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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景源：中國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

中國80後人口為2.28億，但是00後人口就降到了1.2億。00後比80後少了一個億。

8月20日，在尋找內生動力、振興東北經濟暨新經濟發展系列論壇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原總經濟師姚景源給出這一數據。

他說，過去中國經濟發展主要依靠三個“大量投入”：一是大量的資本投入、二是大量的資源投入、三是大量的勞動力投入。客觀來講，幾十年來也確實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但是現在，這三個“大量投入”都到了一個不可持續的狀態。

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

以勞動力為例，中國目前遭遇人口紅利消失。除了以上提到的少生一個億，姚景源還表示，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16—59歲年齡段)，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就這三年來看，我國已經沒有了一千萬勞動力。這直接反映到經濟上就是導致中國的勞動力成本急劇上漲。

一個可資對比的數據是，越南人跑到廣西去砍甘蔗。姚景源舉例說，在中國的甘蔗主產區廣西，由於砍甘蔗的活又苦又累，要是在廣西當地請人砍一天甘蔗的話需要200元，但是一噸甘蔗才賣440元。於是，越南人就到國內來做這些工作，砍一天只需要70元。柬埔寨的勞動力更便宜，工人們平均一個月才100美元，也就是600多人民幣。

還有，中國的企業也紛紛將工廠搬到勞動的成本更低的非洲。他提到，今年春節後到江西贛州調研，那里有一家很大的制鞋廠，但是現在這家工廠已經搬到了埃塞俄比亞去了，他們那邊的工人一個月才300元人民幣，但是在江西當地3000元都還招不到工人。再將視野投向東南亞國家，比如越南、柬埔寨、菲律賓等國，現在都開始效仿中國過去發展經濟的做法，用廉價勞動力吸引投資，然後進行加工貿易。目前，很多領域的產品越來越多的都是越南制造、柬埔寨制造。姚景源說，他們的優勢就在於勞動力便宜，越南一個工人每個月的工資比中國工人工資的1/2略高一點。

這反映到國際貿易上也尤為明顯。姚景源說，出口大幅下滑是經濟下行背景下最嚴峻的表現情況。2015年，中國進出口設定的目標是增長6%，當時還認為6%定得比較低，因為過去中國的進出口，特別是出口都是30%左右的增長，即使現在困難再多，6%應當是不成問題的。但是到今年再核算，實際是負增長。“這是誰都沒有預料到的。”

進一步分析會發現，並不是所有的出口都往下掉，高新技術的出口還是不錯的，掉得最厲害的是勞動密集型行業出口，比如紡織、箱包、家居、玩具、鞋、塑料制品等，過去世界上這些領域的產品基本上都是中國制造的。但是2013年還是增長22%，2014年就只增長0.2%，2015年全線變成負增長，原因就是人口紅利消失，勞動力廉價的優勢沒有了。

另外，中國還出現迅速推進的老齡化。以老齡化的國際標準來看，在中國，60歲以上人口為2.2億，超過10%，65歲以上人口也越過了7%，老齡化會對整個社會帶來的是全方位的沖擊。姚景源舉例說，曾經經濟輝煌的日本現在經濟持續不景氣，老齡化就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對中國來說，這種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得我們必須得轉變發展方式，進而轉變發展理念，再也不能只靠人口紅利了。

大而不強

在論壇上，姚景源提到，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粗放的規模擴張方式，整個經濟的水平大而不強，基本上停留在中低端。比如工業，中國工業的成就確實是很輝煌，但主要是數量，聯合國統計440種重要工業產品，中國在其中一多半的工業生產已經是世界第一，現在每生產4臺汽車有1臺是在中國。但問題是缺少核心技術。

以汽車制造為例，盡管生產的量大，但主體是合資品牌。他說，在合資品牌汽車生產的利潤分配上，外方拿走80%，我們只有20%。二三十年前沒有技術，中國可以用市場換技術進行合資，可以二八分成。但這麽多年過去了，本來應該不斷前進和發展的，還是這樣的比例，這難道不是問題嗎?

還有，盡管中國的鋼產量是世界第一，但是港口碼頭上高噸位起重機的鋼絲繩得進口，圓珠筆的鋼珠筆頭都得進口。姚景源認為，這種狀態是不可持續的。目前，東北出現諸多的困難，說到根本還是跟國內處於中低端層次有關。

回過頭來看，既然過去依賴大量的勞動力投入不可持續，那該怎麽轉型呢?

他說，就是要提升人口質量紅利。在這個過程當中也會產生新經濟，比如勞動力價格急劇上漲，就會產生機器換人，於是，智能制造、機器人就開始有了很大的發展。當然，現在中國在人工智能、機器人制造的領域中還是缺少核心技術，中國切不可在這些新經濟領域中的發展最終還是處在中低端，還是使用日本、德國、美國這些發達國家的核心部件。這就需要把創新作為經濟轉型的核心。

老齡化危機下的日本：勞動力不夠，老年人來湊?

最新發布的就業數據顯示，日本勞動力市場繼續一路高歌，7月份失業率降至3%，已是1995年以來的最低水平。空缺職位與求職人數的比例持穩於1.37，達到1991年8月以來的最高點。

8月9日公布的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二季度日本失業人數同比減少10萬人。因結構性因素和需求不足導致的失業繼續回落。

盡管形勢一片大好，但巴克萊分析師還是指出，日本仍需實施適當的勞工政策，以化解因為供給而導致的勞動力短缺局面。

100歲的銷售人員

在人口老齡化方面，日本社會一直跑在世界的前頭。2015年，日本65歲或以上人口占到總人口的近27%，給該國勞動力市場帶來不小的壓力。

但與此同時，日本也很早就開始用老齡人口來補充勞動力。現在，越來越多的雇主都開始將老年人當作寶貴的勞動力資源。

日本化妝品牌Pola就深諳其道，它旗下有一名銷售人員還在最近迎來了百歲生日。

6月，Pola的銷售班底齊聚東京世田谷區的一家Pola門店，了解該公司的新產品以及推廣活動。83歲的店長杉山（Miyoko Sugiyama）給大家做起了培訓。

零售商常把顧客數據庫掛在嘴邊。但杉山把顧客數據都記在了心上。對自己那三十多名客戶的喜好、年齡、健康狀況和購物習慣，她都了如指掌。一有新產品推出，她都會騎自行車或坐地鐵登門拜訪。這位耄耋老人的精力讓年輕人都不禁汗顏。

在全日本範圍內，像Sugiyama這樣的Pola“美容指導”有5萬人左右。她們都作為獨立經營者，與Pola簽訂委托合同，從事上門推銷，與作為品牌主要客戶的家庭主婦們形成長期、密切的關系。

1937年，Pola剛開始招募推銷人員的時候，申請如雪片般飛來。當時，日本婦女很少有出門工作的機會。

如今，Pola表示不設退休年齡，銷售代表們只要願意，就可以無限期工作下去。在它的5萬名美容指導中，70多歲的有5500人，80多歲的有2500人，90多歲的也有250人。

杉山在40年前就開始為Pola工作，入行至今，她已經賣出1.8億日元的Pola化妝品。

一些美容指導更進一步，負責著兩家以上的店鋪。76歲的本所（Sayaka Honjo）是Pola的頂級銷售代表，掌管店鋪90多家，月銷售額總計高達1.5億日元。

在Pola高達1000億日元的年銷售額中，約有95%來自本所這樣的美容指導。熟客是化妝品牌的命脈，所以對Pola而言，銷售代表們構建的起來的客戶網絡就是一項巨大的資產。本所說，只要客戶還需要她，她就不會退休。

制造業依賴老年熟練工

二戰以後，日本經濟在制造業的拉動下走向繁榮，至今仍是日本經濟的一大支柱。對制造商而言，要生存下去，就得將熟練技工的手藝傳承下去。

創立於1905年的軸承制造商Isoda也在逐步調整，以適應日本的老齡化趨勢。十年前，它開始允許65歲以上的熟練工人留下來繼續工作。

71歲的塞托（Kenji Seto）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他已經在Isoda工作了34年之久。他所打磨的軸承要用千分尺來測量，精確到1公絲，也就是百分之一毫米。需要多年的經驗和直覺才能達到純熟的地步。

在工作中，他常常需要連站好幾個小時，同時還要保持全神貫註。但他說自己已經找準節奏，從來不覺得累。

這位熟練技工同時也是一名指導員，負責指點二三十歲的年輕同事。他說，想把自己所有的技能一一傳授給他們。

如今，Isoda的零部件被用於各類船舶，包括日本自衛隊的潛艇和日本海上保安廳的巡邏艦艇。在創立以來的111年里，它始終把質量作為重中之重。社長哈托利（Daisuke Hattori）介紹說，之所以要和退休年齡的員工繼續簽約，是出於商業上的考量，因為熟練技工的離職對公司來說是一種風險。

他說，很多傳統的熟練技工都認為，手藝是書本上學不到的，只能跟著老師傅邊看邊學。如今，他們就在請老師傅們傳授手藝。

Isoda會和65歲或以上的員工簽訂一年期的工作合同。現在，60歲以上員工占到該公司員工總數的四分之一。其中很多在工作的同時，還負責帶資歷較淺的員工。

日本中津川市的金屬板材制造商加藤制作所(Kato Manufacturing)則采取了另一種做法。它於2001年推出了一項非同尋常的招聘政策：只招60歲以上的員工，在周末或節假日工作，使這家公司能夠全天24小時、一周無休地運轉，同時還精簡了運營。

加藤制作所為波音787噴氣客機供應組件，也為日本首架自主研制的飛機——三菱支線噴氣式飛機——提供主要的機翼部件。在負責生產這些組件的團隊中，很多都是60歲以上的老工人。

揭秘特朗普低競選費用真相：使用大量免費勞動力

據英國路透社9月3日報道稱，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唐納德·特朗普的競選花費之所以遠低於對手希拉里·克林頓，是因為使用了大量免費勞動力，而此前特朗普一直宣稱花費低是因為行事節儉且管理有道。

中國日報報道稱，截止目前，特朗普的競選總花費約為8950萬美元(約合6億元人民幣)，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里的1/3。

據報道，路透社記者翻閱聯邦競選財務報表後發現，在特朗普競選團隊中，有至少10名高層員工沒有拿到工資報酬，包括新近離職的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 、加利福尼亞州負責人蒂姆·克拉克、通訊主管邁克爾·卡普托和其他幾名高級助手。

新近離職的競選經理保羅·馬納福特（來源：路透社）

多名特朗普競選團隊高層未收到工資

據悉，在總統競選活動中不給競選團隊的高層員工開工資，這是有悖競選財務規範的。通常來說，像是競選經理之類的競選團隊高層，其年薪可達六位數。選舉律師保羅·瑞恩指出：“在一個總統競選團隊中，如此依賴誌願者來完成高級管理工作，這是史無前例的。”

今年6月，卡普托從特朗普競選團隊離職後接受了美國一家地方電臺的采訪，他說自己在競選團隊的工作並不是誌願服務，而是沒有拿到報酬。9月1日，路透社記者就此事采訪卡普托時，他說仍然沒有收到工資支票。

另外兩名特朗普競選團隊的前顧問肯·麥凱和勞倫斯·蓋伊的情況稍有不同。他們二人為特朗普服務期間沒有拿到勞動報酬，6月離職後很快加入一個特朗普支持的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工作。在那里，麥凱和蓋伊分別拿到6萬美元(約合40萬元人民幣)。

根據美國聯邦競選法律規定，競選團隊工作人員因可能熟知競選策略等機密信息，必須在離職120天之後才能轉投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工作。因此，麥凱和蓋伊 的行為可能涉嫌違規。但兩人通過發言人回應稱，他們在特朗普競選團隊工作期間是誌願服務，而且也不知曉競選策略，所以上述法律條款並不適用於他們。

在特朗普競選團隊中，還有一個免費勞動力，即前競選經理馬納福特的副手里克·蓋茨。依據團隊內部兩名前高層工作人員的說法，蓋茨曾事實上擔任了兩個多月的競選經理，但卻從未收到過工資支票。

當地時間2016年7月21日，特朗普在美國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接受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來源：中新網）

與希拉里團隊薪資水平形成鮮明對比

報道稱，在希拉里競選團隊，競選經理羅比·穆克7月份的工資約為1萬美元(約合6.68萬元人民幣)，其薪資水平與2012年奧巴馬競選 連任時其競選經理吉姆·穆西納齊平。就連特朗普的“前任”，共和黨2012年總統候選人米特·羅姆尼的競選經理馬特·羅茲當時也賺得不少，每兩個月可以拿到近7000美元(約合4.68萬元人民幣)。

對於路透社的上述報道，特朗普競選團隊斥其“最多也只能是馬虎草率”，但拒絕作進一步說明。

十五年後勞動力減1.3億，高齡比例大增

“人口紅利”漸行漸遠，勞動力市場日益凸顯的規模縮減和結構老化正在成為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掣肘。

一份由清華大學和複旦大學共同完成的《中國勞動力市場技能供需研究》報告(下稱“報告”)稱，過去30多年間，勞動年齡人口持續增長、結構相對年輕、人口撫養比相對較低水平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返。在未來15年中，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供給減少、勞動參與率下降和年齡結構加速老化的複雜局面。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勞動人口規模經歷了一段時間增長後達到峰值，直到2010年並沒有出現明顯下降趨勢，但其間勞動參與率一直在下降。未來隨著勞動力供給出現絕對量減少，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將會加劇勞動力市場的供求失衡。

從1995~2010年數據看，我國勞動力人口規模從7.14億持續增長到2005年的峰值7.8億，隨後5年基本穩定。但是，該期間勞動參與率從88%下降到79%，下降近10個百分點。

報告稱，我國勞動力人口規模從2010年的7.57億增加到2012年的7.64億，然後將持續減少到2030年的6.27億。伴隨著城鎮化進程加快，城鎮勞動力人口規模還將繼續增加，而農村勞動力人口規模還將繼續減少。

勞動力年齡結構的老化比數量銳減頗令人憂心。從1978~2010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年齡及年齡構成的變化趨勢圖可以發現，我國勞動年齡人口的平均年齡從1978年的34歲下降到1986年的33.5歲，然後逐漸提高到2010年的38歲。

如果將勞動力人口按年齡分為“15~24歲”、“25~44歲”和“45~64歲”三組——分別表示低齡勞動力人口、中齡勞動力人口和高齡勞動力人口，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從1978年的“33%-42%~25%”結構轉變為2010年的“23%~44%~33%”。低齡勞動力比例減少了10個百分點，高齡勞動力比例增加了8個百分點。到2030年，該勞動力年齡結構將變為“24%~31%~44%”。與2010年相比，2030年高齡勞動力比例將增加11個百分點。

隨著青年勞動力人口的持續遷出，農村勞動力人口年齡老化的態勢會加速。2010~2030年期間，從年齡結構金字塔的形狀上看，農村勞動力人口的年齡結構從較年輕的均衡型結構轉變為老化極其嚴重的倒三角形結構。

報告稱，中國產業升級不可避免地會表現為從勞動密集型轉向資本和技術密集型，從制造業為主轉向服務業為主。既然產業升級的目的是提高勞動生產率，特別是全要素生產率，演變方向體現了對勞動者素質和技能的更高要求。然而，未來我國勞動力規模快速減少和年齡結構快速老化的基本發展趨勢總體上不利於為產業結構升級提供符合需求的勞動力。

勞動力5年減少2000萬，倒逼產業升級

人口結構變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正在逐步顯性化，近年來勞動年齡人口數量和質量的“雙變”已經對產業結構的升級轉型形成倒逼之勢。

中國就業研究所所長曾湘泉在19日舉行的“2016年中國勞動經濟學會年會”上預計，2016年勞動年齡人口繼續下降，近5年累計減少的數量約為2000萬，勞動力供給的減少導致人工成本上升、產業轉移和技術替代勞動成為未來的趨勢。

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張車偉表示，當前大學畢業生占到了我國新增勞動力的“半壁江山”，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勞動力市場也再難以大量提供傳統制造業所需的簡單勞動力，過去高投入的經濟發展模式無法持續。

勞動年齡人口加速減少

我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在2011年的時候達到峰值9.25億人，2012年比2011年減少345萬，這是勞動年齡人口的首次下降。2012年開始逐年下降，2013年減少244萬，2014年減少371萬，2015年減少487萬。

曾湘泉預測2016年至少將保持2015年的降幅，或者下降幅度還會更大。“即使按照487萬來計算，這5年來勞動年齡人口總共下降了1934萬人，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勞動年齡人口的下降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得不面對的現實。人社部新聞發言人李忠曾表示，2015年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下降至9.11億，還會持續下降，而且到2030年以後將會出現大幅下降的過程，平均以每年760萬人的速度減少。到2050年，人社部預測勞動年齡人口會由2030年的8.3億降到7億左右。

曾湘泉認為，勞動力供給持續下降帶來勞動成本的迅速上漲，近年來全行業薪酬增長率平均增速保持在10%左右，比如，2011年為11.3%，2012年10.5%，2013年9.7%。不少外資企業近年來撤離中國轉向東南亞，與國內勞動力成本的快速上升有直接的關系。

勞動力供給的減少還引發了人力資源流動頻率與規模的增大。數據顯示，勞動力密集型企業離職率2011年為35.5%，2012年37.2%，2013年36.2%。曾湘泉說，甚至有企業反映員工的離職率達到了50%，同時勞動爭議也頻發，這些都給企業人力資源的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勞動力學歷和能力的“剪刀差”

我國產業結構必須進行轉型的另一個因素是勞動力年齡結構和知識結構都無法再支持過去傳統制造業所需的人力資源。

從改革開放到本世紀初的20多年間，制造業流水線對於工人的年齡限制非常嚴格，它們“掐尖”使用勞動生產率最高的年輕工人，直到“民工荒”大範圍出現之後，才不得不放開年齡的限制。

“民工荒”的背後是15~24歲青年勞動力的大幅下降。曾湘泉表示，15~24歲青年勞動力是勞動年齡人口下降最明顯的群體，2006年這個群體有1.2億人，預測到2020年將會下降到6000萬。與此相對應，55~65歲的勞動年齡人口將出現上升，勞動力結構趨於老化。

張車偉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隨著這些年來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國勞動力的知識結構也在發生變化，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每年新增就業人口中有一大半是初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他們成為制造業中的低廉勞動力。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

如今情況已經和過去不同，高等教育的毛入學率達到44%，2015年大學畢業生約占到新增勞動力的50%，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約占20%。“勞動力的素質和結構發生了根本變化，過去高投入的發展模式無法持續下去了。”張車偉說。

張車偉認為，中國經濟正在發生的變化是經濟增長與物質資本的增長聯系變弱，而與人力資本聯系變強，這也是GDP的增速放緩而就業卻好於預期的原因。

“現在遇到的問題是雖然勞動力教育水平提高了，但大學生自身素質與技能產業結構演化升級要求不盡匹配，帶來結構性失業風險，大學生實際技能與市場需求存在一定差距。”張車偉說。

技能人才的缺口將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一大隱憂。數據顯示，目前中國勞動力市場高技能人才只占4%，普通技能人才占20%，沒有技能的占到76%。

2014年《kelly service全球雇員指數報告》顯示，目前92%的中國企業核心競爭力受到勞動力隊伍數量和能力（質量）短缺的影響，其中，勞動力質量問題尤為突出。

曾湘泉對第一財經記者稱，必須重視培訓和人力資本投資，緩解勞動力市場的結構矛盾。近年來財政在勞動力培訓上投入了大量的資金，但效果並不明顯。下一步應該加強對培訓項目的評估，提高培訓的效率，把錢花在刀刃上。

國務院參事：建議中國與東盟建立勞動力自由流動示範區

中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但東盟擁有豐富的勞動力人口，中國應與東盟建立勞動力自由流動的示範區，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短缺。國務院參事、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主任王輝耀26日在中國經濟與國際合作年會上作出上述建議。

對於沒有合法身份的一些外籍家政人員，他建議可以通過人力資源的互動，放寬中國的簽證。

關於引進外籍家政人員的試點此前已在上海有所放開。去年，為了更好地引進海外人才，支持上海科創中心建設，上海公安在原公安部發布的出入境新政基礎上進行了細化規範，推出的10項細。其中規定，外籍人才無論在上海進行創新創業、長期居留或是申請“綠卡”，都將獲得更多便利支持；除此之外，新規也明確，外籍高層次人才家庭可以聘雇1名外籍家政服務人員，這意味著“菲傭”來上海從事家政服務將成為可能。

目前中國正處於快速老齡化的過程中。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我國2000年進入人口老齡化，60歲老人1.29億，占總人口10.46%，2015年2.22億，占總人口16.1%，15年當中增長了近1億人。

而根據國家衛計委的統計，中國的老人存在突出的健康問題。2.2億老年人中，有1.5億患有各種慢性病，失能、半失能老人近4000萬，完全失能老年人近1000萬人，預計2050年失能老人將達到9750萬。此外，三分之一以上的老人患有不同的心理疾病。老年人的健康服務需求巨大，家庭照料負擔嚴重。由於獨生子女政策導致的中國家庭日益小型化，使得家庭的養老照料等功能弱化，這意味著，越來多的老人照護需求將會面臨照護人員不足的問題。

作為世界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自2012年開始，已經連續四年出現勞動力總量減少的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盡管2015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16到59歲）總量依然高達9.15億人，但已經出現明顯的勞動力年齡老化，青壯年勞動力供不應求的現象突出，勞動力價格持續上升。

根據商務部的數據，2015年，中國和東盟的貿易總額已經達到4700多億元，到2020年，雙方貿易額將突破1萬億元。王輝耀認為，在商貿合作迅速發展的同時，人口合作將是中國一帶一路和東盟合作最大的增長點。

他介紹說，目前廣西有上萬越南的技術勞工，東南沿海也有一些菲傭，在深圳也經常發現來自不同國家的勞務人員。這些勞務人員當中很多沒有合法身份，王輝耀建議，中國可以放寬簽證，通過合法的途徑引進勞動力，彌補中國勞動力的價格上漲和沿海勞動力的短缺。

在文化教育交流上，目前中國在東盟留學的人是12萬，東盟在中國留學生為7萬。王輝耀表示，在留學教育上，中國對東盟有很大的人才流動赤字。他建議，中國應該推動中國和東盟的大學建設，更多吸引東盟國家的年輕人來中國留學，這也是“一帶一路”的具體工作之一。

隔夜市場丨初請失業金人數增加，無礙美國勞動力市場回暖

——隔夜市場表現——

【美股】周四美股小幅收跌，標普500指數收跌0.19%，報2260.96點; 道指收跌0.12%，報19918.88點; 納指收跌0.44%，報5447.42點。

【歐股】周四歐股漲跌不一，德國DAX指數收盤下跌0.24%，報11441.2點;英國富時100指數收盤上漲0.16%，報7053.0點;法國CAC指數收跌0.16%，報4825.9點。

【黃金】COMEX 2月黃金期貨收跌2.50美元，跌幅0.2%，報1130.70美元/盎司。

【原油】WTI 2月原油期貨收漲0.46美元，漲幅0.88%，報52.95美元/桶；布倫特2月原油期貨收漲0.59美元，漲幅1.08%，報55.05美元/桶。

——國際要聞——

【初請失業金人數增加，無礙美國勞動力市場回暖】美國上周申請失業救濟金的人數上升至六個月高點，但勞動力市場仍保持強勁的增幅。周四勞工部表示，國家失業救濟金的首次申請人數增加了2.1萬，在截至12月17日的一周內，達到季度性調整的27.5萬人，創6月以來最高。

【沙特財政赤字同比大幅下降】周四沙特阿拉伯表示，今年已成功削減其巨大的國家預算赤字，並將在2017年增加政府支出，以刺激經濟增長。赤字在2016年下降到2970億里亞爾(790億美元)，遠低於2015年紀錄的3670億美元，並且低於政府在2016年預算計劃中預測的3260億里亞爾。

【衰退持續，巴西央行下調明年經濟增速】巴西央銀削減了2017年經濟增長預測，並且表示在未來兩年內通貨膨脹仍然保持較低水平。這表明決策者已準備好加快貨幣寬松政策，以拉動經濟走出歷史以來最嚴重的衰退。在周四公布的季度通貨膨脹報告中，巴西央行將2017年的增長預測從1.3%下調至0.8%。

中國企業稅負全球第12？主要是勞動力稅率高

玻璃大王、福耀玻璃集團董事長曹德旺近期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在談及制造業成本高時感慨，中國稅負比美國高很多。

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到底處於什麽水平？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排名，中國總稅率高達68%，位列世界第12，對此，各方的評論不一，不過，中國企業總體稅費負擔重則是不爭的事實。

中國總稅率虛高？

曹德旺近日接受第一財經采訪，吐槽中國高稅負，讓中國企業稅負問題再度成為輿論焦點

近日，世界銀行和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發布關於全球企業稅負情況的報告(下稱“報告”)，統計了190個國家和地區反映企業稅費負擔指標的總稅率，2016年所有國家(地區)平均總稅率為40.6%，而中國總稅率為68%，遠高於平均水平，位列世界第12。

總稅率排在中國前面的國家主要來自非洲和南美洲的欠發達國家，比如總稅率世界最高的國家是非洲的科摩羅伊斯蘭聯邦共和國(Comoros)，總稅率高達216.5%，南美的巴西總稅率68.4%，略高於中國。

主要發達國家總稅率也明顯低於中國，比如德國總稅率為48.9%，美國總稅率為44%，英國總稅率為30.9%。不過金磚國家總稅率並非中國最高，比如巴西高於中國，印度總稅率也達到60.6%，俄羅斯總稅率為47.4%。

報告稱，總稅率指企業所需繳納稅費占商業利潤的比例，包含利潤稅、勞動力稅和其他稅收等。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財稅專家告訴第一財經記者，從世界銀行的這一指標來說，他們認為中國企業稅費負擔在世界上排第12名。

不過中國官方對這一指標並不太認可，認為中國總稅率虛高。

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李萬甫近日撰文認為，中國企業承擔了90%以上的各種稅費，而個人承擔各類稅費占比不足10%。但由於我國是以流轉稅為主的稅制結構，流轉稅(如增值稅等)占我國稅收比重三分之二左右，由於流轉稅依附於價格，受市場供求關系的影響，企業可以實現轉嫁，納稅人與負稅人分離，企業只履行繳稅義務，並非負擔者。流轉稅為主體的稅制結構會導致按照世界銀行公布的“總稅率”指標計算的企業稅負虛高。

簡單說，世界銀行公布的反映企業稅費負擔的總稅率雖高達68%，但實際上其中部分稅費負擔企業可以轉嫁給普通消費者或產業鏈下遊，企業實際稅費負擔並沒有這麽大，因此虛高。

對這一說法，也有學者發表不同意見。

天津財經大學財政學科首席教授李煒光告訴第一財經記者，世界銀行總稅率已經公布十年了，按照中國說法叫商業利潤稅費率，稅費主要來自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用和其他稅種，並不包括可以轉嫁的流轉稅，也就是說理論上這里的稅費負擔就是企業實際承擔的稅費，因此68%的總稅率並不存在虛高，考慮到中國企業稅費抵扣不充分，甚至有可能存在低估的情況。

根據報告，中國的總稅率為68%，其中利潤稅率10.8%、勞動力稅率48.8%、其他稅率8.4%。

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副院長鄭春榮對第一財經記者稱，總稅率指標分析方法並不科學。勞動力稅率其實是指社會保險繳費占企業利潤比率，在68%的總稅率中，中國的勞動力稅率高達48.8%，這一方面說明了企業社會保險繳費負擔很重，另一方面體現社會保障待遇高，保障力度大。反觀一些發展中國家，由於國民基本養老醫療保險都沒有，當然勞動力稅率就低。

李煒光認為，雖然中國社會保障五險一金(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和生育保險及住房公積金)被當作職工福利，但對企業來說影響其當期利潤，本質上就是一種稅。

鄭春榮也表示，目前我國生育保險、工傷保險和失業保險資金結余量較大，客觀上應該降低費率，而這兩年政府也正在做這件事。

宏觀稅負偏高

盡管對中國企業稅負全球排名是否在12位各方有不同看法，但對於當前企業稅費負擔重並沒有爭議。

國內通常用宏觀稅負作為判斷企業稅費負擔的重要指標。近20年政府規模不斷擴大，提供的公共服務不斷增加，中國的宏觀稅負一路攀升，在減稅降費舉措下近些年穩定在29%左右。

今年7月26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降低宏觀稅負。這是一個重大的決策部署，因為此前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是“穩定稅負”。近日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在部署2017年經濟工作時再度強調減稅降費。即降成本方面，要在減稅、降費、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

近些年政府出臺了不少減稅的政策措施。“營改增”擴圍和轉型、小微企業免征範圍擴大、允許企業追溯過去3年應扣未扣的研發費用予以加計扣除、節水及環境保護專用設備企業所得稅優惠、取消減免一批政府性基金、擴大18項行政事業性收費免征範圍等等，不斷加大減稅清費力度。

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近日對媒體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定調，未來還會進一步降低稅費，這就相當於是顆定心丸。至於具體怎麽減、哪個稅種減，還要等待具體政策，這需要綜合權衡。從長遠來看，減稅仍必要，但相對容易。其實更重要、更難的是推動經濟社會改革，這才是降低企業負擔的根本出路。

“我們通過調研發現，體制與機制的不順暢，才是造成企業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譬如，目前中國發電企業產能過剩閑置，但同時企業用電成本又很高，其實雙方都有降低電價的需求，但當前電力體制卻使這個問題長期難以解決。再比如，有些企業抱怨中國借貸成本高，根本原因是金融體制改革不到位，造成金融與實體經濟的脫節——現在中國不是缺錢，反而資本相對過剩，很多錢一直只在金融體系里轉圈，即俗話說的‘錢生錢’。”劉尚希說。

中國勞動年齡人口連續五年下降 勞動力供給並未減少

國家統計局今日發布數據稱，2016年全國勞動年齡人口為90747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5.6%。

這也意味著，全國勞動年齡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349萬人。這是中國勞動年齡人口自2012年連續五年凈減少。

目前我國人口總量平穩增長，國家發展改革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2016年末中國大陸總人口(包括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現役軍人，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138271萬人，比上年末增加809萬人。全年出生人口1786萬人，比上年多增131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95‰;人口自然增長率為5.86‰，比上年提高0.9個千分點。從性別結構看，男性人口70815萬人，女性人口67456萬人，總人口性別比為104.98(以女性為100)。

國家衛計委副主任王培安此前曾表示，不能簡單地以人口多少判斷是否對經濟社會發展有利，“勞動年齡人口規模雖然下降，但是經濟活動人口和就業人口的數量仍然持續增長，勞動力供給並沒有減少。”

王培安稱，總體上看，我國勞動力數量仍然充裕。2015年，中國15-64歲勞動年齡人口總量為10.03億，是歐美發達國家總和的兩倍。目前， 我國的勞動生產率僅為歐美發達國家的1/8，通過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提高勞動生產率的空間很大。王培安認為，一直到2030年，我國的總撫養比低於50%，仍處於人口紅利期。

而在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王培安認為，中國處於人口發展深度轉型期，要重點研究如何化解人口總量與結構矛盾，如何保持適度生育水平，如何創建生育友好的制度環境，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

和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並存的，是老齡化程度的持續加深。根據統計，2016年60周歲及以上人口23086萬人，占總人口的16.7%，比上年增加了0.6個百分點;65周歲及以上人口15003萬人，占總人口的10.8%，比上年增加0.3個百分點。

一方面是勞動年齡人口連續五年凈減少，一方面是老齡人口持續增加，這意味著中國人口的贍養負擔越來越重，未來的養老壓力將越來越大。

我國自2012年首次出現勞動年齡人口的凈減少。2012年，中國15-59歲比上一年減少345萬人，占總人口的比重為69.2%，比上年末下降0.6%，系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數量首次出現下降。

勞動年齡人口的變化直接影響到贍養比和撫養比的變化。盡管學界對於中國的人口紅利是不是已經消失、還能延續多久尚存爭議，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中國正在面臨日益增加的養老壓力。

據人社部、全國老齡委等有關部門預測，到2035年，中國老年人口將達到4億人。

人口的老化程度被認為是人口影響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在中國，老齡化加深的同時，勞動年齡人口絕對數量的減少和年齡的老化也日益突出，值得各方關註。

在我國人口總量平穩增長的同時，城鎮化率繼續提高。

從城鄉結構看，城鎮常住人口79298萬人，比上年末增加2182萬人，鄉村常住人口58973萬人，減少1373萬人，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城鎮化率)為57.35%。年末全國就業人員77603萬人，其中城鎮就業人員41428萬人。

2018年城鎮新成長勞動力將超1500萬人創歷史新高 820萬為高校畢業生

每經記者 李彪 每經編輯 姚祥雲

在連續5年完成城鎮新增就業人數超過1300萬的基礎上，今年就業工作仍將承受壓力。

1月26日，人社部召開2017年第四季度新聞發布會，人社部新聞發言人盧愛紅介紹，2017年就業形勢穩中有進，全國城鎮新增就業1351萬人，四季度末，全國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9%，城鎮失業人員再就業558萬人，就業困難人員實現就業177萬人，均超額完成全年目標任務。

這意味著，城鎮新增就業已連續第五年超過1300萬人。但是，2018年的就業壓力仍然較大。

盧愛紅稱，2017年，我國就業工作交出了一份非常精彩的答卷，就業局勢穩中有進，成績超出預期。但從總量上看，2018年的就業壓力依然存在，今年城鎮新成長的勞動力保持在1500萬人以上。

據了解，2017年城鎮新增就業人數達到了1351萬人，同比增加了37萬人，達到歷史的新高。城鎮登記失業率連續四個季度都保持在4%以內，四季度末是3.9%，這是2002年以來的最低水平。

其中，2017屆高校畢業生就業水平繼續保持在高位，鋼鐵煤炭行業去產能職工安置平穩有序，全年分流安置當年和結轉的職工38萬人，兩年累計安置職工110萬人。從失業人員和困難群體就業看，就業人數也再度實現同比增長，超額完成年度任務。600萬建檔立卡貧困勞動力實現了就業增收。

盧愛紅說：“去年人力資源市場的活躍度上升，100個城市的人力資源市場招聘人數連續四個季度同比在增加，求人倍率四季度達到了1.22，是非常高的一個數，這個數據也是2001年以來的最高值。”

在圓滿完成2017年就業工作後，2018年的就業形勢將如何呢？

對此，盧愛紅介紹，從2018年情況看，經濟總體向好的趨勢將有利於改善就業預期，企業經濟結構優化、改革創新紅利持續釋放也將進一步拓展就業增長的新空間。預計今年就業局勢有望繼續保持總體穩定。國內外經濟增長不確定性依然很多，也將對就業產生傳導效應，就業形勢將會更加複雜。從總量上看，壓力依然存在，今年城鎮新成長的勞動力保持在1500萬人以上，其中高校畢業生達到820萬人，是一個歷史新高。大量的登記失業人員需要就業，幾百萬的農村轉移勞動力也需要在城鎮找到新的就業空間。從結構上看，就業結構性矛盾更加複雜、更加突出。

此外，盧愛紅也指出，隨著轉型升級的推進，勞動者的技能水平和崗位需求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越來越突出，從兩個方面來看：技術技能人才嚴重短缺；部分高校畢業生和低技能勞動者就業更加困難。化解過剩產能、僵屍企業出清等結構調整深入推進，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發展，也將對就業帶來新的影響和新的挑戰。