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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收緊事業單位對外投資 超百萬元的須市政府同意

在國家出臺對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的指導意見後，地處南方的廣州市已經率先落實了這一政策，並要求公益一類事業單位不得從事對外經營活動，事業單位對外投資100萬元以上需報市政府審批。

7月11日，廣州市政府常務會議原則通過新修訂的《廣州市市屬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使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其中重點對行政事業單位自用資產、對外投資資產和出租出借資產等三方面進行了規範。

今年1月份，國家財政部出臺《關於進一步規範和加強行政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管理的指導意見》，規定各級行政單位不得利用國有資產對外擔保，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占有、使用的國有資產進行對外投資。各級事業單位不得利用財政資金對外投資，不得買賣期貨、股票，不得購買各種企業債券等。

廣州市出臺的《辦法》在國家規定基礎上將管理範圍擴大至“行政單位和公益一類事業單位”，即：行政單位和公益一類事業單位不得以任何形式用占有、使用的國有資產舉辦經濟實體和從事經營活動。同時新增規定，事業單位應在保證單位正常運轉和事業發展的前提下，嚴格控制貨幣性資金對外投資，不得從事股票、期貨、基金、企業債券等投資，國家另有規定的除外;加強非貨幣性資產(含無形資產)對外投資管理，非貨幣性資產對外投資應聘請有資質的社會中介進行資產評估，合理確定對外投資價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

《辦法》還根據事業單位不同投資額調整了審批權限。其中，事業單位利用國有資產對外投資，單項投資額在100萬元以下(含100萬)的，由主管部門進行審批;單項投資額100萬元以上的，經財政部門審核後報市政府審批。而且，除了財政資金外，上級補助收入及結余資金也禁止用於對外投資。

據了解，中央級事業單位利用國有資產的對外投資是以800萬元為審批限額，800萬元以上(含800萬元)的，需要經主管部門審核後報財政部審批。廣東省屬事業單位則以500萬元為審批限額，即500萬元以上(含500萬元)就要財政廳審批。

為何廣州要進一步把對外投資審批的限額以100萬為限?廣州市財政局相關負責人在接受第一財經記者采訪時表示，這是根據廣州自身的情況定下來的。

“從我們歷年的管理經驗來看，100萬不算是個大數額，低額度的投資由主管部門審批是為了提高審批效率，而大額度的投資則需要謹慎，所以通過市政府來嚴格把控，以防出現管理不善導致國有資產流失，這是符合廣州的實際的”，這位負責人對記者表示。

不過，該負責人也強調，這個額度也並非一成不變，《辦法》的有效期是五年，如果發現有不符合實際的情況後面會做出相應的調整。

此外，針對日常中部分行政事業單位資產權屬不清、資產賬務處理不當等問題，《辦法》要求各行政事業單位對權屬關系不明確或者存在權屬糾紛的資產，不得對外投資和出租出借;在建工程完工交付使用時，應按實際支出轉入固定資產，並及時辦理權屬證書，以確保國有資產的安全和完整。

出租出借的管理方面，《辦法》嚴禁各行政事業單位出租出借辦公用房，對已經出租出借的辦公用房，要求到期必須收回;出租出借土地，須經市政府審批同意。同時，將小額度的(房產30平方米以下，其它類資產現值30萬元以下)和短期的(6個月以內)國有資產出租出借審批權限下放給主管部門。

據悉，若行政事業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未經審批擅自出租出借和對外投資，或隱瞞租金收入和國資收益，將被逐級追究責任，構成犯罪的，還將被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福建對外逃人員一追到底 共追回71名外逃人員 3名“百名紅通人員”歸案

6月22日晚7時10分，“百名紅通人員”之一、福建省工藝品進出口公司原財務人員唐東玫從澳大利亞抵達福州市長樂國際機場，正式回國投案自首。就在同一天，外逃美國的福建七建集團招標中心原主任劉漢偉也回國自首。

隨著唐東玫、劉漢偉的歸案，福建省追逃追贓工作再獲實質性進展:

自2015年開展“天網”行動以來，該省共追回涉嫌外逃人員71名，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13名。福建省4名“百名紅通人員”中，除徐聰榮外，黃水木、詹再生和唐東玫已先後歸案。

福建省委、省紀委把追逃追贓作為一項政治任務抓好落實，今年來連續召開省委常委會議、省委反腐敗協調小組專題會議、省紀委常委會議、全省追逃追贓工作會議，傳達貫徹上級精神，研究部署推進追逃追贓工作。省委書記尤權表示，要始終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切實把反腐敗追逃追贓工作擺上議事日程，抓深抓細、抓實抓好，抓出成效；省委常委、省紀委書記倪嶽峰要求深入推進全省“天網2016”行動，彰顯“有逃必追、一追到底”的決心和力度。今年6月初，在有關唐東玫案件最新進展的《追逃追贓要情專報》上，尤權、倪嶽峰先後兩次作出批示。

福建省建立健全一系列工作機制和保障機制，省政府專門安排追逃追贓專項經費500萬元，為推進“天網”行動強化後勤保障。以省委反腐敗領導小組辦公室名義印發《福建省追逃追贓工作責任分解書》，建立追逃追贓聯席會議制度、工作通報制度和聯合督查制度。

各成員單位充分發揮職能優勢，共享信息資料，整合偵查手段，強化社會管控，形成追逃追贓的工作合力。省、市、縣建立追逃追贓協調機制，逐級組建追逃辦，進一步壓實責任、傳導壓力。上半年，全省共追回涉嫌外逃人員20人，同比上升54%；其中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6人，同比上升200%。

“我們全面收集外逃人員社會關系、生活軌跡、隱藏地點和活動方向，及時調整追逃策略。”福建省追逃辦負責人表示，在追逃手段上，堅持緝捕、勸返、遣返多管齊下，有的將出境緝捕作為突破案件的主要手段，彰顯紀律和法律的威嚴；有的優先采取勸返手段，選準能夠發揮作用的中間人，精準判斷規勸投案時機。比如，公安機關對“百名紅通人員”黃水木的關系人分六類開展排查，共摸排境內外關系人近千人，準確分析其生活嗜好、心理動態等情況，為成功勸返奠定堅實基礎。

福建省有關部門根據實際將勸返工作作為追逃主要手段，動員外逃人員的親屬、同事、同學、朋友等各種關系，以及在境外的華僑華人，全面摸排線索，掌握社會活動軌跡，找準能夠發揮關鍵作用的人員開展勸返。2015年以來追回的71名外逃人員中，勸返37人、出境緝捕8人、遣返3人、異地起訴1人、邊控觸網及境內緝捕22人。今年全省追回的6名涉嫌外逃的黨員和國家工作人員，全部都是通過勸返歸案。

在勸返唐東玫過程中，福建省檢察院相關負責人先後3次與其本人直接通電話，講明形勢，分析利弊，勸其盡早回國投案。省追逃辦負責人和唐東玫的家屬就唐東玫回國自首的具體事宜充分溝通意見，進一步堅定唐東玫回國投案的決心。

此外，福建省還發揮海外僑胞多、華僑社團組織緊密、在當地人熟面廣的獨特優勢，通過海外僑團、商會等民間組織摸排外逃人員基本信息及社會關系，廣泛開展思想動員、政策宣傳和鄉情感召。聯合省僑聯等部門建立涉僑案件溝通協調機制，關鍵時刻發動愛國僑領出面承諾提供擔保，促進成功勸返，節約工作成本。

既“追”又“防”，福建省有關部門強化人員管控，堅持以防為先。2015年以來，省紀委共對81名涉案人員采取邊控措施，切實防止人員外逃；出臺《國家工作人員因私事出國（境）管理實施辦法》，建立備案信息和持有因私出國（境）證件情況的通報機制。省委組織部牽頭開展違規辦理和持有因私出國（境）證照專項治理，嚴肅處理了一批違規辦證問題，全省各級領導幹部因私出國（境）證件的單位保管率達99.22%。

對外關係緊張、金融市場悲觀，她怎麼解？ 英國新任女首相 後脫歐三挑戰

商務部：國力增強 中國將逐步增加對外援助規模

商務部西亞非洲司商務參贊舒駱玫26日說，隨著國力增強，中國將會逐步增加對外援助的規模，包括對非援助。

舒駱玫在商務部舉行的專題新聞發布會上說，總的來說，對非援助是在中國力所能及的前提下量力而行的，對非援助在中國整個GDP中占比仍有限，中國對非援助沒有超出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所能承受的水平。

據悉，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成果落實協調人會議將於29日在北京舉行。據介紹，中非合作論壇成立於2000年，是中非之間開展集體對話的 重要平臺和促進務實合作的有效機制，迄今已召開過兩次峰會和6次部長級會議。在去年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上，中國提出未來3年中非重點實施“十大合 作計劃”，並為此安排了600億美元資金支持。

舒駱玫說，過去，中非經貿合作方式比較單一，以發展援助和貿易往來為主，現在中非經貿發展領域已經拓寬到基礎設施、產業投資、金融合作、物流以及區域航空。

據介紹，2000年以來，中國幫助非洲建設了120多個教育設施，近40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和改造醫療衛生設施70多個，提供了約3800人 份的青蒿素抗瘧藥品，派出的醫務人員有7000多人次，農業專家有2000多人次，中國為非洲50多個國家和區域組織在北京培訓8萬多名各類人才，向16 個非洲國家派遣誌願者約500人次。

溫哥華對外國人加征15%不動產稅 防的還是中國買家？

為了抑制當地房價，溫哥華開始向海外房地產投資者征收高達15%的不動產稅。

該新規已於當地時間8月2日開始正式生效，將向外國不動產買家、外國註冊公司，以及外國人或外國公司部分或全資控股的加拿大公司，征繳一次性稅收。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也會額外再雇傭審計人員幫助新稅法的執行。

如此高昂的稅率旨在防止外國投資者快速擡高溫哥華這個本已是加拿大最昂貴的不動產市場。而這里所指的外國投資者，大部分都來自中國。

三分之一買家來自中國

在過去的幾年，中國海外購置地產出現了爆發性的增長，連續兩年的增速都超過了50%。灼識咨詢執行董事王文華告訴第一財經記者：“2015年全年達到980億美元，同比增長52%，而在投資地域的選擇上，最受歡迎的前5大城市都位於美國和加拿大。隨著我國高凈值人群的增長，海外置產是高凈值人群資產配置的需求所致。”

在加拿大，溫哥華尤其受到中國投資者青睞。

最新的政府數據顯示，在今年6月10日~7月14日間，外國投資者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房地產投資總額估計已達10億加元(約合50億元人民幣)，其中86%的投資都集中在大溫哥華地區。

隨著大量外國投資者的湧入，今年6月，溫哥華平均房價比去年同期猛增了32%。

根據加拿大國家銀行的估算，2015年溫哥華住宅市場的交易，有三分之一的買家都來自中國。另據金融分析師勞特里奇(Peter Routledge)此前的一份報告，2015年中國投資者在溫哥華購買房地產總額達到127億加元(約合635億元人民幣)，占當年該市房地產總銷售額的33%。在多倫多則購買了約14%。

目前，溫哥華所在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房屋轉讓稅率在1%~3%之間，根據房屋價值具體而定，這也是買方承擔的最大稅費項目之一。此外，買房還需要支付驗屋費、保險費、律師費、登記費、房貸手續費，以及新屋購買者需繳納的消費稅等。

今年5月，有媒體爆出，一名中國留學生以3110萬加元(約合1.5億人民幣)的天價買下了溫哥華格雷岬區的一棟豪宅，創下今年以來溫哥華豪宅最高成交紀錄。

據當地媒體報道，該房產由一名中國留學生和一名商人共同擁有，前者擁有99%的產權，並支付了2200萬加元(約1.1億元人民幣)的首付，隨後二人成功從加拿大帝國銀行得到了990萬加元(約合5000萬元人民幣)的貸款。貸款每兩周支付一次，每月還貸金額約4萬加元(約合20萬元人民幣)，另外每年還得支付逾8萬加元(約合40萬元人民幣)的地稅。該消息一出，立即引爆溫哥華當地和國內網民的熱議。對買主來說，應該慶幸該交易發生在溫哥華地產稅新規實施之前，否則還得支付一筆昂貴的不動產稅。

不排除更嚴厲的政策出臺

王文華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此次加拿大政府加征15%的不動產稅背後原因主要是2016年6月來，受到低利率的影響，海外投資者的投資額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內湧入了10億加元，溫哥華地區的房價上漲了超過30%引起了當地政府的擔憂。

“當然也有一些選舉的政策原因摻雜在其中，畢竟房價的飆升一定會影響到當地居民的置業需求， 高企的房價和收入之間的差距愈發明顯，而這也一定程度上左右選民的態度。”他認為，新政的最終目的還是希望能夠減少海外買家的數量，尤其是減少投機性炒房的買家，幫助解決當地居民的不動產的負擔能力。如果政策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更加嚴厲的政策出臺也是可期的。

對於上述房地產的新規，外界也有不少批評的聲音。批評者稱投資者很有可能會尋找漏洞逃稅。另外，全球中文國際房產平臺居外網北美負責人馬修告訴第一財經記者，溫哥華出臺這樣的新規，很可能導致投資者轉投其他城市，令加拿大其他城市的房價上漲。

安大略省財政廳廳長蘇善民(Charles Sousa)說，該省政府將在未來幾個月緊跟溫哥華不動產稅新規的步伐，以遏制多倫多房價的上漲。溫哥華和多倫多房地產市場均排在海外投資者在加國投資目標的前列。

根據加拿大不動產協會的數據，今年6月多倫多平均房價為74.6546萬加元(約合377萬元人民幣)，比去年同期增長了近17%。

一些房地產經紀人擔心不動產稅將影響當前正在談判協商中的一些交易。

此外，溫哥華市還被賦予了向空置房征收特別稅的權力。溫哥華市市長羅品信(Gregor Robertson)則稱，該政策將鼓勵投資者出租房屋，並有助於結束該市的住房承受能力危機。根據溫哥華市的數據，該市有約1.1萬套房屋已空置了至少12個月。

想遏制中國買家熱情的不只有加拿大

王文華表示，由於中國房地產行業的20-30年的高速發展和中國人的房產情節，使得中國的投資人對於不動產標的有著特別的偏好。隨著中國投資者對海外房地產的投資額的增加，投資海外地產的觸角也伸向了全球不同的國家和地區。

除了溫哥華外，澳大利亞、新加坡和英國等國的不少城市也曾發聲指責富有的海外投資者擡高本地房地產價格。據美國媒體此前的報道，澳大利亞外國投資審核委員會今年4月發布的報告稱，在截止2015年6月30日的財年，中國人是澳大利亞房地產行業最大的投資者，投資額是美國的3倍，新加坡的6倍。

王文華以倫敦的房地產為例說：“很多中國人偏好投資的城市房價都會出現短期內飆升的現象，例如中國人海外投資置業最喜歡的英國，倫敦的新開盤的樓盤有報道說60%的公寓都被中國買家提前買走，這也很大程度上推動了倫敦房價的上漲。”

因此，為了遏制海外買家的投機舉動，不少成熟市場都會通過印花稅進行調節。一旦房價上漲超出了政府可承受的範圍，為了保護本國居民的利益，就會隨之出臺相應的政策以遏制不健康的房價上漲。

馬修表示：“最近不少國家和地區，如香港、新加坡、新西蘭和澳大利亞都出臺了限制外國人購房政策，但其實當地房價的高漲是否是由中國買家推動並沒有數據支持。另外，國際買家對當地房地產業經濟的貢獻，也沒有得到那足夠的關註。”

政策變動不影響海外房地產長期投資

然而，海外房地產作為中國高凈值人群資產全球配置的需求，隨著高凈值人群的不斷擴大，這部分需求終究還是需要找到一個理想的投資標的。在王文華看來，一方面，某一海外市場增加相關稅費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會抑制短期的投機行為，使得這部分資金會在其他相對投資收益更理想的地區轉移，使得短期地產投資的結構發生變化； 另一方面，對於長期的投資人而言，也會綜合評估當地房地產的升值空間、投資安全等多方面因素的。

“一項政策的出臺不會使得則這部分的投資群體銳減消失。因此短期的政策調整，在出現比房地產更好的投資標的之前，不會對海外房地產的投資長期增長產生巨大的影響。”他稱。

中國進入對外凈投資時代 並非資本“外逃”

2015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首次超過外國直接投資(FDI)，今年上半年的ODI已經接近去年整個對外投資的總額，這標誌著中國進入到了對外凈投資時代。

8月6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長樊綱在綜合開發研究院深圳年會上做出上述表示。同時，這一數據顯示中國企業走出去投資的意願更加強烈了。

深圳作為改革開放前沿城市，對外投資也有極大增長，深圳市走出去戰略合作聯盟副會長兼秘書長孫天璐在上述年會上表示，深圳在1-6月份，實際對外投資額相比上一年度增加了200%，目前深圳的主要投資領域地區主要在香港。

“對外投資多，民間投資少，不值得大驚小怪”

中國商務部公布的數字顯示，今年1~6月中國的對外投資額達到888.6億美元，而2015年全年對外投資額是1180億美元。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魏建國在上述年會上表示，估計今年全年的對外投資額將遠遠大於2000億美元。

在樊綱看來，中國對外投資超過外國直接投資，也並非偶然。樊綱表示，主要有兩方面原因：其一，中國有將近50%的儲蓄率，不能總是在國內投資，國內投資機會少，產能過剩，正是因為過去連續幾年投資過熱。因此，資本要去找到投資渠道，就要增加對外投資。所以，對外投資增加是一個歷史趨勢。

同時，樊綱表示，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是改善儲蓄利用效率的一個重要的途徑。如果直接投資多一點，就可以少買國外的債券，少一點官方外匯儲備，多一點民間外匯儲備，因為民間外匯儲備是民間買了國外的資產，民間買國外資產用不著遵循官方儲備的原則，官方儲備要求很嚴的，不得投資於回報高但是風險大的資產，只能買最保險但是收益率最低的，那就是國家的債券。所以，這是我們改善儲蓄利用方式的一個重要途徑。

今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快速，而民間投資增速下降，有些人認為資本在“外逃”。對此，樊綱表示，中國經濟目前正在調整，產能過剩，投資機會當然很少。相比之前，外國投資機會好的，資本會多投一點。同時，中國企業到國外兼並重組，買一些研發機構，對外投資自然就會多一點。

“我們經濟調整低谷的時候，對外投資增加的快一點，民間投資少點，也不值得大驚小怪。”樊綱說。

樊綱表示，當然民間投資少的問題，很多是體制的問題，大家缺乏信心，這是我們需要考慮的。這方面的改進之後，增長對內投資，民間對內投資適當平衡一點，當然也是一個改善的方向。但是即使目前的這種情況，我覺得也不值得大驚小怪，以一種平和的心態去看待它，有它一定的周期性變化因素。如何把自己制度做得更好一點，能夠吸引更多的國外資金進來，自己的資金更多投在國內，這當然是要做的事情。

政策創新如何為企業“走出去”服務

綜合開發研究院副院長曲建表示，中國正在從一個發展中國家走向新興經濟體，再走向一個大國。對比其他發達國家的路徑，每個大國都走了一個拋物線的過程，中國正在經歷ODI開始比較大規模的準備超越FDI的過程。

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有自己的路徑也存在一些政策上的限制，給企業走出去帶來一些阻礙。

深圳地鐵集團有限公司運營總部總經理肖世雄在上述論壇上表示，深圳地鐵的海外項目和“一帶一路”很契合，包括中亞地區的巴基斯坦、哈薩克，非洲地區的尼日利亞、肯尼亞、埃塞俄比亞，以及還有中東的埃及和以色列。

肖世雄表示，走出去的過程中遇到企業無法解決和無法回避的問題，需要政府支持。比如，外匯管制問題，以及十八大之後人員出國受控的問題，如果派出去的相當於副處或處級幹部，要經過外事辦批準，遇到馬上需要談判的時候，就很麻煩。

華大基因作為一個天生全球化的企業，從創立之初，就在中國香港、歐洲等地大規模建立分支機構和聯合實驗室。目前，華大基因已經在全球60多個國家承接科研和醫療基因測序服務。但是，華大基因遇到的問題是，國內對臨床醫療測序儀和測序服務監管嚴格，國產測序儀遲遲拿不到準生證，導致華大基因在國外發展的速度甚至快過國內。

對此，華大基因執行副總裁朱巖梅表示，雖然華大走的路看起來是墻內開花墻外香，但是企業走出去首先需要獲得國內市場的認可。她建議，深圳如果能夠像當年建立經濟特區一樣，未來在深圳建一個“醫療特區”，只要在香港和美國應用的醫療技術都可以在醫療特區應用。這樣，深圳才能真正成為生命時代，引領世界的一個創新區域。

前7月中企對外直接投資增61.8% 對發達經濟體投資增長迅速

中國商務部1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1-7月，中國境內投資者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同比增長61.8%。同期，中企對外投資區域相對集中，對發達國家和地區增長迅速。

8月17日，在商務部例行發布會上，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沈丹陽介紹，今年前7個月，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5465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投資額6732.4億元人民幣(折合1027.5億美元)。

沈丹陽說，今年以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一直保持較快增長，對外投資額已超利用外資額，成為資本凈輸出國。

商務部數據顯示，7月當月對外直接投資額138.9億美元，環比下降9.5%，這是今年4月單月對外投資額達到199.9億美元的峰值後，連續第三個月單月投資額相對4月峰值走低。

沈丹陽介紹，我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投資合作穩步推進，增長潛力大。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至今年7月，我國對“一帶一路”相關國家的投資累計已達511億美元，占同期我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12%;我國企業在相關國家建設的經貿合作區達52個，累計投資156億美元，為東道國創造了9億美元的稅收和近7萬個就業崗位。

從對外直接投資方式看，並購成為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方式，大型並購項目多。1-7月，中國企業共實施海外並購項目459個，涉及63個國家和地區，涵蓋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及制造業等15個行業，實際交易金額543億美元，占同期對外投資總額的52.8%。

沈丹陽說，今年前7個月並購實際交易金額已超過2015年全年總額，實際並購金額在10億美元以上的項目達12個，主要有收購巴西朱比亞水電站和伊利亞水電站30年經營權等。

從投資區域看，我國對美國、德國、澳大利亞等發達國家的投資流量增長迅速，增幅分別達到210%、200.6%和74.3%。中國內地對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和日本7個主要經濟體的投資達750.9億美元，占同期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3.1%。

繼泰國之後 “代孕天堂”印度也對外國人說不

印度政府最近發布了一項法案草案，明令禁止外籍人士在印度尋求代孕服務。這意味著印度這個“代孕天堂”將向有此需求的外國人關閉大門。

除了全面禁止外國人來印度尋找代孕外，印度本國人也將受到更多限制，比如只有結婚超過5年、無法生育孩子的父母才能申請代孕，並且要有一方參與到過程中。

主要禁止外國人和同性戀

印度外交部長斯瓦拉傑(Sushma Swaraj)表示，新發布的法案草案將禁止非印度籍人士及同性戀伴侶在印度尋找代孕，原因是印度社會存在大量濫用代孕的現象，包括夫妻丟棄多余的孩子或先天性殘疾的嬰兒等。

印度是當今世界最大的代孕國，全國運營著超過2000家的生育診所。據印度政府統計，每年約有2000對夫婦在印度尋找代孕服務。

批評人士表示，印度的代孕母親常常被惡意濫用，他們將那些臭名昭著的診所稱之為“子宮借貸”公司。

去年，律師瓦德（Jayashree Wad）要求印度最高法院禁止商業性代孕，禁止因為商業利益剝削印度婦女。他向法庭表示，代孕過程中含有大量商業因素，大部分利益被醫生、醫院以及機構榨取。

印度代孕費僅美國五分之一

根據醫學雜誌《柳葉刀》（The Lancet）披露，在印度通過代孕獲得孩子大約需花費25000美元，而在美國這一費用要高十倍。印度代孕母親一次可獲得5000～7000美元不等的報酬，在美國則高達25000美元。該雜誌同時指出，對於年收入僅有300美元的印度貧窮婦女來說，這顯然是一筆巨款。

對於支持者來說，這無疑是“黑暗的一天”。他們認為，相對於“一刀切”，政府更應該出臺更合理的規定。

國際生育中心創始人及專業代孕非政府組織的負責人巴克希（Rita Bakshi）表示，代孕業是一項成功的產業，造福了無數夫妻，“如果人們可以到印度進行白內障或心臟手術，那代孕為什麽不可以？”

印度內閣已批準此項法案草案，議會將在今年晚些時候進行討論。

主要代孕市場都在收緊政策

世界上主要的代孕市場都集中在亞洲，其中印度和泰國最受歡迎。

2002年，印度將商業代孕服務合法化，至今已有成千上萬的夫婦借此獲得子女。由於價格低廉、條件寬松、醫生資源豐富以及潛在的孕母群體數量龐大，印度“當仁不讓”地成為了“代孕天堂”。

同樣代孕業火爆的泰國也有“代孕之都”的稱號。受到多起跨國代孕風波的影響，該國在2015年7月30日正式生效了嚴厲的《代孕法》（全名為《保護以輔助生殖技術生產嬰兒法》）。該法律規定，尋求代孕服務的夫妻應為泰籍，若夫妻雙方有一人為非泰籍，則兩人結婚時間應不少於3年。也就是說，自此外國夫婦前往泰國尋求代孕服務屬於非法行為。另外，根據該法，尋求代孕者應為符合泰國法律規定的“由男女結合成的夫妻”，鑒於泰國並未在法律上承認同性婚姻，因此同性配偶也無法在泰國代孕。《代孕法》還對代孕者做出了嚴苛的規定，比如代孕者必須是尋求代孕夫妻的親戚，但不能是他們的母親或直系後代；代孕者必須年滿25周歲，生育過一個以上的孩子並得到丈夫的同意。如果代孕母親違反法律，將面臨最高10年監禁和至多20萬泰銖（約合3.54萬元人民幣）罰款。

英國《衛報》稱，隨著泰國、印度先後對代孕業亮起紅燈，今後“世界代孕中心”可能會轉向柬埔寨等地。

特斯拉首例自動駕駛致死事故其實發生在中國 當時未對外披露

14日，央視《法治在線》欄目曝光一起發生在河北邯鄲的特斯拉自動駕駛功能致人死亡事件。一男子駕駛特斯拉在高速公路行駛，前車躲避障礙物，該男子躲閃不及撞上道路清掃車發生車禍。這是國內首起被披露的特斯拉自動駕駛功能引發的致死交通事故。

該車主23歲，在部隊從事司機工作，並有上萬公里的安全形勢記錄。但據事故後行程記錄儀中的視頻分析，事故發生時，特斯拉處於“定速”的狀態，並未能識別躲閃而撞上前車。

據央視報道稱，該事故發生於今年1月份，當時並未對外披露。也就是說，發生在中國的該事故，早於5月7日美國佛羅里達州的Model S發生的事故死亡事件，是特斯拉自動駕駛的全球首例致死事故。

另有業內資深人士對第一財經爆料，特斯拉自動駕駛出現的事故其實多數沒有被報道。

7月底，北京也曾發生特斯拉自動駕駛事故。當時車主特斯拉Model S車主羅先生在北五環使用自動駕駛時發生撞車剮蹭，原因是系統未能準確識別前方停靠的黑色桑塔納。 此後特斯拉目前已經從其中文網站上刪除了“Autopilot”和“自動駕駛”這兩個詞。

日前，為防止導致司機喪命的致命事故重演，特斯拉將Autopilot升級為Autopilot 8.0。從主要倚仗主攝像頭和圖像處理系統升級，升級後更多由雷達承擔，稱將使用起來更加安全。

商務部：1-8月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同比增53.3%

14日從商務部網站獲悉，中國8月對外直接投資153.1億美元，同比增長13.4%；前8個月累計對外直接投資1180.6億美元，同比增長53.3%。商務部還表示，對外投資合作繼續保持穩定增長；投資區域仍呈集中態勢，發達國家和地區增長迅速；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快速增長。

以下為全文：

2016年1-8月,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保持良好發展態勢，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約160個國家和地區的近6000家境外企業進行了非金融類直接投資，累計對外直接投資7751.2億元人民幣(折合1180.6億美元)，同比增長53.3%;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8716.8億元人民幣(折合1327.7億美元)，同比增長6.2%;8月末我在外各類勞務人員97.8萬人。商務部合作司負責人指出，1-8月我國對外投資合作業務呈現以下特點：

一是對外投資合作繼續保持穩定增長。1-8月，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180.6億美元，同比增長53.3%;8月當月對外直接投資153.1億美元，同比增長13.4%。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1327.7億美元，同比增長6.2%;8月當月新簽合同額187.9億美元，同比增長25.3%。

二是對外投資區域仍呈集中態勢，發達國家和地區增長迅速。1-8月，我國內地對中國香港、東盟、歐盟、澳大利亞、美國、俄羅斯和日本七個主要經濟體的投資合計876.6億美元，占同期我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4.2%。對美國投資流量增長迅速，增幅達193.2%。青島海爾公司並購美國通用電氣公司家電業務項目，實際交易金額達55.8億美元，為8月當月我企業完成交割的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項目。

三是對外投資行業分布格局進一步優化，對制造業投資持續增長。1-8月，對外投資主要流向商務服務業、制造業、批發和零售業以及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分別占1-8月投資總額的25.7%、17.9%、15.7%和12%。流向制造業的投資額達211.1億美元，同比增長209.3%。其中，流向裝備制造業140.8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4.7倍，占制造業對外投資的66.7%。

四是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承包工程業務快速增長。1-8月，我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的61個國家新簽對外承包工程項目合同近4000份，合同額合計達698.2億美元，同比增長28.3%，占同期我國對外承包工程新簽合同額的52.6%。中國建築工程總公司承攬的埃及新首都建設項目合同額達27億美元，是今年以來我企業在“一帶一路”相關國家中標的最大承包工程項目。

五是長江經濟帶沿線省市對外投資活躍。1-8月，長江經濟帶沿線省市對外投資398.7億美元，是去年同期的1.9倍，占全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33.9%。其中上海市176.2億美元，同比增長70.3%，浙江省76.9億美元，同比增長218.1%，江蘇省70.5億美元，同比增長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