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周年回顧：巴菲特最值得一讀的致股東信

北京時間今晚9點，巴菲特執筆寫給2014年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伯克希爾）股東的公開信全文就將公布。它之所以比以往更引人註目，不僅因為是巴菲特執掌伯克希爾以來寫下的第50封致股東信，也是因為巴菲特去年12月透露，信中會描繪伯克希爾未來50年的藍圖。

彭博報道稱，巴菲特以往的股東信約有1.4萬字。而今晚公布的這封信在編輯以前約有2萬字。MarketWatch網站高級市場撰稿人William Watts認為，84歲高壽的巴菲特有很強的反思心態。他預計今年這封信的主要看點是：此前犯的錯、巴菲特的繼承人、怎樣使用伯克希爾截至去年9月累計624億美元的資金、是否考慮縮小伯克希爾的管理規模。

在我們通過股東信跟隨巴菲特的眼光展望未來五十年以前，不妨先回顧下此前巴菲特股東信的經典。它們不僅僅是向股東通報及解說業績的文件，更是眾人了解巴菲特各種深刻見解的媒介。多年出席伯克希爾哈撒韋股東年會、研讀過巴菲特35封股東公開信的Steve Ritter此前推薦了五封自認為最值得一讀的公開信，即巴菲特1977年、1983年、1984年、2001年和2008年致伯克希爾股東信。

以上五封信的看點在哪里？華爾街見聞將其中部分節錄與大家重溫，僅供拋磚引玉。以下均來自伯克希爾網站公布的股東公開信，點擊紅色字體處可查看相應公開信全文：

首先是網上可以查詢到的最早期公開信——1977年致股東信，當時巴菲特在信中提出，盈利如何是衡量管理表現的好方法：

除了特殊情況（比如企業的負債權益比異常高，或者資產負債表顯示，企業重要資產的價值並未實現）以外，我們認為管理經濟的表現更適合用股權資本的回報來衡量。

1977年，我們的營業收益與期初股權資本比率達到19%，略高於上年，也高於我們自己的長期平均水平和美國業內總體水平。

我們的每股營業利潤同比增長37%，但期初資本也增長了24%，每股收益增幅顯然沒有數字乍看上去的那麽多。

在1983年致股東信中，巴菲特提到，伯克希爾投資的公司應具備重要的“經濟商譽”（economic goodwill）：

我們擁有多家具備經濟商譽（其中自然包括內在的商業價值）的企業，他們的經濟商譽遠超在我們的資產負債表和面值中體現的財會商譽。

……即使永遠都不考慮商譽及其攤銷，你也可以衣食無憂。可投資和管理領域的學生應該了解有無考慮商譽的微妙區別。

我自己的想法和35年前已經完全不同，當年我受到的教育是要看重有形資產，關閉那些價大部分值取決於經濟商譽的公司。

因為那樣的偏見，我疏忽大意，犯了許多經營企業的關鍵錯誤，不過錯誤的數量在所有決策中只占很小一部分。
 

第二年，在1984年致股東信中，巴菲特特別提到了伯克希爾收購內布拉斯加家具賣場（NFM）的交易。巴菲特是這家企業的董事長——91歲的Rose Blumkin的超級粉絲，他在信中稱Blumkin為“B女士”：

很多人問我，Blumkin一家人做生意有什麽秘訣，其實那些訣竅沒有多深奧難懂，這家人全都：

1、懷有極高的熱情、投入極大的精力，（美國人學習的楷模）富蘭克林（Ben Franklin）和阿爾傑（Horatio Alger）和他們相比就像逃學生；

2、很現實，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特長是哪個領域，果斷處理該領域的所有事務；

3、即使是上述特長領域以外最吸引人的地方，也視而不見；

4、對任何人都以誠相待，（B女士將行為準則歸納為“說老實話、賣便宜貨”）

我們對B女士及其家族的評估結果可以從我們收購他們公司90%的股權中體現：

NFM從未做過審計，我們也沒有要求過；我們既沒有做財產清查，也沒有核實收據真偽；我們沒有核查產權。

我們就給了B女士一張5500萬美元的支票，她給了我們她的承諾。這是一場公平的交易。

由此足見巴菲特當年對NFM的管理層有多麽信任。

巴菲特是保險業的長期投資者。在2001年致股東信中，他描述了保險業的經濟形勢，這樣寫道：

保險是我們的一項重要業務，不過其他方面也很重要。因此，要了解伯克希爾，有必要了解怎樣評估一家保險公司。

巴菲特在信中回顧了2001年的“九·一一”事件，還提到這次恐怖襲擊怎樣改變了保險行業：

“九·一一”表明，我們的General Re 公司實行的第1和第2項規定存在嚴重的弱點。設定價格和評估累計風險方面，我們要麽高估、要麽否認大規模恐怖事件導致損失的可能性。我們還忽視了相關的承保因素。

例如承保財產定價，我們過去考察及考慮的只有預計可能因風暴、火災、爆炸和地震產生的成本。

但歷史上最大的投保財產損失全都並非源於以上因素。簡言之，我們在保險業承包方面的根本錯誤在於我們把焦點放在過往經歷，並沒有側重於危險。所以我們會假定，如果存在大的恐怖主義風險，我們不會收到分毫保費。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致股東信，那年投行雷曼兄弟倒閉，此後全球金融危機爆發。考慮到投資者在那一年接受了一些教訓，巴菲特在信中談到很多方面，比如提及衍生品的危險，它是影響危機的一個主要因素。

既然是保險業的長期投資者，巴菲特也有不少衍生品工具方面的經驗。

他這樣寫道：

實際上，近來的事件體現出，大型金融機構的某些大腕首席執行官（或者前首席執行官）無法管理一家衍生品業務龐雜的公司。

查理和我不幸都是這類人：伯克希爾1998年收購General Ge，我們知道沒法對賬面上2.3218萬份衍生品合約拿主意，那些合約有884位對手方（其中許多我們聞所未聞）。

所以，我們決定結束這些業務。當時我們沒有任何壓力，在我們退出的時候市場運行良好，可我們還是花了五年時間才了結了大部分生意，損失超過4億美元。

完全退出以後，我們對衍生品的感覺可以用一句歌詞來形容：我比認識你之前更喜歡你了。

“透明度”提高了，衍生品產生的問題不會解決。我對通報機制一無所知，那種機制會說明並衡量龐大又複雜的衍生品投資組合里存在的風險。

審計師無法審計這些合約，監管機構也不可能監管它們。

當我讀到一些公司的財報“披露”內容涉及這些衍生品工具時，我最終只是覺得自己不曉得他們的投資組合在發生什麽情況（然後我就會去吃點（消熱鎮痛的）阿司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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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克希爾50周年 股神巴菲特致股東一封信會談點什麽?

伯克希爾50周年 股神巴菲特致股東一封信會談點什麽?

一財網 TJ 2015-02-27 23:10:00

巴菲特承諾今年將送給股東們一封沈甸甸的，洋洋灑灑2萬字左右的公開信以紀念自己控股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50周年。

北京時間2月28日晚上9點，“股神”沃倫·巴菲特將正式發布今年的致股東一封信。巴菲特承諾今年將送給股東們一封沈甸甸的，洋洋灑灑2萬字左右的公開信以紀念自己控股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50周年。他將撰寫對於過去50年來不凡旅程的看法，及對於未來半世紀的展望。

股神巴菲特和他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在整個投資界可謂無人不知，近半個多世紀的時間內保持強勁的業績增長可謂是投資界的傳奇。長久以來，巴菲特的公開信通常將近1.4萬字，被視為華爾街“必讀”，充滿了關於投資和商業的樸素智慧，認為是最被廣泛引用和閱讀的商業文件，往年信件總會以高度的技巧和幽默感對複雜的主題進行解讀。同時擔任伯克希爾哈撒韋主席和首席執行官的沃倫·巴菲特通常會在信中談及公司財務業績之外的很多話題。在被公開之前，信件內容始終被作為“高度機密”，嚴加保護，以防泄密。

作為一種“福利”，伯克希爾副主席、巴菲特的商業夥伴查理·芒格也將撰寫一封公開信。

在去年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表示“美國是一個蘊藏著各種機會的寶藏”。而今年，在巴菲特執掌伯克希爾哈撒韋50周年之際，股神可能會發出與去年不同的聲音。

不久前，巴菲特剛剛決定收購德國的摩托車配件零售商並表示可能會進行更多類似的收購。這一系列行動暗示，股神很可能在新一年的致股東的一封信中強調來自美國之外的投資機會。對於涉足80多個行業和擁有巨額投資，市值達到3600億的伯克希爾哈撒韋來說，這或將是個巨大的轉變。

對於今年的致股東的一封信，華爾街迫切地期待能從其中獲知巴菲特未來接班人在投資和商業上的一些看法，普通投資者則希望能窺探點投資機會。為此，小編整理了今年公開信中可能提及的關鍵點。

美國之外的投資機會

巴菲特的投資哲學是以較低的價格買入行業龍頭，但這一投資策略正變得越來越艱難。2009年第一季度，標普500指數只有當前的三分一，公司的平均市盈率只是12.9倍。而到了2014年底，平均市盈率已經上漲至17.4倍，已經遠超長期平均市盈率的14.8倍，這表明著投資的成本越來越高。

相反，美國之外的各國經濟發展緩慢。德國今年的GDP增長預期僅為1.3%，而美國則為3.6%。此外歐元自去年5月份兌美元已經下滑近20%，雖然巴菲特本周否認歐元下跌是其投資歐洲的主要原因，但不可否認這是一利好因素。

巴菲特很有可能在考慮海外投資的大手筆。伯克希爾的投資版圖會變得更加國際化，但是股神肯定不會放過任何在美國本土的好機會。

誰將成為接班人

多年來，巴菲特一直在回避一個備受關註的問題，那就是“誰將成為他的接班人”。對於伯克希爾來說，任命首席執行官，將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同時將終結長達數十年的猜謎遊戲。

盡管巴菲特表示，公司董事會已經就其CEO繼任者及兩名候選人名單做出了決定，但他從來都沒公布他們的名字。坊間普遍猜測，潛在的繼承人包括保險業務負責人阿吉特·賈因、公用事業負責人格雷格·阿貝爾和BNSF總裁馬修·羅斯。

當然，除了這三位之外，伯克希爾還有很多後補候選人。究竟有多少，每個人都在猜。

在此次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可能就這一問題繼續打馬虎眼，你不大可能獲得明確的答案。

過去犯過的錯誤

一般而言，成功的投資者和交易員都樂於談論自己過往所犯的錯誤。成功的投資，依賴於交易紀律，特別是要控制虧損，並擺脫錯誤。巴菲特也不例外。在1989年的致股東信中，巴菲特提到了“過去25年所犯的錯誤”。

他在當時的信中寫到：“我們希望在下一個25年來報告這50年所犯的錯誤。如果我們等到2015年才這麽做，你會發現這部分內容會比現在的要長的多。”

今後會有怎樣的回報

當年巴菲特接手伯克希爾時，後者是一家瀕臨破產的紡織廠。現在，它已經是全球最大企業之一。該公司A類股票交易價每股高達20萬美元，市值在3670億美元左右。

近年來，隨著規模通過並購不斷擴大，伯克希爾哈撒韋維持增長的能力也引起了股東的擔憂。

事實上早在1965年的第一份致股東信中，巴菲特就曾擔心，當時的這家合夥公司已經處在規模太大的危險邊緣。

當前，該公司旗下業務涉及保險、伯靈頓北方聖太菲鐵路運輸公司(BNSF)和電力，等等。伯克希爾還有價值超1000億美元的股票投資組合。其中最大規模的持有—IBM，近幾個月來暴跌。

巴菲特可以利用公開信來幫股東們弄清楚未來數十年內可能會有怎樣的回報。

現金太多怎麽用

各項業務的利潤增長意味著公司產生現金的速度已經超過了巴菲特進行投資的速度。截至去年9月底，伯克希爾共持有624億美元的現金，遠超巴菲特200億美元的安全線。這意味著伯克希爾有著充足的資金去大幹一場。

根據以往經驗，巴菲特使用這些資金的方法主要有兩種：購買股票和收購業務。在這兩個方面，巴菲特非常安靜。但從去年9月底之後，巴菲特在這兩方面都按兵不動，他甚至在第四季度賣出了埃克森美孚的股份，這是其持有的最多的股份之一。

被巴菲特稱作“大象”的最大規模並購交易在2014年並沒有出現，不過伯克希爾哈撒韋及其子公司還是完成了一些小規模收購。能源業務買入了加拿大一個輸電公司，出價大約是27億美元;巴菲特在10月買入美國最大的私營汽車經銷網絡運營商Van Tuyl集團，並為漢堡王全球收購蒂姆-霍頓公司的交易提供了30億美元融資。

除此之外，巴菲特可能會用這些現金來支付股息。一直以來巴菲特都不願支付股息，盡管這些年他已經啟動了一個規模不大的股票回購計劃。

而投資者則希望從這封信中看到，巴菲特打算怎麽用這些錢。

伯克希爾新的管理構架

巴菲特曾開玩笑說，他和芒格已經把“業務交代到倆人似乎要退休的程度了”。統計數據顯示，伯克希爾總部的員工只有數十人。不過，旗下子公司雇員人數超30萬人。

多年來，旗下業務的首席執行官們始終直接向巴菲特匯報工作。現在，這種情況開始發生變化。伯克希爾的部分新業務，已經交由他的副手處理。包括上周五宣布的對德國摩托車零部件零售商Detlev Louis Motorradvertriebs的收購，以及2014年11月公布的金霸王電池收購交易在內，至少有四起伯克希爾哈撒韋的近期收購是由巴菲特的副手們負責的。

事實上，巴菲特也面臨不小的挑戰。隨著巴菲特退休的日期越來越接近，伯克希爾的“免檢”標簽可能面臨挑戰。自1965年成立以來，伯克希爾給予股東的總回報率達到了驚人的693000%。但是就是這樣一個總規模達到5170億美元的金融巨頭，最近幾年的財務披露卻越來越不透明。行業分析師、保險行業專家和企業治理行家都對其透明度提出了質疑。

(綜合新華08、新浪、匯通網、證券時報網等)

編輯：丁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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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用10年，讓你們看到‘印度世紀’。”這是印度現任總理納倫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1年前競選時的豪言壯誌。

當時，印度民眾盼望出現一個雄心勃勃的政府，一位能夠讓印度重新獲得經濟魔力的政治家。由於管理古吉拉特邦的出色履歷，莫迪成為印度百姓眾望所歸的選擇，昔日的茶水攤窮小子在1年前的5月16日一躍成為如今12億人的總理。

圖片來自網絡

就任總理1年來，莫迪以“改革者”的形象力推在制造業、農業、商業等各領域新政，試圖終結印度經濟增速緩慢、腐敗滋生的局面。

的確，印度在“莫迪新政”的影響下悄無聲息地出現新氣象。官員的下午茶時間取消了；出行禁坐頭等艙；開會禁住五星級酒店；經濟增速也從此前5%的低谷有所回升……在國際舞臺，莫迪通過頻繁的外訪，積極推銷“印度制造”計劃，旨在營造一個“親商業”的國際形象。

對於這場雄心勃勃的改革，《第一財經日報》記者接觸到的印度官員、學者、普通的印度民眾、中國投資者都無不例外地表示，莫迪帶給他們最多的是“希望”。有在上海的印度僑民告訴記者，莫迪與之前印度政客的最大不同是，他能說到做到，“所以我們非常信任他”。

至今，莫迪仍矢誌不渝地推動改革，其競選時的雄心壯誌猶在，那麽，“莫迪新政”的改革力度到底有多大？這場“莫迪旋風”究竟還能刮多久？

盤活非就業人口

1年前，莫迪接手的印度充斥著普通民眾對國大黨執政10年的不滿。印度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2013財年，印度經濟增長率僅為5%，創10年來最低。2014年4月，也就是莫迪勝選前的1個月，印度當月CPI同比上漲了8.59%，通脹僅次於巴基斯坦，位居彭博監測的18個亞洲經濟體中第二高。

根據亞洲開發銀行報告，在國大黨執政期間，印度人口有2/3人每天依靠1.50美元維持生活。每10個人當中，就有9個人在從事“非正式”經濟活動。印度統計部門的數據顯示，印度男性勞動參與率為56%，女性勞動參與率為23%。其中，印度就業人口中49%從事農業，24%從事第二產業，其余27%從事第三產業。

面對慘淡的經濟數據，有評論甚至形容印度為第一塊“褪色的金磚”。這使得釋放印度國內的“人口紅利”問題迫在眉睫。

提升印度經濟增速是莫迪擔任總理後的首要任務。莫迪一直懷揣“大國夢”。在他看來，這個擁有12億人口，且一半都在25歲以下的國家內需旺盛，再加上穩定的政治體制，擁有無限的經濟潛力。對於莫迪來說，激活經濟潛力的關鍵是創造就業。

莫迪也認識到，不能帶動就業的經濟發展是沒有出路的。他在1年前的勝選演說中強調，“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產品，而是由多數人參與的生產。”因此，盤活印度國內龐大的非就業人口，使2/3普通印度人脫貧，將會為印度經濟增長創造一個強大的引擎。這也成為了“莫迪新政”的根本所在。

制造業成改革核心

與同為人口大國的中國相比，中國經濟在過去幾年通過大力發展制造業實現近兩位數的飛速增長。細觀印度經濟構成，占印度GDP半壁江山的是包括軟件業、制藥業在內的服務業。而制造業卻在很大程度上拖了印度經濟發展的後腿。

印度中央數據辦公室的數據顯示，印度2012~2013年GDP增長5%，制造業產出增長僅為1.1%；2013~2014年GDP增速略有放緩，為4.5%，制造業產出更是下降0.2%。制造業幾乎是2013和2014年度印度經濟各大領域中得“負分”的產業。

究其原因，港口、鐵路和其他基建設施不完善使得運輸成本大大提升：通常，從海路將貨物從孟買運到非洲比在印度全境內運輸價格更為低廉。電力短缺也是弊病。商業合約的執行力低下，法律糾紛往往要花十多年才能解決。朝令夕改的規章制度也常常使得投資者望而卻步。世行曾在《營商環境報告》“辦理建築許可”排名中將印度排在189個國家中的第184位，暗示了印度政府在企業用地審批方面情況堪憂。

為了創造就業，振興制造業逐漸成為“莫迪新政”的重點。今年初，莫迪推出了以鼓勵制造業發展為主的“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運動。這項高規格的運動旨在說服跨國制造業巨頭將生產和研發中心轉移到印度。其目標促進包括交通、煤礦、電子、化工、食品加工等25個領域的制造業發展。印度政府目前也陸續出臺舉措支持這一運動，比如修訂了電子產業領域的進口關稅政策，對成品征收雙倍費用，但將零部件費用削減至零。很顯然，莫迪政府歡迎企業到印度去加工制造，而不是簡單地把成品帶到印度銷售。

為了配合這一運動，莫迪也開始向一些存在60多年的陳舊政策開刀，比如，出售非國有企業的股份；向外資開放部分領域；廢除印度國家規劃委員會；結束煤炭和天然氣領域的財政補貼，打破壟斷局面，向國際市場接軌，緩解印度國內煤炭等能源供給緊張的局面。同時，莫迪還力促加快銀行業改革，改變國有銀行效率低下的問題。

此外，對於制造業發展急需的用地問題，印度內閣今年年初批準了一項新法令，電力、國防和住房建設等關鍵部門以及停滯在啟動階段、價值數百億盧比的項目將更容易獲得土地。該法令對2013年通過的公平補償權和拆遷重置透明法進行了修正，廢除了（土地征用）同意條款和5個地區的強制性社會影響評估。

對外，莫迪也通過高頻率的外訪，在改善印度國際形象的同時，學習國外的發展經驗，積極為“印度制造”站臺。據本報記者統計，擔任總理僅1年的莫迪就已外訪11次。莫迪最近一次出訪是法國、德國和加拿大。在訪德期間，莫迪親自參觀有“世界工業發展晴雨表”之稱的漢諾威工博會，在推銷“印度制造”的同時，也積極向這個制造業技術雄厚的國家取經。

改革謹小慎微

盡管莫迪有重振印度經濟的雄心，其主導的新政也逐漸步入正規，但有印度學者在接受本報采訪時直言不諱地指出，其實，莫迪改革的步伐“小心翼翼”，比預想得更為謹慎。“為了彌補前政府因腐敗欠下的發展債，莫迪避免了大刀闊斧的改革，而是謹小慎微地在邊緣議題上大展手腳。”該學者說道。

“印度制造”就是這位學者所謂的“邊緣議題”之一。在這個以服務業占GDP超過50%的國家，制造業發展所需的電力、高速公路等配套設施遠遠不夠。但是莫迪想把印度拽出以農業、小手工業、體力勞動為主的經濟模式，這就意味著印度經濟需要徹頭徹尾的改革。

圖片來自網絡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南亞研究中心主任趙幹城在接受本報采訪時也認同這一觀點。“建立高效、廉潔的政府，多多啟用女性公務員等，這些措施都有助於提升莫迪的親民公眾形象，”趙幹城說道，“但決定經濟發展的三大要素在於資本、土地和人口。莫迪在這三個領域的動作還有待觀望。”

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 Ltd.）的印度經濟學家希蘭·沙阿（Shilan Shah）表示，莫迪在防務、保險、鐵路等領域開放外資，放松管制，但在一些真正需要大刀闊斧改革的領域卻令人印象不深。比如規模更大的金融和零售領域，莫迪政府依舊未對外資開啟大門。去年末，印度向外資開放總計4500億美元零售業的改革法案最終折戟在野黨。一項調查顯示，考慮到外資進入會搶走飯碗，印度80%便利店老板反對外國超市巨頭進駐印度市場。如何在改革的進程中不損害數以萬計的雜貨商、小販和農民的切身利益，莫迪顯然還在衡量中。

在另一個關鍵領域“放松勞動力管制”方面，印度地方和中央層面存在多達200條法規管制。一旦企業需要雇傭超過100名員工就必須得到政府審批，這些條條框框的規定限制了制造業大規模發展，迫使企業在黑市需求交易。“結果，印度的經濟潛力遲遲得不到釋放。”沙阿說道。而莫迪新政尚未涉及如何整合地方和中央政府的繁複法規。

更棘手的是，在今年2月的德里地方選舉中，莫迪領導的執政黨人民黨敗給了打著反腐旗號的“平民黨”。盡管莫迪在印度議會下院（Lok Sabha）享有多數，但這不足以為莫迪新政保駕護航。在上議院（Rajya Sabha）未掌握多數席位，使得他力推的稅收和外商投資相關法案頻頻遇到阻力。而上議院均由各邦議會推選，代表印度的地方利益。因此，人民黨在上議院能否占據多數席位關乎莫迪改革的成敗。

5月初，莫迪在印度接受美國《時代》周刊專訪時，被問及就任總理1年的經驗教訓時，莫迪答道：“最大的困難是，我原來對聯邦政府的架構不太熟悉。每個部門各自為戰——好像一個部門就是一個政府似的。我的任務是打破藩籬，讓大家以集體的思維辦事。我把聯邦政府看作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松散的集合體。”

正如不少印度僑民對記者表示，1年時間來評價莫迪的政績太短，“我們願意給他更多時間”。

 

 

編輯：仇芳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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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港通半周年大事回顧新浪財

林義雄絕食掀起公民反核一周年大檢視 兩件事 戳破政府非核家園假承諾

美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新推出家用蓄電池，一上市就在全球掀起旋風，而台灣期待已久的「能源革命」何時啟動？從近日的核廢料立法草案爭議，與全台第一座「公民風場」澎湖能源公司未發電即熄燈的過程看來，答案似乎不樂觀。

撰文•何欣潔

二○一四年四月，民進黨前主席林義雄宣布以無限期禁食方式，訴求核四停建，並號召社會大眾以行動響應，當時因太陽花學運而騷動不安的台灣社會，旋即再度掀起「反核」熱浪。在當時強大的社會壓力下，總統馬英九宣布核四封存、停工不停建來回應訴求。

核廢料立法爭議

政院推「行政法人」逃避監督學者版排除場址居民公投權然而，一周年過去，台灣是否真往非核家園的夢想邁進？又或者，除了換得核四暫時停工之外，台灣的能源轉型之路仍然持續原地踏步？從兩個近日發生的能源議題，或許可以窺見問題的答案。

四月二十四日，正值「反核運動占領忠孝西路」行動一周年前夕，知名反核作家劉黎兒，發出了一封憂心忡忡的信件：「請千萬注意核廢料管理立法的問題！」指核一、核二廠燃料棒貯存池早已放滿，即將尋覓核廢料地點，行政院卻打算以「行政法人」方式成立專責機構來解決核廢料，恐將使核廢料處置過程脫離國會監督。

目前已送立法院審議的核廢料立法草案，有行政院所提的「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草案，以及由中研院院士李遠哲等學者領銜連署、透過立委黃昭順提出的「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草案，兩個版本均各有爭議。

行政院版草案以成立行政法人做為解決核廢料的機構，業務範圍包括最終處置設施選址、設計、建造、運轉、維護等；而爭議性極高的「境外再處理」條款，也在其中。草案明訂，該行政法人未來可接管三千億元核電後端營運基金，核撥經費不受《預算法》、《政府採購法》限制，僅須受經濟部監督，不受立法院的審查，遭反核團體形容為「錢坑黑洞」。

嫻熟行政法的環保律師蔡雅瀅分析，在過往經驗中，行政法人本來就很容易產生濫權、不受監督的風險，「現在的行政院版本，更是漏洞百出，恐怕會生出一個核廢處置怪獸！」而另一個學者版草案，同樣引起爭議。雖然草案提出了核廢料基金法制化、建立專責處理機構等設計，解決部分行政院版本所造成的問題，但在眾所矚目的核廢料候選場址中，卻規定僅由地方議會同意，即可成為候選場址，並由「放射性廢棄物資訊交流委員會」就候選場址，行使最後同意權。

這形同完全取消當地居民公投反核廢的機制，不僅幾個候選場址的居民急得跳腳，反核團體也毫不留情地痛批：「（學者版草案）大開民主倒車！」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祕書長洪申翰表示，「全國廢核行動平台（由反核團體共同成立的組識）的立場很簡單：目前的兩個版本都有問題，不應倉促通過。回到問題的根本來說，如果政府不願意全面廢核，核廢料問題根本無法得到解決。」他認為，政府該做的，是先讓所有核電機組停下來，確定核廢料的總量，然後才能明確討論核廢料處理的方式、場址與經費問題。

根據洪申翰的觀察，「政府動作很多，一面想推動核一、核二、核三延役，同時也從沒放棄過重啟核四；另外一手又希望以行政法人方式來處理核廢料問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沒有廢核誠意，卻只希望把核廢料處理「外包」給不受監督的行政法人；政府回應民間廢核力量，仍被認為是虛應故事、誠意不足。

澎湖風能夭折

投報率灌水 台汽電拒增資

首批綠電公民股東變泡影

第二個與非核家園有關的議題，則是在今年四月，台灣第一座公民風場胎死腹中。「綠能取代核能」的夢想，始終無法上路。

一四年中，澎湖縣政府宣稱，為開發澎湖縣境內充沛的風力發電資源，以官民共同入股方式，成立澎湖開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又稱澎湖風能公司）。縣政府和台汽電各認股二五％、中興電工二○％，其餘開放給縣民認股，澎湖縣共有一千四百多位縣民表達入股意願，最後有八百一十位幸運兒中籤。原本有望成為台灣第一批「綠電公民股東」，創造典範，未料在一五年初，最大股東台汽電拒絕增資，讓美夢化為泡影。

台汽電表示，不增資的主要原因，是澎湖風場的經濟規模無法達到當初預期的最低報酬率，「原本聽澎湖縣政府講得很不錯，但後來發現，與實際狀況恐怕有一段不小距離。」再者，澎湖風能公司未來所發電力，無法與台電的既有線路並聯，若公司要自行架設電網，約需經費三十億元，台汽電董事會評估非澎湖風能公司所能負擔，最後決定放棄。

台汽電不願再增資的原因，說得委婉，但從澎湖縣政府所引起的連串風波可以窺見，地方政府推動公民風場事業，仍難免出現公司治理能力不足、「小孩開大車」的窘態，這恐怕才是台汽電撤資主因。

不僅事前欠缺周詳計畫即開始集資，澎湖風能公司揭牌成立時，內部僅有桌椅，無人員與設備進駐，遭鄉民譏為「膨風公司」。當地退休公務員、土木技師郁國麟痛批，澎湖風能當初計算投資報酬率時，未計入濱海風機鏽蝕故障的維修費用，也未考量風機設置地點的環評問題，「若要達到公司向縣民承諾的利潤，澎湖全島幾乎都會設滿風力機組，衍生的噪音、景觀、居民抗爭問題，也完全沒有處理；我早就說過，這是一個超大型詐騙計畫。」此外，縣政府表現荒腔走板、人事問題複雜，也影響台灣第一間公民綠能公司的命運。

綠能革命淪為口號

台灣應拿出魄力積極面對

澎湖風能公司原由國民黨籍的前任縣長王乾發所推動設立，未料一四年底民進黨籍縣長陳光復上任，「改朝換代」後，計畫推動過程看起來更不順利；在台汽電表明不增資後，還衍生出「新縣長不知情」的羅生門。

新任縣長陳光復對外指稱，自己並未在第一時間得知台汽電不增資消息，指責王乾發任內即擔任風能公司推手的建設處處長葉國清，未立即呈報訊息，涉嫌故意隱匿，但遭葉國清否認，暗指遭新縣長誣賴，決定提前退休，以示清白。

雖然真相如何不得而知，卻讓不少有意投資的縣民心驚，認為綠能事業與地方政治勾連過深，「下次有人再提倡什麼公民風場，澎湖人恐怕已經不會買單。」一名縣民股東表示。

郁國麟批評，從澎湖的例子可知，地方政府根本不具備經營綠能事業的視野與能力，「如果根本沒能力做，就該放手給民間業者經營，並給予最大的協助。」澎湖風能公司的失敗經驗，凸顯地方政府投資新創事業能力不足，重創台灣綠能發展士氣。不過，知名風機廠商英華威公司未放棄，仍試圖在雲林麥寮等地推動「公民風場」，卻同樣必須面對法令不友善、輸配電成本過高、居民抗爭的問題，前景難以樂觀。

歷經去年的反核熱潮後，台灣本有走向能源轉型的契機，政府卻沒有適時把握，該負起責任的核廢料工作，意圖用行政法人來規避監督；該放手鼓勵民間發展綠能時，卻又放任地方政府「自理」。

當美國電動車龍頭特斯拉公司，以家用蓄電池在全世界掀起旋風時，令人不禁要問：台灣期待已久的「能源革命」，究竟何時會來？

核廢料管理立法 兩版本草案都惹議版本 行政院版 學者版（中研院院士李遠哲領銜連署）草案名稱 行政法人放射性廢棄物管理中心設置條例放射性廢棄物管理法爭議●以行政法人為解決核廢機構，缺乏立法院監督●3000億元核電後端營運基金不受《預算法》與《政府採購法》限制，遭質疑為錢坑、黑洞僅由地方議會同意，即可

成為核廢料處置候選

場址，完全取消當

地居民公投反核廢

的機制

??分鐘認識「澎湖風能」

完整名稱：

澎湖開發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實收資本額：1400萬元

股權結構：

澎湖縣政府25%、台汽電25%、中興電工20%、縣民認股30% 預期發電量：12.48萬千瓦核准成立：2014年7月清算與解散：2015年4月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駝峰航線”：烏雲背後的生死線

編者按：為了幫助中國的抗戰，美國組建援華美國航空誌願隊。1941年8月1日，中國空軍美國誌願隊成立，陳納德任大隊長。同年12月20日，美國誌願隊首次與來犯雲南昆明的日機作戰，大獲全勝，從此雲南老百姓把這群駕駛畫有鯊魚嘴的美國戰機飛行員美稱為：“飛虎隊”。美國誌願隊下轄三個中隊，第一中隊“夏娃和亞當”，第二中隊“熊貓”，第三中隊“地獄天使”。

由於雲南驛機場獨特的地理位置，飛虎隊第三中隊進駐雲南驛機場，當日軍進攻緬甸之時，飛虎隊主要是保衛滇緬公路和空中支援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當日軍進攻到怒江惠通橋以西之時，駐守雲南驛機場的飛虎隊起到了阻擊日軍的關鍵性作用，第三中隊的隊員在日軍欲強渡怒江之時，每天往返幾次前往轟炸和掃射，摧毀了日軍渡江的設備和基地。

“二戰期間，在兩個友好國家間飛行，它的損失率竟然超過了歐洲戰場上的對敵轟炸，這就是‘駝峰航線’。”

在這架墜落的中航53號運輸機里面，有一位來自美國的機長吉姆·福克斯和兩位中國人，其中一位是副駕駛，另一位是報務員。他們一起飛行，也一起犧牲。它展現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兩個國家是怎樣成為戰友的。

1943年3月11日，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副駕駛吳子丹駕駛著“中航”48號C-53飛機從昆明巫家壩機場起飛。

透過機窗，吳子丹看到，編隊的另一架C-53運輸機——“中航”53號在側伴飛。沒有濃黑的烏雲，沒有日本零式戰機。遇上好天氣，美國機長古蒂亞和吳子丹的心情也跟著明媚了起來。

“這美景太難得了！”古蒂亞讓吳子丹把桿，自己抄起隨身攜帶的相機拍下了53號飛翔的姿態。當時的古蒂亞不會知道，他拍下了53號最後的一張影像。

兩分鐘後，飛機飛越至高黎貢山脈的上空，吳子丹看到，53號兀然下墜。

“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

剛進入6月，位於中緬滇藏接合部的雲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已比其他州縣更為悶熱。只是在州府瀘水縣城隨意走走，汗水便可濕透衣衫。但駕車向瀘水縣片馬鎮行去，繞著高黎貢山的懸崖陡壁和密林行駛，不斷失去高度又重新攀爬的一路，溫度陡降。

在一處白杜鵑盛開之處，“風雪埡口”一下子出現在視野里。海拔三千多米的山口，卷起摻雜著雨水的風，裹著不知是山霧還是雲濤的灰白色，籠在不遠處還遺留的日軍碉堡之上。

18年前的此時，亦是吳子丹去世後的第七年，當年的美國飛行員漢克斯跟隨一隊人正是從這里行往一處山脊，找到了吳子丹牽掛半生的那一架53號。

53號是這條航線上所有失事的飛機中，少有的被親眼目睹並及時測定墜落方位的。據不完全統計，這條航線自開辟到結束的1300多個日夜里，像53號那樣墜落損毀的空運飛機超過600架，犧牲的機組人員和乘客超過1500人。

至今，還有不知數目的飛機殘骸和機組成員長眠於從印度汀江到雲南昆明的山谷、叢林，無數個家庭的丈夫、父親、兒子、兄弟，從一處出發就再沒有返航，這便是抗日戰爭中被稱為“死亡之路”的“駝峰航線”。

“在天氣晴朗時，我們完全可以沿著戰友墜機碎片的反光飛行，我們給這條灑滿戰友飛機殘骸的山谷取了個金屬般冰冷的名字——‘鋁谷’。”當年的飛行員們對“駝峰航線”如此描述。

“駝峰航線”並非一條線路，主要可以分為約800公里的南線與約1150公里的北線：南線過怒山、瀾滄江、橫斷山脈，到達大理，經雲南驛直達昆明；北線經緬甸葡萄、麗江程海，再到昆明。

日軍占領緬甸密支那之後，配備了大量“零式”殲擊機，當地的機場、通訊、導航和警報等飛行保障設施全部為日軍所用。東條英機曾指示日本駐緬防空部隊，最大任務就是切斷中印空運路線。

為了躲避日本戰機，夜間航行較遠的北線成為“駝峰航線”空運不得不做的選擇。然而，當時的飛機動力有限，沒辦法完全飛過山頂，經常要在海拔4500-5500米上下的“峰背”之間航行。更要命的是，“駝峰航線”位於歐亞大陸三大強氣流團的交匯點，“鬼天氣”是很多“駝峰”飛行員常見的噩夢——

“我們在黃色的濃霧中從印度起飛，季風雨灑在擋風玻璃上，成了數支急流。在12000英尺（約3658米）高空，雨變成了雪。我們看不見翅尖……我們開始緩慢下降，我們什麽都看不見，窗戶從里邊凍得嚴嚴實實。”

“我們在16000英尺（約4877米）高空遇到了強冷空氣前鋒。整個機身突然開始震動，螺旋槳上結冰了，我們除不掉冰……我們遇上了暖氣流，棍子似的螺旋槳松了，掉下了冰的大塊塊……飛機在昆明著陸，因為機身連同兩個螺旋槳壞了……我們運的貨物是炸藥，又是一個正常的日子。”

複雜的地形和惡劣的天氣使得從阿薩姆到昆明的飛行多數時間只能依靠儀表。飛行員桑德曼曾總結自己的“駝峰”經歷：“我在中緬印戰場飛了706小時5分鐘，75%的時間是儀表飛行或者夜航，或者兩者兼有。”

雖然天氣是“駝峰航線”的第一大“殺手”，但是美國空運指揮官哈丁上任頒布的第一道命令便是：“飛越‘駝峰’，沒有天氣限制！”即便是被美軍租用的商用航空中國航空公司，因為天氣而停航的情況也被降到最低。

當時，每月空運的戰爭物資達44000噸，1945年7月最高為71000噸。駝峰空運的總飛行時間達510萬小時，雲南的昆明、陸良、呈貢、雲南驛、沾益和四川的宜賓、新津、彭山、廣漢、瀘州和重慶等機場在最繁忙的時候，每75秒就有一架飛機從機場起飛。

飛機墜毀了，便補充；人員犧牲了，就再聘。從1942年日本占領緬甸，到1945年史迪威公路打通的約三年時間里，駝峰航線便是盟軍物資運入中國的唯一通道。這是中美兩國政府必須不惜代價確保的“一線生機”。

1945年1月6日至7日淩晨，從非洲和印度來的濃密的錮囚峰面一路攢積力量，在孟加拉灣遇上濕氣，在“駝峰”上空形成了每小時100-125英里（約161-201公里）的風，隨之而來的是湍流、結冰、積雲，還有高爾夫球大小的冰雹和漫天狂風。而在天氣預報到達之前，“駝峰”上的運輸機便已經出航。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像極了今天的災難片：

一架C-46運輸機的副駕駛嘴里沒點著的煙鬥掉出來，飛到了天花板上；飛行員唐尼記得，從看不見的飛機不斷傳來“呼救”和“再見”的聲音；報務員福特帶著降落傘，打開機艙門把大量貨物扔出機艙，身體有一半懸在空中……

那一夜之後，據傳損失多達50-60架飛機。事故研究者奎因的數字是：18架飛機和42名機組人員和乘客。

那一夜之後，開辟兩年半的載客夜航在駝峰航線取消了，管理官員在天氣最壞的時候終於有權取消航班。

彼時，距離日本無條件投降，只有7個月了。

“來華助戰，美軍；軍民一體，救護”

“全——體——脫帽！”

“為在抗日戰爭中執行駝峰空運而遇難的中國航空公司53號機組成員默哀。”

1997年6月21日中午，在高黎貢山一處杜鵑和箭竹雜生處，53號機被最終找到，傷痕累累——機頭被緬甸邊民砍下，機身被鋸斧豁開，鋁皮翻翹如犬牙。

今天，墜機已被移到片馬的“駝峰航線”紀念館，經過修複，人們能在紀念館里重新看到打著補丁的53號機原貌。而在那個發現墜機的地方，卻有了一座新的小墓。

原來，為了防止將飛機運出山脊前再被破壞，當地政府曾安排兩個當地民工守護。然而，一次突如其來的大雪使其中一個怒族小夥不及躲避，在守護飛機遺骸的夜里凍死。巧合的是，小夥去世時與53號的機長福克斯墜機時同樣是24歲。

其實，即便在戰時，“駝峰航線”的故事也不僅發生在生死未蔔的天空，地面從來都是這場戰略空運的一部分。

在雲南滇西東大門的祥雲縣境內，踏上光亮的石板路，就意味著步入了滇西著名商埠驛站雲南驛的地界，“雲南”二字便源於此地。在雲南驛一處農場的附近，5個幾米高的馬蹄形大土堆一個個錯開，矗立在一大片空地上。當地人告訴南方周末記者，這些都是“美國人留下的‘雞窩’”。

1942年5月，美國援華飛行大隊——“飛虎隊”駐守國民黨的雲南驛機場，並在此建立了“紐約村”（現稱“水口村”）“美國紅醫院”，開了兩家“紐約餐廳”和“華美餐廳”洋味飲食店，並在周邊的村莊設有倉庫、飛機修理廠、油庫。空地上的“機窩”原有二十幾個，實際是躲避日軍空襲而設計的飛機掩體。

有了空軍基地的基礎，雲南驛機場便成為“駝峰航線”上重要的中轉站。為了擴大雲南驛機場，幾乎沒有壓路機的祥雲縣里出現了很多村民自制的石碾子。抗戰時期，雲南依靠人力新修築了40個機場。上百萬從未離開過家鄉的農民，將四五十米的牽引繩索緊緊套在身上並系上扣，5噸重的“自制壓路機”就這樣由100位勞工拉著平整土地。

美國大兵格里斯特曾在給愛人的信中寫道：“飛機跑道邊上，人們排隊用他們瘦弱但結實的肩膀挑著擔子走動時，兩個筐就像鐘擺一樣來回晃蕩。天氣很幹燥，塵土隨著他們的腳步四處飛揚，他們的步伐聽起來很有節奏。女人和孩子蹲在地上把大塊石頭砸成小塊，填在粗糙的石縫中。一百多勞工拉著一個直徑10英尺的水泥滾筒在石頭鋪就的跑道上奮力前行。”

就是在這些石碾子的碾壓下，雲南驛機場擴修為占地面積1222.5畝、跑道3條、停機坪10個的大型機場。那些年月里，數百架飛機輪番在這個機場上起降，國軍、盟軍、中國航空公司的飛行員，以及當地勞工等數萬人日夜奔忙著。一時間，雲南驛在縣內有了“小香港”“小紐約”之稱。

1942年，還不滿13歲的盧忠友到雲南驛機場咖啡廳當服務生煮咖啡。來來往往的美國飛行員們在空運和空戰的緊張之余，就找機會教服務員們講英語、喝咖啡、玩遊戲，放松心情。盧忠友從美國飛行員那兒學會了“How do you do”、喝咖啡和“美國式”的社交禮儀。感冒時，熟識的飛行員還會關心地問他：“How are you today？”

“打鈴之後，飛行員就會換上飛行服、皮衣，背上降落傘，然後坐上大jeep離開。”已經87歲的盧忠友現在還能學著美國空軍飛行員每次出發前的樣子，擡起手腕，對表，調準指針。他還清晰地記得每一個美軍飛行員的飛行衣背部都會縫上寫有“來華助戰，美軍；軍民一體，救護”的布塊，文字的底紋上，一半是青天白日旗，另一半是星條旗。

30歲出頭的朱澤耀就生長在祥雲縣的一個小村子，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小時候走在村路上，常常能看到缺胳膊少腿的老人，“那就是日本人轟炸雲南驛機場留下的痕跡”。

當時，由於雲南驛機場在空戰和空運上的中轉作用，吸引了日本戰機不少的火力。1943年3月26日，日軍54架飛機轟炸雲南驛機場，拉著石碾子的勞工有些還來不及解脫搭在身上的粗大麻繩，就倒下了。祥雲縣附近掩埋屍體的“萬人坑”瑪皇箐，就是當時修飛機場被炸死民工的見證。

只要一聽見警報聲，村民們就會攜老扶幼地逃到防空洞里躲起來。一次日機的轟炸中，只有十幾歲的盧忠友被美國飛行員拉著跑向機場邊的壕溝躲避。

“我年紀小，美國的飛行員就先跳到機場邊的很深的壕溝里，然後在下面接著我，用身體護著我。”盧忠友說，這是他一生中最感動的事情。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從地上來的，從地上打回去！

從海上來的，從海上打回去！

從天上來的，從天上打回去！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土地！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海洋！

這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

這是抗戰時期西南聯大詩人趙瑞蕻在昆明經歷一次日機空襲後寫下的詩句。從1939至1942年，位於昆明的西南聯大曾掀起一股報考空軍飛行員的熱潮。當時，日軍占盡空中優勢，中國飛行員犧牲甚重，當局決定在大學生中招考飛行員。

為了補充人員，承擔“駝峰航線”空運的中國航空公司也曾從西南聯大錄取11人。周炳就是其中之一，他畢業於西南聯大政治系，經過短期訓練後，像周炳這樣的年輕面孔便擔任副駕駛員沖上雲霄，穿梭來往於中印之間。

“當時有一架DC-3型飛機，在重慶飛成都途中被日軍擊傷了一個機翼。後來，就從香港搞了一只DC-2型的機翼，裝上後長短明顯不一樣，卻還可以飛。就是這個怪模怪樣的家夥兒，被我們叫做‘雜種飛機’，只要一看到它，大家就會情不自禁地大笑。”周炳在“駝峰航線”飛過100多個航班，飛行時間在1100小時以上，他曾說那段歲月里有死亡，也有歡笑。

盟軍飛越“駝峰”的單位則以美國陸軍航空隊為主，包括轉運部、空運部、第10航空隊、第14航空隊、部隊運輸部等。另外，英國皇家空軍、加拿大皇家空軍也在其中。美國陸軍航空隊空運部是“駝峰”空運的主力。而像周炳這樣先後參加中國航空公司“駝峰”空

運的飛行和地勤人員有千余人，其中美籍人員近200人。空勤人員原有約200人，華籍占2/3。

傾註大半生尋找53號的美國飛行員漢克斯便是在25歲時，來到中國成為中國航空公司的一名飛行員，先後飛越駝峰347次。在親自找到53號機並見證一座專為“駝峰航線”而設的紀念館建起之後，他曾說：“現在，是我們治愈因沖突帶來傷害的時候了，我們要把讓所有人都感到自豪的這架陳列品當做一件珍寶。對於犧牲在駝峰航線上的1500名成員來說，它是一個真正的紀念館。在這架中航53號運輸機里面，有一位來自美國的機長吉姆·福克斯和兩位中國人，其中一位是副駕駛，另一位是報務員。他們一起飛行，也一起犧牲。它展現了在戰勝日本侵略者的戰爭中兩個國家是怎樣成為戰友的。”

距離53號失事差不多11個月之後，致命的下墜發生在了吳子丹自己身上。

1944年2月的一個深夜，吳子丹駕駛C-53運輸機剛從印度汀江機場起飛。他正要按照機長口令收起起落架，突然，巨大的轟鳴聲靜止在濃黑的夜色里。飛機離地不過十米，吳子丹感到身子往上飄，緊接著便是“砰”的巨響。

從破碎的舷窗玻璃“飛”出來的吳子丹還能聞到滿地的潮濕里散出汽油味，那是死亡的味道。幸運的是，他們還沒飛出機場太遠，是趕來的汀江機場工作人員把他們擡上了車，最終獲救。三個月的休養後，他又重新飛越在“駝峰航線”上，受傷在“駝峰航線”上不是停飛的理由。

在3年多的飛行中，美軍先後投入飛機2100多架，中國航空公司飛行了8萬多架次，總共84000多人，共運送戰略物資85萬噸，戰鬥人員3萬多人次。中國航空公司損失將近50%的飛機，美軍的飛機損失率接近90%。

美國“駝峰”空運總指揮藤納曾如此總結這條“生死線”：“二戰期間，在兩個友好國家間飛行，它的損失率竟然超過了歐洲戰場上的對敵轟炸，這就是‘駝峰航線’。”

比吳子丹幸運的是，曾拍下53號最後一瞬的48號機機長古蒂亞在2007年又再次見到了那架53號運輸機。由於一直沒有找到當時機組人員的遺骸，直到今天，片馬的當地人還相信，為了正義目標的合作與戰鬥，可能真會發生奇跡。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11月，“駝峰航線”關閉。終於，天空又是“咱們中國人的天空”了。

【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專題】高郵戰役：新四軍對日最後一戰

1945年12月26日淩晨，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四個多月後，高郵城東部的日軍司令部“洪部”在倉促中舉行了一次特殊的受降儀式。大廳中，黃軍毯鋪就的長桌一邊是日軍大佐巖崎學，另一邊則是已整編成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的政治部主任韓念龍。

幾個小時前，這座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小城剛在細雨的深夜經歷了新四軍對日的最後一戰。隨著日本大佐將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呈交給韓念龍，自1939年起被日軍侵占的高郵城終於迎來了解放，也成為全國最後一座被收複的縣城。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

日本人西脅久良雄沒有想到，自己此生能有機會再次登上高郵城的文遊臺。那是1982年3月30日的午後，距他上一次見到這座始建於北宋的廟臺，已過去了三十多年。

在那個中國社會還未大規模對外國人開放的年代，草長鶯飛的蘇中小城高郵在縣人民政府的“研究特許”下，迎來了這支來自日本岐阜縣的旅遊團。

岐阜縣地處日本本土西南部，與高郵市緯度相似。17名旅遊團團員中，除了旅遊中心的1名隨員和6名婦女之外，其余10人在日軍侵華時都曾駐紮過高郵。抗日戰爭結束後，被遣返的日本軍人在“與高郵隔海相望的那一頭”成立了社會團體“高郵會”，成員達到七八百人，西脅久良雄便是其中一員。

“你不會想到，高郵這座城市在日軍投降後，還經歷過那樣一場大仗。”一位當年曾陪同岐阜縣旅遊團遊訪的工作人員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團內有一位名叫木村幸子的日本婦女在進入高郵城前特意下車，灑酒跪祭，返程時又忍不住哭了一路。

原來，她的丈夫就死在高郵城南的邵伯鎮，那已是1945年12月，日本裕仁天皇頒布停戰詔書已過去4個多月了。

粟裕的三次“請戰令”

“你應下令你所指揮下的一切部隊，停止一切軍事行動，聽候中國解放區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國民黨政府的軍隊所包圍的部分外。”就在《停戰詔書》公布的同一天，中國解放區抗日軍總司令朱德對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如此電令。

彼時，新四軍為了完成解放全蘇中的任務，於蘇中區編組了17個步兵團，根據中共中央關於“迅速占領運河沿線各城市”的指示，向日軍和偽軍不停發起進攻。

8月23日，解放寶應；9月1日，解放興化；至9月底，連克東臺、安豐、海安；11月10日，解放鹽城。至此，除南通、泰州、揚州、高郵和海門五城外，蘇中地區全部解放。

鹽城解放後，新四軍將戰役中投誠的原偽軍高級軍官放回高郵勸降。沒過幾日，這名軍官的頭顱竟被懸掛在高郵北城樓上。城內的日軍宣稱：“你們新四軍沒有資格受降！”

高郵，這個南臨揚州、北靠兩淮的古城是古運河道上的軍事重鎮。特殊地理位置使得新四軍必須即刻做出決定。

1945年12月，華中軍區司令員張鼎丞、政治委員鄧子恢、華中野戰軍司令員粟裕、政治委員譚震林聯名致電中共中央：集中華中野戰軍（註：1945年11月下旬完成整編，下轄六、七、八、九四個縱隊，每個縱隊轄4至5個團）第六、七、八縱隊，組織進行高（郵）邵（伯）戰役，殲滅該地區拒降之敵，以除後患。在建議獲準、部隊進入戰前準備階段時，第六、八、九縱隊被臨時要求北調，以配合山東野戰軍在津浦線上開展破擊戰。

然而，三支縱隊集結宿遷一帶待命後，情況不斷在變化。粟裕再次建議：“即暫停對津浦作戰，可趁我主力集結之機，進行高（郵）邵（伯）戰役”。他認為，高郵地區是解放區腹地，同時城內日軍拒不投降，新四軍攻城殲敵師出有名。這個建議又很快獲得批準，軍部仍留第六縱隊於淮海地區，將第七、八縱隊投入高郵進行戰前準備。

至12月15日，占據揚州的國民黨第25軍在日偽軍掩護下，有意進犯邵伯、占領高郵，而國民黨第49軍也有從江陰渡江北進之勢。

箭在弦上，高郵一戰已無路可退，粟裕只能第三次擬寫複電，以千字篇幅致電陳毅、張雲逸、饒漱石、黎玉並告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張愛萍，再次請戰。電文中，粟裕明確了目前的戰略態勢，稱高郵戰役有助於“解除頑軍自高郵沿運河向北分割華中之威脅”，“更可使蘇中區的經濟財政保證對華中之主要供給”。

這一次，新四軍軍部最終接受了粟裕的建議，同意集中第七、八縱隊先打高郵和邵伯。12月19日晚，被日軍和偽軍占領的泰山廟、真武廟、承天寺、放生寺、觀音庵、如意庵等大小十多個據點被逐個攻破。

機槍聲響至20日中午，邵伯被成功收複，並掃清了阻礙進攻高郵外圍之敵。

新四軍派出“土飛機”

“冬月十五亮月頭，新四軍來打高郵！”

今年82歲的趙方敖至今還能記得當年高郵戰役時大夥兒口口相傳的歌謠。

由於趙家位於高郵城郊，新四軍在收複邵伯之後，便在那里住進了一個排的戰士。寫傳單、綁竹篾、糊白紙，住在趙家的戰士們不喊打喊殺，反而紮起了風箏似的“土飛機”。

“約摸有兩公尺寬、四公尺長，就在我家的大院里紮‘飛機’。”趙方敖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家里人都疑惑，不知道新四軍“這是唱的哪一出”。後來，跟著戰士們來到離城一公里遠的地方，看著幾個人七手八腳地拽著繩。那“土飛機”就乘著西北風，飄到高郵城上空。

趙方敖比劃著：“‘土飛機’上捆著一小包一小包的傳單，每包傳單旁邊點著一根線香，線香有長有短，先後燒斷傳單的繩子，傳單就像雪花一樣飄下去。”

“日本天皇早已宣布無條件投降了！”

“你們為誰在流血？”

“你們的父母姐妹正等待著你們！”

“放下武器，保證你們生命安全！”

傳單里都是有關日本投降、新四軍優待俘虜的內容。當時，由於日軍內部對下嚴密封鎖消息，像西脅久良雄那樣駐紮在高郵的普通日本兵們仍不知道戰敗的消息。

新四軍除了放出“土飛機”，戰士們還連夜在高郵城北門外十幾公尺的密集民房、樹幹上全都寫上、掛著、拉好各式各樣醒目的勸降標語，並把印制的傳單用大弓箭射進城里，用迫擊炮把成捆的傳單打進去。

“高郵戰役進一步完成了遊擊戰向運動戰的過渡與轉變，軍政並用、攻堅與打援並用。這樣規模的政治攻勢，在我軍軍史上也是罕見的。”高郵市黨史辦主任劉春龍告訴南方周末記者，當時，新四軍一連6天在廣播里不斷播放著日本歌曲《思鄉曲》《支那之夜》。

“唷……經常的，經常的，為我的命運禱告的好母親，大概很健康吧，妹妹大概要出嫁了，我做哥哥的多麽想買些東西，做你的嫁妝。山啊，海啊，遙遠的隔離我們，怎麽能到達那里……”

熟悉的歌聲之外，來自“日本反戰同盟”“朝鮮獨立同盟”等團體的反戰人士也組成日語喊話組，用“土喇叭”一遍遍播送天皇的停戰詔書。

開始時，城內的敵人對喊話根本聽不進去。話筒一響，日軍就打炮彈、掃機槍，還夾著謾罵聲。後來，槍聲漸漸少了，有的日本兵還抱著槍站著細心聽。

廣播兩天後，兩名日本士兵以出城修鐵絲網為名，偷偷向新四軍投誠。他們還帶來了一個消息：日軍內部十分混亂，士兵們和部分軍官認為再流血已無意義，但部分指揮官仍要執行上級命令，不向新四軍投降。

危急之下，粟裕決定，向高郵發起總攻。

“漆黑的夜，伸手不見五指，天空，不住地下著雨；我們的任務，是要從高郵城西北角突上城墻。”

70年前，甄為民憑著“第壹號”的戰地記者證兼通行證，隨同主攻部隊主攻連攀雲梯登上子彈紛飛的高郵西北城墻，並在事後寫下這段《突破西城頭》的開頭。

2015年7月2日上午，江蘇鐘山幹部療養院內，90歲的他將一張珍藏了70年的戰地記者證遞到高郵抗日戰爭“最後一役”紀念館工作人員手中。

1945年12月25日夜，第八縱隊的第六十四、六十六和六十八團分別從城北、城東、城南三個方向，向高郵城發起猛烈攻擊。然而，層層緊固的工事和複雜的地形，成為攻城最大的障礙。

自1939年日軍侵占高郵之後，連年加修工事。到1945年時，高郵已有高9米、厚7米的城墻。在城墻上築有永久性機槍掩體14個，轉彎處和城墻上駐有兩層或三層大碉堡8個，城垛之間均築有射擊掩體。

城西北方向，擔任攻城突擊隊的“老虎團”第七團，用老百姓送來的被胎裹著方桌制成“土坦克”作掩護，越過開闊地，強渡護城河、架雲梯，與日軍展開白刃戰。

不少戰士眼看就要爬到城頭，突然敵軍將許多鉤鐮槍伸出來，這種特制的城防武器能刺能推，還能鉤。爬在十來米高的雲梯上，搖搖擺擺，只要推一下就會摔下來。為了克敵，戰士們趁敵人的鉤鐮槍還未戳到雲梯，就先將手榴彈扔上城頭，趁著硝煙彌漫的剎那間，迅速躍上城頭。

隨著攻城戰、巷戰的展開，一時間，只聽得槍聲、格鬥聲、喊殺聲響徹雲霄。至12月26日淩晨，日軍城防司令部被攻破。

據當時初步統計，此役共殲滅山本源兵團日軍1100余人（其中生俘巖崎學大佐以下892人），殲滅孫良誠部偽第5軍42師師長王和民、副師長任遒武以下偽軍約4000人（其中生俘3493人），繳獲大小炮種61門、擲彈筒約30個、輕重機槍145挺及步槍等4308支。

“戰事停止了，在搜索戰果時，沙包工事里、斜坡上都是鬼子仰翻的屍體。我們沖進碉堡去，幾個河北腔的汪偽和平軍走出來，陸續交出了全部武器，六班的同誌喊話：‘苦魯三大衣（仿日語‘放下武器’之意），優待俘虜’。九個鬼子都拱手求饒。”

戰爭勝利後，甄為民在《突破西城頭》最後署名“勞之”二字。他說，其中並沒有什麽深意，只因想用諧音（“勞之”與“老子”讀音相近）紀念那天夜里，戰士們齊聲歡呼“鬼子投降了，老子勝利了”的戰場豪情。

淩晨受降儀式

“我是大日本皇軍高郵派遣軍最高司令官，我只同你方最高代表談判！”

“我就是我方最高代表，我代表新四軍，命令你立即下令無條件投降！”

“我們同意離開高郵，回到南京去，城里的彈藥給養和重武器，可以全部留交給你們。為了到南京去的路上安全，我們的輕武器將隨同帶走。”

“你們只能無條件投降，你們天皇的命令，也是叫你們無條件投降，我們保證你們和你們家屬的生命安全，不侮辱你們的人格，你們投降後的一切安排，我們自然會按我軍優待俘虜條例妥善處理。”

1945年12月26日淩晨，這番對話就發生在選擇投降的日軍大佐巖崎學和華中野戰軍第八縱隊政治部主任韓念龍之間。

日軍高郵司令部“洪部”位於高郵城東部草木茂密之處。而在那個夜里，這個幽靜的小樓則成了日軍在中國的最後一個投降之所。

第八縱隊長官彭德清、張雲龍、謝雲暉、嚴振衡曾都撰文回憶這一次新四軍的受降儀式——

燈光昏暗的大廳中，一排長桌緊靠後墻，桌面上均鋪上了黃軍毯。長桌後邊正中是韓念龍主任，他的左右分別是助手和翻譯。這排長桌的左邊，站立新四軍的幹部戰士，右邊立著兩排日軍軍官，為首的是巖崎大佐。

在接過日本軍官遞呈的日軍花名冊和軍械、軍需登記冊之後，巖崎大佐向韓念龍行軍禮（其他日軍軍官行註目禮），雙手捧著冊呈交給韓念龍。

韓念龍接過花名冊，並宣布：（1）投降的日軍官兵，仍各回原住處待命，為了安全，活動限於院內，不得外出；（2）戰死的日軍官兵，可按日本國習俗，予以火化，骨灰收好以備帶回本土；（3）受傷的日軍官兵，將由我方醫務人員協同日軍醫務人員予以救治。

韓念龍宣布完畢，儀式即告結束。他沒有註意到此時正有一名穿著普通軍服、個子不高的人影慢慢離開大廳。那便是粟裕。

粟裕的做法事後被解讀為巧妙的政治考量。那天，要是韓念龍發現司令員粟裕在場，必定會從主座位上跑下來迎接，從而造成司令員受降日軍大佐的局面。

直到3天後，粟裕在高郵城接見日本軍官時，人們才知道此事。日本軍官們驚訝道：“不勝感激之至！不勝榮幸之至！”

始終居於日軍官佐中心位置的巖崎肅立在粟裕面前，把一件紫光閃閃的冷兵器，雙手高高地舉過頭，又雙肩近膝地深躬，說道：“謹將這柄遠祖相傳的紫雲刀，敬獻給久已仰慕大名的中國將軍。”

在粟裕的回憶錄里，有關高郵戰役的文字不過寥寥幾句：“十二月發起高郵戰役，在南面攻取了高郵城，收複了高郵以南至邵伯鎮的運河沿線地區。為保障華中解放區首府兩淮掃除了一個心腹之患，對加強蘇中與淮南的聯系也起了重要作用。在北面，控制了隴海鐵路徐（州）海（州）段，第一次使華中與山東兩大戰略區連成一片，並使華中解放區有了堅強的依托。”

見證了那段歷史的“洪部”禮堂曾被用作高郵市的羽毛球館，又在最近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時被翻修成紀念館。近些日子，禮堂周圍的居民們都得到了拆遷的消息，這個原本不為人所知的角落將被擴大到120畝，建成勝利廣場、烈士廣場和市民廣場。

時至今日，那封淩晨的受降書已無處可尋。高郵的古城墻也已在一次次的城市建設中被新的磚墻所取代。曾圍困日軍多日的凈土寺塔、街道巷口無法再看到炮彈攻打的痕跡。

就像1982年春天，曾在文遊臺站崗的日本老兵西脅久良雄，又一次俯瞰全城時的感嘆：“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南方周末記者劉炎迅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