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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山,讓我坦然面對死亡。」 ?中國地產大亨萬科集團主席王石,在歷經事業高潮、瀕死威脅,以及人生種種風雨後,如何持續尋找自己的人生新坐標? 撰文.林宸誼 當一位身價數億元的富豪面臨死亡,那一刻閃過他心中的念頭會是什麼?死裡逃生後,他的人生又會有什麼改變? 美東時間上午七點半,大雪過後的波士頓,露出久違的陽光,一名身材高瘦,裹著厚厚外衣的長者,正穿越街道前往哈佛校園。他是中國地產大亨──萬科集團董事會主席王石。在歷經事業高潮及人生的風雨後,選擇重回校園,才是他此刻最想沉浸的單純喜悅。 創 立於一九八四年的萬科,是中國規模最大的上市地產公司,總市值近人民幣九百億元(約合四千億元台幣)。不過,王石的特殊之處,並不只是經營成就,他極度的 冒險性格,更令他在中國富豪中獨樹一幟。去年,他不僅創下中國登頂聖母峰最年長者紀錄,還曾攀登過七大洲第一高峰,以及橫越南北極,完成「七加二」極限運 動壯舉。 王石曾說,登山是因為自己的英雄主義情結,想要自我表現,要做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不過,山裡環境惡劣,每次一進山,他就開始後悔,王石大笑地說。「但下山之後,覺得還可以挺下去,所以下次還是去。」 多次登山經歷,讓他開始思索如何面對生死的課題。 其 實在○三年首次攀登聖母峰,他就曾有一次瀕死的體驗。「如果要說絕境,這世上沒有比連口氣都不給你喘的境地更絕了。」 王石回憶起當時,離聖母峰頂只剩下不到五十公尺的高度,卻發現氧氣瓶快要空了。「很多人勸我還有口氣時,趕緊往下撤。」 然而,好強的王石為這攻頂的一瞬間,已經拚命練了好多年,如今目標就近在眼前,怎麼能夠放棄? 攻頂後,王石趕緊下撤,但身心備受煎熬的那一刻,他永遠忘不了,當時天空陰沉,風雪颳過他身軀的情景。下撤的路上,他思索著路旁登山者丟下的廢氧氣瓶,「裡面是否還殘留著半口氣?」念頭一閃,他趕緊一路蹲下去撿,一個氧氣瓶、一個氧氣瓶地更換,就為了吸一口氣。 坦 然面對死亡 格外珍惜現有王石描述起當時的情境,「那時兩個耳朵感到熱熱的,就像陽光照射般溫暖」 ,可是怎麼可能會有陽光呢?他下意識抬起頭看,根本就沒有陽光,接著全身開始感覺暖洋洋,「當時特別想坐下來、閉上眼睛,覺得如果能坐下來,感覺一定很美 好。」 但是另外一個聲音告訴著他不能坐,如果坐下來就起不來了。 當下到八五○○公尺的高度時,居然讓他撿到一個特別重的氧氣瓶,裡面的氧 氣還有半瓶!但王石還是不敢大口喘氣;到了八四○○公尺時,王石遇上了救援隊送來一瓶裝滿的氧氣。「終於能痛快淋漓地喘!」 王石說,此時,那種「瀕死經驗」 的感覺才消失,事後他向隊醫描述,才知道人瀕死時就是這樣。 登山無法迴避死亡問題,「因為一進山之後,可 能是一個星期,可能是一個月,能不能活著回來就不清楚了。」 有時晚上睡不著覺,頭痛欲裂的他會想到,如果第二天死了怎麼辦?女兒將來怎麼生活?家庭會變怎麼樣?自己的工作會變得怎麼樣?「你必須要去面對死亡,面對 死亡不是說很勇敢不怕死,而是會不會認真坦然去面對,把身後事一一考慮好。」對他來說,放寬心坦然面對死亡後,讓他更加珍惜地活在世上,再次面對原來逃避 的問題,做什麼事情都會更加坦然與平和。 對現在的王石來說,登山是否能攻頂已經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是登山的過程。他語重心長地說,「實際來講就是對生命的體驗,人為什麼活著?活著目的是什麼?」真正價值不是生命有多長,而是如何讓生命變得有價值。 熱 愛登山的王石,之前就曾遭到股民抨擊,認為上市企業的董事長,萬一登山出了事怎麼辦?「總不能為了股票,什麼都不能做吧?」 鐵齒的王石,只要別人越反對,他越是要去證明。「我進山之前會告訴他們,我要去登山了,你們要是覺得危險,就把股票賣掉。」王石說,有段時間,萬科的股價 稍微下跌一點點,但當他登山歸來,股價又開始回漲;這種情況在他○三年攀登聖母峰時發生大逆轉﹗原來那時中國因為遇上SA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許多人待在家中,「結果看到央視轉播,萬科的董事長竟然在爬聖母峰,簡直是找死,那SARS有啥好怕?」 王石又氣又好笑地說,萬科的股票就突然「登登登」 往上漲,從此他的登山就成了一種正面的消息,對股市的影響變小。 「網路讓我認識我是老幾!」歷經了這些以及後來的「捐款門」 事件,王石決心淡出萬科的經營階層。現在,除非他自己談起房地產話題,要不然很難從他口中問到對中國房地產的看法;更多的時間,王石則是投身於公益活動。倒是他主動解釋起○八年「捐款門」 事件的教訓。 ? 「汶川大地震時,我一篇關於萬科應捐出人民幣二百萬元的網誌,幾乎把我打倒在地。」 在王石當時的想法裡,企業捐款多少是出於企業自願,慈善不應成為負擔,卻遭到網友的圍剿與抵制,質疑捐款太少,甚至有網友揚言不買萬科的股票和房子。坦蕩 蕩的王石,承認因為說話的時機點不對,而向全中國網友道歉。 王石以為,自己已經是被社會肯定的人物,○八年竟把他打回原形。「就是在網路 上,重新知道我是老幾,昨天你是英雄,今天就可以把你打到十八層地獄,什麼都不是。」 EQ高的他,曾有人問他是否每條網路評論都看,「那當然!」 王石說,但不可能每條都回,批評蜂擁而至,他要怎麼回? 「王石真是個該保護的稀有動物!」同樣是「阿拉善SEE生態協會」﹙由中國近百名企業家出資成立的環境保護組織﹚會員的信義房屋董事長周俊吉指出,在王石的身上,看到中國企業家少有的「捨與得」。 周俊吉說,當時萬科改制時,王石大可保有多一點股份,「但他卻捨棄掉,只留下專業經理人的身分」。周俊吉更進一步解釋,王石以喜歡登山的形象,無形當中把萬科企業品牌和他個人品牌完美結合,造就出圓滿的「得」。 一 九九五年,王石因為左腿劇烈疼痛,被醫生診斷出罹患了腰椎血管瘤,還被警告不能運動,否則很可能隨時癱瘓。好強的他,想在癱瘓前把沒有做到的事情都實現, 於是去了西藏,又結識了西藏登山隊,才會有今天的他。「骨子裡確實有逆反心態,總想要藉由冒險證明自己。」 王石如此定義自己的生活態度。 「做企業是一種挑戰,登山是一種挑戰,出國深造也是一種挑戰;這是我選擇的生活態度,儘管我已經六十歲了。」王石在接受專訪時透露,出國留學是為了圓自己深造的夢想。可以預見,這位風格獨具的中國富豪,仍將持續尋找自己的人生新坐標……。 王石 出生:1951年 現職:萬科集團主席 經歷:萬科總經理 學歷:蘭州交通大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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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機之後,呼籲進行全球性變革的各種呼聲此起彼伏。但真正迫切和必須的,是什麼樣的改革和政策?3月17日,北京英國大使館,全球最重要的 經濟決策者之一、英國中央銀行——英格蘭銀行的行長默文·金(Mervyn King)向財新《新世紀》週刊闡述其與眾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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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年63歲的默文·金已在英國央行浸淫20年,擔任行長也有八年。 Kathy Willens/人民圖片 |
記者面前的默文·金滿頭銀絲而目光深邃、中氣十足,學院氣的面部表情內斂拘謹。現年63歲的他已在英國央行浸淫20年,擔任行長也有八年。近年 來英國經濟遭受重創,他的決策力經受考驗;危機中他對銀行業的救助、一改通脹「鷹派」立場而推行量化寬鬆、對財政整頓的執著、在金融監管改革中的實用主義 策略,也使他備受爭議。
此次採訪,默文·金希望多談「再平衡與結構調整」。此前一天,他與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會面,並在北京中央黨校發表題為「我們是否需要一個國 際貨幣體系?」的演講。他呼籲全球各國作出努力,通過談判設定淨出口比例、真實匯率、資本流動、促進金融穩定的審慎宏觀政策及儲蓄率五個領域的具體目標。
顯然,實現再平衡是他當前關注的重點。採訪中,對有關日本地震、北非及中東動盪對全球商品價格、通脹及政策取向的影響,他以「長期內世界經濟是 有韌性的」一言概之,對歐元區現狀與新的救助機制也未給出評判。
可信的退出
財新《新世紀》: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復甦步調不一致,在 發達國家內部也存在差別。在政策上應該如何應對這種局面?
默文·金:一些國家從危機中的復甦很快,是因為他們不存在銀行危機,其實他們在90年代也經歷過類似的危 機。工業化國家則經歷了重大的銀行危機,銀行業需要收縮資產負債表,貸款量急劇下降,實業投資的成本變得很高。這種危機就比單純的衰退在復甦時慢很多。
將來,世界經濟取決於新興市場追趕先進經濟體生產率水平的速度。如果迎頭追趕,他們就能實現比發達國家更快的增長率。但一旦達到技術前線,一國 增長率就會出現拐點,之後會降下來。但哪些國家會最先步入這個階段,何時會發生,很難預測。沒人知道未來會怎樣,能做的就是設計一種經濟和政策框架,使我 們能夠在始料不及的挑戰到來時,具有足夠的韌性。
財新《新世紀》:大家都很想知道,發達國家究竟怎樣使投資 人相信,他們具有可信的退出策略。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主要發達經濟體,調轉貨幣政策的方向。
默文·金:沒錯。我認為要使政策框架值得信任,它首先要看起來可信,也就是必須是一種對銀行面臨挑戰的理 性、高明的回應。
許多工業化國家的產出水平還是比危機前相差很多,還有產能閒置,通脹壓力主要來自外部的油價、食品和其他商品價格上漲,但國內產生的通脹壓力非 常低。只有當國內內生的通脹預期開始抬頭,才是需要結束刺激性貨幣政策的時刻。
這是為何在我們的政策框架之中,強調當前的通脹率,但更重要的是要看未來18個月、兩年的走勢。貨幣政策遲早要退出,利率要回到正常水平。但這 不代表明天就要這麼做,也不代表永遠不做,必須在中期內的通脹風險與通脹目標之間加以平衡。只有當金融市場中的人們認為,決策是考慮了未來風險,並做出正 確判斷的時候,貨幣政策的退出策略才是可信的。
財新《新世紀》:從歐洲的經驗看,是不是存在這樣一個臨界 點,即債務水平超過某種程度後,市場信心會突然會崩潰?包括美英在內的國家目前的財政整頓方案,是否足夠挽回和維護信心?
默文·金:這並非是一個物理或機械問題,找到一個確切的臨界點是不可能的,主要還是取決於市場情緒。
在危機中,公共債務佔國民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一個原因是政府需要支持銀行,同時也是總需求和產出大幅下降後稅收收入減少的結果。
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爆發,市場有實實在在的對財政可持續性的擔憂。但當你正在喪失市場信心的時候,最重要的就是令市場重拾信心,否則就要為債務 付出顯著增高的利息。自然而然地,各國政府紛紛宣佈中期內要有一個框架,將債務降到可持續的水平。
如果看英國的經驗,可以說已經恢復了信心。當然,各國都處在不同的境況,將來還會有比較大的挑戰。日本地震的事證明了世界充滿了怎樣的不確定 性,我們最需要做的,就是要設立明確的政策框架,才能對出乎意料的事件做出理智的應對。
調整「齊步走」
財新《新世紀》:近來對全球再平衡的討論非常多,但世界經 濟真的實現平衡增長,就會避免未來的危機嗎?畢竟金融危機已經存在幾百年了。
默文·金:我想強調,2008年的危機是世界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世界需求和產出以及世界貿易顯著下降,影 響了每一個國家,包括那些根本沒有銀行危機的國家。確保不再發生同樣的危機,符合每個人的自身利益。
本次危機有兩個最主要成因,其一是世界經濟不平衡。資本流動的方向顯示,逆差國家一直在大量舉債,內需是在不可持續的高水平,遲早需要向下調 整;而在高儲蓄的國家,內需遲早要向上調整。
另一個成因是逆差國家的金融體系需要改革。目前西方國家有對銀行業本質的大討論,涉及將來政府要如何在必要時提供支持。有時候這種討論是以去除 「太大而不能倒」為標題,我個人喜歡說「太重要而不能倒」,指的是納稅人對一些金融機構提供的隱性補貼。這種隱性補貼使金融機構的槓桿率大幅提高,其他國 家為他們提供了資金。由於能夠以廉價的成本舉債,這些機構擴大資產負債表的途徑並不是放貸、增加權益或再投資,資產負債表非常脆弱,有超高的債務—權益 比。
如你所說,西方世界自打工業革命以來就一直存在金融危機。但這一次,兩大成因其一是全球經濟不平衡,其二是西方國家銀行體系問題。依靠這兩年的 政策刺激,才使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開始復甦,但根本性的問題仍未解決。刺激政策帶來復甦,作用是使調整不至於激烈到難以承受的程度,但不會減弱調整的需要。
財新《新世紀》:問題是,在中短期內,有可能出現順差國家 的內需增加,趕不上逆差國家需求的下降,這個缺口如何解決?
默文·金:是的,這也是最困難的環節,即要避免在再平衡過程中,使世界需求和增長降低至低水平,因為這意味 著全球範圍的衰退。要確保的是,不平衡在逐漸化解的過程中,維持一個高水平的需求和增長。因此要有國際協調,確保中國和其他高儲蓄國家國內消費增長的速 度,要與逆差國家國內消費下降的速度相一致。
最重要的是要記住,經濟增長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是拜貿易所賜,貿易中每個人都獲益。問題只出在不平衡,關鍵是解決不平衡的過程中不能扼殺貿易。
財新《新世紀》:難題之一是,中國將來要面臨人口老齡化問 題,或「未富先老」,這種情況下內需增長很可能受限?
默文·金: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不過,沒人不切實際地期望中國內需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確定的是,其 國內消費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目前是非常低的,這反映的是缺少保險的途徑和融資渠道,這些可都是可以改變的。
沒人能獨善其身,即使像中國這樣巨大、強大的國家,也深受危機所害。這說明,每一個國家從自身的利益出發,都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中國政府已經 意識到最基本的經濟因素,這不是西方迫使中國做不願意做的事,這本就不是個「零和遊戲」。出路是,大家把紛爭擺到桌面上來談,本著實現共同利益的原則,各 自做好自己的工作。
先交易後共治
財新《新世紀》:提到國際協調,在演講中你給出了五點建 議,要尋找一些「公允標準」,這是不是一種對更明確、更有強制力的全球治理架構的探討?
默文·金:我認為世界還沒有做好準備,接受強制性的指標信號或懲罰措施。但需要的是對要做什麼要有更明確和 更廣泛的認知和共識。
G20內部,包括巴西,可能還有印度等國家,就提出來他們的本幣升值到了一種不舒服的水平,於是對資本流動採取管制。短期內確實有管制的需要, 因為匯率變動會使真實成本上升;但在長期內,我們都不希望有管制,資本應當自由流動到投資回報最高的領域。因此,我們需要規則,明確何種情況下,一國可以 採取管制。
可能最重要的還是,在消除不平衡的過程中,需要各國在結構政策上的對話。要告訴中國和其他國家,西方國家要怎樣實現儲蓄率的提高。比如在英國, 我們有個五年計划來削減財政赤字,這是提高國民儲蓄率的措施之一。西方也需要其他政策調整,比如解釋將如何支付福利支出。同等地,我們需要與中國進行有關 結構政策的對話,在長期內如何提高國內消費。
需要對化解不平衡的速度、節奏有個時間上的約定。在時間上達成一致,就對所有逆差國家、中國及新興市場國家都更有說服力。這以後,我們就會開始 琢磨:「那麼需要何種匯率政策,才能在期限內實現調整呢?」匯率是其中之一,但只是其一,要改變的比匯率寬得多。
財新《新世紀》:具體到每個國家,比如順差國的中、日、 德,都有自身特有的情況,如何才是「做好了自己的工作」?
默文·金:確實如此,大家各不相同,都要有自己的對策。我不能替中日德說,各自需要做什麼。清楚的是,德國 順差主要是相對於其他的歐元區國家,那麼德國就需要從歐元區內部入手,這對全球再平衡同樣具有意義。
正因為各不相同,簡單的強制性懲罰措施並非當下的解決之道。今天需要做的是具有大量信息交換的私下對話,而不是國際會議的會後聲明,要在不同政 府之間對經濟根基問題有真正的理解,並各自設立五到十年的調整時間表,也就是我所指的「大交易」。
也許在將來,我們可以慢慢演進到設立一個類似於世界貿易組織(WTO)的機構或框架,在全球治理上推進一步;也許最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能夠設計出對國際資本流動和國際收支賬戶做出規定的類似體系。
財新《新世紀》:這個「大交易」的過程,是否也需要全球貨 幣體系發生改變?
默文·金:不。人們喜歡談國際貨幣體系,但往往並不清楚這指的是什麼。究竟哪種貨幣是國際儲備貨幣並不是當 前最緊迫的問題。因為國際儲備貨幣是由全球數百萬願意持有這些貨幣的意願來決定。今天,美元是全球最大的儲備貨幣,美元取代了英鎊是由於美國經濟變得更 大、更重要。
隨著時間的變化,人民幣會變成一個主要儲備貨幣,但絕不是國際協商的結果,而是中國經濟繼續增長,變得更大更強,最終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財新《新世紀》:但畢竟中國擁有巨大的外匯儲備,即使增量不再積累,存量已經是個大問題。人民幣是不是需要一種中間過渡狀態,比如先行加入IMF的特 別提款權(SDR)?
默文·金:正因為逆差國家過度舉債,中國又是順差國家,才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結果是現在高度依賴國際經 濟,其他國家一有風吹草動,都要牽動中國的神經。中國的外匯儲備問題正印證了,沒有國家是「絕緣」的。
可以考慮加入SDR,但人民幣仍要以可兌換作為先決條件。SDR不是貨幣,是儲備資產。人們可以持有任何想要的貨幣,美元、日元、歐元、英鎊, 想持有SDR也行。但SDR還是基於現有貨幣,換句話說並不存在一個過渡階段,加入SDR與人民幣變為國際儲備貨幣是相伴的過程。
本刊實習記者余思偉、李婉然對此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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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金融業因長期金融政策方向不明,正一點一滴喪失競爭力,本刊特邀具有產業實務及施政經驗的前財政部次長楊子江為金融業把脈,他建議公營行庫應走向「公有民營」,採行委託經營模式,才有競爭力。 口 述. 楊子江 整理.許瀞文過去由於銀行整併與金融民營化,產生一些社會疑慮,導致政府在金融政策上裹足不前。近年來,有關單位只能強調銀行的呆帳率逐年降低,體質已有 改善;但對金融改革,如何強化金融產業發展,與強化區域性競爭力的議題,始終莫衷一是。台灣金融業落後鄰近國家一大截,ROA(資產報酬率)、ROE(股 東權益報酬率)偏低,為什麼?癥結之一,政府沒有明確且一致的金融發展政策與方向。金管會、財政部、央行都和金融業有關,但談到金融產業的發展問題,就缺 乏整合的機制與主導的單位。 買國票金 政策反覆令人費解「公公併」政府只是在便宜行事例如,最近官股進場買國票金,政策反覆令人不解。官股介入民營金融機構的政策涵義是反民營化嗎?又例如,財 政部似乎也想要讓官股銀行互相合併,因為這樣可能產生的事端最少;但官股合併,從策略上看,只有規模變大的意義,彼此同質性過高,合併綜效並不大。 金 融改革的選項很多,較不具創意且便宜行事的,便是官股(銀行)併官股(銀行),因為表面看起來爭議最小且困難度最低,但實際作用不大,仍然受困於公營體 制,人事、組織、資金運用處處受限,競爭力與效率提升談何容易,一九九○年台灣開放新銀行,官股銀行市占率逐年下降即為明證。我們不能因為過去國內銀行合 併、官股銀行與民營銀行整併或有弊端,在金融改革的路上就逃避現實,挑一個完全不會出事而應付了事的作法。 整併需要有一加一大於二的互補效 果,你強的、補我弱的,或者能夠技術轉移、資源共享,企業要的是競爭力與經營績效,而規模經濟只是合併的其中一項考量,但絕對不是主要考量,尤其是當同質 性過高,未來的競爭更是走向區域或國際市場,一個規模大,但綁手綁腳的官股行庫做得到嗎? 前幾年,有些觀念似是而非,認為銀行還是公營的比 較好,尤其二○○八年金融海嘯後,認為官股行庫的績效比大多數民營銀行還好,因為許多優秀的民營銀行都受傷慘重。但這是全球性的系統風險,只要參與(國 際)市場就會受傷,只有較不主動參與市場的金融機構受傷輕微,但沒受傷不代表績效好或比較具備「經營能力」與「競爭力」。 而台灣金融市場要 如何改造、更有競爭力?以目前來看,官股行庫占銀行資源六成以上,這些金融資源一定要活化,才能帶動台灣整體金融業的優勢,特別是與其他外國及大陸的銀行 在外地競爭。我提出的建議是,部分沒有政策性任務的官股銀行,可採行「公有民營」(委託經營)的民營化策略。財政部就像一個大的private equity fund(私募股權基金,簡稱PE),只要扮演大股東的角色,委託專業經營團隊,雙方簽妥契約,財政部只要考量合理的員工權益並盯緊績效就好,其他政策性 任務可保留給台銀、輸出入銀行等政策性銀行。 舉例來說,世界級的PE卡萊爾,在台灣買了大眾銀行、自然美,但他們也不全懂金融、健康產業, 只要買了以後找專業團隊經營,本身掌控董事會,就沒有大問題了。安泰銀行大股東日本歐力士和丁予康(安泰銀總經理)所組的團隊;萬泰銀行大股東,二大全球 金融集團SAC與GE找盧正昕(萬泰銀董事長),都是類似例子,不但可行也是全球普遍採行的作法。 而PE最令人質疑的是短期投資與經營。財 政部採用委託經營就沒有「退場」的疑慮。PE運作方式在全世界歷史相當悠久,財政部如果把不具備政策任務的行庫交由他們經營,所有權還在政府手上,「委託 經營」在世界各地都有相同經驗及作法,台灣的醫療體系也有類似的成功案例可供參考。金融機構屬公用事業,當所有權及董事會仍在政府手上,可避免失控與損及 公眾利益。 「公有民營」掌握所有權 授權經營現在不做 要等到什麼時候? ○六年行政院召開「經濟永續發展」會議時,鑑於金融民營化引發諸多疑慮,我曾建議改採委託經營的「公有民營」,當時行政院也交由經建會研究,結論一涉及修法,大家就意興闌珊,懶得推動了。 不過現在執政黨在立法院占絕對多數,現在不做、不修法,要等到什麼時候才做呢?照目前的民意走向來看,未來立法院像現在絕對多數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失去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只求交差了事,太可惜了。 金 融改革每個方案都各有利弊,但我們必須選擇對國家產業發展利益最大、損害全民利益最小的方案。以台灣泛政治化情況,要活化官股行庫最好方式,就是公有民營 (委託經營)。我曾經在各個大小財經會議中請教過許多金融同業,少有提出更具可行性的建議。也有人會問,要推動國有企業民營化,為什麼不用全民釋股或者洽 特定人購買的方式? 我從一九八八年進中華開發工銀後,就開始擔任政府各部門的財務顧問,協助推動民營化,應該是台灣民營化經驗比較豐富的幾 位人士之一,釋股會發生很多問題,我都曾遇過。以前認為,只要過程公開透明,洽特定人或全民釋股都是可行的方案,但在累積了產、官、學的經驗後,現在想法 更成熟了。 「民有公營」最糟糕 華航、中鼎是錯誤示範 例如,如果採全民釋股,官股 低於五成,以台灣目前的定義,已經不是國營事業,但官股還是最大股東,掌有經營權,例如中鋼,官股大約只有二成,對董事會依然有主導地位,但卻不受︽國營 事業法︾管轄,變得不公、不官、不民,這是最糟糕的狀況,我稱之為「民有公營」,經營權還在政府手上,不管是哪個黨執政,都能插手。其他例如華航背後的航 發會,中鼎工程背後的中技社都是鮮明的例子,政府隨時可伸手進去不受約束,小股東又力有未逮;監察院也沒法管,︽國營事業法︾也不適用,法令完全鬆綁,這 是最壞的示範,但可隨心所欲,任何一個執政黨都喜歡這種方式。 台灣公營事業的定義是「官股五成以上」,適用︽國營事業管理法︾的規定,全世界只有台灣極少數國家才有;環顧其他國家,以新加坡為例,新加坡無論公營、民營事業,一律適用︽公司法︾。因此這種官不官、民不民的情況,也是台灣獨有的怪象。 一九九○年初,司徒達賢(政大企管所系特聘教授、商研院董事長)、賴源和(政大法學院兼任教授、經濟部法規委員會委員)、于卓民(政大企管系、國貿系教授)與我,接受一個專案研究委託,建議政府及早規範「民有公營」弊端,但報告出來後,沒有一個單位當一回事。 但有人或許想,為何不乾脆讓官股降為零,其實這也會衍生許多問題。 因釋股可以用兩種方式,一是洽特定人,但金融機構規模都很大,特定人只有財團才承接得起,外界會有很多雜音,而且最後金融業勢必落在少數人手上;另一則是用公開招標的方式,但就算公開招標,外界意見還是很多。 像富邦買台北銀行,台新金買彰銀,其他未得標者也出面說明招標過程沒有疑慮,但官員到現在還常常被有關單位叫去說明。因此現階段看來,為化解社會對民營化的疑慮,又要提升經營績效,「委託經營」遠比「公併公」更有作為。 最 近,我常聽到許多金融業者抱怨金管會金檢太過嚴格,當年還在開發工銀任職時,覺得主管機關一天到晚找麻煩,但等我到了財政部主管金融業務,開始面對所有金 融機構而非單一個案時,才開始覺得金融監理十分複雜,大多數業者都守規矩,但常常犯規的往往形成慣性,更有些業者經常透過政治力量干擾金融監理。 政 治力量不應插手金融監理應落實分級管理 優勝劣退有許多財經學者、專家都說,金融應自由化,監理只要「負面表列」就好,我以前也認為這樣很對。當我還在財政部服務時,曾召集銀行、證券、保險主管 同事,請他們依負面表列精神修法放寬管制,也就是只列出禁止項目。研議甚久,過於寬鬆,市場可能失控;太過嚴謹,有失放寬管制的美意。 到最後我們討論出,金融市場應該要落實分級管理,負面表列比較適合模範生,但劣等生就必須加強監理,只有徹底落實分級管理,才能有合理的金融監督機制。 至 於要怎麼落實分級管理機制?我承認,難度非常高。因為會有不同意見,分幾級,分級的標準在哪裡?許多指標一旦量化,就很難讓所有人都認同。但當公務員不能 一遇到困難就退縮,終究解決問題才是最重要的。否則監理尺度不能跟著分級制度走,好的銀行業者當然就會受不了,但劣等生卻退無可退,依然故我,也常令主管 機關無計可施。 楊子江 出生:1954年 現職:滙揚創投總經理 滙宏顧問董事長 經歷:財政部政務次長兼台灣銀行董事長、中華開發工銀總經理、政大、交大、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兼任教授 學歷:政大企管博士 美國伊利諾大學MBA 「公有民營」 委託經營是最佳選擇! 類型1 公有民營(委託經營)類型2 公有公營(台銀)類型3 民有公營(華銀、合庫、兆豐銀)類型4 民有民營(台北富邦、國泰世華、中華票券、台壽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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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陸續端出開徵奢侈稅、官股行 庫整併等政策,施政軸線似乎從過去的「拚經濟」調整為「拚改革」,也引起諸多討論。為此,《今周刊》特別專訪行政院長吳敦義,請他闡述政府的決策思維與目 標。此外,針對近來討論沸騰的核電問題,以及台灣生育率極度偏低的危機,他也做出了明確表態,並且提出政府的努力方向。 口述.吳敦義 整理.羅弘旭 研究員.陳兆芬政府開徵特種貨物及勞務稅(俗稱奢侈稅),主要的考量,是來自於不要讓民眾因為房價高漲,降低對台灣經濟景氣好轉的滿意度。 去年是台灣經濟谷底翻升的一年,GDP(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高達一○.八二%,這是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台灣的經濟成長率首次超過對岸;進出口總額也創歷史新高,達五二六五億美元;民間投資成長率三二%,也是四十五年來最高。 但這麼美好的一年,為什麼民眾若有憾焉? 主要就是經濟成長的表現,被幾件事情所折損。 例如兩岸直航,節省了大量時間,但很多台商卻是抱怨多過稱讚,原因就是票價過高,航空公司在兩岸航線上賺了很多錢,因此政府採取了斷然措施,迫使航空公司四度降價。 談奢侈稅 稅率絕不打折 政府也發現,台北都會區的房價的確被過度炒作。房價高升,部分來自供需不平衡,部分則是台商回流,墊高了成交價格,但房價快速飆漲,就變成古人所講的,「其進也猛,其退也速」。當房屋貸款已占銀行放款比率到一個水位,如果政府不注意,也可能演變成美國的二房危機。 因此經建會擬定了「健全房屋市場方案」,採取一些積極作為,包括央行針對部分房貸的授信規定轉趨嚴謹,以及貸款、租賃總預算無上限的青年安心成家方案,但幾次的處理,仍如媒體所批評:「力道都不夠」。 炒房業者和投資大戶毫無節制地繼續哄抬房價,但政府不能放任拚經濟的最後一哩路──全民加薪還沒出現,就消融在房地產的追逐炒作中。 不管是短中長期,政府都希望房價是穩定溫和地上漲,因此才會經由財政部提出類似於交易稅的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打擊炒作房市的投機客,以消弭推升房價的不正常交易因素。 這案子不一定完美,因此條文中也保留了「對於自用住宅的除外條款」以及「其他經財政部核可的用地。」這些例外,都會受國會、全民和媒體的監督。 提出特別稅就是要健全房地產市場,追查短期交易卻不繳稅的行為,所以立法院大多贊成奢侈稅的開徵,絕大多數立委原則上支持在本會期中通過,稅率也絕對不會打折扣。 談金融整併 修正二次金改造成的不公義說到金融整併問題,政府的重要政策,是健全並穩定金融秩序,實現公平市場的發展、增加經營的能力、擴大經營規模,並且減少金融事件的發生。二次金改後,某些大股東與中股東、小股東之間鬥氣、鬥法,最後受傷的都是社會。 二次金改產生許多不公不義之處,大銀行被併入小銀行,賺得少的銀行併賺得多的銀行,天下沒這種道理,枱面底下更有見不得光的事情。 二 次金改產生的失衡失序,都是政府要重新恢復的公理和正義,所以從二○○八年開始,政府穩住兆字頭的銀行,拿回華字頭銀行的主導權(編按:由於吳敦義避談具 體個案,︽今周刊︾根據其所言判斷其所指涉個案,以下編按同。此處應指兆豐金控、華南金控),這並不是公股要和民股鬥,或者支持哪一派打哪一派,而是要穩 定金融秩序。 民營化有其好處,例如經營靈活,不受羈絆,但不能讓經營者產生邪念,試圖取得經營權,例如某家證券公司,兩派股東爭奪經營權, 每到股東大會前夕,雙方就徵集委託書,股價也被炒高(編按:此處指的是張平沼和辜仲爭奪金鼎證券),這問題已在去年適度解決了,用我交代的大原則處理,沒 事! 政府對金融體系的政策是希望健全金融體系,這包括擴大銀行的經營規模,提升經營效率和競爭力,用以因應國際化的競爭,因此有公股作為穩 定力量,就可以杜絕派系紛爭,這個過程,就是我一再強調的「目標合理可行、過程合法透明、結果全民共享」,就與政府操作BOT案子一樣的態度。 台灣高鐵和一○一公司是台灣的光榮與地標,這案子絕對不能倒,但如果要求政府出手協助,那麼,原來造成社會詬病或質疑的經營者就必須退出,原經營者不退出,我就不伸手;要我伸手,他就要退出。 談一○一股權 官股不賣,它是國家的建築所以我到行政院,第一件處理的就是高鐵案,當原來的經營者退出,我就立刻命令台銀為首的銀行團加入,由銀行團用新約取代舊約,合理地降低台灣高鐵的利率負擔。 行政院換了歐晉德擔任高鐵董事長,改組高鐵的董事,我們過程乾淨俐落、明確果斷,高鐵營運沒有停過,安全上大致也沒有問題,現在經營逐漸上軌道。 對一○一的態度也是一樣,這是我們台灣的光榮地標之一,它裡面含有很多我們台灣人的光榮、驕傲、信心,我不希望哪一天這座大樓變成「不單純的中華民國指標建築」。所以在我管得住的範圍內,官股都不會再賣。 從日本福島核電危機後,社會大眾對政府的能源政策有諸多意見,但是政府早就訂立︽永續能源政策綱領︾,整體發電系統中,推動低碳能源超過總體能源五五%,並將核能作為無碳能源的選項。 談能源政策 電 力備載,核能是必要選項目前我國核能發電占全國裝置容量一二.六%,外界有疑問說,我們的備載能量很多,但近幾年備用容量率偏高,是因為○八及○九年受金 融海嘯影響,景氣下滑,用電尖峰負載大幅下降,導致備用容量率提高。直到一○年尖峰負載上升至三五九九萬千瓦,才恢復到○七年的水準。 金融海嘯後,景氣明顯復甦,電力需求也逐年增加,備用容量率跟著下降,預估一四年將降至一六.一%,而後維持在一六%附近小幅波動。 我必須要說,一六%是危險的,整套電力系統裡面,有許多裝備每到一定的年限就要大修,會有很多廠需要歲修或大修,像最近核三廠就要大修,如果要再加計風險,說不定某一個廠會出一點狀況,譬如說,火力發電廠可能哪一個機組出狀況,出狀況怎麼辦? 備載電力是應不時之需,不管哪一個機組歲修、哪一個機組突然停電、停止運轉,電力都不能停止供應,如果竹科的電力斷掉,將會損失多少錢? 所以電力供應的銜接,需要足夠多的備載提供無縫隙電力供應,這是不能輕忽的。 談生育率 社 會責任會議勸說企業加薪超低的生育率的確是個問題。三十年前,我在十一個月內連生老大、老二(編按:長子吳子廉、次子吳子安),家庭計畫中心就很緊張地上 門詢問我太太:「吳太太,請教你們準備生幾個?」我太太就說:「順其自然,但我『尪』(丈夫)是想生很多個。」那個年代是不鼓勵生太多的,為什麼現在的情 況完全相反? 首先,男生女生學歷都普遍提高,讀大學、讀研究所、讀博士班的越來越多,出國的人也越來越多;第二,女性就業人數也越來越多,有些女性覺得工作得來不易,就算是交了男朋友,還是很猶豫要不要結婚,所以結婚年齡也跟著普遍提高。 馬總統就是典型的例子,他二十七歲結婚,在台大法律系同班同學中,他是倒數第二個結婚的,因為他跑去紐約讀碩士,再到哈佛讀博士,當然要晚婚。 但風水輪流轉,現在台大法律系畢業的,二十七歲結婚,應該算是榜首,這就是社會形態的改變。 另外,家庭觀念改變,過去養兒防老,現在覺得無妨,有很多人覺得不用生沒關係,瀟灑過一生,對國家、社會有貢獻就好。 台灣要做到生育率回升,第一個要樂婚,樂於結婚;第二要願生,願意生育;第三要能養,養得起孩子。 首先是樂婚,政府必須多鼓勵舉辦結婚媒合平台;另外,願生要環境允許,包括育嬰、懷孕、產後環境條件的強化;能養,要考慮到薪水能養得起孩子。 這些條件,政府也著手配套措施,現在五歲學童讀公私立幼稚園學費全免,推動十二年國教,也讓家長對中長線教育比較放心。 另外,我們還希望薪資水準能夠合理地提高。 原本三月十一日安排了四場與上市櫃公司的「企業經營與社會責任會議」,希望道德遊說企業主提高薪資,但因為日本震災的關係,延後到四月中召開,但這幾個方向政府仍將持續推動。 從全台灣上市櫃公司的獲利來看,這些大老闆保守估計賺了一兆五千億元,所以我也勉勵老闆們,「日進斗金賺大錢,守法重義繳稅多,善待員工闔家樂,節能減碳愛台灣。」以這樣的態度,善盡社會責任,台灣才能持續增加整體競爭實力。 |
http://magazine.caing.com/chargeFullNews.jsp?id=100248994&time=2011-04-16&cl=115&page=all
時隔一年,世界金融局勢動盪依舊。財新《新世紀》記者又一次對美國前財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進行了專訪。
保爾森作為博鰲亞洲論壇理事,在本月初就已抵京,除了參觀企業和出席研討會,還與多位中國政府現任和已經離任的高層舊友會過面。採訪於4月9日在北京東方君悅大酒店行政層的房間裡進行,採訪的領銜者是財新《新世紀》總編輯胡舒立。
保爾森卸任美國財長一職已有兩年,身為高盛公司CEO更是五年以前的舊事,目前他特別關注的是全球經濟的能源瓶頸和可持續發展。不過,在金融界 戎馬一生的保爾森,不可能對當前時事充耳不聞。相反,由於已是「無官一身輕」,採訪中他更加揮灑自如,對全球經濟的熱點問題和大勢判斷依舊耐人尋味。
危機莫誤讀
對於本次金融危機可供其他國家借鑑的經驗,保爾森強調,絕不能由於危機而因噎廢食,逆轉金融市場的自由化、去管制化將是「大錯特錯」。市場化令全球數以千萬計的人口擺脫貧困,對美國乃至全世界的經濟發展和福利提高發揮了重大作用。
危機確實暴露了監管領域的重大缺陷,「但需要的不是更多規則,而是更好的規則」。保爾森認為,在危機前,美國監管體系沒能跟上市場發展,監管機 構與金融機構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政府沒有處理危機所需要的權力和靈活度;對房地產市場的過度刺激政策也有問題。金融行業中,銀行犯了大錯,金融機構槓桿 率過高,衍生品和證券化過於複雜。
「但我總愛對人們說,如果某個想法是錯的,它就根本不會帶來多大麻煩,因為它自身發展不到哪兒去。」保爾森說。證券化、衍生品之所以能引發如此大規模的危機,正是因為他們本身是個「好主意」,只是增長太快,而監管沒能與時俱進。
與前次採訪相比,最大的變化是美國已經出台了《華爾街改革及消費者保護法》,即「多德-弗蘭克法案」。
保爾森評價道:任何法律規章都無法避免金融市場的動盪,金融危機會不斷發生。但能夠做到的是,減少將來危機暴發時的危害,制定規則以更自如地管理危機。
「多德-弗蘭克法案」有幾個至關重要的突破。其一是給予政府緊急處置權,可在破產法庭之外應對銀行的「失敗」。只有這樣,當銀行破產倒閉時,才 能確保足夠快、有序地進行清算。其二是建立了系統性監管委員會,由財政部長牽頭,主要監管機構首腦組成一個工作組,對整個系統負有責任和權力。當監測到對 整個體系構成威脅的風險時,監管機構可及時介入。其三是美聯儲對所有大型、複雜的金融機構都有監管權。最後,還規定了對衍生品市場增強透明度,衍生品要麼 中央登記結算,要麼在場內交易。
保爾森尤為看重的是政府的緊急處置權。實際上,沒有任何機構太大而不能被清算,而是太大而不能「很快」被清算。監管者擁有了處置權,就意味著一 旦發生銀行「失敗」,他們知道應當怎麼做,而這意味著事前就要有一個清算計劃,也就是保爾森稱作的金融機構的「活遺囑」。只有這樣,才能確保他們為自己的 行為付出代價,而不是普通的納稅人。「活遺囑」主要規定基本原則,但隨著金融機構的資本結構不斷變化,計劃應被定期審查和調整。
這部法案已經涵蓋了改革所必需的最重要領域,但數千頁的文本在將來的解釋、執行中還會遇到阻力。「也許比好的規則更重要的,是如何確保他們的實施,」保爾森說。
對美國國內要求審計美聯儲的呼聲,比如有些人要求,公開美聯儲在危機中對金融機構的窗口貼現貸款或內部評級。保爾森認為這些要求站不住腳,央行獨立性「至關重要」。
美聯儲的經驗值得中國借鑑,但實現央行獨立性是漸進的過程。從過去中國金融市場、監管框架來看,中國人民銀行的各項決策,比如擴大匯率機制的靈 活度,對人民幣國際化的推動,說明中國央行也在不斷演進。保爾森稱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是「令人尊敬的國際領袖」。美國已有較長的演進歷史,實際上中國在各 個領域的變化用時更短,維持包括貨幣政策的改革勢頭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臧否「居者有其屋」
保爾森曾在《峭壁邊緣》一書中寫道,2008年將房利美和房地美(下稱「兩房」)收歸國有時,對這兩個典型「大而不倒」的政府支持企業將來的道路還無暇顧及。在上一次採訪中,他認為全面改革的時機未到。但今年2月,奧巴馬政府已提出了一個改革方案。
保爾森指出,政府方案只是提供了三個選項,並沒有明確的方向。「兩房」改革不但是龐雜的經濟議題,更是巨大的政治挑戰,需要國會和政府的大量工 作和妥協努力。但可以肯定的是,當前「國有化」整個房屋市場行不通;回到危機前的架構亦不可取,因為它本身就是危機的一個重要誘因。
核心問題是,有必要重新定義政府在住房市場的角色。「兩房」的功能必須大幅縮減,或專門支持低收入借款人,或只在市場動盪、房地產抵押貸款信用大幅減少的情形下發揮作用。政府對「兩房」的支持必須顯性和透明。
「居者有其屋」在美國乃至全球都是一個重要的政策目標,保爾森說。但問題是,在過去短短幾年,美國房屋擁有率從65%增加到69%,難道真的要 讓所有人都擁有住房嗎?「不幸的是,有些人應當租房,」如果有人能夠獲得100萬美元的貸款,還由此享受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利息支出部分的扣除,這對租房 人來說並不公平。
對「兩房」改革中如何保障投資者利益,保爾森指出,在他任上,政府已對「兩房」債務提供足額擔保,這一策略從未改變。改革指的是「兩房」未來業務的減少甚至消失,但這是指「增量」;而對已有的債務存量,任何路徑都會確保其背後的政府擔保。
保爾森表示,誠然,2008年7月授權政府處置「兩房」的《住房和復甦法案》有政府作為優先股股東注資「兩房」的規定,如起初的可注資2000 億美元到後來追加到4000億美元。但起到決定作用的是國會給予政府非明確的、無上限地支持「兩房」債務的權力。有這一權力,注資上限並非一個實質約束。
保爾森說,將「兩房」收歸國有時,美國政府在法律角度上異常謹慎,將來的改革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對國有化的一種「逆轉」,同樣是美國從未經歷的情況。但確定的是,美國最引以為豪的對產權的保護絕對不會動搖。
美國長期最大的挑戰
歐債危機爆發已一年有餘,向歐洲金融穩定基金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求救的已有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沒人能保證接下來不會再擴散至其他國家。
保爾森說,目前歐元區有起伏波動,主要由於一些國家的公眾壓力,政治上的困難很大。其實歐盟與歐洲國家具有應對危機、穩定市場的巨大經濟能力,關鍵是決心和意志力。
在他看來,歐盟是一個比較「奇怪」的結構,也就是統一的貨幣政策、各自獨立的政治體系。「看不到這樣一個群體國家的組織,如何採取單一的財政政策,但有理由期望的是,更加和諧、協調的財政政策,更強的約束力。」保爾森說。
看得再長遠,則是經濟結構調整與財政可持續性,這與美國及大多數發達國家面對的挑戰別無二致。
保爾森指出,美國財政是長期內的最大挑戰。好在過去半年多以來,對財政問題的關注,「比我畢生職業生涯中看到的還要多。」白宮成立的「鮑爾斯- 辛普森」(削減)赤字委員會的主要貢獻是它提出一個解決方案,向人們顯示,美國是一個非常富有的國家,如果社會的不同構成部分各自做出一些並不算大的犧 牲,集合起來對整個國家會產生巨大的影響。
「作為家庭,我們都希望子孫的生活至少與我們一樣好。」保爾森說,「但作為一個整體的國家,我們卻總是很自私,因為老一輩不情願做出犧牲。」但他還是認為,美國政治家能解決財政可持續性的問題。「危機會迫使人們做一些以前不曾想過或忽視了的事,現在正是開始。」
改變「非常態」
保爾森曾說,沒有哪一國經濟能永遠一帆風順。
「我不相信運氣,只相信給自己創造運氣。」他認為中國經濟取得巨大成就是由於中國人民富有創造力、勤勉堅韌,還擁有卓越的領導人。不過,世界上不存在任何一套經濟體系,能永遠避免金融問題。經濟變得越大、越複雜,就越難將市場機制與行政力量合理地結合起來。
十多年前,中國之所以能抵禦亞洲金融危機,是當時的經濟增長強勁,中國融入到世界經濟的程度不深。那時中國的銀行不賺錢,資產負債表上有巨大的 損失,隨後進行重組。本次危機中,西方銀行成了危機的爆發點,而中國銀行則在經濟刺激計劃中成了信貸的引擎。數據上看,中國在危機前債務佔GDP的比例在下降,所以在危機中承擔起更多債務而不至於引入過高風險。
面對將來,保爾森認為中國不可能再以封閉的金融體系應對危機,人民幣應逐漸市場化。中國是個「奇蹟般的非常態」(miraculous abnormality):一個人均GDP排在全球100位左右的國家,一個完全融入到國際貿易體系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匯率卻不夠靈活。
但保爾森並不懷疑中國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和自由化的決心,因為最明顯的原因不是要使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得到好處,而是為中國自身。「每當討論中國 經濟可能面對的風險,我總會下意識地想到,所有人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就是需要中國經濟持續的增長和穩定。另一方面,改革的速度越慢,風險和成本越大。」
保爾森認為,「十二五」規劃的核心是繼續加大經濟結構調整,中國有很多重要工作,包括切實將經濟動力從低成本出口轉移到更有效地運用能源,更多依靠內需,依靠由市場決定、更好地傳遞價格信號的貨幣,更有效的政策以應對通脹。
但保爾森將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與成為國際儲備貨幣還是加以區分。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不是能「宣佈」出來的,這是一個自然、漫長的演變過程,前提是貨幣的價格由市場決定,開放的資本賬戶下可自由兌換。
他以美元為例,指出美元成為儲備貨幣,建立在一個長時間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之上,加上對產權的強有力保護,自身流動性非常強。在金融危機最嚴重的時期,如果投資者需要變賣美國國債來充實現金,他們完全可以自由賣出,不會出現沒有買家的情形,這才是儲備貨幣的典型,保爾森說道。
財新《新世紀》實習記者余思偉、王宇倩對此文亦有貢獻
http://ibengua.blogbus.com/logs/124003427.html
■「其實巴林銀行遲早會倒閉,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權以求生財之道,而規章制度和風險管理卻一塌糊塗,我開設非法賬戶,以及隨後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誘因而已。」
■「有一次我在英國的一場演講中,主持人介紹我時發生口誤:『有請混蛋尼克·利森』。我並不介意,知道自己發生多大改變的只有自己。」
■「任何違背國家法規和金融規則的行為都應受到懲罰。在這方面,不應該對國有企業網開一面。」
□南方週末記者 張華 連線愛爾蘭 發自廣州 http://www.infzm.com/content/58475
「魔鬼交易員」尼克·利森
1995年的阪神大地震,成為年輕人尼克·利森(NickLeeson,簡稱尼克)搞垮巴林銀行的導火索;十六年後,有人開始擔憂又一次大地震會不會讓新的尼克.利森浮出水面。
而尼克,曾經的「魔鬼交易員」、著名的「金融流氓」,「剽悍」的人生因為那樁轟動全球的醜聞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如果沒有1995年的日本大地 震,」尼克在電話那頭沉思了一下,然後對南方週末記者描繪了一個想像中的場面———「現在的我應該是投資銀行的高層,每天作出重大決策,儘量規避風險,並 且嚴格自律。」
今年44歲的尼克在有些禿頂,他曾是全球金融市場上的焦點人物之一———他28歲時一手搞垮了有230多年歷史的歐洲老牌商業投資銀行巴林銀行 (BaringsBank)。他因此臭名昭著,被稱為「金融流氓」,並鋃鐺入獄,先是在德國監獄服刑9個月(因為事件敗露後他曾逃往德國),然後轉到新加 坡監獄繼續服刑3年7個月。
儘管尼克出獄後完成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銀行的》(RogueTrader)一書被拍成電影《魔鬼交易員》後廣為人知,但他在監獄服刑過程中曾嘗試 自殺、身患癌症、與妻子離婚等連環畫式的個人遭遇,卻鮮有人知曉。而他出獄之後,用他一位朋友的話來說,「像換了一個人似的」,他甚至去攻讀了一個心理學 學位。
尼克曾在愛爾蘭一家足球俱樂部任CEO,今年1月辭任。他現在穿梭於世界各地,像「巴菲特午餐會」一樣,參加一些商務晚宴並發表演講,其主要談論的話題是金融風險管理。這些活動也是他的主要收入來源。
2011年4月,他多次接受南方週末記者的連線及郵件專訪,深入談及他被改變的人生。
「我不是麥道夫」
今年3月中旬,美國《華爾街日報》一位記者在博客上寫了一篇文章,標題是《日本地震:新的尼克·利森正在潛伏?》。這位記者在文章中稱,「雖然歷史不可能再以同樣的方式上演,但是在災難當中,總會誕生一批瘋狂的金融賭徒。」
「任何巨大的市場波動中都有可能使一些非法交易員們浮出水面,」當南方週末記者問及尼克對上述文章的看法時,他這樣回答,「我當年隱瞞交易的第一 天,就非常害怕會在24小時內被逮捕,可我的貪婪使我上癮,我一邊繼續非法交易,一邊生怕敲門聲響起甚至幻覺中有人來敲門,奇怪的是你忍耐了幾週後放鬆了 警惕,逮捕令卻在接下來的一個關鍵日期或事件中姍姍來遲。」儘管時間過去了16年,但尼克回想起1995年的經歷時仍心有餘悸。
他是一個英國泥瓦匠的兒子,母親在他20歲時去世;他從沒讀過大學,但這並不影響他事業上的一帆風順,他22歲進入巴林銀行,25歲(1992年) 即被巴林銀行派往新加坡分支機構任總裁。「我感覺我站到了『人生階梯』的高處。」尼克說。新加坡國際貨幣期貨交易所(SIMEX)之前的交易是每天兩千多 筆,而在巴林銀行等幾家巨頭的到來之後,每天的成交量暴漲了近十倍。彼時的交易系統顯然無法和如今相比,死機是家常便飯。
彼時尼克手下一位女交易員有一天在交易中出了個小錯,他並沒有向巴林銀行總部匯報,而是私自新開了一個名為「88888」的非法賬戶用以掩蓋事實 ———亞洲文化中「8」是個非常吉利的數字,尼克顯然也受此影響。「我想我不是一個愛說謊的人,」尼克對南方週末記者說,「實際上查出來這個賬戶太容易 了,一個小學生都可以做到,但前提是———有人來查。」到1993年5月的時候,這一賬戶除為他填掉2500萬美元的損失外,還淨賺25萬英鎊。
按說此時尼克完全有理由關掉它了,但他沒有這樣做,由於彼時日本政府多次實施經濟刺激措施,甚至公開宣告日本經濟已經「走出谷底」,尼克於1994 年大量買進日經225指數期貨合約和看漲期權,同時又在對日本債券和短期利率期貨市場進行價值約200億美元的空頭交易。可是,這個聰明絕頂的傢伙遇到了 無法預料的事件———1995年1月17日,日本阪神爆發7.3級大地震,尼克手中的金融衍生品的價值走勢與他之前的預計完全相反。2月27日,尼克 「88888」賬戶上累計損失超過8.6億英鎊,巴林銀行最終申請破產,後以1英鎊的象徵性價格賣給了荷蘭國際集團(ING)。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後,我並沒有像《華爾街日報》記者一樣想起來當年自己的經歷,」尼克說,「其實巴林銀行遲早會倒閉,所有人都被授予很大的自主權以求生財之道,而規章制度和風險管理卻一塌糊塗,我開設非法賬戶,以及隨後的阪神大地震只是誘因而已。」
可尼克對金融業的迷戀仍是深入骨髓。在他入獄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還幻想過,如果巴林銀行的「底子」厚一些的話,就算查出了他的非法賬戶和巨額虧損,也許還會給他一次機會,而不是申請破產。「我現在再也不做這樣的夢了,人不能沒有底線。」
尼克後來在讀心理學學位時的2001年,英國心理學家伊凡·泰里爾(IvanTyrrell)對他說,「說不定再過十年,巴林銀行的倒閉只會被看作 是歷史事件,而不是金融醜聞。」當時尼克駁斥了伊凡這一說法:「醜聞就是醜聞。但我必須改頭換面,哪怕教科書上給我的標籤可能永遠是『金融流氓』。」
尼克到現在仍持這一觀點。他對南方週末記者稱,現在一些商務晚宴中會碰到巴林銀行的前職員,他會坦誠地說當年自己犯下大錯。「有一次我在英國的一場演講中,主持人介紹我時發生口誤:『有請混蛋尼克·利森』。我並不介意,知道自己發生多大改變的只有自己。」
不過,尼克並不樂意將他和3年前被查處的因操作「龐氏騙局」詐騙金額超過600億美元的納斯達克前主席麥道夫相提並論。「麥道夫的金融詐騙案是徹頭徹尾的欺詐行為。」他說。
監獄是個「好老師」
電影《魔鬼交易員》中有一個場景,「尼克」被捕前在法蘭克福機場,仍是一副不可一世的表情與手勢。「這個情節純屬虛構,」尼克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怎麼可能有那麼堅強。當年那個非法賬戶剛開始虧損時,我就害怕地撕咬自己的指甲了,更別提我被正式逮捕後。我比任何人想像的都脆弱,一件微不足道的事都可能讓我痛哭流涕:我在德國監獄的前6個月當中,幾乎每天都會哭,有時為家人哭,有時為自己哭,有時純粹為了哭而哭。」
事實上尼克在德國服刑時的條件還算不錯:牢房中除了床之外,還有電視機和收音機、報紙和圖書,甚至還有一台筆記本電腦,其它物品亦可向法院提出申 請,法院根據其緊要性程度決定是否准許提供。但是,由於歐美媒體彼時推測尼克的刑期有可能是十多年、二十多年,甚至八十多年,他一度感到萬念俱灰,「我曾 想過付點錢給我熟識的兩個之前是黑手黨成員的意大利獄友,讓他們幫助我在浴室自殺。」當後來他被引渡到新加坡並最終被告知自己的總刑期為4年4個月時,他 內心的恐懼感才減弱。
儘管新加坡監獄的條件遠比德國監獄的條件艱苦得多,幫派鬥爭也很嚴重,但尼克幾乎沒有再哭過,除了他覺得刑期在可接受範圍內之外,更重要的原因是他 覺得「在亞洲文化中,愛哭的男人很丟臉、沒面子」。不久後,自他來新加坡服刑不久後就越來越少聯繫的妻子,宣告他們之間6年的婚姻正式結束。更糟糕的是, 他隨即又被診斷出患上了直腸癌。
尼克說,不知道投資銀行中別的經理人是什麼樣的一個排序,在他的心目中,同事和客戶的位置,要次於自己的妻子和家庭的地位———儘管他和妻子間的感 情基礎並不牢固,他也曾出過軌。所以他一開始有些絕望,但想想中國古話「己所不欲,毋施於人」,以及獄友中有患艾滋病者,有患嚴重肺結核者,家庭不幸者更 是比比皆是的情景,他反倒「釋然」了一些。用他自己的話來說,「三十而立」後的他正在蛻變為一個真正的男人。
他堅持每天讀書和寫作以轉移自己的注意力。「我讀過好幾本湯姆·克蘭西(美國軍事作家)的小說,」他說,「不管好看不好看,至少可以轉移自己的注意 力,讓我以為自己身在別處。」尼克得知手術將在兩天後進行的1998年8月9日,正好是新加坡國慶日。這廂是新加坡舉國歡慶擺脫英國統治贏得獨立,那廂是 一個英國的著名金融罪犯在新加坡監獄醫院中等著癌症手術的進行。「很多時候,我自己通過閱讀以瞭解更多關於癌症的知識,之前在這方面我完全是個白痴,」尼 克在接受南方週末記者採訪時稱,「這就像投資一樣,你掌握的信息越多,對事情的趨勢就越明白。」
最終的結果是經過化療後,尼克奇蹟般地起死回生。他打趣稱當年自己是新加坡監獄中「職位最高的『白領』」。1999年7月3日,他獲准出獄。一般來說,囚犯一大早就會急不可待地逃離大牢,而尼克一直到中午才離開,原因是他被要求銷毀他在獄中寫下的所有日記。
回到英國後的尼克感覺自己像個外星人。「我可能是知道英國『波霸喬丹』凱蒂·普萊斯(KatiePrice)是誰的最後一人,」他說,「我最開心的 一件事是出租車司機問我要去哪兒,除了監獄,去哪兒都行啊。」在解決了一下壓抑已久的性需求後,尼克說他必須重新開始新生活了,「一個人必須有自己明確的 目標」。
「或許我應該到中國找份工作」
尼克剛入獄和剛出獄時,英國媒體都曾掀起過混戰。英國媒體曾在新加坡媒體上刊登廣告,只為尋找知道更多關於這一「金融賭徒」故事的人。而尼克回國時 的航班上,同樣坐了不少媒體記者,以便能提早從他口中挖出一些「內幕」。尼克對此既悲憤又感激。悲憤在於,個別記者給他「製造了麻煩」,譬如有記者聲稱尼 克的一個秘密銀行賬戶裡還有數百萬英鎊的資金;感激則在於,他回到英國後的「第一桶金」是《每日郵報》為一篇獨家專訪支付給其的「6位數的酬金」(幾十萬 英鎊)。
尼克出獄後所寫的《我是如何搞垮巴林銀行的》曾暢銷一時,版權被賣到了全世界許多國家。當南方週末記者問及尼克他這部分的總收入時,他仍然有些閃爍其詞,「總計是7位數吧(幾百萬英鎊),可扣除了我當年案件的訴訟費用等支出外,就所剩無幾了。」
「至於電影《魔鬼交易員》,我沒有從中獲得一分錢的報酬。」尼克接著說。而對於有媒體曾報導稱,尼克當年的頂頭上司———巴林銀行彼得·諾裡斯在銀 行破產後在倫敦開了一家電影院,且《魔鬼交易員》正是在他的電影院裡首映,尼克給予了否認,「這是子虛烏有的事,彼得先在一家葡萄酒莊幹過一陣,然後又運 營約翰·布朗出版公司一段時間,最近他好像要開辦一間私人銀行。」他說,「當年電影的私人放映會,我邀請了包括彼得在內的三十四個朋友一起參加,但據我所 知彼得很早就離場了。」
尼克後來到英國米德爾斯堡大學讀了一個心理學學位。他和心理學家伊凡·泰里爾便是在這裡認識的,伊凡從心理學和社會學的角度幫助尼克重新發現自我, 並稱尼克傳奇經歷和蛻變是現代版的《一千零一夜》。尼克也是在大學認識自己現任太太奧娜的,他們婚後生有一子,加上奧娜和前夫的兩個孩子,尼克一家五口現 在生活在愛爾蘭。「家庭才是最重要的。」他說。他表示自己現在不關注個股,只是密切關注大宗商品如黃金和原油等投資品種。
2005年尼克開始擔任愛爾蘭一家名為戈爾韋聯(GalwayUnited)的足球俱樂部的總裁,直到2011年1月他卸任這一職務。他說他已經 「擁有了足夠多的東西」,希望能夠專注於自己真正感興趣併合適他的方向做事。他現在主要是在全世界範圍內參加一些商務宴會並發表演講,他沒有具體加盟哪一 家企業,不過他的活動均由英國一家名為NMPLive的頂級演講機構安排。
「中國不是有句諺語叫作『失敗是成功之母』嘛,」尼克對南方週末記者說,「我是一種很嚴肅、真誠的心態參加每一次宴會的,基本上是以自己的經歷為 例,和大家探討風險防禦和金融監管。金融醜聞不斷發生,我絕非故意拿搞垮巴林銀行這一事實作噱頭或炫耀,我只是希望人們重視我做錯的地方,無論是個人的失 誤還是從一個組織的角度反思巴林銀行的倒閉。」但他也遺憾地表示,他在所有的課本和報導中都會成為反面的例子。
不過,讓他感到高興的是,他的一個好友的兒子在課堂上聽到巴林銀行倒閉的細節、老師稱尼克是個「十惡不赦的壞人」時,他竟然站起來反駁老師說:你說的未必完全正確,我認識他,沒你說的那麼壞。
如果讓尼克給年輕人一些忠告的話,他說他會說「不要不懂裝懂」。「在面對自己不能應付的局面時試著虛心地詢問別人的建議,那才是真正的勇敢。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我希望我當年可以勇敢一些」。
當談到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時,尼克稱從金融機構到監管部門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激動地談論愛爾蘭:「愛爾蘭的情況太糟糕了,某些槓桿融資 租賃的做法從一定程度上說是違法的、可恥的。」巧合的是,就在南方週末記者採訪尼克的4月18日,國際評級機構穆迪調降愛爾蘭多家金融機構信用評級。
近年來,發生在中國的衍生品交易虧損事件同樣頻繁且規模巨大。值得關注的是,東方航空、中國遠洋等一些央企發生金融醜聞時,幾乎沒有人受到牽連,更 別說入獄,它們甚至還能繼續巨額的財政補貼。「任何違背國家法規和金融規則的行為都應受到懲罰。在這方面,不應該對國有企業網開一面。」尼克說。
不過並非沒有例外。2006年3月,因擅自從事石油衍生品期權交易導致5.5億美元巨虧的中國航油新加坡公司總裁陳久霖入獄,陳成為第一個因觸犯新 加坡法律而被捕的中國海外上市公司總裁。「我知道陳久霖事件。新加坡的監管尚且不夠完善,全世界別的地方的監管能好到哪裡去呢?如果不是中航油新加坡公 司,而是中國國內公司,結局是不是又是另一種情形呢?」尼克把皮球踢了回來。
得知陳久霖出獄一年後,於2010年出任一家中國央企子公司(葛洲壩國際工程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後,尼克有些吃驚,他以半嚴肅半調侃的口吻說,「看來我應該去中國找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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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七年歷史的義美食品,連續躲過三聚氰胺、瘦肉精與塑化劑等食品汙染事件衝擊,連馬總統都來參觀義美獨到的食品實驗室,但總經理卻大呼:「不是靠實驗室躲過塑化風暴!」究竟義美如何為食品安全把關? 撰文‧林讓均 上周五,義美食品總經理高志明,成了全台灣最忙碌的食品大老!不僅忙著接待總統馬英九、經濟部長施顏祥與衛生署長邱文達等一批官員,也忙著應付排隊要採訪 他的眾家媒體。大家問他的第一個問題都是:「在台灣食品大廠一個個中箭落馬時,義美為何能躲過這次震驚全球的塑化風暴?」把時間推回六月初,正當食品大廠 一家家被捲入風暴,義美雖然置身事外,但高志明卻仍嚴陣以待、緊盯新聞與政論節目,當他看到媒體紛紛傳出「義美斥資六千萬元建置實驗室,因而躲過三聚氰 胺、瘦肉精與塑化風暴!」的新聞之後,心頭反而更加沉重,「因為這是倒果為因,義美不是因為實驗室,才躲過這一場場浩劫!」上周,曾經是國策顧問的他親筆 寫了一封信,對政府提出處理塑化問題的建言,並且指出義美真正免於「塑化」的原因。沒想到,馬總統一接到信就決定拜訪義美、當面請教,這也讓一向有話直說 的高志明再度成為媒體焦點,成了食品界模範。 躲風波》 全靠「兩理念、五原則」 送走總統之後,高志明接受《今周刊》專訪,劈頭仍是一句「義美不是靠實驗室躲過塑化」,那正確答案是什麼? 「我們靠的是兩個理念、五個原則,七十七年來一直如此!」六十二歲、額前覆著一層白髮的高志明說,以做餅起家的義美,在他父親、創辦人高騰蛟的時代,就強 調兩個經營理念:「做餅是老實人的行業、是良心的事業!」「勤儉是家本、是國本,更是環保的根本!」所以,根本不可能故意在生產過程中有偷雞摸狗的行為。 這次風暴中,義美更是很有信心地貼出切結書,表明從來沒有添加過「起雲劑」。高志明表示,內部對於食品添加物的政策一直都是「能不加,就不加!」他甚至在 桌上擺著義美自家烘焙的蛋糕、麵包與發粿,不厭其煩對總統、對媒體解說:「這些蛋糕、麵包,基本材料就是麵粉、糖、蛋或酵母,根本不需要多餘的添加物就能 如此美味,有歷史以來一直如此!」至於五個原則,則應用在採購原物料上。第一,看原料來源;第二,看原料價格;第三,查看客戶名單、看他都跟誰打交道;第 四,擁有實驗室的檢驗能力;第五,交貨時用心驗收。 高志明解釋,一般人都以為原料價格愈低愈好,但義美看的卻是「合理價」。例如多少柳丁可以搾出一斤的柳丁汁,採購人員應該要很清楚,價格太低反而才有問 題;而所謂「實驗室的檢驗能力」,則像是核彈一樣「備而不用」,主要是嚇阻不肖廠商,告訴他:「你不要搞鬼,我可是有能力檢驗的!」「我之所以跳出來,是 為了幫弱勢的消費者和小型攤商說話,他們才是絕對的受害者!」高志明說,在媒體報導義美實驗室後,他聽到不少小型業者的聲音,他們抱怨沒有能力砸千萬元去 建置一間實驗室,覺得自己不可能躲過這種災難。 說策略》 塑化劑溯源管理最重要 「所以,我才要向大眾公布義美的『兩個理念、五個原則』,這都是免費,而且很容易做到的!」高志明說得急切。話鋒一轉,他也表示事情發生後,政府實在不應該到處帶著媒體去稽核廠商,而且還聯合通路要食品廠提供各種食品的檢驗合格證明。 那天,高志明甚至當面問邱文達:「這張紙可以證明什麼?」表示追討這一紙證明沒有用,因為各地檢驗的標準不一,況且全台灣幾十萬種食品,卻只有二十多家合格的檢驗機構。 高志明表示,政府真正要做的事,其實是「溯源管理」!而所謂的溯源管理,並非只是揪出昱伸、賓漢這種黑心廠商,還要去追溯上游的南亞、聯成等塑膠化工業者,到底產出了多少塑化劑、都用在哪些地方了? 高志明說,全台灣大約一年產出四十萬噸塑化劑,全球則產出六百萬噸,這些東西就好像嗎啡、大麻,只要從源頭控管,就不會流入街頭,當然也不需要事後再去一一檢驗哪些食品有毒。 坦言在塑化事件爆發之初,感到非常震驚的高志明,看著一家家食品同業陷入塑化風暴,他雖然不主張現階段就開始追究責任,但對於這些同業處理問題的態度,也自有一番觀察。 「消費者和小型攤商絕對是受害者,但食品大廠應不應該以『受害者』自居,我只能說這見仁見智!但某種程度來看,他們說自己是受害者,也是說不過去!」雖不 願意正面評論特定食品大廠,但密切注意政論節目的他居然相當認同「宅男領袖」朱學恆的評論,表示某大廠在事情發生後一連刊了好多天廣告、說明做了哪些事, 「卻一句道歉也沒有!」「如果你向一家問題廠商買原料買了一、二十年,怎麼可能現在出事了,就說不知情,難道這麼長的時間,你都沒抽驗過嗎?」高志明表 示,「有沒有能力檢驗與判斷原料出問題」,可能會是相關單位釐清業者責任的重點。 談責任》 從政府到廠商都有責任 如果就企業經營的角度來看,這類事件是「美國式CEO經營概念所導致的」。他指出,美國式管理強調績效,而且由董事會派任的專業經理人有任期,所以經理人當然選擇去做有利於個人升遷的事,不太會把資源投注在事業體的永續經營上,而短視近利就容易讓弊端愈滾愈大。 笑稱自己「說話很白」的高志明,即使在總統面前也直言不諱:「這次處理危機,政府橫向整合不佳!」他把這次食品界的塑化災難定義為「食品汙染事件」,並憂 心指出,「會造成食品汙染的,絕不只塑化劑一種,未爆彈還很多!」「未爆彈還很多?」這句話由鑽研食品科學數十年的食品界大老說來,令人聽了都要起雞皮疙 瘩!高志明說,這次塑化劑汙染事件,可說是三年前三聚氰胺事件的翻版,都是在食品中添加了工業用料,在事情爆發前,誰會想到要把工業用料納入食品的檢測項 目呢? 就連台灣業界少數擁有「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有能力檢測到塑化劑的義美,也是在塑化劑事件爆發後,才將DEHP等六種常見塑化劑納入例行檢測項目。 而其他存在於食物供應鏈中的汙染物質就更多了。舉凡農藥、動物用藥、抗生素、防腐劑,甚至是重金屬,都可能汙染食品,如今環境變遷得太劇烈,食品業的挑戰愈來愈嚴峻。最近,他就打算再砸上千萬元,買一台可以檢測重金屬的儀器。 「買這些儀器、設實驗室很難嗎?其實對大廠來說,一點都不難!但差別就在於出發點不同!我們設實驗室,是為了替食品安全把關;但多數的實驗室,做實驗是為 了了解原物料的特性,以降低成本!」高志明舉例,如果加了某些添加物,可以更少的成本增添食品口感、提升終端售價,那廠商就會傾向這麼做。 長期關注環保議題的高志明認為,這次塑化劑風暴,其實也是人類的「共業」,從政府、廠商到消費者都有責任。他在給馬英九的信中就呼籲,政府應該要從食品安全觀念教育起,例如塑膠容器遇熱容易溶出塑化劑,消費者平常就可以自備餐具來保護自己。 「我今天貢獻出『兩個理念、五個原則』,就是要告訴大家不用花大錢去買實驗室設備,可以不花一毛錢就做好原物料控管,希望可以幫幫台灣這塊土地!要不然國際上都誤會台灣食品業很黑心,真的太令人痛心了!」高志明忍不住再度大聲疾呼。 義美的質譜儀 連總統都要來看一眼! 塑化劑風暴發生以來,位於義美桃園南崁廠、1984年開始建置的「食品安全研究室」,就成為各界取經的朝聖地,而其中最紅的、連馬總統都要見上一面的,就屬這台價值超過1200萬元的「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 義美食品安全研究室主任廖怡禎說,這台05年購進的質譜儀,原理就是抓出受檢物質的分子量來進行比對。平常這台質譜儀負責檢驗三聚氰胺、瘦肉精與各種農藥 的檢驗,塑化劑事件發生後,也隨即建立6種常見塑化劑的模組,現在每天都有近百件的塑化劑檢測樣品,工作量暴增10倍! 迥異於一般食品廠實驗室只做到微生物等基本檢測,義美研究室卻把觸角延伸到各種微量汙染的物質分析上,除了檢驗各種原物料,義美在製造中與出貨前都可能再抽驗產品。 目前實驗室約有20人,一個月的固定支出就達五六百萬元,一年耗費超過6000萬元。研究室一直被認為是義美最花錢的單位,「錢只出不進,累計花費有數億 元之多!」但現在這台「液相層析串聯質譜儀」已獲衛生署認證、可檢測塑化劑,光是受同業委託的案件就接不完,一件大約3000元,廖怡禎笑稱,研究室終於 有點業績表現了! 高志明 出生:1949年 現任:義美食品總經理 經歷:國策顧問 學歷:台大農工系 |
http://www.21cbh.com/HTML/2011-5-23/yMMDAwMDIzOTcyMA.html
過去一年,通過反向併購方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陷入一場信任危機。 在一些紐約的機構投資人看來,這場危機始於2010年6月28日。那天,混水摸魚研究公司(Muddy Waters)創始人Carson Block在公司網站發布了一份質疑中國概念股東方紙業財務造假的報告,其後,東方紙業股價在48小時下跌55%。 這樣的局面讓Block也感到“震驚”,因為他說自己進入這個行業“完全是一個巧合”。東方紙業後來聘請了審計委員會來證明自身的清白,但Block對這種“自查”並不買賬。 東方紙業之後,Block彈無虛發。他攻擊的綠諾國際承認財務欺詐,目前已摘牌。他又攻擊中國高速頻道,後者現已停止交易,其審計公司德勤則選擇了辭職。 北京時間5月20日,身在香港的Block通過電話接受了本報記者一個小時的專訪。 “混水摸魚”就是不透明 《21世紀》:你能否做一下自我介紹? Block:我在投資的氛圍中長大,一直想在這一領域發展,對中國也一直有強烈興趣。1998年,我就研究過A股。我大學時學過中文,大學畢業後第一次去中國,回美國後我去了美國一家大型投行做公司理財方面的工作。後來又離開,幫我父親做一些小型股票研究。接著我去法學院學習,畢業後去了一家美國律所在上海的辦公室。我一直希望成為一個很好的企業家,所以在中國開辦了一個名叫Love Box的私人倉儲公司,這是第一個將私人倉儲服務帶到中國市場的嘗試。對我來說,這才是讓我學習了解中國商業最好的教育。作為一個企業家,我參與業務涉及的所有方面,開始理解中國人做生意的方式有多麼不同。我想,這段經歷讓我遠遠超越從美國來的其他人,能更好地評估中國公司股票。 《21世紀》:你什麼時候開始做混水摸魚研究公司,為什麼專注於做中國反向併購公司? Block:成立Muddy Waters完全是巧合。2009年,我當時正日以繼夜做Love Box的事業。我父親對一些中國在美國上市的公司產生了強烈興趣,其中有東方紙業。他意識到需要人去做東方紙業和其他公司的盡職調查。我當時挺猶豫,並沒有強烈興趣。他告訴我關於這個公司的情況,我聽完後覺得可能有問題,但當時並沒有任何做空的想法。我只是想要查一查,把問題找出來。當去看了這個公司後,我震驚了。 當時是2010年1月份,我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我父親想做多這個公司,我告訴他不應該做多。我想,這很可能是一個很好的做空機會,因為這是欺詐。 但我想,如果要把報告寫出來就需要去現場,這需要幾個月的時間,而到那時他們的年度審計報告早就出來了,沒人會在乎我的報告。所以,我想那就算了吧。 下一步會發布關於IPO欺詐的報告 直到4月初,我才想起來再去看一看東方紙業的股價,我覺得股價應該會掉到1美元左右吧,但股價仍然很高,我看了一下SEC文件,德豪會計師事務所給他們的審計報告非常乾淨。再一次,我震驚了。 我想,現在還有機會來做這個報告。所以4-6月份我就做了這個項目,然後把它發了出去。我把這個報告發給了數年前在業內認識的50個人。 48小時後,當我再次查看的時候,這個公司的股價已經下跌了55%。我非常震驚,無法相信人們竟然在乎這份報告。我沒有意識到會有這種反應。我意識到該公司管理層會有一些反應,他們應該會說,這不是真實的。因為股價發生這種狀況,我還沒有準備好就與這家公司開戰了。 我離開投資行業已有數年,從來沒有進入過中美投資圈,但突然間,我就捲入了這個圈子。然後有其他人對我說,東方紙業只是冰山一角,還有更多欺詐,你必須理解這個把中國公司帶到美國去的機制。對於這些銀行、審計和律所來說,他們可以賺大筆的錢。我花了幾個月時間去理解這個環境,知道美國這邊有多麼腐敗。他們通過賣一些炙手可熱的金融產品來掙錢。現在這個炙手可熱的金融產品就是中國。幾個月後,我對這個環境的理解更好了。我開始看另一家公司綠諾國際,然後是中國高速頻道。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很期待這個機會,因為綠諾更大,而中國高速頻道的審計師是“四大”。這讓我有些興奮,因為要想證明他們有問題更加困難,挑戰更大的公司也比較有趣。後來的結果很明顯,我們比較成功。 《21世紀》:為什麼給你的公司取這個名字,“混水摸魚”在中文裡聽起來是個壞傢伙。 Block:我第一次聽說混水摸魚這個詞,是在上海與一個政府官員吃午餐時聽說的,我們討論新的動車,但讓我瘋狂的是要想預訂票太難了。你去車站,票已經賣完了,而那裡有很多做假票的人。雖然我知道結果,但我還是問,為什麼會這樣?他們回答說,混水摸魚,這是我第一次聽說這個詞。我喜歡這個表達,它解釋了很多事情。許多大陸商人不願意透明,因為他們覺得這樣能賺錢,而透明的話就不能賺錢。我取這個名字是為了說明,我有分析中國公司的技能,與許多美國人相比,我能更好識破這些不透明。而正是這些不透明製造了很多問題。所以說不透明、混水,於是就有了這個名字。 每個個案都不一樣 《21世紀》:你怎麼調查公司? Block:視情況不同。當然會審查公司文件,同時嘗試理解供應商,理解客戶,客戶會買他們說的那麼多東西嗎?我們經常以潛在客戶的身份接近目標公司。比如中國高速頻道,我們以潛在廣告主的身份接近這家公司時,他們的巴士數量只有他們說的一半。好吧,證券欺詐就在這裡。各個公司調查方式不同,但基本工作差不多。我們不想耐著性子聽完針對投資者和分析師的演講。我們不想問CFO一些容易的問題。我們想看看他們的業務,我們不想看他們展示給投資者的那張臉。 《21世紀》:東方紙業,綠諾國際,中國高速頻道,接下來還有什麼? Block:我在做幾個項目。其中一個有意思的是,我可能會發表一家公司的報告,它的背景公司是香港的,它看起來可能欺騙了過去的中國合夥企業。這個公司是那種欺騙任何人的公司。他欺騙中國的投資者,也欺騙美國投資者。 目前,我主要是一個項目一個項目來做。目前還沒有什麼長期計劃。期望我們的工作做一些重要的轉變。很明顯,一些更大公司的股票現在正承受壓力。在這些公司的案子中,他們應該提供更多透明度。他們可能是很好的公司,但應該更加透明。我認為發行人現在開始意識到這個問題。 《21世紀》:美國投資者看起來對反向併購中國公司這個群體喪失了信心。你覺得這裡面有好公司嗎? Block:有可能。我不相信所有的公司都是一樣的。僅僅因為它是反向併購公司,它就是一家壞公司?不是。僅僅因為它是一家IPO公司,就是一家好公司?不是。每個個案都不一樣。如果你看比例的話,的確,反向併購壞公司的比例的確比IPO更高。但你在給這家公司貼好公司還是壞公司的標籤時,應該非常謹慎。 這個系統會產生一定數量的壞IPO 《21世紀》:一些人說做空反向併購公司空間已經很有限了,所以他們轉向了IPO,你有沒有瞄準什麼IPO公司? Block:我當然會看IPO,你會看到我們發布一些IPO的報告。IPO與反向併購的問題相似。投資銀行家拿了錢,來生產金融產品,這是一種利益衝突。不管是IPO還是二級市場的反向併購公司,投行的動機就是將金融產品帶到市場。律師拿了錢,不管客戶好還是壞,都會幫助他們。會計和審計公司,用美國 的一個說法,他們有很多人要養,成本很高,有壓力要獲得收入。這個系統就是這樣的。這個系統會產生一定數量壞的IPO。 《21世紀》:投行、律師、審計和會計公司在這些欺詐裡扮演了不好的作用? Block:澄清一下,我不是說所有的投行,也不是說投行的每一個交易都有問題。問題在於這個系統有太多利益衝突。當我寫報告的時候,我同時在做空這個股票,我也有利益衝突。但我的利益衝突是透明的,每個人都知道,股票每跌1塊錢,我就可以賺1塊錢。但投行的利益衝突在於,如果你閱讀分析師的研究報告,他們的利益衝突不明晰,因為投行之外沒有人知道,這個分析師的獎金有多少來自他寫的那個公司。我的觀點是,這個系統就是要把金融產品帶到市場來,有很多利益衝突,就會造成出現壞的產品。另一點應該考慮的是,比如我進口了一種中國製造產品,如果這個產品有害,它會成為我這個進口商的負債。但那些進口金融產品的人沒有任何負債,出現一個壞的交易,要讓投行負責是非常困難的。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投行賺了太多錢,他們能夠遊說政客出台保護他們的法律。 《21世紀》:有一些早期投資的對沖基金,他們可能知道一些公司有欺詐問題,但依然在上市前投資這些公司,他們和投行、律所、審計是一條船? Block:在我看來,如果你知道是欺詐,但依然繼續推進交易,那你應該歸於最壞的那一類。次壞的一類是,故意創造一個別人無法知道這是欺詐的系統。任何對沖基金投資了欺詐公司,目的是為了把這些股票賣給不知真相的人的話,我覺得這些人應該進監獄。 欺詐不只是中國概念公司的問題 《21世紀》:欺詐只是中國概念公司的問題,還是其他國家也有大量這樣的問題? Block:欺詐不只是中國概念公司的問題。正常情況下這不會存在,因為如果一家美國公司在美國上市,欺詐後要逃脫的話非常困難。對於欺詐的推銷者,中國是完美的目標,因為中國是非常熱門的投資。而因為中國遙遠,語言、文化、法律系統不同,推銷者就在這裡尋找欺詐的公司,打扮一下,然後把它們帶到美國來。大多數推銷者會指責中國公司,說他們欺騙了我們。他們這樣做比較容易,但解決方案很明顯是,中美政府之間更緊密合作,這是唯一的解決之道。現在這些推銷者利用了中間的空隙。 “我沒有給任何人工作” 《21世紀》:一家投資者關係公司的人告訴我,說SEC也在調查做空的人,你知道嗎? Block:SEC永遠不可能告訴一家投資者關係公司,他們在調查誰。SEC有政策不會做這樣的披露。 《21世紀》:SEC聯繫過你,他們想從你這裡知道些什麼? Block:是我聯繫的SEC。我每次寫報告的時候都會聯繫SEC,我會告訴他們相關背景,與他們分享信息。如果他們需要任何幫助,我會盡我所能。 《21世紀》:SEC給了你哪些反饋? Block:我知道SEC不對正在進行的調查有任何評論。他們只是問問題,他們樂意接受我提交的文件和其他信息,就這麼多了。他們會看東方紙業、中國高速頻道。他們不會說他們在調查這些公司,他們只是說願意聊聊這些公司,於是我們聊聊。 《21世紀》:你現在是自己工作,還是也為其他機構工作,你有為對沖基金工作嗎? Block:沒有。我沒有給任何人工作。 越透明危機結束得越快 《21世紀》:你如何看待近期的欺詐對中國在美上市公司的影響。這場危機什麼時候會結束? Block:這個問題較難回答。如你所說,現在的焦點轉向了IPO公司。我不知道IPO的問題有多廣泛。我猜想IPO問題越廣泛,這場危機就會越大。我不知道,但也很好奇事情會怎麼發展。最近IPO的一些公司被空方質疑,他們有一些商業模型,我認為對股東不一定有利。比如,有公司完全將一些應該內部運作的功能完全外包出去。如果中國公司更加透明,不要避稅,遵守法規等,危機會結束得越快。 《21世紀》:你受到了一些威脅? Block:經常。 《21世紀》:有些人說你現在去中國非常危險。 Block:也有人跟我說,如果我去美國也很危險。我危險嗎?不知道。我比較小心,只能這樣了。有時候我擔心的不是有權勢的人對你不滿,我更擔心一些瘋狂的個體,他們可能會不理性、沒有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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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科技創新、替代能源創新……,「創新」在以色列,是最古老的名詞。 為了生存,從建國第一天起,以色列就只有這條路能走。但這條路並不好走,從社會文化到政府決心,不畏失敗,在險境中找到第一。 撰文‧楊卓翰 攝影.吳東岳二○○八年,以色列建國六十年,美國道瓊旗下財經網站﹁MarketWatch﹂以專文報導該國六十年來的經濟奇蹟。文中形容,以色列荒漠奇蹟的成因,幾乎無法解釋。 的 確,在資源極度匱乏、鄰國敵意「有志一同」的環境中,以色列的處境豈是「四面楚歌」足堪形容?然而依據IMF(國際貨幣基金)數據,自二○○○年至去年, 以色列的GDP(國內生產毛額)累積成長率將近四成,IMF並預估,今年以色列的人均GDP更將首度突破三萬美元大關。 更神奇的是,以色列的失業率從○五年就開始連續下降,○八、○九年金融風暴最烈的時候,失業率甚至從七.三%降到六.一%,完全無視國際動盪不安的環境。如此令人困惑的現象,到今天都不斷被提出討論。 趨 勢大師麥可.波特(Michael Porter)在《國家競爭優勢》(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Nations)一書中指出,「一國競爭力的來源,在於本國產業的創新和升級能力」。走進以色列,我們發現這個國家的經濟奇蹟,正是把創新的能量發揮到極 致。 第一顆種子 被迫創新 鼓勵失敗、練苦功的文化「以色列沒有資源,所以,被迫創新。」說話的人是掃羅.辛格(Saul Singer),以色列最具影響力的財經作家,他在去年的著作《創新企業之國── 以色列經濟奇蹟的啟示》(Start-up Nation),甚至被敵視以色列的回教國家譯成阿拉伯文發行,在《經濟學人》雜誌去年的一篇《解密以色列經濟》的文章裡,也大量引用了本書內容,而文章 的標題,就直接引用了辛格的書名:創新企業之國。 在辛格眼中,科技宛若以色列賴以生存的利劍,而揮舞這把利劍的背後,則是以色列的創新能量。他以台灣人最關心的水資源產業為例表示,目前二百五十多家的水科技公司,有七五%在初期接受政府的創業基金投資,他們和其餘三千多家科技初創企業一起帶動整個國家的經濟動能。 他 並強調,在全球經濟被金融風暴席捲的○八年,以色列的創業資金(Venture Capital)流入卻逆勢成長。每人平均創業投資金額是世界最高,比美國高出二.五倍,比歐洲高出三十倍,更比中國要高出八十倍。光是以色列的創業投資 這個金額,就等同該年外國流入德國和法國投資金額的總和。而以色列的人口,卻只有德、法兩國的二十分之一! 為了了解以色列創新能量的來源,《今周刊》特別來到最古老的耶路撒冷城拜訪辛格。今年剛滿五十歲的他,英語流利,畢竟是在紐約出生,移居以色列前,更曾經擔任過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透過辛格的觀察,我們發現了以色列種出創新奇蹟的三顆種子。 「以色列在水資源、新能源等科技的創新,不是因為我們的點子比較多。創新需要的決非比別人更多的新點子(idea)。我們能有科技的創新,是因為我們從文化環境、軍事訓練、到政府政策一連串的因子,才可以把創新具體化,把點子商品化。」辛格說。 首 先,以色列天生環境就造成他們創新的原動力。「因為我們沒有國內市場、沒有水源、沒有石油資源,我們四面環敵,所以我們被迫創新。如果我們不研發海水淡 化,就會渴死;如果我們不發展新能源,就沒有電可以用。」「再加上,我們的文化鼓勵失敗。」辛格把以色列的文化形容成失敗的熔爐。「如果你想要靠自由市場 推動創新,就一定要鼓勵失敗。只有失敗,才能夠讓自己再爬起來,從失敗的痛苦中學習。」辛格接著說:「在以色列,履歷表上的創業失敗是一項亮眼的經歷。我 們不在乎你的失敗,而想知道你從失敗中得到什麼經驗。我們的總統西蒙說過,最需要小心的就是大膽。有這種文化作後盾,以色列的年輕人才能大膽去失敗。」以 色列的創新之路也是一條「天堂路」。他指出,在一九八○到九○年間,獲得申請政府補助金的科技公司,最後有六成是倒閉收場,無法回收利息,十年間淨損失超 過十億美元。但我們會看到,政府持續投資,鼓勵創業,最後得以結出豐碩的果實。 第二顆種子 另類軍事管理 培育出創業頂級人才提到以色列男女皆兵的軍隊文化,我們很快就聯想到嚴格的管理和絕對的服從,但辛格卻告訴我們另一個故事。 「以 色列軍隊的人力不足,所以我們每個人既是士兵,也是士官、軍官,勤務和階級分層並不明顯。」在以色列,每一個單位都是實戰單位,每一天都在作戰。因此,在 以色列的軍隊裡經常可以看到上級和下級討論勤務及戰術,因為「大家唯一的共識是生存,而不是命令。 」也因此,「挑戰」和「爭辯」可以說是以色列文化的主調。退伍後的每一位年輕人上大學、進社會時,也帶著這種批判性思考,保有個人的野心。「這種精神是創 業的根本,你在其他地方看不到。」辛格說了一個真實故事:一位以色列的年輕人到美國公司面試,他告訴面試官,他服役時在伊拉克作戰。面試官反問,這些都很 棒,但你做過什麼「真正」的工作嗎?「西方企業,在乎的是一般職場上的歷練。」「但是在以色列,情況和全世界都相反,我們的CEO只想知道你在軍隊裡做了 什麼。當然,我們的國防科技眾所皆知,在軍隊裡受到高科技的訓練很正常,但大家所不知道的是,我們的孩子在十八歲時就要進軍隊訓練。在心智還沒成熟時,他 們就被教導成為戰場上的領導者。」辛格說,他曾經和一位在約旦邊境駐守的上尉訪談,這位指揮一百多人的連長才二十三歲。「你能想像,一個二十三歲的孩子, 擔起一百多人性命的壓力嗎?那種獨立性和責任感,不是企業中可以學到的。」 第三顆種子 政府掌舵 比磐石還穩定的創投政策有了文化和人才,最後一隻推動奇蹟的手來自政府。 「以 色列的政府掌握要點。我們從一開始就知道需要什麼,建國的國父班古里安在任時就把水資源和新能源作為國家開發的要點,要用研發和創新來達到目標。七十年後 的今天,我們的目標從未改變。」以色列從一開始就走在鋼索上,而它把所有賭注放在研發科技上。二○一○年國家投注在R&D(研發)的項目金額占GDP的 四.六%,比台灣的二%多了一倍以上。 除此之外,它從九○年代就開始持續地為創投市場注入資金活水。 「我們的經濟快速成長, 是九○年開始。像日本,我們其實也有所謂『失落的十年』。那是在七○年代到八○年代中期。我們剛打完一場大戰(註:一九七三年贖罪日戰爭),整個國家基礎 受到動搖,私人企業活動幾乎停擺,初創企業的失敗率也很高。」就在這時候,以色列政府拿出在旱天造水的精神,硬是在沙漠中開出花田。 「一九 九○年,國家開始推行政府再造,情況稍微好轉。但讓整個國家的經濟起飛,在於初創企業大幅成長,而其中關鍵是我們和美國合資的研發基金會BIRD。」這個 基金會主要投資美國、以色列合作企業案,將以色列的初創研發公司和美國的行銷公司結合在一起。根據辛格提供的數字,到今天BIRD總共幫助了七二八家初創 企業,帶來的收入超過八十億美元。 事實證明,以色列當初的堅持是對的。創投市場經由政府活化,二○○○年到○九年,以色列有二五○家私人創投基金,沒有這些創投基金,像TaKaDu這樣的全新IT水資源公司,也無法出現。 以色列的水科技奇蹟,並不是老天的點石成金,而是它憑著荒漠中的生存意志,自己闢出一條路。 如今,以色列走在全球水科技的最前端,不但讓這個缺水國度得以長存,更開發了無窮的商機。沙漠中的創新種子,何時能在台灣種下並發芽? 孕育高科技的搖籃 從民間研發投資到國家研發投資,以色列都是世界第一就算邊境爭擾不斷,經濟穩定度還是全球第四名! 全 球排名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民間企業投資R&D金額 以色列 瑞典 日本 南韓國家總投資R&D占GDP比率 以色列 瑞典 芬蘭 日本工程師占國家人口數 新加坡 以色列 智利 台灣產學技術移轉程度 新加坡 以色列 瑞士 美國創業資金取得容易程度 美國 香港 以色列 新加坡IT技術成熟度 瑞典 新加坡 以色列 美國經濟穩定度 澳洲 丹麥 瑞士 以色列資料來源:洛桑IMD國家競爭力排名,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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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野家」旗下VOLKS沃克牛排店登台,今年六十二歲的吉野家社長安部修仁,特地來台坐鎮指揮,這位日本餐飲業的傳奇人物,接受本刊獨家專訪,暢談他如何帶領吉野家三度反敗為勝! 撰文‧林讓均 六月底,台北市復興北路又多出一家排隊商店,人龍從一家名叫「VOLKS沃克」的牛排館蜿蜒而出。VOLKS是日本最大連鎖牛排餐館,「don株式會社」旗下的品牌,此次與「全家便利商店」合作,進軍台灣市場。 國內「陸客自由行」商機發酵,餐飲業者摩拳擦掌,搶進市場。根據經濟部資料顯示,上半年餐飲業的投資額爆大量,一到六月的投資額共達二十二.二一億元,已超過去年二十億元的總投資額,不只國內業者開店動作頻頻,連日商don株式會社也想分一杯羹,引起市場矚目。 說 到don株式會社,在台灣沒什麼知名度,但說到它的母公司,日本家喻戶曉的老牌牛丼專賣店「吉野家」,大家可就不陌生,百年歷史的吉野家,把日本的平民美 食「牛丼」發揚光大, 一九八七年來台,目前台灣有五十四家分店,吉野家後來又併入don株式會社、京樽壽司、一口茶屋等品牌,成為日本外食龍頭,全球近二千七百家店,年營收逾 一千七百億日圓。 首度危機:瀕臨倒閉 從破產到再起只花了四年 VOLKS是繼吉野家之後,集團登台的第二炮,今年六十二歲、身經百戰的吉野家社長安部修仁,上月底來台坐鎮指揮,他個頭不高,滿頭華髮,和街頭一般歐吉桑差不多,但在日本卻擁有高知名度,還博得「反敗為勝之王」的社長稱號。 安部修仁最令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一九八○年吉野家面臨破產、二○○四年遭遇美牛事件(日本禁止進口美牛)之際,兩度把吉野家從虧損,甚至倒閉邊緣起死回生,並在短時間讓吉野家獲利。 「不管是瀕臨破產或美牛事件,當下都覺得是最危險、差點過不去的時候!」回首兩次慘痛經驗,安部修仁餘悸猶存,回答前不自覺深呼一口氣。 說到吉野家的興衰史,就要從吉野家家族傳人、前社長松田瑞穗說起,他開啟吉野家連鎖加盟之路,並在一九七○年代末期快速展店,曾在一年內從一百家店擴為兩百家店,埋下日後吉野家資金周轉不靈、破產的未爆彈,在一九八○年聲請破產重整。 「這告訴我們不能有『倍數增加』的展店迷思,當時我們的資金、人才與物資根本都還沒有到位,就急著開店,所以會差點倒閉!」當時才三十歲,身為區域本部長的安部,也曾萌生「就讓吉野家倒下去」的想法,所幸松田瑞穗決定聲請公司重整。 安部很早就喪父,與松田情同父子,他一路相挺,背負「要把松田社長教給我的吉野家精神,一代一代傳下去!」的使命感,就這樣,安部在三十歲出頭就獲得公司重整團保薦,成為少數進入重整董事會的吉野家幹部。 與 安部交情超過二十年、兩人將吉野家品牌引進台灣的「全家便利商店」董事長潘進丁說,安部修仁四年就幫公司重整完成,靠的是「實事求是」的精神,例如破產 時,有人建議菜單應該更多元,但安部卻認為失敗的癥結,在於急速展店時拉低了餐點品質,因此反而應該是全心做好「牛丼」一種商品。此舉讓消費者回復信心, 四年後單店營業額就有了翻倍成長。 安部才把吉野家從倒閉邊緣救起,未料,更大的風暴又襲擊。○四年,發生狂牛病事件,日本禁止美國牛肉進口,當時吉野家只供應牛丼,處於風暴中心的安部卻下令全面停售牛丼,等於自斷生路,當年吉野家大虧超過十二億日圓,面臨重整以來首度虧損。 二度危機:狂牛事件 停 賣牛丼推新品 保住商譽當時,競爭對手如松屋、食其家都改用澳洲牛肉,安部反而選擇停賣,而且停賣時間還長達兩年半,輿論就質疑,「以牛丼起家的這家百年老店是不是要倒 了?」「沒有品質,吉野家才真的什麼都沒有了!」從工讀生幹起的他,深知品質的重要,他解釋在第一時間下令停賣,是因為吉野家熬製出的傳統牛丼醬汁,是搭 配美國牛肉設計的,因此一旦用的不是美國牛,吉野家就不是吉野家! 不過相較營運虧損的壓力,安部更承擔不起砸毀百年招牌的罪名,停賣牛丼後,他苦思出路,成立商品研發部,端出雞肉丼、豬肉丼等更多元的產品組合,順勢帶領吉野家轉型。 安部置之於死地這招,反而帶領吉野家闖出康莊大道,一年後公司轉虧為盈,賺回二十六億日圓的營業利益。安部再次成功挽救吉野家,被外界視為「不可能的任務」,不僅被媒體冠上「兩度把吉野家救出地獄的男人」,還成了日本企管教科書不得不提到的「反敗為勝之王」! 安部修仁成了日本餐飲業傳奇人物。他高工畢業後,曾組了R&B樂團並身兼團長,原本想當歌手,為籌措樂團開銷,他只好跑到吉野家打工,沒想到這一待將近四十年,也讓高工畢業的他,從工讀生一路晉升,才四十二歲就接下吉野家社長一職。 「安部廣受吉野家員工景仰,但他幾乎沒有官架子,也很樂意和大家打成一片,有時候旁人根本分不出誰才是老闆!」潘進丁說,安部有時和員工出去同樂,也是抓著麥克風就上台演唱,啞嗓的搖滾唱腔往往聽得大家連聲讚好。 潘進丁記得,當初與安部在台灣做市調,他總是吃遍台灣小吃,包括西門町鴨肉扁與桃源街牛肉麵等,往往吃到吃不下為止,就是為徹底了解台灣的庶民文化。 「他 不是個會問大問題的人,但總是能一下子抓到核心!」台灣吉野家總經理蘇嬉螢說,前陣子安部來台巡店,並沒有問到營收、展店計畫等大問題,問的卻是「台灣人 也能接受『感謝祭』這種日本味濃厚的活動嗎?」也會直接問店員「你喜歡這樣的店裝潢嗎?」他巡店時,往往能從小細節發現到營運的問題。 吉野家在連續幾年的營收、獲利成長之後,挑戰再度敲門。 三度危機:低價圍攻 推復刻版加入情感元素抗敵○九年開始,日本牛丼產業走入低價廝殺的紅海,吉野家遭逢競爭對手「食其家」、「松屋」的低價圍攻,這使得吉野家控股集團在該年度虧損八.九五億日圓。 ○七年卸下吉野家社長,擔任吉野家控股集團社長的安部修仁,不得不再次親上火線救援,因集團高達五六.八%的營收仍來自吉野家這個祖業。 去年四月安部回鍋兼任吉野家社長,第一件事就是鬆動長久定價為三八○日圓的牛丼價格,推出二八○日圓的「復刻版」牛鍋丼迎戰對手,一來可以讓顧客回想起「還是老牌吉野家最好」的古早味,二來可以正面迎擊打低價策略的競爭對手。 另方面,他著手成立「未來事件研究所」,開始做趨勢社會調查。「我發現這一次的虧損,其實是因為少子化、銀髮化的社會問題,我們的顧客變少,生意當然就差了!」安部修仁說。 日本吉野家有八五%的客人是男性,因此未來會開發粉領族、銀髮族以及家庭客喜歡的商品,也著手微調店型,例如闢出讓客人可以看到產製過程的開放式廚房。 薑是老的辣,安部不負他「反敗為勝之王」稱號,不到一年,又神奇地把業績從虧損,大幅拉回到五十一億日圓營業利益的水準。 此外,他積極把觸角伸向海外,目前約有四五○家的海外店,有七成是來自高成長的兩岸三地。 這次don株式會社和全家便利商店合作VOLKS牛排館,是繼「吉野家」品牌之外,吉野家控股集團首次授權旗下品牌到海外展店,未來可能搭著合作夥伴全家便利商店的綿密系統前進中國。 對安部修仁來說,如何征服包括中國的海外市場,恐怕是他下個新挑戰。 牛丼起源於19世紀平民小吃牛丼的誕生可追溯到日本明治時代,當時流行食用牛肉鍋,客人會把牛肉鍋底的湯汁淋在飯上,搭配牛肉鍋食用。腦筋動得快的商人,乾脆把牛肉切碎、切細,放入滷汁中煮,而後搭配蔥花淋在飯上,已經接近現在牛丼的吃法。 1899年,「吉野家」的創始人松田榮吉在東京日本橋魚市場,開了第一家主打「牛丼」的專賣店,主要顧客就是那些用餐時間不固定、只能趁工作空檔吃飯的魚市場工人,所以吉野家的牛丼可說一開始就是速食品,只要重複裝飯、裝肉、淋醬汁等動作,就能快速上桌。 目前在東京築地魚市的吉野家一號店,是由松田榮吉的兒子松田瑞穗所開。帶領吉野家發展連鎖體系的松田瑞穗,也讓牛丼成為平價、隨處皆有的日本國民美食代表。 安部修仁 出生:1949年 現職:吉野家控股集團社長 吉野家社長 經歷:吉野家九州地區本部長 開發部長 學歷:福岡縣立香椎工業高校興趣:組團唱R&B、打橄欖球 吉野家控股集團 集團總店數:2684家(吉野家全球合計1633家)2010年集團營收:1713億日圓2010年營業利益:51億日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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