個榜單排名來看，上海市納稅額超過100億元的企業共有7家，除了上述上海煙草集團、上海大眾、中石化上海石化公司、浦發銀行和交通銀行之外，還有上海通用汽車有限公司(約129億元)、中國石化上海高橋石油化工有限公司(約108億元)。

在去年全年過萬億的稅收中，第三產業稅收超8000億元(8173.6億)，占全市稅收比重首次超過七成。

單從上海第三產業納稅百強榜看，百強企業一共納稅1751.9億元，較上年增長11.4%;占全市稅收收入15.4%，占第三產業稅收收入21.4%;最低入圍企業稅收規模由上年的5.63億元提高至6.94億元。

上海市稅務局人士分析，第三產業百強企業稅收增速快、比重穩，反映出本市第三產業對經濟稅源持續健康發展的驅動作用日漸加強。

第三產業納稅百強企業中，金融企業占席最多，高達47席，共繳納稅款1094.7億元，較上年增長14.5%，占第三產業納稅百強企業稅收62.5%。

這反映出上海市“四個中心”功能持續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建設與自貿試驗區金融開放創新聯動深化融合，溢出效應顯著。

隨著上海市科創中心建設加快推進，此次第三產業百強榜中，信息技術、現代物流企業也表現搶眼。

上海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稅收達到13.67億元，成為排名最高(39名)的信息技術服務企業。騰訊科技(上海)有限公司稅收(8.15億元)增長38.6%，排名由上年的96位上升至78位。申通快遞成為首家入圍上海第三產業納稅百強企業的快遞企業，排名第59位。

煙、車、油、鋼為工業稅源主體

單從2016年上海工業納稅百強榜來看，煙草、汽車、石油、鋼鐵相關企業是重點稅源企業，占百強工業企業稅收近八成。

其中上海煙草納稅額更是榜單發布多年來，一直穩居首位。不過上海煙草2016年納稅額相比上一年減少近20億元。

2016年，上海市工業百強企業共繳納稅款1786.4億元，較上年增長2.4%，增速較上年略升0.1個百分點;占全市稅收收入15.7%，占工業稅收收入61.9%，占全市稅收收入比重較上年下降1.9個百分點;最低入圍企業稅收規模由上年的2.05億元小幅提高至2.11億元。

上海市稅務局人士認為，工業百強企業稅收總體增速放緩趨穩和占全市稅收收入比重逐步降低，反映出本市落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力度持續加大，產業結構調整升級步伐不斷加快。

工業百強企業中，“煙、車、油、鋼”等工業重點稅源企業稅收較上年增長0.9%，占百強工業企業稅收79.5%，增速和比重分別較上年下降0.5和1.2個百分點。其他工業企業稅收較上年增長8.5%，占百強工業企業稅收20.5%，增速和比重分別較上年上升1.2個百分點和1.3個百分點。

上海稅務局人士介紹，工業百強企業中，有12戶戰略性新興產業制造業企業入圍。工業重點稅源企業與新興企業稅收增速和比重的“一降一升、一退一進”，反映出本市工業企業“三去一降一補”重點任務落實效果已經顯現。

地方財力比拼：廣東破萬億居首，相當於11省份總和

相比生產總值(GDP)，各地公共財政收入的數據含金量更高，更能真實反映地方經濟的運行活力。然而，受經濟下行壓力及以5000億元營業稅改增值稅(營改增)減稅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今年地方財力的變化更為複雜。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31省份近期相繼披露的2016年預算執行情況發現，相比2015年有過半省份財政收入實現兩位數增長，2016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小口徑財政收入，包括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只有西藏、上海、廣東、天津實現了兩位數增長，分別為17.4%、16.1%、10.9%和10%。地方收入的總體增速更是從前兩年的9%以上，下滑到了4.2%。

公共財政收入大幅增長是好事，但增速放緩並不一定是壞事。李克強總理曾在去年11月28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強調，各部門一定要統一思想，財政收支壓力再大，也要積極為企業減稅減負。要讓企業過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總理在今年1月13日與企業家的座談會上還明確，今年要在降低收費等非稅負擔方面讓企業有切身感受，國務院要對此開展督查。

事實上，積極的財政政策下，地方經濟重燃活力後，反過來也能回補地方收入，率先改革的廣東、上海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地域差距進一步擴大

受經濟下行壓力和以5000億元營改增為主的減稅降費政策影響，地方財政收入延續前兩年的下跌態勢。財政部數據顯示，自2014年全國地方本級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度跌為個位數(同比增長9.9%)後，2015年這一數字(同比增長9.4%)繼續下滑，2016年僅為4.2%，實現兩位數增速的省份更是寥寥。

雖然地方公共財政收入的總體增速變慢了，但也不乏亮點。比如，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首次突破1萬億元關口，約10390億元，連續第26年居各省份之首；江蘇以8121億元排第二名；上海位列第三，收入規模約為6406億元。

第一財經記者梳理近幾年數據發現，2016年廣東與江蘇在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上的差距正逐步拉開，達到了2269億元，2015年這一數字為1336億元。上海則是首次超越山東奪下“探花”，並緊追江蘇。

位於廣東南沙自貿區的南沙港集裝箱碼頭一派繁榮景象

收入增速方面，西藏和上海以17.4%和16.1%遙遙領先，廣東、天津分別以10.9%和10%位列三、四位。其他省份2016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均未實現兩位數增長。山西、黑龍江、新疆出現負增長，其中山西以-5.2%墊底，不過好於當地年初預想。

除了廣東、江蘇、上海，收入達5000億元規模的有山東、浙江和北京，其中北京、浙江是首次突破5000億元；四川、河南、湖北均達到了3000億元規模；2000億元規模的省份數量最多，包括河北、天津、湖南、安徽、福建、重慶、遼寧、江西和內蒙古等九個省份，其中內蒙古收入首次突破2000億元；陜西、雲南、貴州、山西、廣西、新疆、吉林、黑龍江8個省份的收入為千億元規模；甘肅、海南、寧夏、青海、西藏收入不足千億元。

從數據來看，前三以外部分省份2016年的收入相近，競爭激烈。比如河南和湖北兩省，福建、安徽和湖南三省收入差距僅幾十億元;山西不僅被貴州反超，對廣西也只剩0.72億元的差距了。

分地域看，東部6省份占地方財力近半，與中西部差距進一步擴大。

2016年東部的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相當於排名靠後的中西部11個省份收入總和。排名前6的東部6省份收入2016年總計約4.1萬億元，占地方總收入(8.7萬億元)比重為47.1%，這一比例較2015年提高約1.3個百分點。

中央財政通過轉移支付來平衡地區間財力差異，支持財力緊缺地區。比如財力緊缺的遼寧2016年爭取中央財政補助為2214.7億元，貴州拿到的中央各項轉移支付也達到2581.65億元，而財力雄厚的上海獲得的中央補助收入和稅收返還總額為687.4億元。

地方收入新動力

之所以選擇梳理小口徑財政收入數據，因為它以稅收為主，而稅收又能直接、真實地反映各地的經濟情況，是經濟的“晴雨表”。

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馮俏彬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和增速的變化實質反映著地方經濟體量和經濟活力情況的變化，也體現了地方經濟增長質量的變化，兩者呈正向關系，收入規模和增速越高，經濟體量越大，經濟更有活力。

從數據來看，廣東省不僅在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規模上在全國居首，且2016年反映經濟規模的全省生產總值(7.95萬億元)也位居全國首位。

馮俏彬稱，前些年廣東結構問題突出，經過幾年改革，實現了產業結構升級，帶動了當地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根據廣東省統計局數據，2016年廣東新動能加快孕育，新興產業表現活躍，新產品新業態拉動力增強，經濟增長新動力持續增加。比如，2016年廣東新能源汽車產量同比增長76.3%、工業機器人產量增長45.2%;互聯網和相關服務業、商務服務業，以及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實現營業收入同比分別增長55.3%、18.3%、19.9%;廣東高鐵和快遞業也加快發展，外貿新業態增勢迅猛。

不僅僅是廣東，上海去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快速增長也反映經濟增長質量效益明顯。

上海市財經大學胡怡建教授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上海財政收入保持高速增長主要得益於自貿區改革紅利不斷釋放，科技創新的引領作用不斷增強，特別是金融等服務業快速發展。

上海統計局數據顯示，上海第三產業增加值19362.34億元，增長9.5%。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全市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0.5%，比上年提高2.7個百分點。其中金融業增加值4762.50億元，增長12.8%。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增加值1618.58億元，增長15.1%。

“一煤獨大”“一股獨大”的煩惱

山西、黑龍江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負增長也反映出當地經濟發展面臨較大挑戰。

馮俏彬稱，山西和黑龍江財政收入負增長反映出在整體制造業不景氣背景下，能源化工行業處於下行通道，而這些行業占兩省的經濟比重較大，也拖累了當地經濟增長，帶來收入下滑。

山西省省長樓陽生作2016年山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全省經濟雖然呈現低位企穩、穩步向好的態勢，但仍沒有走出困難時期，多年積累的“一煤獨大”結構性矛盾、“一股獨大”體制性矛盾、創新不足素質性矛盾遠未從根本上解決，企穩向好的基礎還不牢固，由此帶來的一系列經濟社會問題也是相互交織、錯綜複雜。

黑龍江預算報告在談到2017年挑戰時稱，黑龍江省經濟轉型仍處於油煤糧木傳統產業領域集中負向拉動與培育新動能、新增長領域相互交織、相互賽跑的關鍵時期，能源工業波動，大慶油田減產，營改增、結構性減稅、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減免等政策性減收，將給全省財政收入帶來一定影響。

盡管財政收入負增長，但由於兩地2017年經濟基本面沒有變，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不斷增強，因此山西和黑龍江均預計2017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實現正增長。

另外，盡管2016年遼寧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保持3.4%的增長，但馮俏彬認為這主要與遼寧省2015年擠掉虛增財政收入水分後基數較低有關。

遼寧省所轄市縣的財政收入在2011年~2014年造假虛增後，2015年做實收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大幅下降33.4%。在此基礎上，2016年當地收入實現了3.4%的增速。

廣東去年金融消費投訴銀行居首 占比超八成

3月15日下午，在2017互聯網金融消費權益保護高峰論壇上，廣東省發布了《廣東省“12363”金融消費投訴熱線藍皮書》(下稱“藍皮書”)。根據藍皮書顯示：銀行業投訴位居榜首，非銀行支付機構投訴呈增長態勢，證券業投訴則大幅下滑。藍皮書同時列舉了金融消費投訴處理的十個典型案例，其中，八個案例與銀行有關。

銀行卡糾紛不斷

藍皮書顯示：2016 年，廣東省(不含深圳，下同)20 個地市“12363”投訴熱線受理金融消費咨詢4407件，咨詢解答率100%，比2015年咨詢量減少253件，同比下降5.43%;受理金融消費投訴1580件，比2015年投訴量增加37件，同比增長2.40%。

廣東省“12363”金融消費投訴中心主任周華說，2016年“12363”金融消費投訴主要有三個特點：首先是銀行業投訴量位居榜首，非銀行支付機構投訴呈上升態勢。受理投訴量中，銀行業占了84.05%，非銀行支付機構占7.03%，證券業占比0.06%。

“其次，銀行業投訴內容較為趨同，銀行卡問題仍是金融消費者投訴熱點。2016年銀行業投訴集中在銀行卡、支付結算、貸款、儲蓄及征信業務上，占銀行業投訴總量的83.89%。其中，銀行卡業務的投訴量居高不下，與2015年相比增加159件，同比增長37.50%。”周華說。

另外，金融機構自身原因引發的投訴占比畸高，金融服務問題最為突出。從投訴原因來看，2016年因金融機構自身原因引發的投訴高達1171件，占全部投訴的74.11%，投訴主要涉及金融服務、定價收費，違法違規，強制交易，信息披露，虛假信息，產品收益等方面，其中金融服務是最重要的投訴因素。

網絡便利的AB面

與此同時，藍皮書還列舉了金融消費投訴處理的十個典型案例，其中，八個案例與銀行有關。包括：銀行卡海外盜刷索賠案、個人信息保管不善致賬戶被網上消費案、“存款變保單”糾紛案、消費者被誘導購買保險產品案、銀行拒兌殘損外幣案、手機銀行業務系統顯示賬戶信息不準確投訴案、非本人購買基金糾紛案和銀行“如意積存”產品被犯罪分子利用案。

事實上，這些也是多年來金融消費投訴高度集中的典型案例。而這八個案例中，主要問題根源就是銀行卡，如今，隨著銀行卡產業的快速發展，銀行卡在為人們的生產、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也頻頻發生盜取資金糾紛案件。

尤其是在互聯網金融飛速發展，網絡支付、結算工具的使用越來越普遍的背景下，便利度增加的同時也在銀行卡的支付方面埋下安全隱患，客戶承擔的風險相應提高。

比如，在個人信息保管不善致賬戶被網上消費案中，陸某在A銀行開設了個人賬戶，2014年4月2日至5月6日，該賬戶發生了11筆金額不等的小額支付，總額為1685元。陸某因其本人在此期間並沒有發生過包括網上消費在內的任何資金交易，因此認為A銀行無端扣費，遂向當地金融消費權益保護聯合會投訴，要求A銀行退回所有款項。

另外，在非本人購買基金糾紛案中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吳某到某銀行投訴稱：在非本人操作和不知情的情況下，其在該行的借記卡產生一筆銀聯交易，卡內3300元被劃扣，吳某要求銀行查明資金去向並返還被扣資金。在與某銀行溝通無果的情況下，吳某以個人資金被詐騙為由向當地公安機關報案，但因未達到立案標準(5000 元)而未被受理。後吳某到某金融消費權益保護聯合會投訴，要求某銀行返還被劃資金。而某銀行認為相關指令由當事人通過手機操作，不存在銀行系統錯誤發生誤扣亂扣的情況。當事人則堅稱手機一直在身邊，沒有簽訂基金購買協議，此次扣款責任完全在某銀行。

曾學忠從中興請辭 未行使期權數量居首

43歲的曾學忠要告別中興通訊執行副總裁的職位了。

4月5日收盤後，中興通訊(000063/763(A/H))發布公告稱：“曾學忠先生因個人原因，提請辭去本公司執行副總裁職務。曾學忠先生的辭職自本公告日起生效。”辭職後，曾學忠將不在本公司擔任任何職務。曾學忠先生確認，其與本公司董事會無不同意見，亦無任何其他事項需要提請本公司股東關註。

第一財經記者向公司詢問曾離職後的工作內容由誰承接時沒有得到明確答複。但從過往信息中可知，早至2014年1月起，曾學忠擔任中興通訊執行副總裁，主管集團核心業務之一的終端事業部。從2016年10月以來，已由殷一民擔任公司董事和中興終端事業部CEO。

而中興終端事業部如今發展如何？在中興通訊2016年年報中有提到，“消費者業務營業收入同比增長3.02%，主要是由於國內手機產品和國內家庭終端產品營業收入同比增長所致”。

2016年報同時透露，曾學忠在報告期末尚未行使的期權數量持有378,000份期權數量，是披露的一眾高管中持有數量最多者，與原執行副總裁陳健洲並列第一。

他同時還在努比亞等 6 家子公司任職董事長/董事，也是中興九城網絡科技無錫有限公司的董事長。

“我在中興21年，包括現在我仍然對公司以及對公司各級領導一直心存感激，也相信公司未來一定會越來越好。我這次是因為個人原因離開。”當第一財經記者就離職消息向曾學忠本人確認時得到了以上回複。

曾學忠簡歷：

曾學忠，男，1973 年出生，自 2014 年 1 月起擔任本公司執行副總裁。曾先生於 1996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現代應用物理專業，獲得理學學士學位；於 2007 年獲得 清華大學 EMBA 學位。曾先生於 1996 年加入中興新；1997 年至 2006 年歷任本公 司高級項目經理、區域總經理助理、貴陽辦事處經理、昆明辦事處經理、第二營 銷事業部副總經理及總經理、副總裁；2006 年至 2013 年任本公司高級副總裁後 負責本公司第三營銷事業部；2014 年至 2016 年負責終端事業部工作；2017 年 1 月至今任本公司終端事業部總裁。曾先生擁有多年的電信行業從業經驗及超過 18 年的管理經驗。

（第一財經記者李娜對本文亦有貢獻）

2016年平均工資出爐：北京人均12萬居首 15省份月薪超5000

目前，除西藏、黑龍江2地外，其余29省份均已公布2016年平均工資數據。與2015年相比各省職工收入不同幅度有所增加，但大多未超年度全國平均工資水平。以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計算，北京職工年入近12萬元居首，河南不足5萬元墊底。

已發布職工平均工資信息的29省份中，上海、新疆、遼寧、湖北4省份僅公布了全社會平均工資，其他省份按城鎮非私營單位職工和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分別通報。各省份公布的數據並不完整。

15省非私營單位職工月平均工資超過5000元

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6年全國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67569元，同比名義增長8.9%；全國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42833元，同比名義增長8.2%。

與全國水平對照，京津滬、浙江、廣東、江蘇等6地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2016年平均工資超過全國平均水平（上海以全社會就業人員平均工資78045元在列）。其中北京以119928元位居首位，成為唯一一個突破10萬元的省份。河南省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2016年平均工資則在29省份中墊底，為49506元。

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超過6萬元的省份有北京、天津、浙江、廣東、江蘇、青海、貴州、寧夏、重慶、四川、山東、福建、海南、內蒙古、雲南等15個，占比超過一半。換算為月工資，這 15個省份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的月平均工資達到了5000元。

8地非私營單位職工平均工資增速高於全國水平

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分四大區域看，2016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同比名義增長率由高到低依次為東部9.1%、西部9.0%、中部8.8%和東北地區7.5%。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同比名義增長率從高到低依次為東部9.0%、西部7.0%、中部6.8%和東北地區3.1%。

具體從各省增速來看，在已經公布數據的地區當中，浙江、廣東、湖南等8地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速高於全國8.9%的平均增長率。其中湖南最高，增長11.2%，另有三地增長率超過10個百分點，分別是貴州11.0%、江西10.2%、浙江10.0%。此外，河南、青海、廣西、廣東等地也保持了較高的增長速度。

北京、浙江、海南、江西、河南、貴州、吉林7地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速高於全國水平，青海省增長率與全國平均水平持平。其中北京年增長率達12.3%獨占鰲頭。而去年內蒙古城鎮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增長率僅為1.7%排名最末。

（來源：人民網）

廣東常住人口數全國居首，人口進一步集聚珠三角

近幾年，廣東產業轉型升級不斷加快，常住人口總量繼續快速增長。

廣東常住人口占全國8%

廣東省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廣東常住人口總量繼續位居全國之首，占全國人口的8.03％，比上年提高0.08個百分點。 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11169萬人，比上年增加170萬人，增長1.55％，增幅同比提高0.17個百分點。人口密度每平方千米622人，為全國的4.29倍。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全省戶籍人口基數大、擁有數量龐大的跨省流動人口是廣東常住人口較快增長的主要原因。2017年，全省出生人數151.63萬人，出生率為13.68‰；自然增長人口101.53萬人，自然增長率為9.16‰。與上年比較，全省出生、自然增長人數分別增加22.18萬人、20.25萬人。

2017年廣東全面兩孩生育政策實施效果逐步顯現，出生人口總量明顯增加，廣東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結果顯示：在2017年出生人口中，二孩占比超過50％。

在自然增長之外，機械增長也就是流入人口也達到近70萬人，在全國繼續領跑。

同時，常住人口進一步向珠三角中心城市集聚。廣東省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廣東常住人口區域分布總體格局沒有發生改變。分區域人口數量排列依次為：珠三角6150.54萬人、粵東1732.26萬人、粵北山區1681.00萬人、粵西1605.20萬人；分別占全省人口總量的55.07％、15.51％、15.05％和14.37％。同上年相比，珠三角、粵西及粵北山區的人口數量分別增長2.53％、0.80％、0.51％，而粵東則略下降0.19％。

珠三角一直是廣東常住人口數量增加最多、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2017年，珠三角人口數量比上年增加152.05萬人，增幅同比提高0.42個百分點，比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增幅高出0.98個百分點。廣州、深圳兩個超級大城市的人口分別比上年凈增45.49萬人和61.99萬人，兩市常住人口增幅占同期全省以及珠三角常住人口增量的63.22％和89.44％。

廣東省體改研究會副會長彭澎對第一財經分析，新一輪發展過程中，工業4.0、制造業高端化、智能化在廣東尤其是珠三角的發展空間很大。除了產業基礎之外，珠三角地區還擁有良好的氣候、生活環境、便捷的軌道交通，珠三角形成的一小時生活圈，有利於吸引高端制造業所需的高素質人才，因此，高端制造業在珠三角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

以廣州為例，近年來，廣州開始頻頻發力，思科、GE、富士康等大項目紛紛落戶廣州，通過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人工智能、生物科技產業，產業發展帶動人口增長。

正是由於大量的外來勞動人口流入，廣東常住人口總撫養比要比同期全國平均水平低4.42個百分點，是全國人口總撫養比相對較低的省份之一。目前，廣東每100名勞動年齡人口大致需要負擔35名非勞動年齡人口。廣東人口年齡結構繼續表現出“兩頭低、中間高”的總體特征，即少年兒童人口（0～14周歲）和老年人口（65周歲及以上）占比相對較低，而成年人口（15～64周歲）的比例則較高。

人口素質亟待提高

不過，與此同時，廣東的人口發展也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尤其是，在人口素質方面，廣東就業人口素質低於全國平均水平。“十二五”時期，全省大專及以上教育程度的就業人口占比低於全國平均水平0.27個百分點。

這里面的一大原因在於，盡管經濟高速發展，但廣東的高等教育一直相對滯後。教育專家、中山大學教育現代化研究中心主任馮增俊此前對第一財經分析，廣東原有的高教基礎就比較薄弱。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廣東經濟崛起之後，並沒有利用雄厚的經濟實力發展好高校和學科，原有的學校沒有做強，新的學校也沒有建設發展起來。尤其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廣東對高等教育的重視明顯不夠。馮增俊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辦教育比較需要花錢， “當時廣東有領導就認為，‘孔雀東南飛’，把經濟搞好了，人才就自然會來。外面大把人要來廣東，還要花那麽多力氣去辦大學幹啥”。

彭澎認為，現在廣東對教育越來越重視，但要完全改變高教落後的面貌，至少還需要十幾年的時間。

在人口城鎮化方面，目前廣東的城鎮化質量也有待進一步提升。數據顯示，2017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達69.85%，高於全國平均水平（58.52%）11.33個百分點，是全國人口城鎮化率較高的省份之一。但全省不同區域間的人口城鎮化水平存在著較大差異；其中，珠三角地區為85.29%，比西翼（43.52%）高近一倍。

也就是說，目前珠三角的城鎮化水平已經可以比肩發達國家，而非珠地區的西翼（43.52%）和山區（48.58%）的人口城鎮化率分別低於全國平均水平15.00個和9.94個百分點。因此，未來如何加快非珠地區的經濟發展，實現就近就業和就近城鎮化，實現全省經濟和人口均衡發展任務任重道遠。

另外，雖然目前廣東的撫養比相對較低，但也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紅利逐漸衰減的挑戰。

統計數據顯示：2017年，廣東60周歲及以上的戶籍人口有1366.71萬人，占全省戶籍人口的14.67％，同比增長2.47％。全省60周歲及以上的常住人口占比低於同期戶籍人口1.69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是廣東經濟社會保持平穩健康發展，吸納了大量的省外勞動力,減緩了常住人口老齡化的增速。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隨著老年人口的不斷增加，有老年人口的家庭戶占比也隨之增加。廣東省人口變動情況抽樣調查數據顯示：2017年，全省有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占全省家庭戶的22.22％，平均每5戶就有1戶有老年人生活。其中，在有65周歲的家庭戶中獨居老年人戶占21.01％，在有兩個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戶中屬於只有兩個老人獨居的占34.49％。與“十二五”期末相比，全省有65周歲及以上老年人的家庭戶、單身老人以及只有一對老夫婦戶的占比分別上升1.38個、2.73和4.80個百分點。在人口老年化以及家庭小型化的疊加影響下，全省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壓力將明顯增加。

隨著中西部產業和區域經濟的快速增長，省外流入廣東的人口比重也明顯下降。此前3月，廣東省印發的《廣東省人口發展規劃（2017-2030）》顯示，2015年廣東省流動人口中，屬於跨省流入的占56.88%，省內流動的占43.12%。與2010年相比，跨省流入人口所占比重降低了11.85個百分點。

廣東省統計局分析認為，廣東不僅流動人口規模大，而且年齡結構和戶結構正發生新的變化，家庭戶數量逐步增加，少年兒童以及老年人口等非勞動力人口占比逐步提高。隨著這些結構的改變，流動人口子女入托入學、婦幼保健等公共服務和家庭住房的需求越來越迫切，給城市綜合管理和服務帶來新的考驗。

房企納稅TOP50恒大居首 日均納稅1.6億

在西方經濟發展多年後，經濟學者提出一個疑問，如果只把追求財富作為企業存在的唯一目標，那企業在對社會的意義何在？於是企業社會責任成為衡量全球企業最重要的標準，其中核心的就是企業納稅額。

4月27日，樂居財經揭曉“2017中國上市房企納稅排行TOP50”，中國恒大以繳納404.24億元所得稅位居《2017中國上市房企所得稅排行TOP50》榜首，第二到第六名房企分別是碧桂園（所得稅：177.7億元）、中海地產（所得稅：212.77億港元，折合人民幣177.22億元）、華潤置地（所得稅：206.86億港元，折合人民幣172.29億元）、萬科（所得稅：139.34億元）、龍湖地產（所得稅：100.75億元）。

當今經濟學界，企業社會責任已經量化為企業社會貢獻總額，當中既有企業對員工的責任、對環境的責任，也有納稅的責任、社會捐贈責任。其中占比最高的正是納稅總額。

其邏輯並不難理解，政府財政收入主要源於稅收，稅收可以有效轉化為市民的公共服務和基礎建設，成為社會發展的基石。企業在快速發展的同時承擔納稅的義務和責任，就是最大的社會責任。

事實上，恒大自2017年開始啟動戰略轉型，發展模式由“規模型”向“規模+效益型”轉變，經營模式由高負債、高杠桿、高周轉、低成本的“三高一低”向低負債、低杠桿、低成本、高周轉的“三低一高”轉變。隨著戰略轉型成效逐步顯現，恒大業績持續保持行業領先。2017年全年實現合約銷售額5009.6億，同比增長34.2%；營業額3110.2億，同比增長47.1%。與之相對應的是恒大納稅總額進一步步走高。

許家印曾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民營企業依法依規、專心專註、兢兢業業地做好企業的經營、管理和發展，把自己的企業做大做強，為社會創造更多的財富、解決更多的就業、上繳更多的稅收，這就是最大的民生。

業內人士認為，企業在謀求自身發展的同時，考慮社會的整體利益和長遠發展，自覺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才有可能基業長青，成就更大的事業。

2017年平均工資發布：IT業居首，年薪超13萬元

5月16日，統計局公布數據顯示，2017年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1578元，同比增長7.3%；分行業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平均工資最高。

國家統計局對一套表聯網直報平臺16個行業門類的約98.3萬家規模以上企業法人單位調查顯示，2017年全部規模以上企業就業人員年平均工資為61578元，比2016年增長7.3%。其中，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131929元，增長6.5%；專業技術人員83148元，增長8.9%；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58211元，增長7.3%；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49502元，增長5.9%；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50703元，增長5.6%。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平均工資最高，是一套表平臺全部就業人員平均水平的2.14倍；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最低，是一套表平臺全部就業人員平均水平的80%。崗位平均工資最高與最低之比為2.67，比去年擴大0.02。

從各崗位區域間差異看，五類崗位平均工資最高的區域均為東部，平均工資分別為153167元、95744元、65114元、55734元和52790元。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崗位平均工資最低的區域為東北地區，平均工資39872元；其他四類崗位平均工資最低的區域均為中部，分別為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95044元、專業技術人員61999元、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46034元、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45987元。五類崗位平均工資在四大區域內最高與最低之比分別為1.61、1.54、1.41、1.40以及1.15。

從各崗位行業間差異看，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四類崗位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均為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平均工資分別為253450元、148705元、92258元和88674元。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平均工資最高的行業是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平均工資為81800元。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四類崗位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均為住宿和餐飲業，平均工資分別為84355元、48300元、40500元和38561元。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最低的行業是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平均工資為35811元。五類崗位平均工資在各行業門類中最高與最低之比分別為3.0、3.08、2.28、2.48以及2.12。

從各崗位企業類型間差異看，中層及以上管理人員、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社會生產服務和生活服務人員四類崗位平均工資最高的企業類型均為外商投資企業，平均工資分別為263711元、135290元、96665元和75364元。生產制造及有關人員平均工資最高的是國有企業，平均工資為70887元。五類崗位平均工資最低的企業類型均為集體企業，分別為86032元、51929元、42959元、37463元和41357元。五類崗位在各企業類型中最高與最低平均工資之比分別為3.07、2.61、2.25、2.01和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